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写字台前坐下，准备重新看工作日程表，但是立刻意识到了目前的处境。作为共和国参议院议长，他现在签署信件、决议、备忘录、照会还有意义吗？他是不是议长已经成了问题。更糟糕的是不能在下级面前流露泄气征兆。天气恶劣，情绪要好。他翻开卷宗，开始看第一篇文字，这时他发现巴里斯还站在那里，小伙子的双手直发抖。
由于激动，巴里斯时断时续地嘟囔说：“议长先生，我想告诉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和您在一起对付任何情况。卡布拉尔博士，我知道，我欠您的恩情很多。”
“谢谢你，高伊科。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个新手，将来会看到许多更加丑恶的东西。别担心。咱们一定会躲过这场暴风雨的。好了，现在干活吧！”
“议长先生，奇里诺斯参议员在他家等着您呢，”伊莎贝拉走进办公室说道，“他亲自回的电话。您猜他对我说什么？‘我家的大门日夜对我的好朋友卡布拉尔参议员开放。’”
卡布拉尔走出国会大门时，警卫仍然像往常一样给他敬礼。那辆黑车好像殡葬车一样，仍然等在那里。可是他的侍卫副官温贝托·阿雷纳尔中尉已经无影无踪了。司机特奥多西奥为他拉开了车门。
“去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家。”
司机点点头，没有开口。随后，当他们驶上梅亚大街，进入老城地界的时候，司机看着后视镜，报告说：
“博士，从咱们一出国会大楼就有一辆拉着特工的‘刨子’跟在后面。”
卡布拉尔回头一看，只见距离十五或者二十米的后方，有一辆军情局使用的大众牌汽车，这辆车特征明显，不可能混淆。在上午刺眼的阳光下，他看不清那里面有几个特工。他想：“现在就换掉了我的侍卫副官，由军情局的人来看押我了。”随着车子走进老城狭窄的街道，他看到周围都是人群，两侧是一层或者两层的住宅，窗户上安装着栅栏，窗下是石墩。他心想，事情比他猜想的要严重。乔尼·阿贝斯既然派人跟踪他，那么大概也做了逮捕他的决定。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要重演了。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担心的事情。他的脑海成了火红的煅炉。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呀？他到底又说了些什么呀？他错在哪里呢？近来他见过什么人吗？简直把他当成政府的敌人了！他会是敌人！敌人！
汽车在萨罗梅·乌莱尼亚大街和杜阿尔特大街交叉的路口停了下来。司机特奥多西奥先一步为他拉开了车门。大众停在几米外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特工下车。他很想走过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跟踪参议院议长，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跟这些服从命令的可怜虫说废话有什么用？
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这座两层的住宅有殖民时期的小阳台，有百叶窗，与主人十分般配。岁月、苍老、邋遢把这座住宅变了样子，变得不对称了：中层部分过于宽大，仿佛长出一个大肚子，且马上要撑破的样子。在那遥远的岁月里，这里大概是个高贵的大宅院，可是如今变得肮脏、破败，一副快要坍塌的架势。一块块污痕把墙壁弄得非常难看，屋檐下挂着许多蜘蛛网。他刚一按铃，门就开了。他登上一座黑暗的楼梯，脚下发出吱吱的木板声，扶手上有油腻的感觉。在第一个平台处，看门人为他打开了一扇发出尖叫的玻璃门。他辨认出这是个书房，四周挂着丝绒帷幕，安放着高高的书架，上面塞满了图书，地上是已经磨损和褪了色的地毯，墙上有几幅椭圆形的画，以及泄露了从天窗射进来的光柱的蜘蛛网。室内有股陈腐的气味，热得如同在地狱里一样。他站在那里等着奇里诺斯的出现。多年来，他经常来这里聚会，为元首商议和策划种种阴谋诡计。
“‘智囊’，欢迎，欢迎！来杯雪利白葡萄酒吧？要甜酒还是干白？我向你推荐仿蒙蒂亚酒。爽口极了。”
里面是睡衣裤，外面套着一件华丽的金丝滚边绿呢晨装，这身装束使人显得身体更圆；衣袋里装了一条大毛巾，脚上是一双缎子便鞋，由于趾骨太大，鞋子已经变形。此人就是奇里诺斯参议员。他对着卡布拉尔微笑。稀疏但是乱蓬蓬的头发、浮肿的青紫眼皮以及嘴唇、嘴角上残存的唾液痕迹，都说明这位先生还没有洗漱。卡布拉尔参议员任凭他拍打肩膀，随他坐到靠背上盖着挑花布的座椅上，没有回应主人的热情招呼。
