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看看手表，发现确实已经十二点钟了，便对灭鼠有限公司的六个职员说可以去吃午饭了。他不必提醒他们下午三点要准时上班，不得迟到，因为这家企业的全体职员都十分明白，迟到被认为大逆不道，要扣发工资，甚至被踢出门。待他们走后，费德里科先生照例亲自给办公室加上两道锁，然后戴上灰鼠皮帽，穿过行人拥挤的万卡维利加大街，向停车站走去——他的道奇牌轿车停在那里。
他长得令人敬畏，给人以阴郁的感觉，只要在街上遇见他，就会觉得此人非同寻常。他今年五十多岁，年富力强。他的长相颇有风度：天庭饱满，鼻梁笔直，目光炯炯有神，给人以刚直的印象。假若他喜欢追求女人，完全可以做唐璜。可是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早已把全部精力投入圣战之中了。除去吃饭、睡眠、处理家务等必须做的以外，他不能被任何事、任何人分心。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十年之久，目标是歼灭国土上的一切啮齿动物。
他的亲朋好友，甚至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女，对他为什么有如此幻想一无所知。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一向避而不谈。但是他绝没有忘记，那个想法日夜盘踞在他的脑海里，好似连续不断的噩梦。他从中吸取仇恨的力量，从而坚持这场战争。有些人认为这荒唐绝伦，另一些人认为狂妄不羁，更多的人认为是出于商业需要。此时此刻，当他步入停车场，用兀鹫般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发现道奇已经被冲洗干净。他点燃了发动机，看着手表，等了两分钟让机器预热。这时他的思绪像灯蛾扑向火焰那样飞向火堆，穿过时空，回到了童年那座森林小镇，想起命运之神为他安排的那件可怕的事。
事情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廷戈·玛丽亚在地图上仅仅是个无名小镇，不过有几间被热带丛林包围的茅草房。间或有些冒险家放弃首都的舒适生活，怀着征服原始森林的梦想，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工程师依尔布兰多·特列斯就是其中一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年轻的妻子（她姓温萨特吉，名叫玛依黛，有着巴斯克人的高贵血统）和一个幼子。费德里科·依尔布兰多·特列斯先生心里有宏伟的蓝图：伐木，出售供大户人家使用的房屋、家具木料，种植菠萝、香蕉、西瓜、番荔枝和李子，再创办一家亚马孙河轮船公司。但是，天灾人祸将他的梦想化成了灰烬；天灾——暴雨、虫害和洪水泛滥——加人祸——缺乏劳力和信贷、人们的懒惰和愚昧——使这位创业者的梦想逐渐破灭。到廷戈·玛丽亚之后又过了两年，他只能依靠彭旦西亚河上游的一小块红薯地勉强糊口度日。在这个地方，一间用树干和棕榈叶搭成的茅屋里，一群老鼠在炎热的夜晚钻进没有蚊帐的摇篮，把刚出生的玛丽亚·特列斯·温萨特吉活活咬死了。
事情既简单又可怕地发生了。一天，有人邀请工程师夫妇作为教父教母去参加命名礼仪，那天晚上要在河对岸过夜。工头带着两个雇工照看家园，不过，他们的草棚离东家的房子较远，夜里只有费德里科和他的小妹妹住在家里。天气炎热的时候，费德里科常常把自己的小床移到彭旦西亚河边上去睡，喜欢在那里听着潺潺的河水进入梦乡。那天夜里他也这样做了（后来他为此而悔恨终生）。他先在月光下畅游了一会儿，随后便上床入睡了。蒙眬中，他仿佛听到小妹妹的哭声，但是并不十分真切，或许哭的时间不长，难以把他惊醒。黎明时分，他觉得钢锉般的牙齿在啃咬他的脚趾。他马上睁开眼睛，真是吓个半死，或者确切地说，他以为已置身阴间：十几只老鼠围住他，争先恐后地往床上爬，拼命挤到他身边，啃咬嘴边的东西。他霍地从床上跳下来，捡起一根木棒，声嘶力竭地叫起来，把工头和雇工唤醒。大家举着火把，挥舞大棒，一阵拳打脚踢，终于赶跑了那群老鼠。当他们冲进茅屋时，女孩已经变成了那群饿鬼的美餐，只剩下一把骨头。
