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难忘的一周，在那周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段趣味横生的插曲（诚然，过去遇到烤肉工人时那种粗暴的特点并没有在这个插曲中重现）。我在这个插曲中既是目击者，又是半个主角。小赫纳罗一心致力于节目革新。一天，他作出决定，为了使新闻节目轻松愉快，叫我们插进一些访问实录，要我马上和巴斯库亚尔动手干起来。从那时起，我们每天都在泛美电台的晚间节目里播出以当前某个事件为题材的采访，这意味着新闻部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没有增加工资）。不过我并没有怨言，因为这项工作很有趣。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里或站在录音机前向酒吧间的艺术家、国会议员、足球运动员或神童们提问题时，我都毫无例外地为创作小说搜集题材。在那个动人的插曲之前，我采访过的最有趣的人是一个委内瑞拉斗牛士。那段时间，阿乔斗牛场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个斗牛士第一个下午得到了几只牛耳朵的奖赏；第二个下午经过一番神奇的周旋，又得到了一只牛蹄子的奖赏，人们把它架在肩上从里市场抬到圣马丁广场他下榻的饭店；第三个下午，也就是最后一个下午，斗牛入场券因他的人气被转手高价炒卖，他却未获成功。下场后，他吓得像头鹿似的，整个下午都逃开斗牛，连一次出色的俯冲都没表演出来。他一次次地失败，总也不能击中牛的要害。第二次下场时，竟然受到四次鸣笛警告。斗牛场前几排看台上的人大声哄叫，恨不得把阿乔斗牛场烧掉，私刑拷打委内瑞拉斗牛士。斗牛士迎着一片嘘声和雨点般飞来的坐垫，被宪兵一路护送回饭店。第二天上午，他上飞机前几小时，我在玻利瓦尔饭店的一间小客厅里会见了他。我发现他还不如他所斗的牛聪明、几乎像牛一样不能把话讲清楚，真大惑不解。他不能组一个连贯的句子，不能正确运用动词时态。他的思想方式使人想到一个个的肿瘤，想到失语症，想到类人猿。他的外表和本质一样“非凡”，说话的语调像倒霉鬼，总是用些指小词，吃掉词尾。当他时不时地停下来，想不出要说什么话时，便像动物似的发出哼哼声。

相反，在那个值得怀念的一周的第一天，我所采访的墨西哥人却是一个头脑机敏、谈锋甚健的人。他在一家杂志当主编，写过关于墨西哥革命的书，眼下正率领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住在玻利瓦尔饭店。他答应到电台来，我亲自去请他。这位先生高高的个子，身板笔直，衣着考究，头发已经全白，看上去有六十岁光景。他的夫人陪着他。那女人长着一双活泼的小眼睛，戴着一顶编花小帽子。在从饭店去电台的路上，我们做了采访的准备。访问的内容录了十五分钟，这使小赫纳罗惊讶不已，因为那位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毫不留情地鞭挞了军事独裁（在秘鲁，我们遭受了以奥德里亚为首的军事独裁）。

事情发生在我陪这对夫妇回玻利瓦尔饭店的路上。时值中午，贝伦大街和圣马丁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夫人走在人行道上，丈夫走在大街中央，我跟在他们旁边。刚刚穿过中央电台门前，为了找点话说，我再次对那个重要人物说这次采访非常成功。这时，那位墨西哥贵妇的细嗓子突然打断了我：

“耶稣，耶稣，我感到不舒服……”

