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下了，阿斯伯里下车的地方恰好是母亲迎他之处。母亲站在下面，灿烂的笑容绽开在戴着眼镜的瘦削的脸上。看到乘务员身后强撑身体的他，母亲的笑容骤然消失了。那笑容消失得如此突兀，取而代之的讶异之色如此彻底，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病定是无可遁形。天空是寒冷的灰色，白金色的太阳耀眼夺目，正从环绕廷柏博罗的黑森林后升起，如来自东方的神秘君王。唯一一片砖木平房区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奇异之光。阿斯伯里觉得他即将见证一场庄严变形，那些平坦的屋顶随时可能化为某座异域神殿的高塔，敬拜他所不知晓的神灵。幻觉须臾之间便没了踪迹，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母亲身上。
母亲轻叫一声，一脸惊恐。她立刻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死亡，这令他满意。他的母亲，到了六十岁的年纪，将被迫面对现实。他认为如果这次经历没有要了她的命，则必定有助于她的成长。他走下台阶与她打招呼。
“你看起来不太好。”她说，像个医生似的久久注视着他。
“我不想说话，”他说，“旅途不顺。”
福克斯太太注意到他的左眼布满血丝，脸浮肿而苍白。虽只有二十五岁，他的发际线却已悲惨地向后退却了，头顶剩下薄薄一层红发，状如楔形，尖端直指鼻子，他的鼻子看起来更长了，也让他看上去心烦意乱，倒与他说话的语气甚是匹配。“北方一定很冷，”她说，“你为什么不把外套脱了？这里不冷。”
“你不必告诉我气温！”他高声说，“我不是小孩子，知道什么时候该脱外套！”他身后，火车默默地滑走了，留下两爿一模一样的破败商店。他目送着那铝皮斑点消失在树林中，似乎他与那广阔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随之永远消亡了。他转身沮丧地看着母亲，为有那么一瞬间居然允许自己在这颓废的乡下枢纽看到神庙而颇感恼怒。他已完全习惯了死亡这个念头，但还没有习惯死在b这里/b这个念头。
他自觉大限将至已有近四个月了。一天深夜，在他那冰冷的公寓里，他独自蜷缩在两层毯子和大衣下面，中间还夹着三层《纽约时报》，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之后大汗淋漓，床单都湿透了，他那时就对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有了彻底清醒的认识。此前，他已感到日渐无力，隐隐伴随时断时续的周身疼和头痛。他好几天都没去书店上班，这份零工也丢了。此后他一直靠积蓄活着，勉强存活而已。积蓄日渐减少，最后只够回家的路费了。现在他一文不名。他回来了。
“车在哪儿？”他咕哝了一句。
“在那边，”母亲说，“你姐姐在后座上睡觉，我不想这么一大早独自出门。没必要叫醒她。”
“对，”他说，“不要叫醒睡着的狗，自找麻烦。”他提起他那两只鼓鼓囊囊的手提箱，向马路对面走去。
箱子对他来说太沉了，走到车旁时，母亲看出来他已筋疲力尽。他以前回家从未拿过两只箱子。自从上了大学，他每次回家只带两周的必需品，以及一副呆呆的无可奈何的表情，似乎在说他打算只忍耐十四天。“你比以前带的行李多。”她注意到了，但他没有回答。
他打开车门，费力地提起两只箱子放到他姐姐翘起的脚旁。他厌恶地看了看那双熟悉的脚——穿着女童子军鞋——又看了看她整个人。她身着一套黑衣，头上裹着块白布，边缘支棱出几只金属发卷，闭着眼，张着嘴。他跟她长得很像，只是比她小一号。她大他八岁，是县小学校长。他轻轻关上车门，以免吵醒她，随后转到另一侧，坐在前排座位上，合上了眼。母亲把车倒至路上，几分钟后，他感到车一个急转，上了公路。他睁开眼，道路两侧是两片开阔地，长满黄色异味堆心菊。
“你觉得廷柏博罗比以前好吗？”母亲问。这是她的标准问题，必须回答。
“还是老地方，不是吗？”他没好气地说。
