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终于开口道：“您不上去看看他老人家吗？”
乌拉尼娅知道，她踏进家门后没有立即请护士领她上楼去看父亲而是一头扎进厨房去煮咖啡，所以护士必然会问这个问题。十分钟前，她已经在小口品尝着咖啡了。
“第一，我要先吃完早点。”她回答道，没有一丝微笑。护士慌乱地低下了头。“要爬上这个楼梯，我得准备些力气。”
“我知道您和老人家有些不和。我也是听说的，”护士抱歉地说道，两手不知放在哪里好，“我刚才只是问问。我已经给先生喂了早餐，也刮了脸。先生总是醒得很早。”
乌拉尼娅点点头。她这时已经镇定下来，也有自信了。她又一次审视着周围破败的景象。除去壁画已经脱落和破损之外，桌面、盥洗盆、橱柜……一切似乎都缩小变形了。这还是那些老家具吗？她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有人来看他吗？我的意思是说亲戚们。”
“阿德利娜的两个女儿卢辛达和玛诺拉，中午前后经常来。”护士是个高个子女人，已经上了岁数，白大褂里面穿着长裤，这时站在厨房门口，掩饰不住心中的不快。“从前您姑姑每天都来。后来，她胯骨摔伤就不出门了。”
阿德利娜姑姑比乌拉尼娅的爸爸小了许多，今年最多不超过七十五岁。原来她摔伤了胯骨。她还那么虔诚吗？这么说，是因为天天去领圣餐才摔伤的吧。
“他是在卧室里吗？”乌拉尼娅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是啊，他还能在哪里呢。不，不，用不着陪我上去。”
她顺着扶手颜色脱落的楼梯上去，她记得原来这里总是摆着几盆鲜花的，现在也没有了；心里总是有一种家缩小了的感觉。来到二楼，她发现瓷砖有了裂缝，有的已经松动。这里曾经是座豪华、富有、现代风格的小住宅，布置得也很有品位；现在一落千丈了，与她在观景台周围看到的高级住宅区相比，这里是破房子了。她在第一扇房门前停步——这是她从前的房间，用手指敲了两下，就推门进去了。
一道强烈的阳光迎面而来，是从半开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一两分钟后，蒙着灰色床罩的大床露出了轮廓，还有那个带椭圆镜子的衣柜，还有墙上那些照片也一一显露出来，这里怎么会有她从哈佛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呢？终于，在那张靠背和扶手宽大的老皮椅上，她看到了身穿蓝色睡衣和拖鞋的老父亲。他好像被淹没在皮椅里了。如同这个家一样，他变得又干又瘦又小。父亲脚下一个白色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便盆，里面有半盆尿。
从前，父亲的头发是黑的，只有两鬓有些银白；如今，谢顶的头上仅剩的几缕稀疏的毛发是黄色的，十分肮脏。他的眼睛原来很大，非常自信，可以纵览天下大事（那是不在元首身边的时候）；但是如今注视着她的这两个深深的眼窝仿佛鼠眼一样，满是惊慌的神色。从前满口的牙齿如今一颗也没有了。大概是拿掉了假牙（做假牙的费用是她支付的），因此嘴唇下陷，面颊紧缩，几乎贴在了一起。他深陷在皮椅里，双脚几乎擦不着地面。从前，她看父亲时必须抬头，伸长脖子；如今，父亲如果可以站起来，大概也就与她肩膀一样高。
“我是乌拉尼娅，”她坐到床上，距离父亲一米远，弯下腰低声说，“您还记得有个女儿吗？”
老人心里非常激动，双腿上干枯、苍白的手指微微在动。那对小眼睛虽然不离开乌拉尼娅的面庞，但是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我也认不出您了，”乌拉尼娅嘟囔道，“不知道我干吗要回来，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开始上上下下点头。从他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悠长刺耳的呻吟声，仿佛一首挽歌。过了一小会儿，他安静下来，但是眼睛一直紧盯着她。
“从前家里到处都是书。”乌拉尼娅扫视着光秃的四壁。“书弄到哪里去了？当然，现在您是不能读书了。从前，您有时间读书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到您在读书。那时，您可是个大忙人啊！我现在也是个大忙人了，可能比您过去还忙。每天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还要访问客户。但是，每天我都要挤出一点时间读书。起得早一点，一面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看日出，一面读书；或者夜里一面眺望着万家灯火，一面读书。我很喜欢这样的读书方式。每到星期天，看完电视上的《新书博览》节目之后，我都要看上三四个小时的书。爸爸，这就是我独身的好处。您从前不知道吗？您的女儿那时就打算当修女了！您经常这么说：‘真是惨败啊！还没有捞到个丈夫！’爸爸，现在我也没有丈夫。确切地说，我是不愿意结婚。我是有打算的。在大学里，我不想找。在世界银行，也不想。在律师事务所里，也不想找。您想想看，现在还会常常冒出来追求者呢。可我已经四十九岁啦！当个老处女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比如，我可以用不着照看丈夫和孩子，可以有时间读书看报。”
