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哈维尔从利马打来电话，声音很不清晰，但无论电话的嗡嗡声还是颤音的干扰都丝毫不能掩盖他那惊慌的语调。
他开门见山地说：“坏消息，一大堆坏消息。”
他和巴斯库亚尔前一天晚上乘公共汽车返回首都时，车子在距离利马五十公里处偏离了公路，在沙地里翻了车。他们二人都没有受伤，可是司机和另一个乘客伤势很重。深夜截车求援，简直比登天还难。回到寓所，哈维尔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可是接着又受到了更大的惊吓，原来有个人在门口等着他。那人是我的父亲，他面色铁青，手持左轮手枪，用威胁的口气对哈维尔说，如果不立刻讲出我和胡利娅姨妈藏在何处，就马上开枪。哈维尔吓得要死（“伙计，我自打生下来只在电影里见过左轮手枪。”），再三以爹妈和圣徒的名义赌咒发誓，说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下落，并声称已有一个星期没看见我了。我父亲听罢，稍稍平静了些，递给哈维尔一封信，让他亲自交到我手里。哈维尔被刚刚发生的事吓得晕头转向（“小巴尔加斯，这是怎样的一夜哟！”）。我父亲刚走，他便决定立刻去找鲁乔舅舅，打算了解一下我母亲这边的亲戚是否也如此愤怒。鲁乔舅舅身穿睡衣接待了他，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鲁乔舅舅并不生气，但是感到难过，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哈维尔向他担保说我们的婚事完全符合各项法律程序，并声称曾极力劝我放弃婚事，但毫无效果。鲁乔舅舅建议我们尽快返回利马，相机行事，处理问题。
“小巴尔加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父亲，”哈维尔报告完，说道，“家里别的人会慢慢默认，可你父亲现在火冒三丈。你还没读他给你的那封信呢！”
我骂他不该私拆别人的信件；然后告诉他，我们准备立即回利马，中午前后到他上班的地方去看他，或者给他打电话。胡利娅姨妈这时正在穿衣服，我把发生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不过尽量轻描淡写。
“我可不喜欢手里挥动左轮手枪这种事，”胡利娅姨妈发表看法，“我推测他开枪要射的人是我，对不对？喂，小巴尔加斯，但愿我那位公公别在蜜月里杀死我。翻车的事怎么样？可怜的哈维尔！可怜的巴斯库亚尔！因为咱们的疯狂，把他们害苦了。”
她既不惊慌也不难过，看上去心情还很愉快，像是决心应对任何灾难。自己也是这样。付过店钱，我们去阿尔玛斯广场饮了一杯牛奶咖啡半小时后搭上一辆开往利马的破旧公共汽车，又飞驰在泛美公路上了。我俩几乎始终在接吻，亲脸，拉手；低声耳语着互相爱慕的话，毫不理会旅客和司机（他从后视镜中窥视着我们）不安的目光。
上午十时，我们到达利马。这一天，天色灰暗，薄雾将房屋和人群罩上一层幻影；湿气很大，使人觉得仿佛吸入肺中的全是水。我们在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家门口下了汽车。敲门前，为了互相打气，我俩再次用力握了握手。胡利娅姨妈十分严肃，我的心情很紧张。
鲁乔舅舅亲自给我们开门。他强颜欢笑地先是吻了胡利娅姨妈，然后吻了我。
“你姐姐还没起床，不过已经醒了，”他指指卧室，对胡利娅姨妈说道，“进去吧，没关系。”
我和舅舅到小客厅里坐下来。没有雾的时候，从这个房间可以望见耶稣教士神学院、防波堤和大海，这时却只能依稀辨别出神学院的红砖屋顶和大墙。
“我不会揪你的耳朵，因为你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再揪了，”鲁乔舅舅嘟囔道。他脸上的神情疲惫不堪，显然夜里失眠了。“你干了些什么呀！你总该想到了吧？”
“为了不让你们分开我们，我们只能这样做，”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回答道，“我和胡利娅相爱。我们没做任何出格的事。事前我们考虑过了，确信自己没做错。我向你保证，我们决不后退。”
“你年轻幼稚，没有职业，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为了养活老婆，你将不得不放弃读大学去拼命干活。”鲁乔舅舅低声叹息道，一面点烟，一面摇头，“你在自己脖子上拴了一根绳索。谁都不会同意，因为咱们家族的人本来都盼望你有出息。只凭一时任性，你就过起庸庸碌碌的生活，那太令人伤心了。”
