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眼前的山地陡峭起来，直上直下。若安寻思着马坎比拉老人能不能攀登上去。帕杰乌将死去的敌人散兵指给他们，死尸在月光下依稀可见，那是许许多多的政府军士兵，是先头部队，在同一个高度上被甲贡索人的枪弹扫倒。昏暗中，若安·格兰德看见他们皮带上的纽扣和帽子上的帽徽在闪光。帕杰乌用头部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告别众人，两个小鬼开始顺着山坡往上爬。若安·格兰德和华金·马坎比拉也跟在他们后面爬，再往后便是天主卫队。他们爬山是那样轻巧，连若安自己都感觉不到。他们发出的响动、碰得滚动起来的卵石就像轻风的杰作。从他们的背后，从贝罗山，传来不间断的、隐隐约约的人声。是人们在广场上祈祷吗？是每天晚上卡努杜斯埋葬白天的阵亡者时唱的赞美诗吗？前方，已经出现了人影和光线，听到了声音，他全身的肌肉顿时紧张起来，担心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两个小鬼叫他们停下。他们接近了一个哨卡：四个士兵站在那里，后面有许多人，火堆的光焰映在他们的脸上。马坎比拉老人爬到他旁边。若安·格兰德听见他吃力的喘气声：“你一听见哨响，就向他们开火。”他答应道：“愿慈悲的耶稣帮助你们，堂华金。”只见马坎比拉父子十二人消失在阴影中。他们趴在地上，身上带着锤子、梯子和斧头，一个小鬼给他们带路；另一个小鬼留下来和若安的人在一起。
格兰德在人群中紧张地等候着哨音，那提示马坎比拉父子已到了“杀人魔王”面前。等了好久，那从前的奴隶似乎觉得永远也不会听到哨音了。突然，一声长长的吼叫声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他和手下一齐向哨兵射击。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枪声。一阵大乱之后，士兵们熄灭了火堆。敌人从上方打枪，但是不知道甲贡索人在哪里，所以那些子弹没有射中他们。
若安·格兰德命令手下前进，片刻后就向敌人的营地射击并投掷炸药包。黑暗中，那里的跑步声、呐喊声、命令声混成一片。子弹一打光，若安就隐蔽起来聆听。上方，马里奥山那边好像也有枪声。是马坎比拉父子跟敌人的炮兵打起来了？不管怎样，没必要继续待在那里了，同伴的子弹也打光了。他用哨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到了半山腰，一个小鬼奔跑着追上了他们。若安·格兰德将一只手放在他蓬乱的头上。
“把他们带到‘杀人魔王’那里了吗？”他问。
“带到了。”小鬼回答。
背后枪声大作，好像整个法维拉山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小鬼一句话也不再多说，若安·格兰德又一次想到了腹地的怪现象：人们更喜欢沉默而不愿说话。
“马坎比拉父子怎样了？”他终于问道。
“被杀死了。”小鬼低声说。
“全被杀死了？”
“我想是的。”
他们已经到了无人地带，正走在通向战壕的途中。
彼得劳的部下撤退时，矮子发现近视记者正躲在科罗罗波的山沟里啼哭。矮子于是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在全速奔向贝罗山的甲贡索人之中，那些人确信，特拉波波的屏障一旦被打通，敌军的第二纵队就会攻城。第二天清早，穿过羊栏前的战壕时，他们在人群中碰见了胡莱玛，她走在萨德林哈姐妹中间，吆喝着一头驮着筐篮的毛驴。三个人互相拥抱，心潮澎湃，矮子感觉到胡莱玛拥抱他时嘴唇吻在了他的面颊上。那天夜里，他们躺在仓库里的木桶和木箱后面，听着不停地射向卡努杜斯的枪声。矮子告诉他们，从他记事时起，这是头一次有人吻他。
那隆隆的炮声、密集的弹雨、翻滚的浓烟和给钟楼造成破坏的爆炸已经持续多少天了？三天、四天、五天？他们在仓库中踱来踱去，看着比拉诺瓦兄弟和其他人夜以继日地出出进进，听着他们在讨论，在下命令，却什么也听不明白。一天下午，矮子往小口袋和牛角里装猎枪和火枪的弹药时，听见一个甲贡索人指着炸药对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说：“但愿你这堵墙壁结实，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否则，一枚子弹就能把它点着，将全区报销。”他没把这话告诉他的伙伴。为什么要让近视记者更害怕呢？在这里的共同遭遇使矮子对两个伙伴产生了感情，对马戏班里的人也不曾这样好过。
