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很年轻，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奥恰兰大街的一幢白墙别墅里。为了日后得以靠自由职业为生，我正在圣马尔可大学攻读法律，实际上我更向往成为一个作家。当时我还担任着一项名头响、工资低但有利可图的工作，工作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泛美电台新闻部主任。我的任务是把报纸上有关的新闻剪下来，稍加润色，编成广播新闻稿。我手下的编辑是一名头发抹得油亮、热衷于各种天灾人祸消息的小伙子，名叫帕斯库亚尔。每隔一小时播报一次新闻，每次一分钟；只有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九点连续播报十五分钟。但是我们总是一下子准备好几份新闻稿，这样我就可以上街逛逛，在科尔梅纳大街的咖啡馆里坐坐，有时去上几节课，或者到中央电台的办公室去串串门，那里比我的办公室热闹些。
这两家广播电台同属一位主人，都坐落在贝伦大街上，互为邻居，离圣马丁广场很近。这两家电台毫无相似之处，倒更像那种天生的悲剧姐妹，一个娇媚无比，另一个满身疮痍，形成鲜明对照。泛美电台占据着一幢崭新楼房的二层和顶楼平台；这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雄心勃勃，颇为时髦，以年轻和华贵而自负。尽管播音员不是阿根廷人（这一点，彼得罗·卡玛乔可能已经向你们说过），但也称得上是银嗓子。泛美电台播放很多音乐节目，包括大量爵士乐和摇摆舞曲，也有一点古典音乐。泛美电台的电波总是在利马首先播放纽约和欧洲的最新流行乐，但是它也并不轻视拉美音乐，虽然这种音乐总是有点掺假。泛美电台对民族音乐则十分谨慎，最多播报一点华尔兹舞曲。泛美电台也有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如《往事回忆》《国际时事述评》之类，甚至在轻松愉快的节日中也要插进《问答比赛》和《荣誉跳板》，这种力图不过分落入俗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由帕斯库亚尔和我主持的那个新闻部足以证明泛美电台对文化的重视，这个新闻部设在顶楼平台上的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眺望大街上的垃圾堆和利马市内楼房顶上的柏木窗。登上这个阁楼要乘电梯，电梯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还没到达，门便开了。
中央电台则相反，他们挤在一栋老式住宅里，那里院落套院落，夹道通夹道，只要听一听那些播音员毫无忌讳的满嘴俚语，就能了解它那五光十色、平民大众化的特色和强烈的地方气息。这家电台很少播报新闻，它的女王和主宰者是秘鲁音乐，包括安第斯音乐。剧院的印第安歌手经常光临电台参加实况演出，播音前数小时，听众便人山人海地聚集在门口等候。此外，热带音乐、墨西哥音乐、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也从它的电波里大量地传出去。它的节目很简单，缺乏想象力，但收效很好，如电话订货、诞辰小夜曲、喜剧演员的街淡巷议、唱片和电影。但是，据各方面调查，它的脍炙人口的大菜是广播剧，这个节目使它牢牢地保住了广大听众。
他们每天至少要播放五六个广播剧。播音时，我偷偷观看那些演员，觉得非常开心。他们化装成衰老、饥饿、衣衫褴褛的男女，清新悦耳、动人心弦、充满青春活力的嗓音同他们苍老的面孔、难看的嘴唇和无神的眼睛形成了可怕对照。“有朝一日，当秘鲁把电视台安装起来，他们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小赫纳罗隔着播音室玻璃指着那些演员预言道。他们像在一个大鱼缸里，手捧剧本，围在话筒的四周，一切就绪，正准备开播《阿尔维阿家族》的第二十四章。说实在的，那些听了卢西亚诺·潘多的播音而伤心落泪的家庭主妇们如果看到他佝偻的身体和斜视的目光，会感到多么失望啊！那些被何塞菲娜·桑切斯抑扬顿挫的声调勾起了往事回忆的退休老人假如看到她肥胖的下巴、浓密的髭须、扇风大耳和青筋暴突的样子，又该多么扫兴呀！但是，电视传到秘鲁的日子还遥远得很，因此，这群广播剧动物赖以为生的行业，看来暂时还是颇为稳定的。
