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播音员和演员与阿根廷播音员和演员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拥入秘鲁，其中许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境的。我认为那位玻利维亚笔杆子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赢得本地同事的好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很快发现这种猜测是不对的。他对阿根廷人普遍憎恶，对阿根廷演员尤其痛恨，看来这里面并无讨好的私心。准备好七点钟的新闻稿后，我去看他，打算告诉他我有些空闲时间，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他把我让进他的洞穴，以一种慷慨的姿态请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当写字台的那张桌子的一角。他仍旧穿着那套西装，系着那条花格小领带，置身于一沓沓仔细堆积在雷明顿旁边的打字稿中间。那张利马市平面图已经用图钉按在墙壁上，各个街区都用红铅笔标上了奇形怪状的符号以及各式各样的缩写字母。我问他那些标记和字母是什么意思。
他点了点头答应告诉我，脸上露出一丝机械的微笑，这微笑包含着发自内心的得意和宽宏大量的神气。坐定后，他像发表演说似的开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创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样攀附在现实生活上。为此我才需要地图，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给我指着地图，我探过头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说什么。那些缩写字母颇为费解，既不是指什么机关团体，也不是指哪个社会名流。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各街区都用红笔圈了出来。我告诉他，我一点都看不懂，请他解释一下。
“这很简单，”他回答说，那口气颇不耐烦，很像神父的语调，“最重要的是真实，艺术就是这样的，绝不能虚假，除非在个别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利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图上标的那样。比如，圣依希特罗区标上两个a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那些世袭名门和暴发贵族混居的街区？”
他在a上面加重了语气，那腔调似乎在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阳光。”他按社会地位把利马市的街区分了类。但是，那些限定词的种类和记名法的法则实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义下得很准确，另外一些则完全是主观臆断。比如，我赞成给赫苏斯·玛丽亚区标上mpa（中产阶层、职员、家庭主妇），但是我提醒他说，给维克多里亚和保尔贝尼区打上vmmh（流浪汉、性变态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标记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亚俄港缩写成mpz（水手、渔夫、黑白混血种人），给塞尔卡多和阿古斯底诺标上foli（女佣、工匠、农夫、印第安人）也实在值得商榷。
“这不是科学分类，而是艺术分类。”他用做报告的口气说道，一面挥动着那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术的手势，“我并不对每个区里的所有人都感兴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给每个街区带来芬芳和光彩的人。假如一个角色是妇科大夫，他就应该生活在与他的身份相称的地区，一名警长也是如此。”
围绕着城市人口的分布，他对我作了一番详尽而饶有趣味的询问（我只是感觉有趣，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葬礼般的肃穆神情）。我发现他最感兴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极端：百万富翁与乞丐，白人与黑人，圣徒与罪犯。他根据我的回答，毫不迟疑地以飞快的动作在地图上增减、修改原有的符号，这使我想到他所发明和使用的这套分类法大概很有些时间了。可他为什么只在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标上符号？
