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给胡利娅姨妈挂了电话。她告诉我，奥尔卡舅妈已经较为平静了，但仍然不时地表示惊讶，对胡利娅说：“你真是发疯了！”那套房子不能交付使用，她并不很难过（“小巴尔加斯，既然咱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睡在一起，就可以再分开两个星期。”）。她告诉我，洗过澡，换过装，觉得心情舒畅极了。我告诉她中午不回去吃饭，因为要钻到剧本堆里找材料，只好晚上再见。我给泛美电台准备完两份新闻稿便钻进中央电台的仓库里去了。那是一个没有灯光的黑洞，里面挂满了蜘蛛网；一进去，就听到老鼠在黑暗中乱跑。地上到处是纸，成堆的，散乱的，捆成包的，单页的。由于潮气和灰尘，我立刻呛得打喷嚏。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工作，因此我把一捆捆的纸搬到彼得罗·卡玛乔的房间，在他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这里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痕迹，语录词典，利马地图，社会、心理、种族卡片，统统不在了。cmq的旧剧本混乱、肮脏到了极点：潮湿使字迹变得模糊；老鼠和潮虫啃咬、污损了许多书页；和彼得罗·卡玛乔的故事一样，剧本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没有多少东西可供选用；最多只能找到一些尚能阅读的纸片。
为了拼凑七巧板式的广播剧，我在带有恐怖色彩的气氛中探索着，由于过敏而不停地打喷嚏。就这样，三个小时过去了。突然，房门打开，哈维尔走进来。
“这个时候，你问题成堆，居然还有心思继续干彼得罗·卡玛乔的那套把戏，真不可思议，”他怒冲冲地对我说，“我从你外公那里来。你要是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该发抖了。”
他朝堆满剧本的写字台上扔过来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我父亲前一天晚上让他转交给我的，上面写着：
“马里奥：我限你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让那个女人离开秘鲁。如果她不走，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让她为自己的胆大包天付出高昂代价。至于你，我想告诉你，我身上是带枪的，绝不允许你嘲弄我。假若你不肯句句照办，让那个女人在限定的时间离境，我就叫你像狗一样当着众人的面吃上几颗子弹。”
他在信尾签上父姓、母姓和名字，随后又附上一句：“你可以要求警察保护，如果你愿意那样做，但是为了把事情说明白，我在这里再次签名，以表示我要杀你的决心：无论在何处遇到你，我都会像打死一条狗那样打死你。”果然，附言后面，他用更为苍劲有力的笔体签了字。另一封信是外婆在半个小时前交给哈维尔让他带给我的，那是米拉弗洛雷斯警察局的传讯，是警察送给外婆的。我必须在次日上午九点去警察局。
“糟糕的不是这封信，而是正像我昨天晚上看见的那样，他很可能把口头威胁变成行动。”哈维尔一面在窗台上坐下来一面安慰我，“伙计，咱们怎么办？”
“马上找律师请教一下，”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询问一下我的婚姻和其他事。你认识能免费或者以后再付钱的律师吗？”
我们来到一位年轻律师的家里，他是哈维尔的亲戚。从前我们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滩上曾经同他一起追波逐浪。他十分和蔼可亲，兴冲冲地听取了钦查的故事，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正像哈维尔所估计的那样，他不肯收费。他解释说，这桩婚事并非无效，但可以使之无效，因为出生证被改了日期。不过这需要走司法程序。如果两年内没有审理，那么这婚姻便自动“修复”，那时就不能使之作废了。至于胡利娅姨妈，则可能被指控为“青少年犯罪教唆犯”，由警察局提出起诉，将胡利娅逮捕，至少暂时拘留，然后开庭审判。但是他敢肯定，鉴于目前的状况，即我已经十八岁，而不是十二岁，所以起诉不可能成功，任何一级法院都会判胡利娅无罪。
“总而言之，你父亲只要愿意，就能把胡利娅弄得十分难堪。”我和哈维尔回电台去，走到拐向联盟大街的地方时，哈维尔做出这样的结论：“他真的在政府里有什么势力？”
我不清楚。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朋友或某个部长的教父。为了了解警察局的意图，我毅然决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我请哈维尔帮我从中央电台的乱纸堆里找出几个脚本，以便我腾出时间当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团。他同意了，还答应万一我被拘留，他会去探监，每次都给我带香烟。
下午六点，我交给小赫纳罗两个稍加整理的脚本，并答应他次日再交三个。接着我飞快地看了一下七点和八点的新闻稿，告诉巴斯库亚尔我还要回泛美电台。半小时后，我在哈维尔陪同下来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我们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名警官——穿军服的少校——和一名侦缉队长接见了我们。我父亲这天上午来这里要求他们正式传讯我，他们手头已经写好了询问提纲。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记录下来，这样就费去很多时间，因为那个打字员十分蹩脚。我承认我已经结婚（而且特别强调，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愿），但我拒绝说出是在什么地点举行的婚礼和在哪儿登记的。我同样拒绝回答谁是证婚人。问题都是这类性质的，似乎出自一个别有用心的讼棍之手，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着便问我是否尚未成年，现在居住何处，与何人同居。当然，他们也问到了胡利娅姨妈的年龄（他们称她为胡利娅夫人）。这个问题我也拒不回答，我说披露女士的年龄是使人不愉快的。这句话引起了两位警察儿童般的好奇心。当我在供词上签字后，他们摆出长辈的架势，说“纯粹出于好奇心”，问一问“夫人”比我大几岁。走出警察分局时，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仿佛自己当了杀人犯或强盗。