“亨利，我们认识多年了，一起做了许多事情。好事和坏事都干过。在这个政权里，还没有谁像你和我这样团结的。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从今天早晨起天就塌下来压在我身上？”
他不得不停顿，因为管家进了房间。这是个混血老人，独眼，丑陋邋遢得和主人一样。他手里端着一个玻璃罐，里面是雪利酒；另外那只手拿着两个杯子。他把东西放在一张小桌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宪法专家兼酒鬼”拍着胸脯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肯定不会相信。你一定以为，这些事都是我操纵、策划和鼓动的。我对着我母亲起誓，也就是对着我们家最神圣的精神起誓，我真的不知道。昨天下午，我一听说这件事就吓呆了。等一等，先干杯！‘智囊’，为了早日揭开这个谜底，干杯！”
他说得坚决而又激动，开诚布公而又充满温情，好像伊兹公司从革命胜利前的古巴斯麦科公司进口的广播剧中的英雄一样。可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了解这一套：这是个高水平的演员，他说的话可真可假，你没有办法调查。卡布拉尔喝了一口雪利酒，有些恶心，因为他上午从来不喝酒。这时，奇里诺斯正在梳理鼻毛。
“昨天，我和元首处理公务时，他突然命令我通知金塔纳副议长停止召开任何会议，等到补上议长的空缺以后再说，”他打着手势继续说道，“我以为议长出了车祸或者脑溢血。我问道：‘元首，“智囊”出什么事了？’他用他那冷彻骨髓的口气回答说：‘我也正想知道这个呢。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他投到敌人那边去了。’我再也不能问下去了，他的口气是不容讨论的。他吩咐我去完成这个任务。今天早晨，我像大家一样也看到了‘公众论坛’上的那封信。我再次向我神圣的母亲起誓：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公众论坛’上的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我能正确地书写西班牙语！”“宪法专家兼酒鬼”愤怒地说，“那个无知的白痴有三个语法错误。我都一一划出来了。”
“那么会是谁写的呢？”
从奇里诺斯参议员臃肿的眼窝里流露出一丝同情的目光。
“‘智囊’，这他妈有什么关系？你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男人之一，用不着跟我装糊涂！我从小就了解你。唯一要紧的是你让元首生气了，大概为了什么事情。你和他谈谈，道个歉，解释一下，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要重新争取他的信任。”
他拿起酒罐，斟满自己的杯子，一口喝了下去。大街上的喧嚣声不像国会大厦那边那么响亮。可能是殖民时期建筑的大墙厚实，也可能是因为汽车有意不走老城中心的狭窄小巷。
“道歉？亨利，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我日日夜夜不都是在为元首出力吗？”
“这你别对我说。你得说服他。我很清楚。你别泄气。你是了解元首的。实际上，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心地是公正的。如果他不信任别人，那也维持不了三十一年的时间。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有了误会。应该澄清一下。你去请求接见。他会听你解释的。”
他一面讲，一面打着手势，灰色的嘴唇兴奋地吐出每句话。他一坐下来显得更加肥胖，巨大的肚皮撑开了晨装，有节奏地一起一落。卡布拉尔想象着那里面的肠胃每天得有多少时间投入到吸收和消化大嘴巴吞进的食物的繁忙劳动上。他后悔不该来这里。难道这个酒鬼能帮助他吗？即使他没有参与策划，心里也肯定在庆祝这个伟大胜利，因为他骨子里毕竟把卡布拉尔看作他的对手。
奇里诺斯装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我反复地想，挖空了心思才想出来，原因就是主教们拒绝宣布元首是天主教会的大恩人，很可能这让元首感到非常失望。谈判失败和你有关系啊！”
“亨利，代表团是三个人组成的！还有巴拉格尔和巴伊诺·比查德呢，一个是内政部长，一个是文化部长。那是几个月前的活动了，是《主教书》发表后不久的事情。为什么这一切又都重新落到我一个人头上？”
“‘智囊’，我不知道。的确，这好像文不对题。我看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让你倒霉。我说的是心里话，凭着咱俩多年的交情。”
