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城市阿雷基帕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座山谷里。这座城市以其教权主义、造反精神、律师、火山、一望无云的蓝天、美味大虾、地方主义以及“下雪”而名扬全国。所谓下雪，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暂时性的症状。某天，一个最为温顺的阿雷基帕人突然会对人家的问候不予理睬；连续几个小时把脸拉得长长的；能干出最古怪的事，能说出最古怪的话；意见稍微不一致，他就有可能在最好朋友的颈后砍上一刀。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人生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会像往常那样成为温和而无害的人。虽说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带我离开了阿雷基帕，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阿雷基帕居住过，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阿雷基帕人。我也认为那些在秘鲁流传的针对我们的玩笑，譬如说我们骄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发疯，都出于嫉妒心。我们讲的西班牙语非常纯正；我们的建筑奇迹圣卡达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妇女移居；我们的城市曾是秘鲁历史上大规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难道不是这样吗？

从一岁到十岁，我住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市。在这座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还记得我所干的事和我认识的人，但最难忘的是我阅读过的书籍：山道坎的故事，诺查丹玛斯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卡略斯特罗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辛巴达航海旅行记》，海盗、冒险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我母亲藏在床头柜中的那些诗歌（其实我并不懂，只是视为禁果的诱惑）。阅读这些书籍是我最美好的时刻。我把喜欢的书全看完了，这太令人难熬了。有时我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变某一作品的结局。这种对他人作品进行的“续作”或“补充”就是我最初的写作，也是我写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现。

像所有移居他乡的家庭一样，侨居异国增强了我们的爱国心。直到十岁，我一直坚信生为秘鲁人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头脑中的秘鲁与其说是同现实的秘鲁相联系着的，不如说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个国家相联系着的。只是到了1946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那一年，我们家从柯恰潘巴迁到了皮乌拉，因为我的祖父被任命为该市的地方长官。我们走的是陆路，在阿雷基帕作了短暂停留。我还记得，在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激动；我也还记得，我的伯父对我是那么宠爱。伯父叫埃德华多，是个单身汉，也是一位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律师。他有个女仆，叫伊诺森西娅。他的生活犹如西班牙内地的绅士，穿着整齐，有条不紊。在那旧式家具、古老挂像和古旧杂物中间，他也渐渐地衰老了。我也记得在卡玛纳奇耶，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没办法，不得不把汽车停下来，让我在那荒凉的海滩上扎了个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礼并不成功，因为一只螃蟹夹了我一下。尽管如此，对秘鲁海岸这份一见钟情式的情谊却延续了下来。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几乎没有被从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渗浸过，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冲刷着，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恶意中伤。那些誓死捍卫印第安传统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责我国的沿海地区轻浮、媚外。他们认为秘鲁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山区转移到沿海（即由库斯科转移到利马）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一转移产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使得秘鲁变成了一只大蜘蛛：这个国家的头部（即首都）硕大无朋，四肢却细小羸弱。一位历史学家把利马和沿海称做“反秘鲁”。而我，作为一个阿雷基帕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山区佬”，在这场争论中本应该站在安第斯山一边来反对沿海沙漠地区的。然而，如果让我在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森林地区（按经度划分的秘鲁三个地区）三者之中进行选择的话，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边的。

沿海是印加帝国的外围地区，其文明也是从库斯科辐射过来的。虽说印加文明在西班牙征服之前不是唯一的秘鲁文化，但可以说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文化，它从秘鲁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印加帝王们征服了几十座城镇，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行政系统，使得产出足以养活所有秘鲁人。这一点，以后的任何政权都未能做到。尽管如此，我从未对印加帝王们有过好感。虽说他们留下的纪念性建筑物，譬如马丘比丘和萨克萨瓦曼使我惊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鲁的愁苦（即我们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正是根源于印加帝国。那是一个军团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台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性。

印加帝王们为了控制其统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诡计：他们自命为神，分封诸侯，移民他乡，把村镇居民迁离故土，“嫁接”在遥远的异乡。流传至今的用克楚亚语写成的最古老的诗歌就是表现这些人在异乡感到惆怅而怀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远在苏联大百科全书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出版前五个世纪，印加帝国就施行了政治上的古为今用：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证明印加的历史是在当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现今的帝王，导致要想恢复被神秘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了不可能。印加帝王们有一种相当精密的计数法，即结绳计数法，但他们没有文字。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帝王们根本不想有文字，因为文字对他们那样的社会将构成一种危险。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们的艺术是严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印加帝国之前各种文化（如纳斯卡文化和帕拉卡斯文化）所表现出的技艺。精致非凡的羽毛毯、图案神秘的纺织品就是上述两个文化的产物，它们至今仍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和魅力。

