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退到窗侧，头藏在窗帘与墙之间，看着下面的车道，车已停下了。母亲和那小荡妇正在下车。母亲慢慢从车上下来，古板而笨拙，随后小荡妇那略微罗圈的长腿滑了出来，裙子拉到膝盖上方。她尖声笑着，跑向迎接她的狗，那狗因狂喜而颤抖，欢蹦乱跳。愤怒从托马斯的庞大身躯的各个角落聚集起来，如一群暴徒的集会，无声、紧张、不祥。
现在，该他打点行装去旅店了，直到房子重归清净。
他不知道行李箱在哪儿，不喜欢收拾行李，他需要他的书籍，他的打字机不是便携的，他习惯了电热毯，他无法忍受在餐馆吃饭。他那有着一颗莽撞善心的母亲，即将打破这栋房子的安宁。
后门重重地关上了，姑娘的笑声从厨房蹿起，穿过后面的过道，直冲上楼梯井，闯入他的房间，如一道闪电向他扑来。他跳到一旁，站在那里，怒视四周。早上他已把话挑明：“如果你把那姑娘带回这栋房子，我就走。你选吧——她还是我。”
她已做出选择。一阵剧痛扼住他的喉咙。三十五年来，这还是头一遭……他突然感到眼睛后面一阵火辣辣的湿润。他稳住了自己，怒火中烧。不是这样的：她并没有做什么选择。她是在指望他对电热毯的依恋。必须给她点颜色看。
姑娘的笑声再次蹿上来，托马斯眉头一蹙。他又看到了前一晚她的样子。她入侵了他的房间。他醒来时发现门开着，她在屋里。她转身朝向他，走廊里的光线足够让他看清她的样子。那是一张音乐喜剧里滑稽女演员的脸——尖下巴，苹果似的双颊，猫一般空洞的眼睛。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抄起一把直背椅，将她倒逼出房门。他把椅子挡在身前，仿佛驯兽师赶走一只危险的猫。他一言不发，赶着她走在过道里，到母亲房前，他停下来砸门，姑娘倒抽一口气，转身逃进了客房。
稍后，母亲打开房门，焦虑地朝外看。不知她晚间涂了些什么，脸上油腻腻的，框在粉红色橡胶发卷里。她朝走廊看了看，姑娘已然消失。托马斯站在她面前，仍然举着椅子，好像准备制服另一头野兽。“她想进我的房间，”他咬牙切齿地说，不由分说便走进母亲屋内，“我醒来时，看到她正要进我的房间。”他将门关在身后，愤怒使他提高了声调，“我受不了这些了！一天都不能忍！”
母亲被他倒逼至床边，坐在床沿上。她的身体沉重，却顶着一个瘦削出奇的脑袋，极不相称。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托马斯说，“我一天都不能忍。”母亲的所有行为都有一种明显倾向，那就是带着世上最大的善意，使美德变得可笑。她不假思索地热切追求美德，每个卷入其中的人都因之成了傻瓜，美德本身也成了件荒唐事。“一天都不能忍。”他重复道。
母亲重重地摇着头，眼睛仍盯着房门。
托马斯把椅子放在她面前，坐下。他身子前倾，似乎是要给一个智障的孩子解释什么事情。
“这不过又是她的一种不幸。”母亲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跟我说了名字，但是我忘了，她也无能为力，天生如此。托马斯，”她用手托住下巴，“假如是你呢？”
恼怒堵住了他的气管。“我怎么就不能让你明白，”他哑着嗓子说，“如果她自己都无能为力，你也帮不了她。”
母亲的眼神亲切而遥远，如日落后天边的那道蓝。“美男狂。”她咕哝道。
“是慕男狂，”他狠狠地说，“她不必跟你说什么花哨名词。她就是个道德白痴，你知道这点就够了。天生没有道德机能——就像有些人生来就少一只肾或一条腿。明白吗？”
“我总是想如果是你呢，”她的手仍然托着下巴，“如果是你，如果没人收留你，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是个美男狂，而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聪明人，如果你身不由己做了什么事……”
托马斯的内心涌起对自己的深深厌恶，令他无法忍受，他似乎正慢慢变成那个姑娘。
“她穿着什么衣服？”她突然问，眯着眼睛。
