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和她来到了街上，先是沿着漆黑的阿尔门达利茨大街，接着拐向宽阔的格拉乌林荫大道，只是为了去看一部墨西哥电影，那片名刚好叫做《母亲与情人》。

“对于一个离婚的女人来说，可怕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向你提条件，而是认为你既然是个离婚的女人，就不再需要浪漫了。”胡利娅姨妈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用不着恋爱，用不着说什么温柔的话，而是直截了当、十分庸俗地向你求婚。这使我讨厌。就因为这个，我不愿给他们拉去跳舞，而情愿来跟你看电影。”

我对她说，谢谢她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真是愚蠢透顶，以为所有离婚的女人都是娼妇。”她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继续说道，“另外，他们一味地都想干那种事。可是美好的东西并不是那个，而是谈情说爱，对不对？”

我开导她说，世上并不存在爱情，爱情是一个名叫彼特拉克的意大利人和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诗人臆造出来的。人们认为纯洁奔放的激情和质朴感情的流露只是发情雄猫的本能要求，不过用美丽的辞藻和文学神话加以掩饰罢了。这种理论虽然我丝毫不相信，但故意装出热诚信奉的样子。我那套生物性欲学理论至少使胡利娅姨妈产生了不少疑团：“莫非他真的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我是反对结婚的，”我对她说，尽力装出一副卖弄学问的样子，“我赞成人们所称的自由爱情。但是，如果我们持老实态度，那就应该简单地叫做自由结合。”

“结合就是干那种事啰？”她笑了，但是立刻露出一副沮丧泄气的神情，说：“我年轻的时候，男孩子都给女孩子写些短诗，送鲜花，要经过几周的时间才敢吻她们一下。马里多，现在这些毛头小伙子把爱情弄成了多么下流的东西呀。”

我们在售票窗前为谁掏钱买票争执了一番，然后耐着性子看多洛蕾斯·德里约表演了一个半小时，只见她时而呜咽，时而拥抱，时而高兴，时而哭泣，最后披头散发，迎风在树林里狂奔。散场后，我们仍旧步行回鲁乔舅舅家，一路上，蒙蒙细雨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裳。我们又一次谈到彼得罗·卡玛乔。她真的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吗？因为据小赫纳罗说，彼得罗·卡玛乔是玻利维亚的名人呀。是的，她的确连他的名字都不晓得。我想，赫纳罗是让人骗了，或者，也许那个所谓的玻利维亚广播剧企业是他自己臆造出来，为了做广告而抛出的一个带羽毛的土著人。三天后，我亲眼看到了那位有血有肉的彼得罗·卡玛乔。

那天，我刚和老赫纳罗发生了一些龃龉。因为帕斯库亚尔对于暴行消息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偏爱，十一点钟的播音稿用的全部是伊斯法罕的地震消息。使老赫纳罗恼火的倒还不是帕斯库亚尔挤掉了其他消息，淋漓尽致地报道了房倒屋塌时响尾蛇和眼镜蛇蹿到地面进攻那些幸免于难的波斯人，而是因为那次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我不得不承认老赫纳罗并非没有道理，便把火发泄到帕斯库亚尔身上，骂他玩忽职守。他是从哪里弄来这碗剩饭的？从一份阿根廷杂志上。他为什么要干这样荒唐的事？因为眼下没有重大新闻，那个消息至少还算有趣。我给他解释说，人家付给我们工钱，不是为了要我们娱乐听众，而是要我们综合报道当天的新闻。帕斯库亚尔点点头以示和解，但提出一个难以反驳的理由：“马里奥先生，问题是咱们关于新闻的概念理解不同。”我正要回答他说，如果你固执己见，每当我不在时就推行那套耸人听闻的新闻理论，那么咱们两个很快就会流落街头。这时，阁楼门口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身影。那是一个矮小的人，身材介于矮子与侏儒之间，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异常活泼的眼睛，目光里闪烁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他穿一身黑西装，看得出已经穿得很旧了，衬衫和蝴蝶结领带上有不少污迹。但是这身装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是谨慎而严肃的，就像那些老式照片上的绅士，穿着浆好的大礼服，戴着合适的高筒帽，活像囚犯。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一头长及肩膀的油污黑发闪闪发亮。他的姿势、动作和表情好像与率真和自然的风度无缘，而使人立刻想到带有活动关节的玩具娃娃，想到用线牵引的木偶。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一鞠躬，摆出一副和他那副仪表一样不常见的庄重神情，做了这样的开场：

“先生们，我要占用你们一台打字机。如果二位肯帮忙，我将十分感激。这两台打字机，哪台好使一些？”