继印加帝国之后，压榨秘鲁人民的另一台压缩机是西班牙的统治，征服者把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带到了秘鲁，通行至今。对殖民统治不加区别地备加颂扬与对印加帝国加以理想化，都是荒谬的。殖民统治把秘鲁变成了包括若干共和国在内的总督府所在地，把利马变成了拥有豪华宫廷、重要学术活动和典礼活动的首都，但也意味着宗教愚昧主义，即宗教裁判和检查制度。这一制度甚至禁止阅读某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即小说，且对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进行迫害。所谓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罢了。殖民统治同时也意味着剥削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这一阶层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鲁变成了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国家。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现象，而这个少数人享有现代化生活的特权、多数人愚昧贫困的社会毫无改变。印加帝国、殖民统治和共和国这三个时期的历史使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统治下的历届政权根本无力把秘鲁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缩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一创伤是不可能用任何纪念性的建筑物、显赫的战功和辉煌的宫廷加以补偿的。

当然，我刚从玻利维亚返国时根本没有想过上述的一切。我家的习惯是按《圣经》办事，每次搬家都是全体一道搬，叔伯、姑婶、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支柱即祖父母的后面一道搬。就这样，我们到了皮乌拉，这是一座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这是我在秘鲁的第一次经历。在萨雷斯教派中学里，我的同学们嘲笑我，因为我的口音是山区人口音，发r和s两个音时，口中嘘嘘作响，也因为我相信婴儿是白鹳从巴黎衔来的。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种事不会在空中发生。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我在皮乌拉生活的那些岁月中的形象。皮乌拉人是外向型的，很外向，爱开玩笑，也很热情。那时，皮乌拉人喝的是质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当地的丹德罗舞。乔洛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其他地区来也不那么紧张。皮乌拉人不拘礼节、喜好热闹的性格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恋人们在姑娘的阳台下奉献小夜曲，遭到阻挠的就把姑娘抢走，把她劫持到某个庄园住上一两天。等双方家庭和解之后，就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里举行宗教婚礼。抢亲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庆贺的，就像庆贺河水来临一样，因为皮乌拉的河水一年只来那么几个月，给种棉花的庄园带来了生命。

皮乌拉这个美好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奇闻轶事，足以点燃人们的想象力。曼加切利亚区都是些泥巴茅草盖的房子，玉米酒的质量最好；加依纳塞拉区则位于河流和屠场区之间。两个居民区互相仇恨，甚至有时双方进行“野战”。还有“绿房子”，那是该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来的，每晚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人影憧憧。萨雷斯教派的神父对“绿房子”的存在大发雷霆，我却感到惊异，受到吸引。我连续几个小时地谈论它，偷看它，对里面发生的事进行想象。“绿房子”是不结实的木质结构，曼加切利亚区的一支乐队在里面演奏，皮乌拉人前去吃饭、听音乐、谈生意，还有做爱。一对对的男女就在露天里、星光下、沙地上做爱。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富有诱惑力的回忆，《绿房子》就是从这个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在皮乌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和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联结起来。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领们》中的九个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对皮乌拉的回忆的驱使而写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后，有些评论家认为，书中存在“欺弱凌小”这一具有拉美特点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我只是企图把这一点在我最初的几个故事中再现出来。

二

我是在童年刚刚结束的时候到达利马的，从一开始我就厌恶这座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我是相当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十年后重归于好。同父亲住在一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们分开，就得服从一个我并不熟悉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强加给我的规矩。我对利马最初的回忆，总是同不愉快的经历联系着。我们当时住在玛格达雷娜区，那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每当我考了好分数，就到住在观花埠的叔伯们的家里去度周末，这是对我的奖赏。观花埠位于海边，也更为繁华，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们一起做少年时代的游戏，这就是所谓“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于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它就位于街角处。我们一起踢足球，偷着吸烟，学跳曼波舞，还向女孩求爱。同我们后面几代的人相比，我们可以说老实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马青年第一次领圣餐后就立即做爱，尚在变声期间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毒品的存在。我们干的调皮事只不过是偷偷地去看被禁的影片（即被教会检查制度列为“不适合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会之前在街角的店铺里喝上一杯“上尉”（即开胃酒与皮斯科酒的混合液，被认为是有毒的），因为家庭聚会上从来不供应烈性酒。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男孩曾经进行过一次很严肃的讨论，讨论在星期天下午场的电影院里如何正正经经地吻自己的恋人。被吉亚柯莫·卡萨诺瓦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意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头接吻），作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当时（20世纪40年代末）的利马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安全，静谧，但注重表面。人们住在互不往来的居民区里：富人、有钱人住在奥兰迪亚区和圣伊西德罗区；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住在观花埠；收入较低的中产阶级住在玛格达雷娜区、圣米格尔区和巴兰科区；穷人则住在维多利亚区、林塞区、桥下区和波尔维尼尔区。我们这些特权阶层的孩子从来见不到穷苦的孩子，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未发觉。穷孩子们住在别处，住在自己的区里，住在远郊那些犯罪层出不穷的危险地方。我们圈子里的孩子如果不离开利马，可能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住在一个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一个只有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国家，根本不知道还有几百万（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讲克楚亚语，过着完全两样的生活。