两分钟过去了。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发动了轿车，加入了汽车组成的长蛇阵，沿着塔克纳大街拐向威尔逊和阿雷基帕路，朝巴兰科区开去。他将在那里用午餐。每当在红灯前停车，他就合上眼睛，像往常忆起那个可怕的黎明时一样，感到心里一阵阵地翻腾。正如那句至理名言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的母亲，那年轻的巴斯克女人，由于女儿惨死而染上痼疾。她总是不停地打嗝，以致引起呕吐，无法进食，引起人们的喧笑。她渐渐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颤抖的沙沙声。她整天瞪着恐怖的眼睛，打着噎嗝，慢慢消瘦了下去，没过几个月就憔悴而死。从此，父亲自暴自弃，雄心壮志丧失殆尽，连卫生习惯也丢掉了。后来，由于懒散，只好变卖了土地，在瓦牙卡河摆渡，依靠运送过客、货物和牲畜来维持生活。但是，某天，洪峰把渡船冲撞到树上，撞得粉碎。他再也没本事另造一艘，于是爬到那座被称为“睡美人”的山上（因为这座山的形状很像乳峰和臀部），用树叶和枝条搭了个窝棚。他留起了长发和胡须，以野菜为食，抽着令人头晕的麻叶，度过了几年。费德里科先生长成少年就离开了大森林。而那位前工程师，这时被廷戈·玛丽亚镇的人称为巫师，住在火鸡洞附近，与瓦南盖纳部族的三个印第安女人同居，生了一群挺着球形肚皮的混血小儿。
只有费德里科先生善于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对抗天灾人祸。就在那个因丢下妹妹一个人在茅屋而受到鞭打的早晨，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在短短几小时内已经变成大人）跪在妹妹玛丽亚的坟堆旁，发誓要灭绝那群吃人动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增加誓言的分量，他把用鞭子抽出来的鲜血洒在妹妹的坟上。
四十年过去了。今天，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一面驾驶着轿车去吃那每日菲薄的午餐，一面暗自思量，他那移山般的坚韧精神，完全证明自己不愧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因为这些年，他亲手和用药物杀死的老鼠恐怕比出生的秘鲁人还要多。这项艰难困苦且并无奖赏的工作使他成了一个古板的人、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一个不正常的人。起初，他还是个少年，难点是要克服对那些灰老鼠的厌恶情绪。当时的捕鼠技术很原始：用陷坑。后来，他拿零用钱在莱蒙地大街的“美梦”货栈里买下一只捕鼠器，以便加以仿制。他砍好木棍，剪好铁丝，盘绕成夹子，在自己家里一天放置两次。有时他看到被夹住的小老鼠还没有死，便心情激动地把它们放在火上慢慢烤死，要么扎死，要么砍去四肢，或挖掉眼睛。
尽管他是个孩子，但聪明地懂得，如果沉迷于这种把戏，理想就会落空，因为他的目标是提高捕杀的数量而不是追求质量。不过，这并不是说不让那些单个的敌人受罪，而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大量歼敌。他以出众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把慈悲怜悯之情全部抛弃，终日冷若冰霜，统计着捕杀的数目，把科学方法运用到这项灭绝啮齿动物的任务中去。他千方百计从加拿大修女办的学校里挤出时间，废寝忘食（自从妹妹死后，他再也不玩耍），不断改进捕鼠器。他在捕鼠器上装置了一把刀子，可以切断猎物的身体，这样，凡是被夹住的，没有一个得以存活（这样做并非为了减少它们的痛苦，而是不必因为再补一刀而浪费时间）。后来，他又制成大型捕鼠器，里面安装了一把有图案的大餐刀，可以同时把鼠爹、鼠娘和四个鼠崽子一切两断。这一发明很快赢得本地区居民的称赞。不知不觉，他从报私仇的行动转到为公众服务，并因而获得一些酬劳（不管是多么菲薄）。从此以后，远村近邻只要发现老鼠入侵的迹象，便纷纷前来报告。他呢？像蚂蚁一样勤奋，总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将敌人扫荡干净。廷戈·玛丽亚镇上的茅屋、住宅、办公室也开始有人向他求援了。有一天当国民警卫队上尉恳请他收复被老鼠占领的部队驻地时，这个孩子备感荣耀。他将全部进款都花在制造新的捕鼠器上，以便大力发展某些天真汉子认为邪恶的事业或赚钱的事业。当他的父亲，那位前工程师，钻进“睡美人”那淫荡的密林中时，费德里科先生——这时已经离开学校——正在进一步地完善器械，并使用了另一件杀伤力更强的武器：毒药。
