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大恩人迈进了华金·巴拉格尔博士的办公室。这是自从九个月以前，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起，为避免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元首命令其弟埃克托尔·特鲁希略（“黑人”）辞职，把总统宝座让位给这个勤奋而又和蔼可亲的诗人和法学家以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必须做的事情。巴拉格尔早已起身迎候元首的到来。
“陛下，下午好！”
与吉特尔曼夫妇共进午餐之后，元首休息了半小时，然后更衣，换上一身精美的白丝衣裳，与四个秘书一起处理公务，直到五点钟。他满脸怒容，毫不掩饰心中的怒火，直截了当地发问：“是您两个星期以前批准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女儿的出国手续的吗？”
矮小的巴拉格尔博士的小眼睛近视度数极深，它们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动。
“是的，陛下。对，她名叫乌拉尼娅·卡布拉尔。修女会给了她一份奖学金，地点在密歇根一所学院。为了参加考试，她必须尽快动身。校长给我做了解释，里卡多·比迪尼大主教也在关注这件事情。我当时想，这个小小的表示可能可以为高层接触搭个桥梁。陛下，我在一份备忘录里都做了详细说明。”
这个矮小的博士用往常温和的口气说着，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发音吐字如同广播剧中的演员或者语音老师一样完美和清晰。特鲁希略用探究的目光紧盯着他，极力想从他的表情、口形和转动的眼珠上找出蛛丝马迹或影射的内容来。但是，不管他如何没完没了地猜疑，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现。当然，这个傀儡总统在政治上实在太老练了，他的表情不可能露出马脚。
“那份备忘录，你是什么时候送给我的？”
“陛下，两个星期以前。是在比迪尼大主教过问这件事情之后。我对您说过，因为那孩子走得急，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就批准她出国了。由于没有收到您的批复，我就把手续办了。她那时也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大恩人在巴拉格尔的写字台对面坐下，挥挥手也让巴拉格尔坐下。他在这间位于国家宫第二层的办公室里感觉很好：宽敞、通风、朴素，到处都是图书，地面和墙壁都闪闪发亮，写字台也总是一尘不染。不能说这位傀儡总统是个潇洒的人（这副肥胖的模样，如此矮小的身材，几乎是个侏儒，怎么能潇洒得起来呢？），但是，他的穿着如同他说话一样非常标准，讲究礼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对他来说，没有假日和钟点。他露出了惊慌的神色，大概意识到批准“智囊”女儿出国是犯了严重错误。
“半小时前，我才看到这份备忘录，”元首说道，口气是告诫性的，“可能被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果真如此，我会奇怪的。我的文件一向是井井有条的，这之前，没有一个秘书看到过这份备忘录。因此，一定是卡布拉尔的哪个朋友担心我不肯批准这个手续，就把文件故意放错了地方。”
巴拉格尔博士摆出一副惊愕的样子。他身体前倾，嘴巴微张；就是这张嘴巴，在演说时发出柔和的琶音和优美的颤音，而在政治性的慷慨陈词时，可以装腔作势，甚至可以说出义愤填膺的话来。
“我一定仔细调查，看看是谁把备忘录送到您办公室的，交给了什么人。当然，我是太着急了。我本应该当面跟您谈一谈。请求您原谅我这一疏忽。”他的两只手，指甲剪得很短，时而张开，时而合拢，做出十分后悔的样子。“说实话，我当时想：这事没有什么要紧的。您在部长会议上指示我们：‘智囊’的处境不牵连他的家庭。”
元首点点头，不让他说下去。
“有人竟敢把这份备忘录藏了两个星期，这事很重要，”他冷冰冰地说道，“秘书处有叛徒或者不称职的人。我希望是个叛徒，因为不称职的人危害更大。”
元首叹了一口气，感觉有些疲倦；他想起了恩里克·利特戈尔·赛阿拉医生：他真的想下手害自己吗？还是一时失手？从办公室的两扇窗户望出去，他看到了大海；大朵大朵的白云挡住了阳光；灰色的下午，海面上波涛汹涌。巨浪滚滚而来，拍打着坍塌的堤岸。他出生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一个远离大海的地方，这浪花飞溅和水天一色的情景让他特别高兴。
“修女们给这个女孩奖学金是因为她们知道卡布拉尔已经倒霉了，”元首不快地嘟哝道，“因为她们以为卡布拉尔现在可以为敌人服务了。”
