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那次冲突后没几天，我又见到了彼得罗·卡玛乔。那是上午七点半，我准备好了第一份新闻稿，打算去布兰萨喝杯牛奶咖啡。从中央电台的门房经过的时候，我透过小窗看见了那台雷明顿。我听到打字机在响，一阵阵在滚筒上敲击字母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但是见不到机器后面的人。我把头探进窗口，打字人是彼得罗·卡玛乔，人家给他在看门人的睡房里安置了办公室。这间屋子房顶很矮，墙壁既潮湿又破旧，还很肮脏。就在这样一个废墟般的房间里，如今放上了一张和那台雷明顿同样高级的写字台，那架打字机在上面“嗒嗒”地响个不停。写字台和雷明顿的庞大体积几乎把彼得罗·卡玛乔的小小身躯吞没了，他在座位上垫了一对枕头，尽管如此，他的头部也只及键盘的高度，双手与眼睛在同一水平上工作，所以看上去仿佛是在拳击。他是那样地全神贯注，尽管我已站到他身旁，他仍然没有察觉我的出现。他那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稿子，两个指头不停地敲打着，牙齿轻轻咬着舌头。他仍然穿着第一天的那身黑色西装，既没有脱掉上衣，也没有摘去花格领带。看见他那副聚精会神、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看见他那一头长发和一身十九世纪诗人的装束，看见他如此严肃认真地坐在对他来说显得那样庞大的写字台和打字机前以及那个几乎容纳不下书桌、机器和这个卡玛乔的狭小房间，不禁感到既同情又好笑。
“卡玛乔先生，您可真早啊！”我问候道，把半个身体向他凑近。
他只是目不斜视地点点头，命令式地示意我，要么请走，要么就等一下。我选择了后者，等着他打完那句话。我看到他桌子上堆满了已打好字的稿纸，地下扔着几个揉皱的纸团。那是因为没有字纸篓。过了片刻，他的双手离开键盘，看看我，站起身，有礼貌地伸出右手，用一句格言回答了我的问候：
“艺术无需时间表。早上好，我的朋友。”
我没有询问他在这个洞穴里是否感到厌恶，因为他一定会回答说，困苦的环境有益于艺术的成功。我宁可邀请他去喝咖啡。他望望细手腕上晃荡着的那块史前样式手表，低声咕哝道：
“已经创作了一个半小时，应该放松一下了。”
在前往布兰萨咖啡馆的途中，我问他是否总是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他回答说，他与其他搞创作的人不同，他的灵感是同白日的光亮成正比的。
“我的灵感随着太阳出山而到来，太阳越热，灵感越旺。”他唱歌般地解释说。与此同时，一个睡眼惺忪的小伙子正在我们身边打扫布兰萨撒满锯末、烟蒂和果皮的地面。“东方发白，我就开始写作。中午时分，我的大脑像火炬一样灼热明亮。下午，火力逐渐减退，黑夜一到，我就停止工作，因为只剩下灰烬。但是没有关系，下午和晚上正是演员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的作息制度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说起话来非常严肃，我觉得他几乎没有感到我在听他说话。他是那种只许别人听、不许别人讲的人。像第一次见面那样，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谈吐毫无幽默感，尽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龇牙，耸眉头——借以装饰他的独白。他无论说什么，都显得极其庄重，加上他那完美的咬字发音、矮小的身躯、古怪的装束、剧场里的动作，便显出一种极不寻常的风度。显然，他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既是世界上最爱装模作样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诚恳的人。我试图把他从艺术范畴的说教拉到普通的家常事务中来。我问他是否已经安顿下来，这里有没有朋友，觉得利马如何。对这些世俗话题，他觉得不值一谈，用了一种不耐烦的口气回答说，已经在离中央电台不远的基尔卡胡同找到了一间“atelier”。他觉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拘无束的，因为艺术家的祖国难道不就是整个世界吗？他不要咖啡，而是点了一杯马黛茶泡薄荷。他解释说，这种饮料不仅味道甘美，并且可以“滋补心肺”。他一口接一口、速度均匀地喝着，好像每一次把杯子送到唇边，都准确地计算过时间。他刚喝完，便立起身，坚持要各自付款。接着，他请我陪他去买一份利马市区交通图。我们在联盟大街一间流动商亭里找到了他要买的东西。他对着天空展开地图，望着各个区县的五颜六色，满意地点点头，要求开一张标明二十索尔的发票。
