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后来之所以蜚声体坛,既不是因为射门,也不是因为拦截罚球,而是由于给足球赛做裁判,还由于他的足迹遍及利马酒吧,因豪饮而欠账甚多。这个人物出生于达官贵人们于三十年前在拉伯拉区兴建的一处府第,那时有钱人曾企图将这片荒地变成利马的科巴卡巴纳(因土地潮湿而失败,这是对一味要骆驼钻针眼的惩罚,它毁坏了秘鲁贵族的咽喉和气管)。
华金是独生子,他的家庭除了富甲一方,还是挂满官衔、世系如林的名门,与西班牙和法国的一些侯爵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未来的裁判和酒鬼的父亲将贵族头衔置于脑后,而以毕生精力研讨经商的时髦思想;他经营的范围,从生产开司米到在亚马孙地区引种辣椒。他的母亲是个具有忘我精神的女人,患有淋巴腺炎,把丈夫赚来的钱都花在大夫和巫医身上,最后了此一生(因为她患有上层社会的多种疾病)。夫妻俩喜得华金这根独苗时,年龄都已比较大了。华金又是他们多年来乞求上帝赐予后代的结果,这对父母真是一桩难得的喜事,他们面对着摇篮,已在为儿子设想着前途:工业大王、农业大王、外交大臣或政界的头面人物。
这个孩子一反命运给他安排的财势之道,竟然做了足球裁判,是因为难以管束还是由于智能低下?不,都不是,纯粹出于天命。他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女教师,当然还有从法国和英国进口的吸奶器和围嘴。为了教他学会数数,认字母,从利马最好的学校里招聘了老师。但是老师们放弃了优厚的酬金,一一愤然辞职,因为这个孩子对任何知识都无动于衷:八岁时还不曾学会加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记住字母表中的几个元音,只会发几个单音节。他为人很安静,终日在拉伯拉区的住宅里闲逛,在成堆的玩具中厮混,这是为了他开心而从世界各地采购来的,有德国的机械人、日本的火车、中国的七巧板、奥地利的士兵、美国的三轮车。但是他对一切依旧极其厌倦,唯一能把他从那婆罗门式的困倦中唤醒片刻的,看来是南海牌巧克力糖果上的足球运动员商标。他把这些商标一一贴在精致的练习本上,好奇地端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父母二人被这样一种想法吓坏了:他们的后代是个有血友病的呆子,那么就会断子绝孙,成为世人的笑柄。便求助于科学,各家名医纷纷出现在拉伯拉区的宅邸。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博士是全利马最好的小儿科专家,他这样明白无误地开导两位苦恼的父母:
“这孩子害的是‘温室病’,”他解释说,“鲜花如果长在花园里,而不是长在昆虫野花之中,就会凋谢,香气就会变成臭味。镀金的监狱把孩子变得痴呆了。女保姆和教师都要辞退,孩子应该去上学,让他和同龄儿童来往。一年后,要是他打架打得鼻青脸肿,那就正常了!”
