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让迈阿密警方派两名探员来了，”他说，“他们今天下午就到。他们会接手调查。”
“可为什么，阁下？”我自然而然地说，“厄斯金·林多普呢？”厄斯金·林多普是巴哈马的警察局长。
“他完全同意我的做法，”公爵没好气地说，“这个案子对本地警方来说太过重大。我想，你还没意识到哈里爵士的死会导致什么结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场灾难。我们必须请专家来。真正的专家。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必须得到解决，越快越好。要尽量减少影响，把它限制在殖民地范围内。这真是场彻彻底底的灾难啊。”
“我明白。”其实我不明白。
公爵又点燃一支烟。“现在很明显——再明显不过了——凶手就是德马里尼。你认识他吗？”
德马里尼，那个帅气的女婿。我说我在他家吃过一次午饭，偶尔，也会在乔治王子酒店碰到他。麦克斯泰跟他很熟。
“很好，”公爵飞快地露出笑容，“这样很好。”此时，我更加糊涂了，但没有深究。接着，他说：“我想让你见见从迈阿密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和巴克——就今天晚上。可以吗？”
“当然，阁下。这是我的荣幸。”
稍后。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梅尔陈和巴克刚刚离开我的房间。梅尔陈很胖，戴着眼镜，邋里邋遢的。巴克精瘦结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看起来强硬而健壮。他们是从德马里尼家来的（有证据了，他们说），毫无疑问，是德马里尼谋杀了奥克斯。奥克斯和德马里尼早就互相憎恶，德马里尼以前也威胁过要使用暴力。奥克斯从未原谅德马里尼和他女儿南茜（当时南茜才十八岁，德马里尼三十六岁）私奔的事。德马里尼破产了，奥克斯一死，他将获得南茜分得的遗产。德马里尼昨天晚上（周三）举办晚宴派对，但在晚上十一点半到凌晨三点之间，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说他开车送两位客人回家了——他们的家就在奥克斯家附近的韦斯特伯恩。凶杀案也恰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他有动机，有手段，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说：“他办完晚宴派对，然后出去杀了岳父？”
“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巴克说，“相信我。”
“那克里斯蒂呢？”我说。
“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
“我记得凶手还放了火。”
“火很小。没有烧起来。”
“他什么都没听到吗？没有闻到烧煳的气味？”
“没有。”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德马里尼不是会杀人的人。我说他是那种自鸣得意的自恋狂，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搞清下一个愿意和他睡觉的人是谁。
“你永远都看不出谁会杀人。”巴克居高临下地说。
接着，梅尔陈说：“公爵对你评价很高，蒙斯图尔特中校。”
我说，得知此事我倍感荣幸。
“我们需要找个人接近德马里尼，公爵说你是最理想的人选。”
“接近？”我说。
巴克说：“我们想让你跟德马里尼喝一杯，明天找个时间。”
“为什么？”
“你知道的，就是把他碰过的东西偷偷放进你的口袋——玻璃杯、火柴盒、烟灰缸之类的。拿来给我们——我们就在酒店这儿。”
我站起身，让他们出去。他们疲惫地对视一眼。
“公爵会非常失望的。”巴克说。
我说：“等他知道你们刚刚要我做什么，你们就走着瞧吧。我要是你们，就订好明天回迈阿密的机票。”
他们悠闲地走了出去，镇定自若。而我坐下来，写下这一切。
7月9日，星期五
我坐在总督府外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在纸片上草草写下这些（稍后转抄到日记中）。现在是早上九点十三分。我要求与公爵紧急见面，并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僵直地站在书柜前。
“感谢您同意见我，阁下，”我说，“那两个迈阿密来的笨蛋竟然——”
“他们跟我说，你完全不肯帮忙。”
“‘不肯帮忙’？您知道他们让我做什么吗？”
这时，他似乎有点失去理智了。他声音变得尖利，半窒息似的尖叫，脸涨得通红。
“这是这个岛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还不能让一个朋友兼英国军官帮下忙吗！……我跟他们说，你是靠得住的，蒙斯图尔特。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我说，我立马就说，蒙斯图尔特中校。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你就是这样让我失望的吗！我非常伤心，我对你很失望。”
“稍等一下，阁下。他们是让我栽赃——”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警方探员，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明白要怎么做才能让这桩惨案迅速而恰当地了结。德马里尼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句号。那个男人早点被关进监狱，这个小岛上的人就会开心。”
“无意冒犯，阁下，您搞错了。那两个人完全是自私又腐败。他们不是您想的那样。”
“你竟敢告诉我我是怎么想的！出去，出去！你对我没一点用了。”
于是，我便离开了。这些，便是我们说的话，一字不漏。
星期五晚上。消息在全拿骚传开了。今天晚上，德马里尼以杀害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他的指纹出现在凶案发生的房间。巴克和梅尔陈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
7月10日，星期六
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有点回不过神来。我没法把每件事拼凑起来，什么都不对。今天，红十字会在维多利亚广场举行筹款活动。ii22的船员主持摸彩游戏、九柱游戏、打椰子游戏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过去看看他们应付得怎么样了。
公爵夫人是巴哈马红十字会的赞助人，她主持了开幕式，四处走动着跟大家见面，检查摊位和展览的情况，展示出一如既往的优雅和友善。当靠近ii22的摊位，看见了我时，她立刻停住脚步。她躲避着我的目光，但又不能完全无视我们。她跟我握了手，朝我露出淡淡的笑容。“你们英国海军真了不起。”她说，说完准备继续往前走。
“夫人，”我悄声说，“公爵还好吗？”
这时，我看到她双眸中深深的仇恨。
“犹大。”她悄声说，背过身不看我。
［事后补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些记录在汇编时得到空军中队长斯诺的帮助——他给我寄来报道了德马里尼受审（在十月）过程的报纸；另外还得到了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中尉的帮助——他在七月和八月去探访过狱中的德马里尼。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凌晨某时，哈里·奥克斯爵士在他位于“韦斯特伯恩”的家中卧室睡觉时被人杀害。凶手用某种尖头工具击打了他的头部，造成四处很深的穿刺伤，伤口形状为三角形，位于左耳前面和后面。他的头骨严重骨折。他的尸体被烧毁，睡衣和头顶的蚊帐也基本被火苗吞噬。床垫上、床附近可折叠的中国屏风上，以及地毯上都有更多烧焦的痕迹。从被撕开的枕头中飘出的羽毛落满他的尸体。在房间墙壁上很低的位置，有血迹及多个血手印。
哈罗德·克里斯蒂是爵士的朋友及商业合伙人，当时就睡在两个房间之外的客房里，是他早上发现了尸体，并叫人来帮忙。当地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基本上不受限制地在房屋内及凶案现场随意走动。
得知哈里爵士的死讯后，德马里尼于星期四早晨出现在房子门口，但并未获准上楼，也没有看到尸体。
下午很早的时候，公爵从迈阿密找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队长和巴克便已到达，开始调查。巴克并未在现场提取指纹，因为他觉得凶杀现场房间的空气太潮湿了。哈里爵士的尸体被转移到拿骚验尸所，等待下午四点左右尸检。