哈维尔认为我很失策，因为拒绝说出结婚地点本身就是挑衅行为，那会更加激怒我的父亲，而且完全于事无补，因为他不出几天就会调查出来。这天晚上，由于处于那样的心情，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电台和鲁乔舅舅的家里。奥尔卡舅妈给我开了门，脸色阴沉，目光恐怖，但什么也没对我说，还伸过面颊让我亲吻。她和我一道走进客厅，胡利娅姨妈和鲁乔舅舅都在那里。一见到他们，我便明白事情相当糟糕，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变得很麻烦。”胡利娅姨妈告诉我，拉住我的手。我看见这个动作引起了奥尔卡舅妈的不快。“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原来那天下午，豪尔赫、胡安和彼得罗三位舅父会晤了我的父亲。看见我父亲气成那副样子，他们吓得跑了回来。他神情激怒，两眼发直，话语中流露出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的态度很明确：胡利娅姨妈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秘鲁，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他果然是独裁政权劳工部长（一个叫做比利亚科塔的将军）的契友（可能是中学同学）。他已经同部长谈过：假如胡利娅姨妈不愿自行离境，就由士兵押上飞机。至于我，如果不肯听话，便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同对哈维尔那样，他也掏出左轮手枪给我的舅舅们看。最后，我拿出了父亲的信，并叙述了警方的传讯，以此来结束那个场面。父亲的信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它把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了。鲁乔舅舅斟上几杯威士忌，我们正举杯要喝，奥尔卡舅妈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她说，这怎么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胁？她们是玻利维亚的名门望族呀！
“除了我走，没有别的办法，小巴尔加斯。”胡利娅姨妈说道。我看见她和我舅父母交换了一个眼色，明白他们商量过了。“你别这么瞅着我，这不是什么阴谋，也不是永久分离，只等你父亲火气一消，我就回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风波。”
他们仨早已商讨妥当，并且拟好了一份计划。他们排除了玻利维亚，建议胡利娅姨妈去智利，到瓦尔帕莱索她祖母家里。她在那里住到大家心平气和时就回来。我一通知她，她便马上重返秘鲁。听完计划，我生气地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胡利娅姨妈是我的妻子，我同她结婚就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要走我们一道走。他们提醒我说，我尚未成年，没有父亲的准许，不能申请出国护照。我说，那就偷越国境。他们又问我手中有多少钱就想去国外生活（办理婚事和预付房租的花销，把泛美电台预支的工资和在当铺里抵押衣物的钱全部用光，身上所剩无几，只够买几盒香烟）？
“我俩已经结婚，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东西，”胡利娅姨妈说道，一面抚弄着我的头发，一面热泪盈眶地亲吻着我，“只是分开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我不愿因为我的过错而让你吃子弹。”
吃饭的时候，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试图说服我，什么我应该理智一些呀，我已经过于任性啦；什么现在已经结婚了，就该做些权宜的让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他们说，我应该理解他们——他们面对我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胡利娅姨妈的姐姐和姐夫，所处的地位十分为难。他们对胡利娅的事左右为难，既不能表示赞成，又不能表示反对。将来他们会帮助我们的，现在也已经这样做了，我应该和他们配合。他们说，胡利娅姨妈在瓦尔帕莱索逗留期间，我必须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将来我们靠什么生活？谁来养活我们？我父亲终究会平静下来，接受既成事实。
午夜时分，舅父母已经悄悄上床睡觉，我和胡利娅姨妈穿着内衣，胆战心惊地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同时两耳不安地警惕着任何意外的响动，直到筋疲力竭。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次日清晨，我们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飞机票，改买去智利的票。半小时后，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间单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骂自己竟然连买一支左轮手枪的钱都没有。
两天后，胡利娅姨妈登上一架黎明起飞的班机，前往智利。调换机票时，航空公司并没有表示为难，但是有票价差额问题。多亏巴斯库亚尔借给我们一千五百索尔，才把这笔钱付了（当巴斯库亚尔告诉我他有一张五千索尔的存折，我真是惊讶极了，因为就凭他挣的那点工资，有这笔存款可以说是奇迹）。为了胡利娅姨妈能够带些零用钱，我把全部藏书，甚至法律专业的法典和讲义都卖给了拉巴斯大街上的书商，然后用这笔钱兑换了五十美元。
