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钟，我们在大学城乘公共汽车离开利马。胡利娅姨妈借口在旅行前再最后买些东西，从我舅舅家里出来；我装着去电台工作的样子从外祖父家里出来。胡利娅在一个袋子里装好一件长睡衣和更换的内衣，我在袋子里装了牙刷、梳子和刮脸刀（说真话，这对我没有太大的用处）。
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正在大学城等我们，他们已经买好了车票。幸好没有任何其他旅客。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十分谨慎，他们和司机一起坐前边，让我和胡利娅姨妈坐后边。那是一个典型的冬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下着蒙蒙细雨。大部分时间我们行驶在沙漠之中。整个旅途中，我几乎都在和胡利娅姨妈狂热地接吻，互相握手，脉脉含情；同时，在发动机的鸣响中，听着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低声交谈，司机有时也插话进来。上午十一点半，我们到达了钦查市。这时，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清新透明，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一片喧闹。一切都像是好兆头。胡利娅姨妈微笑着，很是高兴。
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去市政府看看是否一切准备就绪，我和胡利娅姨妈去南美饭店安顿下来。这是一所木坯结构的单层老式房子，院子里架有顶棚，作饭厅用；在一条瓷砖铺地的过道两旁排列着十几间小房子，看上去像一家妓院。柜台上的人向我要了证件，只看了我的记者证；可是当我在名字旁边写上“和夫人”的时候，他嘲弄地看了胡利娅姨妈一眼。我们的房间里，地面上铺着小石板，有些已断裂，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地皮。一张双人床，铺着绿色菱形图案的被单；一把小椅子；墙上有几枚挂衣服用的粗钉子。我们一进屋便热烈地拥抱，互相亲吻，抚摸，直到胡利娅姨妈推开我笑着说：
“好了，小巴尔加斯，首先我们应该结婚。”
她很激动，眼睛闪闪发光，含着喜悦的心情。我非常爱她，为了同她结婚而心中充满幸福。她在走廊的公共盥洗室里梳洗时，我等待着，对天发誓，我们不会像我认识的所有夫妇那样使结婚成为一场灾难，而将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婚将不会影响我有一天成为作家。胡利娅姨妈终于出来了，我们手拉手，慢慢向市政府走去。
在一家酒店门口，我们见到了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他们正在喝冷饮。市长去主持一个开幕式了，但很快就会回来。我问他们巴斯库亚尔的亲戚是否讲定了我们将在中午结婚，他们两个都嘲笑我。哈维尔同我这个心急如焚的未婚夫开了几个玩笑，并引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谚语：等人心焦。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四个在阿尔玛斯广场高大的桉树和橡树下散步。有些年轻人在那儿游荡，老人则一边读利马的报纸一边擦自己的皮鞋。过了四个小时，我们回到市政府。戴阔边眼镜的瘦小秘书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市长已出席开幕式回来，但他又到钦查市太阳餐厅去吃午饭了。
“您没告诉他我们在等他为我们举行婚礼？”哈维尔责备他。
“他和别人在一起，说话不方便。”秘书以很懂礼貌的神气说。
“我们到餐厅去找他，把他叫回来。”巴斯库亚尔安慰我说，“请不必担心，马里奥先生。”
