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站在《纪事报》社的门口，漠然地向塔克纳路望去：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参差错落的褪了色的建筑物仿佛在浓雾中飘荡的霓虹灯广告架。这是一个灰蒙蒙的中午。秘鲁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车辆在威尔逊路口的红灯处停了下来，几个报童在汽车中间转来转去叫卖晚报。圣地亚哥迈开脚步，朝格尔梅纳路走去。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低头走着，身前身后都是行人，这些人都是到圣马丁广场的。小萨，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从某个时候倒霉的。圣地亚哥想道：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倒霉的？到了克利伊昂饭店对面，一只狗跑过来舔他的脚。去，滚开，你要是条疯狗可怎么办？他想道：秘鲁算是倒霉了，卡利托斯也倒霉了，一切全完蛋了，毫无办法。圣地亚哥抬头一看，只见开往观花埠的私人汽车站台上排着一溜长队。于是他穿过广场，这时他一眼看到诺尔文正坐在塞拉酒吧里：喂，兄弟。啊，小萨，你坐。诺尔文手里摆弄着一杯混味酒，让一个擦皮鞋的人给自己擦皮鞋。他邀请圣地亚哥喝一杯。看样子他还没喝醉，圣地亚哥坐了下来，叫擦鞋人也给自己擦擦。好了，先生，马上就好，管保把您的鞋擦得跟镜子一样亮。
“好久没见了，社论撰写人先生。”诺尔文说道，“你在社论组工作要比在地方版愉快吧？”
“社论组的工作少一些。我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一拿到题目，我就捂着鼻子，两三个小时写下来，一拉链子，好了。”圣地亚哥耸耸肩。他想：也许我就是从那天倒的霉。那天社长把他叫去，要了一瓶水晶牌冰镇啤酒，向他问道：小萨，你愿不愿意顶替奥尔甘比德写社论？你上过大学，社论总是能写的，对吧，小萨？
“要是我，把全世界的黄金给我我也不去写社论。”诺尔文说道，“你消息不灵通，干报业这一行全靠消息灵通。小萨，我死也不离开侦破新闻组，你信不信？顺便问一下，卡利托斯大概见阎王去了吧？”
“还在医院里，很快会让他出院的。”圣地亚哥说，“他发誓要戒酒了。”
“听说有一天夜里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是真的吗？”诺尔文说道。
“他一掀被子，成群的蜘蛛和耗子一齐向他扑过来。”圣地亚哥说，“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
诺尔文笑了起来。圣地亚哥闭上了眼睛：由于地震，乔里约斯区的房子都变成了一个个带有铁栅的木桶和满是裂痕的洞穴，里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什物，还住着干瘪的老太婆，她们满身灰垢，像是发了霉，静脉曲张的双腿趿拉着拖鞋。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他的蚂蚁和蝎子。圣地亚哥想道：卡利托斯是在借酒浇愁，用酗酒来反抗那慢性的死亡。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
“早晚有一天，我也会看见这些小虫子。”诺尔文好奇似的看着手里的混味酒，苦笑着说道，“小萨，记者没有不喝酒的。喝酒给人带来灵感，你信不信？”
擦鞋人给诺尔文擦完鞋，又吹着口哨在圣地亚哥的鞋上抹鞋油。《最后一点钟》那边怎么样了？那群强盗都说了些什么？他们对你的寡情薄义很不满意，小萨，他们希望你像过去那样经常去看望他们。你现在时间多得很，小萨，你还在别处兼职吗？
