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们就去找一个这样的大傻瓜吧，让他违反现行的一切法律使你成婚，”他又笑了起来，“遗憾的是胡利娅离过婚，不然你早就可以通过教堂结婚。这样更容易些，牧师里边傻瓜多得很。”
哈维尔总是使我高兴，最后我们拿我的蜜月、我肩负的光荣任务（当然指的是帮助他把瘦南希搞到手）开起玩笑来，同时对我们不在皮乌拉而感到遗憾，因为在皮乌拉，男女出逃结婚已成了家常便饭，找到傻瓜式的人物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分手时，他答应我当天晚上就去找市长，把所有暂时不用的东西都典当掉，供我结婚之用。
胡利娅姨妈应该三点钟经过我这里，可是三点半了，她还没有来。我心里开始不安。四点钟，我的手打字就不听使唤了。我一个劲地抽烟。四点半，大巴布罗问我是不是不舒服，因为我脸色煞白。五点钟，我叫巴斯库亚尔给鲁乔舅舅家打电话，问问胡利娅的情况。她还没有回来。过了半小时仍然没有回来。到了下午六点钟、晚上七点钟，还是没回来。处理完最后一份新闻稿，我乘上了公共汽车。我没在外祖父母家所在的大街下车，而是一直乘到阿尔门达利茨大街，在舅父母家周围转来转去，不敢去敲门。透过窗户，我望见奥尔卡舅妈正在给花瓶换水，过了一会儿又看见鲁乔舅舅在关餐厅的电灯。我围着街区转了好几圈，心情很矛盾：不安、气愤、悲伤，想打胡利娅姨妈一个耳光又想亲吻她。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又走完一圈的时候，看见她从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上下来，那车挂着外交使团的车牌。我大步走过去，感到双腿因嫉妒和愤恨而颤抖着，恨不得把我的情敌拳打脚踢一顿，不管他是谁。原来是一位头发斑白的绅士，车里还坐着一位夫人。胡利娅姨妈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她姐夫的孩子，她的外甥；介绍他们时，说是玻利维亚大使和夫人。我感到很可笑，同时觉得如释重负。汽车开走后，我拉起胡利娅姨妈的胳膊，几乎把她拖过大街，向海岸大堤走去。
“你可真是，那种劲头，”我们走向大海时，我听见她说，“你对可怜的古穆西奥博士摆出一副要掐死他的面孔。”
“我要掐死的是你，”我对她说，“我从三点钟一直等你，现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你忘记我们有约会吗？”
“没有忘记，”她反驳说，语气很坚定，“我是有意叫你等的。”
我们到了耶稣教士神学院前的小公园。那里没有游人，虽然没下雨，可是湿气使绿草、桂花和天竺葵闪闪发亮。薄雾在灯柱的黄色锥状顶蒙上了幻觉般的阴影。
“好吧，我们把这场架留到以后去打。”我对她说，让她坐在海堤边，脚下是悬崖，从那里不时地传来大海单调深沉的声音，“现在时间紧，要办的事情多。你的出生证和离婚判决书在这里吗？”
“我这里有去拉巴斯的机票，”她说着去摸手提包，“我星期天走，上午十点钟。我很高兴。秘鲁和秘鲁人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我为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暂时不可能改变国籍。”我对她说，坐到她身边，把胳膊搭在她肩上，“不过，我向你保证，总有一天我们会到巴黎去，住在一间小阁楼上。”
尽管她说的都是刺痛人心的话，可直到那时她一直很平静，稍有些戏弄人，却很自信。但是她的脸上突然浮现一丝苦笑，看也不看我一眼，用强硬的口气说：
“不要使我太为难，巴尔加斯。我之所以回玻利维亚，是你亲属的过错，不过，也是因为我们的事情是愚蠢的行为。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结婚。”
“完全可以。”我说着吻了她的面颊、脖颈，使劲抱住她，用嘴寻找她的双唇，“我们需要找个头脑糊涂的市长，哈维尔正帮我找。瘦南希已为我们找到一套房子，在米拉弗洛雷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她任我亲吻，抚摸，但不挨着我，很严肃。我给她讲了我和表姐的谈话，和哈维尔的交谈，去市政府询问的情况，怎样弄到了我的出生证明。我告诉她，我从心底里爱她，即使杀死一堆人也要同她结婚。我用舌头使劲地想分开她的牙齿，她却紧紧地咬住。可是，她突然张开了嘴，我才尽情地吻舔她的前腭、牙龈。胡利娅姨妈用两只胳臂搂住我的脖颈，和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哭起来，抽泣使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地跳动。我安慰她，可是我的声音低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不停地吻她。