轰炸期间，他两次去找吃的东西。他紧贴着墙壁，人们都躲在那里悄悄地走着。他挨家挨户地乞讨，风吹得他两眼模糊，枪声吓得他惊慌失措。在圣母教堂街上，他亲眼看见一个孩子是怎样死的：小孩跑着出来追一只扑扇着翅膀的母鸡，没跑几步，突然瞪着眼睛向上一跳，似乎毛发都竖起来，当即倒地死去，原来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矮子将尸体送进一户人家，他看见小孩是从那里出来的。屋里空无一人，他只好将孩子放在一张吊床上。矮子没能抓住那只母鸡，但由于若安·阿巴德给贝罗山找来了牛肉，虽然前途未卜，死人甚多，但当他们能吃到食物时，三个人的情绪还是好多了。
夜幕降临，枪声停下来，玛特里兹广场上的祷告声也停止了。他们三人没有入睡，躺在仓库的地板上交谈着。突然，一个静静的人影手提一盏泥制小灯站在门口。矮子认出了帕杰乌的伤疤和那敏锐的小眼睛，肩上扛着猎枪，腰间插着大刀和砍刀，子弹带交叉绑在衬衣上。
“我真心实意地，”他低声说，“希望您做我的妻子。”
矮子觉得近视记者叹息了一声。他觉得那个如此倔强、阴郁、冰冷的人会说出这类情话，真是妙极了。他看出那张被伤疤弄得变了形的脸上隐藏着强烈的渴慕之情。那时已听不到枪声、犬吠声和祈祷声，只听见一只金龟子碰撞墙壁的声音。矮子的心怦怦地跳着，并非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甜蜜的激情，因为他看到油灯下那张被刀劈过的脸注视着胡莱玛，期待着她的回答。他感到近视记者在可怕地喘息着。胡莱玛一言不发。帕杰乌又一字一板地重新开口。他从没有像教会、上帝和“劝世者”指示的那样结过婚。他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胡莱玛，眨也不眨一下。矮子心想，对那么可怕的人产生怜悯之情，真是傻瓜。然而在那时刻，帕杰乌显得特别孤独。他曾有过短暂的、没有留下痕迹的爱情，但不曾有妻室儿女。他的生活不允许那样。他总是到处奔波，逃命，搏斗，因此当“劝世者”说由于人们一味地索取，疲劳的大地已经枯竭，总有一天会要求休息的时候，他非常理解。对他来说，贝罗山就是他向往的地方，就像大地所要求的宁静。他的生活缺乏爱情，但是现在……矮子看到他在咽唾沫，想到萨德林哈姐妹已经醒了，正在暗处听帕杰乌讲话。夜里常常想到的事情使他不安：自己的心由于缺乏爱情而干枯了吗？帕杰乌结结巴巴地说完，矮子心想：“对他来说，我和‘大近视’都不存在。”帕杰乌的心并没有干枯：他在灌木丛中一看见胡莱玛就明白了。他的伤疤有点异常；当小小的灯火摇曳不定时，他的脸部更难看了。“他的手在发抖。”矮子吃了一惊。那一天，帕杰乌的心、感情和灵魂都说话了。有了胡莱玛，他才发现自己的感情没有枯竭。他感到了自己的脸、身体和声音就在这里。他粗鲁地敲敲自己的脑袋，拍拍自己的胸脯，小油灯的光随之上下跳动。他又沉默了，静候着答复。金龟子的嗡嗡声及其与墙壁的碰撞声又响起来了。胡莱玛还是一言不发。矮子斜视着她：她旁若无人，采取守势，抗拒着那卡波克洛人的视线，表情十分严肃。
“现在我们暂时先不结婚。眼下有别的事情要干，”帕杰乌补充说，似乎在表示歉意，“等狗子兵撤退了再办。”
矮子又听到了近视记者的叹息。这一次帕杰乌仍全神贯注地盯着胡莱玛，对她旁边的伙伴视若无睹。但还有一件事……这些天，当他跟踪那些不敬上帝之徒，当他向他们射击时，他想了许多。这是一件使他心花怒放的事。他不做声了，羞愧了，经过内心斗争之后才说了出来：胡莱玛能不能把饭和水给他送到维拉庄园去？这是令人羡慕的事，矮子都想做。她会做吗？
“会，会，她会做的，会给您送去的，”矮子听见近视记者茫然失措地说，“她会做的，会做的。”
但就连这一次，卡波克洛人也没看近视记者一眼。
“他是您的什么人？”只听帕杰乌问道，这一次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像一把钢刀，“不是您的丈夫，对吗？”
“不是，”胡莱玛的语气异常柔和，“他……就像我的儿子。”
夜里一片枪声。炮火一阵接着一阵，非常猛烈。呐喊声、跑步声，又是一声巨响。
“我很高兴能到您这里来，跟您讲话，”帕杰乌说，“现在我得走了。赞美好耶稣！”
顷刻间，库房又被黑暗淹没，金龟子的声音已经消失，听到的只有无休无止、忽远忽近的子弹呼啸声。比拉诺瓦兄弟待在战壕里，只有要和若安·阿巴德开会时才出来；萨德林哈姐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救护站或去给战士们送饭，矮子、近视记者和胡莱玛是仅有的不去那里的三个人。仓库里又堆满了若安·阿巴德从敌人的运输队缴获的武器弹药，一座沙石影壁保护着仓库的大门。