“我也就读读书，每天都睡午觉。”圣地亚哥说道，“也许我会再去注册攻读法律。”
“你当报人还没做到消息灵通，又想搞什么别的文凭了。”诺尔文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你就在社论组干下去吧。等你毕业当了律师，干脆离开报界。我看你正在变成资产阶级。”
“我都三十岁了。”圣地亚哥说道，“想变成资产阶级也太晚了。”
“你都三十岁了？”诺尔文沉思了起来，“我也才三十，可看上去像是你爸爸。在侦破新闻组工作简直把人给毁了，你信不信？”
塞拉酒吧的桌子旁都是一张张男人的面孔、一双双颓唐无神的目光、一只只伸向烟灰缸和啤酒杯的大手。圣地亚哥想道：卡利托斯说得对，这儿的人真难看……我今天是怎么了？擦鞋人挥手赶跑了在桌子间气喘吁吁乱窜的两条狗。
“《纪事报》发动的预防狂犬病运动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诺尔文说道，“太讨厌了，今天早晨又用了一整版谈这事。”
“所有反狂犬病的社论都是我写的。”圣地亚哥说道，“对我来说，写关于古巴和越南的社论比写这种社论更烦人。啊，现在不用排队了，我得去乘车了。”
“跟我去吃午饭吧，我请客。”诺尔文说道，“小萨，撇下老婆，让我们回忆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吧。”
热腾腾的豚鼠、凉丝丝的啤酒、桥下区那家卡哈玛尔卡角饭馆、在青绿色岩石间潺潺穿流的利马克河那混浊的河水、海地饭店那泥汤般的咖啡、米尔顿饭店的赌台、混味酒、诺尔文家中的淋浴、同贝塞利达一起在价格优惠的妓院里的夜间狂欢、酸楚楚的梦境、昏沉沉的头脑、清晨起来的赊账早饭。是呀，我很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倒的霉。
“安娜给我做了虾汤，不回家就吃不上了。”圣地亚哥说道，“改日再说，兄弟。”
“你真是怕老婆，”诺尔文说道，“唉，你算是完蛋了，小萨。”
不是你说的那样，兄弟。诺尔文抢着付了啤酒钱和擦皮鞋的钱，二人握手告别。圣地亚哥又来到了车站。他乘的那辆私人汽车是雪佛兰牌的，里面开着收音机：请喝印加可乐，清凉爽口。接着是一支圆舞曲：河流啊、峡谷啊，我的秘鲁啊。这是赫苏斯·瓦斯盖斯那饱经沧桑的嗓子。汽车开到市中心地带交通堵塞了，但是共和国大街和阿雷基帕路却很冷清，汽车可以开得很快。又是一支圆舞曲：利马女郎水性杨花。土生白人作的曲子怎么都是那么……那么操蛋？圣地亚哥想道：我今天是怎么了？他头垂至胸，双眼微闭，仿佛在偷看自己的肚皮：见鬼，小萨，你一坐下，衣服底下的肚皮就显出来了，难道你这是第一次喝啤酒吗？十五、二十年前就喝了。有四个星期没去看妈妈和蒂蒂了，小萨，谁能想得到波佩耶都要毕业当建筑师了，而你最后还是写关于利马的反狗运动社论了。圣地亚哥思忖道：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个大肚皮。我得去洗洗土耳其浴，得去平台俱乐部打打网球，不出六个月，肥膘就可以减少，肚皮就会像十五岁时那么平凹。要做就快，别那么懒洋洋的，还是动动吧。他想，还是得运动运动，这才是办法。观花埠的公园到了，啊，断壁路到了，沿堤大街到了。我在贝纳维德斯路拐角处下车，师傅。圣地亚哥下了车，双手插在衣袋里，低着头朝波尔达大街走去。我今天是怎么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闷了，下起了蒙蒙细雨。在这个国家里，连下雨都是这种倒霉的雨，他想，要是下一场瓢泼大雨该有多好啊！柯利纳影院在放什么电影？蒙特卡洛影院呢？玛尔萨诺戏院在上演什么戏？唉，还是先吃午饭吧，然后看一章《对歌》，迷迷糊糊地就会催我睡上一个黏糊糊的午觉。最好是上演《莉菲菲》那样的侦探片，或是《骑兵浴血战》那样的西部片。不过安娜要听她的广播剧，她早就在报纸上划好了。我今天是怎么了？他想，要是检查机关禁演那些无聊的墨西哥剧，我和安娜就不必总是意见相左了。