我们边走边问，在广场附近找到了太阳餐厅。这是一家当地人开的饭铺，小小的餐桌上连桌布也没有。最里边是厨房，那儿火花飞迸，热气腾腾，一些女人正围着大铜锅、炒菜锅和香气扑鼻的一大盘一大盘菜肴操作。餐厅里，一架立式留声机正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华尔兹舞曲。用餐的人很多。胡利娅姨妈站在门口正要说还是等市长吃完饭更恰当，市长从一个角落里认出了巴斯库亚尔，招呼他。我们看到泛美电台的编辑同从餐桌旁站起来的一个金红色头发的青年人拥抱，那张餐桌上有五六个人用餐，全部是男人，桌上摆着五六瓶啤酒。巴斯库亚尔招呼我们走过去。
“啊，坦白地说，未婚夫妇，我完全把事情忘了。”市长握着我们的手，用一种老手的目光从上到下地打量着胡利娅姨妈说。他向奴颜婢膝地望着他的同伴转过身，用盖过华尔兹舞曲的高嗓门对他们说：“这两个人刚从利马逃出来，我要给他们举行婚礼。”
那些人笑起来，鼓掌欢迎，把手伸向我们。市长要我们同他们坐在一起，又要来啤酒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但是，这会儿你们可不能坐在一块儿。你们今后一辈子都要待在一起的。”市长乐呵呵地说，他拽着胡利娅姨妈的胳膊，拉到他身边坐下，“未婚妻坐在这儿，在我的身旁，幸好我的妻子不在。”
同伴们向他祝贺。他们比市长的年龄大，有些是商人，有些是穿着礼服的农民，所有人都像市长一样喝得醉醺醺。有几个人认识巴斯库亚尔，询问他在利马的生活情况，什么时候回利马。我靠着哈维尔坐在桌子一端，竭力做出微笑的神态，慢慢地喝着半温的啤酒，心里一分钟一分钟数着时间。市长和他的同伴很快就对我们失去兴趣。他们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啤酒，先是干喝，随后就着橘汁蒸石首鱼和生石首鱼块喝，还吃干果，后来又干喝啤酒。再没有人记得结婚的事，就连巴斯库亚尔也一样，他眼睛通红，和别人一样用令人厌恶的声音跟市长一起唱华尔兹舞曲。整个午餐期间，市长一直在恭维胡利娅姨妈，现在他企图用胳膊搂住她，拉向自己肥胖的脸。胡利娅姨妈强颜欢笑，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时不时地向我投来焦急的目光。
“安静些，朋友。”哈维尔对我说，“你只想结婚的事，别的什么都别想。”
“我觉得他太叫人讨厌了，”我对哈维尔说，因为我听到市长高兴到了极点的时候说要拿吉他来，关起钦查太阳餐厅的门，让我们跳舞，“我觉得再也忍不住了，真想揍这个混蛋一顿耳光。”
当我站起身来对胡利娅姨妈说“我们要走了”的时候，心中升起一团怒火，决定一旦市长举止无礼就揍他一顿。胡利娅姨妈立刻站起来，感到轻松了。市长并没有阻止她，继续心醉神迷地唱着舞曲。看到我们要走，他微笑着向我们告别。我觉得那微笑含着讥讽。哈维尔跟在我们后边走出来，说市长只是喝醉了。去南美饭店的路上，我大骂巴斯库亚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应该对这顿荒唐的午餐负责。
“不要像个没有教养的孩子，要学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哈维尔责备我，“这个家伙喝醉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你不要难过，今天他会让你们结婚的。你们在饭店里等着，我来叫你们。”
进了房间，一剩下我和胡利娅姨妈两个人，我们便互相投进对方的怀抱，拼命地吻起来。我们都不说话，但是手和嘴在滔滔不绝地互相表达着我们感觉到的、情火如炽的美好东西。我们是靠近门口站着开始接吻的，慢慢地移近床边，接着在床上坐下来，最后终于躺下，紧紧拥抱着的臂膀一刻也没有松开。我幸福得要发疯，感到迫不及待，用没有经验的、贪婪的手抚摸胡利娅姨妈，先是隔着衣服，然后解开她那已被弄皱的砖色上衣的扣子。当我正在吻她的胸脯时，有人不合时宜地轻轻敲门。
“一切都准备好了，情人们，”我们听到哈维尔的声音，“五分钟后，在市政府举行婚礼。那个蠢货在等你们。”
我们快活地慌忙从床上跳下来。胡利娅姨妈羞得满面绯红，整理着衣服。我像个孩子似的闭上眼睛，想着一些抽象可敬的东西——数字、三角形、圆圈、祖母、母亲——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在过道的盥洗室里，胡利娅姨妈和我先后梳理了一下，然后便一口气跑到市政府。秘书立刻把我们让进市长办公室。那房间很宽敞，墙上挂着秘鲁国徽，写字台上插满小旗，放着登记册，五六条木凳仿佛学校的课桌。金红色头发的市长刚刚洗过脸，头发还湿漉漉的，衣着非常齐整，从写字台后边彬彬有礼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既礼貌又庄重。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在写字台两边狡狯地向我们微笑着。