“陛下，我敢肯定：不是这样的。”大元帅看到巴拉格尔博士选择字眼时犹豫不决。“玛丽嬷嬷和圣多明各学校的校长对阿古斯丁的看法很糟。看来，父女俩相处得不好。那孩子在家里很痛苦。修女们要帮助她，而不是她父亲。她们纷纷保证说：这是个学习天赋特别好的女孩。很遗憾，我就匆匆忙忙地签字批准了。我这样做首先考虑的是要缓和与教会的紧张关系。陛下，我觉得这个冲突是危险的。您知道我的看法。”
元首用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智囊”会不会已经叛变了？无依无靠、没有职务、没有经济来源、心中无数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把“智囊”推到敌人那边去呢？但愿不会！他是老部下了，过去做过许多好事，可能将来还会出大力气。
“最近见过‘智囊’吗？”
“陛下，我没有见过。我一直按照您的指示办事：不见他，不回他的信。他给我写过两封信，这您是知道的，通过他的妹夫，那个在烟草公司工作的阿尼巴尔，我知道他情绪很坏。阿尼巴尔说：‘他都想自杀了。’”
在这个政权处于困难的时刻，如此考验一个像卡布拉尔这样办事得力的同志，是不是有些轻率呢？可能是的。
“好了，不要在阿古斯丁·卡布拉尔身上耽误时间了，”元首说道，“教会问题，美国问题。从这里开始吧。怎么对付赖利主教？他在圣多明各学校的修女中间还要待多长时间？他还要继续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吗？”
“我已经同大主教和教皇使节分别长谈过了。我坚持赖利主教必须离开圣多明各学校，他在那里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我想我已经说服了他俩。他们要求保证主教的人身安全，要求《国家报》《加勒比日报》和‘多米尼加之声’停止对主教的攻击，要求让他回到圣胡安教区去。”
“他们没有要求您把总统的位置也让出来吗？”大恩人问道。只要一听到赖利和巴纳尔的名字，他就怒火中烧。这样看来，军情局局长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呢？要不要干脆挤破这个脓包呢？“乔尼·阿贝斯建议我把赖利和巴纳尔装上一架飞机，送他俩回国。宣布他俩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对付西班牙教士和修女时就是这样干的。”
总统一言不发，一点表示没有。他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着。
“要不然，就让人民惩罚这两个叛徒，”停顿片刻，元首继续说下去，“人民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我在近来人民的活动中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在圣胡安，在维加，人民已经忍耐不住了。”
巴拉格尔博士承认：老百姓如果有可能，会把这两个人绞死的。人民对这些教士充满了怨恨，这些教士对大恩人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大恩人为天主教会做的事情比一八四四年以来历届政府做的都要多。可是，大元帅实在太有智慧、太讲实际了，因此不会听从军情局局长那失去理智、不懂政治的建议；如果采纳了那些建议，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巴拉格尔不慌不忙地说着，带着节奏感，加上用词得体，给人以滔滔不绝的感觉。
元首打断了他的话：“在政府里，您是最讨厌阿贝斯·加西亚的人。这是为什么？”
答案就在巴拉格尔博士的嘴边。
他回答说：“上校是安全问题方面的技术人员，他为国家服务得很好。但是，通常情况下，他的政治见解是很冒失的。凭着我对陛下的尊敬和钦佩，我斗胆奉劝陛下：不要采纳那些主意。不搞驱逐出境；更不要杀死赖利和巴纳尔，否则的话，会招致又一次军事入侵。那样一来，特鲁希略时代就要结束了。”
由于华金·巴拉格尔博士的口气是如此柔和、亲切，话语的音乐感是如此悦耳动人，以至于他说的这番话显不出有多么坚决和严厉，而此时这个侏儒是在跟元首讲话啊。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是不是也像“智囊”一样冒傻气，一样过于自信，因此也需要让现实给他洗个澡？巴拉格尔是个奇怪的人物。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他就来到了特鲁希略身边，那时特鲁希略派两个卫兵去他下榻的小旅馆，请他到家里住一个月，以便帮助特鲁希略搞竞选活动。希马尼的地方领袖埃斯特莱亚·乌雷尼亚曾经做过特鲁希略短暂的盟友，而年轻的巴拉格尔一度狂热地支持过埃斯特莱亚。