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望去，雅克·苏斯戴尔像是两个人。一个是流亡政治家，他的事业——阿尔及利亚即法国——已经被摧毁了；另一个是民族学家、学者，他以丰富的想象力阐释了古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二十三岁就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墨西哥，地上的印第安》，这本书的书名你也可以理解成“墨西哥即印第安”。他在这两条职业道路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似乎会沿着这两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在过去两三年宁静的流亡生活中，苏斯戴尔再度变成了一位多产的学者。几个月前，《古墨西哥艺术》在英国出版了，被学界视为一部重要著作。而他才刚刚五十五岁，不会当一辈子政治流亡者的。

“宁静”是苏斯戴尔的原话，这是自他流亡以来发生的不曾料想的事情之一。他的流亡生活始于一九六二年，那段日子“阴郁而险恶”，他东躲西藏，是报纸上的戏剧人物，涉嫌在意大利、葡萄牙、维也纳策划政治阴谋。

在他流亡早期，一个新闻记者在布雷西亚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他的踪迹，向意大利警察局举报了他。当时他化名让·阿尔伯特·塞内卡。给自己取这个名字让他觉得“很有趣”。（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在老迈之年，遭到“阴谋反叛尼禄皇帝”的指控，被皇帝赐死，自尽身亡。）但流亡生活很快就变得没那么“有趣”了。苏斯戴尔被意大利驱逐出境。有一段时间，瑞士和西德拒绝他入境。一九六二年，有人企图行刺戴高乐之后，法国政府的特工在整个欧洲活跃起来。一九六三年二月，前上校阿尔古在慕尼黑一家宾馆的狂欢舞会上被绑架，他也是一个流亡者。第二天上午，他出现在巴黎，待在靠近巴黎圣母院的一辆货车上，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从那之后，苏斯戴尔从新闻报道中消失了。一年后，他在洛桑的一家宾馆里被捕，然后被瑞士驱逐出境，当时他用了一个更普通的化名：雅克·勒梅尔。

“针对我有过两起暗杀或绑架未遂。第一次我不知道，第二次我知道。有人笨手笨脚地想要用十万美金贿赂某个人，我们玩了几天捉迷藏，然后，我把他甩掉了。”

现在压力减轻了。虽然法国仍然向他紧闭大门，但他可以在国外自由行动了。据说，戴高乐将军最近问候过苏斯戴尔先生和太太，还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向苏斯戴尔夫人转达了美好祝愿。苏斯戴尔夫人现在仍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她也是研究阿兹特克文明的学者。一九三二年，她和雅克·苏斯戴尔结了婚，当时他十九岁；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现在保持着联系；苏斯戴尔承认了巴黎的传言：阿兹特克语是他们的秘密语言，他们在电话里（或者说他们以前在电话里）用阿兹特克语交谈。

去年三月的法国选举中，苏斯戴尔是他原来所属的里昂选区的候选人。选举会让他获得豁免。但如果他回法国从事竞选宣传，就会被逮捕。那个月份，一个旅客看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奥利机场的禁入人员名单上。苏斯戴尔把一盒演讲录音带寄回了法国。他获得了八千张选票，排第二。有些人认为，苏斯戴尔应该回法国参加竞选，坐牢不过是一晚上的事情。但苏斯戴尔非常谨慎。尽管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采访，也不再觉得必须要面朝宾馆的大门坐着，但他仍然要求所有的采访都必须通过他的律师来安排，而且所有的会谈，他的律师都必须在场。这是他遭受的威胁的残余，自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他从巴黎飞往阿尔及尔的那一刻起，这种威胁就一直跟随着他，他当时的目标是利用“阿尔及利亚即法国”运动让戴高乐重新掌权。当时的报道称，他躲在汽车后备箱里逃出了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受到监视。