“什么都没穿！”他吼道，“现在你可以把她从这儿赶出去了吗？”
“我怎么能在这大冷天把她赶出去？”她说，“今天早晨她又说要自杀！”
“送她回监狱。”托马斯说。
“我是不会把b你/b送回监狱的，托马斯。”她说。
趁着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起身抓起椅子，逃离了房间。
托马斯爱他的母亲。他爱她因为他天性如此，但也有些时候，他受不了她对他的爱。那种爱有时纯属莫名其妙的愚痴，他能感觉到他周遭的力量，他无法掌控的无形暗流。她总是从最陈词滥调的考虑出发——这是件b好事/b——最终却与魔鬼签订最为莽撞的协议。当然，她从来认不出那是魔鬼。
托马斯用魔鬼一词只是打个比方，不过用来描述母亲陷入的境遇，倒也十分恰当。但凡她有些智识，他便可用早期基督教历史向她证明美德过度并非正义，适度的善产生相应适度的恶。他还可以说若是埃及的圣安东尼待在家里照顾妹妹，也不会招惹上魔鬼。
托马斯并非愤世嫉俗之人，也不反对美德，相反，他视美德为秩序之原则，唯有美德使生命可堪容忍。他能忍受自己的生命，正有赖于母亲那较为明智的美德——她将房子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有她做的美食。但当她的美德失控时，比如现在，他就会有种群魔毕现的感觉，倒不是说他自己或老太太有什么精神怪癖，那群魔鬼本就寓于性格之中，只是看不到而已，却随时可能尖声厉叫或搞出什么事端。
一个月前，姑娘因开空头支票被关进了县监狱，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吃早餐时，她久久盯着那张照片，然后从咖啡壶上方将报纸递给他。“想想看，”她说，“只有十九岁，在那个肮脏的监狱里。她看起来不像是个坏姑娘。”
托马斯瞟了一眼照片。一张狡诈的脏兮兮的脸。他注意到犯罪的平均年龄正逐步降低。
“她看起来像个正派姑娘。”母亲说。
“正派人不开空头支票。”托马斯说。
“你可不知道手头紧时会做出什么。”
“我不会开空头支票。”托马斯说。
“我想，”他母亲说，“我要给她带盒糖果。”
如果彼时彼地他一跺脚了断此事，后面这些就不会发生了。他的父亲若还在世，当时就会做个了断。带盒糖果是她最喜欢做的好事。在她的社交范围内，无论谁搬到了镇上，她都会打电话送盒糖果；但凡她的朋友的孩子产子或是得了什么奖项，她也会打电话送盒糖果；若有老人摔断胯骨，她还是会带着一盒糖果守在床边。想到她要带盒糖果去监狱，他曾觉得好笑。
如今，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姑娘的笑声在他的脑中蹿入九霄，他诅咒着他所谓的好笑。
母亲探监归来，没敲门就闯进他的书房，一屁股倒在他的沙发里，抬起她那肿胀的小脚放到沙发扶手上。过了一会儿，她缓过来一些，坐起来在脚下垫了张报纸，又倒下去。“我们不知道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她说。
托马斯知道虽然她说的话不是陈词滥调就是老生常谈，其背后倒是有着真实的经历。与其说他为那姑娘入狱感到悲哀，不如说他是为母亲不得不在那里看到她感到悲哀。他本可以使她免受种种不悦的景象。“好了，”他把笔记放到一边，“现在你最好忘了那些事。那姑娘入狱一点都不冤枉。”
“你无法想象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她再次坐起来，“听着。”那可怜的姑娘，斯塔尔，由继母带大，继母自己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几乎是已成年的男孩儿，占她的便宜，极其卑劣，她只能逃跑，去找她的生母。找到了生母，生母为摆脱她，把她送到一个又一个寄宿学校。在每个寄宿学校，她都遇到了变态或虐待狂，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出逃，他们的暴行真是无法描述。托马斯看得出母亲知道许多细节，只是不忍对他说。有时当她闪烁其词时，她的声音会颤抖，托马斯知道她是记起了一些听到的极为详尽的恐怖画面。他曾希望过几天，所有这一切都会被淡忘，但是没有。第二天，她带着舒洁纸巾和润肤霜又去了监狱。几天后，她宣布她已咨询了律师。