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同我们一起到了机场。前一天夜里，我留在了他们家中。我俩没有睡觉，也没有同房。晚饭后，舅父母走开了，我坐在床头望着胡利娅姨妈细心地打点行装。随后，我们便到没有开灯的客厅里坐下。我们待了三四个小时，手握着手，紧紧地依偎在沙发上；为了不吵醒家里人，我们轻声交谈着。我们间或拥抱、偎依着脸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吸烟和谈话中度过的。我们谈到当我们重聚的时候将做些什么，谈到她将如何协助我工作，谈到总有一天我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间，在那儿我终将成为作家。我给她讲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罗·卡玛乔的事，告诉她他现在已住院，周围全是疯子，他本人也一定变疯了。我俩商定每天都要写一封长信，详细报告各自的情况：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有什么感受。我向她保证，当她重返秘鲁时，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挣到的钱可以不致使我们饿死。五点钟，闹钟响了，天空仍然漆黑。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利马坦博机场时，天刚蒙蒙亮。胡利娅姨妈穿的是我喜欢的那件蓝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十分平静，但是她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到她浑身在发抖。我却相反，站在机场平台上，望着她在晨曦中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哽咽了，眼泪夺眶而出。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又十四天。这六个星期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段时间里（我访亲拜友，求同学告老师；哀求他们、打扰他们，弄得他们头昏脑涨，为的是让他们助我一臂之力），我终于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当然包括电台编辑。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俱乐部图书馆，该馆位于电台附近。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午利用编新闻稿的间歇去那里两个小时，把新到的书籍和杂志登记注册，把旧杂志编入总目。第二份工作是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课上取得过优异的成绩）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在他坐落于米拉弗洛雷斯区的住宅里，将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登入卡片，以备他撰写秘鲁史之用；教授承担的部分是征服时期与独立战争两个分卷。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为生动有趣的是与利马公共慈善局签订的合同——牧师公墓里有一大排殖民时期的墓碑，相关登记册已经丢失，我的任务是研究碑文的内容，将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记造册。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因为是计件付酬，每个死者给一个索尔。我利用下午六点的新闻稿与泛美电台播音的间歇去做这件事。这时哈维尔已经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那时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个胖子，自称曾八次出席国会参加秘鲁总统的交接仪式）借给我们手电筒和小梯子，以便阅读壁龛高处的碑文。有时我们开玩笑，假装听到叹息声和脚镣响，看到坟墓中出现白色身影，结果真的吓得毛骨悚然。除了每周去两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干这件事。其余的工作多少带有一些文学性质：每周为《商报》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的访问记，发表在《作家与作品》专栏；每月为《秘鲁文化》杂志撰写一篇文章，栏目的标题是我取的：《人物、书籍与思想》。最后，一位教授朋友委托我为投考天主教大学的学生编写公民教育课大纲（尽管我是圣马尔可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与天主教大学是死对头），每星期一还必须交出一道入学考试题的详细答案（题目各式各样，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从祖国的标志开始，旁及土著的花卉与动物，直到土著语言学者与西班牙语学者之间的论战）。
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罗·卡玛乔比赛）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够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我从每份工作中都预支了部分工资，这样就把打字机赎了回来，这台机器对新闻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我有许多文章仍是在泛美电台写的）。用这些钱，还请南希表姐买了一些装饰住房的东西，因为女房东果然在十五天后把房间租给了我。接收有两个房间外加一个小小洗澡间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极了。可我仍旧住在外公家，因为我决定等到胡利娅姨妈回来的那一天再开始使用。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写文章，编制死者名单。我虽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东奔西走，却并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认为我能够像从前那样继续读书（尽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车的时间里进行的）。