“你还是个毛孩子。”她在哭泣声中喃喃地说。这时，我有气无力地对她说，我需要她，我爱她，说什么也不放她回玻利维亚，如果她走，我就了却此生。她终于又开了口，可是声音特别低，像开玩笑：“和毛孩子睡觉，天天醒来一身尿。你听过这个谚语吗？”
“那太庸俗，我们不去说它。”我一边回答，一边用双唇，用指尖为她擦干眼泪，“你的那些证明在这里吗？你的大使朋友能不能使这些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她好多了，不再哭泣，温情地看着我。
“能维持多久，巴尔加斯？”她问我，声音有些悲伤，“过多久你就会厌倦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过两三年你把我一脚踢开，我必须从头开始，你觉得这样合乎情理吗？”
“大使可以使你的证明合法化吗？”我坚持说，“如果他能从玻利维亚方面为你这样做，秘鲁方面的证明就容易办了。我会找到朋友帮忙的。”
她盯着我，显得既怜悯又激动，脸上渐渐浮现微微笑意。
“如果你保证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别的女人相爱，只爱我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她说，“过五年幸福生活，我看这个疯狂举动值得。”
“你有证件吧？”我对她说着，用手指为她梳理头发，亲吻着，“大使能使你的证件合法化吗？”
她的证件在手上，我们真的让玻利维亚大使馆加盖了好多官印和五颜六色的签字，从而使那些证件具有了法律效力。办这手续没用半个小时，因为大使很轻易地相信了胡利娅姨妈的说法：为了把离婚时分到的财物从玻利维亚取出来，要办手续，当天下午就需要办好证明。另一边，没有遇到困难，秘鲁外交部就批准了那些玻利维亚证件。一位大学教授，外交部顾问，帮了我的忙，我给他胡诌了一段“广播剧”：有一位患癌症的夫人，危在旦夕，要尽早地与其同居多年的男子结婚，之后永远安息，去见上帝。
塔戈列大厦一间装有殖民地时期古老木制门窗的办公室里有不少漂亮的男女青年，在那里，我等候着官员——在那位教授的电话催促下——给胡利娅姨妈的出生证和离婚判决书盖章加印。请有关人员签字时，我又听到一起惨案。原来是沉船事件，这件事有些不可想象。一艘意大利轮船停靠在卡亚俄港的码头，船上满是乘客和送行的人。突然，轮船失去了所有物理定律和理性控制，原地旋转起来，接着向左舷倾斜，很快沉进太平洋。船上的人全部丧生，有的被挤压而死，有的窒息致死，还有的被可怕的鲨鱼咬死。这是我身边等着办手续的两位夫人讲的，她们并非在开玩笑，而是对这起轮船失事非常严肃。
“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里讲的，是不是？”我贸然插嘴。
“四点钟的广播剧。”年长的女人点头说。这女人瘦骨嶙峋，但精神奕奕，带有很重的斯拉夫语调，“说的是心脏病科大夫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
“这个人上个月是妇科大夫。”一个正在打字的姑娘笑着插嘴说。她敲了敲太阳穴，意思是有人发疯了。
“您没听昨天的节目吗？”陪伴那位外国太太的女人露出怜悯的表情，轻柔地说。这女人戴着眼镜，不带利马口音，“金德罗斯大夫和他的夫人及小女儿恰洛是去智利度假的，三个人都淹死了！”
“所有人都淹死了，”那位外国太太说，“他的侄子理查德、埃利亚娜及其丈夫、红发傻子安图内兹和乱伦的小儿子鲁宾。他们是去送行的。”
“不过，最大的损失是哈依麦·孔查中尉也遇难了。他是另一个广播剧里的人物，三天前在卡亚俄的火灾中已经死了。”那姑娘格格地笑着，又插嘴说，她已不打字了，“这种广播剧纯属逗乐。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穿戴严整的小伙子带着一副知识分子（国内的知识分子）的神气对那位姑娘善意一笑，并向我们看了一眼。那目光，彼得罗·卡玛乔完全有权称之为阿根廷人的目光。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种将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搬到另一个故事里去是巴尔扎克的发明吗？”他挺着胸，显出学识渊博的样子说。但是，他得出的结论证明了他的无知：“如果巴尔扎克知道有人在抄袭他，一定把那人送到监狱去。”