晚餐时分，德马里尼按照指示，去了韦斯特伯恩，并在那里接受两位探员的审问和搜身。他们从他的胡须和腋下剪下烧焦的毛发。接着，梅尔陈和巴克在当地警察的陪同下，和德马里尼一起去了他家，把他前一天晚上穿的衣服作为证物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两位探员来到大英殖民酒店找到我）。那天晚上，一位当地探员一直跟德马里尼在一起。
第二天，七月九日，星期五，德马里尼被护送回韦斯特伯恩。他上楼去了楼梯平台的座位区，接受梅尔陈的盘问。盘问过程中，梅尔陈让德马里尼从旁边桌上的玻璃瓶里倒一杯水。接着，他问德马里尼抽不抽烟，他说抽以后，梅尔陈扔给他一盒好彩香烟。德马里尼点燃香烟，把烟盒还回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巴克出现了，问一切都“还好”吗。梅尔陈说很好，审讯就结束了，德马里尼获准离开。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温莎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走到楼上。他跟巴克进行了长达二十分钟的秘密交谈，没有旁人在场。
当天傍晚六点，德马里尼再次被护送到韦斯特伯恩，并以谋杀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警方在中国屏风上找到一枚他左手小指的清晰指纹。
在德马里尼受审的过程中，辩护律师证明：（1）巴克作为一名所谓的指纹专家，显示出惊人的无能；（2）作为证据提交的指纹——也就是能证明德马里尼曾出现在谋杀现场的那枚指纹——是不可能像警方声称的那样取自中国屏风的。它绝对是从其他物品的表面提取（玻璃杯？香烟盒的包装纸？），用来栽赃嫁祸的。德马里尼的案子事实上无法成立，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我只做如下评论：
巴克和梅尔陈下定决心要在破纪录的时间里解决这个案子。他们显然相信德马里尼是有罪的，并决定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给他定罪。他们本打算让我提供那枚关键的指纹（这样就可以不用上演玻璃水瓶和香烟盒那出戏了）。可星期四晚上我拒绝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亲自获取“证据”。巴克的那个问题“一切都还好吗”，实际上就是在问“我们弄到清晰的指纹了吗”。
我只问如下问题：
温莎公爵为什么要从迈阿密（美国最腐败的警队之一）找来探员？明明他家门口就有能完全胜任查案的警察部门。
七月九日星期五，公爵和巴克在私下会面时到底说了什么？（这个问题在庭审中刻意未被提及。）
德马里尼被宣判无罪后，为什么案子就此结束？明明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调查哈罗德·克里斯蒂？
以下是对真实发生的情况的一种诠释，是我尽量公正、不带偏见的看法。
公爵，是个神经紧张又没有安全感的人，哈里爵士的死让他彻底恐慌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对自己的警队没有信心，也害怕这件事会拖上数月。你会想，寻求公平正义有必要这么着急吗？是害怕别的什么事被人发现吗？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理由，反正公爵找来了梅尔陈，他是公爵之前去迈阿密时认识的。目前尚不清楚巴克是不是也是他找来的，反正实际操纵局面的人是巴克，不是梅尔陈。
公爵不喜欢德马里尼——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他很喜欢哈里爵士。岛上的流言蜚语很快达成一致：德马里尼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在刚开始调查时，迈阿密的探员们便已十分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会迅速把德马里尼召唤到韦斯特伯恩。
事情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有人告诉公爵（也许是通过克里斯蒂，他一直在向公爵汇报案情的进展），有办法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给德马里尼定罪。探员们只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为他们提供德马里尼的清晰指纹。公爵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个人：他们只需要他提供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皇家海军的中校怎么样？于是，探员们来跟我见面，提出要求。我拒绝后，他们便亲自动手，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在迈阿密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扔香烟盒那一招儿有种故技重施的感觉。
只是，得到清晰的指纹后，他们就必须让公爵知道，对德马里尼的指控现已证据确凿。他们有动机，也有办法，可以让他“出现”在凶案现场。星期五下午，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与巴克密谈时，这一定就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确信，他们说的话一定相当隐晦，但其中的暗示是明确的。他只需要公爵点点头——给出心照不宣的许可——便能进行下一步行动。公爵一定也给了许可。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如释重负，对审案程序做出了恰当的指示：“嗯，巴克上尉，如果你已确定事实，那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磨蹭了。”于是，德马里尼被捕了。
公爵可能不知道细节，所以能把一切过错推到探员头上。实际上，他知道的越少越好。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因为我的拒绝而大发雷霆，为什么在我想告诉他巴克和梅尔陈让我干什么时，他会恼怒地打断我的话。他不想知道。他不能知道。
可温莎公爵并不是老实的傻瓜。他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搞栽赃嫁祸，无论这种意识是多么模糊，而这次栽赃在庭审阶段便丢人地被揭穿了（庭审时，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离开巴哈马，去了美国）。
最最起码的，你必须承认，公爵参与了陷害德马里尼。最最起码的，温莎公爵、巴哈马群岛总督、大英帝国的前国王，竟然犯下了密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最最起码的。正如我所言，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得出的最宽容的解释。还有其他更多、更阴暗的问题随之浮现。麦克斯泰告诉过我德马里尼的供述版本：一切都跟金钱、墨西哥和温尔格林有关，但这些说法完全无法证实。目前，这些便是阿尔弗雷德·德马里尼被捕及受审背后的真相。
我不断想起公爵夫人在离开时说的那句话——“犹大”。她为什么要叫我犹大？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只是正直行事，并以为公爵也会一样。我越是想着这句话，就越感觉到，“犹大”指的是我在未来可能的背叛。现在，我知道了温莎公爵的一个秘密，一个危险而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秘密：公爵竟然参与了做伪证。公爵和公爵夫人——本来就已经相当多疑——他们一定认为我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或是威胁他们总有一天要把它说出去。在他们不断增加的敌人名单上，现在加上了我：我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威胁，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不再理睬我。］
7月12日，星期一
海军情报处发来电报，召唤我立即回去。明天我将坐飞机前往迈阿密。有人迅速行动了。
（七月底，洛根回到英格兰。在重新开始海军情报处的工作前，他获得了一个月的休假。有趣的是，官方没有要求他出具报告，讲述他在八个半月时间里与公爵和公爵夫人打交道的情况，也未要求他陈述对哈里·奥克斯谋杀案的质疑。在战争期间，公爵和公爵夫人继续留在巴哈马。）
11月18日，星期四