“你为什么不回答他？”矮子听见近视记者不安地说，“他对你说那些话时非常紧张，是很为难的，你为什么不回答他？你没看到在那种情况下爱会变成恨，他会打你、杀你、不放过我们吗？”
他不吭气了，一连打了一个、两个……十来个喷嚏。打完，枪声也停止了，夜游的金龟子又在他们的头上盘旋。
“我不愿意做帕杰乌的妻子，”胡莱玛好像不是对他们讲话，“他若逼我，我就自杀，像卡龙毕女人那样用契克—契克树的一根尖刺尖刺。我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
近视记者又打了一连串喷嚏。矮子心中不安：要是胡莱玛死了，他可怎么办？
“咱们应该不失时机地逃出去，”他听见近视记者在叹息，“否则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咱们将可怕地死掉。”
“帕杰乌说官军会退走的，”矮子低声说，“他讲话时信心十足。他了解情况，他在战斗，能看出战争发展的趋势。”
若是往常，记者会反驳他：他也和那些乐天派一样发疯了吗？他也相信他们会打败巴西政府军吗？也像他们一样相信堂塞巴斯蒂安国王会和他们共同战斗吗？然而现在他沉默不语。矮子则不像记者那样有把握地认为政府军不可战胜。难道他们进入了卡努杜斯？若安·阿巴德不是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和牛群吗？听说政府军在法维拉山像苍蝇一样死去，四面受敌，粮草断绝，在消耗最后的弹药。
然而，从前四处流浪的生涯使得矮子在屋里坐不住，在之后的日子里，尽管有中弹的危险，他还是到街上去，并渐渐看出卡努杜斯没有取胜的迹象。他常常在街上碰到一具尸体或一名伤员，要是枪声密急，就得等上几小时后才能把他们送到救护站去——眼下所有的救护站都搬到莫坎波附近的圣伊内斯大街去了，除了帮助护士们运送伤员，矮子是不到那里去的，因为那里堆放着白天阵亡的人的尸体，只有到夜里才能掩埋——墓地在火线上。救护站里伤员的哭叫和年迈老人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瘟疫也非常可怕。那些老人已残疾无用，专管驱赶兀鹫和野狗，不让它们去吞噬已经布满了苍蝇的尸体。每天晚上，好耶稣圣堂的钟声一响，葬礼准时举行。安葬前，先举行祈祷和布道。现在是摸黑举行，不像从前那样点着火烛闪烁的蜡烛了。胡莱玛和近视记者也常和矮子一起去听布道。不同的是，“劝世者”的布道演说一结束，他们就马上回库房，矮子却要跟随人们到墓地去。安葬仪式以及亲属们要在死者身上放一块木头再掩埋的奇特做法使他入迷。因为大家都在打仗，没人做棺材了，所以都是将尸体裹在吊床里掩埋，有时是两三具尸体裹在一起合葬。亲属们往吊床里放一块木板、一截树枝或随便一个木制品，以便向上帝表明心迹：他们本想用棺材进行体面的葬礼，只是恶劣的环境不许可。
有一次闲逛回来，矮子在库房里看到胡莱玛、近视记者和华金神父在一起。自从神父回来，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单独和他在一起了。他们时常看见他在好耶稣圣堂的钟楼上站在“劝世者”的右边，在宗教游行时为玛特里兹广场上合颂《玫瑰经》的人群祈祷，做弥撒；天主卫队护卫着他。葬礼上，他用拉丁文颂《悼亡经》。他们听说华金神父没有露面是因为他到腹地的各个角落周游去了，去为甲贡索人办事并寻求援助。自从再次开战以来，华金神父经常在街上，特别是在圣伊内斯街上出现，到救护站去听危在旦夕的伤病员们忏悔，为他们行涂油礼。尽管矮子几次与神父相遇，却从未跟他说话。可是这一次当矮子走进库房，神父向他伸出手并寒暄了几句。神父坐在挤奶用的小板凳上，胡莱玛和近视记者盘腿坐在他面前的地上。
“任何事情都不容易，就连这件世界上看来最容易的事情也不容易。”华金神父气馁地对胡莱玛说，方嘴唇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原以为这会使你很幸福，以为人们会把我当作报喜的人来接待。”他停顿了一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我一向是带着圣像到人家里为死者瞑目，看着人们受罪。”
矮子想，几个月来，神父已经变成了小老头。头发几乎已经脱光。在耳朵上方，在拳曲的白色茸毛之间，他的头皮已被晒黑，布满了斑点。他已经瘦到了极点：磨损了的蓝色长袍敞开着，使胸部的骨骼突显出来；脸上又黄又瘦，尽是白胡子茬儿。在他的脸上，除了饥饿和衰老，还有着无限的疲倦。