他说那不是真的；此时此刻，在这个慵懒的季节，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在鲜花和地毯的烘托下，当苏斯戴尔中断谈话，去查看葡萄酒单，或者向殷勤的服务生要一包中醇players香烟时，所有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都显得不那么真切了。为了让服务生听得懂，他调整了自己的发音。他可以讲一口轻松流利的英语，他可以把英语说得既复杂又口语化，偶尔夹带几个法语单词——éveilleur，acharné——那是因为在英语中没有现成的对应词。

照片总是会突出苏斯戴尔的凝重，突出他的双下巴、坚毅而宽阔的嘴和无框眼镜，还有那双审视一切的眼睛下方的黑眼袋。而我眼前的这张面孔却非常生动，他的眼睛和嘴唇经常流露出幽默的神情。他精通葡萄酒，而且津津乐道，他会很确切地告诉你：“我知道那个葡萄园。”“我认识那个庄园主。”他让我们注意他抽的香烟，那是players牌香烟，这背后有一段小故事。一九二七年，苏斯戴尔在里昂的一次英语作文竞赛中得了奖，奖励是去伦敦游玩两周。他住在克拉彭公园附近。他经常坐地铁，他在地铁站的售货机里买了他的第一包香烟，是players牌的，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抽这个牌子。

他的姿态就像一位大学讲师，他知道自己的声誉，不会让谈话偏离自己的领域。“如果你对他没什么可说的，”他的律师说，“他对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苏斯戴尔对空头理念不感兴趣，他谈话时总显得像是有备而来，这种特点绝不仅仅是因为流亡而产生的。他让人觉得，他在很早以前就完全接受了自己——也许发生在他早熟的青春期——他感兴趣的领域是由他的经历决定的：他的学者身份、墨西哥时期、二战、阿尔及利亚。到了今天，他似乎仍然能够怀着好奇心去探究他过去的经验，他在不断地处理着、提炼着自己的经验，让它们在既有的界限之内不断扩展。这种方法既不是学者的，也不是政治家的，而是两者的结合；它接近于小说家的方法：把自我中心主义变成一种艺术，从远远望去毫无关联的碎片当中，创造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外人无法参透的整体。

比方说players香烟。苏斯戴尔意识到它们联系着自己的青春期，联系着他早年优异的学习成绩，联系着他到伦敦的第一次旅行，还有埃尔金大理石雕。在那两个星期里面，他把很多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在那些石雕中间徜徉。它们令他向往雅典，然而直到去年春天，在流亡的宁静岁月中，他才得以成行。他被征服了，希腊遗迹的规模比他想象得要宏伟得多。它们还带给了他另外一种惊喜。他一直喜欢罗马遗址，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更喜欢雅典遗址：罗马建筑太粗鲁。那次旅行帮助他进一步澄清了关于美国以及欧洲的“外省化”的几个观点。这些观点直接来自他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经验。

欧洲已经“外省化”了，因为她撤出了非洲的“广阔空间”。文明不仅有空间上的边界，也有时间上的边界；这次撤出就像罗马撤出达契亚和不列颠，是“老年的第一个征兆，老年的第一条皱纹”。罗马同化了高卢；法国本来也应该同化非洲。然而法国却屈服于去殖民化的“偶像”，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重商压力，任凭黑非洲的低等文化演变为可鄙的独裁力量治下的乱象。

“他们会用尽法国人留下的最后一台拖拉机，最后一颗螺丝钉，最后一把小茶匙。然后，就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会让山羊在以前种麦子的地方吃草。”

真正的去殖民化应该是同化的完成：所有的人都享受同等的权利，同等的发展水平。但这种可能性被拒绝了，它太难以实现了。

法国失败了，她从地中海的彼岸退回来，退回自己“六角形”的领土上。但法国的退却不是因为战败——军事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赢了——而是因为衰落，因为布尔乔亚的自私，因为周末，因为夏日和冬日的假期，因为种族主义：法国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愿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洲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马尔他人、西班牙殖民者和希腊殖民者有一天也可以变成法国人。

