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姑娘是谁？”
“乌拉尼娅，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女主人回答说，“她要走了。”
是的，乌拉尼娅就这样走了，甚至没有说声“再见”，因为这个刺激太强烈了。她穿过街道，走进家门，登上楼梯，急忙从卧室的窗帘后窥视着对面住宅的动静，等待着国家元首从里面出来。
“您女儿那时可真够天真的，她都不想一想堂伏瓦伊兰不在家里的时候，祖国之父跑去做什么。”这时，乌拉尼娅的父亲已经平静下来，他在听她说话，或者可能在听她说话，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女儿的面庞。“我那时可真够天真的：您从国会回来的时候，我跑上前告诉您发生的事情。我说：‘爸爸，我看到元首了！爸爸，他来看望堂伏瓦伊兰太太。’您的脸色可难看了！”
您那表情如同听了世界上最亲爱的人逝世的噩耗。仿佛医生告诉您诊断结果是癌症一样。您面孔充血发紫，紫得厉害。卡布拉尔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女儿的面庞。怎么跟这孩子说明呢？怎么提醒她家里面临的危险呢？
这个残废人想要睁大眼睛、睁圆眼睛。
“女儿呀，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你还不懂呢。我来替你弄明白，为的是保护你。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这件事，你就别再问为什么了。可你一定要忘记它。你没有去过堂伏瓦伊兰家里。你没有看到过他太太。你没有看到，绝对没有看到梦中看到的那个人。女儿啊，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别再说这件事了！别跟任何人讲！你要保证永远不跟任何人讲！你起誓！”
“我当时对您起誓了，”乌拉尼娅说道，“就是这样，我那时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就是在你威胁用人们说‘如果谁敢重复这个小姑娘瞎编的故事，那就别在这里干活了’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什么。那时我真的是天真无邪。后来等到我发现了元首访问部长太太的原因时，这些部长已经不能像恩里克斯·乌莱尼亚那样辞职了。他们一个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当‘乌龟’。他们除去捞些好处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您也干过这事，对吧？元首来看过妈妈吗？那是不是在我出生之前？是不是我还很小，记不住这种事？只要部长的太太长得漂亮，元首就干这种事，对吗？我妈妈很美，是不是？我不记得元首来过咱们家，但是以前可能来过。我妈妈是怎么办的？甘心忍受吗？为这份宠幸自豪？高兴？这是规矩，对吗？咱们国家许多女人会感谢元首能跟她们性交。您觉得这很粗俗吗？可您那亲爱的元首经常使用‘性交’这个词。”
对，这就是他：特鲁希略。乌拉尼娅知道他的许多事情。她阅读过大量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特鲁希略在讲话时——如果需要装扮成伟大领袖——可以非常小心、仔细、庄重、高雅；但是到了夜间，喝上几杯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牌白兰地之后，他可以说出最下流、粗野的话，他可以像糖厂、甘蔗地、码头、体育场或者妓院里的人们那样讲话，可以像有些男人觉得自己应该更“有种”而需要骂娘一样。有些场合，元首会变得极其粗野，会把他年轻时当庄园工头或者巡逻队员讲的粗话重复出来。他手下的侍从们，无论是对这些粗话还是卡布拉尔参议员和宪法专家贝奥多为元首写的讲演，都同样高声喝彩。元首有一次甚至吹嘘他“操过的娘儿们”，侍从们也同样喝彩，哪怕这样做会得罪元首的母亲和元首夫人，哪怕“那些娘儿们”就是他们的老婆、姐妹、母亲或者女儿。这并非夸张，多米尼加人头脑一发烧，什么也挡不住，可以把事情美化和丑化到极点，可以把一说成一万。凭着这份可怕的才能，多米尼加人编造和篡改了许多历史。但是，巴拉奥纳的故事应该是真的。乌拉尼娅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但是听人说过（听的时候感到恶心），那人一直是元首身边的亲信。