他似乎理解女儿的话；似乎由于专注，他不敢牵动一丝肌肉，为的是不打断女儿的话。他一动也不动，小小的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那双小眼睛紧紧盯住女儿的嘴唇。大街上，不时有汽车通过，还可以听到脚步声、叫喊声、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临近、远去和消失的过程。
“我在曼哈顿的家堆满了书，”乌拉尼娅又开口道，“我的书很多，就像我小时候的这个家一样。法律的、经济的、历史的，都有。但是，我卧室里的书都是多米尼加人写的。见证录、散文、回忆录，还有许多历史书。您猜是什么历史时期的？特鲁希略时代的。还能是哪个时期呢？是多米尼加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时期啊！我小的时候您总是这么信心十足地告诉我。爸爸，的确如此。在特鲁希略统治的三十一年里，我们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来，所忍受的一切不幸都落到实处了。在有些历史书里还出现了您的名字，您也是个人物哩！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爸爸，有什么角色是您没有当过的吗？我现在成了特鲁希略问题专家了。我不玩桥牌，不打高尔夫，不骑马，不听歌剧，我的业余爱好是了解特鲁希略时代发生的事情。爸爸，遗憾的是您和我不能谈话。有多少事情本来您是可以给我说清楚的，您是元首的左膀右臂啊！您那亲爱的元首可没有好好奖励过您对他的忠诚。比如，从前我很想请您给我说明元首陛下是不是跟我妈妈睡过觉！”
她发现老人家脸上有惊恐的神色。瘦弱的身体，好像又吸收了什么，突然向上一动。乌拉尼娅探过头去仔细观察。是不是错觉呢？他好像在听她说话，仿佛在努力理解她说的内容。
“您允许元首跟我妈妈上床？您忍气吞声了？您利用这件事爬到领导层里去了？”
乌拉尼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仔细看看房间。床头柜上，有两张镶银框的照片。一张是她第一次领圣餐时拍的，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大概带着这样的印象：女儿身穿精美的薄纱白裙，脸上一副天使般宁静的表情。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的：年轻美丽，黑发从中间一分为二，眉毛弯弯如月，眼神似梦似愁。那是一张老照片，有些皱褶。她走到床头柜前，拿起妈妈的照片亲吻了一下。
妈妈那时听到有辆汽车在家门口停下来，心里扑通跳了一下。她没有动作，透过窗帘感觉到一辆豪华汽车的颜色、光洁的车身和耀眼的反光。她听到了脚步声、两三下门铃声——她吓得一动不动，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接着是女佣开门的声音。她听到楼梯下有人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她发了疯似的心脏好像要爆炸了一样。有人在轻轻敲卧室的门。女佣，年轻的印第安姑娘，头戴发套，惊慌失措地出现在半开着的门口：
“夫人，元首来看您啦！夫人，是大元帅来啦！”
“你告诉元首：很抱歉，我不能接待他。你就说：阿古斯丁不在家，卡布拉尔夫人不接待来访。去吧，就这么说！”
女佣的脚步声胆怯而犹豫不决地顺着摆满天竺葵花盆的楼梯远去了。乌拉尼娅把母亲的照片放回了床头柜上，重新坐到床角。父亲仍然缩在皮椅里警惕地望着女儿。