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形容憔悴，眼睛忽而睁大忽而紧闭，嘴巴奇特地翕动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那位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的反应，他听到妻子的提醒，飞快地向她扫了一眼，又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神情十分慌张，当即看看前方，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脚步。墨西哥夫人停在我身旁，面容难看，眼看要跌倒，我伸手搀住她。幸好，由于她那样瘦弱，我还能扶得住。那个重要人物大步流星地逃走了，我不得不担负起拖着他的女人前进的艰巨任务。人们给我们让路，停下来看我们。就这样，当我们到达哥伦布电影院时，瘦弱的墨西哥夫人不仅露出怪相，而且开始流口水、淌鼻涕、流眼泪。我听到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说：“她还在撒尿呐！”果真，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他已经穿过科尔梅纳大街，消失在玻利瓦尔酒吧间门口拥挤的人群中）的妻子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一道黄色的水痕。到了街角，我不得不把她扛起来走完剩下的五十米路程。那情景真是既风流又壮观。汽车司机们频频对我们按喇叭，警察吹哨子，行人指着我们议论纷纷。瘦弱的墨西哥夫人在我双臂之中不停地翻腾，面容依然难看。我的手和鼻子感觉到那女人除了小便，身上还流出更肮脏的东西。她的嗓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微弱的声响。一进入玻利瓦尔饭店，就听有人严厉地命令我说：“送到301号房间。”这是那个重要人物，他的半边身子隐藏在帷幕后。刚发完命令，他就又逃走了，迈着轻快的步子奔向电梯。我们乘电梯上楼时，他既不看我，也不看他的配偶，仿佛想显示出并非无礼的样子。开电梯的人帮我把夫人送到房间。但是我们刚把她安置在床上，那个重要人物就毫不客气地一下子把我们推出房门，没有道谢，也没说再见，“咣啷”一声把门关上，把我们赶了出来。这时，他脸上的那副表情简直难以描述。

“他不是一个坏丈夫，”后来彼得罗·卡玛乔对我解释，“而是一个敏感、非常自矜的人。”

那天下午，我要给胡利娅姨妈和哈维尔读一篇刚刚写完的短篇小说《埃丽娅娜姨妈》。《商报》一直没有刊登那篇关于飞人的故事，于是我便写了另一篇故事借以排解。这篇故事以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为素材。我小时候，埃丽娅娜是到我家来的许多姨妈中的一个。在那些姨妈中，我最喜欢她，因为她带给我巧克力，有时还带我去克雷姆·里卡咖啡馆喝茶。她喜欢甜食，这件事在全家人聚会时常常受到嘲笑，大家说她把做女秘书的全部工资都拿去买牛奶饼、酥羊角面包、松糕和布兰卡小店的浓巧克力了。她胖乎乎的，待人亲切，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当家里人在背后议论她一辈子也难以出阁时，我总是站出来为她辩护。有一天，埃丽娅娜姨妈没到我家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十分神秘。家里人也不再提起她。那时我大概六七岁，向家里人问起埃丽娅娜姨妈时，他们回答说：去旅行了，生病了，过些日子说不定哪一天会来的。对这些回答，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五年后，全家人突然戴起孝来。那天晚上，我在外祖父家里知道他们参加了埃丽娅娜姨妈的葬礼，她刚刚死于癌症。这样，那件神秘之事便真相大白了。当埃丽娅娜姨妈看起来注定要做老处女的时候，她突然不合适地结了婚，对方是耶稣·玛利亚大街一家酒店的老板。全家人，从她的父母开始，都为这件丑事大为震惊，在她活着的时候就宣布她已经死了，从来不去看她，也不许她进家门。但是当她死了的时候，家里人饶恕了她——我们毕竟是些有感情的人——去为她守灵，参加她的葬礼，并为她洒下许多眼泪。

我的小说采用一个孩子独白的形式。这孩子躺在床上，思索着想弄清姨妈神秘失踪的内幕。结尾写的是为女主人公守灵。这是一篇社会小说，充满了对怀有偏见的亲属们的愤恨。我写了两个星期，对胡利娅姨妈和哈维尔一再提起它，他们终于被打动了，要我念给他们听。但是星期一下午，我念小说前，给他们讲了瘦削的墨西哥夫人和那位重要人物的故事。我这样做未免失算，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觉得这件奇闻比我的小说有趣得多。