这对骄傲的夫妻为了儿子不变成傻瓜,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他们同意小华金去外边见见平民百姓的世界。当然给他还是挑选了利马最昂贵的学校,圣塔玛利娅的神父学校;为了不完全破坏等级界线,他们按学校规定的颜色给孩子做了校服,但用的是丝绒料子。
那位名医的处方获得了显著效果。不错,华金的成绩惊人地低,为了让他通过考试,父母二人像追求黄金那样闹出不少纷争。他们给校方捐赠(为建造学校小教堂用的玻璃、送给信徒们穿的呢料裙子、穷人学校用的结实课桌等)。但无论如何,这孩子确实喜欢交际了,而且从那以后,还时常露出笑脸。这个时候,他开始表现出这样一种怪癖:对足球发生了兴趣(对此,父亲不理解,只说这是一种毛病)。当得知他们的孩子小华金刚能穿上足球鞋,就从只会发单音节的麻木不仁状态变成一个活泼、健谈的人,二位老人大为高兴。他们立刻在拉伯拉区宅邸附近购置了一块土地,兴建了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足球场,以便让小华金在那里玩个痛快。
于是,从那时起,人们可以看到有二十四个学生每天下课后乘着从圣塔玛利娅来的公共汽车在拉伯拉区的棕榈大街下车——经常换人,但数目不变——到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家的体育场来玩球。赛后,贝尔蒙特家请每个运动员喝茶,吃巧克力、山楂糕、蛋白酥,并且备有冷饮。贝尔蒙特夫妇每天下午得意扬扬地望着他们的儿子小华金兴高采烈地喘着粗气。
只是几周之后,那个首先把辣椒引进秘鲁的人注意到事情有些奇怪。他多次发现小华金在充当裁判。那孩子嘴里叼着哨子,头戴遮阳帽,随着球员们的跑动,时而鸣笛警告,时而处理犯规。虽然孩子并不因扮演这种角色而感到低人一等,百万富翁却大为恼火。难道请这帮家伙来他家用点心喂肥了,是让他们跟自己的儿子平起平坐,敢这样厚颜无耻地打发华金去扮演裁判这种小角色吗?他几乎要打开多贝曼种狼狗的笼子,狠狠地吓唬一下这帮不要脸的东西。但是他只不过责备了他们一番。对这意外的责备,孩子们纷纷争辩说他们没有过错,并且发誓说华金之所以当裁判是因为他自己喜欢。那位当事人以上帝和自己母亲的名义承认,事情的确如此。数月后,父亲查阅了自己的记事本,听取了球场看门人的报告,于是面对如下的结果:在他家球场上举行的一百三十二场比赛中,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没在任何一场当球员,而是每场都当裁判。父母二人交换一下眼色,懊丧地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否则这怎么可能是正常的?于是他们再度求助于科学。
全城最出色的星相大师卢西奥·阿塞米拉教授能够根据黄道十二宫来推算命运,预知顾客(他称为“朋友”)的吉凶。他做过一番占星法术,询问过众位天神,查询过太阳真经,之后做出如下推断(即使不是最准确,也可以博得那二位父母的欢心):
“这孩子的每个细胞都是贵族式的,不愧为有高贵的血统,不容忍平等思想。”教授向他们解释说,摘下眼镜(是为了预卜未来时能够让瞳孔里的智慧火花更明亮吗?),“他宁肯做裁判而不当球员,是因为在比赛中指挥一切的是裁判。你们以为在这块长方形的草地上小华金是在搞体育?错了,错了!他是在体验祖先统治的欲望、出人头地的欲望和高人一等的欲望。毫无疑问,他的血管里流动着这种欲望。”
做父亲的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断地亲吻着儿子,自称身有万福,又在那已经相当优厚的酬金支票上加了一个零(对此,阿塞米拉教授只字未提),因为他确信儿子给同学当足球裁判的怪癖确实是奴役和征服他人的强大动力,而且将来儿子必定能成为世界的主人(退一万步讲也是秘鲁的主人)。所以这位工业家多次在下午离开那间多用途办公室,来到拉伯拉区的自家运动场,像雄狮温情地看着幼狮第一次撕裂绵羊那样,望着华金身着自己亲自买的华丽裁判服跟在那群乱腾腾的野小子(运动员?)后面吹哨子,享受着当父亲的快乐。
