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伊夫林·沃曾深入位于西班牙大陆美洲的英属圭亚那内地旅行。当时那里有三个圭亚那，楔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分属英国、法国和荷兰。英属圭亚那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面积为八万平方英里，约与大不列颠相当，但人口仅有五十万。其中大多数——主要是东印度人和非洲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也就是大种植园所在的地方。只要从沿海殖民地向内陆走上几英里，就会看见南美的荒原，一直延伸回巴西：阔叶林、美洲印第安人的村庄、布满巨砾的河流和瀑布。然后是无树的红土大草原，巨大的红色蚁丘耸立其上，棕榈树标示着偶尔出现的浅溪的流向。
在沃的《一把尘土》一书中，被背叛的主角在英国经历了种种苦痛的挣扎，那片没有树的大草原正是他忘怀过去的地方；而他在那里遭遇的，是孤绝的一种恐怖形式：他被统治当地的一个盎格鲁－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头领囚禁在几乎无人的大草原上，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狄更斯的作品。
圭亚那一直是一片充满幻想的土地。这里是黄金国的所在，也是琼斯镇公社的旧址。但沃的幻想作品最不同寻常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之后，一个来自圭亚那沿海种植园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旅程，将与沃笔下主角的命运形成一种呼应。
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切迪·贾根带着五百美元离开圭亚那，去美国留学；他的祖父母是从印度迁来的契约劳工，在沿海种植园工作。他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整整待了七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留学期间，他做过各种工作：最后他成了牙医。在他的美国时光接近尾声时，他娶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女人。他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
当切迪·贾根于一九四三年返回圭亚那时（他的美国新娘很快就追随而去，让他的家庭大为震惊），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固定政治理想的人。无论他怎样看待自己的印度教、印度以及圭亚那出身，无论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怎样的历史和社会困惑，这一切都已浸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和普遍阶级斗争的观念中。那样一个愿景已经足够了。在五十年间，就像是沃笔下人物的一个化身——经历战争的结束、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欧洲各帝国的萎缩、黑非洲的瓦解、冷战的出现与消失、欧洲共产主义的终结，经历圭亚那自身的独立（独立后guiana被改拼成guyana，但这其实并没有历史和词源的依据）——切迪·贾根一直在坐等属于他的时刻来临。
几乎从一开始起，“被压迫的炼糖工人就是他的后盾。”这是他的自传《被审判的西方》一九六六年东德版封底的用语。再过将近五十年，这些工人（或他们的后代）多多少少还在那里。对这些人被冻结在旧有的角色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也许正是切迪·贾根的那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他很早就已功成名就。一九四七年，他成为英属圭亚那殖民地立法委员会最年轻的立委。一九五〇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组建了人民进步党。这是圭亚那的两个主要族群——非洲人（这是他们在圭亚那的称谓），奴隶的后代；东印度人，他们取代了非洲人在种植园的地位——之间非同寻常的联盟。一九五三年，该党以压倒性优势掌权。看起来贾根将会成为新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任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五六年后才会崛起）。贾根和他的妻子珍妮特开始名闻遐迩。英国的流行媒体一度把他们当作魔鬼的化身，用以填补伊朗的摩萨德（把伊朗的石油收归国有）和埃及的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两大新闻热点之间的间歇期。
但英属圭亚那不是伊朗，也不是埃及。一九五三年的英属圭亚那只是一块殖民地。在任仅三个月，贾根政府就被英国政府解散，殖民地宪法被悬置，英国军队被派驻进来。在这样的压力下，人民进步党的非洲派和印度派迅速分裂了。圭亚那的非洲人和印度人数量几乎相当。双方都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在这些话语之下，圭亚那的两大族群又回到了更为本能的种族主义道路上。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一年，印度人的选票又把贾根送回权力中心。但在一九六四年，非洲人的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期间还经历了严重的种族骚乱——赢得了独立前的选举。自那以后，通过一系列被操纵的选举，切迪·贾根和他的印度追随者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直到一九八四年，圭亚那一直走在一种马克思主义－非洲式的道路上，并且变成了一个“合作共和国”。最近六年来，圭亚那开始偏离“合作式”原则，但现在这里已经变得和东欧的任何地方一样糟糕。