他用食指来回点着我和帕斯库亚尔的打字机。尽管我常到中央电台去玩，对声音与身体的不一致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一个身材如此矮小、体质如此单薄的人，居然能发出这样洪亮悦耳的声音，而且咬字又是这样的完美，实在令我惊讶。仿佛在他发出的声音里，不仅每个字母都清晰可见，一个不缺，而且每个字母的分子和原子、每个音节里的音素都鱼贯而出，点滴不漏。他等得不耐烦了，没有察觉到他的外貌、大胆的举止和洪亮的声音引起了我们的惊奇，便动手查看——也像是嗅闻——两台打字机。最后他选中了我那台陈旧、笨重、样式很像一辆过时灵车的雷明顿牌打字机。这时，首先有反应的是帕斯库亚尔：

“您是强盗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责问道。我明白他这是为伊斯法罕的地震消息在我面前将功补过，“亏您想得出就这样搬走新闻部的打字机！”

“艺术比你那个新闻部重要，幽灵。”那位人物大声怒喝道，并且狠狠地瞪了帕斯库亚尔一眼，目光好似对待被践踏的蝼蚁，同时继续干他的事。在帕斯库亚尔惊愕的目光注视下（毫无疑问他也像我一样打算猜出“幽灵”两字是什么意思），那位来访者动手去搬雷明顿。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笨重的机器搬了起来，憋得脖子里青筋暴跳，眼球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挂满了汗珠，但仍然不肯罢休。他咬紧牙关，蹒跚着朝门口走了几步，终于筋疲力尽了，再过一秒钟，那件重物就会同他一起坠倒在地。于是，他把雷明顿打字机放在帕斯库亚尔的小桌上，呼哧呼哧地喘气。可是，他的呼吸刚恢复正常，便全然不理睬帕斯库亚尔和我对这副场面的讥笑（帕斯库亚尔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手指点着太阳穴，示意我那是个疯子），恶狠狠地责备我们：

“先生们，别那么不通人情，讲点人道主义的团结精神吧，帮我一下！”

我说，我很抱歉，不能帮忙，要想搬走那台雷明顿打字机，得先踏过帕斯库亚尔的尸体，再跨过我的尸体。那矮子整理着由于用力过度而扭歪了的领带。我吃惊地看到他的面孔露出了恼怒的神色，显出全然不懂开玩笑，严肃地点着头答道：

“一个天生的好汉对决斗绝不胆怯。先生们，请定个时间和地点吧。”

好像上帝有意安排似的，小赫纳罗出现在顶楼门口，从而解除了眼看就要商定的决斗。他进门的时候，那个固执的矮子正想重新抱起雷明顿打字机再表演一次而脸红脖子粗。

“放下！彼得罗。我来帮您。”小赫纳罗说，从他手中夺过机器，好像那不过是个火柴盒。这时，他从我和帕斯库亚尔的脸上明白了应该说明一下，便满脸笑容地安抚我们：“又没有死人，何必哭丧着脸呢！家父很快就会给你们补上一台打字机。”

“我们是多余的人，”为了保住面子，我抗议道，“所以把我们塞在这个猪窝一样的阁楼里。过去已经搬走了一张写字台送给会计师，现在又搬走我的雷明顿，而且事先都不通知一声。”

“我们还以为这位先生是强盗呢，”帕斯库亚尔支持我，“他进来就骂我们，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同事之间不要闹纠纷。”小赫纳罗用圣贤的口吻说道。这时他已经把雷明顿放上肩头，我发现那矮子刚好同他的衣领一样高，“家父没有替你们介绍吗？那么我就介绍一下吧。这样大家便可相安无事了。”

那矮子立刻敏捷地伸出一只胳膊，朝我跨过几步，把一只孩子般的小手伸给我，又彬彬有礼地一鞠躬，用他那悦耳的男高音自我介绍道：

“一个朋友，彼得罗·卡玛乔，玻利维亚人，艺术家。”

他对帕斯库亚尔又重复了一遍上面的话，摆出同一姿态，同样鞠了躬。帕斯库亚尔显然由于一时慌乱而愣住了，无法判断那矮子是在捉弄我们还是一向如此。彼得罗·卡玛乔礼节性地同我们握过手，转身对着整个新闻部，站在顶楼中央和他身后巨人般的小赫纳罗的身影里。小赫纳罗十分严肃地看着他。他呢？把嘴巴一咧，脸上堆起皱纹，露出一排黄牙，做了个怪模怪样的笑脸。停了一会儿，他打着变戏法的手势，用一些伴有音乐感的话向我们致谢，告别道：

“我不会记恨你们的。人们不理解我，我已习以为常了。永别了，先生们。”

他迈着妖怪式的小碎步从顶楼门口消失了。企业家小赫纳罗肩扛雷明顿，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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