这种时候，托马斯会真正怀念起他那过世的父亲，虽然父亲在世时，他无法忍受。老爷子是不会容忍这种愚蠢的。无用的同情打动不了他，他会（瞒着她）给他的密友，当地的治安官打招呼，那姑娘会被送往州监狱服刑。他总是被卷入一些暴行，直到一天早晨（当时他怒气冲冲地看了妻子一眼，仿佛一切都怪她），他倒在餐桌旁死掉了。托马斯继承了父亲的理性，却没有他的冷酷，继承了母亲的善心，却不会像她一样践行。他对所有实际行动的计划就是静观其变。
律师发现姑娘所说的一次次暴力大多子虚乌有。他跟托马斯的母亲解释说姑娘有心理问题，但还没疯狂到要进精神病院的地步，罪行也不至于进监狱，情绪不稳又融入不了社会，听闻此言，托马斯的母亲对姑娘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同情。姑娘很快承认她讲的故事是编的，因为她天生就是个说谎者；她声称，她撒谎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几位心理医生接手过她，他们为她的教育增添了最后几笔。她知道她没有希望。面对这样的苦难，托马斯的母亲似乎被某种神秘苦楚压弯了腰，只有加倍努力，才堪忍受。令他烦闷的是，她看b他/b也是同情的眼光，好像她那浑浑噩噩的善心已辨不出人来。
几天后，她冲进房门说，律师已将姑娘保释出来了——由她负责。
托马斯从他的莫里斯椅上站了起来，撂下正在读的书评。他那张乏味的大脸皱在一起，似乎预感到了痛苦。“你不会，”他说，“要把那姑娘带到这儿来吧！”
“不，不，”她说，“镇定，托马斯。”她费尽周折地为姑娘在镇上的一家宠物店找了份工作，还在她认识的一位坏脾气老太太那儿为她找到了住处。人们不太友善，不会设身处地为斯塔尔这样总走霉运的人考虑。
托马斯重新落座，又拿起了书评。他似乎刚刚躲过一劫，其中凶险他自己都不想搞明白。“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他说，“过不了几天，把你的好处占尽后，那姑娘就会离开镇子。再也不和你联系。”
两天后的晚上，他回到家，一打开客厅门，就被一阵尖厉、轻浮的笑声刺着了。母亲和姑娘坐在壁炉前，燃气木烧得正旺。姑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身体畸形。她的发式剪得像狗或精灵的毛发，穿着时尚。她先是久久地注视他，双目放光，像熟人似的，接着莞尔一笑，亲热有加。
“托马斯，”母亲语气坚决，不容他逃走，“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斯塔尔。斯塔尔要和我们共进晚餐。”
姑娘自称是斯塔尔·德雷克。律师发现她的真名是撒拉·含。
托马斯没有动，也没说话，只是呆站在门口，一副粗鲁而困惑的样子。终于，他说：“你好，撒拉。”他的语气充满嫌恶，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的脸红了，觉得对这么一个可怜人流露出轻蔑之情，实在有失身份。他走进房门，重重地坐在一张直背椅上，决心至少要做到得体，有礼貌。
“托马斯写历史，”母亲以一种威胁的眼神看着他，“他是地方历史协会本年度的会长。”
姑娘向前欠了欠身，看托马斯的眼神更加犀利了。“太棒了！”她的嗓音低哑。
“托马斯正在写一本有关县里的早期定居者的书。”母亲说。
“太棒了！”姑娘重复道。
托马斯靠意志勉强使自己貌似旁若无人。
“嘿，你知道他看起来像谁吧？”斯塔尔问，头歪向一边，斜着眼打量他。
“哦，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人！”母亲故意调皮地说。
“我昨晚看的那部电影里的警察。”斯塔尔说。
