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累了，原因就在这里，”卢西亚诺·潘多忧虑地摇着脑袋说，“一个人每天工作二十小时，脑子不可能不乱。他需要去休假，以便恢复过来。”

“您和赫纳罗父子的关系很好，”何塞菲娜·桑切斯说，“不能跟他们谈谈吗？您就说彼得罗·卡玛乔累了，请他们给他三个星期的假，恢复一下。”

“更困难的是说服卡玛乔接受休假，”卢西亚诺·潘多说，“不过，事情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不然终有一天会把他辞退。”

“人们整天给电台打电话，”巴当说，“一定要设法甩掉他们。《世纪报》已经登过一些什么了。”

我没有告诉他们老赫纳罗已经知道这些事，还托我跟彼得罗·卡玛乔交涉。我们商定，由我去找小赫纳罗试探，根据他的反应决定他们是否以全体同事的名义为文人说话。我感激他们的信任，想使他们乐观一点：小赫纳罗比老赫纳罗更开明、更通情达理，大概可以说服他，他会给卡玛乔假期的。我熄灯、关顶楼的门时，我们还在继续交谈着。来到贝伦大街，我们握手道别。我看到这些形容丑陋却心灵高尚的人在蒙蒙细雨中消失在空旷的大街上。

这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像平常一样，外祖父家里为我做好了饭，盖着放在一边，但我一口也没有吃（为了不使外祖母感到不安，我把大米团扔进了垃圾桶）。老人们已经躺下，但还没有入睡。我进屋吻他们时，像警察似的观察着他们，想看看他们脸上有没有为我的不体面恋爱而表现出的不安。没有，一丝那样的迹象也没有，他们待我既亲切又关怀，外祖父只问了一点关于纵横字谜的事。不过，他们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我妈妈写信来了，说她和爸爸很快要来利马度假，到达的日期马上会通知我们。外祖父和外祖母没有让我看信，说是有个舅妈拿走了。无疑，这是告发信的后续。我父亲大概会说：“我们到秘鲁去处理这件事。”我母亲会说：“胡利娅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我们家住在玻利维亚时，她和胡利娅是朋友，那时我还是小孩子。）

我睡在一间小房子里，那里堆满了书籍和大大小小的箱子，箱子里存放着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纪念品，其中有家族发迹时的许多照片，有他们在卡马那拥有庄园时的照片，有外祖父在圣塔克鲁斯·德拉塞拉拓荒时的照片，还有他在科恰班巴当领事、在皮乌拉任省长时的照片。我仰面躺在床上，在一片黑暗中，非常想念胡利娅姨妈；又想到，毫无疑问，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他们迟早会真的把我们分开。我十分恼火，认为那是愚蠢、卑鄙的。这时，彼得罗·卡玛乔的形象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舅父和舅母、表兄弟和表姐妹们为了胡利娅、为了我打的那些电话；又仿佛听到了电台听众的电话，他们对那些改了名字、从下午三点钟的广播剧跳进五点钟的广播剧的人物以及那些搅和得如原始森林般杂乱无章的故事困惑不解。我竭力想猜出卡玛乔这位文人乱糟糟的脑袋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并不感到好笑，相反，想到中央电台的演员、音响技术人员、女秘书、门房联合起来设法切断电话，防止这位艺术家遭辞退，我心中十分感动。想到卢西亚诺·潘多、何塞菲娜·桑切斯和巴当竟认为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可以影响赫纳罗父子，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在他们眼里，我居然成了重要人物，那么他们该把自己看得多么渺小，他们的收入该多么微薄啊！有时我产生一种难以遏止的欲望，想马上见到、抚摸、亲吻胡利娅姨妈。就这样，晨曦照进我的房间，我听到了黎明的犬吠声。

我到泛美电台顶楼的时间比平日早。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八点钟来上班时我已把全部新闻稿准备好，并且读过了所有的报纸，标出了选用的文章，用方格括好（为了抄录）。我一面做这些事一面看着手表，胡利娅姨妈正好在我们约好的时间打来了电话。

“我一夜没合眼，”她告诉我，声音轻得难以听见，“我非常爱你，小巴尔加斯。”

“我也非常爱你，一心一意地爱，”我轻轻地对她说，看到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凑过来想听清楚些，我非常生气，“我也一夜未合眼，一直在想你。”

“你不知道我姐姐和姐夫对我多么亲热，”胡利娅姨妈说，“我们一起玩扑克，真难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正在搞阴谋。”

“可是他们确实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我的父母已通知说要来利马，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从来不在这个时候旅行。”

她停顿了一下。我猜想，在电话的另一端，她的神情会是多么忧伤、愤怒和失望。我再一次对她说，我爱她。

“照我们约定的下午四点，我给你打电话，”她终于对我说，“我现在是在街角的铺子里，后边有一排人等着打电话。回头见。”