“我不会跟他结婚，神父，”胡莱玛说，“他若逼我，我就自杀。”
她镇静地说着，像那天晚上和他们讲话时一样。矮子知道贡贝的神父一定听她说过同样的话了，因为他一点都不吃惊。
“他不会逼迫你，”神父低声说，“他压根儿没想到你会拒绝他。他像所有人一样，以为卡努杜斯的任何一位妇女都会因为能叫帕杰乌看中、组成家庭而感到幸福。孩子，你知道帕杰乌是什么人，对吧？你肯定听人家讲过他的事。”
神父望着地面，显出内疚的神色。一只小蜈蚣在他的凉鞋中爬着，又黄又瘦的脚趾露在外面，黑色的指甲长得老长。他没有踩它，让它爬远，消失在一捆捆摞在一起的步枪中。随后，他又没精打采地补充说：“那些暴行、凶杀、偷盗、抢掠、报复，那些无缘无故的野蛮行为如割耳朵、剜鼻子，那疯狂的魔鬼生涯都是事实，名副其实。然而在这里，帕杰乌像若安·阿巴德、塔拉梅拉、彼得劳和其他人一样……‘劝世者’创造了奇迹，把狼变成了羊，使它们归了圈。正是因为把这些狼变成了羊，使这些只知道恐怖、仇恨、饥饿、罪行和抢劫的人改变了生活方式，使这块土地上的野蛮变成了高尚，政府才一再派兵来消灭他们。这样的不义居然能够得逞，巴西和世界是多么地混浊啊！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相信‘劝世者’有理，才相信巴西被恶魔控制，才相信共和国是敌基督的吗？”
神父不慌不忙地说着，也不提高嗓门儿，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伤心，只是有些沮丧。
“不是固执，也不是恨，”矮子听胡莱玛以坚定的语气说，“如果不是帕杰乌，而是别人，我同样不接受。我不想再结婚了，神父。”
“好吧，我懂了，”贡贝的神父叹了口气，“我们会处理好的。既然不愿意，就甭跟他成亲，可也不必自杀。在贝罗山，都是由我为人们举行婚礼，这里没有法律程序。”他似笑非笑，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不过我们不能一下子和他说掰。不要伤害他。像帕杰乌这样的人有一个很厉害的毛病，就是过于敏感；还有一点使人吃惊，就是过分自尊。这是一个碰不得的创伤。他们一无所有，但自尊心很强。这是他们的财富。好吧，我们先跟他说你刚刚丧偶，目前不能再订婚；让他等着。不过有件事对他至关重要，就是你给他把饭送到维拉庄园去。他跟我说过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女人关心他。这不过分，让他高兴一下吧。至于另外那件事。让它慢慢地凉下来。”
上午是平静的，现在又开始听到稀疏、隐约的枪声了。
“你激起了一种热情，”华金神父补充说，“一种强烈的热情。昨晚帕杰乌到圣堂来了，请求‘劝世者’允许他和你成亲。他说他接受你的两位朋友，既然他们和你是一家人，就把他们也带去和他一起生活……”
她猛地坐起来。近视记者被一连串的喷嚏震得浑身发抖，矮子却笑了起来，津津乐道地想着当帕杰乌的干儿子：那就永远不愁吃喝了。
“不管怎样，我不会跟他结婚。”胡莱玛毫不动摇地重复说。然后她垂下头，补充道：“不过，如果您认为应当，我可以给他送饭。”
华金神父点点头，转过身去。这时近视记者一跃而起，抓住了他的胳膊。矮子一看他那着急的样子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
“您帮帮我吧，”他环顾左右，低声说道，“为了您的信仰，帮帮忙吧，神父。我和这里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到卡努杜斯的。您知道我既不是士兵也不是间谍，我什么也不是。我求求您，帮帮我。”
贡贝的神父同情地看着他。
“离开这里吗？”他喃喃地说。
“是，是的，”近视记者点头称是，结结巴巴地说，“他们不让我走。这是不合理……”
“您应该逃出去，”华金神父叹口气说，“那时还是可能的，那时并非到处都有兵。”
“您没看到我的处境吗？”近视记者指着发红的、突出的、含泪的、回避他人视线的眼睛唉声叹气地说，“您没看到我没有眼镜就是瞎子吗？我能一个人跌跌撞撞地逃出腹地吗？”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我不愿意像一只老鼠那样死掉。”
