洛根·蒙斯图尔特以历史专业三等学位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成绩怎么这么差，以及为何会对考试结果那么盲目自信。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在他未来的生活中，他也用不上这个历史学位，所以结果就无关紧要了。他搬回伦敦萨姆纳他母亲的家，在那儿，多亏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他得以继续撰写雪莱的传记。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国旅行，跟本·利平待在巴黎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头两本日记不同，第一本伦敦日记在日期的记录上非常随意。所有括号里的日期都是根据相关信息推测出来的。这本日记始于一九二八年快要结束时。
1928年
（10月）
萨姆纳
伦敦的雨轻敲着窗，让我梦到了巴黎。我躺在沙发上，幻想本的新公寓如果是我的，我会如何重新装饰一番。
最喜欢的颜色：灰褐色，绿色。
最喜欢的家具：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写字台。
最喜欢的画：本的弗拉曼克。
最喜欢的时间：黄昏时喝杯鸡尾酒的时刻。
我歌唱欧洲，歌唱它的铁路和剧院，
还有它星座般的城市……
——（瓦莱里·拉尔博）
母亲要把我逼疯了，总要操心我一日三餐吃什么。“我离家六个星期了，”我说，“我吃什么你完全不了解。”“话虽如此，”她说，“但我不管：在这个家里，你就得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今天早餐时，她让亨利给我端来一大盘培根、鸡蛋和蘑菇。我简直要吐了。我跟她说，午餐前我最多只能享用一杯咖啡加一支香烟。
安娜。对安娜的狂热欲念真真切切地开始了，而我回家不过一天。我们的最后一次是那么美好，又那么悲伤。爱之梦——是爱之梦，还是爱的梦幻？对安娜的爱的梦幻。她去坐浴盆洗澡时，我走到窗边，站在那儿看下面的街道，有位上校耐心地站着等候：他抽烟时，烟头小小的橘黄色火光便亮起来。
（事后补记。一九五五年。安娜在蒙帕纳斯大道旁的阿萨斯街上一家名叫香塔尔之家的高级妓院工作。那里干净整洁、井井有条，通常都有六七名女孩可供挑选。安娜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和周一上班。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刚开始去那儿时，她应该有三十好几了。我记得她有一头漂亮的棕色秀发，我总让她把头发放下来，她会不情愿地照做。她的皮肤非常白皙，但已开始失去紧致和弹性。她对自己胖胖的小肚子有着完全不必要的害羞。她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细。她法语流利，英语说得一般。她的丈夫，就是那位上校，总会在她下班时出现，无论天晴下雨，都在街上等她。他们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失去了一切。等她出现后，他会伸出胳膊让她挽住，然后一起朝蒙帕纳斯的地铁站悠闲走去，如同外出散步的中年中产阶级夫妻。现在我经常想，早年间那些与苔丝和安娜的性经历，是不是让我变得无可逆转的扭曲又乖戾了。）
（11月）
我把《思想的想象》的打字稿交给罗德里克，他像翻电话簿一样翻看着，随机念出里面的句子。“我有种感觉，这本书能让我名声大振。”他说。我说：“你该关心的难道不是我的名声吗？”他笑了，显得有点急躁，他道歉说不该如此明显地表露自己的野心。我们聊了一下莫洛亚，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问题。罗德里克觉得，莫洛亚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他做好了铺垫，充当了理想的拓路人。
午餐（在常青藤餐厅）后，我走路回家，我既兴奋，又有些奇怪的失落。我二十二岁，刚刚将我的第一本书交给出版人。但我依然隐隐担忧，该如何度过我的余生。当然是再写一本书啦，你这笨蛋。
一走进安娜的房间，我就发现洗脸盆旁边有把遗落的梳子。她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像个天真少女般红着脸，同时又怒气冲天、心神不宁的。她把梳子扔进废纸篓。上一个客人留下的这件东西对她造成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影响。又有一天，我问她多少岁了，她笑了一声，说：“哎呀，三十，三十岁啦。”我好奇她和上校一九一七年以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的年纪够当我的妈妈了吗？”我问。她认真思索了片刻，皱起眉头。“够了，”她说，“要是我是个很坏的女孩子，就够了。”她拒绝与我在香塔尔之家以外的地方碰面，说这样对上校不公平。她在香塔尔做的这些事是与外界隔绝的，是隐秘的，最远只到大门口。香塔尔只是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资金来源，无论这笔钱是多么微薄（上校为什么不工作呢？我想。又或者，他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她忠实的常客——其他姑娘我都不想要——我来之后会在会客厅等到安娜有空为止。我给香塔尔夫人付五十法郎，按照现行汇率，不到两英镑。我会再给安娜多付二十法郎。她将钞票小心地折起来，塞进带拉链的小皮包。我喜欢把这想成是我在为他们共同的生活做点贡献。我觉得我对他们俩都很关心，安娜，和她忧伤的上校。
12月25日，星期二
母亲把给我的零花钱增加到一年五百英镑，作为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想我们一定是非常有钱了：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肯定在美国施展了什么魔法。在巴黎生活，我一天只要一英镑（除开找安娜的开销）。我还在等罗德里克的消息。
12月26日，星期三
给本写信，问我新年期间能不能住在他那里。想以我所知道的安娜的生活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谨慎起见，最好还是等听到《思想的想象》的结果再说。
1929年
（1月1日，星期二）
洛根决心：
离开家，给自己找间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跟兰德多见面。
冷酷多些，顺从少些。
要工作，要写作，要生活。
1月2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皇家餐厅见面，喝鸡尾酒。我来早了，但我很开心地拿着酒和书坐着，默默看着表演。我感觉，我在巴黎的时间让我和伦敦的所谓知识分子圈子保持了绝妙的距离。依我看，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仅限于爱喝啤酒的小英格兰主义记者（贝内特、威尔斯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我看着这些文人转来转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拿着普鲁斯特小说的瘦削年轻人。
兰德走进来，跟往常一样，她一路经过的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来很累，一见面，就立马告诉我，她跟波比·贾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实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说：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诉她，她的工作（无偿为一位工党下院议员当秘书）对波比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毕竟他是准男爵之子，是保守党政要。她承认我说的可能有道理，可她还是觉得波比“不会如此狭隘”。没有什么比情人的缺点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这句话用法语说出来应该更动听。我还说，她天天往传单上贴邮票或是打印信件，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学历（当然，她拿的是一等学位）吗？恰恰相反：她预测工党政府将赢得下次选举。我送她上了开往汉普斯特德的地铁，我们吻别时，我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拥抱。
稍后。母亲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正在举行小型晚宴，我能听到下面传来的笑声。母亲随时会用留声机放起伦巴舞曲——好了，现在真放了。再次见到兰德让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让我烦恼的糟糕成绩。我无法解释我怎么会如此误判自己的成绩。我真的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勒梅恩叫我去见他时，我也是坚持这么说的——他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霍顿给我写了封很贴心的信，说任何人的成绩在他们的一生中，最多占据两个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况皆是如此，这取决于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学位，彼得也是。卡塞尔压根儿没有参加考试。普雷斯顿拿了一等，决定继续留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从没问我拿的是什么学位：我不知道她以为我在牛津的这三年都在做什么。
看到兰德后，我对安娜的狂热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间，我愿意在伦敦再留一段时间了。
2月15日，星期五
和迪克在诺维奇车站碰头（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里结着厚厚的霜，日头低悬，但阳光灿烂，灿烂到我们都拉下了包厢的百叶窗。安格斯（卡塞尔）开着一辆相当时髦的达拉奇来车站接我们。迪克不愿把他多出来的一支枪借给我（“为什么不借？”“你自己去买。”），于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说我的枪还在修理）。安格斯说他家到处都是枪——应该没问题。
他家的房子很丑，还有一大片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尔德伯爵在十九世纪中期修建的，花园倒是很漂亮，枝繁叶茂，一丛丛的树林（我觉得针叶树太多了点），游乐设施和景观都准确体现出设计时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每样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热水、中央取暖，还有电灯。我洗了澡，换了衣服，下楼去。伯爵看起来相当温和——胖胖的肚子，乐呵呵的，总是自顾自哼着歌，喘着粗气。他让我叫他艾斯莱德；我还是有点叫不出口，但我发现迪克很自然就这样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药：她的脸瘦削、阴郁、长满皱纹，头发染成黑色。聚会上有十来个人，有年轻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时，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莱蒂西亚小姐（“请叫我洛蒂”）中间。洛蒂娇小玲珑，穿着伦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组合有点不协调——鼻子太宽，嘴唇太薄（继承了母亲的特点），两眼间距过宽——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别漂亮。她很健谈，活泼好动，对巴黎的事怎么都听不腻。（“你去过黑人舞会吗？你看到了女同性恋吗？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吗？”）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则像个移民官一样审讯着我。你在哪儿出生？蒙得维的亚。那是哪里？乌拉圭。还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们在那儿做什么？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何，我不想在这群人面前提到“罐头牛肉”这几个字）。你母亲是哪里人？蒙得维的亚。我仿佛听到她的脑子转得飞快。她是乌拉圭人，我说。太神奇了，你竟然还有外国血统，她说，然后便把脸转向她右边的人。
晚餐后，安格斯向我道歉，说他妈妈就像个控方律师，对谁都是那样拷问。我说我觉得，她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个混血儿时，好像有点不安。安格斯认为这很滑稽。“嗯，”他说，“洛蒂倒是觉得你好得不得了，这算是安慰吗？”