看完午场电影又干什么？我们可以沿着堤岸散步，在内柯切亚公园里的水泥蘑菇凉亭中吸支烟，在黑暗中倾听大海的吼叫，然后再手牵手地回到窄小胡同的家里。亲爱的，我们报社争吵得很厉害。唉，赫胥黎啊！圣地亚哥一个呵欠接着一个呵欠。两间房子里又要充满了烟雾和油腻味。亲爱的，你饿了吧？清晨的闹钟、淋浴时的冷水、私人汽车、哥尔梅纳路、在众多的行人中间匆匆而行、社长的声音：小萨，你喜欢写银行罢工、渔业危机还是喜欢写以色列问题？或许值得努力一番，搞个文凭，他想，但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他看到了窄小胡同里那栋外表粗糙、黄墙红顶、窗上装有黑色栏杆的矮房子。门开着，但是逗人的巴杜盖没有又叫又跳地出来迎接他。亲爱的，你到华人那儿去买东西怎么连门也不关？然而她并未出门，在家里。安娜，你怎么了？安娜走了出来，头发散乱，两眼哭得红肿：亲爱的，巴杜盖让人捉走了。
“硬是从我手里抢走的。”安娜哭泣着说道，“是几个令人恶心的黑人干的，他们把巴杜盖装在卡车上就拉走了。这简直是抢劫，抢劫！”
圣地亚哥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安静点儿，亲爱的。他抚摸着她的脸蛋：是怎么回事？他搂着她的肩回到屋子里：小傻瓜，别哭了。
“我往《纪事报》社给你打电话，你不在。”安娜又要哭，“简直是一群土匪，都是黑人，个个都是一副逃犯的面孔。我本来是拉着链子的，他们一下子就把巴杜盖抢过去，装上卡车了。简直是抢劫。”
“先吃午饭，然后我去狗场把巴杜盖找回来。”圣地亚哥又吻了她一下，“他们不会把它怎么样的，别犯傻了。”
“巴杜盖又是蹬腿又是摇尾，”安娜用围裙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可怜的小家伙好像很懂事。亲爱的，太可怜了。”
“是硬从你手里抢走的？”圣地亚哥说道，“太不讲道理了，我去跟他们吵。”
他抓起甩在椅子上的上衣朝门口走去，但是安娜拦住了他：还是先吃饭吧，快吃，亲爱的。安娜的声音很甜，面颊上有两个酒窝，目光伤感，面色苍白。
“虾汤大概冷了。”她笑了笑，嘴唇在发抖，“你瞧，这事儿搞得我把什么都忘了，亲爱的，唉，可怜的巴杜盖。”
二人坐在贴窗的桌子旁一声不吭地吃饭。窗子朝着胡同的院子，院子的地面是红褐色的，跟平台俱乐部的网球场一个颜色；有一条铺着卵石的曲径，沿着径边种满了天竺葵。虾汤冷了，一层油沾在盘沿上，新鲜虾都变成罐头虾了。我本来是要到圣马丁大街的华人铺子去买醋的，亲爱的，突然一辆卡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跳下两个黑人，一副土匪、逃犯的样子，再难看也没有了。一个人推了我一把，另一个人就把链子夺走了。等我醒过劲来，他们早把巴杜盖装上卡车带走了。太可怜了，可怜的巴杜盖。圣地亚哥站了起来：这简直是横行霸道，我去跟他们讲理。安娜又抽泣起来。你瞧，你瞧。我还担心他们会把狗杀掉，亲爱的。
“他们不会把巴杜盖怎么样的，心肝。”他在安娜脸上吻了一下，一阵肉香，一股咸味，“你等着吧，我这就把它找回来。”
圣地亚哥一路小跑，到了波尔达大街拐角圣马丁大街上的药店里，借了电话就往《纪事报》社打。接电话的是法律组的索洛萨诺：见鬼，我怎么知道狗场在什么地方，小萨？
“您的狗给捉走了？”药店主人把头凑上来说道，“狗场在陆军桥一带，您可得赶快去，我姐夫那条墨西哥种的狗就让他们给杀了。那真是一条可爱的狗。”
