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写作失败后，我一连好几天都无精打采。但是一天上午，我听到巴斯库亚尔向大巴布罗谈他在飞机场的发现，感到我的才智又恢复了，于是开始构思一篇新的故事。巴斯库亚尔发现几个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搞一种危险而刺激性很强的娱乐，天黑时，躺在利马坦博机场跑道的一端，巴斯库亚尔发誓说，飞机起飞时，躺着的小伙子借助喷气的力量能腾起地面几厘米，并且飞起来，活像魔术节目。几秒钟后，喷气作用消失了，小伙子们又突然跌回地面。那些天，我看了一部使我振奋的墨西哥影片，片名叫《被遗忘的人们》（直到几年之后才知道那是布努埃尔的作品以及布努埃尔是何许人）。我决定以同样的气魄编个故事，关于一些被市郊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炼得像小狼一样的小伙子，亦即一些老小孩的故事。哈维尔持怀疑态度，他向我断定说，那段轶事是虚构的，飞机起飞产生的喷气连一个新生婴儿都吹不起来。我们争论了一番，最后我对他说，在我的故事里，人物都要飞腾而起。尽管如此，这仍将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不，是魔幻式的。”他叫道）。最后我们说定，某天夜晚和巴斯库亚尔一起到科尔帕克荒野去证实一下，看看这些危险的游戏（这是我给故事选好的题目）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那天，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但是我希望第二天，即星期四在鲁乔舅舅那里看到她。可是，那天中午我去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舅舅家里吃例行的午餐时，却没有看到她。奥尔卡舅妈对我说，“一个匹配的意中人”吉列尔莫·奥索雷斯大夫邀请她去吃午饭。这位大夫和我家多少有些来往，是个道貌岸然、五十开外的人。他有点资产，刚刚丧偶。
“一个意中人，”奥尔卡舅妈向我挤眉弄眼地重复说，“严肃，富有，是个美男子。只有两个孩子，已经大了。这不正是我表妹所需要的丈夫吗？”
“最近几个星期，她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鲁乔舅舅也很满意地说，“不愿和任何人外出，过着老处女式的生活，但是内分泌科大夫把她迷住了。”
我妒忌得很，胃口顿失，仿佛闻到了腌菜水的苦味。由于我神情慌乱，我觉得舅父母就要察觉到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向他们探听关于胡利娅姨妈和奥索雷斯大夫的更多细节，因为他们不会谈更多。大概十天前，胡利娅姨妈在玻利维亚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上认识了奥索雷斯大夫。这位大夫知道她的住址后就来登门拜访，给她送过鲜花，打过电话，邀她到玻利瓦尔酒吧间喝过茶，如今又邀她到联盟俱乐部吃午饭。内分泌科长大夫向鲁乔舅舅开玩笑说：“鲁伊斯，你的小姨子是第一流的女人。她不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并可以为之再次牺牲一切的女人吗？”
我想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却弄巧成拙。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和鲁乔舅舅在一起时，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是否干涉了不应该干涉的事情被人家开了？幸亏奥尔卡舅妈谈起了广播剧，这才使我松了一口气。她说，彼得罗·卡玛乔有时也有败笔，那个为了在法官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姑娘而用裁纸刀割伤自己的男人的故事，她的所有女友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只是从愤怒转向失望，又从失望转向愤怒。关于大夫的事，胡利娅姨妈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最近十天，我们曾几次见面，她从没有提到过他。奥尔卡舅妈说她终于倾心于一个人了，这是真的吗？
乘公共汽车回泛美电台的途中，我忽然由自卑变得骄傲起来。我们相爱已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发现，引起家人的嘲笑和愤怒。此外，我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位这样的夫人身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几乎可以做我的母亲。作为体验，这已经够了。奥索雷斯的出现是老天爷的安排，他使我得到解脱，用不着我自己出面把这个玻利维亚女人甩掉了。我感到坐立不安，少有地冲动，仿佛要大醉一场，恨不得要打谁一顿。在电台，我和巴斯库亚尔吵了一架。他旧习难改，将下午三点钟新闻稿的一半用来报道汉堡的一场大火灾，在这场大火灾中，有十多个土耳其侨民被烧死。我对他说，以后不经我过目，不准播报任何有关死人的消息。我很不友好地对待了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打电话来让我记着我还在这所大学的法律系学习，并提醒我第二天诉讼法的考试在等我。电话刚放下，马上又响起来，这次是胡利娅姨妈打来的：
“为了一位内分泌科大夫，我把你丢下了，小巴尔加斯，我想你会觉得我是个怪人吧？”她恬不知耻地对我说，“你不生气吗？”
“为什么生气？”我回答说，“你不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哎，这么说你生气了，”我听她说道，语气已经比较严肃，“你不要犯傻，我要向你解释解释。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今天不行了，”我冷淡地回答说，“有时间我打电话告诉你吧。”
