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马戏团，”后来，当班宁把《纽约时报》折起来，给梅勒看那篇报道时，梅勒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也不喜欢那栋楼。”

“那栋楼很糟糕。”班宁说。

“我们在那里筹了多少钱？”

“两三百块。”

“不值得。”

“我跟美联社的人聊过了，”班宁向梅勒解释出席会议的记者为什么那么少，“他们办公室里有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要去采访的事件’；还有另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不去采访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召开另一次记者会，那样就可以检验他们了。”

我开始注意到班宁的戏剧化风格，也许来自他接受的外交官训练——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他在后来的广播工作中养成的。（“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竞选之后，他告诉我，“政治和作秀，哪个是我的最爱。”）

第二天，大约有三十名记者出席了会议。那位经纪人姑娘穿了件奶油色的衣服。《时报》派了一名男记者，《邮报》也派了一名。头天晚上，电视上有很多关于梅勒竞选的报道——当这些访谈安插在新闻节目当中，出现在电视机的小小屏幕上时，它们显得如此轻松自然，获得了一种额外的、与众不同的现实性——但梅勒仍然在抱怨。

“我们不得不通过威逼利诱，才能在报纸上赢得一小块版面。他们竭力想让我们的竞选显得滑稽可笑，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我们一路上犯了一些错误，掉进了他们的手掌心。”

梅勒的脾气更坏了，玩笑也开得少了。他看上去有些疲倦，而且有攻击性，失败写在他的脸上。但那也许都是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非常多变，情绪也转换得飞快。

两小时后，在他的华尔街集会上，当他站在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的华盛顿雕像脚下时，他又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他系好了外套的扣子，双手一会儿插在裤兜里，一会儿放在外套口袋里，他显得趾高气扬，就像一个刚刚穿上比赛服的踌躇满志的拳击手，对台下的观众充满了信心。观众在宽阔的台阶上一排排地散开，台阶下面那条著名的狭窄街道也挤满了人。音响效果很糟，什么也听不清，布雷斯林发出的威胁——“公园大街的枪声”——也没有人听到。但集会的气氛很好，戏剧效果极佳。

如果一个外国人刚好在那一刻来到华尔街，如果他脑子里装满了从电影上获得的美国印象，他会觉得眼前这一幕充满了他所熟悉的魅力。他会觉得台上那个人集各种美国传奇人物于一身：拳击手、警长、坏人、暴徒，甚至还是个政客。这是因为当时的布景：这座著名城市中的著名街道、周围的建筑、飘扬的旗帜、华丽的演说，还有华盛顿雕像所代表的历史。这种魅力也来自梅勒本人，来自他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或许，来自他对这个特殊瞬间的感受。

然而竞选结束一周后，当我跟梅勒谈起这次华尔街集会时，他的记忆反而很模糊，竞选的细节、具体的场景和言辞都变得不再清晰。

“你不是在以作家的方式运转，你不会去注意人们穿什么衣服；你只感觉到他们的眼睛，感觉到他们的反应。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名演员。”

华尔街集会的第二天，在参加了更多会议、发表了更多演讲、出席了更多仪式、面对了更多提问、做出了更多回答与陈述之后，梅勒说：“我变得越来越无趣：中正平和、严肃持重、索然无味，我变成了一个政客。”

梅勒在竞选指挥部里，穿着一件长袖衬衫。沾满灰尘的窗户向外推开，那天下午是雷雨天气。他刚刚接受了一次二十分钟的“深度”电视采访，这也属于竞选活动中的一种浪费：这次精彩的访谈和本周的各类活动加在一起，在周六的电视新闻中只能占据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他说，他发现政治是个苦差。睡眠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睡眠就是政客们的性爱。“应该对‘当政客’这件事情做一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这完全是动嘴的事情，只有最最处在口唇期的人才能适应。我觉得我的舌头就像是河马的舌头。这完全是舌头和嘴唇的功夫，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跟我作为作家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觉得，我一旦把一样东西说出来，就没办法去写了。我会走出门去，构思一篇文章。等我回到家，当我妻子问起我的想法时，我是不会说的。这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把这次经历写成一本书的原因。”