“斯塔尔，”母亲说，“我觉得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得慎重。我觉得你应该只看最好的影片。我不认为警匪片对你有好处。”
“哦，这是一部犯罪没好处的电影，”斯塔尔说，“我发誓那警察看起来跟他一模一样。他们总是愚弄他。他那样子就好像再多一分钟就能气炸了。他是个有趣的家伙。而且长得不赖。”她对托马斯抛了个媚眼。
“斯塔尔，”母亲说，“我觉得你要是能试着欣赏一下音乐就太好了。”
托马斯叹了口气。母亲继续唠唠叨叨，姑娘对她毫不在意，兀自上上下下打量他。她的目光让他觉得她的手似乎忽而在他膝头，忽而在他颈上。她的眼神里有种嘲讽的光。他知道她很清楚他不愿见到她。他很明白他面对的正是堕落本尊，但这种堕落无可指摘，因为其后没有为之负责的机体。在他眼前的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辜。他心不在焉，自问上帝会以何种态度面对此事，如有可能，就采取上帝的态度吧。
从头至尾，母亲在饭桌上表现得愚蠢至极，他简直不忍看她，更不愿看撒拉·含，只好以不满和厌恶的目光盯着房间一侧的那排橱柜。姑娘每说一句话，母亲都表现出要认真对待的样子。关于斯塔尔该如何利用闲暇时间，母亲给出了几种方案。撒拉·含就好像是在听一只鹦鹉给出的建议。托马斯无意中朝她看了一眼，她挤了挤眼睛。他咽下最后一勺甜品，立刻起身喃喃道：“我得走了，有个会。”
“托马斯，”母亲说，“我想让你顺便送斯塔尔回家。我不想让她晚上自己坐出租车。”
托马斯恼怒地沉默片刻，转身离开房间。很快，他回来了，脸上有种不易察觉的坚定之色。姑娘已准备好，在客厅门口静静地等他。她以欣赏而自信的目光大大方方地看了他一眼。尽管托马斯没主动，她还是挽起了他的胳膊，走出房间，下了台阶，仿佛依偎着一块奇迹般移动着的纪念碑。
“听话啊！”母亲喊道。
撒拉·含窃笑一声，捅了捅他的侧肋。
他在穿外套时就已决定，他要用这个时机告诉那姑娘不要再做他母亲的寄生虫，否则他就亲自出手，送她回监狱。他要让她明白他知道她想干什么，他没那么幼稚，有些事是他无法容忍的。坐在桌边，手握钢笔时，没有人比托马斯更滔滔不绝。可一关上车门，和撒拉·含坐在车里，恐惧便俘获了他的舌头。
她盘起双腿说：“终于没别人了。”咯咯笑了起来。
托马斯调头将车驶离房子，迅速向大门开去。一到公路，他就飞驰起来，仿佛后面有人在追他。
“上帝呀！”撒拉·含说，脚从座椅上晃了下来，“哪儿着火了？”
托马斯没回答。几秒钟后，他感到她向他靠近了些。她舒展了下身子，又靠近了些，最后将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托姆西不喜欢我，”她说，“但我觉得他真是可爱极了。”
托马斯只用了四分钟多一点就开完了进城的三英里半路程。第一个路口是红灯，他没管。老太太住在三个街区开外。车刺耳地停在了她的房前。他跳下车，跑到姑娘那边，拉开车门。她坐在车里没动，托马斯只好等着。过了一会儿，一条腿出现了，接着她那狡诈的小白脸出现了，向上盯着他。那神情让人觉得她好像是个瞎子，而且不知道自己是个瞎子。托马斯感到一阵莫名的恶心。空洞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过。“没有人喜欢我，”她怨怼地说，“如果你是我，是我不愿意让你搭这三英里路，你会怎么想？”
“我母亲喜欢你。”他咕哝道。
“她！”姑娘说，“她比这时代也就落后了差不多七十五年吧！”
托马斯上气不接下气说：“如果我发现你又去麻烦她，我就把你送回监狱。”他的声音虽近似耳语，却蕴含着重压。
“除了你还能有谁？”她又缩回车里，好像现在根本不打算下车了。托马斯伸手胡乱抓住她的外套前襟，将她拽了出来，松开手。之后迅速上车，绝尘而去。另一边的车门还开着，她的笑声，没有形体却很真实的笑声，在街道上颠簸，似乎要从敞开的车门跳进来，与他同行。他侧身拽上车门，朝家开去。他火冒三丈，根本无法开会。他要让母亲彻底明白他的不悦，要让她没有一丝疑问。父亲沙哑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响起。