胡利娅姨妈到泛美电台来已经成了习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最可靠，因为实际上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完全支持我们。胡利娅姨妈下午五点之后来，是最安静的时候。赫纳罗父子已经离去，几乎不会有人突然闯进顶楼。我的同事有默契地请假去喝咖啡，这样我和胡利娅姨妈就可以接吻，单独交谈。有时我写作，她找本杂志来读或者同哈维尔聊天。每到七点左右，哈维尔准来找我们。我们已经形成了难分难离的一体，我和胡利娅姨妈的恋爱在这所墙壁薄薄的房子里完全不受拘束，可以手拉手，可以接吻，谁也不注意我们。我们感到很幸福。进了这间顶楼，我们是自由的，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相爱，可以谈有关我们的任何事情，感到周围的人完全理解我们。出了这间顶楼，就人人都敌视我们，我们不得不撒谎，躲躲闪闪。

“可以说这儿是我们的爱巢吗？”胡利娅姨妈问我，“还是我们的婚姻滑稽可笑？”

“当然是婚姻滑稽可笑，而不能说是爱巢，”我回答她，“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儿称做圣心大教堂。”

我们做起了游戏：我当教授，她当女学生。我给她讲什么是荒唐可笑，什么是不可以说、不可以做的。我对她阅读的书籍进行宗教裁判所式的检查，她喜欢的作家我都不让她谈，从弗兰克·耶比到格林·特维多。我们玩得像疯子一般，有时哈维尔加入我们这个游戏，慷慨激昂地耍雄辩术。

读《埃丽娅娜姨妈》的时候，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也参加了，因为他们来了，我不敢撵走他们。真幸运，他们是唯一夸奖我的小说写得动人的人，即使他们是我的下属，因而那称赞是值得怀疑的。哈维尔觉得故事构思不真实，谁都不会相信一家人会由于她同酒店老板结婚而把她逐出家门，他向我断言，假设那丈夫是个黑人或者印第安人，故事还说得过去。胡利娅姨妈给了我当头一棒，说故事情节听起来过分虚假；有些词，像颤抖呀，呜咽呀，她认为荒唐可笑。我正要为《埃丽娅娜姨妈》辩护，瘦南希的身影在顶楼门口出现了。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她为何而来。

“这一回家里可吵起来了。”瘦南希憋足一口气说道。

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嗅到有新闻，赶快往前伸脑袋。我阻止了表姐，要巴斯库亚尔去准备九点钟的新闻稿，然后拉上南希同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在布兰萨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南希把事情的详情告诉了我们。她洗头的时候听到母亲和赫苏斯姨妈在电话中的交谈。当她发现她们所讲的那一对指的就是我们俩时，吓得手脚冰凉。她没有完全听清楚，但听得出家里人对我们的恋爱已久有所闻，因为有一次劳拉姨妈说：“你看，甚至连卡蒙奇塔在奥里瓦尔·德·圣伊希特罗大街上都见到了他们，大庭广众之下没皮没脸地手拉手（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们确实做了那样的事，但那是唯一的一次）。南希从盥洗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震簪”，她说），和母亲碰了个满怀。她想掩饰过去，说吹发机在她耳边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可是劳拉姨妈叫她住嘴，骂了她，称她是“那个堕落女人的隐情不报者”。

“那堕落的女人是指我？”胡利娅姨妈问道，与其说带着愤怒，倒不如说感到好奇。

“对的，是指你，”我表姐解释说，脸涨得通红，“她们认为你是罪魁祸首。”

“确实，我年龄还小，生活安定，目前正在学习律师专业，直到……”我这样说，但是没有人理睬我。

“如果她们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了你们，会宰了我，”瘦南希说，“你们一句话也不能说出去，要对天发誓。”

南希的父母正式警告过她，假如她有半点不忠，就把她关上一年，连弥撒也不让她去做。他们对她讲得那样严厉，以致她对是否要告诉我们曾犹豫不决。家里人对我们的事从一开头便了如指掌，但他们觉得这是一桩蠢事，是一个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一笔奇异战绩——征服一个少年——的轻狂女人对男子的玩弄，便采取了克制态度。不过，由于胡利娅姨妈对和毛头小伙子一起逛街和出入斗牛场毫无顾忌，以致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察觉了这场恋爱——外祖父和外祖母也从塞利亚舅妈那儿听到了。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并且肯定会对瘦小子（就是我）造成危害。自从那个离婚女人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他的脑子，大概他已打不起精神读书了。于是，家里人决定进行干预。