“你觉得他怎么样？”舒瓦茨曼后来问我。

有时候，梅勒会在集会结束后向他的团队提这个问题，他的队员也经常这样问他们认识的记者。这就是魅力的包袱：梅勒的队员要求他永不失败，哪怕是跟记者的片刻交谈。

“星期五会很好玩，”班宁说，“他要去雅佳特赛马会。”

“好玩？”我说，“你是说那天没有竞选活动？”

“那里会有七万人。”

特快列车把人流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送到了雅佳特。火车站台跟车厢的地板齐平，游客畅行无阻地从车厢涌进站台，又如潮水般淹没了搭着遮阳棚的通往看台的坡道，直到他们走出遮阳棚，来到阳光下，对称分布的人流才变得散乱起来，他们穿过海洋般开阔的闪闪发亮的大停车场，奔向两美元的入口。梅勒和他的团队先是站在搭着遮阳棚的坡道上（通往五美元的入口），后来站在太阳底下，对着汹涌的人流：专栏作家布雷斯林在这里比梅勒更有号召力；梅勒穿着一条方格裤子和一件运动上衣，腼腆地微笑着；梅勒的妻子，一位身材娇小的演员，身穿一身素净的橄榄色外套，已俨然成为竞选团队的一分子。

人群打着转儿绕过他们。但就像平缓溪流中的鹅卵石一样，竞选团队给人流带来了扰动，围绕着他们泛起了水波：短暂的握手，简短的交谈，一小群人聚集起来，这些足够上镜了，还能录下一点画外音。“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呢，我想见见他，他支持二元录取制。”“你想赢，没门儿，你这个无赖！”然后，梅勒的人马穿过五美元的入口，乘扶梯去中央广场，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撞见了一个年轻人，他和我一样掉队了，他在解放新闻社工作。他须发浓密，一副嬉皮士的打扮，满腹委屈的样子。那天早晨，他好不容易挤上了竞选车，可到现在跟梅勒一个访谈也没做成。他把他跟班宁的谈话笔记拿给我看。

“班宁：听着，我们需要你们这些新左疯子的报道，就像我们需要在脑袋上挨个枪子儿……要想在这座城市里获胜，你必须从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拉选票……他需要左派的支持就像需要来一次狗屁大出血一样。”

我们一起穿过人群，寻找竞选队伍。“梅勒提出的理念跟现在的美国政治没有什么不同，”解放新闻社的年轻人说，“他提出的只是陈规旧例的扭曲版本。”

浅绿色的跑道中心摆满花卉，拼成了各种图案；远处，喷气式飞机在永远笼罩着煤油烟雾的肯尼迪机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

“问题在于，梅勒视自己为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当知识分子对某种行为皱起眉头时，存在主义英雄就会说：‘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制造戏剧。’梅勒制造了这起令人兴奋的事件，却没有分析这个世界为什么枯燥乏味。他说：‘世界枯燥乏味，但如果我把自己投入进去，它就变得有趣了。’”

存在主义，这是一个我开始慢慢理解的梅勒词汇，它能够解释我对梅勒竞选的很多感觉，能够解释它的魅力与含混。这个解放新闻社的记者只有十九岁，但美国年轻人的影响力已经不再让我感到惊讶。

“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梅勒失败了，人们不会说，是纽约运转失灵的腐败政治体系击败了他；人们会说，那是他个人的失败。作为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他将失去一个暴露美国政治的不民主本质的绝好机会。”

不难看出班宁为什么不愿意让他跟在身边。可现在，这位解放新闻社的记者特别想见到班宁，他把一个冲好的胶卷忘在竞选车上了。

我们遇到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我问他，对今天的竞选活动作何评价。

“噢，我们会把它放大。”

“这是你们的官方政策吗？”解放新闻社的记者问。

“我们放大每一样东西。”

在一家餐厅外面——梅勒正在里面慢条斯理地吃午餐——我们看见了班宁，他显得轻快而干练。他对我们视而不见，小胡子几乎都没翘一下。

“他讨厌我。”解放新闻社的记者说道，低下头去看自己的磨砂皮软靴。

我希望有人陪我一起回曼哈顿。于是我把我的一些笔记给了他，而且成功地说服他别再想那个冲好的胶卷。回去的火车上挤满了小伙子和姑娘，他们的皮肤在海滩上晒得红红的。梅勒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社会弊病。然而在外来游客眼中，再也没有哪座城市比纽约更充满欢乐，更井井有条。《纽约时报》用三栏文字报道了梅勒的跑马场之旅，还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我们那天下午巡游的实况。