我下楼去找小赫纳罗，他不在。我给他留了话，说有急事要跟他讲。为了找点儿事干，为了设法填补感情上的空虚，我到大学去了。那时正在上刑法课。我一直觉得刑法课教授像小说中的人物，男子，性欲亢进和秽语狂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看女学生的时候，像要把她们的衣服剥光。随便什么事，他都可以用来说成双关语和下流话。碰到一个答问很好、胸脯丰满的姑娘，他就挑逗地说：“您什么地方都好，小姐。”评论一篇文章时，他没完没了地讲起性病来。我回到电台时，小赫纳罗正在办公室等我。

“我想你不会是要求加薪，”我一进门，他就这样说，“我们快要破产了。”

“我想跟你谈谈彼得罗·卡玛乔的事。”我让他放心。

“你知道不知道他开始干起各式各样的荒唐事？”他对我说，仿佛拿一件恶作剧寻开心，“他把一个广播剧的人物搬到另一个广播剧中去，给他们改名字，把剧本情节打乱。他正在把所有的故事变成一个。这难道不是‘天才’吗？”

“对，这事我听说了，”我对他说，看到他很激动，我有些惶恐，“正巧昨天晚上我同演员们谈过了，他们很担心。卡玛乔的工作太多了，我们认为，过分的工作已经把他压垮了。再这样下去，你会失去这只下金蛋的鸡。干吗不给他一点假期，让他恢复一下？”

“给卡玛乔假期？”开明的企业主吓坏了，“是他向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吗？”

我告诉他不是卡玛乔要求的，而是他的合作者们建议的。

“他们对卡玛乔要他们按照要求干那么多事感到厌烦了，想摆脱他几天，”小赫纳罗解释说，“现在给他假期简直是发疯。”他拿起几张纸，带着胜利的神情挥舞着，“这个月，我们又打破了收听纪录。也就是说，我们新旧故事相结合的想法奏效了。我父亲对那些存在主义感到不安，但是存在主义取得了成果，这里有调查，”他又笑了：“总之，只要观众喜欢他，就只好忍受他的怪诞言行。”

为了不弄巧成拙，我不再坚持。不管怎么说，难道小赫纳罗没有道理吗？为什么那些胡诌的话就不能在玻利维亚文人笔下变成完美的文娱节目呢？我不想回家，于是决定去挥霍一下。我说服电台出纳给我预支了些钱，随后离开泛美电台到彼得罗·卡玛乔的寝室去，请他与我共进午餐。自然，他正专心致志地打字，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且提醒我，他没有很多时间。

我们去了昌卡伊街区。那里的圣母玛丽亚教会学校后边有家当地人开设的饭铺，卖几种阿雷基帕风味的菜。我对卡玛乔说，这里的菜可能会使他想起著名的，带辣味的玻利维亚菜。然而，艺术家忠于节制食欲的准则，只喝了一点鸡蛋汤，吃了一点菜豆泥。喝汤、吃菜豆的时候，他根本不试凉热，一口气吞了下去。他没有要甜食。因侍者不会泡加薄荷的马黛茶，他用粗话骂他们，惊得侍者目瞪口呆。

“我碰上了倒霉事，”刚点完菜，我就这样对他说，“我家里的人发现了我同你的同乡有恋爱关系。由于她比我年龄大，又是个离过婚的女人，他们很恼火，想着要分开我们，这使我很痛苦。”

“我的同乡？”文人一下子怔住了，“您在同一个阿根廷女人恋爱？不，请原谅，是在同一个玻利维亚女人恋爱？”

我提醒他，他是认识胡利娅姨妈的，我们曾去过他在拉塔帕达公寓的住所，并且在那儿同他一起进餐；还有，我跟他讲过我在恋爱中遇到的麻烦，他要我用每天早晨吃李子、写匿名信的办法解决问题。我是有意跟他讲这件事的，连细节都告诉了他，观察他有何反应。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眼都不眨一下。

“碰到这些不顺心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一边开始喝汤一边说，“苦难可以使人受教育。”

接着他改变了话题，大谈一通烹饪技术和为保持道德完美必须节制食欲的道理。他向我断言，吃过多的脂肪、淀粉和糖会使道德原则僵化，使人犯罪，染上恶习。

“您可以在熟人中做个统计，”他劝我，“那样您会看到，堕落的人主要出在胖子中。相反，没有哪个瘦子会染上坏习惯。”

