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我们告别的时候，马丁对我们说，由于有卡奇切姑娘的先例，我们到汤博·德莫拉来是做错了。但是，他劝我们到下钦查去，到埃尔卡门、苏纳木柏、圣彼得或本省任何一个镇子去，说在那儿他们会立即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
“那些镇长都是些闲人，无事可干，没机会为人举行婚礼。他们会高兴得要死。”马丁对我喊道。
我们回到出租汽车等我们的地方，一句话没说。司机提醒我们，由于等了那么长时间，车费需要另议。回钦查市的路上，我们商定第二天一大早便开始到一个个区、镇去，拿出慷慨的报酬，直到找到一个该死的镇长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
“快九点了，”胡利娅姨妈突然说，“他们大概已告诉我姐姐了？”
我让大巴布罗把我对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交代的话背下来，并且重复了十几次。为了更有把握，最后我把应该说的话写在了一张纸上：“马里奥和胡利娅已经结婚。你们不必为他们担心。他们很好，几天后就回利马。”大巴布罗要在晚上九点钟从公用电话打电话，转达完口信后立即把电话挂掉。我借着火柴的光亮看了看表：是的，家里已经知道了。
“他们大概正死死地追问南希，”胡利娅姨妈说，努力讲得自然，仿佛在讲别人的事，“他们知道南希是同谋，不会轻易饶过那个瘦姑娘。”
道路坑洼不平，破旧的出租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好像随时都要停下来，周身的铁皮和螺丝叽叽嘎嘎作响。月光柔和地映照着沙洲，我们不时远远地看到一片片的棕榈树、无花果树和角豆树。天上繁星密布。
“或许你爸爸一下飞机，他们就告诉他了。”哈维尔说，“真是不寻常的见面礼！”
“我对上帝发誓，我们将会找到一个镇长，”巴斯库亚尔说，“如果明天上午还不能使你们在这个地方结婚，我就不是钦查人。我这是君子之言。”
“你们是要找一个镇长让你们结婚吗？”司机关心地问，“小姐是抢出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不信任我？如果你们早说了，我会把你们送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那里的镇长是我的朋友，准保为你们结婚。”
我建议继续开车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但是他马上让我扫兴了。镇长那时大概不在镇上，而是在他的小庄园里，要找他需要骑毛驴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好还是第二天再说。我们定好次日早八点，他来接我们。如果他能让他的朋友帮助我们，我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作为报答。
“当然，”他给我们鼓劲，“无需多费口舌，你们在修女梅尔乔丽塔的镇上结婚就是了。”
南美饭店的餐厅已准备关门，但是哈维尔说服了侍者为我们准备点吃的。侍者送来了可口可乐和重新温热的蛋炒饭，我们几乎没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大家在窃窃私语，仿佛是些阴谋分子，忍不住大笑起来。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原来打算当天在我们结婚后回利马去，但是由于事情起了变化，他们留了下来。为了省钱，二人合住一间。当我们各自到自己房间去时，六七个人走进餐厅，几个穿高腰皮靴和马裤的人大声吵着要啤酒。这些人醉酒地喊叫，用纵声大笑、碰杯声、愚蠢的玩笑和粗野的祝酒——后来是打饱嗝和胃痉挛——谱成了我们新婚之夜的主题歌。虽说白天在钦查市政府未能成功结婚，但仍然是一个热烈而美好的新婚之夜。这天夜里，在那张由于我们没完没了的接吻而像起重机一样呀呀作响并且肯定有许多跳蚤的破床上，我们几度相悦，情火一次比一次更炽；我们的两手和双唇总是不分开，互相使对方感到舒服，同时述说着要永远相爱，绝不说谎或欺骗对方，白头到老。店家来敲门时——我们要他们七点钟把我们叫醒——醉汉们刚刚停止喧闹，而我和胡利娅姨妈仍然睁眼未眠，裸着身子在绿色菱形图案的床单上紧紧抱在一起，像醉人那样神魂颠倒，满怀激情地互相对视。