第二天——寒冷刺骨——专门有人在林间把鸟赶出来，让我们开枪瞄准。中午在小木屋里野餐后，我们又继续打了会儿鸟。我什么都没打到，但还是起劲儿地开枪扫射，装个样子。迪克是神枪手——他打的鸟接二连三从天上掉下来。星期天，我宣布退出，我说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图书馆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说，我越和洛蒂接触，就越觉得她漂亮——她不化浓妆时更美）。可是，哎呀——这沉闷的乡间生活真让人头脑麻木。伊妮德夫人时不时走进来，确保我没有在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上强暴她的女儿。就在午饭前，管家通报，有通电话要找蒙斯图尔特先生。是母亲打来的：罗德里克·普尔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告诉你，他很喜欢你的书。”
接完这通电话，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熬过去了——那个伪名流英国佬对我使再坏的招儿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觉我已超越这帮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这个自不必说），他们只知道谈论各自的狗、打猎的事以及无趣的家庭。晚餐时，我坐在一位医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亲中间，我像老友般跟他们畅谈（至于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围的这些笨蛋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在这市侩势利的小圈子里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着呢。
早上，我们正要离开时，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冲着我微笑：她说她的表亲觉得我很有趣，她还补充道，他们准备在春季为洛蒂举办舞会——在伦敦——如果我能答应当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将感激不尽。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了，这些纠缠不休的琐事：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这不是我想栖居的世界。这里很适合迪克：对他来说，这里就像另一个家——是他苏格兰社交圈的英格兰版本——可它不适合我。安格斯还算讨人喜欢，可就因为我们一起在艾比念过书，我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吗？这些都是英国人做出的悲哀妥协：幸好巴黎让我的眼光更锐利了。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我抛诸脑后。
（2月）
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将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并预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问罗德里克，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是否都按这个标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书）。他建议我找个文学经纪人，并推荐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几年后，道格拉斯刚刚开了自己的公司。罗德里克带我去他的俱乐部（萨维尔）喝香槟。书将在秋季出版。萨维尔的气氛很舒适；我在想要不要让罗德里克帮我申请会员。
*
华莱士·道格拉斯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他说话很慢，带着浓浓的苏格兰口音。“洛根·蒙斯图尔特吧？”他好奇地说，“你有苏格兰血统吗？”我父亲那边往上好几代是苏格兰人，我说。我发现，苏格兰人总热衷于一开始就攀这种关系。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三件套的套装、白衬衫，系着公司的领带，头发抹了油，分得一丝不乱。他看起来像魁梧版的t.s.艾略特。他同意接纳我这个客户，并从我五十畿尼的预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那么，”他说，“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我要去巴黎住一阵。”
“嗯，写几篇文章怎么样？《邮报》？《纪事报》？只要是写巴黎的文章，美国杂志都想要。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突然，我对这位自信健壮的实干之人涌出一股暖意。我有种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好朋友。
“好的，拜托了，”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写。”
我感觉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3月11日，星期一
我给兰德打电话，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在苏荷区的那不列塔纳餐厅见面，吃了肉丸和意大利面，喝了一瓶基安蒂红酒。我把我的新消息告诉她，她露出由衷喜悦的表情。她是真心为我高兴。如果位置互换，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们又点了一瓶基安蒂——我开始喝得上头了——我说起巴黎，说等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好了，她就到巴黎来，我的文学经纪人——我好喜欢说这个词啊：我的文学经纪人——会在报纸和美国杂志上帮我找发表文章的机会，然后，等我的书出版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她朝我微微笑着。我只想吻她。
（3月）
华莱士——我现在叫他华莱士了——帮我跟《时代与潮流》杂志签了三篇文章的约，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先驱论坛报》的稿约（“巴黎文坛”板块）；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镑，第二篇十五英镑。他说，如果这些文章反响都不错，应该还会有更多机会。我都等不及了，但我发现我在找借口推迟我的旅行。兰德的事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识和解决，我就还不能去巴黎。
4月2日，星期二
夜深了，晚上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包厢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这趟海陆联运火车轰隆隆地开出滑铁卢，穿行在伦敦藏污纳垢、灯光昏暗的郊区，朝蒂尔伯里前进。黎明前，我将抵达巴黎。
兰德和我在普来维塔利餐厅晚餐后，她来车站为我送行。我一直想让她确定来巴黎的时间，可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选举的事，拉姆齐·麦克唐纳、奥利弗·李、选区之类的。火车就要出发时，我把她拉到一个堆满邮包的手推车后面，我说：“兰德，上帝为证，我爱你。”说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几个搬运工人朝我们吹口哨，我们才停下来。“到巴黎来，”我说，“等我一安排好，就让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周末来。”“到时候再看吧，”她说，“给我写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说，“我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
（4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尔之家找安娜，不知为何，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也察觉到了。“还好吗？”她问，“一切都还好吗？”我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并把她拉到我身边以示证明，可显然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了。我下了床，在房间来回踱步。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来，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着我。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她问，“就在巴黎？”
“不是。那女孩在伦敦……”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我认识她很久了。我们一起念的大学。她不算特别漂亮。她很聪明——这是当然。她家里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把她的事都跟我说说吧。”
于是，我坐到床上，我们喝着酒，抽着同一支烟，我说了半个小时兰德的事。时间到了，我跟她吻别，紧紧贴着她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性冲动又回来了，我后悔没有利用好与她共处的这两个小时。我说，过几天我还会来找她的（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看来兰德魔咒被打破了。
（4月）
搬入艺术学院街上的伦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檐下我拥有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小客厅，任何时候想泡热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这基本上和自己找间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弃了他在格勒奈尔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开的画廊楼上的单间——那里住不下我了。画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给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说“兄弟”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和家族事业的概念。他确实有个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伦敦当律师，要不就是会计师，我记不清了。华莱士在《水星》杂志帮我找了个活儿，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对《水星》称不上狂热喜爱——它有一种烟斗、啤酒加潮湿粗花呢外套的气味——可乞讨者不能挑三拣四。
5月8日，星期三
“利平兄弟”开幕前的特邀观摩。我早上七点就到了。一个人都没有。本非常紧张，在担心画展的质量。他有一幅德朗、两幅小的莱热、不少花哨的俄国画，还有一幅小的莫迪里阿尼。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大概有十来个人闲逛着走进走出，什么都没买。我出五英镑，买下那幅莫迪里阿尼，并拒绝本给我减价。本灰心丧气的，我说了些陈词滥调的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不管怎样，我带他去花神咖啡馆喝香槟。
“看看你的成就，本。”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写了一本书了。”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画廊，天哪。我们都还只是孩子呢。”
“我需要现金，”他阴郁地说，“我现在需要买。现在就要。”
“耐心点，耐心点。”我的语气像个老姑婆。
一对夫妻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他们认识本，本介绍说他们是蒂姆和爱丽丝·法雷诺，都是美国人。男的晒得黝黑，英俊帅气，只是头发稀疏。女的娇小美丽，总是皱着眉头，表情紧张，像集中了过多精力。
“你们没来我的开幕式啊。”本抱怨——他显然和他们很熟。
“天哪，我还以为是下周呢。”法雷诺轻松扯谎。
“我们忘记了，”爱丽丝说，“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们不得不和好。你不会想让我们出现在你漂亮的新画廊的。”
法雷诺立马红了脸，显然不像他自己装出来的那般无所谓。我们都笑了，尴尬的气氛化解了。