圣地亚哥又是一路小跑，跑到拉尔柯路，登上一辆私人汽车。从哥伦布大街到陆军桥不知要多少钱，他数了数皮夹里的钱，还有一百八十索尔。到了星期天大概会一文不剩了。安娜从医院辞了职，太可惜了。今晚最好别去看电影了。可怜的巴杜盖，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写反狂犬病的社论了。圣地亚哥在哥伦布大街下了车，在鲍洛涅希广场上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先生，我不知道狗场在哪儿。5月2日广场上一个卖冰棒的给他们指了路：一直往前，小河附近有块牌子，上写“市府狂犬收留所”的就是。那是一片大空场，土坯砌的围墙七扭八歪，墙的颜色是粪便色的。圣地亚哥想道：这就是利马的颜色，也是秘鲁的颜色。空场两侧各有一排茅屋，但是到了远处，茅屋就交叉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密集。席子、茅草、瓦片和铅皮盖的房顶简直构成了一座迷宫，色调灰暗，年久失修，吱吱作响。空场入口处有一间脏兮兮的小屋，门前有块牌子，上写着“管理处”。一个只穿衬衣、戴眼镜的秃顶男人伏在堆满纸片的写字台上打瞌睡。圣地亚哥敲了敲桌子：有人把我的狗抢来了，硬是从我太太手里抢走的，他妈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算完！那个人吓了一跳，翘起头来：
“您怎么一进办公室就喊他妈的，”秃顶男人一面傻乎乎地揉眼睛，一面做了个鬼脸，“请您放尊重些。”
“要是我的狗出了什么事，咱们没完！”圣地亚哥掏出记者证，又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侵犯我太太的那些家伙要后悔的，我说话算数！”
“请您安静些。”秃顶人看了看记者证，打了个呵欠，满脸的气恼消失了，却变成了一种恬静的倦怠神情，“您的狗是两小时前给抓来的吗？那肯定还在卡车刚拉来的那群狗里。”
别这样，记者朋友，这事儿谁也不能怪，秃顶人那无精打采的声音跟他的眼睛一样睡意朦胧，跟他的嘴角上的皱纹一样充满了痛苦：这也是一个倒霉人。捉狗人的工资是按件计的，当然有时就不免干过了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填饱肚子而奋斗嘛。这时空场上发出了几声闷响，仿佛是透过软木般的墙壁钻进来的。这是狗在吠叫。秃顶人淡淡一笑，懒洋洋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走出了办公室。二人来到一块空地上，走进一间散发着尿味的棚屋。棚屋中排列着许多铁笼，笼里挤满了狗，一个挨着一个，在笼里不停地蹦跳，一面吠叫着一面嗅闻着铁丝网。圣地亚哥弯身在每个笼子前查看：不是这只。他在那群混杂的狗中仔细地查看狗嘴、脊背和尾巴，尾巴有的是直挺挺的，有的是不停摆动着的：这里没有。秃顶人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走在他的身旁。
“您看到了吧？已经没有地方可放了。”秃顶人突然抗议起来，“可您的报纸还在攻击我们，真不公平。市政府想缓和一下贫富分化，我们就得创造奇迹。”
“他妈的，”圣地亚哥说道，“这儿也没有。”
“耐心点儿。”秃顶人叹了一口气，“还有四个棚屋没看呢。”
二人又回到空地，地上翻得乱七八糟，净是杂草、粪便和发臭的水洼。在第二间棚屋里有一个铁笼摇晃得比别的铁笼都厉害，铁丝网直震动。一个白花花、毛茸茸的东西在弹跳，冒出来，又陷到狗群中。这还不错，这还不错，他看到了一半狗嘴、一段狗尾，红红的眼睛像是刚刚哭过：亲爱的巴杜盖！它还系着那条链子呢！太不讲道理了，妈的！秃顶人：请您镇静些，镇静些，我这就叫人把它抓出来。他步履迟缓地走了，片刻之后带了一个穿工装的矮小的黑人回来：潘克拉斯，过来，把那条白毛狗抓出来。黑人打开铁笼，把别的狗扒拉开，抓住白毛狗的脖子把它递给了圣地亚哥。可怜的巴杜盖还在发抖。圣地亚哥放开手，向后退了一步，掸了掸衣服。
“这些放出来的狗总是又拉又尿。”黑人笑了，“这也是一种表示高兴的方式：我们出狱了。”
圣地亚哥在巴杜盖身旁跪了下来，搔搔它的头，让它舔自己的手。巴杜盖还在发抖，还在滴尿，像是喝醉了一样东摇西摆，到了空地上才开始蹦跳，嗅着土地，撒欢儿地跑起来。
“请您跟我来一下，瞧瞧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秃顶人抓起圣地亚哥的胳臂，对他生硬地笑了笑，“最好在您的报上写篇文章，要求政府给我们增加工资。”