在开往伯明翰的火车上，夹带着雪的雨水模糊了窗户。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男孩问我是不是军人，我说，是的。你是海军吗？是的。哦，那你的船在哪儿？这个问题问得好。他母亲让他闭嘴：别再打扰这位先生了。要是他知道，这位皇家海军军官正要去皇家空军基地学习如何从飞机上跳下来，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吧。
上周，范德普尔宣布我要去参加这个训练。“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说。“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用。”他只是这么说。我问伊恩，是不是在准备什么特别行动，可他说他也一无所知。也许是为反攻做准备？戈弗雷离开后，他对部门里的秘密就不再那么了解了。总而言之，这是个改变，我很高兴能离开办公室。
芙蕾雅和史黛拉来尤斯顿火车站送我，她们太贴心了。史黛拉问我回来时会不会变黑，我安慰她说不会。我七月份回家时，晒得黝黑的皮肤勾起她极大的兴趣。不得不说，当我紧紧贴着芙蕾雅长着小雀斑的白皙身躯时，我确实像个黑白混血。长达数月的分离后，我们的欲火再次被点燃。芙蕾雅总喜欢把被子拉开，盯着我看——像是对我赤裸黝黑的身体着了迷。我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偷偷溜走，迅速而激烈地做爱。我们管它叫，五分钟特别活动。“来个五分钟特别活动？”芙蕾雅总会在午饭后这么问。史黛拉捶着我们紧锁的房门大喊：“你们在干吗呀？”“爸爸有点累了，亲爱的。”芙蕾雅大声回答，而我正露出傻笑的表情，尽情地干着。
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伯明翰，我感觉有点奇怪：我以前是那么害怕学期结束后回家。这次我要去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报到，参加为期两周的跳伞课程：先接受几天训练，接着连跳五次伞，才算合格。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范德普尔的主意——这更像是拉什布鲁克（海军情报处新处长）或其他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点子。伊恩说，海军情报处正致力于拓宽工作范围。“我们很快就要踏上欧洲大陆了，”他说，“我们不能不思进取。”伊恩看起来很愁闷：他本来就是个情绪不定的人，只是，自从我回来后，他总是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是在追求哪个女人吗？
我从拿骚回来后，有一个月休假，可我并不想离家旅行：我就想待在梅尔维尔路，尽可能过一段普通而平静的生活。我读书，读得很开心——这是数月来的第一次；我打理我们的菜园；带史黛拉去散步。芙蕾雅和我时不时会去酒吧喝上一杯。我还找了朋友和熟人叙旧。
《罪行》在文学评论界及商业上均获得极大成功：彼得·斯卡比尔斯被誉为重要的新生代小说家。我还是没读那本书，我跟彼得见面时，只说些含糊其词的评价。反正彼得也没察觉：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丰厚的版税和众人的夸赞。他在旺兹沃斯区买了幢大房子，和新任妻子佩妮住在那儿（他们在新书出版当天结的婚）。他把苔丝的死当作自己的圣痕——当作展示自己遭受了多少痛苦的徽章。他说了一句非常恶心的话：“你知道吗，洛根，自从苔丝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女人们似乎都觉得我特别有吸引力。”搞不好，他已经背叛佩妮了。
我收到迪克·霍奇写来的一封奇怪又直率的信，说他在意大利踩到地雷，一条腿从大腿以下全被炸飞了。他现在回到了苏格兰的家，“正学习走路”，接着他又写道：“我再也不打算离开这里了，所以最好是你来看看我。”他最后的签名是：“你的迪克。要是你好奇，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没了腿，但还是有屌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德马里尼在庭审中被宣告无罪的消息。还是有点正义的——可到底是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现在，巴哈马群岛、公爵和公爵夫人对我而言都像是另一个世界。
12月8日，星期三
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这里是训练轰炸机指挥官的地方，到处是空勤人员。我们明天将实打实进行第一次跳伞，我还挺期待的。我们——几个非空勤人员——在人群中组成一个奇怪的小组：六个英国人、一个波兰人，还有两个烦躁不安的意大利人。我们都绝口不提为什么会来学跳伞；又或者，跟我一样，大家都不知道原因。我是唯一的海军。
晚餐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当地酒吧或是去伯明翰。我重游了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在埃德巴斯顿四处闲晃。也许是因为在巴哈马待过，我发现我挺喜欢伯明翰这种淡泊又不做作的氛围。这是个废话不多的大都市。我读书时对这里的厌恶反映出我的幼稚。经历了过去的六个月，伯明翰的一切似乎都纯粹真实得令人安心——无论它多么灰尘遍布、损毁严重。一天晚上，站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我想起父亲，不知道他对他儿子此刻的境况会做何感想。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结了两次婚，他有了两个孙辈，我作为作家也算事业有成、小有名气，只是战争打断了这一切。他的幽灵还认得出这个沧桑的海军军官吗？……
实话说，我满脑子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总忍不住去想。在海军情报处，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欧洲反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开辟“第二战线”。大家都坚信，这场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当我试着想象再次过上“正常”的生活时，一种恐慌感却让我心跳加速。我年近四十了，还要重操旧业。我能做到吗？真滑稽：尽管我总是抱怨战争，但它意味着我可以暂时不用做任何决定。有时候，被困在未定的状态中也是可以忍受的。
昨天晚上，我去了宽街的一家酒吧，点了一品托苦啤酒。酒吧格外拥挤，厚厚的遮光窗帘让人感觉怪异地被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我点燃香烟，喝着啤酒，什么都不去想，只隐约感觉到周围喋喋不休的喧哗，我进入温暖而奇特的英国式迷离状态，时光仿佛停止了二十分钟。我要付账时，酒吧老板不肯收我的钱，他的妻子可不干。“他总是这样，”她愤愤地说，“穿军装的都不收钱。我跟他说了：他们的收入都很高，而我们还得讨生活呢。没必要做慈善。”老板耸耸肩，表情窘迫。我说，她说的一点没错，我付了钱，还给了小费。这件小小的趣事有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坐公共汽车回基地时，我心情很平静。真有伯明翰的风格啊，我想，这也是我突然间如此喜爱这个地方的原因。
12月9日，星期四
经过各种训练、体育锻炼、带着护具从高塔跳下的演练之后，终于要来真的了。我们大约二十个人，列队走上一架经过特殊改造的老式斯特林轰炸机。我坐在一个意大利人旁边，他看起来相当惶恐不安，我们把开伞索的夹子挂到贯穿机舱顶的缆绳上。“祝你好运。”我说，他用极其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也许他知道他要跳到哪儿去。我们这一群奇怪的非空勤人员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秘密特工的人。
斯特林起飞了，我们不断绕圈，缓缓爬升，最后才飞到合适的高度。随着空降区不断临近，机舱地板上的一个舱门打开，中士教官站在旁边。“做什么都好，就是别往下看，”他不停地说，“你们就看着我帅气的脸，我的手一放，就往前跨出去。”
轮到我之前，有六个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设法屏蔽了所有情绪——我对我身上的降落伞及设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有绝对的信心；我毫不怀疑，我的降落伞是包好的，当我拉下开伞索时，它就会轻而易举、毫无阻碍地打开。中士教官把手放下，说：“跳吧，七号。”我跨出了舱门。