“这属于工具书，商人应该开发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后来我们便回电台去。他走路的姿势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紧张，仿佛担心误了火车。我们在中央电台门口分手的时候，他指着那拥挤的办公室，好像展示一座宫殿似的说道：
“实际上办公室等于在街上，”他洋洋自得地说，“我就像是在人行道上工作。”
“人声那么嘈杂，车辆来来往往，这不使您分心吗？”我大着胆子暗示道。
“恰恰相反，”他使我放心地说，似乎很高兴用这样一个方式报答我，“我写的就是生活，我的作品要求有现实生活的靶子。”
我正要走开，他再次挥动食指喊住了我，一面指指地图一面神秘地请求我下午或明天给他提供一些素材。我回答说，乐意从命。
回到泛美电台的阁楼里，我看到帕斯库亚尔已经把九点钟的播音稿准备好了。稿子的开头，他用了一条他非常喜爱的那类新闻，是从《纪事报》上抄来的，只不过用一堆形容词点缀了一番：“在风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海面上，巴拿马货轮‘萨尔克号’于昨晚沉没，八名船员死亡。他们淹死后，尸体被为害于上述海面的鲨鱼咀嚼一空。”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删掉了“风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词，最后签上“已阅”二字。帕斯库亚尔并不生气，他是从来都不生气，但提出异议：
“这个马里奥先生呀，总是给我的文体抹黑。”
整整一周，我都在努力创作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我叔叔讲的一个故事的基础上写的。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处庄园里的大夫，那里有个农民，夜晚装扮成毕斯达戈（魔鬼）从芦苇丛中跑出来吓唬另外一个农民。那个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么害怕，挥起砍刀向毕斯达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脑壳砍成两半，这个魔鬼立刻被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那个农民随即躲进山中。过了不久，一伙农民参加舞会后回家，突然发现有个毕斯达戈在村里行窃，他们一拥而上，把魔鬼乱棍打死。死者原来是杀害第一个毕斯达戈的凶手，他为了夜里回村探视家人而假扮起魔鬼来。那群杀人犯也逃进山里，同样扮成毕斯达戈趁黑夜回村，结果其中两个人被吓坏了的村民乱刀砍死。以后这些农民也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我原来准备讲述的并不像我叔叔彼得罗的庄园里所发生的那样，也不像后来我所想象的那样——在不可胜数的毕斯达戈中间，真正的魔鬼却溜掉了。我准备给这篇小说题名为《质的飞跃》，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像博尔赫斯的某篇短篇小说那样，冷静而富于理智，简明而富于讽刺意味。博尔赫斯是我近日的新发现。我把从办公室、学校和布兰萨咖啡馆里省下来的空闲全部用到这篇小说上去了，在外祖父家里也写，中午写，晚上写。在这一星期中，我既没有去任何一位叔叔舅舅家吃午饭，也没有对表姐妹们进行例行的访问，更没有去看电影。我写了又撕掉，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写上一句，觉得不称心，便又重新开始。我认为任何一个拼音或书写错误都非偶然，都会引人注目，都会使神或人无意中发现：此语不妥，需要修改。帕斯库亚尔抱怨了：“好家伙！赫纳罗家的人如果看到这样浪费纸张，一定会扣我们的工资。”到了星期四那天，我认为总算写完了。那是一篇五页的独白，故事末尾才露出真相：扮鬼的恰恰是讲故事者本人。十二点，泛美电台播音之后，在阁楼上，我把《质的飞跃》念给哈维尔听。
“妙极了，兄弟，”他一面鼓掌，一面用结论式的口吻说，“可是，干吗要写这种鬼的故事？为什么不写一篇现实生活的小说？为什么不删掉魔鬼的情节，就让故事在那群假毕斯达戈中间展开？或者，就写一篇虚幻的故事，把你能想象出来的全部幻影都写出来。但是，不要魔鬼，别写魔鬼，因为那会带有一种宗教气息，一股假虔诚的味道，像陈年老货。”
他走了之后，我把《质的飞跃》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决心忘掉那些毕斯达戈。接着，跑到鲁乔舅舅家共进午餐去了。在那里，我听说在那个玻利维亚女人和一个我曾耳闻的大庄园主、跟我们家族有某种亲戚关系的阿雷基帕市参议员阿道尔夫·萨尔塞多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