他们是来跟另外几个美国人见面的，我们受邀加入他们在咖啡馆后面的行列。接连到来的客人让我糊里糊涂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说给我听的十几个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我旁边坐着个高大强壮的方脸男人，留着胡须。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冲着桌子对面个头较小的尖脸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这好像是他们之间幼稚的笑话：他俩都控制不住地放声狂笑起来。本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女孩独自坐着，便从我身边走开了。我默默喝着酒，相当开心，没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现在桌上。这时，爱丽丝·法雷诺悄悄坐到我身边，问我是怎么认识本的，还有我在巴黎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等我的书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脸男人的衣袖，为我们做了介绍。洛根·蒙斯图尔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谁，但我没有说。喝到这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开始充满嘲讽地模仿起英国人，满嘴都是“老伙计”“老兄弟”“老家伙”什么的。爱丽丝说：“别他妈烦人了，海明威。你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爱丽丝·法雷诺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着一个脸色苍白、脸型细长、端庄严肃的法国年轻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没听清她姓什么。我怀疑本对她颇有兴趣而且很认真——有时候酩酊大醉反而让我思维清晰。我带着他回雅各布路时，他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她简直是神魂颠倒，他说，可这也让他万分痛苦，因为她的父亲身无分文，而且她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不能为了爱情结婚啊，”他说，“这不在我的计划里。”
他去洗手间吐了，我四下转悠，查看成堆的油画。这个房间比格勒奈尔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随意走动时，我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写着熟悉的字迹。
“彼得给你写了封信？”本回来时，我问他。
本惨白的脸色中露出隐隐约约的鬼祟。“是，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可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和苔丝结婚了。”
他把信递给我。是真的：他们结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报》当助理编辑。苔丝和父母没有和解，彼得的父亲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彼得却说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幸福过。
我感觉酸涩的妒意慢慢涌上心头，接着是担忧。为什么彼得给本写信却没给我写？难道苔丝把一切都坦白了吗？
“说不定正有封信在伦敦等着你呢。”本说。愿上帝保佑他。
“说不定吧。”我说。
5月9日，星期四
从银行出来时（拿着要买莫迪里阿尼的钱），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个农村。”他说。说完他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解释说，是一个特别朋友的存在让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们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阳光，他问我是怎么认识法雷诺夫妇的。我做了解释。“蒂姆是全欧洲最懒的人，”海明威说，“他妻子倒是非常可爱。”我们交换了地址（原来他已经结婚了），并约好再见面。我们都有书要在秋天出版——他看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6月7日，星期五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间热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速战速决，办完了事。我点了一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块，我们在床上休息，边聊边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就要回伦敦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会想念我的，并希望我能尽早回巴黎。
“我们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说。
“当然。特别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我们做了爱。我们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过你出了钱。”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这样，和这不一样。你了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了解你和上校。”
“当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我在想，香塔尔夫人是不是在这儿推行了某种规定：客人每一次热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她们都必须以委婉的提醒来回应，让客人不要忘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金钱交易。我有点儿伤心。
出于某种缘故，我在离开后，又决定再留会儿——时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处门廊里，直到上校出现。八点左右，安娜从香塔尔之家走出来，他俩一语未发，手挽着手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到地铁站，排着队倒数第二个上了他们后面的车厢。我看到他们在雷阿勒站下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发现，远远盯梢，一路跟到他们住的公寓楼。我记下门牌号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指望得到什么呢？
描述你的思想状态。不安全。不确定。焦躁不安。
概述你的情绪。性饥渴。内疚。独处巴黎带来的强烈的肉体愉悦。痛恨时间：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这一天、这一周、这一月、这一年，永远。只想象得出等待着我的漫长而缓慢的衰落。对安娜的痴狂与对兰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周可以五次满足自己对安娜的痴狂。这似乎越发刺激了我对兰德的痴狂。
你为何如此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我觉得自由。
6月13日，星期四
我明天回伦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饭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楼外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希望她能出现。我就想跟她见一次面，能远离香塔尔之家的氛围和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大街上随意地邂逅彼此，我会举起我的帽子，我们相互问候，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老掉牙的话，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一个不同的层面，某种日常的东西，与妓院和付钱买春无关的东西。她当然并未出现，我的脚开始痛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寻找公共汽车站时，我路过一间街角的小餐厅。我往里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儿，看着报纸，面前还摆了一杯茴香酒。我装作自然地走进去，点了杯啤酒，不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桌上。从近处看，他比安娜显得老很多——我猜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的衣服破旧但很干净，他系着黄色的领结，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颜色的手帕。看来，是个讲究的人。他留着小胡须，末端向上翘着，白胡子比黑胡子多，头发也一样，抹得油光发亮，向后梳着，没有分开。他站起身，把报纸放回架子，我又去取来了。头版头条全是庞加莱糟糕的健康状况。
“这么好的天气却生病了，真可怜。”我用法语说。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感觉很尴尬，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妻子做过几十次爱——操了她几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脑儿脱口而出——我们是怎样以各自的方式关爱安娜的，我们是怎样分享着她的，我给她的那些小费应该也帮了他不少——好像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们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总而言之，他说了几句庞加莱年老力衰的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像连珠炮一样快，而且夹杂了很多俗语——说真的，他的法语简直是无懈可击。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开始漫无边际地闲聊。他看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他说，是从我的口音推断的。接着，他又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礼貌地补充道，我的法语也说得相当好。我耍了个心计，我说我感觉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口音。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他宣称。我把话题引向报纸上德国共产主义者暴动的新闻，我说他们应该出动军队，并顺便问他有没有参军的经历。他说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应征入伍，但由于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请他喝了杯酒，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以前是个旅行推销员，可他的公司破产了，从那以后……他看了看手表，说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后离开。看来，他显然不是什么白俄罗斯军队的上校。
6月24日，星期一
萨姆纳
我不在家时，母亲重新装修了我的房间（这是什么奇怪的强迫症？），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半的书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从来没碰过你的书，亲爱的，”她说，“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它们。她还把玛丽·罗兰珊的画挂到了楼下厕所。我拿了回来。我们有了辆新车，福特。
早上，我去了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在小饭馆午餐时，罗德里克告诉我一个新消息，他们不得不将《思想的想象》推迟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计划排得太满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这种蹩脚的借口。我大伤脑筋，感觉陷入了迷茫：我是个作家，但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已确实出版了的书——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去书店买到它。罗德里克说，他很喜欢我从巴黎发来的稿子，说不定我可以再多写几篇，一并收录在精装文集里。
“那小说怎么样？”我激动地说。
“哦，我们，呃，当然也很喜欢小说……”他谨慎又口齿伶俐地说，“不过我得说，我从没觉得你会成为小说家。”
“那你觉得我会成为什么，罗德里克？”