“这就是元首在执政初期对教育部长干的好事！爸爸，这事您很清楚。那个年轻的学者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天才的作家身上，也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去上班，元首就去看他的妻子。可是她有勇气说：丈夫不在家，不接待来访。在特鲁希略时代初期，一个妇女还有可能拒绝元首的来访。妻子把这件事告诉堂佩德罗以后，这位作家愤然辞职，出国了，再也不回这个岛国了。出走以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和西班牙成为著名的教授、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元首要跟他妻子上床这件事反而逼得他出国成了大学者！在特鲁希略统治初期，部长可以辞职，辞职后不会受到暗算，不会被推落悬崖，不会遭疯子行刺，不会被扔到海里喂鲨鱼。他做得对，您说呢？爸爸，他的行为使他避免了后来在您身上发生的事。您是像他那样做的呢，还是您装作看不见，就像咱们的邻居，您那可恨又亲密的朋友、您那讨厌又可敬的同事堂伏瓦伊兰？爸爸，您还记得吗？”
老人开始颤抖，还不停地呻吟，仿佛唱挽歌一样。乌拉尼娅等着他平静下来。那个堂伏瓦伊兰啊！那个时候，他经常在客厅里或者花园里跟父亲说悄悄话，那个时候他每天都要来看父亲好几次，因为那个时候他和父亲在特鲁希略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盟友。特鲁希略那时喜欢挑起种种斗争，为的是让部下人人自危，整天防备着来自背后的匕首，而给你一刀的人恰恰是公开场合里的你的朋友、哥们和同志。堂伏瓦伊兰的家就在对面，此时此刻，那里的屋顶上警惕地站着一排六七只鸽子。乌拉尼娅走近窗户。那位大官的住宅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堂伏瓦伊兰也做过内阁成员、参议员、总检察长、外交部长、驻外大使，以及那个年代一切可能的职务。一九六一年五月多米尼加大乱的时候，他恰好担任国务部长。
对面的住宅依然是那副灰白色的样子，可是也缩小了许多。由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间四五米的耳房，因此与这个哥特式宫殿三角形的外突门廊很不协调。乌拉尼娅早晨上学或者下午放学的时候，都经常看到堂伏瓦伊兰妻子那苗条的身影。这位美丽的夫人只要一看到她，就会立刻喊道：“乌拉尼娅，乌拉尼娅！亲爱的，过来！让我瞧瞧你！小姑娘，你这双大眼睛真漂亮！太美了！跟你妈妈一样。”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长长的指甲涂得猩红——抚摸着乌拉尼娅黑亮的头发。如此漂亮的手指滑动在乌拉尼娅的头发上、轻轻揉搓着她的头皮时，她有一种蒙眬欲睡的感觉。她叫什么名字？埃乌海娅？拉乌拉？会不会是花的名字？玉兰？记忆模糊了。但是，她对她的面庞、她雪白的肌肤、她柔和明亮的眼睛、女王般高雅的身材记忆犹新。她好像总是穿着节日的盛装。乌拉尼娅非常喜欢她，因为她和蔼可亲，因为她总是给自己礼物，因为她经常带自己去国家俱乐部游泳，特别是她和妈妈非常要好！乌拉尼娅经常想：如果妈妈没有去世，肯定会像堂伏瓦伊兰太太一样美丽、大方。可是她丈夫恰恰相反，一点也不“帅气”：矮小、秃顶、肥胖。没有哪个女人会看上他一眼。她是急于出嫁，还是受了利益的驱动才跟他结婚的？
令她疑惑不解的事正是发生在打开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的那一瞬间。那是乌拉尼娅从校车上下来回家的时候，堂伏瓦伊兰太太从家中跑出来拦住乌拉尼娅，一面亲吻小姑娘的面颊，一面说：“乌拉尼娅，来！宝贝，我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乌拉尼娅迈进太太的家门，吻了吻太太——她穿了一件蓝色的绸纱裙，脚上穿着高跟鞋，戴着珍珠项链和首饰，打扮得好像要去参加舞会，接着，小姑娘打开了系着一条玫瑰色绸带的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她注视着那一块块包装漂亮的糖果，急不可耐地想吃上一块，可是她不敢动手：“是不是太没教养了？”正在这时，有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太太吓得跳了起来，仿佛马儿突然听到一声神秘的命令那样惊跳起来。太太的脸变得惨白，她用刻不容缓的口气说道：“你走吧！”她放在小姑娘肩膀上的手在痉挛，抓得很紧，推着姑娘往外走。乌拉尼娅很听话，背起书包刚要动身，却见大门慢慢地开了，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和雪白衬衣、袖口上闪烁着两颗金纽扣的健壮绅士挡住了她的去路。戴着墨镜的这位先生是无处不在的，包括乌拉尼娅的记忆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望着他，望着他。元首陛下冲她安慰性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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