“爸爸，就是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对，就是那个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那个出卖了您的犹大。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会跟他在一起，你感到奇怪吗？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行长要我代表他出席多米尼加大使的招待会。确切地说，是巴拉格尔总统任命的大使，是巴拉格尔总统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府派遣的大使。爸爸，奇里诺斯干得比您漂亮。他把您挤到一边去，在特鲁希略面前没有失宠，最后摇身一变，又投靠了民主政府，尽管他跟您一样都是铁杆特鲁希略分子。他那时在华盛顿当大使，丑得厉害，肥得像猪，一面招待客人，一面喝个不停，他极力用特鲁希略时代的奇闻逸事让客人们开心。您瞧瞧这个人！”
瘫痪的病人闭上了眼睛。是睡着了吗？他头靠在椅背上，干瘪、空洞的嘴巴张开着。今天，他显得更加瘦弱了。从睡衣掀开的一角看去，可以隐约看到汗毛稀少的胸膛、苍白的皮肤和突出的肋骨。他节奏缓慢地呼吸着。直到现在她才发现爸爸没有穿袜子，踝骨和脚面仿佛儿童的一样。
奇里诺斯没有认出乌拉尼娅。他怎能想象得到，这个世界银行的官员、用英语转达行长的问候的女人竟然会是他从前的同事和同志卡布拉尔的女儿呢？礼节性的问候一结束，乌拉尼娅就设法与这位大使拉开距离，同那些像她一样由于职务所迫而不得不在场的人们说些废话。过了一会儿，她准备告辞。她走到那圈聆听民主大使讲故事的人群边上，大使讲的内容把她吸引住了。这个头发灰白、皮肤粗糙、牙齿歪斜、三层下巴、肚皮快要撑破蓝色西装及银色马甲、打着红色领带的人物，就是奇里诺斯大使，他正在讲述特鲁希略时代晚期发生在巴拉奥纳的那件事——特鲁希略非常喜欢吹牛，在一次胡吹的时候宣布，为了给全国做榜样和推动多米尼加民主化进程，他要隐退（其实他已经安排他的弟弟、绰号“黑人”的埃克托尔·比恩韦尼多充当傀儡总统），不再参加总统竞选，而是到一个偏远省份谋求一个省长职位，将来的身份是反对派领袖！
民主政府的大使用力喘了一口气，眯缝着小眼偷偷看了一下他这番话的效果。接着，他又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先生们，请注意，特鲁希略居然自己反对自己的政权。”他微微一笑，又继续说下去：“在那次选举运动中，元首的左膀右臂之一、堂伏瓦伊兰发表演说，呼吁元首出来参加竞选，不是当省长，而是做多米尼加人民心脏的主宰者：共和国总统。大家都以为这是堂伏瓦伊兰遵照元首的指示行事呢。但并非如此。或者至少那一夜并非如此。”奇里诺斯大使目光调皮地一闪，一口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因为有这样的可能：堂伏瓦伊兰的确是按照元首的命令演说的，但是元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那出假戏再表演几天。元首经常这样反复无常，哪怕把最有才干的合作伙伴弄得狼狈不堪。堂伏瓦伊兰虽然后来被戴上巴洛克式的绿帽子，但是也显露了他杰出的才华。元首因为他那篇使徒传式的演说处罚了他，这是元首一贯的做法：在你感到最痛苦的地方，羞辱你男子汉的尊严。
巴拉奥纳地区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出席了多米尼加党领导委员会为欢迎元首视察而举行的招待会。大家又跳舞又喝酒。元首突然很高兴，虽然天色已晚，他还是当着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庞大听众——地方上的将官、陪同他视察的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省长和社会名流的面，讲述了三十年前第一次政治视察期间发生的笑话，他的眼神充满了伤感和怀念，一下子使得舞会面临结束。因为一时冲动，他喊道：
“我就是最可爱的人。我可以把多米尼加最美丽的女人拥抱在怀里。她们给了我力量，为的是让大家团结一致。没有她们，我就一事无成。（他对着灯光举起酒杯，看看酒色的透明程度。）诸位知道在我操过的娘儿们中哪个最好吗？（大使道歉说：‘朋友们，对不起，我用了这个粗野的动词。我得把特鲁希略的原话照搬过来。’）（元首又停顿下来，闻闻白兰地杯子的酒香。头发银白的脑袋在寻找听众里的什么人，终于他看到了部长那张发紫、肥胖的脸，最后结束了讲话。）就是堂伏瓦伊兰的老婆！”
乌拉尼娅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她感到恶心，如同那天晚上听到奇里诺斯大使又补充说：“堂伏瓦伊兰勇敢地微笑和大笑起来，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元首的幽默喝彩。”大使准确地形容道：“堂伏瓦伊兰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但是他没有昏倒，没有被昏厥击中。”
“爸爸，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有文化、有教养、有聪明才智的人，竟然能忍受这一套？元首为什么能如此横行霸道？他为什么要把你们这几位他的左膀右臂变成一块块肮脏的抹布？”
