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斗牛一样，军事独裁也是利马所特有的。我这一代的秘鲁人，在暴力政权下度过的时光要长于在民主政权下度过的时光。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就是曼努埃尔·阿图罗·奥德里亚将军从1948年到1956年的独裁。这一时期，正是我这一代的秘鲁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时期。奥德里亚将军推翻了阿雷基帕籍的律师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表兄弟，我们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他那时曾来我祖父母家住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他讲话很吸引人，我们都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听他讲话。我也还记得，他在离去时往我手里塞了零花钱。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大选中是民主阵线的候选人。民主阵线是一个联合阵线，其中拉乌尔·阿亚·德·拉托雷的阿普拉党占大多数。作为左派中心的阿普拉党人曾被历届独裁政权镇压过。布斯塔曼特是无党派人士，阿普拉党提名他为候选人是因为他们提不出自己的人选。布斯塔曼特获多数票当选之后，阿普拉党就立即开始了活动，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傀儡。与此同时，野蛮反动的秘鲁右派也对布斯塔曼特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认为布斯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拉党）的工具。布斯塔曼特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性，顶住了来自左右两种势力的压力。他在任期内尊重言论自由和工会活动，也尊重各个政党。然而由于街头骚乱、政治犯罪和各种暴动，他只在任三个年头就被奥德里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我小的时候很钦佩这位打着蝴蝶领结、走路似卓别林的布斯塔曼特先生，现在仍然钦佩，因为人们说他身上发生过我国历届总统身上从未曾发生过的怪事：他离任时比上任时更穷；为了不给人以口实说他偏心，他待对手宽容，对自己人却很严厉；他极为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杀。

随着奥德里亚将军的上台，在秘鲁，野蛮统治恢复了。虽然奥德里亚也屠杀、监禁和流放了为数不少的秘鲁人，但其血腥的程度仍比不上同时代的南美其他独裁政权。然而，作为一种补偿，他却更为腐化。这不仅由于政府头头们中饱私囊，还由于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事件：造谣生事、卖官鬻爵、敲诈勒索、出卖告密、胡作非为……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污染了国内生活。

我正是在那个时期（1953年）考上圣马可大学的。我学的是法律和文学。我的家庭本来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学，那是一所当时所谓“体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学。但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就失去了信仰，不愿意当个阔少爷。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我是以一个小孩子的浪漫方式发现了社会上的偏见和不平等。我愿意同穷人一样，希望搞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圣马可是一所不信神的国立大学，有着不妥协的传统，这一点与它的学术成就同样吸引着我。

那时，独裁政权已经捣毁了圣马可大学，许多教授流亡国外。在我入学的前一年（1952年），一次大搜捕把几十名学生投进了监狱或流放异国。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了教室，因为独裁政权派了许多警察假扮学生注册学习，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阿普拉党和共产党（当时双方还很对立）只能在地下活动。

考进圣马可不久后，我就开始参加卡魏德的活动。起这个名字是为了恢复被独裁政权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人参加它的活动，对独裁政权并不构成一种威胁。我们分成小小的支部进行秘密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印刷反政府的传单，同阿普拉党进行斗争，商量如何让圣马可支持工人的斗争。我们的一大功绩是促成了圣马可举行声援电车工人的罢课。当时是斯大林时期，在文学领域中，党的官方美学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想这就是首先使我对卡魏德失望的东西。尽管我有所保留地（这也是由于我所相信的萨特对我的“反影响”）不得已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我永远不能接受那种扼杀了幻想、把文学创作变成一系列宣传手法的理论。我们的争论没完没了，在一次争论中，我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一部乏味的小说，却对腐朽的安德烈·纪德的《人间食物》加以辩护。我的一个同志说：“你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确实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我当时贪婪地、以不断增强着的敬佩之情阅读着一系列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乔伊斯、海明威、普鲁斯特、玛尔劳、塞利纳、博尔赫斯，特别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在大学期间，我记得最牢的也许并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从小说中学到的，从讲述约克纳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学到的。我还记得我那时手执纸笔阅读《八月之光》《野蛮的棕榈》《我弥留之际》《喧嚣与骚动》时那种心醉神迷的样子。在阅读中，我学到了一个故事可能拥有无数复杂的风格和不同的音韵以及结构和概念上的丰富多彩。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个故事，就要求作者有着魔术师般的技巧。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榜样如萨特渐渐地褪了色，我现在不可能再去重读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纳对我来说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当我重读他的作品，我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小说写作技巧大全”，足以媲美伟大的古典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拉美人喜欢阅读欧美人的作品，几乎不问津自己人的作品。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自己的作家。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发现了拉美的作家。