十年后,二位糊涂的父母又开始这样想,那番占星预卜的话也许过于乐观了。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已经年满十八岁,只是借助家里的捐赠才升到中学最后一年级,比同班同学已经落后数年之久。卢西奥·阿塞米拉说,世界征服者的基因潜隐在当足球裁判的怪癖中,但是毫无表现。相反,这位纨绔子弟是无可救药的傻瓜,这一点已经极其明显了,因为除了处罚任意球,他一无所长。从他的言谈来判断,按照达尔文主义的标准,他的智力介于先天性智力不全和猿猴之间。他既无风趣,又无雄心,对与裁判活动无关的事都没有热情,是一个极为枯燥无味的人。
当然,关于他的第一嗜好(第二嗜好是酗酒),这孩子的确表现出某些可称之为才能的东西。他那奇怪的公允态度(在球场神圣的空间和比赛的入魔时间里?)使他作为裁判在圣塔玛利娅的学校师生中赢得了威信,还获得了老鹰的称号,因为他从云端就能发现角豆树下的老鼠——那将是一顿美餐,他的目光可以准确无误地在任何距离、从任何角度看见后卫是否在狡猾地踢中锋的后腿,或前锋是否阴险地用臂肘撞击跃起接球的守门员。他对比赛规则的精通、以闪电般的决心处理球规之外突发情况而表现出的直觉能力,都是颇不寻常的。这位拉伯拉区的贵族的名声已越出圣塔玛利娅的校墙,开始为校际间的比赛做裁判,为区里的冠军赛做裁判。据说(在波达奥体育场?)有一天在乙级队比赛中,他把一名裁判替换了下来。
毕业后,在那二位束手无策的父母面前摆着一道难题,这就是华金的前途问题。上大学的想法令人抱憾地被排除在外了,这是为了不让儿子遭受羞辱和歧视,也为了使家里的钱财不致由于馈赠而白白花掉。他们想让孩子学外语,但这打算导致了一场惨败。他在美国和法国各逗留了一年,一句英语或法语也没学会,反而把他本来知道得很少的几句西班牙语染上了语病。他返回利马后,那位开司米制造商只好忍气吞声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儿子拿不出任何文凭。父亲失望之极,便把儿子送到自家企业里工作。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导致了一场灾难。两年中,由于他的经管,或者说由于他的疏忽,两家纱厂先后倒闭,最繁荣的一家公司(筑路公司)出现亏损,原始林中的辣椒种植园因遭虫害、雪崩和洪水而完全毁灭。这一切证实了小华金还是个放射性元素。面对儿子的极度无能,父亲茫然不知所措,自尊心受到伤害,并且一蹶不振,变成了虚无主义者,不再精心管理他的生意。不久,贪婪的代理人就把资本挥霍一空,工业家则身患痉挛症,总是吐出舌头(愚蠢地?)要去舔耳朵。精神紧张加上失眠,使他步妻子的后尘,也去光顾精神科大夫和精神分析学专家(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还是卢西奥·阿塞米拉?),这些大夫很快把他剩下的才智和金钱报销了。
父母经济上的破产和精神上、失常并没有把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推到自杀的路上。他一直住在拉伯拉区一栋奇特的住宅里,房屋已经褪色,长满黄锈,一片荒凉。花园和足球场已经卖掉(为了偿还债务),到处肮脏不堪,挂满蜘蛛网。华金为流浪汉组织的球赛当裁判,以此度日。比赛在贝亚毕斯塔与拉伯拉区之间的空地上进行。在这群乱哄哄的野汉子们角逐的一次比赛——在交通要道上进行——中,两堆石头、一扇窗户加电线杆组成球门,华金这位身穿舞衣准备去原始森林出席晚宴的花花太岁做裁判,仿佛那是一场冠军争夺赛。正是在这时,他认识了那位把他变成肝硬化患者和明星的人物。
从前,他在一般比赛中曾数次见她踢过球,甚至对她野蛮地冲撞对方多次处罚过。大家都叫她“假小子”。但是华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脸色青黄、脚穿旧鞋、身穿蓝工作服和破球衫的青年竟然是个女人。他发现这个秘密时很有一点情色味道。一天,他用一个不容争辩的点球来处罚“假小子”(她连球带守门员一起踢到球门里去了),但是对方竟然用骂娘的方式回敬他。
“你说什么?”贵族之子立刻怒火腾升,他是否在想此时母亲在吞丸药、喝药水或者打针?“再说一遍,你是不是有种的男子汉?”
