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竞选时总是穿一身标准的深蓝色西装。竞选接近尾声时，他把头发剪短了。离选举日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梅勒助选团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须发。年仅三十岁、体格健壮的竞选执行官剃光了小络腮胡，其他人的连鬓胡也剪短了。愤怒的年轻的脖子光鲜而整洁，朴素的黑领带收拢了敞开的衬衣领口。让执行官剃掉络腮胡子的第一道指示来自梅勒本人。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贯彻完毕，在竞选的最后一周，有三四天的时间，候选人和他的团队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
“这里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一个剃了胡子的年轻人说。
他们仍然忠于指挥部，但他们说，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这次竞选运动，是他们的事业和理念。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总是说“诺曼”，而是改说“候选人”，他们说起“投票日”就像说起“自我牺牲日”。以前钉着标语“准备迎接诺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红粉笔写了一句辱骂梅勒的脏话，不过写得有些羞羞答答，没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只用了缩写。
竞选指挥部（去年这里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竞选指挥部）在一间积满了灰尘的大屋子里，这间屋子在哥伦布广场一座破旧建筑的三楼，楼下有两三家咖啡厅和一个桑拿浴房。电梯时好时坏，还是绕过墙角走楼梯比较安全，楼层的过道上有时候扔着一袋袋的垃圾；纽约有些地方就像加尔各答，只是比加尔各答有钱。指挥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板分成一间间办公室，随着竞选的进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隔板一个接一个地塌掉了。这里的家具很少，只有木板桌、旧折叠椅和复印机；墙上、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打印过的纸张。
来助选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动。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年轻姑娘，她们背着铝合金架撑起来的婴儿背兜，里面放着自己的孩子。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就像个嬉皮士营地，带着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满足的献身感。在梅勒与大家疏远的那几天里，这种私密感消失了；助选人员就像一群业余演员在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里面刻意表演沮丧情绪一样，聚集在仅剩的一道隔板后面，挤在一张桌子周围，在几个啤酒罐的帮助下，努力让记者觉得他们在酗酒。他们以前对记者不屑一顾，但现在开始欢迎他们了。
这次竞选始终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在专业与业余、政治化与反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其余的家伙都是笑话。”梅勒的一枚竞选徽章上印着这句话。但现在你会觉得，这种疏远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两周前，纽约的一位作家（绝对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诉我，梅勒的竞选会像戈德华特一九六四年的竞选一样自取其败。梅勒像戈德华特一样，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体会为他们喝彩，但那只是冲着他们的特殊身份。用不了多久，梅勒就会痛苦地发现，没有谁真的拿他的竞选当回事儿。随着竞选的进行，情况会越来越糟；最后，无论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会令人信服，梅勒自己只能落荒而逃。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这位作家预言的那样。但梅勒此举的确是在他声誉正隆时进行的一场赌博。梅勒总是抱怨媒体对他的报道很不充分，但其实关于他的报道很多，而且也越来越严肃。选举那天，四万一千名在册民主党人把选票投给了他。四万一千，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销量；对于只当了七个星期政客的梅勒来说，则称得上一次凯旋。蓝西装、巡游、握手，梅勒的直觉是对的：展现旺盛的精力、遵循竞选的正统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于梅勒树立起严肃的竞选形象。
同时，梅勒的竞选始终都带给人智识上的愉悦。穿过所有的重复与简化，梅勒的话总是透着真实。他从未丧失妙语连珠的天赋，他的很多评论听起来都像警句。“匿名令人生厌。”“只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为，犯罪率就会持续上升。”“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坏政府待在台上，你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警察。”结果，他在直接采访中表现极佳。他回答问题时，总像是先用舌头碰一下上牙，仿佛那里藏着一块口香糖，然后出人意表地抛出回答，他总是思维敏捷，一语中的。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处理和组织经验的能力（“你始终都在撰写那部关于自己的小说”，他事后告诉我），每时每刻都经得起检验。
“如果你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党对手是谁？”