“因为这些地方，毫无疑问，将是主要的舞台。”他说着，那双突出的眼睛带着拿破仑式的自满神情扫视着那四个街区，“我这个人讨厌半瓶子醋、浑水和淡咖啡。我喜欢是非分明，男女清楚，日夜有别。在我的作品里，一向是要么有贵族，要么有平民；要么有妓女，要么有贵妇。中产阶级既不能使我产生灵感，也不能激起我的听众的热情。”
“您很像浪漫主义作家。”我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
“从各方面来说，是他们像我，”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声音有些激怒，“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别人的东西，随便指责我什么都行，唯独这种诬蔑我不答应。恰恰相反，是旁人用最恶毒的方式剽窃我的作品。”
我想解释一下，我说的像浪漫主义作家并非有意侮辱他，只是玩笑而已。但是，他并不听我讲，因为他突然变得异常恼怒，那副激愤的神情，仿佛面对一群满怀期望的听众。他口若悬河地用他那美妙的声音讲道：“整个阿根廷到处都流传着我的作品，它们被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那帮笔杆子糟蹋得不成样子。您以前和阿根廷人相处过吗？您如果看见一个阿根廷人，就赶快躲开他，因为那股阿根廷臭气会像麻疹一样传染。”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鼻翼不住地翕动着，接着咬牙切齿地做了一个厌恶的怪相。面对这一新的个性流露，我感到大惑不解，只好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大致的意思是，拉丁美洲没有作者权益保障法，实在令人遗憾。结果我又惹了祸。
“不是这个意思。被别人剽窃，我并不在乎，”他更加恼怒地反驳，“我们这些艺术家并不是为沽名钓誉而工作，而是出于仁爱。即使我的作品挂了别的牌号，如果能够传遍全球，我也心满意足。令人不能原谅这些拉普拉塔的别字先生的是，他们任意篡改我的剧本，把它们弄得不成体统。你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吗？除去改换标题和人名——这是很自然的啰——他们总要用一些阿根廷佐料调味……”
“真狂妄……”我打断他的话，心想这一次肯定说在点子上了，“花样文章……”
他轻蔑地摇摇头，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庄重神情，用缓慢、瓮声瓮气、震动这个洞穴的声音吐出两句我从未听他说过的粗话：
“捣鬼加性变态。”
我想让他说下去，希望知道他为什么对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强烈，但是看到他那种气急败坏的神气，我没敢张嘴。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动了一下，一只手在眼前挥过去，仿佛要抹掉某些幻影。接着，他满面痛苦的神情，关上斗室的窗户，调整打字机的滚筒，盖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领带，从书桌里拿出一本厚书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他熄了灯，来到门外，锁好房门。我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亲切地抚摸着书背，好像爱抚一只小花猫。
“一个患难之交，”他激动地低声说，把书递给我，“一个忠实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这本书大概是由埃斯巴萨·加尔贝出版社于史前的什么时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满布着五颜六色的污斑和擦痕，书页已经灰黄——作者是无名之辈（阿达尔贝尔托·卡斯德洪·德拉·雷盖拉，穆尔西亚大学古典文学、语法和修辞学硕士），作品是一部浩瀚的摘记，题目很大：《世界百名最佳作家文学语录一万条》，副标题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关于上帝、生命、死亡、爱情、痛苦等问题的言论集》。
我们一直走到贝伦大街。分手时，我忽然想起了看表，感到一阵惊慌：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我觉得和这位艺术家仿佛只待了半个小时，对这座城市所做的社会流言学的分析以及发泄对阿根廷人的憎恶竟然用去了三个小时。我急忙向泛美电台跑去，心中暗想，帕斯库亚尔肯定把什么土耳其巫师又塞进了什么帕尔伯尼区的杀婴案。但是，事情好像并不那么糟，因为我在电梯上遇到赫纳罗父子，他们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老板告诉我，这天下午已经同鲁乔·加蒂卡签订了合同，请这位歌手作为泛美电台独家聘请的客人来利马演出一周。我来到阁楼上，翻阅了一下新闻稿：还过得去。这样，我便不慌不忙地乘公共汽车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圣马丁广场去了。