“咱俩的关系超过了朋友。在元首直接领导下，咱俩一起参与了改造这个国家的全部决策。咱俩就是活历史。咱俩互相下过圈套，设过陷阱，使过绊子，为的是你超过我，我超过你。但是，看来毁灭的只有一个人。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可以倒霉、丢官、下监狱。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如果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那恭喜你啊！亨利，你这是杰作啊！”
卡布拉尔早已站了起来。他口气平静、客观，几乎是教学的语调。奇里诺斯也站了起来，但是得扶着座椅支撑着肥胖的身躯。两人距离很近，几乎挨在一起。卡布拉尔看到书柜与书柜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画框，上面写着泰戈尔的语录：“一本打开的书就是一个正在说话的大脑。合上它，就是一位等待你的朋友；忘记它，就是一颗原谅你的灵魂；毁灭它，就是一颗哭泣的心。”卡布拉尔心里想：“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感觉，他都喜欢附庸风雅。”
“那就坦率对坦率。”奇里诺斯凑近前来。他说话时带出的口气让阿古斯丁·卡布拉尔感到头晕。“阿古斯丁，如果是在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设个圈套把你给搬掉。同样，你也会把我给搬掉，甚至消灭掉。可是今天还要这样吗？为了什么呀？难道咱俩还有未了结的账吗？没有。‘智囊’，咱俩已经不竞争了，这你和我一样清楚。这个垂死挣扎的政权还剩下几口氧气？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和你发生的事毫无关系。我衷心希望你把事情解决好。艰难的日子已经来了，为了抵挡大潮的冲击，这个政权还需要你这样的人支撑。”
卡布拉尔参议员点点头。奇里诺斯拍拍他的肩膀。
“要是我跑到下面跟踪我的特工跟前，把刚才你对我说的话，什么垂死挣扎啊，什么剩下几口氧气啊，给他们讲一遍，那你可就得陪着我一起倒霉了。”卡布拉尔嘟囔道，一面打了个告别的手势。
主人张开黑乎乎的大嘴哈哈笑着说：“你不会那样做的。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个正人君子。”
乌拉尼娅问道：“奇里诺斯后来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阿德利娜姑姑嘿嘿一笑。似乎已经入睡的鹦鹉参孙又用一连串的尖叫来回应女主人的笑声。姑姑住口的时候，乌拉尼娅发觉玛诺拉坐的躺椅发出了有节奏的咯吱声。
姑姑解释说：“恶人命大呀！他一直住在老城的住宅里。卢辛达不久前看到过他拄着拐杖、穿着便鞋在公园里散步。”
卢辛达笑着说：“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喊：‘老妖怪！老妖怪！’他比以前更难看，更让人恶心了。他得有九十多岁了吧？”
谨慎的饭后时间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告辞了？整个晚上，乌拉尼娅都没有感觉不快。确切地说，她有些紧张，她在等待着攻击。这是她唯一的亲戚了，可是她觉得她们比星星还遥远。玛丽亚内拉紧紧盯着她看的那双大眼睛开始让她生气了。
阿德利娜姑姑再次发动了攻击：“对我家来说，那真是可怕的日子。”
卢辛达说：“我还记得爸爸和舅舅在这个客厅里密谈的情景。你爸爸说：‘可是我的上帝啊！我究竟干了什么事得罪了元首，让他老人家这样折磨我？’”
附近一只狂吠的狗压倒了她的声音，随后又有四五只在响应。乌拉尼娅通过屋顶的小天窗看到了月亮：圆圆的，闪烁着金黄的光芒。纽约可没有这样的月亮。
阿德利娜姑姑用充满责备的目光看着她说：“你爸爸如果出点什么事情，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就是你的前途。他的银行账号一被冻结，他就知道没有办法了。”
“银行账号！”乌拉尼娅点头承认，“那是我爸爸最先和我谈到的。”
父亲没有敲门就进来了，那时她已经上床躺下了。他在床尾坐下。他穿着短袖衬衫，脸色苍白，显得更消瘦、更脆弱、更苍老了。他每说一个音节都犹豫一下。
“孩子，情况不好。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情况很严重。不过，今天，你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事情。”
女儿点点头，表情严肃。她并不慌张，因为她对爸爸完全信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有坏事发生呢？
“是的，有人说‘公众论坛’上有反对您的信，指控您犯了罪。没有人会相信的。都是胡说八道。大家都知道您是不会做坏事的。”
父亲隔着被褥拥抱了她。