特鲁希略的一次邀请和半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让这个出生在纳瓦莱特小村庄的二十四岁的诗人、教师和律师变成一个无条件的特鲁希略分子，变成一个可以完成种种外交、行政和政治任务的得力又谨慎的官员。这个不显眼的人物——特鲁希略曾经一度给他起了个“影子”的外号——尽管他在元首身边工作了三十一年，可是仍然让元首觉得深不可测，虽然元首经常吹牛说，识别各色人等，他比优良警犬的嗅觉还要灵敏。元首对华金·巴拉格尔拿不准的地方之一就是此人究竟有没有野心。与核心层里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的表现、积极性和阿谀奉承如同一本打开的书，元首可以看出他们的欲望。巴拉格尔给元首的印象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与西班牙、法国、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墨西哥等国产生联系的外交岗位上，或者在教育部、总统府和外交部，巴拉格尔觉得被工作和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这远远超过了他的理想和才干，因此他拼了命也要把任务完成得出色。但是，元首突然想到，正是由于这一谦卑的态度，这个矮小的诗人和法学家才一直留在最高领导层，也正是由于他的无足轻重，他才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经历倒霉的时期。因此，他才当上了傀儡总统。一九五七年，正当要安排一个副总统的时候，元首的弟弟“黑人”排在名单的首位，但是，多米尼加党遵照元首的指示，选中了驻西班牙大使拉斐尔·波奈利。忽然间，大元帅决定不要这个贵族人物，而代之以不起眼的巴拉格尔，其理由不容讨论：“这个人没有野心。”但是，如今，这个没有野心的人物，这个举止优雅、善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也敢随便骂军情局局长了。是不是也应该给他降降温呢！
巴拉格尔沉默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敢打断元首的思路，等着元首讲话。特鲁希略终于开口了，但是，不再谈教会的话题。
“我一直用‘您’跟您谈话，对吧？您是我合作伙伴中唯一我不用‘你’来称呼的人。您没有注意到吗？”
巴拉格尔圆圆的小脸红了。
“是的，陛下，”他低声道，感到不好意思，“我总是在想：不用‘你’来称呼我，是不是不大信任我？”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您从来不像别人那样叫我‘元首’，”特鲁希略补充道，露出吃惊的神色，“虽然咱们在一起多年，可我还是觉得您相当神秘。巴拉格尔博士，我一直没能发现您有什么人类的弱点。”
“陛下，我浑身是弱点。”总统微微一笑。“不过，这不是表扬，您好像是在批评我。”
大元帅不是在开玩笑。他双腿交叉后又分开来，不眨眼地盯着巴拉格尔。他摸摸小刷子胡和干燥的嘴唇，始终固执地注视着他。
特鲁希略自言自语地说着，仿佛评论的对象并不在现场似的：“您身上有某种非人性的东西。您没有男人身上那些自然属性性质的欲望。据我所知，您不近女色，也不喜欢娈童。您的生活比您的邻居、居住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的教皇使节还要俭朴。乔尼·阿贝斯没有发现您有过情人、未婚妻或者偶尔找个女人消遣一下。因此，您对床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您也不爱钱。您几乎没有储蓄；除去那座小住宅之外，您没有地产，没有股票，没有投资，至少国内没有。您从来不介入我部下的钩心斗角和血腥的战争，哪怕是所有的人一起策划反对您的阴谋。我任命您当过部长、大使、副总统，甚至今天的总统。假如现在我让您下台，把您派遣到山区的一个无名小村里去，您同样会高高兴兴地去上任。您吃喝嫖赌一样不沾，您不追求金钱、美女和权力。您是这种人吗？或者这是一种有秘密计划的韬光养晦？”
巴拉格尔博士光洁的面孔又变红了。他那柔和的声音毫不犹豫地肯定道：
“自从一九三〇年四月那天上午认识陛下以来，我唯一的嗜好就是为陛下出力。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为特鲁希略效力就是为国效力。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远远超过金钱、美女和权力能够给予我的一切。陛下能让我在您身边工作，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话感谢您才好。”