“这场竞选的特别之处，”指挥部里的一位姑娘说，“在于它具有极其迷人的诱惑力。”她二十四岁，身材瘦削，尖尖的鼻子小巧玲珑。“来助选的小伙子全都跟诺曼一样。他们都有着庞大的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精彩，他们每时每刻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充满活力。换了别人根本做不到。”她来自新泽西。“我必须离开那儿，因为我在那里就像个怪胎。我就像是……”她叹了口气，茶色的金边眼镜后面，眼睛睁大了一些，“嗯，一个社会主义者。”竞选结束后，她准备为美军抗议组织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在越南，那就未免太理想主义了。我这样做其实更像是，嗯，上瘾了。”

“我不知道‘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概念怎么变得那么神圣起来。”竞选结束后，班宁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美国做派，还是仅仅因为年轻。我知道当权派多么卑劣。我欠了两万美元的债——好吧，就算是一万五。但也许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幻灭，也许每个人都太一本正经了。注意一下麦卡锡类型的年轻人跟我们这里的肯尼迪类型的年轻人的区别。肯尼迪类型的人想要的是胜利。而具有麦卡锡倾向的人不仅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还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这个概念。他们只想发表一通声明，然后以正确者的姿态袖手旁观。‘我知道什么是错的，我是高贵的人。’我才不买他们的账。”

麦卡锡类型、肯尼迪类型、新左派、上瘾的、被梅勒迷住的、被竞选迷住的（高音喇叭、带麦克风的汽车、不干胶贴纸），形形色色的人，即便有梅勒这个典型的英雄人物在统领，眼前这一切仍然不免令人惊奇：整个竞选队伍居然能够团结一致，而且看起来很专业，丝毫不显得紧张吃力。

记者们来来去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好。负责安排巡游的达斯汀告诉我，那位经纪人姑娘的文章发表了。“他们肯定删了很多东西。”他说。偶尔有些报道语气温和地提到竞选团队内部的问题：一些海报贴得太草率，大家当众吵了起来；一个业余的艺术展没有如期开幕，梅勒的妻子代替他去了，说了一些梅勒不会说的温言善语。然后，班宁的络腮胡不见了。

投票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指挥部迎来了最为阴郁的一天。那天的原计划是在哈莱姆举办一场集会。但那天早上，当地颇有声望的黑人穆斯林克拉伦斯·27x·史密斯在电梯里被枪杀了（纽约既是为欢乐组织起来的，也总是为戏剧组织起来的），梅勒取消了集会。指挥部里，大家觉得梅勒太令人失望了，集会本应该如期进行。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雇了“头发”乐队的全班人马，那是集会的看点；而且只要花一百美金就可以请到一批黑人保镖。

“别去惹班宁，别问太多问题，”有人告诫我，“他会像诺曼人一样揍你。”

班宁没系领带，也没穿外套，拿着一个啤酒罐，心情沮丧地扮着硬汉。他说，“一股政治死亡的氛围”笼罩着竞选。我问起接下来的日程安排。他模仿着我的发音说：“待在这儿吧，你会知道的。”他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他有一副适合在麦克风上讲话的好嗓子。

“并不全是因为诺曼。”那个新泽西姑娘说，“大家有目前的情绪，一半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到下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权力。其他一切都将照旧。在这段亲密无间的时光里，这些人成为你生命的全部，而这一切都将在六月十七日停止。这些小伙子在跟梅勒闹别扭，但他们还是会去参加会议。等梅勒去到会场，坦诚地说话，一切不满都会烟消云散，到时候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这就是他们第二天还会来的原因。”

第二天，班宁不在办公室。但达斯汀和他妻子在，还有另外一些人。吃完午饭，我们开车穿过雨雾，来到梅西百货商店，据说梅勒在这里向逛商店的人拉票，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从车上望出去，只看到一些非常年轻的志愿者在散发打湿了的宣传单，他们不知道梅勒在哪儿。