“好的，我们开始吧！”市长说，他的声音柔弱而颤抖，仿佛不听支配，刚到舌尖就停止了，“证件在哪儿？”
“在您手里，市长先生，”哈维尔以十分有教养的语气回答，“我和巴斯库亚尔星期五就交给您了，以便提前办理手续。您怎么不记得了？”
“看你醉成什么样子，表哥，竟把这事给忘了，”巴斯库亚尔笑了，声音里也带着醉意，“是你自己要我们把证件交给你的。”
“噢，那大概是在秘书手里，”市长嘟囔着说，显得有些不高兴，板着脸看着巴斯库亚尔喊道，“秘书！”
戴阔边眼镜的瘦小秘书拖了几分钟才找到我们的出生证和胡利娅姨妈的离婚判决书。我们默默地等着，市长抽着烟，打着呵欠，不耐烦地看着表。秘书终于带着反感的神情一边查看一边把证件拿来，放在写字台上，打着官腔说：
“证件在这儿，市长先生。青年人的年龄不合适，我对您说过。”
“有人问您了吗？用得着您多嘴？”巴斯库亚尔说，他向秘书走过去一步，像是要掐死他。
“我是履行我的职责。”秘书回答说。他转身朝着市长，指着我，酸不溜丢地坚持道：“他只有十八岁，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表哥，你怎么找了个笨蛋当助手？”巴斯库亚尔忍不住了，“干吗还不马上把他赶走，找个机灵点的人？”
“住嘴，你喝醉了，看你那副凶样子。”市长说，他咳嗽了一下，以拖点儿时间。他把胳膊交叉抱起来，神情严肃地扫了我和胡利娅姨妈一眼，“我本想放过结婚通告这件事，帮你们一个忙。但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感到很遗憾。”
“怎么搞的？”我惶惑不解地说，“难道您不是从星期五就知道我年龄的事吗？”
“这是在做什么戏？”哈维尔插嘴说，“您不是跟我说让他们结婚没问题吗？”
“您是要我去犯罪吗？”市长发火了，像是受了侮辱，“还有，不必用那么大嗓门跟我说话，好好说就行，不要大喊大叫。”
“但是，表哥，你发疯了吧！”巴斯库亚尔气冲冲地说，把写字台捶得山响，“你原先同意了——你知道年龄的事，还说这没关系。你不要对我装成一个健忘症患者和奉公守法的人。痛痛快快让他们结婚，别乱扯淡！”
“不要在高贵的女士面前说脏话，不要再喝酒了，因为你已失去了理智。”市长心平气和地说。他转身向秘书打了个手势让他退下去。当只剩下我们这伙人的时候，他压低声音，以同谋的神气向我们微笑着：“你们没看到这家伙是我对手的密探吗？现在他发觉了，我不能为你们办理结婚了。否则我会落到不可收拾的下场。”
没办法说服他。我对他发誓说，我的父母住在美国，因此我拿不出法院的特许证。我们家里不会有人为我结婚一事找麻烦，我和胡利娅姨妈结完婚就动身到外国去，再也不回秘鲁。
“我们早就讲好的嘛，您可不能对我们失信。”哈维尔说。
“你不要让人那么讨嫌，表哥，”巴斯库亚尔拽着他的一条胳膊，“你不知道我们是从利马赶来的吗？”
“镇静点，你们不要缠着我不放。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一切都会解决。”市长最后说，他站起身来，向我挤挤眼睛，“到汤博·德莫拉去！去找渔夫马丁！你们现在就去，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渔夫马丁是个非常热情的桑包人，他会十分乐意为你们办理结婚手续。这再好不过了。那是一个小村子，不会引起什么风波。去找马丁，他是村长。你们给他一些小费，事情很容易解决。他几乎不识字，不会看这些证件。”
我想说服他，让他跟我们一同前往。我跟他开玩笑，恭维他，恳求他，但无济于事。他有约会，有工作，家人在等他。他陪我们走到门口，以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在汤博·德莫拉，只要两分钟，一切都可办妥。