非洲人控制的政府接管了每一个重要行业：比如铝土矿和大米；政府只为它的支持者们提供工作或创造工作机会。于是这个政权同时也是一种种族暴政；大大小小的腐败进而有着种族主义的扭曲因素。在这个国度，每一样事物都在腐烂，每一样事物都在贬值。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制出来；在这个种族主义的国度，一度与特立尼达等地区的货币相当的圭亚那货币，已经变得近乎一文不值。进口受到管制，许多物品被禁。各种族的圭亚那人开始渴望他们从小就吃的一些简单又便宜的食物——新不伦瑞克沙丁鱼、加拿大面粉、加拿大烟熏鲱鱼和咸鱼。在邻近的特立尼达人过着富足生活之际（这是七十年代的石油繁荣带来的），圭亚那人过着匮乏的生活。圭亚那人开始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离开祖国，先是印度人，然后是其他种族的人；他们去往特立尼达、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圭亚那人居住在国外。
首都乔治敦曾经是全世界木制结构的城市中最为美丽的一个（向内地走几英里就能看见大阔叶森林），已经斑驳褪色，衰败不堪。在破旧的城里、一条大道的尽头，现在竖起了一座气派而有讽刺意味的“合作共和国”纪念碑：一座类似非洲人的巨像，胳膊很长，显然正在跳舞，他的四肢上刻有似乎来自神秘主义的象征图案。据说这座以非洲人再度觉醒为寓意的雕像的纪念对象是卡夫——一七六三年在圭亚那发生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但有些黑人相信，无论雕刻者的意图是什么，这座雕像也与为圭亚那的黑人领袖福布斯·伯纳姆施行的某种巫术有关。据说伯纳姆最后把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巫术融为一体，并且还聘有一位巫术顾问。
在乔治敦的植物园里——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出于实验和学术的目的，英国在帝国各处修建了许多这样的园林——还有另一处纪念建筑，旨在纪念伯纳姆先生的统治。这是在伯纳姆先生一九八四年去世后为他修建的陵墓。这座建筑形同蜘蛛，中亭低矮，通往外面的柱廊是用混凝土筑造的托架，看起来就像蜘蛛的脚。建造者本想对合作共和国缔造者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永远地向后人展示，就像列宁那样；但是出了差错，遗体在处理之前就腐烂了。
这一切发生时——种族主义的暴政，经济的崩溃，还有巫术——切迪·贾根端坐在他的党的领袖位置上，始终在那里，以更为纯粹的道路坚守者的身份等待着被召唤。对他的支持始终来自印度人，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种族领袖。在非洲人的压迫最为严酷的时期，他支持任何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立法动议。因此，在有些人看来，正是他理想的纯粹性，使得他既在反对他的支持者的利益，也在阻碍他自己的政治成就。
现在他七十二岁了。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消失，以及在圭亚那发生的事情对美苏两国变得不再重要，即将到来的选举也许会是自由的：也许切迪·贾根终将赢得选举。但现在实在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利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圭亚那的一块钱只相当于一美分，有实力的外资都在避开圭亚那。一个理性的政府能做的只是逆转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进行的国有化。所以如果贾根掌握了权力，他最后很可能会失败，或是毁掉自己的传奇形象。
切迪·贾根的党总部所在的自由宫是一座白色的木制结构老建筑，坐落在一条类似集市的街道上。我去那里和他会面。他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但是很精干。他身着蓝灰色的短袖旅游装，显得腰有点臃肿，但就一个七十二岁的人来说，他的身材非常棒；我感觉到这对作为政治家的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病：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他每年都会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检查身体。他毫不迟疑地说着一些现在已经显得老派的用语，于是在自由宫楼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这里有安乐椅、咖啡杯和各种文件，透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里间的办公室挂着一张镶框的黑白印刷品，上面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画像——无论外面正在发生什么，这里好像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想知道，他在一九六四年之后是怎样熬过来的，他利用了哪些内部资源，又为什么没有像他的许多追随者那样放弃。他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而是谈起过去，谈起他的运动的开端，还有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伟大岁月。他说话时带着旧日的活力，谈吐是学院式和公共会谈式的；他用长长的手指列举要点，努力说出完整的句子，里面全是事实、姓名和引用。