气流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冲击，我感觉我的降落伞仿佛瞬间就打开了。我先是抬头看了看脏兮兮的灰色伞篷，接着又低下头看斯塔福德郡的乡野。我看见第一个离开飞机的人已经在地面上了，正在往怀里收翻腾的降落伞；其他比我先跳的人还在我下方，大体沿着一条线往下飘。我细细体会着这悬浮的感觉——不是完全失重（不知道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反正我没觉得自己像根羽毛），更像是脱离了身体躯壳的夸张感觉，我以前在巴哈马时也经历过一次。当时我游过暗礁，脚下的海床突然变深，四周的海水猛地从浅蓝色变成蓝黑色——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有人站在地面上对我大喊：“两脚并拢，七号！”我低头一看，看到另一个叫汤森德的教官正用扩音喇叭对着我发出指令。天哪，我想，我都能认出他是汤森德了，那说明我离地面一定很近了——
嘭。我落到地上，打了个滚儿，动作很机械，没按指导的方法。正是他们之前告诉过我们的感觉：就像从三四米高的墙上跳下去——你要真试过，就知道那其实还是很高的。我站起来，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不错嘛，蒙斯图尔特先生，”汤森德边说边朝我小跑过来，“只剩四次了。”
1944年
1月7日，星期五
我在偷偷读普洛默的自传——写得真好，简直气人——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从这本书中猜出它的作者是个滥交的同性恋。这是个反问句：答案是没有人。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这本书里到底包含了多少事实？我在仔细思考这个悖论时，范德普尔走进来，叫我去拉什布鲁克的办公室。拉什布鲁克和另一个人正等着我，那个人我不认识，拉什布鲁克介绍说他是马里恩上校（他穿着平民衣服）。我突然感觉到全身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因为我意识到，我将有新的任务了，这正是跳伞训练的目的。我想说：“在您继续往下说之前，拉什布鲁克上将，我想请求您将我调往炊事班。”当然，我什么都没说，拉什布鲁克挥手让我坐到椅子上，我顺从地坐下了。他微笑着，看着我。
“别那么担心，蒙斯图尔特。我们可是给你买了两艘货船呢。你现在是船主了。我们想让你去瑞士，再多买几艘船来。”
瑞士？我感觉下腹涌起一股愉悦的暖流，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心情放松得尿了裤子。我的五脏六腑确实松弛下来了，自尊心却有点受伤。瑞士是中立国，我对自己说，它比巴哈马更安全。去一个内陆国家买船好像有点奇怪，可这不关我的事。
就这样，“船舶经纪人行动”开始了。照他们对我的解释，这个任务似乎非常简单；只是实际进入瑞士的过程会比较复杂。按计划，我会冒充乌拉圭商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寻找资金，扩充自己的商船队伍，我已有两艘船，船目前就停泊在蒙得维的亚港口。我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可他们提醒我，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就拿南美洲来说，中立国的居民只要有必要的文件和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出。获得许可后，瑞典人可以去英格兰，墨西哥人可以去美国，西班牙人可以去澳大利亚。
我要去造访日内瓦和苏黎世的一些银行，看能不能申请贷款买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会有一系列详细情况的介绍）。“我们并不指望真的会有人借钱给你，”拉什布鲁克说，“我们只想让你去那儿试一试。”我问为什么。这时马里恩开口了：“会有人秘密接近你，是德国人，或是那些德国显贵的代理人。他们想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坐你的船去南美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又问。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过街老鼠已经准备好乘船离开，马里恩说。这些人会接近你，你要记住和他们相关的细节——一切的细节——并尽量确认他们的身份。一个叫路德维格的人会联系你，你再将这些情报交给他。那我怎么知道路德维格是谁呢？我问。他知道你是谁，别担心，马里恩说。我要怎么去日内瓦呢？我问。“你觉得你学跳伞是为了什么？”范德普尔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说。他们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情况介绍中，我将了解其他所有信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在瑞士待多久？待到盟军部队到达边境为止——他们要么从法国出发，要么从意大利出发——也许，拉什布鲁克朝马里恩瞥了一眼，就在夏天吧。
1月9日，星期日
我向芙蕾雅暗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事——我说部门给我在里斯本又安排了份工作。是拉什布鲁克的主意——他知道你总得跟妻子说点什么。你不是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吧？芙蕾雅问。不会，不会，我说，不危险。就是去搜集些信息——海军情报处凭空又想了个什么计划。可我不禁也开始思考：这到底是谁的主意？马里恩上校是谁？我这一周接下来的安排全是听情况汇报，主要是让我的假身份故事更加完整。他们让我给自己的新档案和签证选个名字，我想出了贡扎果·帕雷迪斯这个名字——一半是为我自己，另一半则是向福斯蒂诺致敬。他们从蒙得维的亚给苏黎世和日内瓦的银行发电报，要求他们为帕雷迪斯先生安排好会面时间。他们给我在日内瓦的商业大酒店订好了房间。我有满满一文件夹关于待售商船的详细资料。
2月13日，星期日
跟芙蕾雅和史黛拉度过了宁静而温馨的周末。周六，我们给史黛拉买了条小狗，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母狗。史黛拉说想给它取名汤米，那它就是汤米了。明天，我将开始前往意大利的漫长旅程。先乘坐荷兰航空的飞机从布里斯托去里斯本。接着坐船去的黎波里。然后坐军用飞机去开罗，再从那儿前往那不勒斯。一切似乎都按照真正的海军情报处作风，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了。我跟芙蕾雅说，我大概要去一个月，她可以通过范德普尔了解我的消息。她对此很淡定。我就当你出差了，她说。当然，我之前也在巴哈马待过八个月。看来大家都能接受善意的谎言。昨天晚上，我买了瓶阿尔及利亚红酒，我们加了点糖和陈年丁香把它烫热，再掺进朗姆酒。我们相互拥抱着躺在沙发上，听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接着我们上了床，以恰当而温柔的严肃感，开始做爱——我们两个都是深谙此道的老手了。今天，我们会带汤米去巴特西公园，让它第一次走路。
“船舶经纪人行动”备忘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机场，登上“解放者”轰炸机。与我同行的是两个法国人——我们刚刚见面——他们要跳伞进入被敌军占领的法国。我们的解放者轰炸机上没有装炸弹，而是装满了要运送给法国抵抗军的供给，它将参与以德国南部为目标的轰炸偷袭。在偷袭过程中，我们会脱离轰炸机的主队伍，飞过瑞士西部，而我就将在其中某个地点跳伞。我不知道那两个法国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在拉链连体衣里面，我穿着灰色的法兰绒套装，系着领带。上衣内侧的标签来自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裁缝店。我带着满满一手提箱的衣服和各种商业文件——还有我在乌拉圭老家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我钱包里有一捆瑞士法郎，还有盖了章的签证和火车票，记录着我从里斯本到马德里，再穿过敌占法国到日内瓦的行程。我有写给里斯本、马德里、日内瓦和苏黎世银行的介绍信。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绝对可靠地证明了，我是个乌拉圭商人，想要在中立的欧洲国家寻找银行贷款买船。
我跟法国人握了握手，恐慌的情绪有所缓解。他们将跳伞进入敌占法国；而我，至少在理论上，要去的是中立国家，那里的居民不会把我当敌人。我反复告诉自己：我不是要落入敌军之手。跳伞指挥官是英国人，一位姓丘的空军上士。
