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胡利娅姨妈提出结婚的事，我首先告诉了表姐南希而不是哈维尔。我和胡利娅姨妈通过电话后，把南希叫了来，提议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其实我们去了帕蒂欧，也就是米拉弗洛雷斯区圣马丁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酒吧间，月亮竞技场的组织人马克·阿吉莱带到利马来的角斗士们常常在那里聚集。这家咖啡酒吧间是一幢平房，像中产阶级的宅邸；可是作为酒吧间，条件颇显简陋。那时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可以放心地聊天；当我开始喝那天的第十杯咖啡时，瘦姑娘南希在喝一杯可口可乐。
我们一坐下，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把我的事情对她说得圆滑一些。可是她倒先开口给我讲了些新闻。前一天晚上，在奥尔藤西娅姨妈家开了会，去了十几个亲戚，专门议论了那件“事”。会议决定由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出面，叫胡利娅姨妈返回玻利维亚。
“这都是为了你，”瘦南希对我解释，“听说你爸爸很生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我的舅舅鲁乔和豪尔赫都喜爱我，现在都为我可能受罚而感到不安，担心。他们想，我爸爸来到利马时，如果胡利娅姨妈已经启程回玻利维亚，他的怒气就会消除，不至于过分严厉。
“说真的，现在那些事无关紧要，”我对南希说，态度矜持，“因为我已经向胡利娅求婚。”
她的反应是那样引人注目而又可笑，简直像电影里的一个滑稽镜头。她当时正在喝可口可乐，一下子噎住了，用力咳嗽了一声，眼中充满了泪水。
“别出洋相了，真没用，”我很生气地数落她，“我要你帮我。”
“我并不是因为那件事噎住了，而是因为饮料喝进了气管。”我的表姐嘟囔道。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继续干咳。过了几秒钟，她压低声音补充说：“可你还是个孩子呢，难道你有钱结婚？你爸爸呢？他要打死你的！”
不过她立刻被极大的好奇心征服，连珠炮似的向我问起了一些我尚未来得及考虑的细节：胡利娅姨妈答应了吗？我们要逃走吗？谁做证婚人？我们不能在教堂结婚，因为胡利娅姨妈是离过婚的，是不是？我们到哪儿去住？
“可是，马里多，”她提完那一大串问题后又说，脸上重新显出惊讶的表情，“你知道不知道你刚刚十八岁？”
她笑了，我也跟着笑了。我说她说得也许有道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她应该帮助我实现计划。我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长大，很要好。我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会站在我这边。
“你要我帮助，我当然会这样做，尽管那是发疯的举动，他们会把我同你一起打死，”她最后对我说，“还有，你想过没有，假如你真的结婚，家里会如何反应？”
舅父母、姨父母、表姐妹、表兄弟听到我的事情时会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饶有兴趣地议论了一阵子。奥尔藤西娅舅妈会哭，赫苏斯姨妈一定会去教堂，哈维尔舅舅要像往常一样惊呼起来（不要脸的东西！），我那个只有三岁、常常把s习惯读成c的最小的表弟哈伊梅会问妈妈什么叫结婚。说完这些，我们放声大笑，笑得有些神经质，侍者都过来问我们在说什么笑话。我们安静下来之后，瘦南希说她答应为我们做侦探，把家里的活动和计谋全部转告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准备工作需要多久，何时才能得知家里在做什么筹划。另外，她要给胡利娅姨妈通风报信，经常把她拉到街上去玩，以便我有机会看到她。
“好，好，”南希同意了，“我当你们的保护人。有一天，如果我需要，希望你们也这样。”
我们走上大街，往家里走去时，我的表姐拍拍脑袋说：
“你真有福气，”她记起一件事，“我可以给你弄到你现在正急需的东西。帕尔塔大街的一座别墅有一套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一个小厨房，外带一个洗澡间。非常漂亮、小巧。每月五百索尔就够了。”
那套房子几天前空出来，现在是南希的一位女友租用，南希可以和她讲一讲。我对表姐的务实作风十分惊讶，她在我飘浮于爱情的云端中时为我想到地面上的住宅问题。再说五百索尔我付得起，我现在多挣的钱全叫我“挥霍”掉了（像我的外祖父说的那样）。我没再多想就求南希告诉她的女友，我做她的房客。
离开南希后，我跑到位于7月28日大街哈维尔的寓所，房里黑洞洞的。我没敢惊动房东，她是个脾气很坏的女人。我的希望落了空，因为我很想把我的伟大计划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听听他的意见。那天夜里，我不断地做噩梦。天亮时，我和总是黎明即起的外祖父一块儿吃了早饭，然后跑到哈维尔的住处。我到时，他正要出去。我们一起向拉尔科大街走去，在那里乘公共汽车去利马。前一天晚上，哈维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房东及其他房客听完彼得罗·卡玛乔的一整章广播剧，印象很深。