他能够自食其力了，而旁的同龄少年还在抽陀螺呢。不过，从事这种职业也使人讨厌他，人家唤他来只为消灭老鼠，从来不请他在桌旁小坐片刻，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为此他的确很难过，但从不怒形于色，更确切地说，同胞的厌恶倒使他暗自窃喜。他是个性格孤僻的少年，寡言少语，谁也不敢吹牛说能使他发笑或有谁见过他的笑脸，看来他唯一的热望就是灭绝那些丑类。他干活收费从不过分，有时还义务卖力；一旦获悉鼠敌在某个穷人家里安营扎寨，便立即提起装有捕鼠器和毒药的口袋应声而至。由于这个小伙子不倦地改进技术，那些灰色动物纷纷毙命，要处理的尸体急剧增加。家庭主妇或者女仆是讨厌干这种活的。费德里科先生于是扩大了业务范围。他训练了一个白痴，即住在圣约瑟修道院里的斜眼驼背。他给白痴一些食物作为代价，叫他把死老鼠装入麻袋，扛到修道院后面火化，或者扔给廷戈·玛丽亚镇上的猫、狗、猪、鹰去饱餐一顿。
从那时起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哈维尔·布拉多大街的红灯前，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暗自想，少年时期，他终日奔走在廷戈·玛丽亚镇的泥泞路上，身后跟着那个白痴，两人用手工方式同杀害他妹妹玛丽亚的刽子手决战到底。毋庸置疑，时至如今，他已取得巨大成就。当时他只有身上那套衣服和一名助手，而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已在统率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商业大军。他的手伸到秘鲁各大城市，拥有十五辆卡车，指挥着七十八位熏鼠洞、配毒药、设置捕网的专门技师。这些人在前线（街道、住宅和农田）从事侦察、包围、歼敌等任务，以他为首的司令部（由方才去吃午饭的那六位专家组成）则负责发布命令、指示及后勤供应。除去上述阵容，还有两个实验室也参加了圣战。费德里科先生分别与他们签合同（实际上由他资助），目的在于加紧实验，不断更新毒剂，因为敌人有着惊人的抗药能力，各种毒药用于两三场战役就失效了，反而成为鼠敌的蜜糖。此外，费德里科先生还设立了奖学金——这时绿灯已亮，他挂上挡，继续向海滨区驶去——由“灭鼠有限公司”每年派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巴顿·胡日大学攻读灭鼠专业。
恰恰是这一科学为信仰服务的想法，促使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二十年前结了婚。总之，他终于动了爱慕之心。一天，他脑海里开始孕育这样一个想法：筹建一支由他的亲骨肉组成的捕鼠大军，从哺乳期开始就向他们灌输仇鼠思想；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也许会在祖国的疆界之外继续从事他的事业。六七名姓特列斯的博士身居最高学府，将秉承他的志愿，并使之不朽。这动人的前景推动他这个缺乏性欲的人去婚姻介绍所登门求教。付过一笔可观的手续费，介绍所给他办成了婚事。女方二十五岁，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姿色——如同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大多数女人一样，牙齿不全，膀大，腰圆，腿粗——却具备他所要求的三个条件：身体健康得无可挑剔，处女膜完好无损，有旺盛的生育能力。