“所以说它是逗乐，并不在于把人物搬来搬去，而是使人物复活，”姑娘辩护说，“孔查中尉阅读《公鸭多纳托》时已经被火烧死了，怎么现在又淹死了？”
“他这个人多灾多难。”那位着盛装的小伙子一边把证件拿过来，一边提示说。
我像捧着香甜的圣餐，拿着证明文件乐滋滋地离开了。两位夫人、女秘书和外交官仍在热烈地谈论着那位玻利维亚博士。胡利娅姨妈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我，她听到那个故事放声笑起来。她没有听她那位同胞的节目。
在那些证件上盖章签字，使其生效，这一点办得相当顺利。但是剩余的其他手续，或者我自己，或者由哈维尔陪同，在利马的各区政府奔走了一个星期，到处询问，最后一无所获，令人沮丧。我把新闻稿都交给巴斯库亚尔处理。他给电台听众提供了众多有关车祸、犯罪、抢劫和绑架的新闻，“血染”泛美电台，同我的朋友卡玛乔在隔壁有计划地杀害广播剧中的人物流的血一样多。
每天一大早我便开始奔跑。起初我去了最偏僻、离市中心最远的镇政府——利马科、帕维尼尔、维塔特和乔里略，向镇长、副镇长、主任、秘书、门房、档案员一次又一次地说明我的问题（起初我有些害羞，后来也就放开了胆子），每次得到的都是断然拒绝，中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如果没有父母同意的公证书，或他们不在法官面前宣布我已“解脱”，就不能结婚。后来，我又去利马市的几个中心区政府碰运气（米拉弗洛雷斯和圣伊希特罗两个区我没有去，那里可能有我家的熟人），结果也一样。办事人员看完我的证件常常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心里很不舒服：“怎么，你要和你的老妈妈结婚？”“别做傻瓜了，小伙子，结婚干什么？同居就行了。”唯一有希望的地方是苏尔科区政府，一位圆墩墩、紧锁眉头的秘书对我们说有一万索尔就可以解决，因为要堵住许多人的嘴。我再三讨价，最后说好给他五千索尔，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起来的。可是他仿佛被自己大胆的要价而感到后怕，转身走了，最后把我们赶出了区政府。
我每天都给胡利娅姨妈打两次电话，骗她说一切都符合规定，叫她准备好手提包，把必备的东西装好，我随时可能对她说“办妥了”。可我越来越垂头丧气。星期五晚上，回到外祖父的家里，我看到了父母打来的电报：“星期一到，帕纳格拉航空公司，516班机。”
那天夜里，我心绪不宁，辗转反侧。我拧开床头灯，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按顺序记上我打算做的事情，准备作为写小说的题材。第一件是和胡利娅姨妈结婚，给家里造成合法的既成事实，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由于剩下的日子不多，利马各个区镇政府的负责人的态度是那么顽固，以致这第一件事变得越来越乌托邦。第二件是同胡利娅姨妈一起逃往国外，但不是玻利维亚，因为我讨厌到那里去。她住在玻利维亚时并不和我在一起，那里有她的许多熟人，包括她的前夫。我选择的国家是智利。她可以启程去拉巴斯，以遮家人耳目；而我坐公共汽车逃往塔克纳，设法偷渡国界，到达阿里卡，然后从陆路前往圣地亚哥。我和胡利娅姨妈在那里碰头，或者她等候我。没有护照地旅行和移居（办护照也需要有父亲的批准），我认为不是不可能，而且我很高兴那么做，因为这富有传奇色彩。如果家里派人找我——肯定会这样——并找到我，把我引渡回来，我就再次出逃，需要逃多少次就逃多少次；就这样生活下去直到年满盼望已久、使我获得解放的二十一周岁。第三件是自杀，留下一封漂亮的遗书，让我的亲戚们去内疚吧。
第二天很早，我跑到哈维尔的寓所。每天早晨，我们都是在他刮脸、洗澡的时候回顾前一天晚上的重要事件，制定当天的活动计划。我坐在马桶上，一边看他打肥皂，一边给他读笔记本上我总结出来的、有关我前途的几种选择——每个选择都带有批语。他漱口时，强烈要求我颠倒原来的顺序，把自杀放在首位：