“你的伙伴卡玛乔果真有两下子，”哈维尔对我说，“你知道昨天晚上播送的是什么吗？利马的一座破旧的公寓里有一户从山区来的穷苦人家，他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突然发生了地震。门窗震动的声音和人们的喊叫声都弄得很像，我们立刻站起来，格拉希娅夫人都跑到花园去了。”
我能想象多才多艺的巴当如何吼叫着模仿大地的深沉声响；借助铃和玻璃球在麦克风前的滚响，再现利马的高楼大厦和房屋的震动；用脚踏碎核桃或踢滚石头，使人听到顶棚吱吱作响、墙壁断裂、楼梯劈折塌陷的声音。与此同时，何塞菲娜、卢西亚诺及其他演员在彼得罗·卡玛乔的眼神监视下惊恐万状，祈祷，痛苦地呼叫，高喊救命。
“不过地震还是次要的，”当我给哈维尔讲述巴当的丰功伟绩时，他打断了我，“演得最逼真的是整座公寓的倒塌，所有人都被压在底下，显然一个也没得救，尽管在你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这样把整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安排在一次地震中死去，作家确实值得敬佩。”
我们已经到了公共汽车站，我再也忍不住了，三言两语地把昨晚的事情和我的重要决定告诉了他。他装作毫不惊异的样子：
“那好，你也有两下子。”他同情地点点头说。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肯定要结婚？”
“我有生以来没有比对这件事更肯定的了。”我宣誓似的说。
当时确实如此。前一天晚上，我向胡利娅姨妈提出要她同我结婚时还像没完全考虑成熟，只是一句空话、一句玩笑；但是现在，和南希谈过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我正在告诉他一个不可动摇、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决定。
“你的疯狂举动最终要把我送进大牢房。”在汽车上，哈维尔这样评论说，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等汽车开过几个街区，到了哈维尔·布拉多大街时，他又说：“时间很紧迫。如果你的舅父母、姨父母都要胡利娅姨妈离开，她就不能和他们再待在一起。事情必须在老家伙到来前办妥。你爸爸一到，事情就难办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公共汽车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拐弯处停下，上下乘客。开过拉伊蒙第学校时，哈维尔又开了腔，他一心在思考我的问题：
“你将需要钱，上那儿去筹措呢？”
“向电台预支一些。把我的旧东西都卖掉，衣服呀、书呀，把打字机、手表典当出去，所有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然后再找其他的工作，拼上命，干一干。”
“我也可以典当一些东西，收音机、自动铅笔，还有我的金手表，”哈维尔说，眯着眼睛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可以借给你几千索尔。”
我们在圣马丁广场分手，约定中午在泛美电台的顶楼再见。和哈维尔交谈对我很有益处。我非常乐观、情绪饱满地来到办公室。我看了报纸，摘录了新闻。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再次来时，我已准备好了第一批新闻稿。糟糕的是，胡利娅姨妈给我打电话时，他们两个还没走，打乱了我们的谈话。我不敢在他们面前告诉胡利娅姨妈我已和南希、哈维尔谈过了。
“今天我必须见到你，哪怕是几分钟，”我这样要求她说，“一切都在进行。”
“我突然感到像泄了气的皮球，”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我一向善于对付不利形势，现在却毫无办法。”
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到利马市中心来而又不引起别人怀疑：到玻利维亚洛德航空公司办事处订购飞往拉巴斯的机票。她三点左右经过电台。我俩都没有提起结婚的事，她谈起机票的事很使我不安。一挂上电话，我就到利马市政府去打听结婚要办理哪些手续。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他为我询问了一下，还以为是我的一位亲戚要同一个离婚的外国女人结婚。手续令人震惊：胡利娅姨妈要出示她的出生证和玻利维亚及秘鲁两国外交部都认可的离婚判决书；我要出示出生证明。可是，我还不到结婚的年龄，需要有父母同意我结婚的许可证书，或者他们在专管青少年结婚的法官面前亲自宣布“解脱”我（到了法定年龄）。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我离开市政府，心里盘算着：即使胡利娅姨妈的证书全在利马，单是得到批准就需要几个星期；如果不在利马，还要向玻利维亚的有关市政府和法院索取，那就需要几个月；还有我的出生证明怎么办？我生在阿雷基帕，写信叫那里的亲戚叫给我寄来也要费时间（这样做还要冒风险）。困难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向我挑战似的。但是，这些困难没有压倒我，反而使我的决心更坚定（我从小就非常固执）。去电台的路上，走到《新闻报》社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转身向大学城跑去。到那里时，已浑身是汗。在法律系办公室，负责公布我们考分的里奥弗利欧夫人像往常那样用母亲般的温情接待我，慈祥地听我讲述那件复杂的事情，即急需办理法律手续以不错过找到工作的唯一机会，这工作能使我支付学习费用。
