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涯快结束时，在西北大学进行的一次体检中，他的肺部查出一处阴影。他被送到了一家疗养院。“那时候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所谓治疗就是干坐在冷风里。疗养院由一些小屋组成，三分之二的墙是铁丝网。在那里你必须慢慢地走路，小心翼翼地做每一件事。我那时几乎一文不名，疗养院的女院长给我打了折。”六个月后，阴影消失了；关于那到底是不是感染都有一些疑问。也许，在美国度过了不堪承受的六年之后，他只是需要去休养，平静下来。

珍妮特出去泡茶，端了茶和一些饼干来，“曲奇饼”——在圭亚那很少用这个词，在这所房子里这个词就像是一种遥远文化的余韵。

喝茶的间歇，她谈起我在将近三十年前曾经写到过她。

“人们主要记住了两个细节。你不会相信的。第一个是我涂脚指甲。”

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个事实，也忘了我曾经写到过它。

“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感兴趣，”她说，“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涂脚指甲。”

“每一个人。”切迪说。

她说：“我前几天刚看过这本书。你提到人们谈论的另一件事——这个我也查过了——是我当时在读的书。”

这件事我也忘了。

“是科莱特的《天涯沦落女》。”

那应该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科莱特的浮夸和肤浅的感官虚荣，在一处如此遥远的场景之中：泥泞的圭亚那河流，老旧的内河汽船。于是，在我的头脑深处，两个细节一起带回了一个印象，而不是一个概念——那是我和珍妮特·贾根在内地进行的一次旅行，当时她是卫生部长。

她说：“我前几天在自己的藏书里找过这本书。我想我手上再也没有这本书了。”

这所房子，还有里面的书籍和家庭照，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想到这一点，想到贾根夫妇在海外定居的孩子，想到那段始于一九三六年的旅程，我想知道，在最个人的层面，切迪·贾根是否不能被称作一个成功的人。

珍妮特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声音。

但切迪说：“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上，在社会认可的意义上，我是一个成功的人。连我的敌人们也承认，我们在政治活动当中是正直的。”

珍妮特说：“写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他喜欢写作。他喜欢向别人宣讲。切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们在特立尼达乘船游玩时的一段插曲。他们的尾挂马达熄火了，水流在把他们的船冲向礁石和峭壁。她看不到希望，但是切迪保持着冷静，抢修引擎，终于让它又启动了起来。

他说：“也许是我血液里有一种病毒，政治的病毒。在我的政治活动中，珍妮特一直让我走在道德的道路上。”

她说：“被人拍拍背加以鼓励，感觉很好。”

他说：“她属于美国第一代反抗者当中的一员。”她发出探询的声音，他解释说，“第二代出现在越南战争时期。”

她说，她还记得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的时候，她努力同黑人和中国人友好相处。“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要向那些群体伸出手去。”

她与切迪的关系在她的家里掀起了波澜。

她带着一种类似悲哀的神情说：“切迪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见过面。”

我问她：“你觉得自己勇敢或有原则吗？”

“我那时只是年轻而已。”

她母亲到圭亚那来过一次。她逐渐了解了切迪，有一天她告诉珍妮特她喜欢他。“当然了，”珍妮特说到她母亲后来对切迪的态度，“首相的头衔也是有帮助的。”她用美语的方式发这个词的音，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她弟弟的事情总是更好办。“但我告诉你，我弟弟拿回去的我的照片是我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一起时拍的。”她紧张地发出了似笑非笑的声音。

此前，我一直以为世俗的位置对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现在我想，她也许没有切迪那么恬淡寡欲，在她心里有一种忧郁：漫长的奉献和斗争，对这个国家的灾难的忍受，最后并没有像老式的道德寓言所声称的那样带来成功；事情最后变得很糟糕，理想全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去追问这个问题。

在切迪·贾根的自传里，他用了两章，共二十五页的篇幅讲述自己最初二十五年的人生，一直讲到他从美国回到圭亚那。各种细节非常生动，叙事迅捷：每一件事情都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展示，没有虚张声势。但他的叙事也很繁复；读者无法将其全部装进脑中；他无法（并不比作为作者的他更好）把事情全部关联起来。书的前几章就像是甘地自传的前几章，尤其是像讲述甘地在伦敦留学时期的章节；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相似性，和一个事实有关：这两个同样有着印度和印度教背景的人（年龄相差只有五十岁），以不同的方式与一种他们当时远不能理解的经验达成了和解。两人如此透彻地写下他们的早年岁月，以致他们的字句可以一再被研究。