“那么，他们打算怎样挽救我？”我问道，并不感到过分恐惧。

“写信给你的爸爸妈妈，”瘦南希回答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是两个年长的舅舅写的，就是豪尔赫舅舅和鲁乔舅舅。”

我的父母住在美国。父亲是个严峻的人，我很怕他。我是远离他，跟着母亲在外祖母家里长大的，而且在父母和好之后，我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时，我们一向处得不好。他为人保守、专断、冷酷、暴躁。如果他们真的给父亲写了信，那消息会像炸弹似的爆炸开来，他将做出激烈的反应。胡利娅姨妈从桌子下拉起我的手说：

“你的脸都白了，小巴尔加斯。现在你有篇好小说的题材了。”

“应该保持冷静，镇定，”哈维尔给我打气，“你不要害怕，我们想个好计策，对付那个笨蛋。”

“他们对你也很生气，”南希提醒哈维尔，“把你说得也很难听。”

“拉皮条，是吗？”胡利娅姨妈笑了，她向我转过身来，满脸愁容，“对我来说，最要紧的是他们要把我们分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这是荒唐的，事情哪能那样？”我对她解释说。

“他们装得多像啊，”胡利娅姨妈说，“不管我姐姐、姐夫还是亲属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使我怀疑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憎恶我。这伙伪君子对我总是那么亲热。”

“眼下你们不应该再见面，”哈维尔说，“你们移花接木，胡利娅带情郎上街，你约别的姑娘，让家里人认为你们吵翻了。”

我和胡利娅姨妈都很气馁，觉得也只有走这条路。当瘦南希离去（我们向她发誓永远不背叛她），哈维尔也随后走了之后，胡利娅姨妈陪我去了泛美电台。不消说，两个人垂头丧气地手拉手走在已被蒙蒙细雨浸湿了的贝伦大街时，心中明白这个计策有可能弄假成真。如果我们互不见面，各奔东西，我们的事情早晚会告吹。我们商量好每天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交谈，然后接了个长吻，分手了。

我乘坐颤颤悠悠的电梯上顶楼时，和往常一样，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想把自己的不幸告诉彼得罗·卡玛乔的欲望。似乎是一个先兆，玻利维亚文人的主要合作者卢西亚诺·潘多、何塞菲娜·桑切斯和巴当正在办公室等我。他们同大巴布罗谈得正热火，巴斯库亚尔则在往新闻稿里塞天灾人祸的内容（当然，他从没尊重过我禁止他塞进死人场面的意见）。他们恭顺地等我帮巴斯库亚尔处理完最后九条新闻。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向我们道过晚安后离去，顶楼上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的时候，他们开口讲话前互相难为情地看了一眼。

无疑，是关于艺术家的事情。

“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我们找您来了，”卢西亚诺·潘多喃喃地说。这人长得既矮小又驼背，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生着一对斜眼，无论冬天还是夏天、白天还是晚上，脖子上总围着一条油渍渍的围巾。他每次都穿着那身咖啡色蓝条纹西装，由于多次洗烫，已破旧不堪。他右脚上的鞋子开了口，袜子露了出来。“有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您可以想象……”

“说真的，卢西亚诺先生，我无法想象，”我对他说，“是关于彼得罗·卡玛乔吗？那好，我们是朋友。是的，您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人。他出了什么事？”

卢西亚诺·潘多点了点头，但是没说话，只是看着自己的鞋子，仿佛他要讲的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向女伴和巴当投去询问的目光，那两个人神情严肃，一动不动。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护和感激，”何塞菲娜·桑切斯美丽柔和的嗓子发出颤抖的声音，“小伙子，谁都不知道我们从事这种收入如此微薄的职业欠了彼得罗·卡玛乔多少情。”