我挂上了电话，与其说是生她的气，还不如说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感到自己很可笑。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开心地望着我，那个热衷天灾人祸的家伙得意扬扬，他从我对胡利娅姨妈的斥责中报了仇：
“啊呀，这位马里奥先生对女人可真厉害。”
“就应该这样对待她们，”大巴布罗支持说，“这些女人，没有比被别人制服能让她们更高兴的事了。”
我把两个编辑赶走，自己编定了下午四时要播音的新闻稿，然后去看彼得罗·卡玛乔。他正在录制一个剧本，我在他的房间里等他。我对他扮演的角色感到好奇，但是我不懂他在读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这次同胡利娅姨妈在电话里的交谈是否意味着我们关系的决裂。几秒钟的争吵竟使我对她恨之入骨，下定决心不再理睬她。
“您陪我去买毒药吧，”彼得罗·卡玛乔在门口甩动着他那狮鬃般的头发，愁眉不展地对我说，“我们会有时间喝饮料的。”
在我们走遍联盟大街的条条小巷寻找毒药的时候，艺术家告诉我，拉塔帕达公寓里的老鼠已经闹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如果这些老鼠只是在我床底下跑跑，也就算了。它们不是小孩子，对动物，我是不怕的。”他一边对我解释，一边用那长着瘤子的鼻子嗅着一些黄色粉末。据杂货店老板说，这些粉末能杀死一头奶牛。“但是这些长胡子的家伙吃我的口粮，每天晚上都啃咬我放在窗台透风的食品。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要消灭它们。”
他用各种理由讨价还价，把老板弄得晕头转向。付过款，让店里为他把毒药包好，而后我们便到科尔梅纳咖啡馆去。他要了杯薄荷马黛茶，我要了杯咖啡。
“我在为爱情而苦恼，卡玛乔朋友。”我开门见山地向他坦白道，对这种广播剧式的表述法，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他说可以摆脱我自己的事情，达到一吐为快的目的。“我喜欢的女人欺骗我，她另有所爱。”
他神秘莫测地观察着我，那双又小又突出的眼睛闪烁着空前冷酷、愤然的光芒。他身上的黑色西装已经洗熨过那么多次，穿用那么许久，以致变得像片洋葱叶子似的透明发光。
“在这些平民化了的国家里，决斗是要坐牢的，”他像判决似的说，神情十分严肃，双手痉挛地做着手势，“至于自杀，那已为人所不齿。一个人自杀，换来的不是良心的谴责、不寒而栗和钦佩，而是遭人耻笑。我的朋友，最好还是采用实际可行的办法。”
和彼得罗·卡玛乔讲出了心里话，我感到很痛快。我知道，对他来说，除了他自己，再不存在第二个人。我的问题他已经不记得了，他纯粹是一架使他的理论体系付诸实施的机器。听他讲话比参加一场酒宴更能得到安慰（而且后遗症较少）。彼得罗·卡玛乔以威胁的神态笑了笑，然后给我详细开了药方：
“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刺痛那个淫妇，像石头一样打在她身上。”他指手画脚地对我说，“这封信要使她感到自己变得像一条没有五脏六腑的小蜥蜴，像一条肮脏的鬣狗。这样她就会明白没有人是傻瓜，人家知道她的背叛。这封信要充满轻蔑，叫她懂得她是个淫妇。”他沉默了，考虑了一会儿，稍微变换了声调，随即对我做了个极为友好的表示，简直出乎我的预料：“如果您愿意，我替你写这封信。”
我连声道谢不迭，但是我对他说，我了解他那苦役犯般的工作时间表，绝不愿再用我的私事去增加他的负担（后来我后悔不该有这些顾虑，失去了一位作家的亲笔文章）。
“至于那个诱奸者，”彼得罗·卡玛乔眼睛里闪过一道凶狠的光芒，接着说道，“最好写一封匿名信，骂他个狗血喷头。既然他们把您当成王八，受害者岂能无动于衷？岂能允许他们舒舒服服地私通？一定要破坏他们的爱情，击中他们的痛处，在他们之间制造猜疑，让他们产生不信任，互相敌视，互相仇恨。这样来报复不是其乐无穷吗？”
我向他暗示，也许写匿名信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他立即宽慰我说：“一个人同正人君子打交道应当像个正人君子，同无赖打交道就应该像个无赖。这是‘人所共知的至理名言’，否则就是傻瓜。”
“给女方写信，给男方写匿名信，可以使两个情人受到惩罚，”我对他说，“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谁给我解除怨恨、失望和痛苦？”
“所有这一切只需喝点加氧化镁的牛奶就解决了，”他回答说，叫我连笑都笑不出来，“我知道，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夸大了的唯物主义。但是，您听我的好了，我有生活经验。事情多数是这样，所谓心灵受到创伤之类均属消化不良，是难消化的硬菜豆、过了期的鱼和便秘作祟。一副好的泻药，马上就会把爱情的疯癫治愈。”
毫无疑问，这次他成了杰出的幽默作家，讥笑了我和他的听众。他说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他在运用贵族式的消遣娱乐来向自己证明，我们这些人全是不可饶恕的傻瓜。
“您谈过多次恋爱，有非常丰富的感情生活？”我问他。
“是的，非常丰富。”他把薄荷马黛茶端到嘴边，透过茶杯上方盯着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有骨头有肉的女人。”
他停了一下，渴望自己的话产生反应，似乎在衡量我天真或愚笨的程度。
“您想想，如果我的精力被女人占去，我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吗？”他教训我了，声音里带着厌恶的语调，“您认为养儿育女和进行创作能同时并举吗？一个人遭受着梅毒威胁的时候还能有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力？女人和艺术是相互排斥的，我的朋友。每个女人的肉体里都埋葬着一位艺术家。生育，有什么意思？狗、蜘蛛、猫，不都会生育吗？人应该有独创之处，朋友。”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突然跳起来提醒我，五点钟广播剧时间到了。我感到失望，我多么想整个下午都听他讲呀，我觉得无意中触及他人品的关键之处。
胡利娅姨妈正在泛美电台我的办公室等我。她像个皇后坐在我的办公桌上，接受着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对她的恭维。他们十分殷勤，一个劲儿给她看新闻稿，向她介绍新闻部的工作情况。她面带笑容，神情很安详。我一进去，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脸色有些苍白。