乌拉尼娅，这件事你不会明白的。特鲁希略时代有许多事情你是可以理解的。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理不清的，但是通过阅读、谈话、比较和思考，你就明白了：这几百万多米尼加人被专制宣传所蒙蔽，又缺乏信息来源，又被思想教育和封闭隔绝弄得头脑愚蠢简单，人们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思想、自主意识甚至好奇心理，人们一感到恐惧就逆来顺受，最后导致对特鲁希略的个人崇拜。实际上，人们一方面怕他，另外一方面又敬爱他，如同儿子既怕专制的老子又爱他一样，因为儿子心里信服：无论父亲如何拳打脚踢，他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永远不会弄明白的是：多米尼加的知识分子，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智囊、那些大律师、著名医生、高级工程师、那些毕业于美国和欧洲最好大学的高级人才，他们敏锐，有文化，有经验，会读书，会思考，自以为有高级的幽默感，有鉴赏力，办事认真，居然能够忍受如此野蛮的侮辱（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类似那天晚上的经历），如同堂伏瓦伊兰在巴拉奥纳的经历一样。
“遗憾的是您不能说话了，”乌拉尼娅重复道，她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否则您和我一起就可以弄清楚许多事情了。是什么让堂伏瓦伊兰一直保持对特鲁希略狗一样的忠诚？他真是忠贞不渝！您也一样。就在元首吹嘘说同他女人上过床后，堂伏瓦伊兰还依然恭敬地舔元首的脚后跟。就在他以多米尼加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南美洲的时候，就在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加拉加斯，又跑到里约热内卢，又跑到巴西利亚，又跑到蒙得维的亚，再从那里跑回加拉加斯的时候，我们的元首从容地在跟我们的女邻居睡觉。”
特鲁希略时代的这位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形象，总是在乌拉尼娅的脑海里萦回不去，总是让她感到既可笑又恼火。他不停地上下飞机，跑遍南美洲的首都，服从一道道在每个机场下达给他的刻不容缓的命令，让他继续那歇斯底里的奔波，用那些空洞无物的说辞折磨南美洲各国政府的首脑。其实目的只有一个：不让这位外交部长回特鲁希略城，以便元首可以从容不迫地在部长夫人身上“打炮”。这个情况是最熟悉特鲁希略生平的专家克雷斯韦尔亲口告诉她的。因此，人人都知道，堂伏瓦伊兰也不例外。
“爸爸，这样做值得吗？难道就是为了实现那享受权力的梦想？有时我想：并非如此，出名发迹是第二位的。我想：无论您、堂伏瓦伊兰还是奇里诺斯，你们都喜欢同流合污。我想：特鲁希略把你们心中的受虐情结给发掘出来了，你们属于那种喜欢受人们唾弃和虐待的人，只有感到卑鄙下流，你们才能实现自我。”
瘫痪的病人望着女儿，不眨眼睛，不动嘴唇，也不动膝盖上干瘦的小手。有人会说：真像木乃伊，一个涂上了防腐香膏的小人，一具蜡制的玩具娃娃。他的睡衣已经褪色，有的地方已经开线。这件睡衣实在太旧了，大概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的东西。有人敲门。乌拉尼娅说道：“请进！”护士站在门楣处探头看着她。她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切成月牙形的芒果片和一杯苹果或者香蕉做成的水果羹。
“上午总要喂他一次水果，”她解释说，没有进来，“医生说不能让胃里长时间空着。因为他不能自己进食，所以必须每天喂他三次或者四次能吃的东西。晚上，只是喝汤。可以进来吗？”
“可以，请进。”
乌拉尼娅望着父亲，他的眼睛还在注视着她，既不去看护士，也不理睬护士坐在他对面以后递过来的一勺勺水果羹。
“他的假牙在哪里？”
“我们不得不给他拿掉了。因为他太瘦了，牙床都磨出了血。为了能让他吃下东西，准备的都是汤、粥、果汁、水果羹和切碎的东西，所以就用不着假牙了。”
好久，大家都没有说话。瘫痪的病人每咽下一口食物，护士就把勺子送到病人嘴边，耐心地等待着老人张口，再小心翼翼地送进下一勺食物。她一向如此吗？还是这小心翼翼是做给病人女儿看的？大概是装出来的。如果单独和老人在一起，有可能她会责骂他、掐他的大腿，如同保姆对待不会说话的儿童一样，只要妈妈看不见，她们就会打骂孩子。
护士对乌拉尼娅说：“您喂他几口。他盼着您喂他呢。堂阿古斯丁，要不要您女儿喂？对，对，他喜欢您喂他。您喂他几勺，我下去拿水杯，刚才忘了。”
护士把喂了一半的盘子放到乌拉尼娅手中，任由房门敞开着就下去了。乌拉尼娅机械地接过盘子，犹豫了片刻，把一小片芒果送到父亲唇边。这个瘫痪的病人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但是紧闭着嘴巴，如同一个难对付的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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