他把一九六四年之后的二十六年浓缩成简略的描述。随后，在回答他自己提给自己的一个问题时，他说人们经常问他为什么没有进行“武装斗争”。他叫外面办公室的人给他拿一些文件来。文件拿来后，他找出一份处理圭亚那赤字问题的文件。这是一张脏兮兮的纸，两面都印了字，是用古旧的“复制机”复印的，带着复制墨水刺鼻而油腻的气味。图表不易辨认，显示出圭亚那的赤字从一九六五年的四百二十万圭亚那元上涨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十三亿零九百万元。他想说明的是——像是在讲述一个旧日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和“你肯定会输掉的”武装斗争相比，让政府用自己的巨额赤字拖垮自己，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他的妻子在门口探头张望。上一次见到她，是三十年前的事。我记忆中的她，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性。三十年的时光仿佛让她一下子变了模样。我一开始看到的只是她灰白、浓密的头发，她衣服的颜色：黄褐色和黑色；底色是在圭亚那或加勒比不常见到的外来颜色。她的脸变瘦了，脸部以下变得丰满和松弛了，穿的是宽松裤；她的皮肤也变松了。但是她的眼睛、她轻快的嗓音（在圭亚那待了近五十年，仍然是美国口音），还有她紧张的笑容，开始与我记忆中那个年轻的女人重合在一起。
她说起两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孙女。她的儿子现在四十岁，住在芝加哥，也就是他父亲曾经留学的地方。她的女儿住在加拿大。
一九六一年，珍妮特·贾根在圭亚那以“外国白人女性革命者，美国犹太激进分子”而著称。现在人们说她变得保守了。一个以前的政治对手说：“她发福了，但是别告诉她是我说的。”
圭亚那是我以作家的身份旅行去到的第一个地方。那次旅行是一个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是关于加勒比和南美的欧洲殖民地的研究。我当时二十八岁，是一个单纯的旅行者；我很快就发现，无论新鲜的景致以及人在旅途带给人多么强烈的兴奋感，一段旅程也并不会必然变成书页上的叙述文字。
作为一个政治观察者，我既缺少把握，也缺乏自信。我以为在这样一种写作类型里，必须去信任人。我把自己作为作家的种种怀疑搁到了一边，因为它们属于另一种文学形式。于是，与我对五十年代末的非洲或黑人种族运动的真实感觉相比，我在书里写得更为浪漫。我听任自己按照别人的说法去看待这个运动，并将其当作一种救赎。这场运动充斥着花言巧语和泛滥的情感，并且还有凶残的成分，但我压抑了自己对这些现象的恐惧。
在乔治敦和圭亚那的其他一些地方，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与贾根夫妇一起度过了一些时光，那时切迪·贾根是殖民地首相，珍妮特·贾根是卫生部长；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允许自己相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比英国工党的那种社会主义有更多的内涵。
福布斯·伯纳姆一九六一年是反对党领袖。他机智、喜欢恶作剧，皮肤黝黑、光滑，步履虽已沉重，但仍然有着聪明的优等生风度。他的性格就写在脸上，写在他的体格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耽于声色的危险分子，一个既受过伤害、又被宠坏了的人，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但我却从未允许自己依据这样的感觉写下任何文字。
我也从未想到——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伯纳姆以及贾根有着相同的出身——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真的会推翻整个社会。我当时看到的，是我以为我应当看到的，是我更乐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圭亚那人民是一样的。
马丁·卡特是圭亚那五十年代初的觉醒时期的诗人之一。在他看来，圭亚那的大多数困惑来自对语言的误用或误解。“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来到圭亚那，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罗伯特·欧文、萧伯纳和威廉·莫里斯那样的人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含义。每个圭亚那人都会根据读过的书去对社会主义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非总能够相互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经济体系。“一个社会主义者只需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友善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这里的人普遍看法。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了问题。”
马丁·卡特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梵学家米西尔是来自德梅拉拉河西岸的婆罗门，也是切迪党党员。那是在一个叫弗里登胡普的地方——巧的是，那里的主人是约翰·格莱斯顿，也就是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父亲。在乔治敦和整个第三世界，切迪一直在把英国共产党给的小册子分发给党的同情者。在这些小册子里，有一本叫《资本主义世界》。那应该是在一九五三年的选举之前。
“切迪在西岸发起了一次公开集会，梵学家米西尔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人数众多。梵学家——他应该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但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容光焕发，因为众多的与会者，也因为切迪·贾根的到场。
“他告诉与会群众，在介绍切迪之前，他想先告诉他们一件事。他对他们宣称：‘他们创造了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它就像桑寄生属植物一样，只要用手抓住你，你就再也无法甩开它。’鸟在吃了一种果实之后，在树上清理鸟喙，树上就会长出桑寄生属植物来；这种果实当然是桑寄生属植物的果实——沿海的人都熟知这种植物。