所有的文明都消亡了，有一天，它们的遗迹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没有模式，也没有目的。但黑格尔的那套鬼话却告诉我们：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正义，坚韧不拔的人必须不停地斗争。不诉诸行动的理念都是幻梦一场，而没有“意识形态导向”的行动只是虚无主义者的投机行为。

所以，在进入流亡的宁静阶段、压迫有所缓解之前，“学者－政治家”苏斯戴尔一直被禁锢在他的双重身份的牢狱中。政治家只是苏斯戴尔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政治观点跟他的经历拆分开来，他的观点就会被那些想从中寻求安慰的人简化和利用。就像一九五八年的戴高乐，苏斯戴尔也可以在任何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任何东西。

所有姓苏斯戴尔的人应该都可以追溯到苏斯戴尔一带，那是塞文山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在大约住着一百个人，很多人姓苏斯戴尔。雅克·苏斯戴尔出生在蒙彼利埃，在里昂的郊区长大，那里近乎农村。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他十岁时，母亲改嫁了，继父是个汽车修理工，是个“大好人”，前不久才退休。这是个新教家庭。雅克·苏斯戴尔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个家庭一度有一位祖父和三位姑妈，其中一位姑妈负责持家。一战期间，他母亲在邮局工作，后来有了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我们不是流氓无产者，但我们是无产者。”

当年是他的班主任——“一个大好人”——告诉苏斯戴尔太太，她儿子不应该满足于初中文凭，而应该去上高中。从此，在他和后来几位老师（苏斯戴尔记得每一位老师，他们都是大好人）的一路帮助、指引和安排下，苏斯戴尔在十七岁那年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踏上了通往巴黎和巴黎高等师范的道路，三年后，他通过了高级教师资格考试，并且获得了民族学文凭。“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参加过十二次竞赛。我不擅长数学，但其他科目我都是第一名。”在巴黎期间，奖学金无法满足他的全部开销，他便充当影子写手，代人编辑了一部傅里叶选集，代写了一些侦探小说；他还给人上课。

他一直博览群书，他的阅读兴趣很早就确定了。他喜欢读自然史和历史；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读罗马帝国在第三世纪的衰亡史，被“那辉煌而可怕的奇观”吸引；一旦读过儒勒·凡尔纳的故事，他就喜欢上了关于旅行和异域风土人情的书。他在巴黎遇到了三位杰出的民族学家，于是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转向了民族学。保罗·里韦特是三位民族学家中的一位，他原先是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后来去了民族志博物馆当馆长。苏斯戴尔在人类学博物馆上半天班，浸泡在他所研究的民族工艺品中间。在他眼中，它们全都是艺术作品，而不是稀奇古怪的古董；通过它们，他觉得自己跟制作者联系了起来。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感受：最博大精深的研究莫过于对人的研究。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新喀里多尼亚的几个舞者来到了巴黎，苏斯戴尔跟他们共度了一个晚上；在他的记忆中，这次相遇是一项殊荣，是他的好运的一部分。

那时候，他对大洋洲的各民族特别感兴趣——大洋洲人第一次访问法国是在一九四五年，当时苏斯戴尔是戴高乐的殖民地部长。但保罗·里韦特在一九三〇年去过墨西哥后，对奥托米部落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对这个部落的研究在还非常少。里韦特说，有个法国文化传播团体在墨西哥活动，只要苏斯戴尔获得了高级教师资格，就可以派他去墨西哥。于是苏斯戴尔把兴趣转向了墨西哥。里韦特说到做到，一九三二年八月，教师资格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十月，苏斯戴尔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登上了开往墨西哥的轮船。