结果是，梅勒和他妻子一开始在商店里面，但后来保安让他们到外面去拉票。

我们沿着大楼走了一圈，找到了他们。志愿者姑娘们逢人便问：“您见过梅勒先生吗？”梅勒夫妇在忙着跟大伙握手。梅勒看上去筋疲力尽、心事重重，只有一双眼睛还在工作，他的头发剪短后，显得更加灰白了。梅勒夫人一如既往地气定神闲。“我是个演员，”她后来告诉我，“那次是我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一个盲人站在梅勒身边，摇着一只装硬币的绿色茶杯，敲着手里的拐棍；他的眼睑盖住了凹陷的眼窝，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活像一个木乃伊。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景，洋溢着笑容。梅勒夫妇在微笑；握过手的人也在微笑，他们等在一旁，绽开笑容，看着其他人依次上去握手。志愿者姑娘们在微笑，我们都在微笑。

“真不错，”达斯汀说，他的沮丧神气一扫而空，“我们会赢的。”达斯汀一直是个肯尼迪类型的人。

梅勒上车时，把达斯汀叫了过去。一个志愿者姑娘睁大了眼睛扭头对我说：“我疯了！”一分钟以前，她还有些腼腆。“我爱他！他的书我全都读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爱他！”她在堆放竞选徽章的桌子上重重地坐下。“我疯了！”

达斯汀欢欣鼓舞地回来了：“他想开车队去拉票。”达斯汀喜欢车队巡游。

过了一会儿，在沙利文街市上——这条街道两旁是带逃生楼梯的旧砖房，街道上满是泥浆和垃圾，远处有些小吃摊和玩具摊，旁边坐着打着绑腿的意大利女人，正在炭火架上烤香肠——达斯汀和梅勒两个人又凑在一起交谈起来。

“瞧他们两个，”达斯汀的妻子说，“头发剪成那样，你不觉得他们俩看上去有点像吗？”

星期一，在头天出席了一次紧张而劳累的电视节目后，梅勒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投票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班宁也在，他的态度重新变得友善，他身穿西装，又担任起了排兵布阵的角色。车队的四辆车已经等在外面。一位德国制片人说：“在德国拍的电影已经完成了，上周六晚上放映过了。”有人告诉一个操外国口音的姑娘，媒体座位都是保留给纽约媒体的。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坐在第三辆车上，班宁坐在装了麦克风的第一辆车上，他负责演讲。

梅勒、布雷斯林、第五十一州，你们拥有一切，只差最好。

这是车队的口号。据说这句话是一个黑人向梅勒建议的，班宁不喜欢，但他喊口号时喊得斩钉截铁。车队经过百老汇时，人们向车队挥手、喝彩。而哈莱姆却是一片寂静，迎接车队的只有它那阴郁的孤僻，以及融为一体的俗艳与凋敝。在南布朗克斯，街上的广告都是用西班牙语写的，班宁展现出他的又一项才能，说起了西班牙语：“……后面的第二辆车，那辆敞篷车里……”他的口音很纯正，但行人没有反应。车队缓缓驶入车流，融入了穿行的车辆中。

梅勒在敞篷车上招呼了一下，班宁下车跑了过去，然后回来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到第五十大街、第六大道汇合，在时代生活大厦门口。我们光跟人握手就可以了，不搞车队巡游这种鬼玩意了。”班宁本来就不喜欢车队巡游。车队打散了，几辆车关掉了喇叭，静悄悄地分头奔回曼哈顿。

他们在时代生活大厦外面的宣传活动效果很好。梅勒向人们描述他眼中的两个纽约，满怀激情地为弱势群体代言。但最欣赏他的听众始终都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人和放浪不羁的文化人，他们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指挥部里准备了好多啤酒，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监控屏已经安装就绪。最后一道隔板也倒下了，房间尽头搭起了一个讲台，后面的墙上贴着竞选海报（它们已经是纪念品了，爱好收集的人已经揭走了一部分）。指挥部里气氛融洽，这是胜利的气氛，对他们来说，不是倒数第一就算赢了。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班宁向我总结他的竞选感受，“显然，梅勒会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要么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要么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建设者。他能做的，显然不只是写一本《夜幕下的大军》。”