回到外祖父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他们都已入睡。我的晚饭一向留在炉灶上，但是，这一次除了馅饼、蛋炒饭之外——这是我一贯的食谱——还有一张便条，上面的字体颤巍巍的：“你舅舅鲁乔打电话来，说你对胡利娅爽约了，你们说定要去看电影的。他还说你是个野人，要你给胡利娅打电话道歉。外祖父。”
我心里想，为了一个玻利维亚文人，竟然忘记了新闻稿，忘记了和一位女士的约会，这实在有些过分。我很不痛快地上床躺下，为这并非故意的失礼而感到懊丧。我辗转反侧，折腾了许久方才入梦。睡前，我竭力说服自己，那是她的过错，是她强迫我接受看电影的鬼主意，非要我去受那份可怕的折磨。我寻思着第二天给她打电话的借口。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办法，也不敢对她说出真情，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豪侠之举。播完八点钟的新闻，我去市中心一家花店，让人给她送去一束价格一百索尔的玫瑰花，上面附了一张卡片，思索再三，我写了一句自认为简洁而又风雅的话：“敬请谅察。”
下午编辑新闻稿的间歇，我就阿雷基帕市参议员的悲剧撰写了一篇艳情流浪汉式的小说草稿。我本想这天晚上大干一场，可是，哈维尔从泛美电台下班以后跑来找我，要带我到阿尔多斯区去看一个招魂的场面。招魂者是一名法院录事，他们俩是在储备银行的办公室里认识的。哈维尔多次对我谈起他，因为那个人经常把他与幽灵的交往讲给哈维尔听。那些幽灵不仅在正式招魂的场面上与他来往，而且常常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比如，一大清早弄响电话和他开玩笑，拿起耳机听见里面传来他曾祖母清晰的笑声，而老太太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去世了，她一直住在炼狱里（这是曾祖母亲口告诉他的）。那些幽灵还常常出现在公共汽车、电车或行走在大街上，他们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只好保持一言不发，无动于衷（他似乎说的是“不予理睬”），免得人家以为他是个疯子。我听了非常着迷，便请求哈维尔安排一次同录事-招魂者的会晤。录事答应了，但是招魂的日子推迟了好几个星期，借口是气候不相宜，必须等待月亮转到某个方位、海水落潮以及其他一些更为特别的因素，看来幽灵对潮汐、星座方位和风向是很敏感的。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录事-招魂者的家，那是一间肮脏不堪的矮房屋，挤在堪卡约小巷的尽头。实际上，那个人远不如哈维尔讲的那样有趣。他六十多岁，丧妻，秃头，身上散发出一股药味，眼睛放射出牛眼的光芒。他的谈吐实在乏味之极，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他能够与幽灵交往。他在一间破烂、油污的小房间里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素饼干夹鲜奶酪，喝一小瓶少得可怜的红酒。他神色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他在阴间的经历，一直讲到时钟敲响十二点。二十年前，丧妻之后，他就有了这种经历。他女人的去世使他陷入难于慰藉的悲伤之中。直到一天，有个朋友给他指出招魂之路，才算救了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因为这不仅使人有机会继续眼见耳闻自己的亲人，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用评论命名礼的口气对我们说道。