苏斯戴尔夫妇在墨西哥中部的奥托米人中间工作，他们还去了东南部一个叫拉坎都内斯（lacandones）的小部落。到了雨季，他们就去墨西哥城，他们在那里被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包围，跟画家里维拉成了朋友。“那里还带着革命后的余热，人们普遍具有墨西哥历史意识。我记得有人还组织过一次守夜，供奉阿兹特克古老的羽蛇神。而有些人认为印第安人的过去是血腥的、野蛮的，应该被遗忘，这些人里面不乏印第安人的后裔。我当然站在印第安人这边。但你既不能说墨西哥是印第安的，也不能说她是西班牙的。她就是她：印第安与西班牙的结合。”

按照苏斯戴尔的描述，阿兹特克人的宇宙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世界毁灭过不止一次，因此还会再次毁灭。只有不断地供奉人血，才能将破坏的力量抑制住。“用人献祭从来没有成为我理解阿兹特克人的障碍。我很早就被灌输了人类道德的相对性。”在苏斯戴尔的著作里，用人献祭是决意让自己的世界存续下去的人们采取的一种悲壮而顽强的举动。然而破坏还是降临了。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二一年，西班牙人击碎了正在成长中的文明的头脑和心脏。苏斯戴尔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干预，阿兹特克人会将墨西哥带入一个与日本明治时期相当的时代。然而奇怪的是，苏斯戴尔在著作中很少表现出对这种破坏的愤怒，也很少流露出对夭折的发展历程的遗憾。“西班牙人不得不那样做。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有些西班牙人为记录和保护这一切做出了努力，而且他们建立起的社会为印第安生活的复苏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这种墨西哥经验——如此庞大，又如此完整：辉煌、破坏、衰败、同化、新生——成了二十年后苏斯戴尔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思想来源，他设法将墨西哥经验运用于阿尔及利亚：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方程式里面，印第安人只拥有墨西哥；而现在加上了阿拉伯游击队，情况就大为不同，阿拉伯游击队可以依靠庞大的伊斯兰世界，后者曾经差一点把整个欧洲都给掀翻。

二战爆发时，苏斯戴尔正在墨西哥参加一个美洲研究者的研讨会，他是研讨会副主席。他先乘一艘丹麦轮船抵达阿姆斯特丹，从那里设法回到法国，加入了他一九三六年服过兵役的军团。有几个月，他无事可做。后来达拉第政府组建情报部门时，将他招募了进去。他被派回墨西哥，法国沦陷时，他正在墨西哥。他当时做好了当一辈子流亡者的准备。他想前往加拿大参加法国人组织的加拿大军团，但英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个法国将军正在伦敦筹建一个组织。苏斯戴尔往伦敦发了电报，三天后，他收到了戴高乐的一名副官的回电。

他们请他在墨西哥逗留一段时间，组织当地的法国人支持自由法国运动。后来，他登上了一艘满载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未来的飞行员的轮船，来到英格兰。“我们在利物浦靠岸时，接受了严格的盘问，好不容易才证明自己不是可疑的人。但在卡尔顿花园却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巧得很，戴高乐的副官是我在里昂读书时的校友。我当天就见到了戴高乐，两三天后，我接到了共进晚餐的邀请。”然后，就像所有人后来发现的那样，戴高乐的举止总是带着冷冰冰的正规礼节。戴高乐当时五十岁，苏斯戴尔二十八岁，长达十八年的联盟从此开始了。“今天，你仍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当年吸引我的那些了不起的品质，只是它们现在都被漫画化了。”

苏斯戴尔被安插在“国外事务”部门，再次被派往拉美地区。后来他去了伦敦，在解放委员会担任国家情报委员。盟军在北非登陆时，他当上了法国行动处的秘书长。他的职责是将自由法国的情报资源与维希总参二局的资源汇集到一起，后者在德国占领了法国南部后逃到了北非；他的另一项职责是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物资。“我们的法国钞票不够用，最后，我们只好往外给孟戴斯－弗朗斯签名的小纸条，承诺解放后偿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天极其恐怖。很多你认识的人消失了，被杀或者自杀。那么多生命白白地浪费掉了。我觉得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熬不过下一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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