在南美饭店公共盥洗室里梳洗堪称一种奇迹。沐浴设备像是从来无人用过，长满绿锈的喷头向各个方向喷洒水流，唯独避开洗澡的人。流出干净的水之前，必须长时间忍受喷头咕嘟咕嘟涌出的污水。没有毛巾，只有一块破布用来擦手，因此我们不得不用被单擦身子。但是，我们感到幸福、激动，这些不便使我们感到可乐。我们在餐厅里看到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时，他们已经穿好衣服，困倦的脸上有些苍白，厌恶地望着昨天夜里醉汉们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样子：到处是打碎的杯子、烟头、呕吐物、痰和唾沫，餐厅职员正在这些脏物上撒下一桶桶锯末，恶臭仍呛鼻。我们在街上一个小酒店里喝了牛奶咖啡，从那儿可以看到广场茂密高大的树木。灰蒙蒙的薄雾中，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升起来，天空晴朗。这样开始新的一天，给人以奇特的感觉。我们回来的时候，司机已在饭店里等我们了。
我们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路两旁是葡萄园和棉花田。在沙漠的尽头，远远看到了灰褐色的科迪勒拉山脉。司机十分饶舌，同我们的一言不发形成对照。他甚至喋喋不休地讲了修女梅尔乔丽塔：凡是她有的东西，都送给穷人；她照料病人和老人，安慰遭受不幸的人；她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那么出名，省内所有镇子的信徒都来她身边祈祷。司机跟我讲了她的几次显灵。她能同赏识她的圣徒交谈，救活了患不治之症的垂死病人；她看见过上帝，使长在石头上的一株玫瑰开了花。
“她比乌马伊镇的小修女和卢伦镇的耶稣更得人心，只要看看有多少人来她的修道院、参加为她举行的祈祷就清楚了，”司机说，“没理由不封她为圣女。你们是利马人，活动活动，促成这件事吧。这是正义的事，请相信我好了。”
当我们终于从头到脚盖满尘土地到达格罗西奥·普拉多没有一棵树的宽大方形广场时，发现梅尔乔丽塔确实不负众望。一群群小孩子和女人围住了汽车，一边喊叫，一边做手势，自荐带我们去修道院。梅尔乔丽塔就生在那所房子里，在那儿修炼，在那儿显灵，最后安葬在那儿。他们送给我们小神像、祷文、神符和带着修女像的纪念章。司机不得不进行说服，告诉他们，我们既不是朝圣者也不是游客，以便让我们得到安静。
镇政府是一座锌铁板屋顶的土坯房，窄小简陋，阴沉沉地矗立在广场一侧，大门关着。
“我的朋友很快就会来，”司机说，“我们到荫凉下等他吧。”
我们坐在镇政府屋檐下的人行道上，从那儿可以看到条条笔直的土街尽头，周围不到五十米的范围内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粗芦苇搭成的棚屋，接下去便是小庄园和沙漠。胡利娅姨妈坐在我身边，脑袋枕在我肩上，闭着眼睛。我们在那儿观看。骡夫们徒步或骑着驴子走过去，女人们到流过一个街角的小河里去汲水。过了半小时，一个骑马老人走过。
“你们是等哈辛多先生吗？”他一边脱去草帽向我们致意一边说道，“他到伊卡市去了，去求省长放他到兵营去领回他的儿子，士兵们把他儿子抓去当壮丁。哈辛多先生下午才回来。”
司机建议我们留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参观梅尔乔丽塔的纪念地，但我坚持到别的镇子去碰碰运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他答应继续拉我们到中午。
早上九点钟，我们重新启程。汽车在骡行小路上剧烈地摇晃着，那些被沙洲吃掉一半的土路扬得我们满身沙子。我们有时驶临大海，有时驶近山麓，实际上我们跑遍了整个钦查省。在埃尔卡门镇口，汽车的一只轮箍断裂了。由于司机没有千斤顶，我们四个只好以人力把汽车架起来。半晌时分，太阳渐渐热起来，直至令人难以忍受；车子被灼烤着，大家像在土耳其浴池里似的汗水淋淋。发动机的散热器开始冒烟，我们不得不预备满满一铁桶水，每隔一段时间浇它一次。