“啊哈，真是想不到。”为了找个话头，我这样说。
但是胡利娅姨妈不想转弯抹角。
“我是来告诉你，任何人不许对我摔电话，”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更不要说你这样一个毛孩子。你愿意告诉我是什么苍蝇咬了你吗？”
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愣住了，他们把眼光从她身上转到我身上，又从我身上转到她身上。他们对这场戏的序幕非常感兴趣。当我要求他们出去一会儿时，他们立刻面带愠色，不过没敢违抗。两个人不怀好意地扫了胡利娅姨妈几眼就走开了。
“我掐断了电话，实际上我更想掐死你。”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对她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冲动，”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可以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很清楚，用不着装憨卖傻。”我说。
“是因为我和奥索雷斯大夫出去吃午饭，你吃醋了？”她有点嘲弄地问我，“显然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马里多。”
“我已经说过，不许你叫我马里多。”我提醒她说。我感到怒不可遏，声音颤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对她说些什么。“现在我不许你叫我乳臭未干的孩子。”
我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由于正在顶嘴，胡利娅姨妈站起身来向窗口走了几步。她把手交叉在胸前，望着灰蒙蒙、湿漉漉、充满深沉虚幻气氛的、黄昏的天空出神。但是她没有看什么，而是想寻找话题和我说点什么。她穿了一身蓝色衣服和一双雪白的皮鞋，我突然产生了想吻她的欲望。
“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后，她对我说，一直背朝着我，“你什么都不能禁止我，即使开玩笑也不能这样。理由很简单，你不是我的什么人。你不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未婚夫，不是我的情人。我们这种互相拉拉手，在电影院里接接吻的小游戏，不是正经八百的。尤其是，这并没有赋予你对我的权利。你必须把这一点牢牢记在脑子里，孩子。”
“你讲起话来真像是我妈。”我对她说。
“这是因为我有可能成为你妈。”胡利娅姨妈说，她的脸上显出悲伤的样子，似乎狂怒已消，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哀怨、一种深深的懊丧。她回过身来，向办公室走了几步，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痛苦地望着我：“你使我感到自己老了，尽管我并不老，小巴尔加斯。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们的事情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想到将来，更是如此。”
我搂住她的腰肢，她不由自主地向我靠近。但是，当我非常深情地吻着她的面颊、颈项、耳朵的时候——她温暖的皮肤在我的嘴唇下颤抖着，我感到她血管里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愉快——她以同样的声调接着说：
“近来我想了很多，我不喜欢我们的事情了，小巴尔加斯。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我已经三十二岁，并且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干吗要和一个十八岁的不懂事小伙子在一起呢？你说是吗？那是五十开外的女人干的荒唐事，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我一边吻她的颈项、双手，一边轻轻地咬她的耳朵，嘴唇擦过她的鼻子、眼睛，或者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我如此激动，多情，有时竟听不清她对我讲些什么。她的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微弱得简直像耳语。
“事情开始时很有趣，因此生怕别人知道，总是躲躲闪闪，”她说着，让我吻她，但没有露出任何要吻我的表示，“尤其是因为，这使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小姑娘。”
“到底该怎么讲呢？”我在她耳边喃喃地说。
“我使你感到我是一个伤风败俗、年过五十的老太婆还是一个小姑娘？”
“和一个情火如炽的小伙子在一起，只要拉拉手，看看电影，柔情地接接吻，就足以使我回到十五岁了，”胡利娅姨妈继续说，“当然，和一个腼腆的小伙子谈情说爱是美妙的。他尊敬你，不来抚摸你，不敢和你睡觉，对待你像对待初次交遇的小姑娘。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小巴尔加斯，它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恰巧我要告诉你，我正在写一篇题目叫《危险的游戏》的故事，”我对她轻轻地说道，“内容是几个调皮的小伙子靠飞机起飞时的喷气在机场上飞起来。”
我觉得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
“好了，我不再生气了，”她说，“我到这儿来，决心让你认识认识我。哎，看你再敢给我摔电话。”
“哎，看你再敢陪内分泌科大夫出去，”我吻着她的嘴对她说，“请答应我，再也不要和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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