“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当然也随时可以转去写小说。”他完全恢复了温和愉悦的态度。
我想，正是他的怀疑真正燃起我的斗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间，一定要写本自己的小说。就写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年轻作家，一个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国妓女，以及她宣称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书名该叫什么呢？
我在南肯辛顿站出了地铁，在那儿巡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达克。很高兴又见了面，我们热情地握手，回忆起大罢工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了，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还是巴特西那个地址。
（6月）
达克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可他的妻子蒂尔达就非常紧张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为茶点道歉，为孩子们吵闹道歉，为后花园的状况道歉。小男孩名叫爱德华——“是以威尔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尔。我们穿着衬衫，坐在花园躺椅上，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阳光很暖，我的肚子里塞满水果蛋糕，感到一种平凡的宁静降临在我身上。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奋斗啊野心啊——
“对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有点干。”
“很好吃。请叫我洛根。”
“你想吃点三明治吗？但恐怕只有鱼肉泥馅儿的了。”
她把孩子们带进屋后，达克又接着替她道歉，这让我更不自在了。“她是个好妈妈，”他说，“很勤劳，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他朝我转过身说：“我非常爱她，洛根。认识蒂尔达让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该如何应答这样的宣言。“你是个幸运的人，约瑟夫，”最后，我这样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运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说，显然很开心。
他是个真诚的人，约瑟夫·达克，可我得问一问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它们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让它们接受考验。我在这里，和一个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对他屈尊降贵，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多么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我不会四处吹嘘这次见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尔那样的人就会，他们会把这样的友谊当作徽章挂在身上。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是他邀请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们俩都能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点什么。
（9月）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画廊。在他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小幅珍贵的水彩画，作者是克利，我没听说过。有一天晚上，我们目睹了两伙警察激烈的街头打斗。最后，终于坐火车去了维也纳—在蒂罗尔—库夫施泰因、霍尔、基茨比尔旅行。接着是萨尔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苏格兰，照惯例，经由加拉希尔斯去基尔多纳。迪克的狩猎派对比往年规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借口，直接宣布不参与战斗，只以散步、钓鱼或坐公共汽车去特威德河谷来打发时间，公共汽车沿河谷而上，开往山间平缓地带的一个个磨坊小镇。晚上，我尽情喝酒享乐。安格斯（卡塞尔）和洛蒂也在那儿。洛蒂显然对我神魂颠倒。一天晚上，客厅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带着些许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个字都不愿听。
回忆：有一天，天气炎热，但空气清新。我沿着河岸往上走，水很浅，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这是特威德河的一条支流，我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寻找水塘。在刺眼的阳光中，岸边树林下的阴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边的漩涡里，钓了一个钟头鱼，我钓到三条小鳟鱼，又把它们扔回水里。我吃了面包和奶酪，喝了冰凉的啤酒，穿过田野走回基尔多纳，阳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边度过完全孤独、彻底宁静、纯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须更多地去体验这种快乐。
10月22日，星期二
小说进展不错：它的篇幅不会很长，但应该会紧张刺激，感人至深。我还没想好怎么结尾，也没想好书名。《思想的想象》校样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实现目标了。很快。
我去汉普斯特德福瑟吉尔家晚餐。兰德看起来很累，她说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里相当忙碌。她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来岁，是个画家。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发达，像个留着金色卷发的职业拳击手。他的举止透露出相当的自信。
跟福瑟吉尔一家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放松——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别人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弗农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诉他我买了一幅保罗·克利的画（保罗是谁？他问——英国文化真是狭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罗·克利是谁，好吧，他还即兴给我们做了十分钟介绍演讲。他赞赏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间，在他眼里，我变得还不错了。接着，休又对我说起政治，我点头同意墨索里尼是个禽兽，并将手伸过桌子，帮厄休拉点燃数不清是第几支的香烟。可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儿？在外面露台上看星星呢。哎呀。
10月30日，星期三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似乎让母亲有点惊慌。她念道：“股票市场出现混乱。急需现金。”“现金？”她说，“我没有现金。”从银行借点呗，我说，然后便上楼去写我的小说了。突然，我的脑中蹦出一个书名：“女孩工厂”。
1930年
1月1日，星期三
在轻微的宿醉中，迎来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尔家喝鸡尾酒，和罗德里克在萨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乐部。凌晨三点就寝。）
回顾一九二九年。与巴黎的缠绵故事。在伦勃朗酒店里的快乐时光。对安娜的狂热和“安娜/上校”之谜。对兰德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哼！就是对兰德与日俱增的爱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开始写《女孩工厂》。对延迟出版的失望。认真写着稿酬优厚的杂志文章。
结交的朋友：爱丽丝·法雷诺、约瑟夫·达克、洛蒂·艾奇菲尔德（？）。
无法确定的朋友：彼得、苔丝、休·福瑟吉尔。
失去的朋友：无。
结论：充满期待的一年；但很遗憾，离功成名就依然遥远。作家生涯真正开始了。挣到了钱。一九二九年证明，我能够以笔为生。
1月5日，星期日
晚餐时，母亲夸张地宣布，我们失去了纽约的公寓。
我：什么公寓，请问？
母亲：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说它没了。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母亲：我们付不起房贷。银行把它收走了。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为什么不让普先生卖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母亲：这我不懂。我们有好多股份，但他说都不值钱。一文不值。
我：我给你调杯鸡尾酒吧？
（3月）
切尔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国王路租了间带家具有花园的公寓。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可用作书房的多余的卧室。我把我的书和画都运来了，现在只需要地毯和垫子，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周来帮我“清扫”三次，她说她丈夫会打理好花园——加起来每个月六英镑。我拉上窗帘，点燃炉火，打开一瓶酒。显然，西里尔·康诺利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邻。《女孩工厂》进展顺利。
3月27日，星期四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里，在哈查德书店特地买了一本，作为某种象征。这是本漂亮的小书，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画是弗农·福瑟吉尔画的一幅小小的雪莱肖像，画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厅与罗德里克及托尼·鲍威尔共进午餐——鲍威尔在达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书拿出来，看着它，感受着它在手里的分量，随便翻开一页，念一两句话。我把作者简介看了又看：“蒙斯图尔特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可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在封底给别的书做广告呢？我认为这破坏了我的书的完整性。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卡斯伯特·沃尔夫写了本关于迪斯雷利的“有趣而重要”的新传记。你在我可爱的新书上干什么呀，卡斯伯特·沃尔夫？
我目前典型的情绪状态：既百无聊赖，又得意扬扬——无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条书评，得意是因为已经拿到了我的书，而且还是在书店里买的。突然间，我很想和兰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亲，虽然她说我的离开让她伤心欲绝，可她已经在计划把我的房间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就画画呗，雕刻呗，跳舞呗。”
4月13日，星期日
上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有篇不错的书评——说我的书“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我们可以相信雪莱的真实面貌便是如此”——《先驱报》的书评。“把莫洛亚彻底比了下去。至少我们现在有个英国版的雪莱了”——《邮报》的书评。我给罗德里克打电话，得知书的销量令人失望——目前为止只卖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这些书评都很好啊，”我说，“你就不能打打广告吗？”他嘟囔着说着什么季节性预算、春季赤字之类的，我无法理解。霍顿写来贺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写来贺信。唯一的问题是，我似乎失去写小说的兴趣。我写了大概两百页。我觉得，我可能会把那个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写死，让她得个肺结核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病。