三

在那几年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那就是我认识了独裁政权中负责保安工作的头头。除了奥德里亚本人以外，他是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当时是圣马可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当时许多圣马可的学生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了解到，这些学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无垫子也无毯子，于是我们进行了募捐，买了毯子。但是当我们想送进去的时候，监狱（当时的监狱就是现在舍拉顿饭店的所在地，据说当年在牢房里受到刑讯的冤魂仍在游荡）里的人对我们说，只有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堂阿历杭德罗·埃斯帕萨·萨尼亚图才有权同意把毯子交给犯人。于是联合会做了个决议，派五名代表去会见此人。我就是五人代表之一。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位于意大利广场的内政部里近距离看到这个可怕人物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个矮小的人，五十多岁，面似羊皮，令人生厌。他仿佛从水中看着我们，我们的话他根本没听，任凭我们讲。当我们声音颤抖着讲完之后，他仍然死盯着我们看，一言不发，好像在嘲笑我们那副困惑的样子。随后，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期小报《卡魏德》，那是我们秘密印刷的油印小报。当然，我们在报纸上对他进行了攻击。他说：“哪篇文章是你们中的哪个人写的，你们在何处集会油印小报，你们的支部进行何种密谋，我都了如指掌。”实际上确是如此，他似乎无所不在。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给人一种可怜虫、碌碌无为的庸人印象。在那次会见中见到他，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写《酒吧长谈》这部小说的想法。十五年后，这部小说才写成。我想在小说中描写奥德里亚八年统治下的独裁政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学习、工作、爱情、梦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响。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条贯穿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总线，这就是一个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同一个依靠独裁政权而发迹者的儿子（后来又当了记者）偶然相遇，以及二人之间进行的贯穿整部小说的谈话。小说出版后，那位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前内政部办公厅主任评论说：“如果巴尔加斯·略萨早点儿来找我，我还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更为有趣的素材。”

正如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使我认识了我的国家那样，新闻工作帮助我打开了我的国家许多方面的大门。这一职业促使我深入探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地方和各种活动。早在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从事新闻工作了，那是在中学四年级的假期里，我先是作为地方版后来又作为侦破版的编辑在《纪事报》工作。夜间跑警察局，打听发生了什么样的犯罪、偷盗、抢劫和交通事故，调查类似“夜蝴蝶”那样引人注目的案件。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譬如，在波尔维尼尔区，一名妓女被刺身亡，这案子促使我来往于利马各个妓院、下等舞厅、龟奴和同性恋者常去的酒吧。那时，报人同流氓（起码也是名声最糟的流浪汉）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一天的工作下来，照例跟同事们钻进某个咖啡馆（这种咖啡馆很赚钱，一般说来都由华人招待，地上铺满锯末以掩盖醉汉们的呕吐物），然后再到妓院去。妓院为了遮掩丑闻，给侦破版的记者优惠待遇。

在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在一家电台（即泛美电台）里工作过，负责写新闻稿。在电台里，我有机会了解到广播剧的制作，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多愁善感又恐怖瘆人。巧妙的偶然加上无限的装模作样，简直就是19世纪“报屁股文学”的现代翻版，却拥有众多的听众。据说，一个行人走在利马的任何一条大街上都能听到费利克斯·b.凯赫特《生的权利》的章节，收听这部广播剧的不止一户人家。这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为我的另一部小说提供了题材，那就是《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写广播剧制作和情节剧写作的小说，但实质上是对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是写作这些疑问的描述。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却从来未弄明白。从小时候起，我就想把我经历的种种事情写成故事。我一直摆脱不掉这一诱惑，甚至有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或是别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为了编故事而找的借口。不断地把现实移植为故事，其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企图把某段偏爱的经历从飞逝的时间之口中拯救出来吗？是想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实变得轻松一些吗？也许仅仅是一种游戏，是文字与幻想的杂乱堆砌？我越写下去，这个问题就越难以回答。