“我们一向遭人鄙视，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活得如此艰辛，简直觉得自己像一堆废物，”巴当说，十分激动，以致我以为他快要出事，“多亏了他，我们才有了职业，我们拜他为艺术大师。”

“可是，看你们讲话的样子，仿佛他已经死了。”我对他们说。

“因为，没有我们，人们将怎么办？”何塞菲娜·桑切斯不听我讲话，引证了她最崇拜的至理名言，“谁给他们幻想和激情，使他们活下去？”

上苍之所以赐给这女人一副优美的嗓子，是为了补偿她身体上的缺陷。尽管可以肯定她已活了半个多世纪，但要猜出她确切的年龄还是不可能。她皮肤黝黑，稻草般的金黄色头发从暗红色的头巾下钻出来披在耳朵上，但可惜不能盖没，因为那耳朵很大，并且是招风耳，仿佛为了收听尘世喧嚣而专门设计出来的。不过，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下巴肉，那东西宛如一只肉口袋垂在她那花花绿绿的罩衫上。她嘴上长满浓密的汗毛，看上去同胡子毫无差别，她还养成了每逢说话便抚摸它们的怪习惯。她患有下肢静脉曲张，腿上裹着一双足球队员的弹力袜。随便什么别的时间，她的来访都会使我兴趣盎然。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忙了，需要解决自己的难题。

“当然，我知道你们都欠彼得罗·卡玛乔的情，”我不耐烦地说，“这和他的广播剧在全国受到热烈欢迎有关。”

我见他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互相鼓舞着。

“一点不错，”卢西亚诺·潘多终于开了口，显得焦急而痛苦，“开始，我们并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我们想，随便什么人都会疏忽，走火，尤其对一个夜以继日工作的人来讲更是如此。”

“可是，彼得罗·卡玛乔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打断他，“我一点也听不懂您的话，卢西亚诺先生。”

“他说的是广播剧，小伙子，”何塞菲娜·桑切斯低声说，仿佛会亵渎神明，“广播剧变得越来越荒诞了。”

“我们这些演员和技术人员轮流回答从中央电台打来的电话，充当听众所提抗议的挡风墙。”巴当接话说。他的头发挺直发亮，好像豪猪的鬃毛，看来是抹过油的。和往常一样，他穿着搬运夫上衣，鞋子没有鞋带。他像是马上要哭出来。“为了不让赫纳罗父子赶走他，先生。”

“您非常清楚，他身无分文，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卢西亚诺·潘多补充说，“如果他们把他赶走，他怎么办？他会饿死呀！”

“我们呐，”何塞菲娜·桑切斯悻悻然地说，“如果没有他，我们又会落到哪步田地呢？”

他们争先恐后地讲起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那些胡诌（“乱弹琴的话。”卢西亚诺·潘多说）差不多两个月前就在广播剧中出现了，但开始时是那样稀少，大概只有演员们注意到了。他们没有对彼得罗·卡玛乔说一句话，因为大家了解他的脾气，谁也不敢说。再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怀疑那是彼得罗·卡玛乔故意耍的花招。但是，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事情闹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确实，那些广播剧成了大杂烩，小伙子，”何塞菲娜·桑切斯难过地说，“一些人物和另一些人物搅在一起，连我们也分不清楚。”

“伊波里多·里图马一向是个军曹，是卡亚俄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犯，出现在晚上十点钟的广播剧里，”卢西亚诺·潘多说，声调都变了，“可是三天前成了下午四点钟广播剧中法官的名字，而法官原来是叫彼得罗·巴雷达的。这是一个例子。”

“现在的彼得罗·巴雷达吵着要去捉老鼠，因为老鼠吃了他的女儿，”何塞菲娜·桑切斯眼里涌出了泪水，“实际上，老鼠吃掉的是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的女儿。”

“您可以想象我们录音时受的罪了，”巴当含含糊糊地说，“说的是蠢话，干的是蠢事。”

“这种混乱简直无法收拾，”何塞菲娜·桑切斯低声细语道，“因为您已看到卡玛乔先生是怎样控制节目的，他连一个逗号都不许别人改，否则就会大发雷霆。真使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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