“马奇。他说他是保守主义者，我称自己为‘左翼保守主义者’。我们会就‘保守主义的原则是什么’进行一场精彩的讨论。很多人自称是‘保守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右翼反动派，跟保守主义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下一个问题。这是梅勒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应答，那时他已经厌倦了辞令。
在后来的非辩论形式的电视竞选联播中，梅勒的表现最为乏力，竞选联播中，每个候选人轮流演讲一分钟。在这个环节，政治家们大获全胜。虽然他们也在运用语言，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语言，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语言；他们毫不掩饰地让观众知道，他们确实想得到权力，而且他们知道权力是什么。而梅勒的语言是梅勒的一部分。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他背上了双重负担，他这场赌博极具个人性，又极具公众性，但其荒谬之处在于，对任何一个角色不负责任都会给他带来灾难，而很多人已经在预言他的灾难的到来。
他的理念很宏大——纽约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问题是异化，彻底的政治重组是唯一的希望：纽约市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财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行政区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构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顿不再有汽车（轻轨环绕着整个城市州），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除了鸟儿，天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在飞。”
梅勒的竞选纲领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识分子宣言，他一开始采用的宣传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冗长沉闷、双关语连篇的编者按以示支持；罗列了《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夜幕下的大军》获得的奖项；宣布了一项百万美元的著书合同——一本关于阿波罗登月的新书。
第一次竞选会议在格林威治村举行，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混杂在一起，整个活动乱成一团。媒体获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写《大军》。一个错误的开局——梅勒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作家的错误开局：一本新书的开头往往像是上一本书的重复。紧接着，竞选的风格变了。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东西：一个政治议题。从那一刻起，梅勒的竞选成为了真正的政治活动，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
一直遭受种族问题困扰的ccny（纽约市立学院）制定了一项二元录取政策：将一半的录取名额留给来自弱势社群的学生。政策一出，引来了轩然大波。弱势社群意味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犹太学生会因此而受损；录取标准会降低。所有的市长候选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站出来反对，只有梅勒和他的“竞选伙伴”支持这项计划。一开始带有娱乐色彩的竞选，现在让有些人觉得危险了。“这里的犹太人认为梅勒是罪人”，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区的助选人带给我们的消息。民意测验表明，二元录取政策的反对与支持比是八比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气向人们解释五六次，为什么看似不负责任的事情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并且有其社会必要性。一周后，ccny做出了让步：只为弱势社群保留四百个名额，而不是一千五百个。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而梅勒的竞选证明了自己的严肃性。
早些时候，梅勒会这样评价他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不曾发誓决不使用脏话的话，我就会说，瓦格纳整个就是一口袋卖不出去的东西。”这是来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后来，他这样说瓦格纳：“他是树林里的一根领队的竹马。”这样讲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内涵。竞选之夜，梅勒虽败犹荣，欢呼的人群簇拥着他从竞选指挥部出来，穿过第八大道，上了车。他们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亲欢呼，她们两个都参与了助选。一位重视家庭的政治家：到了这一步，这场竞选已经变得非常正统。
三周前，梅勒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参加竞选就像写一部小说。两者需要同样的信心，也面临着类似的创作难题。“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运转。作家处理着一个世界，他要让它达成最后的解决；而那个世界也在改变他。当作家写完一部小说时，他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如果说梅勒有什么政治基础的话，那就是他的作家魅力。但他的魅力也构成了他的障碍。