贡贝的神父眨了几下眼，而矮子就像近视记者每一次预言大家都会暴死时那样感到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也不愿意像老鼠那样死掉，”神父一字一板地说，做了个鬼脸，“我和这场战争也不相干，可是……”他摇着头，就像在驱赶什么形象似的。“尽管我愿意帮助您，可是做不到。只有武装小组才能离开卡努杜斯去作战。难道您跟他们一起去？”他做出一副苦相，“如果您相信上帝，就求上帝保佑吧。现在只有他能搭救我们。如果您不相信上帝，我的朋友，恐怕就没有谁能帮助您了。”
华金神父拖着双脚，弯腰驼背，伤心地走了。他们没有时间评论他的光临，因为比拉诺瓦兄弟到库房里来了。他们后面跟着几个人。从他们的谈话中，矮子听出甲贡索人正在维拉庄园的西面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弯道在塔波莱里诺对面修筑一条新的战壕，因为一部分官军已经放弃了法维拉山，向康巴奥山迂回，很可能在那里构筑工事。比拉诺瓦兄弟取了武器出去了。矮子和胡莱玛再三安慰近视记者。和华金神父的谈话使他非常苦恼，眼泪顺着面颊流淌，牙齿也在打战。
就在那天下午，矮子陪着胡莱玛到维拉庄园给帕杰乌送饭去了。她要求近视记者陪她去，但是对卡波克洛人的恐惧和穿过整个卡努杜斯的危险使他拒绝了。甲贡索人的饭菜都是在圣西皮里亚诺小巷里做的，若安·阿巴德抢回来的牛还剩下一些，也在那里饲养着。人们排着长队，一直排到卡塔利娜那里。街道司令瘦骨嶙峋的妻子和其他妇女一道在那里分发肉块、炒面以及小鬼们在圣彼得的池塘里灌满水的皮囊。卡塔利娜给他们一只装有食物的篮子，他们就会合到开往前沿的队伍里去了。他们要穿过圣克里斯宾小巷，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弯腰或匍匐前进，起伏不平的地形就是他们抵御枪弹的盾牌。一到河边，妇女们就不能成群结队地走了，而是要一个个单独行进，拐着弯地向前跑，还有更谨慎的干脆在地上爬行。悬崖和战壕之间有三百米，矮子一边紧贴着胡莱玛跑，一边看到自己右边好耶稣圣堂的钟楼上布满了射手，左边的法维拉山上肯定也有成千上万支步枪在瞄准他们。他汗流浃背地来到战壕边上，帕杰乌用双臂将他抱下坑道。矮子看清了他那被砍伤过的脸庞。
看来帕杰乌对于见到他们并不感到意外。他帮助胡莱玛，把她像一根羽毛那样举起来，向她点头致意。他没有笑容，表情自然，仿佛她已经来过了好多次。帕杰乌接过篮子，叫他们往旁边靠一靠，免得妨碍妇女们的行动。矮子在甲贡索人中间向前走着；这些人蹲着吃饭，和刚到达的妇女们交谈着，或通过空管子、空树干监视敌情，这样既可以射击敌人又不暴露自己。坑道终于进入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那里不大拥挤了。帕杰乌坐在一个角落里，示意胡莱玛坐到他身旁去，还向不知该不该上前的矮子指指盛饭的篮子。于是他坐在帕杰乌和胡莱玛旁边，和他们共同享用水和食物。
有好长一会儿，卡波克洛人没说话。他边吃边喝，看也不看身旁的两个人。胡莱玛也不看他。矮子心想，拒绝这样一个能为她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做丈夫真是傻瓜。他长得丑，可又有什么关系？他不时地端详着帕杰乌：他沉着冷静地嚼着饭，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已经将步枪靠在坑壁上，可身上还带着大刀、砍刀和一排排子弹。他居然会用颤抖和绝望的声音向胡莱玛求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没有交火，只有零星的枪声。矮子的耳朵对此已经习惯了，他不习惯的是大炮的轰鸣，那炮声带着疾风呼啸而过，接着便是房倒屋塌、天崩地裂、婴儿可怕的哭声，常常还有血肉横飞的尸体。每次大炮一响，他是第一个趴在地上的人。他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直冒冷汗；要是胡莱玛和近视记者在身边，他就抓住他们，拼命地祈祷。
为了打破冷场，矮子怯生生地问：“华金·马坎比拉父子被打死前真的将‘杀人魔王’干掉了吗？”帕杰乌回答：没有。可是没过几天，“杀人魔王”就把负责开炮的三四个共济会成员炸死了，这也许是上帝对先烈们的奖赏。卡波克洛人避免看胡莱玛——她好像没听他讲话。帕杰乌总是面向矮子，补充说法维拉山上的敌情每况愈下，饥饿和疾病置敌人于死地，对天主教徒给他们造成的伤亡一筹莫展。夜间，甚至从这里都能听到他们叫苦连天、痛哭流涕的声音。这就是说，他们很快就会撤走？