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是谁创作了这些使我外祖母愉快地消磨着下午时光的广播剧。当我去拜访劳拉姨妈、奥尔卡舅妈、加比姨妈时，或者在人数众多的表姐表妹们家中做客时，我常常听到她们提到这些故事（我们这个家族有按照《圣经》宗旨办事的传统，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彼此十分团结）。我怀疑这些广播剧是进口货；但是，当我知道赫纳罗父子既不是从墨西哥也不是从阿根廷，而是从古巴购进这些剧本的时候，我惊讶不已。原来那是cmq的产品。cmq是高瓦尔·麦斯特雷统治下广播电视帝国的一块地盘。麦斯特雷是个满头银发的绅士，有一次他路过利马时我见过他。那一次，他由赫纳罗父子殷勤地护送着，在大家尊敬的目光下穿过泛美电台的走廊。由于我多次听到电台的播音员、导演和技师谈到古巴的cmq（对他们来说，cmq就好像当时的好莱坞之于电影演员，颇有些神奇），有一次和哈维尔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竟然漫无边际地遐想起来：在遥远的哈瓦那，满城棕榈，有着天堂般的海滩，枪手横行，游人遍地，在高瓦尔·麦斯特雷城堡设有空调装置的办公室里，那支多才多艺的创作大军通过无声的电传打字机，每天八小时大概要编造出无数关于通奸、自杀、恋爱、决斗、继承遗产、信奉上帝和行凶犯罪的奇闻轶事，然后从这座安的列斯岛向拉丁美洲播送；通过卢西亚诺·潘多、何塞菲娜·桑切斯这样的播音员，使各国的祖母、姑母、姨妈、堂表姐妹和退休职工怀着幻想度过每天下午的时光。
小赫纳罗通过电报，论斤购进（或者确切地说，是cmq卖出）广播剧的稿本。一天下午，当我问到，在播音前，他、他的兄弟或父亲是否仔细审阅过这些脚本时，他惊愕了一下，才亲口告诉我这种事。他反问我：“难道你能看完七十公斤重的脚本？”同时谦恭地望着我。自从他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读到我的一篇小说后，便授予我“才子”的称号，并按照这种身份对待我。“你想想这要花多少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谁能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读一出广播剧呢？那我们就让它去碰运气吧。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神奇的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小赫纳罗通过出版代理商或者同行友好调查有多少个国家购买过cmq所提供的广播剧本以及广播剧播出的效果；如果情况不许可，就只好根据题目决定，或者简单地像押宝那样买下来。这些脚本之所以论斤出售，是因为这是一种比按页码或字数较少被欺骗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唯一可以核定的方式。哈维尔说：“当然啰，如果没有时间去阅读，更没有时间去数字数了。”一部重达六十八公斤三十克的小说，其售价要像牛肉、奶油、鸡蛋那样由磅秤来确定，这情形深深刺激了他。
但是，这套办法也给赫纳罗父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因为稿本里面充塞了大量的古巴方言。每次播出前几分钟，卢西亚诺和何塞菲娜，还有他们的同事，只得自己动手尽可能地把它译成秘鲁话（每次都译得很糟）。另外，一捆捆打字稿在从哈瓦那运往利马途中，在船舱里或飞机上，或者是经过海关时，有时会受到种种破损：整章整章地遗失掉；潮气把字迹弄得模糊难辨；被抛进中央电台的仓库后，还要被老鼠啃咬一通。由于老赫纳罗在播音前才分发剧本，上述情况总是在最后一刻钟才被发现，结果十分狼狈。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跳过丢失的章节，昧着良心办事。如果情况更严重，就让卢西亚诺·潘多或何塞菲娜·桑切斯病休一天，这样便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露太多形迹地修补、复苏或恰到好处地删掉那失掉的几克乃至几公斤的底稿。此外，由于cmq收费很高，所以当小赫纳罗发现彼得罗·卡玛乔具有非凡的才华时，自然感到乐不可支。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正是在那一天对我谈到无线电播音问题的，因为就在同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利娅姨妈。她是我舅舅鲁乔的小姨子，是前一天夜里从玻利维亚来的。她刚刚离婚，来此地休息调养，抚平那不幸的婚姻给她造成的创伤。“实际上，她是来另找丈夫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亲戚中最饶舌的奥尔滕西娅姨妈这样说。那时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我到那里的时候，看见他们全家仍然身着睡衣，吃着辣子香肠，喝着冰镇啤酒，在恢复前一夜的睡眠不足。前一天晚上，他们跟那位刚到的女人一直聊到黎明时分方才就寝；三个人喝光了一瓶威士忌。他们都觉得头疼，我舅舅鲁乔抱怨说他办公室的人大概要闹翻天了。我舅妈奥尔加说，不是星期六却睡晚了，实在难为情。那位新来的女人身穿便服，未着鞋袜，戴着卷发器，正从皮箱里往外拿东西。凭我所看到的她那副尊容，任何人都不会把她当成美女，但她并不因此而感到不悦。