尽管他竭力掩饰，但仍然显得发窘。他讲话不似以前那样自然，充满信心，显然是在说些搪塞的话。实际上他心事重重，却不想说出来。他那双突出的小眼睛里流露出遭厄运的阴影，也夹杂恐惧和羞惭，不时地咬着嘴唇。他那头长发上挂满皮屑。我发现他在衬衣中晃动的脖子上挂了一枚小纪念章，他用两根手指不停地抚摸着它。他一面把纪念章拿给我看，一边解释说：“这是一位非常灵验的神，是林皮亚斯的耶稣。”他小小的黑上衣从肩膀上滑下来，颜色已褪得发白。我已决心不提广播剧的事，但这时我突然发现他把胡利娅姨妈的存在忘了。把我们关于她的谈话忘了，我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好奇心。我们已喝完鸡蛋汤，正喝着深紫色的奇恰酒，等待着送上大菜。

“今天上午我跟小赫纳罗谈了您的事，”我对他说，尽量使语调随便些，“我听到一个好消息，根据广告代办处的调查，您的广播剧听众又增加了，甚至连石头人都在收听。”

我看到他的神情严峻而死板，移开了目光，迅速地把餐巾卷起又打开，不停地眨着眼睛。我踌躇了一下，不知继续讲下去还是改变话题，但是强烈的好奇心占了上风。

“小赫纳罗认为，听众的增加应归功于您把一个广播剧中的人物搬进另一个广播剧、把许多故事串在一起的创造，”我对他说，看见他松开了餐巾，寻找着我的目光，脸色煞白。

“他觉得您是个天才。”

由于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我便继续讲下去，但舌头已不听使唤了。我讲了要做先锋，要进行试验，又引证或编造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并对他保证说，这些人是欧洲最时髦的人，因为他们进行的改革和他的改革相似：在故事发展进程中改变人物的身份，看上去给人以前后矛盾的印象，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菜豆泥端来了，我开始吃饭。谢天谢地，这样可以不再说话了，并且垂下眼睛不再继续看玻利维亚文人的狼狈相。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吃饭，他用叉子搅着菜豆汤和米饭。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我终于听他说道，声音很低，仿佛在对自己讲话，“我记不清写了多少剧本，有时候产生疑问，常常把事情弄乱，”他惶恐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您是忠厚青年，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您千万不要对企业主们讲！”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一再亲切地告诉他不必过虑。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精神痛苦，缺乏自信，脆弱，有些发青的前额冒着汗，闪闪发光。他敲敲太阳穴：

“当然，这是一座思想的火山。”他说，“可是记忆不听话了。我指的是关于名字的事。说句心里话，朋友，我并不想把它们弄乱，可还是弄乱了。当我发现时已经迟了，没办法，只好变着法儿让它们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使它们东移西搬，得以解释。指南针混淆了南北方向是严重的，非常严重。”

我对他说，他疲倦了，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工作而使身体不垮。他应该去休假。

“休假？那只能是进坟墓以后的事，”他回答说，满脸威胁的神气，仿佛我冒犯了他。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恭顺地告诉我，当发现自己容易忘事的时候，他曾想过做卡片，但不可能，因为没时间，连查查已播出节目的时间都没有。他必须把全部时间用在创作新剧本上。“如果我停止创作，天就会塌下来。”他喃喃自语。为什么他的合作者不能帮助他？为什么他遇到疑难的时候不去求助于这些人？

“这事我绝不去干，”他回答我，“那将会使他们失掉对我的尊重。他们只是原料，是我的兵，如果我干这种蠢事，势必给自己带来麻烦。”

他陡然中断了我们的对话，去训斥侍者，因为他发现送来的汤淡而无味。之后我们不得不跑步到电台去，因为下午三点钟的广播剧在等他。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为了帮助他，我愿倾力效劳。

“我对您的唯一要求是保持沉默，”他对我说，脸上挂着一丝冷笑。接着又补充说：“您不要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顶楼，我查阅了下午的报纸，标出选用的消息，定好六点钟采访一位历史神经外科大夫。这位大夫利用人类学博物馆借给他的印加人医疗器械施行了脑颅环锯术。下午三点半，我开始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听电话。胡利娅姨妈四点钟打来了电话，那时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还没有来。

“吃午饭的时候，我姐姐跟我谈了，”她对我说，声音凄惨，“这件丑事闹得太大了，你的父母要来跟我算账，姐姐要我回玻利维亚。我有什么办法？只好走，小巴尔加斯。”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我问她。

她笑了，但并不很愉快。

“我跟你讲真的。”我坚持说。

“你真的要我和你结婚？”胡利娅姨妈又笑了，这一次有些高兴。

“你答应不答应？”我对她说，“快点儿，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马上就到了。”

“你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向你家里人证明你已经是大人了？”胡利娅姨妈对我说，语调亲切。

“是有这种考虑。”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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