孩子，事情比报纸上的诬蔑还要严重。你父亲的议长职务已经被罢免。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你父亲担任部长期间是不是有挪用或盗用公款的行为。军情局的“刨子”已经跟踪他好几天了；现在，你家门口就有一辆，上面坐着三个特工。上个星期，你父亲收到被特鲁希略研究会、国家俱乐部和多米尼加党开除的通知；今天下午，他去银行取钱的时候，被拒之门外。银行经理、你父亲的朋友何赛夫·埃莱迪亚，告诉你父亲：只要国会还在调查你父亲，你们的两个账号就都不会解冻。
“孩子，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抄家，扫地出门，甚至蹲监狱，都有可能。我不想吓唬你。也可能平安无事。不过，你还是应该做好准备。要有勇气。”
乌拉尼娅惊讶地听着父亲讲话。她不是因讲话的内容而吃惊，而是惊诧于父亲气馁的神情、无奈的口气、目光中的恐惧表现。
“我去向圣母祷告，”她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圣母会帮助咱们的。您干吗不跟元首谈谈？他一向是器重您的。只要他一道命令，什么都能解决。”
“乌拉尼娅，我要求见他。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我去国家宫，那里的秘书和副官几乎不跟我打招呼。巴拉格尔总统也不愿意见我，内政部长也不见我。倒是巴伊诺·比查德见了我一面。女儿，我是个行尸走肉啊！也许你是有道理的。咱们只有求圣母保佑了。”
他的声音哽咽了。但是，当女儿坐起来拥抱他时，他又恢复了常态。他微笑着说：
“乌拉尼娅，你应该知道这一切了。如果我出事了，你就去姑姑姑父家里。他们会照顾你的。也许这是一次考验。有时元首就干这样的事情，为了考验考验部下。”
阿德利娜姑姑叹了一口气：“竟然指控你爸爸挪用公款！除了卡斯圭大街上的那座小房子，他一向是两袖清风啊。他没有农场，没有公司，没有投资。他只有一点点积蓄，那两万五千美元，你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他慢慢地都给你寄了过去。乌拉尼娅，他是最诚实的政治家和世界上最善良的父亲。如果你允许我这个糊涂姑姑干涉你的私生活的话，我要说你不应该那么对待他。我知道你在维持他的生活，还给他请了护士。可是你知道你连一封信都不回复、一个电话都不肯接，他是多么痛苦吗？我和阿尼巴尔经常看到他因为想你而哭泣。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姑娘，我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乌拉尼娅沉思着，一面抵抗着老人劝告性的目光。姑姑缩成一团，在躺椅里期待着。
“阿德利娜姑姑，因为我父亲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善良。”她终于说了出来。
卡布拉尔参议员让出租车把他送到距离军情局四个街区的国际医院，这两个单位同在墨西哥大道。他在说国际医院这个地址的时候，脸上一热，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他没有告诉司机是去军情局，而是说去医院。他不慌不忙地走完四个街区。迄今为止，这个政权的各个部门，他唯一没有到过的就是乔尼·阿贝斯统治的地盘。特工们的“刨子”毫不掩饰地跟在他后面，仿佛慢镜头似的紧贴着人行道前进。他可以察觉到行人看到这辆象征军情局的大众牌汽车时的惊慌神色。他还记得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自己支持过这个预算项目：进口一百辆“刨子”。今天，乔尼·阿贝斯手下的特工们开着这些汽车跑来跑去搜捕政府的敌人。
在那座样子乏味的灰色建筑物面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们站在铁丝网和沙包后面，没有盘问就让他进了门。里面有个阿贝斯上校的助手、塞萨尔·巴埃斯正在等他。塞萨尔身材魁梧，一脸大麻子，红色鬈发披肩，他伸给他一只汗津津的手，带他走上弯曲狭窄的走廊。一侧的小房间里，有胡乱钉在墙上的记事板。里面烟雾腾腾，有人挎着手枪，挂着子弹带，在抽烟、聊天、开玩笑。到处可以闻到汗味、臊味和脚臭味。一扇门开了。军情局局长就在里面。让卡布拉尔吃惊的是：办公室如同修道院般地俭朴，四壁没有图画，只有局长身后的那面墙壁上有一幅大救星身穿戎装、头戴插羽毛的三角帽、胸前挂满勋章的肖像。阿贝斯·加西亚穿着便装——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衫，嘴上叼着一支冒烟的香烟。他手上拿着一块红手帕，卡布拉尔此前看到过多次。