笨蛋，老爷子说，现在就横下心。赶在她前面告诉她谁做主。
然而等托马斯回到家，母亲已经去睡了，明智。
次日清晨他来用早餐时，蹙着眉，仰着下巴，显然情绪不好。每当他决心要干什么事，就会像发起进攻前的公牛，垂着头，蹄子扒地，后退几步。“好了，听着，”他开始了，拽出他的椅子坐下，“关于那姑娘，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我就说一遍。”他吸了口气，“她就是个小荡妇。背地里嘲笑你。她打算从你这儿尽可能得些好处，你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
母亲似乎也没睡好，晨起并未梳妆，披着浴袍，头上缠条灰头巾，这让她看起来仿佛能掐会算、无所不晓似的，让人惴惴不安。他简直是在跟女巫共进早餐。
“今儿早上你只能抹罐装奶油了，”她给他倒了杯咖啡，“我忘了准备别的。”
“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托马斯吼道。
“我又不聋，”母亲说着把咖啡壶放回到架子上，“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就是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种愚蠢又草率的……”
“托马斯，”她手托着腮，“如果换了……”
“不是我！”托马斯抓住膝盖旁的桌子腿。
她还是托着腮，轻轻摇了摇头。“想想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她说，“家中的各种舒适自在。还有道德修养，托马斯。没有坏念头，你生来就顺风顺水。”
托马斯的呼吸急促起来，像要发作哮喘。“你说话不合逻辑，”他有气无力地说，“b他/b会横下心来。”
老太太身体一僵。“你，”她说，“和他不一样。”
托马斯张了张嘴，没说话。
“不过，”母亲的语气略带责备，似要把刚才的夸奖收回来，“我不会再请她来，既然你对她这么反感。”
“我不是反感她，”托马斯说，“我是反感你把自己弄成了个傻瓜。”
他刚离开餐桌，关上书房门，父亲蹲在地上的样子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老爷子能像乡下人那样蹲在地上聊天，虽然他并非乡下人，而是城里出生，城里长大，搬到这小地方来，只为一展才华。他一步步地使那些乡下人视他为自己人。在县政府的草坪上，他聊着聊着就会蹲下来，跟他说话的两三个人也就随之蹲下，聊天一点都不会被打断。他是用肢体语言说谎；从不屑于嘴上说谎。
让她掌控你吧，他说。你不像我。不够男人。
托马斯拼命看书，影像很快退去了。姑娘在他内心深处搅动起一股暗流，他的分析能力无法抵达。他仿佛看到一百码外，有股龙卷风袭过，并预测到那龙卷风还会回来，而且是直冲他来。直到上午过半，他的思绪才集中到工作上。
两天后，母亲和他用过晚餐，坐在小休息室里，各自读着一页晚报，突然电话铃响了，刺耳急促如火警一般。托马斯接了电话。刚拿起话筒，女人的尖叫声就闯进了房间。“来接这姑娘！来接她！醉了！在我的客厅里喝醉了，这我可不允许！丢了工作，还醉醺醺地回来！我可不允许！”
母亲一跃而起，抢过话筒。
父亲的鬼魂在托马斯面前出现了。给治安官打电话，老爷子催促他。“给治安官打电话，”托马斯大声说，“给治安官打电话，让他去接她。”
“我们马上就到，”母亲正在说，“我们马上就来接她。让她收拾好东西。”
“她这个样子，根本没法收拾东西，”那声音尖叫着，“你不该把她这样的人推给我！我这里可是正经人家！”
“让她给治安官打电话。”托马斯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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