“我不会放弃学业，我要读到大学毕业，并继续从事结婚前担负的那些工作。”我劲头十足地向他保证，“你应该相信我，也要让家里人相信我。胡利娅会帮助我的。我会更加发奋读书，努力工作。”
“你马上要做的是让你父亲息怒，他现在气得发疯了。”鲁乔舅舅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看来他已经履行了不揪我耳朵的诺言，准备帮我了。他说：“你父亲失去了理智，叫嚷着要去警察局控告胡利娅。我不晓得他还会干出些什么事。”
我对鲁乔舅舅说，我打算和父亲谈谈，尽量说服他接受既成事实。鲁乔舅舅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新郎官穿着一身脏衣裳，这可实在丢人。他要我马上洗澡换衣服，顺便安慰一下坐卧不安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又谈了片刻，甚至一块儿喝了咖啡。可是胡利娅姨妈一直没有从奥尔卡舅妈的屋里出来。我竖起耳朵仔细谛听，极力想听听是否有哭声、吼叫声或吵架声。没有，卧室里没有任何声响传出来。最后，胡利娅姨妈终于单独走出房门，显得很激动，面颊绯红，仿佛被烈日晒过，但是嘴上挂着微笑。
“你居然安然无恙地活着出来了，”鲁乔舅舅说道，“我以为你姐姐会把你的头发给揪光呢。”
“起初，她差点儿给我一记耳光。”胡利娅姨妈坦率地说，在我身边坐下，“当然，她痛骂了我一顿。可无论如何，看来在事情澄清前，我还可以继续住在家里。”
我起身说，我该到泛美电台去看看，如果此时丢掉这份工作就可太惨了。鲁乔舅舅一直送我到门口，要我回来吃午饭。我和胡利娅姨妈吻别时，看见舅舅在微笑。
我跑到街口酒店里给南希表姐打电话，正好是她本人来接。一听出我的声音，她立刻走了调。我们约好十分钟后在萨拉萨尔公园见面。当我到达公园时，瘦姑娘已经等在那里，急不可耐地要满足好奇心。在她未告诉我任何事情之前，我不得不把钦查历险记从头至尾给她讲了一遍，还回答了她许多关于细节的提问，诸如胡利娅姨妈结婚时穿什么衣服之类。使她觉得有趣并开心大笑起来的是那个我稍微添油加醋讲述的故事（她并不相信）：批准我们结婚的那位村长是个半裸体的赤脚黑人渔夫。讲完，我让她详细说说家里人对我们结婚的反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来来去去挨门串户地奔走相告，紧张激烈地秘密协商，忙不迭地电话交谈，纵横满面地流泪；之后又纷纷去慰问我的母亲，好像她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对南希则是进行了围攻和威胁，因为他们认为她是我们的同谋，硬逼她说出我们在什么地方。但她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断然否认知道我们的下落，甚至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使他们犹豫起来。瘦南希对我父亲的举动同样深感不安。
“在他没消气前，你可别去看他，”她警告我说，“他气成那个样子，会把你揍死的。”
我问她租的那间房子怎样了，她那务实精神又一次使我感到惊讶：就在这天上午，她已经跟房主谈过了。由于洗澡间需要修缮，还要更换一扇门，涂上油漆，因此十天内是不能住的。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当我向外祖父家走去时，心中盘算着，这两个星期，我俩到什么鬼地方去避难呢？
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我已到了外祖父家里。在这里，我和母亲相遇了。我进门时，她正在客厅里，一看见是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抚摸着我的眼睛和面颊，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泣不成声，无限哀怜地一遍遍地说：“我的儿子，宝贝儿，亲爱的，人家怎么欺负你了？那女人对你搞了些什么名堂呀！”我将近一年没有看见母亲了。尽管由于哭泣，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可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年轻漂亮。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人家并没有逼迫我，是我自己下决心要结婚。她听不得新媳妇的名字，不免哭得更加伤心。由于正在火头上，她十分冲动，骂胡利娅姨妈是“那个老太婆”“欺人太甚的娘儿们”“那个离过婚的女人”。突然，在这场戏中，我发现了一件以前不曾留心的事：比起飞短流长，更使母亲难过的是宗教信仰，因为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胡利娅姨妈的年龄比我大，她倒觉得无伤大雅，但是胡利娅离过婚这件事，她却认为关系重大（也就是说，教会方面是不许她再婚的）。