胡利娅姨妈信守诺言，每天都有信来。外祖母把信交给我的时候，眼里总闪耀出调皮的光芒，低声问：“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呀？是谁写来的呀？”我也连续不断地给她写信，每天夜里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有时虽然已经头昏脑涨、睡意蒙眬，但仍然向她报告这一天的忙碌情景。自从她出走，我先后在外祖父家、鲁乔舅舅家、大街上遇见了许多亲戚，看到了他们的反应。他们态度各异，有些是出乎意料的。彼得罗舅舅的态度最为严厉，全然不理睬我的问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马上背转身去。赫苏斯姨妈老泪纵横地拥抱着我，用动人的声调耳语道：“可怜的孩子！”其他姨妈、舅妈、姑妈和叔叔、伯伯、舅舅则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他们对我十分亲热，但绝不谈胡利娅姨妈，对我们的婚事装作从未知悉。
我一直没见到父亲，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娅姨妈出国，他的要求被满足，怒气便会打消。那时，我父母暂住在几位叔叔家里，我从未去拜访过，可是我母亲天天都来外祖父家里和我会面。她对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亲切，充满母爱；而另一方面，每当那个忌讳的话题直接或间接地露头，她立刻变得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并且坚决地表示：“我永远也不会同意这件事。”当我建议她去看看那套房间的时候，她动了肝火，好像我骂了她。她总是指责我卖衣物和书籍的事，仿佛那是一场希腊悲剧。我打断她，说道：“好妈妈，您别再来您那套广播剧了。”她从不提起我的父亲，我也不问她；但是由于经常看见他的亲戚们，我获悉他火气已消，转而对我的前途感到失望。他常常说：“他在满二十一岁以前必须听我的话，往后就随他去堕落。”
我虽然异常繁忙，在这几周中还是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做《虔诚的女信徒与尼古拉斯神父》。故事发生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当然是反宗教的：一位聪明的神父发现群众崇拜梅尔乔丽塔神，便想出一条生财之道，以大企业家的雄心和魄力办了一家综合性企业：制造和出售纪念邮票、教士披肩、耶稣圣像以及各种圣徒纪念品，在圣徒住地发售入场券，为筹建教堂而组织募捐和抽彩，资助代表团前往罗马为谥给他圣徒称号而说项。我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写成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结尾是格罗西奥·普拉多的居民发现了尼古拉斯神父的买卖，便把他私刑处死；另一个结尾是这位神父当上了利马的大主教（我决定把这篇小说读给胡利娅姨妈听了之后再选择其中一个结尾）。我是在国家俱乐部的图书馆里写成的，在那里编辑新书目录的工作有点儿象征性。
我从中央电台仓库里抢救出来的广播剧剧本（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额外收入二百个索尔）经过删改整理，可以安排播放一个月，届时cmq的剧本就到达了。但是正如那位开明企业主所预料的，无论是仓库里的剧本还是cmq的剧本都留不住彼得罗·卡玛乔所争取到的广大听众。由于收听率下降，为了不失去广告收入，只好把广告费降低。不过事情并不那样可怕，赫纳罗父子一向富有创造精神，干劲十足，用一个名叫“为六万四千索尔回答问题”的新节目找到了财源。这个节目是从巴黎电影院传来的，由知识渊博的竞选人（汽车、索福克勒斯、足球、印加国王）回答多达六万四千个问题。
通过小赫纳罗，我一直留意着彼得罗·卡玛乔的情况。最近，我经常同小老板到科尔梅纳大街的布兰萨餐厅喝咖啡。卡玛乔在德尔加多大夫的私人诊所里住了近一个月，由于花钱太多，赫纳罗父子便设法把他转送到拉尔科·埃雷拉大街上公共慈善局开办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据说人家还很尊重他。一个星期天，在牧师公墓登记过卡片，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拉尔科·埃雷拉，打算去探视卡玛乔。我带了几小袋薄荷玛黛茶作为礼物，准备让他泡着喝。但是正当我随着探视的人群踏进疯人院那监狱式的大门时，我突然决定不去看他了。在这个壁垒森严、人员杂处的地方——大学一年级时我们曾在那里上过心理学实习课——重见那位已变为疯子的文人，这想法首先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痛苦。我转身向外走去，回到了米拉弗洛雷斯。
星期一，我对妈妈说，我想同父亲见面。她劝我要谨慎，别说惹他生气的话，不要冒挨打的风险，最后把我父亲的电话号码给了我。父亲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在去美国前的那间办公室里见我。那地方在卡拉巴耶胡同，一条细砖铺地的长廊的尽头。这条长廊的两侧都是住房和办公室。在进出口公司，我认出了几位从前同父亲共事的职员，他们把我领进了经理办公室。父亲独自坐在以前的办公桌后面，身穿奶油色西装，结着一条绿底白点的领带。我发现他比一年前瘦多了，脸色有些苍白。
“早上好，爸爸。”我站在门口说，极力使声音显得洪亮而坚定。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他指着一张椅子说道，那神情含含糊糊，看不出有太多的恼怒。
我侧身在椅子边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田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赛。