（4月）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诺利夫妇、兰德、霍顿与辛西娅、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非常迷恋的一位年轻诗人，唐纳德·库南。晚宴相当成功，我认为，有汤、羊腿、水果奶油蛋糕，还有奶酪。很多酒。大家说了不少夸奖《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话，因为相关的书评也一直很好。康诺利说他会试着也写篇书评，发给《新政治家》。他一开始有点尖刻，但很快就变得温和。我们愉快地发现，我们都是以历史系三等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早点失败好，”我说，“这样，往后就都是上坡路了。”
兰德最后离开，我们在前门接了吻。轻轻的一个吻——是有可能成为情人的吻吗？我走路送她到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她说自己整个八月都会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语水平。真巧，我说，我也会在。
5月22日，星期四
从打字员那里拿到《女孩工厂》的稿子，去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拿给罗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写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他说，接着，他又恢复谨慎，“可内容不会太下流吧？我们可不能承受这书被禁的风险。”我说内容当然会很下流，但都很谨慎，不会超出适当的范围。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本济慈的传记——“雪莱的书卖得很好。”他说。
5月28日，星期三
我得说明一下，华莱士得知我亲自把书稿送去后相当生气。“这就像是拿我的剑，换了把匕首。”我说我没听明白。“虽然我还能刺出血来，但没有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开出一百英镑的预付版税，但华莱士想办法让他们提高到一百五十镑，他说达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尔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这本书。为表庆祝，我们在夸格里诺餐厅共进午餐。华莱士帮我在《周末评论》和《图说》杂志约了更多的稿。我们草列了一张清单，写下我认为我可以写的一些主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尔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从诺曼征服到克伦威尔摄政之间的英国历史、现代艺术，还有罐装牛肉，等等。“你可真是个多面手。”华莱士用比往常更干巴巴的语气说。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当作有趣的挑战、乐趣的源泉。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顿式的冷幽默风格。《思想的想象》销量开始攀升——现在已超过一千册。我感觉大家都在谈论它。西里尔（康诺利）那天晚上介绍我时说：“你一定知道洛根写雪莱的那本书吧。”
7月21日，星期一
丘纳德女士家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还有哈罗德·尼科尔森、达尔茜·沃恩·塔吉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伊莫金·格伦菲尔……沃祝贺我写的雪莱传记出版。我也祝贺他《邪恶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指给我看，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沃还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指导，要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正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完全真确性和炼狱说。我不得不打断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后，他似乎很震惊。我让他放心，我早已彻底脱离宗教，他带着窘迫的表情匆匆走开了。为什么他那样的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改变信仰呢？
8月8日，星期五
巴黎。又回到舒适熟悉的老伦勃朗酒店。不合时令的雨水打湿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风吹得百叶窗啪啪作响。兰德下周就要来了。如果不曾拥有我，那你也就不会寻找我——帕斯卡。我六点出门，在利普喝了杯酒，接着溜达到蒙帕纳斯，和本在丁香园咖啡馆碰头。我来早了，我本没打算去香塔尔之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德——可既然都到了这儿，我还是走了进去。香塔尔夫人热情地迎接我，并给我找来三个姑娘，让我任选一个，她们都穿着绸缎内衣，懒洋洋地躺着。“你知道的，我只喜欢安娜。”我说。“可安娜已经走了。”她回答，接着她解释说，是安娜自己要走的，还说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大吃一惊，马上悲从中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如果混用两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它先把你带上一条小道，接着又把你扔进屎堆。我想起那些为安娜疯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给了我写作《女孩工厂》的灵感。我意识到，我以为她会一直在这儿，不会像在大变活人的魔术里一样突然消失，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晚餐时，我闷闷不乐，本却兴致高昂，他的画廊开始有了起色，他还说了不少关于桑德琳的事。显然，她的小儿子非常可爱。我仿佛听见了未来婚礼的钟声。
8月9日，星期六
去了雷阿勒。我问安娜公寓楼的门卫，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厅里，既失落，又困惑——反思过后，还有点生自己的气。难道我还指望安娜会把她的新地址告诉她的常客吗？能从那样的生活中逃离是多么幸运。安娜会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该关注的是兰德。
8月12日，星期二
格外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奶油炖小牛肉）？不管是什么，今天早上去厕所时，我感觉拉出来的简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缝都火辣辣的，瘙痒难耐，去找兰德吃晚餐时也没有好转。兰德这个月都住在埃米尔·伯兰格家，他是商人兼艺术品收藏家（是弗农·福瑟吉尔的大客户）。兰德宣称一定要让自己的法语大大进步。伯兰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里，家里挂满平庸无奇的风景画，弗农的画在其中至少算是鹤立鸡群。兰德的头发跟我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这倒让她看起来像个十六岁的迷人少女。伯兰格一家都颇有魅力，他们对礼仪的过分讲究就像一种令人压抑的社交盔甲，让你觉得自己无法动弹，哪怕是挠一下痒或打个喷嚏，都会成为最失礼的事。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火烧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还有个人，叫西普里安·迪欧多内，自称作家。“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用极流利的英语说，“要是现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还会有点好奇，想认识我呢。”他身材圆胖，和蔼可亲，长着一张几乎完美的圆脸。纤细的金发掉得很厉害。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8月）
带兰德去画廊和本见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本对她说：“我们得交流信息，这样我才能掌握洛根的最新情况。”兰德四下闲逛，欣赏画作。她说：“格迪斯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一定得把他带来。”
“格迪斯？”
“格迪斯·布朗呀，傻瓜。他也在巴黎。”
真是个坏消息。本要到邦多尔去两周，叫我跟他同去。我很想去。可我不能把兰德留在巴黎，让她和格迪斯·布朗在一起。
（8月）
与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鲁特迪亚酒馆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轻松，还有共同的笑话——跟休和一条狗有关——两人回忆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问他们是什么笑话，他们说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稍后，兰德把本开画廊的事告诉布朗，接着又建议，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经纪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这不是很好吗，洛根？”
“什么？呃……是，很好。”
“我们去找他。就现在，今天下午。”
兰德对格迪斯·布朗是如此热情，而格迪斯·布朗只是坐在那儿泰然自若地嚼着牛排。我告诉她，本已经去了南方，到地中海去了。其实，他要几天后才出发，但我怎么可能帮格迪斯·布朗的忙呢？于是，我们改去布朗的画室，巴士底区旁边一处昏暗肮脏的小空间。他画的好像全是邻居的头像，画面又小又暗：一张张坚毅且棱角分明的脸上有很多虚化的阴影部分。我必须承认，画得都还不错。
8月25日，星期一
事情越来越荒唐了。我在八月的巴黎，热得浑身大汗，只想抓住与兰德相处的短暂片刻，却发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伯兰格家在特鲁维尔有幢房子，他们八月都住在那儿。生意上有需要时，伯兰格先生会回巴黎待一两天，所以兰德也基本不在巴黎。她不在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至少她也没有跟那个讨厌的布朗在一起。我觉得最让我恶心的就是他修长健壮的身材和小天使般浓密的金色卷发。
还得说一下，我跟迪欧多内一起吃了晚餐——他是个全然放松、彻底成熟但又羞涩胆怯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但谁都知道，他对我们的喜爱经得起最敏锐目光的考验。他聊起“世界主义者”和战前的法国文坛，聊起他们对于异国旅行的执着，他们的纨绔作风和对英式风情的追捧，他们对花小钱就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的欣赏，以及在离开祖国后产生的类似性冲动的兴奋：他们是外来者，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我既着迷又嫉妒。他说他会介绍我认识拉尔博，拉尔博翻译过《尤利西斯》，跟乔伊斯关系十分密切（“一个很难了解的人”）。迪欧多内显然很富裕，你只要瞄一眼他的穿着就知道了：他身上穿的一切，包括脚上的靴子，全是定制的。他“每年大概写两三篇小文章”，他说，他已放弃写诗了，那是“年轻人的事”。他的生活沉浸在文学、纵欲及异国风情中。去年，他有半年时间都在日本，他说那是个极其迷人的地方。我问了他更多关于世界主义者的事。哎呀，那个世界早不存在啦，他说，战争改变了一切。我想起我年轻时，他继续说，想起了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那些事，我们以为无比确定、永恒不变的那些事。我被他迷住了：这就是我应该过的文学生活；我应该早出生二十年。想象一下，我一年拿着五百英镑都能做什么啊！我可以雇个贴身男仆跟着我到处跑。我隐约有了下一本书的灵感。
（8月）
还是在巴黎。我决定周末回去。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我流连于塞纳河畔码头上的各家书店，买下了我所能找到的拉尔博、法尔格、迪欧多内和莱维特等人的书。我发现拉尔博的《一个富裕的业余诗人的诗》引人入胜。《世界主义者》，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我很喜欢这句话念出来的效果。不知道华莱士怎么想？格迪斯·布朗竟然邀请我共进晚餐，可我编了个借口——我说我感冒了。