在市政府的门口，我们叫了一辆破烂不堪的出租汽车，把我们拉到汤博·德莫拉。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一路上都在谈论市长。哈维尔说市长是他所见到的最无耻之徒，巴斯库亚尔企图把罪过归咎于秘书。这时司机突然插嘴，大骂钦查市长，说他活着只是为了做官和嫖妓。我和胡利娅姨妈手拉手对视，我不时地在她耳边悄悄地说我爱她。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汤博·德莫拉村。从海滨看到一轮火红的太阳正从晴朗的天空沉入大海，天空中开始跃出星星眨巴着眼睛。我们穿过这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村落，住宅全是芦苇和泥巴砌成的棚屋，到处是底部凿穿待修的渔船和晾在木桩上的渔网。我们嗅到了鲜鱼和大海的气味。半裸着身子的小黑孩把我们围起来，问个不停：我们是谁，从哪儿来，想买什么。我们终于找到了村长的棚屋。他的妻子是黑人，正一边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扇子扇着炉灶。她告诉我们村长捕鱼去了。接着又看看天，补充说，他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到海滩上去等村长。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坐在一棵树的树干上，看着渔船如何在复杂的操作下被拖上沙滩，看着渔夫们一到岸，他们的妻子就排除贪婪的狗的搅扰，砍去鱼头，掏出内脏。马丁是最后回来的。夜幕降临，月亮已在天空升起。
马丁是个头发斑白的黑人，大腹便便，爱开玩笑，话很多。尽管入夜已很凉爽，他还是只穿着一条贴身的短裤。我们向他致意，仿佛对待从天国下凡的神人。我们帮他把渔船拖上岸，然后跟着他回家。渔民们没有大门的棚屋里泻出灶火微弱的光亮，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向他解释来访的原因。他露出一嘴大马牙笑起来：
“说什么我也不干这事，朋友们。你们去找别的好说话的人弄凉这块烤肉吧，”他对我们说，大嗓门像唱歌似的，“我曾经因为办过一件类似的胡闹事，差点儿吃子弹。”
他告诉我们，几个星期前，为了帮助钦查市长，他没发结婚通告就为一对情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四天后，新娘的亲夫找来了，气得都快发疯了。“原来是卡奇切镇的姑娘。这个镇的女人都有扫帚，晚上会飞跑。”渔夫说，“这姑娘两年前就结婚了。她的丈夫威胁要杀死那个竟敢使一对通奸者的结合合法化的鬼村长。”
“我那位钦查的同事对这种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个滑头，自己是怎么也不肯陷进去的，”马丁拍打着他那水滴闪闪发光的大肚皮嘲弄，“每逢碰到这种肮脏事，他就赠送给渔夫马丁，让黑人马丁给他当替死鬼。他实在太滑头了！”
没有办法使他动心。他根本不看我们的证件，也不听哈维尔、巴斯库亚尔和我讲的道理。胡利娅姨妈不说话，有时面对黑人满嘴诙谐下流的话强颜欢笑。马丁开着玩笑回答我们的问题，嘲笑钦查市长，或者再次哈哈大笑着给我们讲述由于他使卡奇切镇那个迷人的姑娘和一个男人结了婚而她的亲夫要杀死他的故事，因为那女人的丈夫既没有死，也没有同她离婚。我们到了马丁家里，想不到他的妻子成了我们的同盟者。马丁本人擦着脸、胳膊和肥大的躯干，贪婪地闻着炉灶上煮沸的饭锅，对妻子讲我们要他做的事。
“为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吧，你这个不通人情的黑东西，”妻子对马丁说，怜悯地指着胡利娅姨妈，“你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们把她弄出来却不能结婚，这使她多难过呀。你有什么不好办的？还是因为自己是村长，觉得了不起？”
马丁迈着四方步在棚屋的泥地上走来走去，收集杯子和茶碗。这时我们又一次对他发起进攻，表示可以奉献一切；我们永世感谢他，并拿出一笔相当于他多日打鱼收入的报酬。但他坚定不移，最后骂他妻子，说不要对她不懂的事多嘴多舌。不过，他的情绪马上恢复过来，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放了一只杯子或小茶碗，为我们倒了一点皮斯科酒：
“为了不使你们白跑一趟，朋友们，”马丁举起酒杯安慰我们说，没有一点讥讽意味，这种祝酒在当时真是糟透了，“为未婚夫妇的幸福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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