例如，在贾根的书里，有一个奇怪的段落，讲的是回到圭亚那之后，他在“认同”上存在种种困难。“这里没有政党……有一阵子我玩板球，很快又迷上了桥牌。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在打桥牌和阅读相关读物上。但这些丝毫也不能让人满足……我想要让自己认同的，是我周围那个冷酷的现实世界。”

我和马丁·卡特谈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贾根的书，但却没注意过玩桥牌这个主题——桥牌与对认同的寻求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并置在一起。他说，桥牌在那个时期对切迪·贾根来说是有用的，可以打发一个夜晚，给他一种社交生活的幻觉。

但是当我接下来在自由宫遇到切迪·贾根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当时所寻求的认同是政治上的；这对一九四三年的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已经变得比殖民地更为复杂。在种植园这一背景之上，他又增添了对甘地、尼赫鲁以及印度自由运动的了解；还有他在美国时的激进化，他对于独立战争、罗斯福（他是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新政的种种看法。他在圭亚那开始打桥牌只是为了“娱乐”；他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是因为那是他的风格。“无论做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的确如此，后来翻阅他的自传时，我看到有一次在芝加哥他很认真地——就像他父亲在圭亚那一样——试图通过赌博赢钱，甚至还读了《怎样赌马》这样的书。）

他说：“珍妮特和我之间总是有一种差异。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她可以抛开一切去读一本小说。我却会把工作带回家去做。”

尽管在美国期间他已经变得激进，但直至回到圭亚那，他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一九四三年，珍妮特来到这里，给我带来了《列宁小型文库》——几本小小的书，小册子。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文献。然后，我开始像当年读桥牌书那样疯了似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完《列宁小型文库》，我又读了《资本论》，这些阅读帮助我对社会发展有了全面的理解。在那之前，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斗争——印度人、黑人、美国人——都只是互不相干的经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之后，我发现它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体系来加以理解。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对妇女问题进行了考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让我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了全新理解：不仅是他们遭受了剥削，还有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

“这让我感到兴奋，一种智识上的兴奋，因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朝我打开了，一种对世界的全面理解，这让我之前在美国的种种经验变得统一起来。歧视——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体系当作整体看待，你就只能看到歧视。”

他也把这种新的观察方式用于处理印度传统。“我在小时候习以为常的印度文化的种种习俗——在美国我完全地脱离了它们。于是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当时更像尼赫鲁。作为在美国的留学生，甘地和尼赫鲁是我生活的典范。甘地是一个战士，尼赫鲁也是。他们造就了我。”

他既不知道、或许也无法承认，但造就他的也许还有他的印度教种姓出身中的某种东西。它就在那里，在他的自传当中。他十五岁到乔治敦去读书时，在好几个印度家庭借宿过。他能支付的钱不多。第一个家庭把他当作仆人：他们让他去市场买东西、洗车，甚至——尽管他是皇后学院的学生——割草喂羊。他换了一个家庭，结果更糟糕。他们属于刹帝利种姓，也就是武士阶层，只比婆罗门低一级。这家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婆罗门，整个家庭都急于表现得能配上对方的高贵门第。他们不让切迪睡在床上，而要他睡在地板上，因为贾根这个姓属于库尔米种姓，也就是耕作者的种姓。

切迪·贾根在自传里说，他只是从他母亲那里听过种姓制度的种种问题。但实际上，库尔米是一个有趣的种姓。英国人在上世纪为印度的各个地区编撰了地名词典，或者叫地名手册，其中不仅讲到了库尔米的农业技能和勤劳，还讲到了这个种姓好斗的本性。有些地区的库尔米坚称他们不是低级种姓，说自己的祖先是拉其普特人和刹帝利。现在，大家只要一提起切迪·贾根的父亲，就会提到他强健的体格；那天早上在自由宫，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留有神气的拉其普特胡须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胡须给马丁·卡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圭亚那做印度人和库尔米，意味着以双重的方式被“包围”，即使在遭遇美国带来的种种挑战之前就已经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消除了这种“包围”，让他们变成了普遍而抽象的人。可以这样说，切迪·贾根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光辉。