“参议员，早上好！”乔尼·阿贝斯伸出一只雪白的、女性化的手来。“请坐！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舒服的地方。请您原谅。”
“上校，感谢您能接见我。您是第一个接见我的人。无论元首还是巴拉格尔总统，甚至哪个部长，都不理睬我要求接见的申请。”
局长身材矮小，大腹便便，有些驼背。他点点头。卡布拉尔看到上校那肥胖的双下巴上方长着薄薄的嘴唇、线条柔和的面颊和灵活转动的小眼睛。他会像人们说的那样残暴吗？
“卡布拉尔参议员，谁也不愿意被传染上。”乔尼·阿贝斯冷冰冰地说道。参议员忽然想到：如果毒蛇会说话，大概也是这种咝咝作响的声音。“倒霉是一种传染病。我能帮点什么忙？”
“上校，请告诉我：控告我的罪名是什么？”他停顿片刻，喘口气，以求更镇定些。“我问心无愧。二十年来，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特鲁希略和国家。我起誓，这里面有误会。”
上校挥挥肥胖的手，舞动着红手帕打断了参议员的话。他在罐头盒做成的烟灰缸里熄灭了烟头。
“卡布拉尔博士，您给我解释半天也是浪费时间。政治不是我管的范围，我负责安全工作。元首不愿意接见您，是因为他为您感到痛心。您给他写封信吧。”
“上校，我已经写过了。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信是不是已经交到元首手中了。我亲自送到国家宫的。”
乔尼·阿贝斯肥胖的面孔松弛下来，他说：“参议员，没有人敢扣留给元首的信。他肯定看了那些信。如果您是诚心诚意的，他一定会给您回信的。”他停顿了好久，一直用那不安静的小眼睛盯着卡布拉尔。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挑衅的话：“我看您挺注意我用的这块红手帕。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它吗？这是红玫瑰十字教的教导：我这个人适合用红色。您是不会信红玫瑰十字教的。您会觉得那是迷信，是某种原始的东西。”
“上校，我不了解红玫瑰十字教。我说不出什么看法。”
“现在，我是没有时间了。年轻的时候，我读过许多红玫瑰十字教的书籍。我学到不少东西。比如，学会了看人的气场。您在此时此刻的气场就是吓得要死的人的气场。”
“我是吓得要死，”卡布拉尔立刻回答说，“几天以来，您的人一直在跟踪我。请您至少告诉我：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
“这不取决于我，”乔尼·阿贝斯轻描淡写地说，仿佛此事无关紧要，“如果下令抓您，那我就抓。跟踪您是为了不让您寻求避难。如果您企图进大使馆，那我的人就要把您给关起来。”
“避难？上校，我像政府的敌人那样避难？三十一年来，我自己就是政府里的人啊！”
“如果您打算躲进美国佬留下的代表处那里，就是您的朋友亨利·迪尔伯恩那里，我们就要抓您了。”阿贝斯上校用讽刺的口吻继续说道。
阿古斯丁·卡布拉尔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个人想说什么？
“那个美国领事是我的朋友？”他低声嗫嚅道，“我一辈子只见过两三次迪尔伯恩先生。”
“您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阿贝斯·加西亚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对我们的制裁以后，美国佬让他留下来继续策划反对元首的阴谋。一年多来，种种阴谋计划都经迪尔伯恩的办公室研究过。明知如此，不久前，您，议长先生，还去他家参加过酒会。您还记得吗？”
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越发感到吃惊了。难道就为了这事？就因为他出席了一次美国大使馆关闭以后在迪尔伯恩家里举行的酒会？
“是元首命令我和巴伊诺·比查德部长参加那次酒会的，为的是试探美国政府的意图，”卡布拉尔解释说，“难道为了执行那个命令，我就该倒霉？为那次酒会，我还写过一个报告。”
阿贝斯·加西亚上校耸耸他那窄肩膀，好像木偶的动作。
“既然是元首的命令，那就算我没说。”他厚颜无耻地坦白道。
这个态度说明他有些不耐烦了，但是卡布拉尔并没有起身告辞。他还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这次谈话能有结果。
“上校，我和您一直不是朋友。”他极力说得自然些。
“我不能有朋友，”阿贝斯·加西亚回答说，“那会影响我的工作。这个政权的朋友或者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
“对不起，请让我把话说完，”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继续说道，“但是，我一向敬佩您为国家所做的出色服务。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的话……”