“有两家店铺新装了门面，”她说，之后语气突转严肃，“你做得对，该回家，这儿有好医生！我今天下午就带你去找布洛克大夫。”
“我不去找布洛克大夫，”他尽量不让声音颤抖，“今天下午不去，哪天都不去。你不觉得我要是想看医生，在那边就看了吗，那儿才有好医生。你不知道纽约有更好的医生吗？”
“他认识你，更关心你，”她说，“那边的医生都不在乎你。”
“我不想他关心我。”一分钟的沉默，他盯着外面朦胧一片的紫色田野，“我的病布洛克治不了。”他的声音渐趋断续，几成呜咽。
他无法像他的朋友戈茨建议的那样，把一切当作梦幻泡影，不论是先前的事，还是他最后的这几周。戈茨确信死亡什么都不是。戈茨的脸上总带着紫色污迹，以及成千上万的愤怒。他在日本待了六个月，回来后脸还是那么脏，却像佛陀一样释然了。听到阿斯伯里行将死去的消息，他很平静，无所谓，引用了一句不知谁的话，“菩萨度众生入涅槃，实无菩萨度，亦无众生得灭度。”不过为他着想，戈茨还是花了四个半美元带他去听了一场吠檀多讲座。这笔钱真是打了水漂。戈茨全神贯注地听着讲台上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儿男人的教导，阿斯伯里却无聊地打量起观众来。他的视线扫过几个穿着纱丽的姑娘，扫过一个日本年轻人，一个穿藏青色衣服、戴土耳其帽的男人，还有几位貌似秘书的女子。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这一排的最后一个座位上，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黑衣男子，神父。神父的表情虽然恭敬，却不信服。看到他那沉默而清高的样子，阿斯伯里立刻明白他俩有着同感。讲座结束后，几个学生在戈茨的公寓里聚了聚，神父也去了，还是不太参与。他听他们谈论阿斯伯里即将迎来的死亡，彬彬有礼，话却很少。一个穿纱丽的女孩儿说自我成就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拯救，而这个词没有意义。“拯救，”戈茨引用道，“是对一种简单偏见的毁灭，没有人获救。”
“您怎么看这事？”阿斯伯里问神父，隔着众多脑袋，回应他那内敛的微笑。那微笑的边缘似乎碰触到了某种冰冷的澄明。
神父说：“成为‘新人’确有可能，需要帮助。”接着又干脆地加了一句，“当然，要靠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可笑！”纱丽女孩儿说，但神父只是对她微微一笑，现在他有了些兴趣。
神父起身离去时，默默地递给了阿斯伯里一张小卡片，他在上面写下了他的名字，伊格内修斯·沃格尔，耶稣会士，还有地址。此时此刻阿斯伯里心想，或许他该用那张名片，他觉得那神父貌似深谙世事之人，像是能懂得他的死亡这一独特悲剧的人。他们周围那群叽叽喳喳的人是无法理解他的死亡的意义的。布洛克更是无从理解。“我的病，”他重复道，“布洛克治不了。”
母亲立刻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要精神崩溃了。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没有说她本想告诉他的正是此事。当人们自以为聪明时——甚至当他们的确聪明时——旁人说什么也无法使他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至于阿斯伯里，他的问题是除了聪明，他还有着艺术家的性情。她不知道他这是遗传的谁，他的父亲是律师、商人、农民、政客融为一体，绝对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她当然也一向务实。在他死后，她独自一人将他俩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甚至接受更高的教育，但她发现他们读的书越多，会干的事越少。他们的父亲上学时，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在一间教室里，他就这样读到了八年级，什么都会干。