“我不是男子汉,可是有种。”“假小子”回答说。她还重申她可以像斯巴达克那样就连下火海也绝不犹豫,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
华金打算给她一拳,可是拳头落了空,“假小子”一头把他撞倒在地,并且立刻扑到他身上,用手、脚、膝盖、臂肘劈头盖脸地打了上来。他们就在那里角斗起来,二人隔着工作服仿佛在亲热拥抱。这时他惊讶而又淫欲地发现对方竟然是个女人。他虽然被揍得浑身青紫,但因搏斗中肉体摩擦,他极为激动,甚至改变了后来的人生道路。自从那次打架后,他们交上了朋友,这时他才知道她名叫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并邀请她去看电影《人猿泰山》。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提出去结婚登记。萨丽达拒绝做他的妻子,也不肯让他亲吻,弄得华金像古典小说里的人物那样,踏上了去酒馆的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从借酒浇愁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嗜酒如命的酒鬼,甚至用煤油稍解酒瘾。
是什么唤起了华金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的热恋?她年轻、苗条,由于风吹日晒,皮肤变得黧黑,留着舞蹈演员式的刘海儿。作为足球运动员,她玩得真不坏。从她的衣着打扮、行为处事和经常交往的人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所有这些——毫无新奇之处——难道就是吸引华金这个贵族少爷的魅力?他第一次把“假小子”带到拉伯拉区那座破落的宅邸时,他的父母待二人走后,不胜厌恶地互相对视一下。这位前富翁将心中的痛苦归结为一句话:“咱们的小子不仅仅是个蠢货,还是个性变态。”
可是,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使华金嗜酒成瘾的同时,也为华金的高升搭好了阶梯。华金给踢布团的弄堂球队当裁判,最后在国家体育场为全国冠军赛做裁判。
“假小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拒绝这位小贵族的爱情,而是设法使他吃苦,以便从中取乐。她应邀去看电影,跟着他去看足球,看斗牛,下餐馆,也同意接受他的厚礼(那位恋人在挥霍祖上的财产吧),可她不让华金同她谈情说爱。这个连夸奖一朵鲜花都脸红的胆怯小伙子刚要结结巴巴地说他是多么爱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立刻恼怒地拍案而起,用下层社会的脏话痛骂他一通,并且命令他走开。华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饮酒的,他从一家酒馆走到另一家酒馆,为了让酒劲快些发作,把多种酒混在一起饮下。时间长了,他父母也就习惯了这样一个场面:当猫头鹰出来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儿子才回到家中,他踉踉跄跄地走过几个房间,身后留下一片呕吐物。当他酗酒到快垮掉的时候,萨丽达的一声呼唤便使他重返人间。他又满怀着新的期望,开始了又—次恶性循环。身患痉挛症的父亲和患有疑惧病的母亲因痛苦的煎熬而相继谢世,被埋葬在长老会的公墓里。拉伯拉区那座大大缩小的宅院,连同其他残存的财产,或被债主们作价拍卖,或被充公。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只得自谋生路。
说到本书的主人公(他的经历表明他可能患肺病而死,或死于求乞途中),他居然干得很不坏。他选择了什么职业?足球裁判!饥饿所迫,加上他打算继续追求落落寡合的萨丽达,便开始向求他做裁判的流浪汉收费;当他看到这些球员是按人头分摊款项时,就二二得四、二三得六地计算起来,接着提高了价码,结果把生活安排得越来越好。鉴于他在球赛上的本事已得到公认,他在青年队联赛中被聘为主裁判。一天,他鼓起勇气来到足球裁判与教练联合会提出入会申请,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这成绩使那些他即将可以称做同事的人们目瞪口呆。
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在何塞·迪亚斯国家体育场的出现——身穿黑白相间的制服,头戴绿色鸭舌帽,嘴上叼着银白色哨子——成为我国足球界大书一笔的事件。一个老资格的体育记者这样评述道:“他做裁判,给足球场上带来了严格而公正的气氛和艺术家的特色。”他判断迅速,惩罚公道,有威信(球员们在他面前总是毕恭毕敬地尊称先生),有体力(在九十分钟的比赛里总是和足球保持十米以内的距离),很快赢得了观众的赞赏。正像有人在一次演说中评论的那样,他这样的裁判独一无二,球员们个个服从他,观众们人人敬重他,每次比赛后,看台上总要响起一片喝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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