“这么说，你是多丽塔的儿子喽。”她说着，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
我真恨死她了。那时我同家里人之所以有些小小的摩擦，就是因为人人总是把我当作小孩子，而不把我当一个十八岁的名副其实的大人看待。没有什么比马里多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我觉得这个指小词把我又送回到穿开裆裤的年代。
“他已经读法律系三年级了，还是新闻记者呢。”鲁乔舅舅一边给她解释，一边递给我一杯啤酒。
“说真的，”胡利娅姨妈拿脚尖点了我一下说，“你还像个娃娃呢，马里多。”
整个午饭过程中，她都用成年人同白痴或孩子说话的那股亲热劲对待我，问我是否有恋人，去不去跳舞，搞什么体育活动。她带着一种我无法看出是故意还是天真但都叫我反感的样子劝告我，一旦有可能，就把胡子留起来。留胡子很合适黑头发的男子，同姑娘们来往也会有好处。
“他现在既不想女人，也不想玩乐，”鲁乔舅舅解释说，“人家是知识分子，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
“小心呐，多丽塔的儿子可别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胡利娅姨妈笑了。我突然深深同情起她的前夫，但我仅微微一笑，未露声色。整个午饭时间，她都在讲一些耸人听闻的玻利维亚笑话，并且拿我开心。当我告辞的时候，她好像要求我原谅她的恶作剧，以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邀请我哪天晚上陪她去看电影。她说她是影迷。
为了不让帕斯库亚尔把三点钟的新闻节目全部用来报道《最后一点钟》上发表的瓦尔品第异国风光的街道上掘墓人与麻风病患者展开大战的消息，我按钟点准时到达泛美电台，准备完四点钟和五点钟的稿子，就出去喝咖啡了。在中央电台的门口，我遇见了小赫纳罗，他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拉住我的胳膊，硬把我拖到布兰萨咖啡馆里，说道：“我有个绝妙的新闻要告诉你。”他为了办交易，去拉巴斯待了几天，就是在那里，他发现了那位既多才多艺又勤奋能干的彼得罗·卡玛乔。
“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企业，”他钦佩地说，“玻利维亚上演的全部剧作都是他写的，还参加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广播小说也是他写的，并且由他导演，担任主角。”
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卡玛乔的多产和多才多艺，而是这位作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为了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亲眼看看卡玛乔，小赫纳罗不得不出双倍的价钱买了一张黑市票。
“你想想看吧，就像买斗牛票一样，”他露出惊奇的神情说，“在利马，谁能使剧场满座？”
他告诉我，他一连两天都看到很多姑娘、妇女和老太太们团团围在依里玛尼电台门口，等待着她们所崇拜的人出来，求他签字留念。另外，拉巴斯的麦康·艾丽克逊太太十分有把握地告诉他，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是玻利维亚各电台中最吸引听众的节目。小赫纳罗是那种所谓的进步企业家，对他来说，生意胜于名誉。他不是“全国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成为会员的奢望。他和所有的人交朋友。他的活动能量很大，大到令人生厌的地步。他访问依里玛尼电台后，便当机立断，说服了彼得罗·卡玛乔，聘请他作为中央电台的独家客人前来秘鲁工作。
“这件事并不难办，因为他在那里挨饿呢，”他向我解释道，“他将负责小说连播节目，那时我就可以打发cmq的鲨鱼见鬼去了。”
我想给他的希望泼点冷水，告诉他我最近刚刚证实玻利维亚人让人讨厌极了。彼得罗·卡玛乔与中央电台的全体同仁一定处不好，他那种怪腔怪调会像石头落地一样使听众难受；由于对秘鲁一无知识，他将时时刻刻闹笑话。但是小赫纳罗笑了，丝毫不为我失败主义的说教所动摇。他说，彼得罗·卡玛乔虽然没有到过这里，但是他谈起利马人的心理，就像一个下桥区的人那样熟悉；他的声调绝妙动听，既不拖长s，也不把r发得很重，柔和得像高级天鹅绒。