帕杰乌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问题在后面，”他用下巴指指南面，喃喃地说，“从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又来了更多的敌人、更多的枪支大炮、更多的牛羊和粮食。又来了一支运输队，带来了增援物资和食物，而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
他那苍白而发黄的脸上的伤疤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这一回，我要去狙击他们。”他说，转向了胡莱玛。矮子突然觉得自己被推开了好几里远。“遗憾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出发。”
胡莱玛的脸上挂着温顺、心不在焉的表情，以此来抵御从前的强盗的目光，一言不发。
“我不知要在外面待多久。我们将从胡埃特进攻，至少三四天。”
胡莱玛张了张嘴，可什么也没说。自从到了这里，她就没说过话。
这时，战壕里一阵骚动，先是一阵嘈杂的喧声，然后矮子发现骚动传到了这里。帕杰乌起身抄起了步枪。好几个甲贡索人毫无秩序地从坐着、蹲着的人中间冲到他们这里，围住帕杰乌，看了他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一个颈后长着个多毛黑痣的老人终于开了口：
“他们杀死了塔拉梅拉，”他说，“吃饭时，一枚子弹打穿了他的耳朵。”他吐了口唾沫，看着地面，嘟囔说，“帕杰乌，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伤兵死亡前，伤口会溃烂。”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高声说道。他心里这样想着，以为没说出声来。不过他并不担心伤员们听见，尽管设在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之间凹槽里的第一纵队野战医院应对战火的防御工事很好，但由于半拱形的山峰引发回音，以致枪声，特别是炮声在这下面更大声，并且响个不停。这就对伤员有个要求：要想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非喊叫不可。否则根本不会有人听到。
死前将会溃烂的想法折磨着特奥托尼奥。出于对共和制的狂热信仰，他自愿应征报国，开赴卡努杜斯。当时他是圣保罗医学院应届毕业班的大学生，可想而知，他是见过伤员、病危者和死尸的。然而解剖学的课程、阶梯教室里的尸体解剖、外科实习时医院里的患者怎能和法维拉山这耗子洞里的惨状相比？在这里，伤口感染的速度令人惊奇，短短几小时内就会看到伤口恶化，蛆在蠕动，顷刻间便化脓。
“这有益于你的职业，”父亲在圣保罗车站与他告别时对他说，“你会获得紧急救护的实习机会。”然而更确切地说，他获得的是木工的实习机会。三个星期以来，他学到的只是：伤员更多地死于感染，只有及时进行截肢和烧灼，手臂和腿——被截断的肢体——中弹的人最有可能得救。只在头三天，能用氯仿麻醉剂进行人道的截肢手术。那几天，特奥托尼奥将脓包划破，把一只棉球蘸满麻醉药水，用它堵住伤员的鼻孔后，外科主任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便气喘吁吁地锯断肢体。氯仿用完了，就用一杯烧酒来麻醉。现在烧酒也用完了，手术就在寒冷中进行，希望患者能很快失去知觉，以免外科医生手术时被哀叫声分神。现在是由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锯断感染者的脚、腿、手和胳膊了；伤员失去知觉前，由两名护士按着他。截肢后，也是他在残肢上点燃一点火药或用滚热的脂肪进行烧灼，就像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在那次愚蠢的举动前教给他的那样。
的确，那是一次愚蠢的举动，因为伽马主任知道炮兵有余而医生奇缺，特别是像他那样在战地急救方面富有经验的医生更是稀少。他曾在巴拉圭森林中学习过，是大学时作为志愿人员到那里去的，就像现在年轻的特奥托尼奥来到卡努杜斯一样。但是在那场与巴拉圭的战争中，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据他承认，不幸染上了“打炮的瘾”。七天前，炮瘾结果了他的性命，将救护两百多名伤病员和生命垂危者的繁重任务推到他年轻助手的肩上。那些患者挤在野战医院的岩石上，半裸着身体，传播着瘟疫，被蛆虫啃咬，只有极少数人有被子盖。第一纵队的救护队分为五组，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和特奥托尼奥是其中一组，负责医院北部区域。