1957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交了论文，并获得去马德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到欧洲去，想办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阅读大仲马、凡尔纳和雨果的作品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装待发，正在此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为我提供了去亚马孙地区旅行的机会。一个叫做胡安·柯玛斯的墨西哥人类学家想周游上玛拉尼昂河，因为阿瓜鲁纳人和汪毕萨人的部落就在那里。考察队中还有一个空缺，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了。

在上玛拉尼昂河流域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参观了部落、屯子和村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国家的另外一个天地（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秘鲁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国家）。从利马到奇凯斯和乌拉库萨这两个屯子，等于从20世纪跳回石器时代，等于同赤身裸体生活在最原始状态之中并受着非常残酷的剥削的同胞们进行接触。剥削者们也都是些可怜的赤脚的半文盲商人，他们用以低得可笑的价钱从部落里购得橡胶和皮毛，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摆脱他们的企图，他们便野蛮地加以惩罚。我们到达乌拉库萨的时候，酋长出来迎接我们。酋长是阿瓜鲁纳人，叫胡姆。见到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此人不久前由于企图建立一间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玛拉尼昂河地区的遥远村落里，我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我国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现实。然而，亚马孙地区并不仅仅意味着苦难、暴行及不同思想、不同历史时期的秘鲁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个繁茂的世界，一个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世界。从城市里来的人在那里可以发现尚未被驯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壮观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仿佛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动物以及过着冒险生活却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们过着就像我在孩提时代欣喜地阅读过的探险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过的那种生活。我想我还从来没有做过收获如此丰富的旅行。我在1958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做的许多事情后来都被我酿成了故事。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直觉到被以赛亚·伯林称之为“矛盾着的真理”的东西。在圣玛利亚·德·涅瓦那小小的镇子里，于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一个传教所，修女们为部落的女孩们开办了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女孩们不愿意上学，修女们就求助于警察，强迫女孩们上学。有些女孩在传教所里待上一段时间后，就同家人失去了联系，不能返家重过以前的生活了。那么这些女孩们怎么办呢？于是她们被托付给代表“文明”的人们，即路经圣玛利亚·德·涅瓦镇的工程师、军人和商人，等等。这些人却把女孩们带走当了用人。富于戏剧性的是，修女们不仅没有发觉这一善举的恶果，反而还要把这一善举坚持到底，以此来证明她们那真正的英雄主义。实际上，修女们的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在河流涨水的几个月中，她们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困苦状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作出无限的牺牲，却给人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要永远记取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明白了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双向的。这一教训也向我指明，在判断人们的行为时，在对社会问题决定加以解决时，你如果想使你所采取的手段不会导致比疾病更有害的恶果，那么你就必须慎重行事。

我到了欧洲，直到1974年才返国定居。我二十五岁出国，三十八岁回国，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我回国后在很多方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在我与自己国家的关系上，我想我还是保持着童年时的那种看法。这种关系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说明。我认为秘鲁本身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我同它的关系是紧张的、冷酷的，但充满着以粗暴为特点的激情。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有一次曾说，作为作家，我与他的区别是，我与文学关系是夫妇关系，而他与文学的关系是通奸关系。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与狂热。我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是自觉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为最糟糕的走私行为打掩护的。然而事实是，我国的事物，有的使我恼火，也有的使我兴奋。在我国正在发生着的或发生过的事都不可避免地与我密切相关。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我写作的时刻，离我的眼前最近的正是秘鲁的缺点。也许我对困扰着秘鲁的各种问题批评得过于严厉，从而有失公允了。不过，我认为在这种批评的后面有着深深的休戚相关之情。虽然我恨秘鲁，但是，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这种恨总是浸渗着柔情。

略萨

1989年4月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凯尔特人之梦》《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公羊的节日》《艰辛时刻》《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