“那就是梵学家米西尔的全部发言。会场的群众骚动起来，因为他们明白，梵学家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压迫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种植园的全部经验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资本主义+社会。梵学家米西尔自己也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他瘦削高大，是一个热情的人；与切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专题演讲相比，他关于桑寄生属植物的说法传达了更多的东西。”
于是，在这样的分析里，在梵学家米西尔所用的混杂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晦涩习语之间的某个地方，圭亚那的种种现实被歪曲或失落了。合作共和国糟糕的闹剧一面开始蓄势待发。
切迪·贾根在四十年代有一个同事叫西德尼·金，是一个非洲人村庄的老师。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脱离了贾根的党派。后来他作为非洲人起了一种转变。“印度人有着光荣的文明，而这里的非洲人只有自伤自怜的感觉。”作为他试图发起的“非洲命名运动”的一部分，西德尼·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尤西·克瓦亚纳。
他这样评价切迪·贾根：“我认为他在文化上有问题。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哪怕只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拥有一个更可行的、更人性化的参照系。但在摒弃了帝国主义和与其文化相关联的所有成就之后，他与另一个大都会——苏联搅在了一起。他对这个大都会的理解，全都来自它自己的说法。于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放在另外那个大都会的文化之中加以解释。一旦那么做了，他就会感到自己是正确的。
“当伯纳姆在一九七一年开始引进社会主义时，两个种族的人都开始表达他们的沮丧，说他们一点也不想听到这种东西。对贾根来说，这并不重要。他当即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整个圭亚那都投票赞成社会主义。一些人投给了他，一些人投给了伯纳姆。而这里的政治从来都是按种族划分阵营的。”
在一九六四年的种族骚乱时期，尤西·克瓦亚纳与伯纳姆结成了同盟，但他和伯纳姆的关系随后也破裂了。
“事实上是伯纳姆引入了奴工。他在‘希望种植园’引入了强迫劳动的做法，那是一个位于东海岸的椰子种植园。你仅有的权利是购买极少量的日用品。你甚至不能像奴隶时代那样用劳动来交换物品，而必须用钱购买。在休息日你作为奴隶什么也得不到。在‘希望种植园’里，他凌驾于众人之上，骑马、喝酒，款待自己的朋友。一九七七年，为了瓦解炼糖工人的一次罢工，他把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和各种职业人士派到甘蔗地里去种地。他们没能成功，还把耕种弄得一团糟。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我说：“然而黑人爱戴他。”
“爱戴他？七十年代中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九五〇年他从英格兰回来，圭亚那人非常钦佩他，因为据说他拥有渊博的学识，演讲也很华丽。我认为他的演讲其实很空洞。”我甚至认识一些喜欢听他讲话的印度裔圭亚那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非洲人的英雄。花了很长时间农村的非洲人才开始接受他——他们不喜欢律师。
“伯纳姆政府的腐败在一九七一年开始败露。每个人都知道，政府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骗局。有些人认为伯纳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由领袖对人民进行统治，并把自己的腰包装满’。这样的现象一再在东欧出现。
“伯纳姆死时，他的资产据说有一百万圭亚那元。当时圭亚那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四比三十。这让圭亚那人大笑不止。他们说，那数百万元是伯纳姆死时腰包里的钱。他的死是一种解脱，是街头巷尾的笑料。在布鲁克林，有人举办了几场庆祝宴会。这里则放了两天假，在此期间喝酒的场所不允许营业，因为那样欢庆就太明显了。
“葬礼后第二天，我走在乔治敦的街道上，每个人都知道士兵在头天夜里把尸体运走了。他们找来防腐师，在城里的一家殡仪馆对尸体做处理。我认为那些防腐师是从莫斯科来的——媒体是这么说的。全体圭亚那人都唾弃对伯纳姆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这个想法。一位非洲裔女士告诉我：‘他死了。他必须下葬。’他们在媒体上宣称，他们要对他进行防腐处理，让他的尸体无限期地保留下去，并在陵墓里永久展示。于是尸体在别处停放了一年——那是充满流言蜚语的一年，关于尸体的流言蜚语。有些人发誓说，尸体根本没有进行防腐处理，腐烂得太严重了，没办法再做防腐，送回来的只是一具蜡像。制作蜡像的是英格兰的一家著名蜡像馆……叫什么来着？”
“杜莎夫人蜡像馆？”
“有人说那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作品，不是伯纳姆的尸体。他们说起他，就像是在说一个被埋葬了两次的人。”
从体型上看，尤西·克瓦亚纳并不符合我的想象，我是根据他的非洲名字和不安分的政治活动史来想象的。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已经有四十多年，身体消瘦，敏感脆弱，看上去像禁欲者，他用长长的手指做出优雅的手势。看外表，他像是拜占庭艺术作品中的宗教人物：长脸，在两丛高高的灰褐色头发之间，是高高隆起的前额，尖尖的鼻子，深深的纹路从鼻子延伸到下巴，勾勒出下巴的形状。他的长脖子布满了皱纹，细小的折痕叠着细小的折痕。