炮瘾使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不能聚精会神地救护伤员。他突然中止治疗，急不可耐地爬上了马里奥山顶，人们好不容易将第一纵队的火炮全部拖到了那里。炮兵允许他发射克虏伯大炮，甚至让他发射“杀人魔王”。特奥托尼奥记得他预言说：“一名外科医生将炸掉卡努杜斯的钟楼！”主治军医带着新的光彩回到了凹槽地带。他是一个健壮、面色红润、忘我、快活的人，自特奥托尼奥到军营来的那天起对他就很亲热。他那热情洋溢的为人、快活的性格、冒险的生涯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对这位大学生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来卡努杜斯的路上，他想象着像自己所崇拜的偶像那样一毕业就过上了军旅生活。当他们团在萨尔瓦多做短暂停留时，伽马医生带特奥托尼奥去参观了巴伊亚州医学院，它坐落在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在那座有蓝色拱形大窗户的黄色建筑物对面。在弗兰波树、椰子树和蓖麻树下面，医生和大学生在地面铺着黑白石块的小商亭间喝着果子露酒，周围都是卖便宜货和小吃的商贩。他们欣喜若狂，在黑白混血的妓女窑子中一直喝到天亮。一登上开往盖伊马达斯的火车，医生就叫他的弟子吞下一剂呕吐药水，按着他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染上非洲梅毒”。
特奥托尼奥一边擦汗，一边给一个烧得说胡话的麻子喝奎宁水。这边有一名士兵，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面；那边有一个腹部中了枪弹，由于肌肉缺乏控制力，粪便都出来了，臭味和远处烧焦的尸体的煳味混在一起。野战医院的急救站里只剩下奎宁和苯酸，三碘甲烷和三氯甲烷都用光了。由于缺乏消毒剂，医生们已经在使用亚硝酸铋盐和氯化亚汞，现在这两种东西也快用光了，特奥托尼奥就用水和苯甲酸的溶液为伤员洗伤口。他蹲着洗，用双手从盆里捧出溶液。他要另一些人吞下半杯奎宁水。由于对疟疾有所预见，他们带来了大量奎宁。伽马医生说疟疾是“巴拉圭战争的并发症”，它曾在那里给部队造成大量死亡。然而疟疾在这里的干燥气候中是不存在的，只在极为少见的水塘周围才有蚊子滋生。特奥托尼奥知道奎宁对伤员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种会痊愈的幻想。正是在出事那天，由于没有别的药物，伽马医生开始发奎宁。
他琢磨着那事故为什么发生以及怎么发生。他当时不在场，别人告诉了他。从此，那件事就和那些腐烂的尸体一起，成了打扰他好不容易入睡的几小时里的噩梦之一。他梦见快活的、精力充沛的外科主任在点燃三十四英寸口径的克虏伯火炮，由于匆忙，炮栓没有关好，雷管爆炸时，炮弹从半开着的炮栓射向一只弹药桶。他听炮兵说，他们看到伽马医生被抛出去好几米高，落在二十步开外，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同他一道丧命的有奥迪龙·科里奥拉诺·德·阿塞维多上尉、阿尔弗雷斯·何塞·阿·德·阿马拉尔上尉和三名士兵，另有五人被烧伤。特奥托尼奥到达马里奥山顶时，尸体正在火化，是按照保健站的意见办的，因为极难将死者全部掩埋。这里全是裸露的岩石，挖一个坟坑要耗费巨大的精力，锹和镐刨在石头上只是冒出火星而已。焚尸的命令在奥斯卡将军和第一纵队的神父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卡普契诺神父里萨尔多把焚尸叫做“共济会的邪恶”。
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认真保存着伽马医生的一件遗物：一条森霍尔·德·邦伊的神奇腰带，是那天下午在巴伊亚的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卖给他们的。如果能回到圣保罗，他将把它送给医生的遗孀。但是特奥托尼奥怀疑还能不能再看见自己出生、学习并为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为祖国和文明服务——而在那里入伍的城市。