我们黄昏时起飞。“解放者”飞行中队和来自附近基地的飞机在那不勒斯海湾上空组成队伍，列队向北朝巴伐利亚飞去。“要去炸轴承工厂。”丘秘密地小声说。丘是个健谈的人（也许这本来就是他汇报工作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终于能载一次英国人（“那些法国人都很内向”）。他总问我一些明知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最近去过伦敦吗，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国内那些矿工还在罢工吗？对不起，长官，我几个月没回去了，知道吧。”
过了大约两个钟头，我感觉我们的轰炸机飞离了队伍，开始下降。丘让我做好准备，我站到侧门边，把手提箱长长的绑带扣到脚踝上，并将开伞索挂到舱顶的缆绳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头套，戴在头上。
就在这一刻，我的恐惧达到最纯粹的顶点，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脑中尖叫：“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蒙斯图尔特？你有老婆孩子啊。你不想死。你为什么要同意来干这个？”我任由它说个不停，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反正我也没有答案。丘从小舷窗里往外望，说：“晚上天气很好，视线清晰，适合跳伞，长官。”接着，一个美国口音说“还有五分钟”，门框上的红灯亮了。两个法国人朝我比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喃喃说着祝我好运。
丘把门拉开，冷空气猛然灌进来。我看到外面的探照灯一动不动地直射天际。“这些瑞士老好人，”丘说，“他们为了做样子，时不时还要发几枚高射炮上来。不过，他们总是把灯开着，好让我们看清楚到了哪儿。”门框上的绿灯亮了。丘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我拿起手提箱，将其紧紧抱在胸口，踏入茫茫夜色，开始了我的第六次跳伞。
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听到降落伞在我头顶“嘭”地打开了，与此同时，手提箱被气流冲出我的怀抱，它往下掉落，接着被绳子猛地拉住，拉得我的右腿生疼。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我掉了一只鞋。手提箱挂在我脚踝上，像只动物在我下面来回晃动，让我难受极了。我听到“解放者”引擎的轰鸣声，它又慢慢爬升，加入其他轰炸机的行列。
那天晚上，天空中挂着半轮月亮，云层涌动。我看见，脚下的田野，还有一大片一大片尚未消融的白色积雪，都笼罩在均匀的灰蓝色月光中。我能看到远处平静的日内瓦湖以及灯火管制并不那么彻底的日内瓦城。我的降落地大概是正确的。
落地时十分艰难，我侥幸擦过一小丛灌木林，笨重地摔到地上，又被降落伞拖行了三十米左右。我缓过气来，开始有条不紊地收起降落伞，脱下背带和连体衣。我的手提箱里有一件大衣、一条围巾和一顶小礼帽。我把它们都穿戴上：天气太冷了。接着，我花了半个钟头，寻找能藏降落伞和连体衣的地方，最后，我把它们埋在一堵石墙边的雪地里，尽可能把翻乱的积雪拍平，我分析，等有人发现它们的时候，我应该早已消失在城里了。
我知道日内瓦的方向，便沿着田埂走去，一直走到通往小路的门边。我又沿着小路，走到交叉路口，路牌上写着：日内瓦，十五公里。对我而言，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我很清楚，大半夜独自一人身处郊野——一个拿着手提箱的商人——要是有人来盘问我，我没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我必须尽快进城，不露声色地混到市民中去。我不停地走：路上空荡荡的，没有车辆。过了约一小时，我走到一个村庄边。路牌上写着名字：卡鲁日。这时是凌晨四点。
我发现一座离小路不远的陈旧的木制谷仓，决定在那里等到天亮后村里开始有动静了再出发。我分析，周围有了人，我可能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又或者，村里会有火车或公共汽车。我带了扁酒壶和饼干——瑟瑟发抖地坐在两堵墙的墙角里，一点点啃着燕麦饼干，小口抿着威士忌。
天渐渐亮起来，我用心把自己收拾干净，擦去鞋上和裤边的泥。当你想要保持低调时，泥泞是最容易让你暴露的细节。七点半左右，我从容不迫地走进村子，希望我的样子就像个要赶火车的人。幸好，这是个不小的村子——有一家路边旅店和一个邮局，咖啡馆和面包店都开门了；我四处游走，没有引来任何特别关注。我加入公共汽车站排队的队伍。我问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这趟车去不去日内瓦。他说去。我的法语看来过关了。
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买了票，在座位上坐好。头一回，我稍稍放松下来，心里涌出一股因无可厚非的自豪而生的小小满足感。第一阶段完成。我看着窗外闪过的日内瓦郊区：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我的工作。
我在一个小广场上下车，这里似乎是市中心，我照着地图，找到去商业大酒店的路。现在，我只是成百上千名穿着套装、戴着帽子、匆匆忙忙开始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中的一员。我走进商业大酒店的大堂，但立马又走了出来。两名警察正在跟前台服务员说话。
这可能只是单纯的例行公事，是巧合，是我运气差。也许，我该大摇大摆走到前台，宣告我的到来，可那样做似乎会是愚蠢且毫无必要的冒险。我走过街角，看见一辆停着的警用面包车，里面有六个人在待命。这看起来更不妙了。我继续在附近的街区走动，寻找其他合适的酒店——不能太豪华，也不能太破败。我找到了一家——世界主义酒店。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那天我基本都在房间里，平复心情，清点物品。下午我睡觉。睡醒后，我给商业大酒店打电话，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我说我在马德里被耽搁了。
傍晚，我去一家餐厅吃了份小牛排配炸土豆，就着一杯啤酒咽下肚去。在日内瓦的大街上闲逛很不正常。晚上十点过后，这里就要灯火管制（路灯也要熄掉），但你总会感觉到，这样做更多是出于责任而非需要。这里的生活是有束缚的——晚餐便体现了这一点：啤酒掺了水，炸土豆令人无法下咽，我只吃了一半——但尽管如此，这里的气氛还算正常。世界各地都在打仗，战火近在咫尺，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那种潜藏的紧张感，你不会像在伦敦时那样明显地感到，脑海深处时时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我回到酒店，睡了个好觉。
早上，我给费特里银行打电话，确定周一上午的会面。“啊，是的，帕雷迪斯先生，”秘书说，“我们当然记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午餐时，我走下楼，沿湖边散步。我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苹果派。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这一切是多么怪异，我竟然来到了日内瓦，还假装是乌拉圭的船老板。我感觉喉咙里就要发出笑声，在那一瞬间——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真正的间谍才能感受到的诱惑吧——在所有风险和严肃的目的之下，还有一种纯粹游戏的因素，这是多么令人沉醉。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我来这里就是要玩捉迷藏的游戏。
回到酒店，前台的女孩说有张给我的字条。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咖啡馆，明天中午。路德维格。我把纸条还回去。“这一定是搞错了，”我说，“这不是给我的。”可她说，他刚刚就在这儿，那个男人，就在二十分钟之前，他说要找你，帕雷迪斯先生。不，不，我说，我努力保持冷静。我让她结算我的账单——我说我必须紧急赶往苏黎世。
我上楼收拾东西。打开房门时，我发现有四个人正等着我：两个拿冲锋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两名探员。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证件，并用西班牙语说：“帕雷迪斯先生，你被捕了。”
我被带去郊区的警察局，并被领进一个房间。桌上有我的降落伞和连体衣，他们要求我指认。我用法语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我是从西班牙来做生意的。之前用西班牙语跟我说话的探员表扬我法语说得不错，但别的什么也没说。