（8月）
到我床上来，
到我心上来，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布莱斯·桑德拉尔）
春梦，梦到了兰德。现在，香塔尔之家对我没有意义了。我在这灰尘仆仆、烈日炙烤的美丽城市中独自流浪，盯着那些游客，仿佛他们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物。我随身带着一小摞薄薄的小书，在咖啡馆里、在独自一人晚餐时看这些世界主义者的作品，我迷失在一个由卧铺火车、西伯利亚大铁路、雾蒙蒙的北方城市，以及阳光下田园牧歌、人烟稀少的完美小岛所组成的世界。我梦到和兰德一起睡在卧铺车厢，在床铺上赤身裸体地并肩躺着，火车在夜色中向南行，冰桶里的香槟酒瓶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身下的车轮在轨道上运行，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引人昏昏欲睡。“平静单调又柔情蜜意的火车旅行。”
兰德来信了：她周一要来巴黎看牙医。我们有可能一起吃个午饭吗？
8月31日，星期日
我决定留下，只为有机会再见兰德一次。我在牙医诊所（在圣奥诺雷街）外跟她碰面，她换了很大一块补牙填料，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漫步到左岸，在花神咖啡馆吃了午餐——一个煎蛋卷，一份沙拉，加一瓶红酒。我跟她说了迪欧多内和世界主义者的事。红酒，以及我第二天就要回家这件事，给我壮了胆。
“兰德，”我说，“我必须知道格迪斯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朋友。我碰巧还非常崇拜他。”
“可是，你爱他吗？”
“我猜应该是爱的。以朋友的方式。”
“他也爱你，毫无疑问。真甜蜜啊。”
“我最讨厌你挖苦人了，洛根。你好像变了个人。”
“这你可不能怪我。”
她带着温顺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我说，“可你非要在我面前炫耀这个格迪斯·布朗。要是他适合你，那你就做出选择吧。别这样折磨我。”
她让我别说了。“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成熟又老于世故的作家呢，”她努力憋着笑，说，“格迪斯是同性恋。”
“同性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下午。兰德和我回到伦勃朗酒店，我们关上百叶窗，把酷暑挡在外面。床单是刚换过的，我们脱光衣服，趁着床单被我们的汗渍弄脏前，在上面享受了一分钟那冰凉、挺括、清爽的感觉。兰德留着刘海，拥有一对小女孩般挺翘的乳房。我吻着她，舌头尝到那天早上她补过牙后嘴里的金属绿薄荷味。我看着她穿上衣服，发现她的屁股和胯部比我想象的更加丰满。现在，我对兰德身上所有奇特的地方都很熟悉了，这让我扬扬得意。我送她坐上回特鲁维尔的火车，脑子里仿佛一直在播清唱剧。
只有此刻坐在这儿时，我才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床单上没有血迹。我不知道。
（9月—10月）
行程。兰德的事之后，我不能回伦敦了。我去邦多尔跟本待在一起。接着我去伦敦住了两周，然后去了维也纳，完成给《时代与潮流》写稿的活儿。回程很悠闲：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对世界主义者做了更多研究）—伦敦。兰德和她的两个女性朋友在伊斯灵顿合住一套公寓。
12月31日，星期三
兰德就在楼下。她告诉她的父母和室友，说她要去卡马森郡参加家宴派对。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独处。我们有够一个月用的食物和酒水，我们打算足不出户。
1931年
2月22日，星期日
一整天都在认真检查《女孩工厂》的校样。我感觉和这本书有种奇怪的距离感：它有一种反映底层生活的夸张魅力（我的主人公雷诺克斯·德文完全拜倒在莉迪亚的石榴裙下——莉迪亚就是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她只要开口，就是让雷诺克斯往自己身上烙个专属于她的烙印，他也会愿意）。我自认为写出了巴黎的真实风情，但为了忠于背景历史，此书又相当幻灭。它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乱伦的存在：上校在书中被称为“叔叔”，他在城里到处开妓院，让一群“侄女”接客——这正是书名的由来。在小说的结尾，雷诺克斯想办法把他交给了警方，并和莉迪亚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偏偏就去了那儿），在那儿，莉迪亚死于肺结核。
兰德今天早上打来电话，说她得到个机会，能跟着什么国会实况调查委员会去印度——似乎跟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有关。我大度地说，她应该去，她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之类的。我会想她，这是当然，可我也确实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了——我有四篇稿子逾期未交，其中包括一篇要给《伯灵顿杂志》的谈立体主义的重要长稿。
一整天都在格利伯的公寓里走来走去，感到心满意足。炉火烧着，餐厅桌上铺满校样。兰德周五在这里，屋子里似乎还留着她的气息，尤其是她带来的那盆风信子还散发着浓浓的花香——她留下了一条围巾。记得我们星期六早上做了爱，一起在乱糟糟的床上吃吐司和橘子酱，床头柜上的茶壶冒着热气。她离开后，我在午餐时间漫步到河边，在八钟餐厅喝了一品脱啤酒，吃了份牛肉派。回来继续看校样。我银行里有超过八百英镑存款，预计书出版的那天还会收到五十英镑（当然，要减去给华莱士的佣金）。我爱兰德，她也爱我，我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本也即将问世，而我还没到二十五岁呢。我想起离开牛津时，我竟是那么悲观抑郁！霍顿说得对：两周过后，你的学位对你的人生发展便没什么影响了。看看沃，看看康诺利，看看伊舍伍德和我自己：要走上文人的道路，拿个差劲的学位成绩似乎还是个必要条件呢。
（3月）
今天，在萨姆纳，母亲将我介绍给一对年长的夫妇，欧文少校和他的夫人，他们现在就住在我的位于顶楼的房间里。“是租客。”母亲说，接着，她又告诉我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引发的其他危机。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似乎将她的几乎全部资产都投在了美国股票上——它们现在基本一文不值。
“那么你还剩下什么呢？”我问。
“嗯，我还有这房子，不过收入太低了。我从银行借了很多钱。是你让我借的。”
我说服她卖掉汽车，解雇所有用人，只留下恩卡纳茜欧。显然，她给我的零花钱甚至都是借来的。我告诉她，我不再需要她的任何补贴，并给她写了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应付眼下的亏空。我问到普兰德盖斯特先生的地址——他还在纽约——试图挽回点什么。
“他破产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别哭了，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啊，是，我知道。可我总在想：你爸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4月）
《女孩工厂》出版。《思想的想象》的成功使得这本书也立马有了书评。“粗俗而可耻”——《邮报》。“一本令人不适且震惊的淫秽小书”——《泰晤士报》。“蒙斯图尔特先生的才华显然仅限于传记；我们建议他把小说留给更有把握的人去写”——《标准》。感谢上帝，兰德远在印度。
4月27日，星期一
在萨伏伊烤肉店举行庆祝午餐：洛根、华莱士、罗德里克，还有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的斯普莱蒙特先生本人，他亲自来看我这棵摇钱树了。华莱士和我愉快地享受着大家源源不绝的溢美之词。在三周时间里，我的书卖出了将近一万一千册，加印五次。趁这个势头，华莱士又把版权卖到了美国（德克、普莱德＆沃夫森出版社）和法国（黑色笔记本出版社）。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央求我再写本小说。华莱士聪明地让他们以为确实有这种可能（在这样的场合，我让他替我发言——就好像我是皇帝，他是宰相），但又表示，在写小说之前，洛根想先写一本题为“世界主义者”的书，是不是，洛根？
“我喜欢这个书名。”罗德里克说。
“我也喜欢。”斯普莱蒙特先生应声附和，差点就要伸手去拿支票簿了，“写什么的？豪华旅行吗？百万富翁的生活？”
“是研究大战前一群法国诗人的。”
午餐结束前，他们发现不可能劝阻我了，便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华莱士和我站在萨伏伊的庭院里，我们喷出的雪茄烟雾在春日阳光下浓得像是幽灵。华莱士说，他期待能与出版社达成协议：他想创造文学批评著作预付版税的新纪录。
（4月）
兰德回来了，但几乎立马又走了——跟李一起——往北去了达累姆或谢菲尔德，或其他什么地方，与失业矿工们忍饥挨饿的家人交谈。拿到《世界主义者》五百英镑的预付版税。《女孩工厂》卖出了一万七千五百册，销售还没有放缓的迹象。文学同仁们都鄙视我——但我应付得来。
5月1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丽兹饭店午餐。我想庆祝，可她说，她宁愿在格林公园吃三明治，或是去酒吧吃个派——去哪里都好，就是不要在丽兹。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北方可怕的贫穷现状，搞得气氛冰冷——她似乎对我的成功和我的新财富毫无兴趣。她说，李警告过她，德国银行目前正处于崩溃边缘，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整个欧洲都将分崩离析。我坐着听，任由她慷慨激昂地说个不停，我喝下了几乎整瓶香槟。她和我一起回到格利伯的家，但这个夜晚并不圆满。满腔热情被浇了冷水，我也变得冷淡。今早六点，她便离开了，道别的话也没说一句。我会给她一些时间。
6月1日，星期一
今天，我向兰德·福瑟吉尔求婚，她拒绝了。
［写到这里，第一本伦敦日记中断了大约十六个月。《女孩工厂》持续热销。洛根在九月第一次去纽约，参加该书在美国的出版活动；十月，他将电影改编权以一千英镑价格卖给英国克莱瑞恩电影公司。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法国，继续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夏天，他前往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在洛特区凯尔西的住所拜访。八月，他回到伦敦，照惯例前往苏格兰，参加了迪克·霍奇在加拉希尔斯的基尔多纳举办的狩猎派对。莱蒂西亚·艾奇菲尔德（洛蒂）和她的哥哥安格斯·卡塞尔爵士也参加了。在接下来的数周及数月时间里，洛根开始与洛蒂·艾奇菲尔德频繁见面——他们成了伦敦社交圈里众所周知的一对儿，并被报纸的八卦专栏频频提及（“洛根《女孩工厂》一书中的女孩到底是谁？”）。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向她求婚。订婚期不长，婚礼定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诺福克郡艾奇菲尔德圣安德鲁的教区教堂举行。］
1932年
10月31日，星期一
去伯恩＆米尔纳裁缝店最后一次试穿礼服。谢默斯·伯恩的奉承话跟以往一样令人难以信服：“这就是我说的完美的一身，蒙斯图尔特先生。”不管怎样，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又量身定做了四套衣服：一套单排扣、白色细条纹的深灰色套装；一套双排扣的午夜蓝套装；三件套的豆绿色粗花呢套装；轻薄款的威尔士王子方格纹套装。总共三百英镑。和彼得在常青藤餐厅共进午餐。苔丝和孩子现在住在亨利镇外的小屋，彼得每天通勤去城里上班，轮到夜班的时候就住在城里。我让他睡在我格利伯公寓的沙发上，可他已经预订好帕丁顿火车站旁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他洋溢着婚姻生活的幸福感，而对我来说，我高兴的是我们昔日的友谊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什么戒备或尴尬的感觉。原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人与人也会逐渐疏远：这是真的。我们都很忙，我们不可能把时间都用来保持联络。对友谊的考验就是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这些不可避免的间隔期。他对洛蒂非常好奇：“伯爵的女儿！天哪，你可真是飞上了枝头呢，洛根。”至于苔丝，他说她热切期盼来参加婚礼。彼得还要写第三篇关于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的社论。我告诉他，我见过莫斯利，对他印象深刻——别忘了，他当时还是工党的政治家。为什么政治家都喜欢制服？——这些滑稽的欧洲小男人穿着他们滑稽的戏服。话说回来，莫斯利的很多言论在眼下根本不算狂热或夸大——他又不是墨索里尼。可彼得不相信。
后来，去克拉里奇酒店和洛蒂、伊妮德（我现在得学着这样称呼她了）喝茶。伊妮德笑容满面——她这么喜欢我，我还担心什么呢？婚礼近在眼前：我多么希望那一天赶紧完事啊。母亲因为不知道该穿什么而陷入惶恐（我也没法跟她解释，娶了伯爵的女儿并不意味着我也成了爵士）。全诺福克的人似乎都收到了邀请。迪克·霍奇说，他认为我和洛蒂结婚是在犯一个“弥天大错”。我料到迪克会说出如此直截了当的话，但没想到他会在婚礼只差几天时这样说——他有时候真的太过分了。