听他的讲述，人们会觉得同死人谈话实质上有点像看电影或者看足球赛（当然不会那么有趣）。他对阴间的解释实在平庸得可怕，而且缺乏道德观。依照他所讲述的情况，阴间和阳间似乎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幽灵也会得病、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旅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永远不会死亡。时钟敲十二点钟时，我不断恶狠狠地盯着哈维尔。录事-招魂者请我们在桌旁坐下（不是圆桌而是方桌），熄了灯，命令我们双手合十。接着是一片寂静，我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希望事情会变得有趣些。这时，幽灵们开始出现，录事仍然用日常说话的口气开始问他们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事情：“索丽达，你好呀？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来啦，带了两位朋友，他们都是好人，希望和你那个世界接触一下，索丽达。什么？什么事？让我问候他们？当然可以，索丽达，我替你问候。她说让我衷心问候你们，还说，如果可能，请经常为她祷告，以便让她早日离开炼狱。”在索丽达之后，又来了一大串亲朋好友，录事也和他们作了类似的交谈。他们还都在炼狱中，都请他向我们转达问候，请求为他们祈祷。哈维尔坚持要召唤某个在地狱里的人，让他来给我们解除疑问。可是招魂者毫不踌躇地解释说，这做不到，因为那边的人只能逢单月的头三天方可约会，而且那声音只能勉强听到。哈维尔这时要求会见那个曾经侍候过他母亲、他本人以及他兄弟的女仆。于是，古麦尔辛达婆婆登场了。她问候大家，说她十分想念哈维尔，她正在打点行装，即将离开炼狱，去见天主。我请录事把我哥哥胡安招来（其实我根本没有弟兄），出乎意料，胡安竟然来了。他通过招魂者那柔和的声音告诉我，不必为他担忧，因为他和上帝在一起，而且经常为我祈祷。听罢这个消息，我的心沉静下来，不再注意招魂的场面，又开始为参议员的故事打起腹稿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令人难以猜透的标题来：《不完整的面孔》。就在哈维尔不厌其烦地要求录事唤来某位天使或至少某个像曼戈·戛伯克那样的历史人物时，我却决定让参议员通过下意识的幻觉解决他的问题：在与妻子亲热的时候，让她戴上一副海盗眼罩。
将近凌晨两点钟，招魂术方才结束。我们沿着阿尔多斯区的大街找出租汽车，想要它拉我们到圣马丁广场，再从那里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对哈维尔说：由于他的过错，阴间对我来说已经失去诗意和神秘色彩；由于他的过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阴间，所有的死人都要变成蠢货；由于他的过错，阴间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且人们要怀着这样的信念生活下去：在来世（如果存在的话），一种无尽无休的呆痴病加上枯燥无聊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这番话气得哈维尔简直要发疯。我们终于找到一辆出租汽车。作为惩罚，车钱由他付。
回到家，在馅饼、蛋炒饭旁边，我发现一张纸条：“胡利娅给你打来电话。她说已经收到你的玫瑰花，非常好看，她很喜欢。她还说，你别以为凭着这些玫瑰就可以脱身，一两天之内你还得陪她去看电影。外祖父。”
第二天是鲁乔舅舅的生日。我给他买了一条领带做礼物。我正准备中午到他家里去，可是小赫纳罗偏偏来到阁楼，一定要我跟他去莱蒙地饭店吃午饭。他希望我帮他起草几份星期天登报的广告，预告一下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将从星期一开始播放。我说，由艺术家本人亲自起草这些广告不是更为合理吗？
“问题是他已经回绝了，”小赫纳罗解释说，像烟筒一样吐着烟圈，“他说他的剧本无需商业广告，它们凭着自己的身价就会令人钦佩，还有别的一些蠢话。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复杂，有这么多怪癖。关于阿根廷人的那些事你已经知道了，对吗？他逼我们撕毁了一些合同，赔偿了人家的损失。但愿这些节目能证明他的傲气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面起草广告，一面就着海鱼喝冰镇啤酒。莱蒙地饭店的房梁上时而蹿过几只灰色的小老鼠。它们的存在仿佛证明这家饭店是百年老店。小赫纳罗还给我讲了他跟彼得罗·卡玛乔之间的另一次冲突，起因是在利马首次上演的四出广播剧的主角问题，在这些戏中，主角是个依然保持青春的五十岁的人。
“我们给他解释说，各种调查都表明，听众喜欢三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主角，可他倔得像头骡子，”小赫纳罗苦恼地说道，一边从口鼻中吐出烟圈，“是不是我干涉得不对？这个玻利维亚人会不会一败涂地？”
我回想起和彼得罗在中央电台的洞穴中那个晚上的谈话。这位艺术家用火一般的语言给人生五十岁下了定义。他说，这个年龄是思维和性欲的高峰，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这个年龄正是女人最喜爱而男人最害怕的岁月。令人颇为怀疑的是，他竭力坚持老年这个概念是可以选择的，我因此得出结论，这位玻利维亚文人大概五十岁——老年这个词使他感到恐惧，他那大理石般坚强的性格中终于流露出一丝人性弱点的光。