得了，老一套的恭维话！就算一个没有文化的特鲁希略分子也说得出这番话。刹那间，特鲁希略想到：这个矮小、无害的人物会向他敞开心扉的，如同在忏悔室里一样；他也会向他吐露心中的罪恶、恐惧、仇恨、梦想……也许，他没有任何隐私，他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不胡思乱想的高级官员，他会为元首起草漂亮的演说辞、纲领、书信、协议、口号、外交谈判提纲并总结“大元帅思想”；他是诗人，会写赞美多米尼加美人和基斯克亚风光的诗歌，会歌颂国家大事、选美比赛和国庆节。他是个没有自己光芒的小人物，如同月亮一样，需要特鲁希略这个太阳的照耀。
大恩人断言：“我知道了：您一向都是好同志。从一九三〇年那个早晨起，您就是如此。派人去请您，是我那时的妻子本贝尼达提议的。她是您的亲戚吧？”
“陛下，她是我表姐。那顿午饭决定了我的一生。是您邀请我陪同您搞巡回竞选的。您让我在圣佩德罗·德·马克里斯、首都和罗马纳的群众大会上为陛下做介绍。那是我初次登台做政治演说。从那以后，我的命运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在那之前，我的爱好是文学、教学和讲座。多亏了您的帮助，我把政治放到了第一位。”
一个秘书敲敲门，要求进来。巴拉格尔用目光征求元首的同意，大元帅点点头。秘书穿着合身的衣裳，留着小胡子，抹着发蜡，拿着一份备忘录，那上面有圣胡安市五百七十六户上层家庭的签名，要求“阻止那个背信弃义的赖利主教再担任高级职务”。由圣胡安市长和多米尼加党地方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希望把备忘录亲手交给总统。要不要接见这个代表团呢？巴拉格尔再次请示元首，大恩人再次点点头。
巴拉格尔指示：“请他们等一等。我和元首处理完公务以后就去接见那些先生。”
巴拉格尔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吗？不计其数的流言蜚语在议论他的独身生活和他在做弥撒、唱感恩诗、参加宗教游行时所采取的热心且专注的态度。特鲁希略曾经看到过他双手合拢、眼睛低垂地去领圣餐的样子。当巴拉格尔决定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教皇使节驻地的旁边造房子与妹妹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特鲁希略命“活垃圾”给“公众论坛”写信嘲笑他们的邻里关系。信中问道：巴拉格尔是教皇使节的什么干亲？由于巴拉格尔以信仰虔诚闻名以及他同教士之间的良好关系，元首便委托他制定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政策。他做得很好。直到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宣读《主教书》的那个星期天之前，教会一向是政府可靠的盟友。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协约（巴拉格尔谈判，特鲁希略一九五四年签字）是对政府和元首在天主教世界形象的最佳认可。这位诗人兼法学家肯定对持续了一年半的政府与教会的对抗局势感到痛心。他还会笃信天主教吗？过去，他总是维护政府应该保持与主教、教士和梵蒂冈良好关系的方针，他援引的理由是实用和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天主教的赞同可以让政府在多米尼加人民面前的行动合法化。特鲁希略肯定没有想过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发生的事情：教会一瞄准庇隆，他的政府就开始垮台。这有道理吗？教士们的敌视难道能把特鲁希略推翻？果真如此，那就先把赖利和巴纳尔送到大海里喂鲨鱼。
特鲁希略突然说道：“总统，我说点让您高兴的事情。我没有时间阅读知识分子写的那些废话。什么诗歌啊小说之类的玩意儿。国家大事实在太消耗精力了。玛莱罗·阿里斯迪是个大作家，虽然跟我一起工作了好多年，可是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作品。无论是那本《超越》，还是他那些关于我的文章，或者那部《多米尼加史》，我都没有看过。几百部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献给我的作品，我一本也没看。甚至我老婆写的那些愚蠢东西，我也没有看过。我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时间看电影，听音乐，去芭蕾舞剧院或者斗鸡场。此外，我从来都不相信艺术家的话。他们都是些没有骨头的东西，缺乏荣誉感，容易叛变，个个奴性十足。您的诗歌和散文，我也没有读过。您那部关于杜阿尔特的《自由的基督》，我只是翻阅了一下，上面有您给我的热情献词。但是，有个例外。就是七年前的一篇演说。就是您当选为语言学院院士时在美术馆的那篇演说。您还记得吗？”