11月25日，星期五
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母亲和我住在斯沃弗姆的酒店。我们想要多少房间，就有多少房间，可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不能忍受当个陌生宾客的感觉。天气寒冷，大风呼啸，刮落了秋日的树叶。今天下午散步回来时，我看到一大群八哥——仿佛巨大的鱼群，一会儿朝这儿飞，一会儿朝那儿飞，一直在变化着整体的阵型和方向，如同有某种智慧控制着每只鸟的头脑。
可怕的疑惑困扰着我。洛蒂是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可我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兰德：我无比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此刻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没有邀请福瑟吉尔家的任何人，我是故意的，但我邀请了格迪斯·布朗，也是故意的（他无法前来，但送来了一幅相当漂亮的画作为结婚礼物）。我相信——我必须相信——我和洛蒂结婚不只是为了让兰德伤心。我和洛蒂结婚是因为我准备好结婚了，我爱洛蒂，而兰德又不肯接受我。无论如何，这都不能算是报复。去年夏天，洛蒂和我再次见面时，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兰德拒绝我这件事。
11月30日，星期三
蒙特卡洛。布里斯托大饭店。洛蒂正在我们的房间小睡，我坐在休息室草草写着这些文字。蜜月很愉快，顺利进行中。她是那么甜美、那么可爱，我的新婚妻子。我们的第一晚是在克拉里奇酒店度过的（洛蒂是处女——她说她觉得痛——兰德从没这么说过。我不能再想兰德、再写兰德了）。第二天，我们坐上开往巴黎的水陆联运火车，睡了一夜的卧铺，来到这个奇异的小公国。
婚礼——还不错，我认为。我让安格斯做我的伴郎，这样我就不用在本、彼得和迪克三人中间选了（他们都是男傧相）。最奇怪的事是再次见到了苔丝，她戴着宽边帽，穿着毛皮外套，显得时髦又高贵。我们说话时，她直直盯着我的眼睛，每句话似乎都带着隐秘的弦外之音。我知道她什么都没跟彼得说，就像我知道她还喜欢我一样。不得不说，当地人简直可怕至极。洛蒂从伦敦来的一些朋友似乎还有趣点，可我害怕一旦熟悉起来，我们就将融入那个社交圈。我刚点了杯白兰地加苏打水。下午时间还这么早，我不应该喝酒，但管他呢，我在度蜜月。
（1932年12月—1933年1月）
行程。蒙特卡洛—拉斯佩齐亚（去看雪莱在莱里奇最后的居所）—比萨—锡耶纳—罗马。罗马—巴黎（坐飞机去的——这才是旅行的最佳方式）。巴黎—伦敦。伦敦—索普戈丁厄姆。
1933年
（2月）
诺福克郡，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我们的家在斯沃弗姆和诺维奇中间。“府邸”听起来气派，实际上，它只是一幢相当舒适的两层红砖宅邸，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但有飘窗和十九世纪加盖的阳台，这些东西使它看起来更壮观，配得上“府邸”的称号。这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花园面积大约十二亩，尽头有条小溪，流进大大的池塘——今天水彻底冻住了。正值数九寒天，人的情绪也变得压抑。
洛蒂和她母亲一整天都在买家具，并跟装潢师见面，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假装工作。我不得不放弃格利伯的公寓——没理由继续花钱在伦敦租一处房子，又让它空着——我所有的书和画、地毯和沙发罩，此时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而窗外的风景只有冰冻的灰暗的花园。我意识到，我拥有的东西其实非常少。在索普，我们所有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的岳父岳母提供的：房子、家具，还有谷仓里的汽车。洛蒂是讨人喜欢的，她激动地为我们打造着这个家。她开始叫我洛基——只有私下在婚床上时，我才能勉强接受这个称呼——然而，今天早上，我听到伊妮德说：“也许洛基的更衣室应该铺上镶板？”我可不能忍受整个诺福克的人都叫我洛基·蒙斯图尔特。
我在“我的”花园里四处走动。我们有一个园丁、一个厨子和一位女佣。我走进书房，把和《世界主义者》相关的书籍和词典都摆开。我打算大量翻译他们的诗作。一个钟头后，我看到我只翻译出两行——无论是念起来，还是看起来，都很差劲。我走进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又抽了支香烟。我听到厨子和女佣在厨房里说话。现在是下午三点半，外面，冬日黄昏开始降临。也许下周我可以去趟伦敦——和母亲见见面，去伦敦图书馆，要是彼得有空就和他一起吃个午餐。今天晚上，教区牧师将和我们共进晚餐。不知为何。
（3月）
去艾奇菲尔德过周末。这是今年以来，我们和岳父岳母一起过的第三个周末。我跟洛蒂表示了委婉的抗议，她母亲简直就是住在我们家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老跟他们在一起。洛蒂露出“受伤”的表情，说艾奇菲尔德是她的家——我从来没有过像样的家，所以我不懂。我闭嘴了。
（5月—6月）
索普戈丁厄姆。这个名字取得好。我现在是个被阉割了的作家：就像被阉割了的公鸡、被阉割了的公牛、被阉割了的歌手。我就是没办法在这儿工作。我很晚才起床，我做《泰晤士报》上的字谜游戏，我十一点钟喝一杯金汤力，午餐时再喝一瓶红酒。接着，我去我的书房，趴在书堆上打盹儿。下午，我喝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去散步、洗澡、换衣，调一杯鸡尾酒，吃晚餐，继续喝更多红酒，最后以一杯白兰地和一支雪茄作为结束。洛蒂倒像是进入了七重极乐世界。我还只有二十七岁，可我的人生不知怎的如同遭遇了伏击。在外面的世界里，我写的两本书正在热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杂志文章上；可在这里，我在乡村炼狱中苦苦煎熬。我和我的岳父岳母见面过于频繁。安格斯时不时从伦敦来小住，可我不敢邀请其他朋友。我们举行晚宴派对，我们受邀去参加别人的晚宴派对，在这些派对上，我总是尽可能多地喝酒。每隔两周，我会去一次伦敦，跟华莱士、罗德里克及母亲见面，还和其他有空一起吃午餐的朋友见面。我不再收到伦敦的派对邀请了——我结婚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似乎将我从伦敦城的每一张宾客名单上除名了。
我百无聊赖，
在这虚无的夜总会中，我们的生活是什么。
（莱昂—保罗·法尔格）
7月10日，星期一
洛蒂刚从诺维奇看完医生回来，她告诉我，她怀孕了。预产期在十二月初，那么，应该是三月怀上的。你三月份在干什么，洛根？不记得了。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感觉麻木、震惊、恐慌、愤怒。你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开心吗？我责怪我自己——我浴室里有满满一抽屉安全套，可我没用。我一定要冷静。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生儿育女的话题。
洛蒂兴奋极了，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后，她便开始哀号。我安慰她，说这个消息虽然意外，但实际上，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她停止哀号，给她母亲打电话。打完电话后她回来说，艾斯莱德和伊妮德一定要让我们今天晚上开车去艾奇菲尔德共进晚餐，以示庆祝。我委婉地问洛蒂，她有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她承认，她有时候会忘记——可这都不重要了，是不是，亲爱的？这一定就是命运。注定的命运。
8月
洛蒂不舒服。她很脆弱。胎儿的健康至关重要。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没在夏天出国旅行。我在对旅行的向往中痛苦挣扎。伦敦都空了，大家都走了。满脑子都是关于西班牙的怪异梦境。
阿利坎特。卡塔赫纳。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的路上。
我耳中回响着西班牙乐曲。嘴里似乎能尝到腌鳕鱼和墨西哥薄饼的油腻滋味。在阿尔梅里亚的妓院，鹰钩鼻的女孩向走过她门口的我敞开睡裙，给我看她裸露的身体。
*
新的留声机。给自己的礼物。整天听李斯特和肖邦。勃拉姆斯的曲子太美了，听得我想自杀。德彪西：我好想去巴黎啊。
胡安莱潘的那家酒店叫什么名字？正午酒店，中央现代酒店，还是博赛约尔酒店？
所有作家在年轻时都应该过穷日子。挣钱的冲动会成为耐力和动力的强大源泉。
我不写作，可感谢上帝，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
目前在读的作家：斯特恩、格哈迪、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斯菲尔德。
转听蒙特威尔第，没日没夜地听。洛蒂烦躁不安，敏感易怒，她痛恨清早的音乐声。“为什么要这样，亲爱的？”“午饭前听音乐是不正常的。”请解释一下什么叫正常。
在乡下看书比在城里容易。讨论讨论。
契诃夫：“我既非自由主义者，也非保守主义者，我不是渐进主义者，也不是僧侣道士，或冷淡主义者。我只想当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
洛根·蒙斯图尔特，他的情绪：
（1）正常——表面冷静，内心坚韧。
（2）不正常——喝酒后会多愁善感。生命中的一切甜美可爱。
（3）危险——表面沉默不语，内心疯狂地憎恨自己。
我记得伊夫林（沃）说过，牛津是成年生活最糟糕的准备阶段。他说，他在中学毕业时比在大学毕业时还要成熟得多。这不适用于我。伊夫林·沃和彼得一样，是爱牛津的；我却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它。
感谢生命，赐予我如此之多。
我强迫自己每天读一页《到灯塔去》，我发现它难读得不可思议。它好像是本挺蠢的书：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风格相当“女孩子气”。傻乎乎的。女孩子气。天哪，这种评论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蒙斯图尔特。如果这就是我目前的最高水准，那我最好重新开始写评论文章。我一定是把自己的本领给丢掉了。
傍晚，头一回觉得天冷了。有想把书房的壁炉点燃的冲动。无尽的长夏结束了。今天下午，迟来的夕阳照着花园池塘上空巨大一团飞蚊。空气中弥漫着变幻的金色尘埃。
12月9日，星期六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就在索普的家里，中午十二点差一些。我在客厅，又害怕又担心，助产士笑容满面地走进来，把我带到洛蒂面前。洛蒂筋疲力尽，但非常开心。我感觉后背什么地方像被插进了一块砖头，呼吸困难。我感觉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可又不是失控。我们要叫他莱昂内尔·艾斯莱德·蒙斯图尔特。
12月31日，星期日
全年总结。我差点懒得写这个了。今年没有旅行。诺福克—伦敦—诺福克。越来越痛恨英格兰和它的乡村，痛恨铁路旅行，痛恨通过火车车厢窗户看到的教堂尖顶。痛恨耕过的田地。痛恨草坪。痛恨火车车厢的内饰。痛恨——（请填空）。
我有幢不错的房子，三个用人（算上保姆就是四个），一个漂亮又富有的妻子，还有一个新出生的儿子。
目标：去看看威尼斯和希腊。写完《世界主义者》。
工作：写完了两章《世界主义者》，写得很差。还写了五篇文章、两篇书评。可悲啊。可我收到的稿费支票告诉我，我是个成功的作家。《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持续热销，因此造成了我多产又成功的假象。这种假象能持续多久呢？
结交的朋友：无。
失去的朋友：无。
重新联系上的朋友：彼得、（苔丝？）。
无法确定的朋友：安格斯（他本质上是个肤浅的人——空无）。
1934年
1月25日，星期四
昨天在圣洗池前的受洗仪式上，突然觉得可怕又难受，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叫莱昂内尔，更不应该叫莱昂内尔·艾斯莱德，可现在已经太迟了。这算是什么传承呢，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我应该给他想个昵称：巴奇、明奇、波波——什么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伦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伦娜其实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们拿着波特酒瓶，坐着聊到很晚还没睡。苔丝没有来，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彼得说，他现在从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伦敦——他的语气让我怀疑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还告诉我，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部侦探小说——以我为榜样。
2月16日，星期五