上校举起手，看似要打断他的话，其实是又点燃了一支烟。他猛然吸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从鼻孔和嘴巴里吐出烟来。
“我们当然有分歧，”他承认道，“您是最反对我观点的人之一。我坚持：因为美国背叛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向俄国人和东方国家靠拢。您、巴拉格尔和曼努埃尔·阿方索极力说服元首，认为和美国佬和解是可能的。您至今还相信这套蠢话吗？”
难道就因为这个？是阿贝斯·加西亚给了他一刀？元首接受了他的胡说八道？把他推开是为了向共产党国家靠拢？在这样一个以杀人、折磨人为专长的家伙面前继续低声下气是没有用的。由于危机的到来，今天他敢自称是政治战略家了。
“上校，我坚持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卡布拉尔语气坚定地说道，“您的那套建议，请原谅我的坦率，是一场美梦。无论苏联还是它那些卫星国都永远不会接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靠拢，因为我们是美洲大陆的反共堡垒。美国也不允许我们靠拢过去。难道您还要美国再占领我们八年吗？我们必须与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否则我们的政权就要垮台。”
上校把烟灰弹到了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吸烟，好像害怕有人抢走似的；他还不时地用那块火焰般的手帕擦前额。
“可惜，您的朋友亨利·迪尔伯恩不是这样考虑的。”他再次耸耸肩膀，好像一个廉价的小丑。“他继续给反对元首的组织提供资金。总而言之，这样的争论没有用处。我希望您把自己的处境说明白，我好撤回您身边的护卫人员。参议员，谢谢您的来访。”
上校没有要握手的意思，他仅仅点点头，肥胖的面颊隐蔽在香烟缭绕之中，身后是那幅元首身穿戎装的肖像。这时，参议员想起西班牙著名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名言，那是他写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的。
鹦鹉参孙好像也被乌拉尼娅的话吓呆了，它一动不动地沉默着，像阿德利娜姑姑一样——她早已停止摇扇，目瞪口呆地听着。卢辛达和玛诺拉望着乌拉尼娅，也是一脸的困惑。玛丽亚内拉不停地眨眼睛。乌拉尼娅忽然冒出一个荒唐念头：从天窗窥见的月亮可以为她的话作证。
阿德利娜姑姑做出了反应：“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说出你父亲的坏话来？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像我哥哥一样为女儿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说你爸爸‘不好’是当真的吗？你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啊！可你又是他的磨难。你母亲去世以后，为了你不吃苦，他再也没有结婚，尽管他那时还年富力强。你能幸运地在美国读书多亏了谁呀？他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你身上了，不是吗？你说这也是‘坏爸爸’吗？”
乌拉尼娅，你用不着反驳她。这样一个不能动弹、正在痛苦地度过风烛残年的老人，如果忘记了遥远的过去，何错之有呢？别回答她的质问。点点头，装出认可的样子来！说声“对不起”，告辞吧！永远忘掉她吧！可是乌拉尼娅平静地、丝毫没有挑战意味地说道：
“姑姑，他的那些牺牲不是因为爱我。他是要收买我。他是要洗刷那坏了的良心。因为他知道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了，他都得在感觉自己是个卑鄙无耻的坏蛋中度过余生。”
他离开位于墨西哥大道和三月三十日大街街口的军情局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值班的警察们都在用怜悯的目光看他，其中一个甚至在紧盯着他看的同时，还故意抚摸斜背在身后的冲锋枪。他感到窒息，微微有些眩晕。笔记本上有那句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名言吗？那句名言太适合现在，太有预见性了！他松开领带，脱下了西装。出租车过去了好几辆。他一辆也不拦。回家去吗？关在房子里去绞尽脑汁、没完没了地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完没了地从卧室到书房上来下去地走个不停？