她本可以告诉阿斯伯里什么可以帮到他。她本可以说：“如果你出去晒晒太阳，或者在奶牛场干上一个月，你就会彻底改变！”不过她很清楚这个建议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在奶牛场会是个麻烦，不过如果他愿意，她会让他在那儿干活的。去年他回家写剧本时，她就许可他在那儿干活。当时他在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剧本（她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想写关于黑人的剧本），他说他想跟他们一起在奶牛场干活，以便了解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喜好就是尽可能少干活，她本可以这样告诉他，可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黑人们只好忍受他。他学会了怎么放挤奶器，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罐子都洗了，她记得他还拌了一次草料。后来有头奶牛踢了他，他就再也不去牲口棚了。她知道如果他现在愿意去那儿干活，或是在外面修篱笆，或是做任何一种工作——真正的工作，不是写作——可能他就不会精神崩溃了。“你写的那部关于黑人的剧本怎么样了？”她问。
“我不写剧本了，”他说，“你记清楚：我不去奶牛场干活。我不到外面晒太阳。我病了。我发烧、打寒战、头晕，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别管我。”
“你要是真病了，就该去找布洛克大夫。”
“我不去找布洛克大夫。”他说完了，深深陷入椅中，直勾勾地瞪着前方。
她转到自家车道上，一段红色土路，四分之一英里长，穿过门前的两片草场。枯奶期的奶牛在一片草场上，产奶期的奶牛在另一片上。她先是减速，随后完全停了下来，一头乳房溃烂的奶牛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们没给它治，”她说，“看那乳房！”
阿斯伯里猛地将头转向另一边，可那边一只凸眼睛的格恩西小奶牛正盯着他，它似乎感觉到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天啊！”他痛苦地喊道，“我们能继续走吗？现在是早上六点！”
“好的，好的。”母亲说，马上发动了车。
“刚才那声惨叫是怎么回事？”姐姐在后座拉长了声音，“哦，是你。”她说，“好了，好了，艺术家又来到我们中间了。真是绝了！”她说话带着重重的鼻音。
他没理她，也没转头。这一点他是学会了。绝不要搭理她。
“玛丽·乔治！”母亲厉声说，“阿斯伯里病了。别招他。”
“他怎么了？”玛丽·乔治问。
“到家了！”母亲说，好像除了她，他们都是瞎子。房子坐落在山丘顶部——一栋白色两层农舍，门廊宽敞，有着漂亮的柱子。每次走近这房子，她便感到自豪。她不止一次地对阿斯伯里说：“你在这儿有家，北边一半的人拼了老命都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呢！”
她去过一次他在纽约住的那破地儿。他们上了五段黑乎乎的石头台阶，每上一段，都要路过敞开的垃圾桶，最后进了两间潮湿的房间，有一个带马桶的盥洗室。“你在家可不会住这种地方。”她喃喃地说。
“不会！”他面露狂喜，“那是不可能的！”
在她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她根本无法理解敏感是怎么回事，也无法理解作为艺术家，有什么特别。他姐姐说他不是艺术家，他没有才华，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但玛丽·乔治自己也不是个快活的姑娘。阿斯伯里说她假装是什么知识分子，但她的智商不可能超过七十五，她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嫁人，可明智的男人看都不想看她一眼。她曾试图跟他解释玛丽·乔治若是花些心思，可以很有魅力，他却说那对她压力太大，她会崩溃的。他说，她要是有半点魅力，现在也不会是什么县小学校长，而玛丽·乔治则说阿斯伯里要是有半点才华，现在总该发表了些什么。他都发表过什么呢？她想知道，她还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