在莱昂内尔的摇篮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钟，注视着他睡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别的心情：怎么所有的婴儿在生命头三个月看起来都差不多呢；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是那么小，真是神奇；可他们要那么晚才学会说话又是多么可惜。现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迹出现，婴儿出生几周后便能说话，那我们也将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晚餐时，洛蒂思考我们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儿。她说我们最好找一处大房子，得有婴儿房和保姆房；至少还需要两间多余的卧室，以备“妈妈和爸爸”到访，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来同住。康沃尔也许很好玩，你说呢，洛基？
（2月）
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试着翻译亨利·莱维特《西非》中的五句诗：
在布拉柴维尔，在他小屋的游廊上，
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翻看着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诗歌”……
因为他还想着那美丽的智利姑娘……
这首诗只能是法语，翻译成英语就变得平庸、啰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种令人心痛惆怅的浪漫感觉。世界主义者就是这样萦绕在我的脑中——炎热、非洲、文学、忧郁、性……可它只能是法语。“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着阿尔弗莱德·德·缪塞的‘诗歌’”。不行不行不行。放弃吧，蒙斯图尔特。
2月21日，星期三
昨天午饭后，写《世界主义者》的第三章，可毫无进展，我决定开车去诺维奇买一令打字纸——至少，这是在周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写作勉强扯得上关系的事。我跟洛蒂说，我会赶回家吃晚饭，接着就出发了。我刚到诺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几秒钟，然后，明晃晃的太阳便出现了，天空晴朗。马路上在施工——铺煤气总管——车辆只能绕道开往车站，我自然把车停进了车站停车场。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该做什么，想完，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车票。
我走到月台上，想起我在艾比念书时每学期结束都会来这里，这个车站对我来说只象征着失望和失败。可今天，我站在这里，等着去伦敦的火车，除了雨衣和帽子，我双手空空，毫无负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激动。诺维奇车站：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是一种多么神奇又纯粹的自私；我谁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莱昂内尔，也不想我的母亲。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抛弃已有的生活，重新开始。
华莱士劝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并让他帮我找一家报社或杂志社，只要是现在能把我送出国去的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他让我冷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
“你的车呢？”他说。
“停在车站外面了。”
“车钥匙在你口袋里吗？”
“呃……是的。”我掏出钥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证据。
“护照呢？”
“在家里。”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务实的华莱士啊。我们想出了b计划。我给洛蒂打电话，告诉她我到了伦敦，我编了个故事，说我给华莱士打电话，是他让我立即赶来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我还告诉洛蒂，我明天就会回去了。华莱士邀请我晚上去他在旺兹沃斯的家里过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们介于九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知为何，我之前从未对华莱士的家庭生活产生过好奇，此时，我多少有些惊奇地看着他置身于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客户各种版本的作品。他问我想去哪儿。非洲、日本、俄国，我说。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儿，他温和地坚持问。西班牙。好吧，他说，那应该不难安排。
3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华莱士成功地帮我和《图说》签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绍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每篇稿费五英镑。没有中介费。比我平时的稿费标准略低，但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讨价还价。我还和《艺术评论》签了几份约稿合同，所以，等这次旅行结束时，我应该能小赚一笔。我向洛蒂和莱昂内尔道别，尽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有害的沮丧情绪再次累积了。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待在家里，不适合过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生活。我绝对需要变化和惊喜；我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城市——我天性属于城市——我的生活中还必须有对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则，我将枯竭而死。
昨天，本带我去毕加索的画室见他。本跟他不是那么熟，毕加索似乎有点乖戾，不爱说话，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给了我巴塞罗那两家极好的餐厅的地址。我问他他在画什么，他让我拭目以待。他说的法语带着浓浓的西班牙口音。他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画画时还系领带好像挺奇怪的。他个头矮小，看起来颇有攻击性，我感觉他对本和我保持着警惕。这两个英国年轻人在他的画室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吧。我猜，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我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英格兰，我就很高兴了。
我跟我在黑色笔记本出版社的发行人皮埃尔·拉马丁一起吃饭。他身材瘦长，心事重重，前额搭着一缕头发，像希特勒。他说话时会有长长的停顿。我把我写《世界主义者》的事告诉他，他装出礼貌且颇感兴趣的样子，但显然，跟我其他的发行人一样，他还是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那个世界主义吧……”长长的停顿，“有点老套了。”他说话时抱歉地耸耸肩。
明天，我会在奥赛火车站搭乘开往南边的火车。应该赶得及在波尔多的大公鸡餐厅晚餐。接下来我的计划是，波尔多—图卢兹—佩皮尼昂，在波乌港过境，从那里沿海岸线南下去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塞维利亚。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在去过塞维利亚后再去里斯本，说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顿。
一切，井井有条，优雅美丽，奢华，宁静，安逸。
（波德莱尔）
4月4日，星期三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车去辛特拉。天气雾蒙蒙的，很凉爽，四处一片模糊，反而让景致显得更加迷人。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钱包和护照都还在外套口袋里。被偷的地点是佩纳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户外走廊的墙上，走到一处朝外伸出去的阳台上，照了一张南边阿拉比达群山的风景照。我拍完照片，回来时发现外套没有了。我在城堡到处走动，仔细查看每位游客，还有在外面公园里的人，什么都没找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这是个谜，也给我造成了极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领事馆，解释了我尴尬的处境。今天下午，他们将给我签发临时护照。我给我的银行发电报，让它给我寄点钱来。
稍后。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我去了领事馆（在下菲瑞盖尔大街上），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这里有几把木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过期的期刊和几份上周的《泰晤士报》。门开了，我抬起头，以为是工作人员，结果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效应——一定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返祖式的交配欲望吧。只需一眼，你就会想：“对了，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身体的每道直觉似乎都在唱着和谐的颂歌。是哪些因素的组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转动的脚踝，还是纤细的手腕？……我们礼貌地朝彼此微笑，两个陷入官僚体系困境的外国人。我翻开报纸，从报纸上方细细地打量她。
第一眼看去，她的脸又长又细，显得很坚毅。眉毛弯弯的，修过，也画过，她还抹了口红。她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介于浅棕和深棕之间，太阳穴和额头上有几缕天然的金发。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头发，然后一整天都不再理会它。她穿着亚麻套装，浅绿色的，很时髦。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盒烟，还没等我拿着打火机凑上前，她就自己点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打开自己的烟盒时，领事馆的秘书走进来说：“蒙斯图尔特先生，你现在可以去见领事了。”我走进领事办公室，迷迷糊糊签收了我的临时护照。出去时，我又钻进接待室，可她已经不见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且毫无道理的恐慌和担忧。我跑回去找到秘书，问她那个年轻女子去了哪儿。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了，她回答。原来，她和父亲在驾车旅行时出了交通意外，她父亲受了伤（一条腿骨折），所以涉及复杂的保险问题。我回到接待室等着，将门半掩，方便观察外面走廊里的情况。
看到她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我便尽可能装作随意的样子走了出去。我微笑着，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冲我皱着眉头，画得完美无瑕的弯弯眉毛拧成一团。
“你该不会是洛根·蒙斯图尔特吧？”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竟然是我的读者。
“我猜就是。”接着，她露出只能说是讥笑的表情，大踏步从我身边经过。我跟着她下楼，走到街上。
“稍等片刻，”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们见过面吗？”
“当然没有。不过我碰巧知道，你没有十畿尼是不会到伦敦来的。”
我成功说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点了杯葡萄酒，她点了矿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英国广播公司谈话节目部门的秘书，职责是预约嘉宾；他们曾想邀请我去谈一谈“欧洲绘画的新趋势”，结果得知了我的出场费用。全部门的人都觉得太荒唐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