为什么他会成为一只被无形猎手追赶的兔子呢？国会的办公室、公家的汽车、国家俱乐部的证明都被收走了，否则他还可以躲进俱乐部喝杯冷饮，从酒吧眺望那有专人精心照料的花园和远处的高尔夫球手。或者上哪个朋友家去，可是他还有朋友吗？他在给每个人打电话时都发现：人人害怕，人人言不及义，人人怀有敌意：如果你来看我，就会给我带来麻烦。他漫无方向地走着，胳膊上搭着西装。亨利·迪尔伯恩家里的那次酒会能是他倒霉的原因吗？不可能。在部长会议上，元首决定派他和巴伊诺出席酒会，“为的是探探路”。为什么服从命令还要受惩罚？会不会是巴伊诺·比查德向特鲁希略暗示：在酒会上，卡布拉尔和那个美国佬过于亲热？不是，不是，不是。为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元首不可能糟蹋一个比任何人都忠心耿耿、无私地献身给国家的人。
每走几个街区，他就改变一次方向，像一个迷路的人。炎热的空气让他不停地出汗。这是好多好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在特鲁希略城的街道上闲逛。这座城市是他亲眼看着她经历发展和变化的。从前，一九三〇年时，“圣谢侬”飓风把这个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如今它已经是一座美丽和繁华的现代城市了，有柏油路，有电灯，有宽敞的大街，街上跑着新式汽车。
他看看手表，下午五点一刻。他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到口渴至极。他现在位于卡西米罗·德·莫亚大街，介于巴斯特大街和塞万提斯大街之间，距离图莱酒吧只有几米远。他进了酒吧，看到第一张桌子就坐了下来。他要了一瓶总统牌冰镇啤酒。没有空调，但是有风扇，躲在阴凉处要好多了。走了这一大段路让他平静了许多。他将来会怎样？乌拉尼娅会怎样？他若被捕或者元首一时冲动下令杀了他，女儿怎么办？阿德利娜有条件教育女儿吗？她能变成乌拉尼娅的母亲吗？是的，没有问题，因为他妹妹是个善良、大方的女人。乌拉尼娅会像卢辛达和玛诺拉那样成为她的又一个女儿。
他惬意地品着啤酒，一面在笔记本上寻找奥尔特加加塞特那句名言。冰凉的液体顺食道而下，让他产生一种蒙恩的幸福感觉。用不着失去希望。噩梦会烟消云散的。以前不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他已经给元首送去三封信了。内容坦率，不顾羞耻向元首敞开了心扉。如果他不小心或者无意识地犯了什么错误，他请求元首原谅，并且发誓：为了改过自新和让元首高兴，他可以赴汤蹈火。他提醒元首想一想他多年的奉献、绝对的忠诚。眼前的事实可以为证：如今他在储备银行的存款——他一生仅有的二十万比索的积蓄被冻结了，现在两手空空，只剩下卡斯圭大街上的那所住房了。（他仅仅隐瞒了存在纽约通用银行那应付急用的两万五千美元。）的确，特鲁希略是宽宏大量的。但如果国家需要，他可以冷酷无情。但是，他也很慷慨，如同《你往何处去》中的佩德罗尼奥一样出色。元首经常引用这本书里的话。元首随时有可能召他进国家宫或者拉德哈麦斯别墅。他们会有一个元首喜欢的那种戏剧性的说法。一切都会澄清的。他会对元首说：特鲁希略不仅是元首、伟大的政治家、共和国的创始人、人民的大救星，而且对他卡布拉尔本人来说，特鲁希略还是为人的楷模，是父亲。噩梦肯定会结束的。往昔的生活会像变魔术般地重新恢复。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那句名言出现了，它在一页纸的下方，字很小：“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会永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是某一天可能是，某一天不再是。”他就是这个生存不稳定哲理的活典型。
图莱酒吧墙上的一张海报说：晚上七点开始，钢琴大师恩里克·桑切斯来表演。已经有人占了两张餐桌，两对男女在窃窃私语，含情脉脉地四目交流。“指控我是叛徒？！我会是叛徒？！”为了特鲁希略，他放弃了吃喝玩乐，放弃了金钱美女。有人在他的邻座丢下一份《国家报》。他拿起报纸，一页页地翻过去。在第三版上，一篇专栏文章说：尊敬的、杰出的曼努埃尔·阿方索大使刚从国外归来，他是由于健康原因出国的。曼努埃尔·阿方索！没有谁能比他更接近元首了。元首非常器重他，经常把最隐秘的事务委托他办理，从购买衣裳、香水到寻欢作乐。曼努埃尔是他的朋友，还欠着他的人情呢。这可是个关键人物。
他付了钱，走出去。“刨子”已经不在。悄悄溜走了还是停止跟踪了？他心中涌起感激之情和令人兴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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