福克斯太太指出他才二十五岁，玛丽·乔治则说大多数人发表作品的年龄是二十一，他已晚了整整四年。福克斯太太不太懂这些事，她只是说或许他在写一本很b长/b的书。很长的书，在她看来，玛丽·乔治说，他能写出首诗来就很不错了。福克斯太太希望他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首诗。
她把车开上边道，一群珠鸡呼啦啦飞到空中，围着房子尖叫。“回家啦，回家啦，蹦蹦又跳跳！”她说。
“天哪。”阿斯伯里呻吟了一声。
“艺术家来到了毒气室。”玛丽·乔治用她的鼻音说。
他倚着车门下了车，忘了他的箱子，晕晕乎乎，径直朝房前走去。姐姐下车，站在车门旁，眯着眼睛看着他那弓腰蹒跚的身影。她看着他走上房前的台阶，惊愕得张大了嘴。“哎呀，”她说，“他还b真/b是不太好。看起来得有一百岁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母亲气愤地低声说，“现在你别说话，别管他。”
他走进房里，在门厅稍稍停顿，一眼瞥到穿衣镜里他那张苍白而憔悴的脸正盯着自己。他扶着栏杆，吃力地走上陡峭的楼梯，转过平台，一段稍短些的楼梯，进到自己的房间，那是间通风良好的宽敞的大房间，铺着已褪色的蓝色地毯，挂着白色窗帘，那是为迎接他的到来新挂上的。他什么都没看，一头趴到自己的床上，一张窄窄的老式雕花床，床头老高，雕着盛满水果的花篮。
他在纽约时就给母亲写了封信，写了满满两个笔记本。死之前，他不打算给她看。那封信类似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阿斯伯里的父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他认为这真是一件幸事。他肯定那老头儿是县政府黑帮的一员，乡村一霸，每块蛋糕都要伸出脏手抓一把，他知道他是无法容忍他的。他读过他的一些书信，其愚蠢令他惊诧。
他当然知道，这封信母亲不会一看就懂。她头脑简单，需要些时日才能发现信的意义，但他认为她会明白他原谅了她对他做的一切。而且他认为只有通过这封信，她才会意识到她都对他做了些什么。他不认为她现在对此有任何理解。她几乎察觉不到她的自我满足感，但这封信可能会让她痛苦地意识到这恐怕是他留给她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说她读这封信是痛苦的，那么写这封信对他来说时常难以忍受——因为要面对她，他就不得不面对他自己。“我到这儿来，是为了逃避家中的奴役环境，”他是这样写的，“是为了寻找自由，解放我的想象力，如放鹰隼出牢笼，使之‘盘桓入不断扩大的螺旋’（叶芝），我找到了什么？它飞不起来。它是一只被你驯化的家禽，愠怒地坐在它的笼子里，拒绝出去！”下面这段划了两道下划线，“我没有想象力。我没有才华。我不能创造。我只有对这些的渴望。你为什么不把那渴望也杀死？女人，你为何剪掉我的羽翼？”
写这封信时，他陷入了绝望的谷底。他觉得读到这封信时，她至少会开始明白他的悲剧，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她并没有强迫他做什么。从来没那个必要。她的行为方式就是他呼吸的空气，当他终于找到其他空气后，却发现无法生存其中。他觉得即便她无法立刻明了，这封信也会让她感到寒意侵袭，萦绕不去，或许假以时日，终究会使她看清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除了这封信，他已销毁他写的所有东西——两部没有生命力的小说，六部停滞不前的剧本、散文诗，还有短篇小说的构思——他只保留了写着这封信的那两个笔记本。笔记本在那只黑色手提箱里，他姐姐正呼哧带喘地拖上第二层台阶。母亲提着那只小一点的包，走在前面。她进房间时，他翻了个身。