“我想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对您讲一讲。”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依然沉默不语，等待我讲下去。为了显得镇定，我缓缓地讲起来，留心观察着他的反应。我详尽地谈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时间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学课程作业和考试的情况。我没有撒谎，但是我把一切都说得令人满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又严肃，并且热切地盼望着结束学业。讲到这里，我停下来，父亲仍旧一言不发，等待着我的结论。因此我只好咽口唾液，说了出来：
“您看，我已经可以谋生，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继续读书。”随后，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几乎听不见，“我希望你能准许我把胡利娅叫回来。我俩已经结婚了，她不能一个人生活。”
他眨眨眼睛，脸色越发苍白了。一霎间，我以为他又要大发雷霆，那曾经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梦之一。但只是粗声粗气地对我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桩婚事无效。你尚未成年，未经允许不能结婚。如今你结婚了，那只能是伪造证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办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桩婚事可以随时取消。”
他解释说，伪造官方证明是很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说要由谁为此付出代价，那将不是我这个小孩子，因为法官会认为我是被诱骗的；要追究的是那个成年女人，因为按照逻辑，她必将被认为是诱骗犯。做完这番法律阐述（他是用冷冰冰的声调讲出来的），他长篇大论起来，渐渐显得有些激动。我以为他讨厌我，然而实际上他一向为我好，即使有时对我严厉些，那也是为了纠正我的错误，为我的前途操心。他说，我这种难以管束的倔强性格和矛盾心理将会毁掉我的一生。这桩婚事等于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索，他是为了我好才反对的，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伤害我。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恋爱并非坏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男子汉行为；如果我像个女人，那就可怕了。但是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小子，一个大学生，同一个离过婚的成年女人结婚，可真是难以估量的愚蠢举动，严重后果，到将来我才会懂得；到那时，由于这桩错误的婚姻，我会变成一个可怜虫，终日咽那杯难咽的苦酒。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样的下场，而盼望我诸事如意，前程似锦。总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弃学业，否则将会遗憾终生。说罢，他站起身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接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只听见隔壁打字声一阵阵传来。我低声告诉他保证念完大学，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分手的时候，我们犹豫了一下，便拥抱在一起。
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我直奔中央邮局发出一份电报：“你已被赦。我尽速寄上机票。吻你。”那天下午我去历史学家的家里、泛美电台的阁楼和公墓，绞尽脑汁思索着如何凑齐这笔钱。当天夜里，我开出一张准备借钱的名单和款数。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来一份回电：“明日乘智机到秘。吻你。”后来我才知道，胡利娅卖掉了戒指、耳环、发簪、手镯和几乎全部衣服才买到那张机票。当我在利马坦博机场接到她的时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女人。
我把胡利娅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这套房子几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蜡，打扫得窗明几净，还用红玫瑰美化了一番，写着“欢迎你”。胡利娅姨妈里里外外审视了一遍，好像那是一个新玩具。看到给《秘鲁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注，看到《商报》准备会见的作家名单，看到我的工作时间表以及支出清单（理论上证明我们是可以过活的），胡利娅姨妈开心地笑了。我对她说，我们亲热一番之后，我给她念一篇题为《虔诚的女信徒与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说，请她选择一个结尾。
“哎呀，小巴尔加斯，”她一面急忙脱衣服一面笑着说道，“你已经长成大人了。现在为了诸事如意，去掉你脸上的孩子气，答应我，留起胡子来吧。”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城市与狗》《凯尔特人之梦》《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艰辛时刻》《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