我们找了三四个区长和三四个副村长。那些小村落，有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村长全是些粗人，找他们要到小庄园去，他们在那儿耕田；或者到商店去，他们在那儿向居民们出售油和香烟。其中有一个村长，即苏纳木柏的村长，我们不得不到渠边把他摇醒，他喝醉了，正在那儿呼呼大睡。每到一处政府所在地，我就从汽车上下来，有时由巴斯库亚尔，有时由司机，有时由哈维尔陪着，去和村长交涉，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的人越多，村长越害怕。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每次我在农民、渔夫或商人（下钦查的村长自称是“乡医”）脸上看到的总是不信任的神情，眼里流露出惊恐。其中只有两个人是断然拒绝的，一个是上拉兰的村长，那是个小老头，我一边跟他讲话，他一边把苜蓿包放在几匹骡背上。他对我讲，除了本村人，他不为任何人办理结婚。另一个是圣胡安·德亚纳克的村长，那是一个混血农民。一看到我们，他大吃一惊，以为我们是警察局的人，是为什么事来跟他算账的。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时，大动肝火：“不行，说破了天我也不干。白人到这个出自上帝之手的村子来结婚总会有什么不好的原因。”其他镇长、村长拒绝不办的借口都大同小异，最通常的借口是：登记册丢了，或者用完了，在钦查市下发新登记册前，本政府无法办理出生、死亡证明，也不能为任何人办理结婚。查文镇长对我们的回答最荒唐，他不能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因为没有时间，他要去杀死一条狐狸，这条狐狸每夜都要吃掉当地两三只小鸡。只有在新镇，差一点大功告成。镇长耐心地听了我们的讲述，同意为我们办理结婚事宜，说付五十英镑可以免发结婚通告。他根本不管我的年龄，像是相信了我们对他肯定的现在结婚的大多数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八岁。我们站在架在两只大桶上充当办公桌的大木板前（这是一间土坯房，房顶有洞，可以看到天空），这时村长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证件。突然，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使他害怕了。我们跟他讲这并没有什么妨碍，外国人也是可以结婚的，并且答应再多给他一些钱。但毫无用处。“我不想冒险，”他说道，“小姐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回到钦查。我们热得要死，满身灰尘，垂头丧气。在城郊，胡利娅姨妈哭了。我把她抱在怀里，在耳边悄悄对她说不要这样，我爱她，即使跑遍秘鲁所有的村镇也要结婚。
“我不是为我们不能结婚哭，”她眼泪汪汪地说，竭力露出笑脸，“而是因为这一切太可笑了。”
到了饭店，我们要司机过一个钟头回来，以便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看看他朋友是否返回。
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感到饿，因此大家的午餐只是一份干酪三明治和可口可乐，是在柜台前站着吃的。随后便去休息。尽管前天夜里一夜未眠，今天上午又一次次地失败，我和胡利娅还是在飘荡着尘埃的微弱光亮中，在菱形花格床单上，感情炽热、兴致勃勃地相爱。从床上，我们看到太阳的余晖刚刚能透进来。高高的天窗玻璃上长满苔藓，使阳光变得淡薄而昏暗。我们没有起床去餐厅和我们的同谋会面，而是即刻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得焦躁，惊恐，噩梦重重，每当我们本能地想互相寻找和抚摸时总是飞来横祸。后来，我们互相讲述了那些噩梦，知道两个人都在梦中看到了亲属。当我告诉胡利娅姨妈，在梦中，我有一会儿感到经历了彼得罗·卡玛乔最近的大灾难之一的时候，她笑了。
有人敲了几下门，我醒来了。室内漆黑一片，透过天窗的缝隙能看到电灯的几道光亮。我大声喊着说马上就来，一边摇晃着脑袋赶走睡意一边划着火柴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点钟。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似的，这一天又白白地丢掉了，更糟糕的是我已经没有钱继续去找村长了。我摸索着走到门边把门半打开。当我正要为了把我叫醒骂哈维尔的时候，却发现他满面喜色：
“一切都办好了，小巴尔加斯，”他说，骄傲得像只孔雀，“格罗西奥·普拉多村长将办理登记手续，准备结婚证。别再作孽了，快点，我们在汽车上等你们。”.