“我把包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她说，“你就直接上床吧，过几分钟，我就把早餐给你端来。”
他坐起来，烦躁地说：“我不想吃什么早餐，我可以自己打开箱子。别管了。”
姐姐到了门口，一脸好奇，由着那黑箱子重重地掉在门槛上。之后她用一只脚推着箱子向前走，直到能够看清他。“要是我的气色像你这样糟，”她说，“我就去医院。”
母亲狠狠瞪了她一眼，姐姐离开了房间。福克斯太太随后关上房门，走到床边，在他身旁坐下。“我想让你这次多待些日子，好好歇一歇。”
“这次回来，”他说，“我就不走了。”
“太好了！”她叫道，“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弄个小工作室，上午你可以写剧本，下午你可以去奶牛场帮忙！”
他转过头，一张苍白木讷的脸看着她。“关上百叶窗，让我睡觉吧。”他说。
她走之后，他躺了一阵子，盯着灰墙上的水印。从房顶的装饰线开始，渗水刻画出一道道长长的冰凌形，在他的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另一片渗水则刻画出一只展翼猛禽。它口衔一道冰凌，与喙成直角，翅膀和尾翼上也挂着些小冰凌。自他孩提时起，它就在那儿了，他看到它就觉心烦，有时还感到恐怖。他常有种幻觉，好像它会动，行将诡谲地飞下，将冰凌放在他的头上。他闭上眼睛想：看不了多少日子了。接着便沉沉睡去。
下午醒来时，一张粉红色脸悬在他的上方，张着嘴，脸的两侧那两只熟悉的大耳朵上挂着布洛克的黑色听诊器，听诊器管向下延伸到他敞开的胸部。看到他醒了，医生做了个中国佬似的鬼脸，眼珠几乎翻到了脑门外，叫道：“说啊——！”
孩子们是无法抵挡布洛克的魅力的。方圆几英里，他们又是呕吐，又是发烧，只为布洛克能来看他们。福克斯太太站在他身后，笑得一脸灿烂。“布洛克大夫来了！”她那语气就好像是在屋顶上逮住了这位天使，带他来见她的宝贝孩子。
“让他出去。”阿斯伯里咕哝道。他似乎是从一个黑洞的底部看着那张愚蠢的脸。
医生凑得更近了，晃了晃耳朵。布洛克秃顶，长着一张婴儿的无知圆脸，浑身上下似乎毫无智慧可言，除了双眼。无论他在看什么，两只冷冷的镍币色眼睛都一动不动地悬在那儿，充满好奇。“你看起来真的很糟，阿兹白里，”他嘀咕着摘下听诊器，丢进包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个年纪的人能看起来这么可怜。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阿斯伯里的后脑怦怦的跳动声持续不断，好像他的心脏被困在那里，挣扎着要冲出来。“我没请你来。”他说。
布洛克把手放在那张愤怒的脸上，扒开下眼睑仔细查看。“你在北方一定是流浪来着。”他说。他开始按压阿斯伯里的后腰。“我也去过那儿，”他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里有多匮乏，立刻打道回府。张开嘴。”
阿斯伯里不假思索地张开嘴，钻头般的目光左右看了看，钻了进去。他猛地闭上嘴，呼哧带喘地说：“我要是想看医生，就待在北方了，那里有好医生！”
“阿斯伯里！”他母亲说。
“你的嗓子疼多久了？”布洛克问。
“是她请你来的！”阿斯伯里说，“她可以回答你。”
“阿斯伯里！”他母亲说。
布洛克弯腰从袋子里拉出一条橡胶管，把阿斯伯里的袖子撸上去，将管子绑在他的大臂上。之后取出一支注射器，找静脉，边把针头往里插，边哼着赞美诗。他的血液的隐私被这笨蛋侵犯了，而阿斯伯里只能怒冲冲地躺在床上，直勾勾地看着。“主啊，从容不迫而坚定。”注射器满了，布洛克拔出了针头。“血液不会撒谎。”他说。他把血液倒进一只瓶子，盖好盖子，放进包里。“阿兹白里，”他开始发问，“多久……”
阿斯伯里坐起来，怦怦直跳的脑袋探向前方，“我没请你来。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你不是我的医生。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大多数问题我都解决不了，”布洛克说，“还没有什么事是我完全明白的。”他叹了口气，站起身。他的眼睛似乎是在很远的地方冲着阿斯伯里发光。