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帮助下，我终于使母亲安静下来。外祖父和外祖母真是谨慎、善良、机智的楷模。外祖父按照惯例吻我的前额时，只是说道：“哎呀，诗人，你总算又露面了，真让我们好操心呐。”外祖母一连亲吻、拥抱我好几次之后，在我耳边用一种隐秘而淘气的口吻问道（为了不让我母亲听见，那声音极低）：“胡利娅好吗？”
洗过淋浴、换过衣服——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那重担我已经挑了四天）——我和母亲可以谈话了。她已停止哭泣，正在喝外婆给她泡的茶。外婆坐在椅子扶手上，不停地抚摸着母亲，好像她是个小女孩。我开了个玩笑，想让母亲笑起来，结果极为冷场（“妈妈，既然我已经跟您的好朋友结了婚，您该高兴才对呀。”）。接着我涉及了那些一点就爆的话题。我对她发誓说我绝不会放弃学业，一定要拿到律师证书，甚至说不定我还要和秘鲁外交界有所接触（“妈妈，外交部那些人不是伪君子就是性变态。”）。进入外交部，这是母亲关于我的最大夙愿。她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但脸上总是挂着痛苦的表情。她询问了我在大学的情况、学习成绩、电台的工作；她骂我不讲情义，居然不给亲娘写信。她说我父亲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他对我期望极大，所以一定要阻止那个女人毁掉我的一生。他请教过律师们，说我的婚姻无效，将宣布作废，胡利娅姨妈可能以少年教唆犯的罪名被起诉。我父亲盛怒未消，眼下还不想见我，以免发生不测。他要求胡利娅姨妈立刻离开秘鲁，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我回答母亲说，我和胡利娅姨妈正是为了永远在一起才结婚的。婚礼刚举行两天，就把我的妻子打发到国外，实在不堪设想。可是她无意和我讨论此事：“你了解你父亲，他的脾气你知道。只能让他高兴，不然的话……”说着，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最后我说上班要迟到了，改天再谈吧。我就我的前途问题又宽慰了她一番，向她保证一定拿到律师文凭。
在开往利马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已经有人占据了我的办公桌？我三天没上班了，加上最近几周为了准备结婚，完全没有过问新闻稿，这样一来，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任何荒唐事都可能干出来。我心情沉重地想到，除了会产生人事纠纷，还意味着我会失去工作。我开始编造能打动赫纳罗父子的理由，但是，当我提心吊胆地走进泛美电台的大楼时，我惊讶到了极点，因为在电梯上遇见开明的企业主时，他向我打招呼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刚分手十分钟。他的脸色显得十分严肃：
“灾难已经降临了。”他对我说，难过地摇摇头，仿佛我们刚刚谈过那件事，“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只得让他住院。”
他在二楼下了电梯。我为了浑水摸鱼，也摆出一副哭丧的面孔，低声嘟囔着什么，好像完全了解他对我谈到的事：“啊，糟糕，真遗憾！”我为发生那么严重的事而暗自庆幸，正因为如此，我的缺勤便不会被察觉。我走到顶楼，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正神情忧伤地听小赫纳罗的女秘书纳丽讲些什么。他们只向我略微点头致意，谁也没有拿我的婚事开玩笑。大家难过地望着我说：