“卢西亚诺·潘多和其他演员会把那个可怜的外国人挤得粉碎，”哈维尔这样想象着，“或者，漂亮的何塞菲娜·桑切斯会把他强奸。”
我和哈维尔待在楼顶上。我一面和他闲谈，一面为泛美电台十二点钟的播音节目润饰《商报》和《新闻报》上的消息，用打字机清楚地打出来。哈维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天天见面，哪怕只有片刻也好，为了证实一下我们都还活在世上。他是一个冷热无常、思想矛盾很多的人，但待人一向诚恳。他曾经是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像他那样成绩优异的学生、才华出众的诗歌爱好者、艰涩课文的明快评论员，在这所大学前所未见。大家都认为他毕业时一定会拿出一份才气横溢的论文，成为才气横溢的教授、才气横溢的诗人或评论家。但是，有一天，他没作任何解释，突然放弃了正在撰写的论文，退出文学专业，离开天主教大学，在圣马可大学经济系注册了。这使大家极其失望。当有人问及他退学的原因时，他坦率地说（或许是开玩笑），是他写的论文打开了他的眼界。那份论文的题目是：《里卡多·帕尔马所使用的谚语》。他曾经不得不用放大镜来阅读《秘鲁传说》，搜索书中的谚语。他治学认真严谨，做了整整一箱语言卡片。后来，一天清晨，他在一块空地上把这箱卡片烧掉了。我和他围着这堆语言学的火焰跳起印第安人的石堆舞。他下决心与文学为敌，宁愿去学经济。哈维尔在中央储备银行实习的时候，总是找个借口，每天上午溜到泛美电台来看看。那场谚语的噩梦给他留下一个习惯，就是无缘无故地用谚语戏弄我。
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尽管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又住在拉巴斯，却从未听说过彼得罗·卡玛乔的大名。不过她向我说明，她从来没听过小说连播。她自从在爱尔兰修女办的学校里毕业那年在时光舞里扮演过黎明仙女以来（“马里多，你可别问我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再没有进过剧院的大门。我和她从鲁乔舅舅家——位于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尽头——出来，向巴兰科电影院走去。她的手段实在狡猾，那天中午硬要我接受她的邀请。那是她到达后的第一个星期四，尽管我不高兴再次成为玻利维亚笑话的牺牲品，但一周一次的午餐我可不愿意缺席。我希望别碰见她，因为前一天晚上（星期三晚上是拜访加比姨妈的日子），我已听到奥尔滕西娅姨妈用掌握了仙女秘密的口气讲道：
“她到利马的第一周外出了四次，每次换一个求婚者，其中一个是结过婚的。这位离了婚的女人真有吸引力呀！”
搞完十二点钟的泛美电台播音，我来到鲁乔舅舅家时，恰好看到她和其中一个求婚者在一起。走进客厅，我发现在她身旁坐着的是我外祖母的表弟潘克拉西奥舅爷。我的心里感到一种报了仇的快意，那老头子以征服者的目光瞅着她。他穿着一身二十世纪的服装，领带上打着蝴蝶结，纽扣眼上插着丁香花。那副容光焕发的怪模样，让人啼笑皆非。他丧妻已有几十年，走起路来双腿叉开，画着八字形。家里人对他的来访都怀有戒心，议论纷纷，因为他总是当着众人的面毫无顾忌地拧女仆一把。他经常染发，用一块带银链的怀表。每天下午六点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联盟大街的拐角处调戏下班的女职员。我俯身去吻那位玻利维亚女人时，贴着她的耳朵，用世界上最有讽刺意味的语言低声道：“胡利塔，多美妙的战利品啊！”她向我挤挤眼，点点头。用午餐时，潘克拉西奥舅爷就土生白人的音乐发表了一篇宏论（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家庭舞会上，总要独唱一首《峡谷独奏曲》）后，转身望着她，像一只公猫那样装模作样地说：“啊，对了，每星期四晚上，费利佩·宾格罗社团都在土生白人主义中心维克多里亚聚会。你喜欢听真正的秘鲁音乐吗？”胡利娅姨妈毫不犹豫地摆出一副难过的面孔，装模作样地指着我回答说：“你看多遗憾呀！马里多已经请我去看电影了。”“那么我给年轻人让路。”潘克拉西奥舅爷微微躬身，摆出一副体育比赛的神气来。老头子走掉以后，我以为自己也可以脱身了，因为奥尔加舅妈问她：“你说去看电影只不过是为了甩开那个老色鬼吧？”可是胡利娅姨妈断然纠正说：“一点那种意思也没有，姐姐。我非常想看巴兰科上演的影片，据说禁止未婚小姐看。”她转身看看我，那时我正在倾听着她如何决定我晚上的命运。为了使我放心，这朵娇艳的鲜花又补充了一句：“马里多，你别担心钱，我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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