索依拉·萨拉维亚·杜兰是瓦南盖纳部族人，她的家族几经变迁，从乡村贵族败落为城市半无产阶级。她本人曾受教于萨雷霞纳斯嬷嬷开办的公费学校。在这类教会学校里，每个同学都身心健康地成长。具体到她本人，这颗心可以理解为顺从、寡言和贪食。她整天为学校看门，萨雷霞纳斯嬷嬷和含糊其辞的校规都没有明确她的职务——女仆？女工？职员？——这样就加重了那弹性很强的劳役，迫使她像绵羊，对各种事情只是点头或摇头。失去双亲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四岁，经过一番犹豫徘徊，方敢光顾婚姻介绍所，才得以与这位主人牵上了线。由于双方缺乏经验，致使房事过程异常缓慢，充满恐惧，协调不力，仿佛一部章回小说，一章章地表演下去。虽然性诱惑力不断增加，但成效不大。要说他们是一对贞节夫妇，那是无稽之谈，因为索依拉终于用所多玛方式失去了童贞（并非由于恶习，而是出于愚蠢的冒险和缺乏新婚训练）。
除去这桩偶然发生的、令人作呕的事情，这对夫妻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索依拉作为妻子，勤劳，俭朴，一丝不苟地遵照丈夫的原则（有人说这些原则是怪癖）行事，从未逾越费德里科先生设置的禁区，比如不准使用热水洗澡（据丈夫说，那会削弱斗志，引起伤风）。即使二十年后的今天，她走近浴室时还是浑身发抖。她从来没有违反过家法中的任何条款（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她却铭刻在心），比如任何人不得在室内睡眠五个小时以上，免得懒惰成性。因此，每天黎明时分，五点钟闹钟一响，她那鳄鱼式的呵欠声便震得屋窗作响。为防止道德堕落，她顺从地同意从家庭娱乐中取消看电影、舞蹈、戏剧及收听广播等活动；为了不增加预算，不再下餐馆，不旅行，并且放弃了服饰打扮和点缀住室的奢望。她唯一可称为罪过的是贪食，这一点她是不能听命于一家之主的。她的食谱上经常出现鱼、肉、奶油、点心。这是费德里科·特列斯·温萨特吉先生唯一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他是严格的素食主义。
索依拉婚后再也没有背着丈夫犯过那种邪恶毛病。这时她的男人正驾着道奇驶回他们居住的可爱的米拉弗洛雷斯区。一路上，他心里一直在想，索依拉真诚坦白的态度虽然不能将其罪过抵消，却可减轻不少。当强烈的食欲压倒服从心理时，她不顾那恶狠狠的目光，大口吞咽洋葱煎牛排或红烧海鱼或奶油苹果饼，满面通红，心甘情愿受到惩罚。她从未对制裁表示过抗议，比如费德里科先生（因为她多吃一块烤肉或巧克力糖）罚她三天不许说话，她就戴上口罩，免得在睡梦中违反规定；假如处分是鞭打臀部，她便立刻宽衣解带。
费德里科先生在米拉弗洛雷斯区的海岸大堤上驱车奔驰着，漫不经心地朝着灰色的（他所厌恶的颜色）太平洋海水望去，暗自思量，对，无论如何，索依拉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是在子女身上。他梦寐以求的是勇猛善战的王子，而上帝通过这个贪食的女人强加给他的是四个不争气的儿女，这之间有着何等悬殊的差别！
她只生下两个男孩。这真是意外沉重的打击。他从未想到索依拉会生丫头。第一个女孩就使他感到理想破灭了，不过他仍然把这事看作偶然。但是当第四胎依旧是女孩时，费德里科先生开始惊慌起来，担心继续生出这样的孩子，于是当机立断，打消了传宗接代的念头（为此他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他并不厌恶女性，只不过他不是色情狂，也不是贪得无厌的男人，因此那些具有生殖能力与烹调才干的人对他又有什么用处？他认为，之所以要生儿育女，就是为了使讨伐鼠类的事业后继有人。而特莱莎和劳乌拉的出世使这个希望已化为泡影。费德里科先生不是那种赶时髦的人物，不会宣扬女人除去女性特征也有头脑，可以像男子一样从事同等的工作。再说他还十分担心这样的可能性，即弄得不好会名声扫地。不是有许多统计数字雄辩地证明百分之九十五的女人过去、现在、将来可能是娼妓吗？为了使自己的女儿能在那百分之五的贞女中占有一席，费德里科先生严格地安排她们的生活：不许穿袒胸的衣裳，冬夏都穿深色衣裙和长袖罩衫；绝对不许染指甲、抹唇膏、描眉毛、涂脂粉，或者把头发梳成刘海、长辫、马尾以及任何吸引男性的风骚打扮；绝对不准从事任何可能接触男人的文体活动，比如去海滩或参加祝寿舞会之类。若违反规定，便处以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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