“若不是真的病了，”福克斯太太解释道，“他是不会这般失礼的。b我/b希望您能天天来，直到他痊愈。”
阿斯伯里的眼睛冒着怒火，呈现出恶狠狠的紫罗兰色。“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他重复了一遍，躺下，闭眼，直到布洛克和他母亲离开房间。
之后几天，虽然他的身体迅速恶化，脑子却异常清醒。面临死亡，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觉悟状态，这与他不得不听的母亲的絮叨完全不相称。母亲的絮叨大多是关于那些叫黛西或贝茜·布顿的奶牛，以及它们那些隐秘的身体机能——它们的乳腺炎，它们的螺旋蛆，以及它们的流产。母亲执意要他白天去门廊上坐坐，“欣赏美景”，他没有力气反抗，只好将自己拖出去，蔫头耷脑地僵坐着，一条阿富汗毛毯裹着双脚，双手握紧扶手，似乎准备跃入蓝得耀眼的瓷一般的天空。草坪向下延展四分之一英亩，一道铁丝栅栏将其与前面的牧场隔开。白天，枯奶期的奶牛在那里的一排枫香树下休息。路那边是两座小山，中间有方池塘，母亲坐在门廊上，可以看着牛群走过水坝，到路那边的小山上去。一道树墙环绕着整片风景。白天他被迫坐在那里时，树墙呈现出水洗蓝色，让他悲哀地想起黑人们穿的褪色工服。
他不耐烦地听着母亲细数雇工的不是。“那俩可不笨，”她说，“他们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他们是得知道啊。”他咕哝道，但和她争论没什么意义。去年他在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剧本，便想和他们多相处，了解他们关于自身处境的真实想法，但给她干活的那两位这么多年下来，所有进取心早已消弭殆尽。他们不说话。叫摩根的那位肤色浅褐，有些印第安血统；另一位年纪稍长，叫兰德尔，很黑很胖。他们每次跟他说话，就好像是在对着他所在之处的右边或左边的某个隐形的影子讲话。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天活，他觉得并没有和他们建立起关系，于是决定尝试一下比交谈更为大胆的举动。一天下午，他站在兰德尔身旁，看着他调整挤奶器。他默默地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黑人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等阿斯伯里吸了两口后，他说：“她不让在这儿吸烟。”
另一个走过来，站在那儿笑。
“我知道。”阿斯伯里说，刻意停顿了一下，摇了摇烟盒，先递给兰德尔，他取了一支，又递给摩根，他也取了一支。他亲自给他们点着烟，三个人站在那儿一起抽。静悄悄的，只有两台挤奶器咔嗒咔嗒有节奏地响着，以及偶尔牛尾甩在牛身上的声音。这是那种共享同参的时刻，黑白间的隔阂化为乌有。
第二天，两罐牛奶被乳品厂退了回来，因为沾染了烟草味儿。他揽下罪责，跟母亲说抽烟的是他，不是黑人。“如果你抽了，他们也抽了，”她说，“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她无法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不过这次经历让他很兴奋，他已决定要换种方式再来一次。
第二天下午，他和兰德尔在奶房把鲜奶装入罐中，他捡起一只黑人喝光的果冻杯，突发奇想，给自己倒了杯热奶，一饮而尽。兰德尔不再倒奶，弓腰停在奶罐上方，看着他。“她不让，”他说，“她不让干b那事/b。”
阿斯伯里又倒了一杯递给他。
“她不让。”他重复了一遍。
“听着，”阿斯伯里哑着嗓子说，“世界在变。没理由管你先喝我后喝，或我先喝你后喝！”
“她不让喝，我们谁都不让喝这儿的奶。”兰德尔说。
阿斯伯里仍然伸着胳膊给他递杯子，“烟都拿了，”他说，“拿着奶。每天损失一两杯，对我母亲不算什么。我们要想自由地生活，就得自由地思想！”