我被留在那个房间里，直到夜幕降临。我可以去上厕所，还有人端来一杯没加糖的黑咖啡。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被各种念头、想象、猜测和自我反驳搅得稀里糊涂。我尽量不下任何结论——现在还太早了，也许他们会放我走？可有一个问题反复困扰着我：路德维格是怎么知道我在世界主义酒店的？整个日内瓦、整个西欧，甚至整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我在那里入住的人是我自己呀。
晚上，我被带出房间，从警察局后门离开。在那里，有人扶我上了一辆货车的尾厢。车门被锁上了，车厢上没有窗户。货车出发了；过了大约三小时，我们停下来，引擎熄火。
我爬出车厢，发现自己站在一幢相当大的别墅的车道上，前门口站着两名持枪的哨兵。这时，探员们把我移交给在我看来是如假包换的狱警。我被带进更衣室，他们要我脱掉自己的衣服，给了我一套替换内衣——包括短裤和背心——还有黑色的哔叽裤，灰色的法兰绒无领衬衫，以及纽扣扣到脖子的粗糙的灰色紧身上衣。我脚上穿着厚厚的袜子，最奇怪的是，还穿了一双沉重的木屐。我感觉自己像荷兰农民和俄国革命时期指导员的混合体。
这样穿戴好后，我跟着狱卒，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进入一个陈设简陋的大房间。房间里还遗留着一些以前装饰的痕迹——窗帘挂杆，刷过漆的飞檐——和现在房间里纯功能性的家具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这里只有一张铁床（铺着毯子），一组桌椅，还有一只尿壶。一扇大窗户嵌着粗粗的铁栏杆，靠墙有个中央取暖器——是温的。
狱卒离开时用西班牙语说：“再见。晚安。”他锁上了门。
这就是我的新家，我不由得想，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呢。
在别墅的生活。从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湖水尽头的美丽风景和远处的雪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琉森湖。每天早上七点，会有狱卒来开门，护送我去洗漱间，在那里，我倒掉夜壶，还可以在水盆边剃须洗漱。我每周可以洗一次澡，洗洗头发。每隔两周，我会拿到一整套替换衣服。我回到牢房时，早餐会等着我：面包、奶酪和一陶瓷缸温咖啡，绝不会很热。下一次有人来打扰我的时间是中午——午餐：总是某种蔬菜汤，还有更多的面包。下午，我可以去别墅的内院，那里有一块草坪，周围是砂石小路，草坪也被砂石小路分成了四等分。在狱卒的眼皮底下，我可以四处走动，如果天气好，我还可以坐着晒太阳。狱卒下令我进去时，我会瞄到另一个犯人（穿得和我一模一样）来院子里放风。时间渐渐过去，我得出结论，这幢房子里应该只有六七个犯人，稀疏地分散在三层楼里——我几乎很少听到外面走廊有咔嗒咔嗒的木屐声。我回到房间后，晚上七点，有人端来晚餐，一盘炖菜或一块猪排，总是配土豆，还有更多的面包和奶酪。晚上九点熄灯。狱卒似乎一直在换人，无论我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说话，他们总会试着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你好”“我们走吧”“没关系吧”——而且，他们总叫我帕雷迪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高效、非常安全的体系，可以说，非常有瑞士特色。一开始，我奇怪地感到如释重负。世事难料啊：“船舶经纪人行动”如此迅速就失败了。我被抓到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游戏结束，他们赢了。但瑞士毕竟是中立国：所以我不会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而我被转去合适的拘留营肯定也只是时间问题（我知道目前大约有一万两千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被扣押在瑞士）。在某个地方，齿轮已经运作起来，吱嘎作响的战俘管理官僚机器最终会找到我、发落我。只是，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周周（狱卒总会告诉我日期）地过去，我越来越担忧。目前的状况仿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已无聊到失去知觉：没有书本，没有报纸，没有书写工具。但我锻炼了身体，吃得也很好——实际上，我每天狼吞虎咽吃下的那些面包和奶酪还让我长胖了。
过了大概六周，我要求见监狱长——我说我要坦白。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晚上，我被带下楼，去了一楼的大客厅。客厅的一半都是空的，零散摆着些破旧但相当精美的家具。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人站在壁炉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起来令人不快，他身上穿着浅灰色双排扣套装。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真名叫洛根·蒙斯图尔特，我是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处的上尉，我被派到瑞士是为了预先防止战争结束时重要的纳粹战犯逃离欧洲。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联系到英国领事馆官员，或是美国战略勤务局驻伯尔尼的局长艾伦·杜勒斯。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那个男人看着我，微微一笑。“你真以为我会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帕雷迪斯先生？”
“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
“路德维格是谁？”
“他是我在日内瓦的接头人。我之前从没见过他。”
“你在撒谎。路德维格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我说我对这个路德维格真的一无所知。他叫来狱卒，狱卒把我带回了牢房。
我的生活如常。尽管定期提出要求，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我现在相信他应该是瑞士军情部的头儿梅森上校）。无聊达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新程度。我找到个分散注意力的办法：我开始养起了在牢房里找到的一小群虫子——银色的树虱，一只蟑螂，还有一些棕色的小蚂蚁——我用床上毯子的一角围了个小圈，把它们圈养在里面。我给它们全都取了名字（只是那几只蚂蚁很难区分），白天，我让它们在我的严密监视下，在房间里四处漫游。这种打发时间的方法很有效。当然，它们总是想要逃跑，我只好不断补充新员，它们的每次逃跑都能让我间接感受到片刻的自由，就好像趁我不备从地板缝或壁脚板下钻出去的是我自己。我仍时不时地要求与负责人见面，但全是徒劳。
我堕落到一种自己尚能容忍的冷漠状态——我相信所有的囚犯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把个人灵魂交托给这个机构的日常流程。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被关起来（除了间谍罪，我想），以及瑞士这个国家花费不菲将我囚禁起来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我还抱有信念——几乎和宗教信仰一样天真而虔诚的信念——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努力营救我，芙蕾雅也一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我还好好活着。我明白我只是需要等待。
夏末，我突然获得抽烟的特权。我得到几盎司散烟草和一些卷烟纸。我学会了如何卷出最细的香烟，我卷的香烟就跟搅鸡尾酒的小棍一样细，里面紧紧裹着几缕烟草。我想点火时，就得喊狱卒。我开始囤积多余的卷烟纸。在洗漱间里，有个旧煤炉，是用来加热洗澡水的。从洗漱间出去时，我会用指甲从炉子外面抠一点煤灰片下来。把煤灰和尿混在一起，我就做成了勉强可用的墨水，只是这墨水有点骚味儿。我还有一枚扣针，是用来扣裤子前裆开口的——它成了我的笔。我有了笔、墨水和纸。我开始写《洛根·蒙斯图尔特狱中日记》。写几句话也要花上几个钟头，因为我得在细长的卷烟纸上，费力地写下极小的字，但这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灵魂的萌动和放松。我又是个作家了。