编完广告再去米拉弗洛雷斯区跑一趟已经迟了，于是我给鲁乔舅舅打电话，告诉他晚上再去拥抱、祝贺他。我原以为会遇上一大群亲戚前来祝贺，但是除了奥尔卡舅妈和胡利娅姨妈，再也没有旁人。因为亲朋好友白天已经来过。他们仨正在喝威士忌，给我也斟满了一杯。胡利娅姨妈对我送的玫瑰花再次表示感谢。我看见那些花放在客厅的餐具架上，实在少得可怜。随后，她又像往常那样开起玩笑来。她要我坦白失约的那天晚上是什么样的“节目”使我不得脱身，是大学里的小妞还是电台里的黄毛丫头。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衣服，脚下穿着白色的皮鞋，脸上抹了胭脂口红，头发是在理发馆里刚梳洗过的。她笑起来，声音很响，毫无顾忌。她的声音略有嘶哑，两眼射出大胆放肆的目光。这时我才发觉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鲁乔舅舅心花怒放地说，人生只有一次五十大寿，请我们去玻利瓦尔餐厅吃饭。我心里想不得不连续两天放下那个太监式的堕落参议员的故事了（如果小说就用这个《太监式的堕落参议员》的题目怎么样？），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而是很高兴参加这个晚上的聚会。奥尔卡舅妈上下打量我一番后，提出意见说，我这身装束去玻利瓦尔餐厅可不相宜。她让鲁乔舅舅借给我一件干净衬衫和一条鲜艳的领带，以弥补西装的皱褶和陈旧。衬衫穿上去太大，脖子在领圈里直晃荡，我感到惶惶然。（这又给胡利娅姨妈提供了开心的机会，她开始叫我“好宝贝”。）
我从未去过玻利瓦尔餐厅，觉得那里是世界上最高尚文雅的地方，从来也没吃过那样美味可口的饭菜。乐队演奏着波莱罗舞曲、进行曲、狐步舞曲。这些节目中的明星是个法国女人，皮肤雪白，像牛奶一样，轻柔地朗诵歌词。鲁乔舅舅由于多喝了几杯而情绪高涨起来，用他称之为法语的话向那法国女人欢呼“vravooo！（好哇！）vravooomamuase！che’ri！（好哇！亲爱的小姐。）”第一个站起来跳舞的是我，拉着奥尔卡舅妈到了舞池里。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因为我不会跳舞（那时我坚信一个文学天才与舞蹈、体育格格不入）。幸而人很多，在拥挤的舞伴中，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没有人察觉到我不会跳舞。胡利娅姨妈这时正在使鲁乔舅舅吃苦头，强迫他跳舞时离她远些，并做出各种舞姿。她跳得很好，不少绅士的目光在随着她转。
到了下一个舞曲，我请胡利娅姨妈跳。我预先告诉她，我不会跳舞；但是，因为正在奏一支速度极慢的狐步舞曲，我跳得还算过得去。我们跳了两支曲子，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的餐桌。就在舞曲结束的一瞬间，胡利娅姨妈做了一个要离开我的动作，我拉住了她，在靠近她嘴唇很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仿佛目睹什么奇迹似的。乐队已经换了班，我们只好回到餐桌上。在那里，胡利娅姨妈开始取笑鲁乔舅舅的五十大寿，她说从这个年龄开始，男人就变成了老色鬼。她不时地向我投来迅速的一瞥，好像要证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在那里。从她的眼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脑袋还无法接受我吻过她这一事实。奥尔卡舅妈已感到疲倦，她想回去，可是我坚持再跳一次。“知识分子在堕落。”鲁乔舅舅论证道，说罢拉起奥尔卡舅妈去跳埃斯特里沃舞。我请胡利娅姨妈跳。我们跳舞的时候，她（第一次）保持沉默。跳到人多的地方，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渐渐离我们远了，我就把她往怀里搂得紧一些，几乎贴着她面颊。我听到她惊慌地低语说：“马里多，你听着……”我打断了他的话，在她的耳旁说：“我不准你再叫我马里多。”她把脸离开一些，想望望我，试图微笑一下。就在这时，在一个几乎是机械性的动作中，我弯身吻了她的嘴唇。这是一个迅速的吻，出乎她意料之外，她惊讶得暂时停下了舞步。此刻她的惊讶是彻底的：目瞪口呆。舞曲一停，鲁乔舅舅付了账，我们就走了。在返回米拉弗洛雷斯区的途中——我和胡利娅坐在后排座上——我拉起她的手，温情脉脉地紧握在手中。她没有抽回去，但是慌乱的神色依然可见，不再开口讲话。在外祖父的家门口下车的时候，我暗自猜算她大约比我大多少岁。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城市与狗》《凯尔特人之梦》《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艰辛时刻》《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