在格林威治村独立民主党俱乐部的年度宴会上，两位发言人曾经跟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已故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共事过。麦卡锡、肯尼迪，这两个名字不仅对左派、抗议者和自由派具有魔力，对于那些认定自己在智识上卓尔不群、因而满足于失败的人，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我认识一个人，他支持过十四个必败的候选人。”一位来自莱克星顿大街民主党俱乐部的访客这样告诉我。梅勒会落选，但这位莱克星顿的客人还没打算承认梅勒有资格成为他的落选人。梅勒倡导的理念不错，但他的美国魅力属于另一个领域。
梅勒的身材线条柔和，仍然很结实，还没有到“身不由己地发福”的程度（梅勒的话）。他为一篇竞选文章忙了一整天，略微有些疲劳，表情生动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厌烦，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格林威治村民主党俱乐部的餐前鸡尾酒会上，梅勒无疑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我跟梅勒先生谈过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她的领口沿着紧绷的开叉紧身衣一路低开。）“他说我可以乘宣传车跟着他，他所到之处我都想去。”陪她前来的人挽着她的胳膊，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梅勒的竞选执行官班宁给出了当晚各项活动的节目单，所有的活动要到午夜才结束。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选择了晚宴。
十九岁的学生、梅勒的助选队员舒瓦茨曼对我说：“她刚才也许告诉梅勒，她是一个自由作家，正在写一篇专题报道。我们经常碰到这类人。看那边那个经纪人姑娘，她更像我心目中的作家。她个子高了点，但仍然是我的类型。”
那位经纪人姑娘一头金发，皮肤晒成了棕色，一身火红的毛衣显得很酷，她刚刚加入梅勒阵营，也在写一篇专题报道。后来在车上，她拿出了笔记本。
“你为什么没有去越南，梅勒先生？”
“我不想被杀掉。”
“我在越南待了两年，我没有被杀掉。”
“那是一场恐怖的、令人发指的战争。我也许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我也许应该让自己被杀掉。”
坐在前座上的班宁转过身来，谈起他的竞选计划，梅勒向前探着身子，两个人开始讨论走访选民的计划以及在东区酒吧里拉票的策略。梅勒不想去酒吧拉票，因为那意味着要么你会在一个地方喝很多酒，要么你会妨碍一个想喝酒的选民喝酒。
那位经纪人姑娘说：“你认为你有充足的政治履历吗，梅勒先生？”
梅勒向她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作为一个结了四次婚的男人——把这个记下来——我敬告政客们，永远不要凭你的履历竞选。”
在她奋笔疾书之际，班宁谈到《生活》刊登的一篇有关梅勒竞选的文章：“星期三登了四页，星期四变成了三页，到星期五只有一页半了。”
梅勒说，那位作者一定很难受。“这就是《生活》快破产了的原因。”
“人们说，”班宁说，“《生活》快破产了是因为他们为你那篇登月的文章付了太多钱。”
梅勒笑着对经纪人姑娘说：“也许他们现在想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
“也许，”姑娘说，“我应该激怒你。梅勒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滔滔不绝？”
梅勒阵营吸引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专题报道。
我们到了下东区。梅勒亲切地称之为“幸存区”：破败的红砖房，逼仄的小商店，脏兮兮的橱窗，偶尔会看到一两间空屋。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东城改革民主党俱乐部里，一个坐在台阶上的人问道，“你为什么会姓梅勒？”
“我是立陶宛的犹太人，”梅勒语气坚定地说，“父母都是。”
这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一侧镶着壁板，上面装饰着klm海报、彩旗和星条旗。大约有四十名听众坐在金属折叠椅上。
“从你们的神情来看，”梅勒说，“你们不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俱乐部。让我们提问题吧，我看得出，第一个提问的人将要遇到的麻烦不会比我小。”
有人问起第五十一个州的问题。“你认为纽约州州长会允许你和其他人分裂出去吗？”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让一段不和睦的婚姻破裂——一位聪明的犹太律师。而我承认我是纽约市最聪明的犹太律师。”
这种氛围没有持续下去。一个女人问及ccny的事情，她身边坐着一个身穿粗呢外套的男人，可能是她的丈夫，他们两个看上去都像教师。“你干吗不把他们全送进哈佛，让他们接受真正优等的教育？”这是犹太人的反击，她说的“他们”指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你知道，你表达的只是你的偏见。哈佛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才那么说。”
“我们就当哈佛一文不值——”
“你在歪曲她的话！”那个男人喊道。
“大学对于教育的作用，就像《纽约客》对于文学。一个小器官，却起着大作用。”听众的笑声消除了紧张的气氛。“请原谅我离题了，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一个喜欢跑题的演讲者。”他对那个男人说：“你意识到你说话时带着不满？”这个询问来得很直接，语气非常柔和。
“是的。”那个男人说。他的回答像是条件反射，语气像是在认错。
片刻的寂静：定睛望去，这对男女比他们一开始给人的印象要老一些，是他们的激情和得体利落的“朴素”衣着，让他们乍看上去显得年轻。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梅勒说（他在充分利用这个时刻）。但大学做出一些调整总好过大学被彻底地毁掉。如果黑人以前不曾遭遇那么多背弃，如果他们以前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那么“现在的黑人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卑鄙而丑陋”，他的恶作剧就像是愤怒的另一种表达；他在故意破坏会场的氛围。
“你让孩子们为此付出代价！”那个女人喊了起来。
“让他讲完！”