棚屋散发着臭味，周围全是瓦砾，阴沉沉的灰色天空，一阵阵的潮气。离他们五米开外，一个黑色的人影正站在一条麻袋旁使劲拖一条腊肠狗。那狗一面狂吠一面抵抗，野性的吠声同其矮小的身子很不相称。它歇斯底里地扭滚着。潘克拉斯，去帮帮他。矮个子黑人跑过去解开麻袋，那个人立即把腊肠狗塞进麻袋，然后用一根细绳把麻袋扎好，放倒在地上。巴杜盖叫了起来，扯着链条，直呻吟。你怎么啦？巴杜盖惊恐地望着，嘶哑地叫着。原来两个黑人手里拿着棍棒在“一二、一二”地边喊边在麻袋上敲击，麻袋跳了起来，弹了起来，里面在狂吠。“一——二！”二人在吼叫，在敲击。圣地亚哥惶恐不堪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秘鲁还处在石器时代，朋友。”秃顶人的脸上露出一丝酸不酸、甜不甜的微笑，“您瞧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您说这合理吗？”
麻袋不动了，二人又乱击几下，把大棒抛在地上，擦擦脸，搓搓手。
“从前，杀狗是按照上帝指示的方法，可现在钱不够啊。”秃顶人抱怨道，“写篇文章吧，记者朋友。”
“您知道这儿的工资是多少吗？”潘克拉斯做着手势说道，接着又转向另外那个黑人，“给他讲讲吧，这位先生是记者，让他在报上呼吁呼吁。”
那个黑人个子比潘克拉斯要高，也比他年轻。他向三人跟前凑了凑，这时圣地亚哥才看清了他的面孔，啊！手中的链子一下子落了下来，巴杜盖欢叫着跑了开去。圣地亚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啊！
“每捉一条狗只给一个索尔，老爷。”那黑人说道，“而且还得把打死的狗拉到垃圾站去烧掉。老爷，才给一个索尔。”
这人不是他，黑人都长得差不多，不可能是他，圣地亚哥思忖着，可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呢？那黑人一弯腰提起了麻袋。啊，是他，是他！黑人把麻袋拉到空地一个角落里，同其他血迹斑斑的麻袋堆在一起，然后用手抹着额角踯躅返回。是他，是他！潘克拉斯用肘顶了那黑人一下：兄弟，快去吃午饭吧。
“他们也就是在这儿发发牢骚，等随车出去捉狗的时候就全不顾了。”秃顶人说道，“今天早晨你们把这位先生的狗抓来了，狗还戴着链子，而且还跟他太太在一起。你们这些混蛋！”
那黑人举起双臂。是他，没错！今天早晨我们根本没随车出去，老爷，我们用棒打了一早晨的狗。是他，听那声音，看那体格，是他！不过比从前好像老了三十岁。那线条分明的嘴唇、扁塌的鼻子，还有那鬈曲的头发，都跟他一模一样，但现在眼皮底下出现了紫色的眼袋，脖子上出现了皱纹，那口马牙上出现了黄绿色的齿垢。圣地亚哥想道：这副牙齿原来白极了。他现在样子全变了，一副落魄的样子，比以前更瘦、更脏，而且老，但是走路的样子还是那么豪爽、缓慢，双腿还是像蜘蛛那么细，一双大手长满了树皮状的硬茧，嘴边挂着唾沫痕迹。大家又穿过空场回到办公室。巴杜盖在圣地亚哥的脚上蹭来蹭去。圣地亚哥琢磨着：他还没认出我来，我先不要说，不要跟他讲。他怎么能认出你来？小萨！那时你才十七八岁！你现在是个三十岁的老头子。秃顶人把复写纸夹在纸片中，乱涂了几行又歪又斜的字。那黑人倚在门口直舔嘴唇。
“朋友，请您在这儿签个字。说真的，请您帮个忙，在《纪事报》上为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秃顶人看了那黑人一眼，“你不是去吃午饭了吗？”
“我能不能预支几个钱？”那黑人向前走了一步，神态自然地解释道，“口袋里空了，老爷。”
“给你半镑吧。”秃顶人打了个呵欠，“我只有这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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