“彼得罗·卡玛乔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巴布罗沉痛地低声说，“马里奥先生，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接着，他们三个人，特别是纳丽（她一直在经理部注意着事态的发展）给我叙述了详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专心致志忙于结婚的那几天里发生的。以灾难收场，这是广播剧的原则：火灾、地震、车祸、沉船、出轨等毁灭性的事件，在几分钟之内要毁灭数十个角色。这一次，就连中央电台的演员和职员，由于害怕或实在无法阻止听众的怨言与抗议传入赫纳罗父子的耳朵中，再也不给那位大手笔充当保护墙了。两位老板已从报纸上有所警觉，连日来，新闻记者一直在嘲讽彼得罗·卡玛乔所写的灾难悲剧。于是赫纳罗父子召见了彼得罗，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不使他生气，父子二人询问，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但是，就在会见期间，他的精神病发作了，赫纳罗父子大失所望。那悲惨的结局是由于彼得罗·卡玛乔试图从零开始重新编写剧本，因为他的记忆力不行了，已经不晓得他前面写过什么事、什么人，也不晓得各个人物属于哪个故事。纳丽说：“当时他边喊边哭，用两手揪扯着头发。”他对赫纳罗父子毫不掩饰地说，最近几周来，他的工作、生活和睡眠已经成为一种苦刑。赫纳罗父子动员他去看利马著名的大夫奥诺里奥·德尔加多。这位名医立刻建议，大作家已不宜工作，他那“衰竭”的脑力必须花一段时间恢复。
我们正准备听完纳丽的叙述，电话铃响了。是小赫纳罗打来的，说有急事要马上见我。我下楼到了他的办公室，心里暗想，这一回可要挨骂了。但是，他像在电梯里那样地接待了我，大概以为我完全了解他的问题。他刚刚与哈瓦那通过电话，骂骂咧咧地说，cmq乘人之危，利用他的窘况，把剧本的价格提高了四倍。
“这是一出悲剧，真是倒霉透顶。以前这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广告商都为它打架。”他一面说一面翻阅着一堆纸片，“再去依附cmq的那些鲨鱼们会是怎样的灾难哟！”
我问他彼得罗·卡玛乔的情况如何，他是否去探视过，卡玛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工作。
“毫无指望，”他有些恼怒地哼了一声，但是随后还是用同情的口吻说道，“德尔加多大夫说，他的神经系统处于风湿裂变的过程中。风湿裂变，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他的神经逐渐瓦解。我推测一定是脑部有炎症之类的，你说对吗？我父亲问大夫，恢复健康是否要几个月？大夫回答说：‘也许要几年。’你想想看！”
他垂下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接着，他用好像算命先生那种颇有把握的口气预测未来的事态：一旦广告商们知道从今以后又采用cmq的剧本，就会取消合同，或者要求降价百分之五十。更糟糕的是，新剧本在三周至一个月内是到不了的，因为古巴这时乱得一塌糊涂，遍地是游击战争。cmq也处于动荡之中，有人被捕入狱，还有其他成堆的麻烦事。但是听众们一个月听不到广播剧，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中央电台就会失去听众，新闻电台和海外电台就会把听众争取过去，因为这两家电台已经开始用阿根廷广播剧那些荒唐可笑的货色来打击中央电台了。
“对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你请来，”他补充道，望望我，仿佛这时才发现我站在那里，“你应该拉我们一把。你是才子嘛，对你来说，这事做来很容易。”
这就是说，需要钻到中央电台的仓库里去翻阅彼得罗·卡玛乔在来这里之前所保存的旧剧本。要逐一检查，看看哪些剧本可以马上使用，直到cmq的新剧本炮制出炉。
“当然，我们会给你额外的报酬，”他明确地说道，“我们这里是不剥削人的。”
我对小赫纳罗真是万分感激，对他面临的困境也深表同情。就算他只给我一百索尔，在这个时刻也算是天降奇迹了。我正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
“喂，我听说你真的结婚了，”我转回身时，看见他正在向我亲热地打手势，“谁是牺牲品呀？我想一定是个女人，对吗？好吧，向你道喜，咱们去喝一杯庆贺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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