傍晚，大厅里的人多了起来：有媒体人士（电视台的记者们板着脸，觉察到了自己对年轻人的妒意），有从各行政区赶来的志愿者，还有些无意间闯进来的人。有个姑娘穿着一身半墨西哥、半印度的嬉皮行头，坐在地板上，身前点着一根红蜡烛。她弄错了场合，也低估了人群的力量。那位新泽西姑娘跟一个黑人一起来了。班宁则出人意表地风度翩翩地围着一条淡蓝色的丝绸围巾，他站在讲台上，仿佛聚光灯下的演员。他不停地喊话，让大家安静。竞选结果传来，一如大家所料。梅勒领先于众议员席欧尔，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到六。参选议长的布雷斯林成绩更好：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十。大厅里一片欢腾。

班宁说，整座楼都要塌了。“如果你们想死，不要让别人跟你们一起死啊。”

他们是一群反叛者，在那一刻群情激昂。但他们也是美国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周全，从来不会不计后果。人群开始渐渐散去。

将近子夜时分，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来了，摄像机和聚光灯为他们一路开道。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走向讲台。

“很难说我们胜利了。”梅勒说。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玩笑，此时大家庆祝的正是这场胜利。“看吧，你们太棒了。我们以少胜多。我们的花费是瓦格纳的十分之一，而我得到了百分之五的选票，瓦格纳得到了百分之三十。所以我们的效率是他的两倍。”他擅长恶作剧，重又变成了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班宁站在我身边，所有心结都在消散，正如新泽西姑娘说的那样。

电视荧光让颜色变得更加鲜亮，梅勒夫人显得更美了，梅勒的眼睛现出最清澈的蓝色，墙上的海报也熠熠生辉。这是一间狭长的大厅，讲台放在正中间，在摄像机的监控屏上，整个场景就像是一部拍摄得井然有序的电影里的镜头。于是，最后这一刻的光辉与另一个时刻连接了起来：华尔街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那迷人的场景。

大厅里的一个布告牌没有被人遗忘：“如果你对今年暑假的美军抗议活动感兴趣，请在这里签名……”下午的时候还只有四个签名，而现在整块板子都满了。

一周后，我跟梅勒共进午餐。他去科德角住了几天，头天晚上刚刚看了弗雷泽对凯里的拳击比赛，我们见面那天，他正在编辑一个电影剧本，再过几天，他就要写那些关于登月的文章了。“这个差事肯定会怪怪的，那些宇航员不想跟我谈话，他们在写自己的登月书。”写作又重新占据了梅勒的整个生活。

政治显得很遥远。但他对一种指责很敏感：有人认为他分化了自由派的选票，让局面适得其反。他认为，投票支持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就算不投他的票，也不会去投其他人的票。他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最后一周，他丢了一些选票；他也没有接触到足够多的选民。有些人跟他握过手，对他很友善，最后却没有投他的票，这让他很吃惊。

他又一次对我说，做政治家的过程让他变得乏味了。但现在他明白了，政治家讲到“服务”时，他们是严肃的。一个政治家必须服务，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给出去，把自己给予支持者，给予公众。这是他的弱项，比方说，当有人问他会不会清理掉他们街区的垃圾时，他没办法回答。他仍然忠于自己的观点：纽约应该成为第五十一个州，权力应当归于社区。但他觉得，换一个候选人，哪怕是一个非常乏味的人，也许会让这些观点在政治上走得更远。

乏味，他频频说到这个词。在竞选过程中，梅勒似乎以否定的方式再次界定了他的作家角色。他无法评估这次竞选的价值。“如果你没当选，你能改变的东西只能说微乎其微。”也许你的一些观点会留存下来，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或者整个事件只是一时的新奇。也许四年后，下一届选举开始时，有人会说：‘还记得当年有个作家竞选市长吗？’”

一九六九年

（翟鹏霄译）

暗指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化潮流“愤怒的年轻人”。

巴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先生”。

《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与《夜幕下的大军》均为诺曼·梅勒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出版于1968年。

指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出版于1948年。

1960年，梅勒在派对上醉酒后用刀刺伤了自己当时的妻子阿黛尔·莫拉莱斯。

此处，说话的人在玩文字游戏，把候选人诺曼与历史上的征服者诺曼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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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