十月。游隼（我的一只树虱）死了。我早上发现它紧紧蜷成小球，我想把它展开时，它的身体断成了两半。可怜的游隼，它是我的小虫队伍里最温顺、最不爱冒险的。湖上的落日美不胜收，霞光万丈。可怕的心痛，还有身体的伤痛，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起码，她们一定知道我还活着。我要求获得书写工具，再次被拒绝，没有任何解释。狱卒接受你的申请时毫无异议，空手而归时还总是道歉。海军情报处一定知道我被捕了。神秘的“路德维格”知道我住在哪儿。（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当时就在酒店外面，看着我的到来，再跟着我到了世界主义酒店吗？）他应该会报告我被捕的事。晚上，我有时会听见重型轰炸机向北飞往德国的低沉轰鸣。忘不了我被捕那天午餐吃的苹果派——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到甜点。自由是什么味道？苹果派的味道。
十一月十四日。雨果告诉我今天的日期。我叫他雨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他不肯告诉我。现在，所有的狱卒都不顾我的反对，叫我贡扎果。雨果好像每隔三四天值一次班。我用法语问他战争的进展，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说“挺好”。我感觉狱卒的轮班制度和这个地方的其他一切一样，都井井有条。今天下午，我捶了五分钟门才唤来狱卒。我要求见监狱长。要求被拒绝。
今天，我下楼去见了“大使馆来的人”。有趣的是，这是我要求见监狱长被拒绝后的第三天。你以为你被拒绝了，但其实只是他们运作缓慢。
来人自我介绍说叫费尔南德兹先生，是西班牙驻洛桑领事馆的，专门负责乌拉圭事务。他说我是自战争开始后，第五个来瑞士的乌拉圭人。我把我的故事和真实姓名告诉他。可如果你是英国人，他带着失望的表情说，那你就不归我管呀。你能不能帮我妻子捎个信？我问。当然了，他说，你妻子在蒙得维的亚吗？不是，我说，在伦敦。他双手一摊：“那就难办了。”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央求他记下地址，最后他记下了。“就写一句话，”我说，“告诉她我还活着，就这样。行吗？”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他会尽力的。
1945年
一月。在孤独和寂静中度过新年。我在这张纸片上写了首给芙蕾雅的诗，接着用它卷了一点烟草，象征性地抽了这支烟。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将近一年，开始受到某种可怕猜疑的折磨。我越来越相信，我的被捕和监禁与在巴哈马发生的事有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公爵夫人的话：我们还是有些有权势的朋友的。举个例子，在德马里尼被捕后，我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召回英国？这个想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马里恩上校是谁？伊恩怎么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仔细琢磨事情的前因后果，其中浮现的问题让我不寒而栗：那些在商业大酒店等我的警察是怎么回事？我的降落伞怎么那么快就被找到了？我是运气差，还是有什么势力在暗处搞鬼？
这样的生活就像缓慢而温和的折磨，对我来说，监禁最可怕的在于孤独。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孤独：我得不到其他人的抚慰，无论是爱人的，还是朋友的。这不是独居的问题：人可以忍受独居，但没有人喜欢孤独。
我的性欲也进入某种疯狂的节奏。有时候，我一天手淫六七次，像个毫无节制的青春期学生。接下来的三周，我又可能连一次性冲动都没有。
我放弃了我的小虫牧场：它们不是死于寒冷，就是在我把它们放到暖气片旁边时死于炙热。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如此少的东西感觉真奇怪。可以说，我穿的衣服、我睡的床铺和被子、我的桌子和椅子、我的夜壶（还有用来擦屁股的破布）、我装烟草的锡铁罐、我那一捆细细的卷烟纸，还有我的扣针，就代表了我在这世上的全部财产。准确地说，它们还不能算是我的财产——它们是借给我用的。我想起我在巴特西那个凌乱拥挤的家、我成千上万册的藏书、我的画、我的文章、我那些被塞得满满的抽屉和衣柜……突然间，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所有物品，都缩减成这些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我感觉如同船没有了压舱物，人没有了身份。
从我窗口望出去的湖水仿佛有各种情绪，这有限的景色成了我美学世界的焦点。一切的美、一切的超验思绪、一切的灵感激发与评价都来自这有限范围内的琉森湖风景。我想，要是他们把这扇窗户用砖砌上，那我撑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发疯。今天，阳光的角度让湖面显得如同光滑的银镜。高空薄薄的云层如迷雾般轻轻遮住湛蓝的天空。我看到一半玉米田正从浅绿色转为第一抹成熟的砂黄色。我真希望这里有条路，有些来往的人和车。我可以看几个钟头的鸟，有一次，就只有那一次，我看见一艘有着细长红色烟囱的蒸汽小船开进我的视野，可它掉转头，又驶出窗户边缘。
今天，雨果无意说到监狱有了新的监狱长。我要求跟他见面。要求被拒。
八月。大概凌晨两点，被时高时低的警报声惊醒，我立马以为是空袭。两名狱卒走进来，命令我穿上衣服。我被匆匆带下楼，推出前门，走到砂石路上。另外三名囚犯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眨着眼，彼此打量，仿佛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者在非洲丛林中碰了头，羞涩得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从这幢大房子的不同楼层被带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总共有十一个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袍、黑色裤子和重重的木屐。警报是真的——厨房起火了。一些消防车开过别墅后面，我们听到叫喊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经历的最刺激的事，狱卒也是焦躁又好奇。趁着他们被混乱的局面分散了注意，我朝旁边的男人转过头，用英语问：“你叫什么名字？”“听不懂，”他用德语悄声说，“我是德国人。”看来这位是敌人了。“我是英国人。”我说。他看着我，困惑不解，然后指着另一个人。“意大利人。”他说。一名狱卒大叫着让我们安静。我们到底是谁？我想，我们在琉森湖边的这幢别墅，被如此严密又上心地看管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八月。和往常一样，我想见新监狱长的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同样带来了迟来的结果。我被带到楼下客厅，介绍给一位戴着圆框角质架眼镜的年轻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帕雷迪斯先生。”他抱歉地说。我再次重复了那冗长而曲折的解释。“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安全和情报方面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能让战略勤务局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伦敦，那我相信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杜勒斯已关闭了战略勤务局。“什么时候的事？”我说。他朝我眨眨眼，很是惊讶：“从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呀。”他告诉我，战争结束了，结束了好几个月了，我突然感觉既恐慌又无比放松。战争的彻底终结指日可待——可我们为什么还这样被与世隔绝地关在这里？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和地址，哀求他给她捎个信，说我还好好活着。他说他会尽力的。求你了，狱卒领着我朝门口走去时，我说，就帮我个忙吧。“是英格兰的巴特西吧？”门关上时，他在我身后大喊。“伦敦的巴特西。”我回头大喊。我希望他听到了。