另一个走了过来，站在门口。
“不想喝那奶。”兰德尔说。
阿斯伯里转过身，把杯子递给摩根。“来吧，小伙子，喝杯奶。”他说。
摩根盯着他；随后脸上现出心意已决的狡诈之色。“我还没见你喝那奶。”他说。
阿斯伯里不喜欢喝牛奶。第一杯热奶已经让他的胃不舒服了。他喝了半杯手中的奶，剩下的递给那黑人。黑人接过奶，往杯子里看了看，似乎里面藏着什么大秘密，然后把杯子放在冷却器旁的地板上。
“不喜欢牛奶吗？”阿斯伯里问。
“我喜欢，只是不喝那个奶。”
“为什么？”
“她不让。”摩根说。
“上帝呀！”阿斯伯里爆发了，“她她她！”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接着试，但就是无法让他们喝那里的牛奶。几天后的下午，他正要进奶房，听到摩根问：“你咋天天都让他喝那个奶？”
“他做是他的事，”兰德尔说，“我做是我的事。”
“他对他妈说话咋恁难听？”
“小时候她抽他抽得不够。”兰德尔说。
在家的日子让他忍无可忍，于是他提前两天回到了纽约。对他而言，他的生命在那里已然结束，现在的问题是他还要在这里苟延残喘多少时日。他可以加速他的死亡，但自杀不能算作胜利。死亡正合法地向他走来，是正当的，是生命给予他的礼物。那是他最伟大的胜利。还有那些德高品优的邻居，在他们眼里，儿子自杀意味着母亲失败，虽说这是实情，他还是不想让母亲在众人面前难堪的。至于她将在信上读到的，那是私密的启示。他把笔记本封在了一只马尼拉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只在阿斯伯里·波特·福克斯死后开启。”他把信封放在他的房间的书桌抽屉里，上了锁，钥匙揣进睡衣口袋，他还没想好最终要把钥匙放在哪儿。
上午他们坐在门廊时，母亲觉得有时得聊些他感兴趣的事。第三天上午，她开始聊他的写作。“等你身体好了，”她说，“我觉得你可以写写这儿，写写南方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需要另一本像《飘》这样的好书。”
他可以感到胃里的肌肉开始收紧。
“加上战争，”她建议说，“那样书就可以写得长。”
他轻轻把头向后一靠，好像怕它会裂开似的。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什么书都不写了。”
“好吧，”她说，“你要是不想写书，就写诗吧。挺好。”她意识到他需要跟有知识的人交谈，可她认识的文化人只有玛丽·乔治，而他不愿跟她讲话。她还想到了布什先生，他是卫理公会的退休牧师，她还没跟他提过这件事，现在想冒险一试。“我想请布什博士来看看你，”她夸大了布什先生的头衔，“你会喜欢他的。他收集稀有钱币。”
他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他开始浑身颤抖，发出阵阵狂笑，像是喘不上气来。一分钟后，渐渐平息，变成了咳嗽。“你要是认为我的死亡需要精神救援，”他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头蠢驴布什更是帮不了我。上帝呀！”
“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她说，“他还有克里奥佩特拉时期的钱币呢。”
“行啊，你要是请他来这儿，我就跟他说见鬼去吧，”他说，“布什！没有比他更糟的了！”
“很高兴还有事情能让你开心。”她尖酸地说道。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母亲抬起头。他再次前倾身体坐着，对她微笑。他的脸色越来越灿烂，似乎刚刚想到一个绝好的主意。她盯着他。“我来告诉你我想让谁来。”他说。自从回到家，他头一次露出愉悦的表情；虽然，她觉得那表情透出一种狡诈。
“你想让谁来？”她怀疑地问。
“我想见神父。”他宣布。
“神父？”母亲不解地问。
作者“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其他小说
《天竺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