“如果你自杀，你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人们都会感兴趣，有病的人一定想读。汇集成书也会很容易出版，”他一边用力地擦身子，一边说服我，“尽管死了，你却成了作家。”
“你把我的头份新闻稿耽误了，”我催他，“不要给我来坎丁弗拉斯那一套，你的幽默很使我厌烦。”
“如果你自杀，我也不必旷那么多的工，不去大学上课了。”他边穿衣服边继续说，“你最好今天，今天上午，现在就自杀。这样我就不需要去典当我的东西了。当然这些东西最终没有多大用处，可是，难道你能还上我的钱吗？”
一走到街上，我们就向公共汽车奔去，可是他仍然像个杰出的滑稽家似的说：
“最后，如果你自杀，你就会闻名于世。还会有人对你的最好朋友，知心人，悲剧的目击者，进行采访报道，报上会登出他的照片。你想一想，你表姐南希看到登了那么多报，会不动心吗？”
在阿尔玛斯广场（臭名昭著的）当铺里，我们典当了我的打字机和他的收音机、我的手表和他的自动铅笔，最后我说服他把他的手表也当了。虽然我们毫不让步地讨价还价，但只得到两千索尔。前几天，我在和平大街的旧衣店先后卖掉了几套衣服、皮鞋、衬衣、领带、毛衣，现在我只剩下身上穿的了。这一点，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没发现，但是当掉我的这些衣物只不过得到四百索尔。然后我在开明的电台老板那里倒碰到了好运气。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表演，我说服他预支我四个月的工资，这笔钱在一年内扣除。和他交谈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我向他保证，我外祖母进行疝气手术，急需这笔钱。他无意借给我。但是，他突然说：“好。”带着友好的微笑，补充说：“你应该坦白地说，是为一个小女人流产用的。”我垂下眼帘，请他为我保守秘密。
哈维尔看到我因没典当多少钱而显得很沮丧，便陪我到电台去。我们商量好请事假的下午去瓦侨，也许省一级的政府要通情达理些。我进顶楼时正好电话铃响，胡利娅姨妈气得要死。前一天晚上，奥尔藤西娅姨妈和阿莱杭特罗舅父到鲁乔舅舅家拜访，没有搭理她的问候。
“他们极其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只差没说我是婊……”她气鼓鼓地对我说，“我咬了咬牙克制了自己，才没有把他们赶到你知道的地方去。我是为我姐姐，当然也是为我们俩才这样做的，不能使事情复杂化。怎么样，巴尔加斯？”
“星期一，一大早，”我向她保证，“你对他们说，你要推迟一天飞往拉巴斯。我这里差不多一切就绪了。”
“你不必操心去找那种笨蛋区长、镇长了，”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我怒不可遏，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找不到，我们照样可以逃走。”
“你们为什么不去钦查结婚，马里奥？”我刚挂上电话就听见巴斯库亚尔说。看见我惊恐的神情，他有些诧异：“我并不是爱管闲事，不想多嘴多舌。但是，听你们一说，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事了。我这是帮你。钦查市长是我的表哥，他很快会批准你们结婚。有没有证明、到不到结婚年龄都没关系。”
当天，一切都神奇地解决了。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下午乘车出发去钦查，带上证件，星期一必须一切准备停当。他们走后，我和表姐南希去租米拉弗洛雷斯区那座别墅的房子，同时向电台请了三天假（我和老赫纳罗激烈地争论，冒着危险威胁他说，不准假我就辞工），并且拟好了逃出利马的计划。星期六夜里，哈维尔回来了，他带来一些好消息。市长是年轻人，很和蔼；当他和巴斯库亚尔把事情讲给他时，他咧嘴笑了，很欣赏这个“劫人计划”。“太浪漫了。”那位市长对他们说。他把证件留下了，并且保证说，朋友之间好商量，可以省去发结婚通告。
星期天，我打电话给胡利娅姨妈，告诉她已经找到了一个笨蛋市长。我们要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出逃，到了中午，我们就是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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