矮小人物的脸色变得更红了。他满面红光，浑身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快乐。
他低垂着眼帘，嗫嚅道：“题目是《上帝和特鲁希略在一起：现实主义的阐释》。”
“我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大恩人甜蜜的尖嗓子响了起来，“我可以像朗诵诗歌一样一段段地背诵下来。”
为什么要对这个傀儡总统披露这一心事？这是特鲁希略的一点偏爱，过去从来没有流露过。巴拉格尔有可能炫耀此事，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情况还没有发展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要抛出二号人物的地步。一想到这个矮子的最大优点可能就是不仅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事情，尤其知道不去探听不合适的事情，元首就放下心来了。这种话，他以后不会再说了，免得其他部下争风吃醋、互相敌视。巴拉格尔的那次演说让他感到震动，让他多次自问，那篇演说难道不是说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一个标志着民族命运的神的决定吗？那天晚上，身材矮小的新院士穿着大礼服在美术馆的大舞台上宣读演说的第一部分时，大恩人并没有特别上心。（元首也穿着大礼服，男性与会者都是如此；女宾身穿长裙，四处闪烁着珠光宝气。）那篇演说好像是多米尼加史的概述，从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讲起。当演说者用他那讲究的辞藻和优美的行文逐渐展示一种看法、一种观点时，元首开始感兴趣了。按照上帝的安排，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多灾多难中——海盗袭击、海地人入侵、兼并主义者的野心、白人的大量被屠杀和逃亡（从海地统治下解放时白人只剩下六万人）——侥幸生存了四个多世纪即四百三十八年。这是造物主完成的任务。从一九三〇年起，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代替上帝，担负起拯救祖国的艰巨使命。
特鲁希略微闭双眼，背诵道：“在共和国向着自己命运发展的强盛时期前进的过程中，一种久经磨练的钢铁意志支持着那超自然力量维护祖国利益和造福人民的行动。这就是上帝与特鲁希略同在。总之，这说明：一是祖国的生存，二是现在多米尼加人民生活的富裕。”
元首睁开眼睛，叹息一声，感到有些惆怅。巴拉格尔一直入神地听他背诵，出于感激之情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您仍然认为上帝还在让我替他看守岗位吗？是不是还让我来担负拯救国家的责任？”元首问道，口气里混杂着难以确定的嘲讽和不安。
“陛下，您的责任比那时更重，”巴拉格尔那优美动听的声音回答道，“没有神的支持，特鲁希略不可能完成这超人的使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您就是上帝的工具。”
“遗憾的是这些混蛋主教不明白这一点。”特鲁希略微微一笑。“如果您的理论正确，我希望上帝命令他们为自己的糊涂付出代价。”
巴拉格尔并非第一个把上帝和特鲁希略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人。元首还记得从前法律教授、律师和政治家哈辛托·b.贝伊纳多（一九三八年当过傀儡总统，因为屠杀海地人，国际社会纷纷抗议其第三次连任）曾经在住宅大门上挂了一块金光闪闪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与特鲁希略同在。”从那时起，这类标志就在首都和内地许多地方风行起来。不，不是这句话让特鲁希略震动，而是那些说明上帝和特鲁希略之间联系的道理让他感到意外，仿佛那就是绝对真理一样。感到有一只超自然的手放在肩上是不容易的。特鲁希略研究会每年都要重印巴拉格尔的这篇演说，它是各类学校的必读课本，是《公民手册》的中心内容，目的就是教育学生掌握特鲁希略理论。这个理论是由元首选定的三人小组起草的，他们是：巴拉格尔、“智囊”卡布拉尔和“活垃圾”。
“巴拉格尔博士，我多次思考您那套理论，”元首坦率地说，“那是神的决定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选中了我？”
巴拉格尔博士在回答之前用舌尖舔舔嘴唇。
“神的决定是不可抗拒的，”他神情专注地说道，“神考虑到了您所处的领袖地位、工作能力，尤其是对祖国的热爱等等特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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