切迪·贾根说：“对阶级斗争的发现，对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现——全都来自我阅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的出身给了我一种阶级偏见。对我来说，阶级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是在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初遇见珍妮特的。“就在我从疗养院出院之后。我是在我们朋友的聚会上遇见她的。她的家庭在大萧条期间曾陷入穷困，很快又走出贫穷，变成了中产阶级。在韦恩大学，她把自己当成少数人当中的一员。吸引我的不仅是她异乎寻常的美貌，我们还有着共同的兴趣——对受压迫者的同情。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她放弃了大学学业，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因为她想去战地服务。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的——她是一个护理系学生。”

切迪离开办公室去参加一个会议，过了一会儿，珍妮特又接着讲他们的故事。我们在切迪办公室外面的小房间里，坐在低矮的安乐椅上。她用缓慢的语速说着，思考着。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在芝加哥一起长大的女孩，名叫海伦——举办了一个告别聚会，切迪也在。他和海伦的一个妹妹在约会。他那时非常英俊，当然了。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男孩和女孩的恋爱故事。”

我问她对圭亚那的第一印象如何。

“有一点文化冲击的感觉。那是在战争期间。我是坐水上飞机来的。我们在德梅拉拉河上着陆，然后直接去了穆兰特港。当时的情形让人震惊。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对待我。我应该和女人们待在一起，但他们让我坐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和男人们待在一起。女人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我想她们心里肯定讨厌我。她们本来希望切迪娶一个门第高贵的印度女孩。她们想念吵闹的婚礼，如此等等。

“我要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情。我们想让切迪年纪最大的姐姐因德拉妮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我去了毕晓普学校——乔治敦最好的女校——“和女校长谈了谈”。她是英国白人，我告诉她，我想让我的大姑子从伯尼斯来上学。她说没问题，只要她有合适的资格。当我把因德拉妮带去时，女校长很是惊愕。她以为我大姑子是白人，她说不行。于是因德拉妮就没能进去。她进了中央高中，最后去了英格兰学护士专业。现在贾根家大概有六个牙医和三个验光师。对女人来说那是一个好职业，她们能够应付得了。”

我想到她从一九四三年就开始这样生活，问她：“你喜欢那样的生活吗？”

“一点也不喜欢。”她发出了紧张的、听起来很年轻的笑声。“有时候过得非常痛苦。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我发现遗忘是活下去的方式之一。六十年代，我的状况很可怕。有段时间我出不了门，去不了电影院和餐馆，不能在公共场所做任何事情。我是替罪羊。我的性格不像切迪。我有一点阴郁。

“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让人兴奋，非常有趣。在一种迥异的文化中生活。他们编造了很多关于我的可笑故事：爱模仿印度人，穿纱丽，一大堆的蠢事。我从没有假装成另一种人。许多人会说，因为我是一个印度人，我才有政治生命。我想，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异乡人很容易被编织进各种神话，或是用漫画加以讽刺。

“我最享受在报业工作。从政总要抛头露面，我不喜欢。我一步一步成了记者。做一个从政的女人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想多了解一点她在美国的情况。

“最近我弟弟和我去了密苏里州旅行。上世纪大多数时候，我父亲家这边的人都在美国。我们去看了位于密苏里州莫伯利的那些坟墓。那里几乎已经没有犹太社群，在墓地里有极小的一块地方，用石头标出那里是犹太人的坟墓所在——大多数坟墓安葬的都是我的家人。在我母亲家这边，我的外祖父母在本世纪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迁徙而来。所以世界是由那些背井离乡的人组成的。”

她似乎不仅在谈论她的祖先是怎样迁徙到美国的，也在谈论印度人是怎样迁徙到圭亚那的；谈论切迪的祖母和年幼的孩子在一九〇一年乘坐“易北号”帆船来到美国；谈论切迪一九三六年的美国之旅；谈论他在一九四三年和她一起踏上的归家之旅；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半是再度定居在那里；还有七十年代以来，圭亚那所有那些移民的人：切迪夫妇本来希望把革命带给他们，但现在，他们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一九九一年

二〇〇二年附记：自一九六四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助长圭亚那的选举舞弊，到了一九九二年，它觉得自己可以发发慈悲了。切迪·贾根在一九九二年十月赢得未受操纵的大选，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去世前一直担任总统一职；终年七十八岁。新的大选之后，珍妮特·贾根接替他担任总统。一九九九年八月，也就是二十个月之后，她因为健康恶化而卸任。

（马维达译）

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知名作品有《旧地重游》、《一把尘土》等。

加拿大东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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