“按规定是不能这样做的，”她一边抱怨一边从满是蛀洞的写字台上抬起巨大柔软的身躯，把我带在身边，向文件柜走去，“由于我心肠好，你们就总来找我。帮你们办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我会丢掉饭碗，到时谁也不会为我说话的。”
她翻找学生档案，尘土四起，呛得我和她都直打喷嚏。那时我对她说，如果哪天她丢掉饭碗，系里就宣布罢课。她终于找到了我的档案，果然那里面有我的出生证明。她提醒说只借给我用半小时。我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在阿桑加罗大街的一家书店里影印了两份，把其中一份还给了里奥弗利欧夫人。我欣喜若狂地来到电台，感到自己有能力战胜迎面飞来的所有巨龙。
编完另外两份新闻稿，为泛美电台采访卡乌乔·盖莱罗（一个加入秘鲁籍的阿根廷小店老板，他的一生就是在打破自己的纪录中度过，围着一个广场昼夜不停地跑步，能边跑边吃饭、边刮脸、写字和睡觉）之后，我坐在写字台上阅读那份官僚主义的文件，猜译有关我出生的一些详细记载——我出生在帕拉大街，爷爷和叔父阿莱杭特罗去镇政府报告我出生。这时，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走进我的顶楼，岔开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进来时在谈论着一场大火灾，受害者都被烧焦了。他们描绘着痛苦的呻吟声，笑得要死。我想继续阅读那份深奥的证明，可是我的那两位编辑评论起卡亚俄警察局的民警来，这又打断了我的思路。警察局被一个疯癫的纵火狂浇了汽油点着，所有警察都被烧死了，从警长到最下级的警察，乃至被珍爱的警犬都无一逃脱。
“所有的报纸我都看过了，没有注意有这条消息。你们在哪儿看到的？”我问他们。又对巴斯库亚尔说：“小心，不要把今天的新闻稿都集中在这场火灾上。”然后对着他们两个说：“真是一对虐待狂。”
“不是新闻，而是十一点钟的广播剧，”大巴布罗为我解释，“讲的是警长利图马的故事，卡亚俄下层社会的恐怖。”
“利图马警长也被烧得黑炭一样，”巴斯库亚尔接着说，“本来他可以逃掉，他正要出去巡逻，可是他跑回去救他的上尉。善心使他倒了霉。”
“不是去救上尉，而是去救警犬乔格利托。”大巴布罗纠正说。
“这一点没说清楚，”巴斯库亚尔说，“监牢的铁栏杆有一根砸在他的头上。他被烧烤的时候，如果看到了彼得罗·卡玛乔就好了。演技真高！”
“巴当呢？”大巴布罗十分兴奋地说，“如果以前有人对我说用两个指头就能演出一场火灾，我是不会相信的。可是，马里奥，这双眼睛真的看到了！”
哈维尔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他去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这已经成了习惯。在那里，我把我询问到的情况向他简要地作了介绍，并带着胜利者的喜悦把出生证明展示给他。
“我一直在想，我必须告诉你，你结婚是一件愚蠢的事，”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这并不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缺钱。你将不得不拼死拼活地干，才能糊口。”
“也就是说，你也跟我唠叨我妈妈和爸爸对我说的那些事情，”我取笑他，“就因为结婚，难道我要中断法律专业的学习？难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律学家？”
“你结了婚，连看书的时间都不会有，”哈维尔回答我，“你若结婚，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
“如果你这样讲下去，我们要打起来的。”我警告他。
“好，那我就把嘴巴封起来，”他笑了，“反正我的心意到了。我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如果南希同意，事实上我今天也会结婚的。我们谈谈什么？”
“由于没办法让我父母同意我结婚或者取得他们的‘解脱’，胡利娅又不可能一下子弄到所需要的全部证明，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位糊涂的市长。”
“你是说，一个可以行贿的市长。”他纠正我，他把我看得透透的，“可是你连饭都吃不上，能有钱贿赂谁？”
“找个比较糊涂的市长，”我坚持说，“可以把他骗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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