我问他，现在是否已经把自己的非洲转向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他是否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先是大笑，然后又嘿嘿地笑。“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犹豫着举起一只手，给我看他“非洲”短袖上衣——他现在习惯于穿这种衣服——有其实用的一面：袖口有一圈整齐而透气的褶边。
切迪·贾根的父母都是年幼时从印度来到圭亚那的。那是一九〇一年，他们坐的是同一艘叫“易北号”的帆船。两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种植园做工。切迪·贾根的父亲不到十岁就开始做工；十四岁时已经是全天工作的砍甘蔗工；三十岁时他成了“driver”（就是工头），一周能挣十先令，约合二点五美元。
切迪当时十一岁。三年后，他父亲把他送到首都乔治敦的皇后学院去读书；又过了三年，让他带着五百美元去美国留学。这些钱是赌博赢来的。作为工头，切迪的父亲和种植园的监工厮混在一起。他们大多是苏格兰人，喜欢酗酒和赌博。
切迪是十一个孩子当中最大的。一九四三年回到圭亚那时，他在政治之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担负起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他教育他们所有人。十一个孩子中，有三个成了职业人士，两个成了护士，还有一个成了美发师。
在马丁·卡特的记忆里，切迪·贾根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黑色的浓密胡须的高个子男人。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那胡子，还有他的身高——不管按哪里的标准，他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人。她的母亲性情柔和，几乎像是一个幽灵，异常消瘦。当我在四十年代末遇见她时，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用尽了整个一生来养活孩子，只是养活而已。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科兰坦海岸，非常简陋，厨房在房子后面，做饭的地方全是土——我们称之为‘牛嘴’。厨房和房子的主体是分开来的。”
关于切迪·贾根的出身，马丁·卡特说：“他来自海边的种植园，那里从前叫‘狂野海岸’。一个从种植园来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东西太多了，他没有办法轻松应对，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那时距离那些所谓的大都会中心更加遥远。你可以想象”——马丁·卡特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年轻人的‘迷失’，他来自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地方。这让他产生了种种僵化的态度，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这样的僵化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又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他带回到他所出自的那种社会和社群。”
接下来与切迪·贾根的会面，我想要了解的是他的早年生活，尤其是他在美国的生活。一个周日的下午，他到酒店来找我，我们开车去他的住所。这所房子是一九六四年他离开首相职位后修建的，坐落在乔治敦城里，是一所普通的新式两层小楼，完全被篱笆包围着，有一条狗看门。
我们在楼上坐下。午后的微风穿过两边洞开的房门。在阳台的铸铁围栏外面，花园一片青翠，种着芒果树、椰子树和香蕉树。
一九三六年显得异常遥远。他的父母，带着他们的种植园出身及半已消逝的印度生活方式，是怎样看待世界的？远行到美国和华盛顿，在一个萧条和偏见充塞的时期去一所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读书，切迪自己又有着怎样的期许？他乘坐的船将在波士顿靠岸。这座著名城市的名字是否曾让他感到兴奋？
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就如马丁·卡特所说：那时的切迪没有受过文学方面的教育，没有什么能帮助他去观察、去理解，并让事物各就其位。事情发生时，他只是简单地接受而已。
他在霍华德大学念书时必须勤工俭学；过了两年，他获得了去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关于他的美国时期，他有很多故事；珍妮特——她在这个假日的午后身着黑色的宽松裤和宽松绣花上衣，浓密的头发近乎金色——鼓励他讲述这些故事。在华盛顿，他在一家为黑人服务的典当行里打工，做的是裁缝的工作（他在圭亚那时学了一招半式），把未被赎回的衣服补好，再拿去出售，每小时可以挣二十五美分。在芝加哥，他夜里做电梯操作员。
他说：“西印度人总是比美国黑人更有成就，因为他们出身更好；其他人会带着一点憎恶看待他们。总之，我们都被当成黑人对待。印度人拥有更高的社会认知度。在华盛顿，有些电影院黑人不能去，但是我可以。不过我从来也不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黑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同样有被包围的感觉，同样觉得低人一等。我常常去条件较差的电影院，白人和黑人在里面泾渭分明地坐着。一边是黑人，另一边是白人。我常常去和黑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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