我很幸运能在某些方面打破这个界限。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但是在当时（1950年）简直是一场悲剧。我父亲早就发现了我在写诗，因而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因为他认为一个诗人注定要饿死，同时也为我是否缺少“男子气”而担心。因为某些圈子认为，所有的诗人都搞同性恋。这一说法流传颇广。为了防止我陷入此种险境，他认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于是我在这个军校里住校学习了两年。莱昂修·普拉多是秘鲁社会的一个缩影，进此学校的有特权阶层的孩子（因而他们的父母等于把他们送进了教养所），有中等阶层的孩子（他们想学得军事专业），也有贫困阶层的孩子（因为军校有助学金制度，这为最贫穷人家的孩子打开了大门）。这是秘鲁为数不多的富人、穷人、不富不穷的人兼收，白人、乔洛、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利马人、外省人并蓄的学校之一。与外界隔离，遵行军事纪律，还有那粗野、凶暴、以强凌弱的气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我觉得，我在这两年中学会了如何认识真正的秘鲁社会，包括上述的两极分化、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偏见、胡作非为和不满情绪。这样，一个观花埠的孩子就不会怀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谢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还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提供给我的经历成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尽管其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城市与狗》再现了秘鲁这个微型世界的生活。这部小说受到了引人瞩目的虐待：有一千册在军校的庭院中被当众焚烧，还有一些将军对小说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其中一位将军说，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头脑堕落的人才能写得出。还有一位将军，他的想象力更为丰富，说这部小说得到了厄瓜多尔政府的资助，以此来诋毁秘鲁陆军的名声。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怀疑起这到底是由于它的优秀还是由于这些丑闻。

最近二十年来，几百万山区人口流入利马，在贫民区（为了好听，人们称之为“新建区”）定居下来。这些贫民区包围了原来的市区。与我们那时不同，在现在的利马，中产阶级的子弟们一打开自家的窗子就能发现秘鲁的现实。到处是穷人，他们有的沿街叫卖，也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坐地乞讨，也有的当众抢劫。利马拥有五百万人口（也许是六百万），问题成堆：垃圾成山、交通不便、住房紧张、犯罪不断……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时代的住宅区、带有百叶窗的阳台、怡人的宁静和互相泼水喧闹的狂欢节。现在全秘鲁的人口、全秘鲁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利马了，它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都了。

有人说，恨与爱常相混淆，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谈论利马的弊病，但这个城市也有许多使我动情的东西，譬如利马的细雾。这种薄纱般的雾从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马城上空。麦尔维尔路过此地时，这薄纱般的细雾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鲸》中称利马为“想象中最为愁苦、怪异的城市”，因为“蒙上一层白色的轻纱，它那可怕的愁苦反而有增无减”。我喜欢利马那蒙蒙的细雨，这细雨肉眼看不见，却使人感到宛如蜘蛛脚在脸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渍渍的，使得我们这些市民在冬日里觉得自己是个两栖动物。我喜欢利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边，那是冲浪运动的理想之地。我喜欢利马那古老的体育场，常去观看足球赛，为大学体育队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因为我的祖国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利马，而在内地，在沙漠，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带。

秘鲁的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塞萨尔·莫罗在他的一首诗的下面狠狠地写上了“写于可怕的利马”的字样。几年之后，另一位作家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蓬迪以此侮辱性的字眼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专门用来打破利马神话，粉碎故事、传说和当地白人音乐中对这座城市的理想化，并展示这座城市虚假的一面与现实的一面的鲜明对比。前者富有摩尔和安达露西亚情调：精细的百叶窗后面，神秘而邪恶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往假发上撒香粉的绅士；后者则是问题重重，肮脏不堪，充满仇恨。整个秘鲁文学可分为两大倾向，一是吹捧利马，一是诅咒利马。而真正的利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讲述的那么可怕。

总的说来，利马是一座没有个性的城市，却有着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广场、修道院和教堂，作为斗牛场地的阿乔广场更是其中的瑰宝。自殖民时代以来，利马一直保持着对斗牛的爱好，一个喜好观看斗牛的利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一样内行。我就是个斗牛迷，在十月集市期间总是力图不漏掉任何一场斗牛。这个爱好是我舅舅胡安培养出来的，他是我的母系众多亲戚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是著名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的朋友，这位斗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马斗牛时穿的服装赠送给了我舅舅的父亲。这套服装一直像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里，只在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看。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城市与狗》《凯尔特人之梦》《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艰辛时刻》《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