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来就只能瞄到他们一眼），这样的频率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兄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离开了湖边别墅，穿着我被捕时的衣服，它们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给了我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由内政部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乌拉圭公民贡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车拉到意大利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加入了两百名其他流散人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队伍，我们被送上开往米兰的封闭列车，要被送到切尔托萨附近的拘留营（三十三号营）等待审讯。我在琉森湖畔别墅的日子结束了。我终于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事后补记。一九七五年。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并被囚禁时，瑞士军队的情报部门正好出现了暂时的恐慌情绪，从而将局面弄得复杂。自从战争开始，瑞士就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并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收到绝密的情报资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误让这条密线陷入危险，瑞士方面也越来越紧张，害怕收到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还担心德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想要把瑞士变成他们“欧洲堡垒”大计划中坚不可摧的一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才真正开始得到缓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来到这个国家，可以说选了一个最糟的时机。我可以说跳进了一个交织着偏执多疑和军方恐慌紧张情绪的蛇窝。我的一切——我与乌拉圭的联系、神秘的“路德维格”，以及我承认自己是来和纳粹高官取得联络的坦白——都让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出卖我的人绝对没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12月19日，星期三
切尔托萨。三十三号营。又开始积累财物的感觉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套剃须工具，还有几本美国杂志——它们标志着我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办法跟一个名叫克罗泽的英国联络官说上了话。他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来，无论我的故事乍听有多离奇，但它确实是真的。当我看到他眼中的质疑逐渐被信任所取代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他说他会立刻给伦敦发电报。我请他也给芙蕾雅发份电报，并把写给芙蕾雅的信交给他。他承诺一定会将信送到，并给了我笔记本、钢笔和墨水。他建议我趁着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以备忘录的形式把一切写下来；他还警告我，在被送回家之前，我可能还要面对一系列紧张的汇报和审讯。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把我还记得的这短命的“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一切记下来。跟克罗泽聊过之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我穿过拥挤的拘留营，朝自己的小屋走去，我穿过流氓、赤贫者以及欧洲的悲惨世界，以温柔慈爱的目光环顾四周。希特勒已死，恶魔已除，我们赢得了战争。洛根·蒙斯图尔特的生活重新启程了。
注释：
保罗·克利于6月29日去世。
杂志，刚由西里尔·康诺利编辑发行，格里格森是赞助人。
大卫·埃克尔斯（davideccles）当时是被从战时经济部借调到里斯本的。
6月22日，法国投降。英国当时独自对抗轴心国的势力。
即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译注
地狱之口（bocadoinferno），离卡斯凯斯不远的一处海蚀洞，因涨潮时海浪冲进洞穴产生的轰轰巨响而闻名，这一带海岸线沿途风景优美，是著名景点。——译注
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piperalistairfletcher）当时在苏格兰卫队。
法国维希（vichy）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译注
这是德国人想把公爵引诱到西班牙和“安全地带”的阴谋。
丘吉尔的电报：“我已成功解决了陆军部对放弗莱彻离开的反对意见。”
公共档案馆文件profo93133/180。
伦敦大轰炸（theblitz），“二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主要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间，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超过4.3万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毁。——译注
英国战舰“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在12月被日军击沉。香港沦陷。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偷袭。
4月，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但遭到破坏。还没来得及维修，又遭遇了入室抢劫。
1941年，莱蒂西亚女士嫁给了休·莱格特爵士（准男爵），他是个鳏夫，洛蒂隔邻的地主，他的年纪是洛蒂的两倍。
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macneice，1907—1963），诗人，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谈话节目制作人。
拿骚（nassau），巴哈马的首都。——译注
格雷·菲利普斯少校（majorgreyphilips），温莎公爵的审计官。
赫尔曼·戈林（hermanngoe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与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译注
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译注
奥克斯在加拿大发现了世界第二大金矿，是拿骚最富有的人，也是殖民地最大的捐助者。
实际应为大陆银行。
菲利普·圭达拉（philipguedalla，1889—1944），作家，温莎公爵夫妇的朋友，从支持公爵的立场出发，写了记录退位危机的著作《一百日》（thehundreddays，1934）。
温莎公爵的弟弟，乔治六世全名为艾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温莎，伯蒂（bertie）为艾伯特的昵称。——译注
1942年，戈弗雷被开除。
弗莱明爱上了安·奥尼尔，她后来改名为安·罗斯梅尔，再后来成了伊恩·弗莱明太太。
该书于1943年6月由穆利·金斯伯格（murrayginsberg）出版社出版。11月时销量已过3万册。
圣痕（stigmata），据说出现在某些圣徒身上的伤痕，与耶稣身上的钉子留下的伤痕类似。——译注
《双重人生》（doublelives，1943年）。
战略勤务局（oss），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美国在加入“二战”后组建起来的机构。——译注
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