他关了门，我听见他笑着离去了。胡利娅姨妈已经从床上坐起来，揉搓着眼睛。在阴影中，我猜得出她脸上惊讶、将信将疑的表情。
“我的第一本书就写这个司机。”我说，我们穿着衣服。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胡利娅姨妈笑道，“即使看到结婚证，我也不会相信。”
我们急急忙忙跑出来。穿过餐厅时看到那里已有许多人在喝啤酒。有个人十分风趣地恭维胡利娅姨妈，逗得很多人笑起来。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坐在汽车里，但是已不是上午那辆，司机也换了。
“他想耍滑头，收我们双倍的钱，趁火打劫，”巴斯库亚尔对我们解释说，“我们让他滚蛋了，在这里找了另一位师傅，这个人好极了。”
种种担心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想换了司机可能会使婚礼再次告吹。但哈维尔要我放心，并不是那个司机跟他们去格罗西奥·普拉多的，而是这一个。他们顽皮地告诉我们，他们决定让我们休息，以防再次遭到拒绝时胡利娅姨妈感到难过；他们去格罗西奥·普拉多交涉，和村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是个博学的乔洛人，只有钦查这块土地才能有这样的上等人，”巴斯库亚尔说，“你必须参加为梅尔乔丽塔举行的祈祷，以表示对他的感激。”
格罗西奥·普拉多的村长静静地听了哈维尔的解释，不慌不忙地阅读了全部证件，考虑了好一阵子，之后提出了他的条件：一千索尔，但要把我出生证上的“六”字改成“三”，这样我就等于早出生了三年。
“无产者的智慧，”哈维尔说，“我们才是没落阶级，请你相信好了。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而这个农村人以他敏锐的辨别力马上看到了。事情解决了，你已经到了法定婚龄。”
就在村政府，村长和哈维尔动手把“六”改成了“三”。村长说，墨水不一样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内容。我们在八点钟左右到达格罗西奥·普拉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斗，空气温和宜人，村内的所有小房子和棚屋都亮着灯。我们看到一座灯火辉煌的房子，透过芦苇的缝隙射出了烛光。巴斯库亚尔画着十字对我们说，那就是梅尔乔丽塔曾住过的修道院。
村政府里，村长正在一本黑皮厚本子上填写着结婚证明书。这里只有一间屋子，地板是泥地，刚刚洒过水，飘起一层潮湿的蒸汽。桌上点燃着三支蜡烛，微弱的光亮映照出粉刷过的墙上用钉子钉着的一面秘鲁国旗和一幅带有共和国总统头像的图画。村长是个五十上下的人，身材肥胖，面部毫无表情。他用蘸水钢笔慢慢地写着，每写几个字就在颈脖墨水瓶里蘸一下。他苦着脸点头向胡利娅姨妈和我打招呼。我估计他这样慢腾腾地填写登记表格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写完后，身子一动也不动，说：
“需要两个证婚人。”
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走上前，但只有巴斯库亚尔被村长接受了，因为哈维尔年纪太轻。我跑出去和坐在汽车里的司机商量，他同意以一百索尔为酬劳做我们的证婚人。他是一个瘦瘦的桑包人，镶着一颗金牙。他时时都在抽烟，在来这儿的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当村长指给他应该在哪儿签字时，他不悦地摇摇头说：
“真倒霉，”看他说话的神气，仿佛后悔了，“什么地方见过这种连为未婚夫妇祝贺的可怜的一瓶酒都没有的婚礼？我不能为这种事情作证。”他怜悯地看了我们一眼，在门口说，“等我一会儿。”
村长双臂抱胸，闭上眼睛，好像要睡觉了。胡利娅姨妈、巴斯库亚尔、哈维尔和我互相观望，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准备到街上去另找一个证婚人。
“没必要，他就会回来，”巴斯库亚尔制止我，“再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想到祝酒的事。这个混血儿给我们上了一课。”
“简直受不了，”胡利娅姨妈抓住我的手悄悄地说，“你不觉得你仿佛是在抢劫银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吗？”
混血儿耽搁了几十分钟，宛如过了好几年，但是他终于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两瓶酒。仪式得以继续进行。证婚人签字后，村长让胡利娅姨妈和我也签了字。他打开一本法典，凑近一支蜡烛，像他写字一样慢腾腾地对我们念了有关夫妻义务和权利的条款，随后便发给我们证明，告诉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和胡利娅姨妈接了吻，而后证婚人和村长都拥抱了我们。司机用牙齿撬开酒瓶。没有酒杯，我们只好一个挨一个地对着瓶嘴喝。回钦查市的路上，大家很高兴，也很平静。哈维尔试图用口哨吹出《婚礼进行曲》，却吹得令人啼笑皆非。
付了出租汽车费，我们到阿尔玛斯广场去，以便让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乘公共汽车赶回利马。一个小时之后才有汽车去利马，因此我们有时间在太阳餐厅用饭。吃饭时，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回米拉弗洛雷斯后，哈维尔到我舅父鲁乔和舅姆奥尔卡那儿去探探家里的空气，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第二天上午回利马去。巴斯库亚尔必须想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离开电台两天多这件事。
我们在公共汽车站送走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像老夫老妻似的交谈着回到南美饭店。胡利娅姨妈感到不舒服，她认为是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喝了酒所致。我对她说，我觉得那酒的味道好极了，但没有告诉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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