“她这个追求者的好处是既有钱又有势，而且追求胡利娅的打算也是严肃的，”奥尔卡舅妈评论道，“他已经向她求婚了。”
“糟糕的是，这位阿道尔夫先生已经五十岁了，至今还没有洗清那一可怕的指责，”鲁乔舅舅反驳说，“如果你妹妹跟他结婚，就不得不守活寡，或者与别人私通。”
“他和卡尔洛塔的事纯粹是阿雷基帕人典型的诬蔑之词，”奥尔卡舅妈争辩道，“阿道尔夫仪表堂堂，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
参议员和卡尔洛塔女士那段逸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说。结果，哈维尔一通评价之后，我把那篇小说扔进了垃圾箱。他俩的婚事震动了秘鲁共和国整个南方，因为阿道尔夫先生和卡尔洛塔女士在布诺省占有大片土地，他们的结合在庄园主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婚礼的规模很大，仪式在雅纳华拉漂亮的教堂里举行，参加婚礼的宾客来自秘鲁各地，还摆了极为丰盛的喜筵。蜜月刚刚度了两周，新娘子就把丈夫抛在国外什么地方，独自一人羞愧地归来。整个阿雷基帕市为之愕然，她当众宣布将向罗马教廷提出废除婚约。一个礼拜天，做过十一点的弥撒，阿道尔夫·萨尔塞多的母亲在教堂的门廊里看到了新娘，愤怒地责备她说：
“强盗婆，你为什么就这样抛弃了我那可怜的儿子？”
那位布诺省的女庄园主做了一个很优美的动作，用故意使大家都能听到的高嗓门回答说：
“因为先生们身上都有的那个东西，对你儿子来说却只能撒尿，太太。”
她终于使教会方面废除了婚约。阿道尔夫·萨尔塞多成了家庭聚会上取之不尽的笑料。自从他认识胡利娅姨妈以来，整日不是请客吃饭就是送礼，时而请她去玻利瓦尔餐厅，时而去九一饭店，时而赠送香水，时而用玫瑰花篮进行“饱和轰炸”。我听见这些消息十分开心，期待着胡利娅姨妈会出来对准那位追求者射上一箭。但是，她把我们弄得目瞪口呆，因为到了喝咖啡时间，她怀里抱着高高一堆纸包出现了。她一露面，便哈哈笑着宣布说：
“那些笑话是真的。萨尔塞多参议员果真是阳痿。”
“胡利娅，我的上帝，别那么没有教养，”奥尔卡舅妈申斥她，“人家会以为……”
“今天上午，他本人亲口对我讲的。”胡利娅姨妈辩白道，她对那位大庄园主的悲剧颇有些幸灾乐祸。
那位大庄园主在满二十五岁之前一切正常。就在那一年，他在美国度假，发生了一件倒霉事。胡利娅姨妈记不清是在芝加哥、旧金山还是迈阿密，年轻的阿道尔夫在酒馆里追上了一位贵妇（他以为是贵妇）。她把他领进一家旅馆。正当他同那位贵妇得趣的时候，突然感到一把匕首顶在他的脊背上。他扭头一看，是个身高两米的独眼龙。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打他，只是抢去了他的手表、奖章和全部美元。阳痿就是打那时开始的，以后再没有好过。每当他同某位女士在一起心猿意马的时候，就感到脊梁骨上有一把冰凉的匕首，仿佛又看见了独眼龙那凶恶丑陋的面孔，于是冒冷汗，欲念也随之消失。他四处投医，请教心理学家，甚至向阿雷基帕市一位巫医去求诊，这个庸医在有月亮的晚上把他活埋在火山脚下加以治疗。
“你别那么坏。不要拿那个可怜人开心了。”奥尔卡舅妈笑得前仰后合。
“如果我能肯定他会永远保持这种状况，为了他那些钱财，我也可以跟他结婚，”胡利娅姨妈毫无顾忌地说道，“可是，万一我把他治好了呢？你想，那糟老头还不得在我身上极力补回失去的时光？”
我估计阿雷基帕市参议员的历险记一定会使帕斯库亚尔十分开心，说不定会热心地用整整一篇新闻稿加以报道。鲁乔舅舅告诫胡利娅姨妈，她若那样苛求，就别想在秘鲁找到丈夫。她抱怨说，这里像玻利维亚一样，美男子都是穷光蛋，有钱人都是丑八怪，即使有一两个有钱的美男子，又总是结了婚的。忽然，她转过身来问我，这一星期没有露面，是不是害怕再被拉去看电影？我回答说不是，并编了一些将要考试的谎话，然后我提议当天晚上去看电影。
“好极了，去莱乌罗电影院，”她专断地决定道，“那里正在上映一部叫人痛哭流涕的影片。”
我乘公共汽车返回泛美电台，一路上思考着用阿道尔夫的故事再试着写一篇小说，写得轻松愉快一点，模仿索麦尔塞特·摩根的风格，或者像莫泊桑那样写一篇嘲讽式的艳情小说。走进电台，小赫纳罗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独自发笑。她笑什么？
“在中央电台，彼得罗·卡玛乔和老赫纳罗闹了一场纠纷，”她告诉我，“那个玻利维亚人宣称在广播剧里一个阿根廷演员也不要，否则他就辞职。他赢得了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的支持，结果如愿以偿。那些阿根廷人的合同作废了。真好玩，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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