“孩子们将会，”梅勒说，他的声音压过了维持秩序的声音，“拥有一段跟黑人一起上学的令人振奋的生存体验。”
发言到此为止。观众席上出人意料地爆发出一阵掌声，梅勒风度翩翩地走下讲台，张开双臂，摊开双手，像一个准备冲锋的摔跤手。
下一站是筹款活动，地点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叫“电子马戏团”的地方，名字不错。蓝色、红色、紫色，霓虹灯的彩带反射在像是贴了铝箔的楼梯和走廊的墙壁上，穿过这霓虹的魔幻世界，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白色大厅，里面挤满了年轻人。这群人都是梅勒的忠实拥趸。然而独自一人站在麦克风前的梅勒却显得有些恼怒。“你们到这里来是看我工作的，像现在这样就行了吗？”观众提的问题都太体贴了。“当我们胜利时，我们非常关心……”但这里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在这里，似乎是出于安全感，梅勒任由自己皱眉、沉默、等待着挑衅。“好了，听着，我比在座大多数人都保守，我会为你们的社群工作、支持你们，但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你们。”
下一项活动是向女性选民联盟发表十分钟的演讲，地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对面的公共图书馆。有些艺术系的学生正在博物馆门口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的示威活动：大家迅速交换了手里的文本，宣传单换宣传单。紧接着，两项事业合流了：梅勒的竞争对手之一巴迪洛和自己的团队一起从图书馆走了出来，而梅勒正在自己团队的陪同下走进图书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别人的宣传单。
“我所到之处总看到巴迪洛的徽章，我觉得巴迪洛把你们都给钉牢了。”
“诺曼，诺曼，”巴迪洛的支持者说，“这样讲可不厚道。”
日程表的下一项是跟东区的民主党人开会。回到俱乐部，只有助选团摄影师的妻子等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粉色的雨衣，扎着一条腰带。她已经在人行道上等了很久，俱乐部的房门上着锁。忙忙碌碌的助选团竟然走散了，现在又重新聚了起来。班宁让我们赶快去参加东区民主党大会，我们已经迟到了很长时间。
“这次巡游效果不错。”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一个人说。
“我经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一个外国记者说（他在电子马戏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听说过《裸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作者是谁。”
“我昨天在布鲁克林跟一个犹太老头聊天。我跟他说起梅勒，他说，‘不就是用刀捅自己老婆的那个家伙’吗？九年了，他的语气就好像他刚刚在晨报上看到那则消息。”
“可能他的报纸到得比较迟。”
他们又谈起了那位经纪人姑娘。
“你觉得她是来真的吗，当作家？”
“长得那么漂亮，当什么都行。不过她是追星族，只对大人物感兴趣。”
我们赶到了东区民主党俱乐部，还不算晚。肮脏而阴暗的大厅位于二楼，俯瞰着百老汇，墙上挂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年迈的尤金·麦卡锡的招贴画和星条旗。听众大约有五十多人，来自不同种族，里面有一些波多黎各人，还有两三个黑人。梅勒的一个竞争对手还在讲话。
“……我告诉你们，有一项立竿见影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讲话的是众议员席欧尔，他花了五十万美元，最后在候选人提名选举中垫底，排在梅勒后面。
梅勒走进大厅，他的头发现在都卷了起来。电视台的镁光灯聚焦在他身上，众人转头，纷纷与他握手。
“……让警察都从警察局里走出来，摆脱日常工作……所有跟控制犯罪无关的职能……”
听众席上响起了掌声，但不是为众议员鼓掌，而是为梅勒。人们发现梅勒并没有立刻走上讲台，掌声便渐渐平息了。很快，众议员在一片混乱中走出了会场，脸上带着微笑，他是个有点内向的人。
听众是一群沉闷的人。因为他们很沉闷，梅勒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他一上来用的是反讽。纽约市立学院被篡权了，他说，瓦格纳市长几年前提到的共产党人的阴谋得逞了。听众毫无反应。“我在开玩笑。”然后，他用爱尔兰口音讲了个爱尔兰笑话。沉默。“好吧，我在这个俱乐部输掉了。”听众笑了起来，气氛放松了。梅勒讲了二十分钟，是整个晚上最好的演讲。
早晨，《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
梅勒的“竞选”刷新了“格林威治村”的放映节
……首先，不管怎样，在东村的摇滚大厅出席多媒体系列节目“电声耳”最后一期的观众目睹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心理剧：《竞选》，由诺曼·梅勒主演……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着怪诞的一幕，梅勒先生号召把纽约市变成一个州……
海外媒体俱乐部里，大家神情沮丧。那天上午，梅勒和他的竞选搭档吉米·布雷斯林准备推出一篇关于住房问题的报告，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每日新闻报》一个记者也没派来。布雷斯林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是爱尔兰人，一头黑发，身材魁梧，看上去脾气暴躁，而且很凶。班宁带来了一整箱报告复印件，但派发对象只有十五六个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对梅勒竞选的报道一直很卖力）、几个外国记者和那位经纪人姑娘——她今天穿了一身绿衣服，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灯光在她身上晃了几下，她仍然很酷。梅勒让一丝微笑浮现在恼怒的脸上。
一位记者请候选人评述一下纽约报纸的“操守”。
“一言以蔽之，”布雷斯林说，“他们一个也没来。只有等到公园大道响起枪声，他们才会张开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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