几个月来，一些看来牢固的信仰被彻底地动摇了。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从前以为这是在来自巴西的各个角落的所有人血液中激荡着的感情，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并反对蒙昧主义、叛变阴谋及野蛮暴行而来。第一次失望是在盖伊马达斯产生的。在两个月漫长的等候中，在那个变成了第一纵队司令部的腹地村镇的混乱状态中，他和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及另一些外科医生一起在保健站工作，在那里他就发现许多人借身体不好来逃避作战。他看到他们为了说明自己不能参战便假装生病，模拟症状，像高明的演员那样背诵病情。那位医生兼炮手教他怎样拆穿那些人制造发烧、呕吐和腹泻的拙劣手段。这些人并非都是列兵，即没文化的人，其中也包括军官。这使特奥托尼奥感到震惊。
爱国主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广泛存在。这是他待在那老鼠洞里三个星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并非说人们不在打仗，他们打了，而且还在打。他看到了人们在安西科是多么勇猛地抵抗了神出鬼没的怯懦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不面对面地作战，不承认战争的规矩和打法。他们埋伏起来从侧面进攻，隐蔽起来射击，等政府军还击时却无影无踪。三个星期以来，尽管远征军伤亡了四分之一，尽管食物匮乏，尽管大家对新的增援已不抱希望，可仍在坚持战斗。
但是爱国主义和那肮脏交易岂能相容并包？在保卫最崇高的事业——祖国和文明——的人之中竟允许那些肮脏交易存在，算什么对巴西的爱？这是使特奥托尼奥失去道德信念的另一种现实：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人们讨价还价、投机钻营的那些手段。起初只是倒卖烟草，越卖越贵。就在那天上午，他看到有人从一名骑兵大尉手里只买了一小把烟草就付了一万两千瑞斯……一万两千瑞斯！这是城里一盒精细烟草价钱的十倍。后来，所有的物价都直线上涨，一切都成了高价拍卖的对象。因为伙食极差——军官吃无盐的青玉米，士兵吃马料——人们用昂贵的价格购买食品：三四万瑞斯买一条小羊腿，五千瑞斯买一根玉米，两万瑞斯买一块点心，五千瑞斯买一杯炒面，一千至两千瑞斯买一条茵布塞罗树的根或一个能榨出汁来的卵形仙人掌。射手牌香烟每包卖到一千瑞斯，一杯咖啡要五千瑞斯。更糟糕的是他本人也卷入那投机倒把的勾当中去了。他也由于饥饿和烟瘾，花光了所有积蓄，用五千瑞斯买了一勺盐，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这东西竟是如此不可缺少。当他知道那些产品的绝大部分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是从纵队储藏室里偷来或是从窃贼那里偷来的时候，真叫他不寒而栗……
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在真理应该使他们更加纯洁和高尚的时候，居然会那么贪得无厌，爱财如命，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特奥托尼奥想：“追求私利和贪婪的行为在死亡面前愈演愈烈，这绝不是精神高尚，而是下流无耻。”在这几个星期中，人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玷污了。
不知是谁在他脚下哭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此人与众不同，不是呜咽，而是饮泣，仿佛害羞似的。这个人跪在他身旁，是一名老兵，他刺痒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挠过了，医生，”他喃喃地说，“要感染就感染，爱怎样就怎样吧。”
此人是那些食人生番鬼名堂的牺牲品之一，大批政府军士兵的皮肤被咬烂了。起初好像一种自然现象，命该如此，当晚上天气凉爽的时候，那些叫做“卡卡莱”的蚂蚁就从藏身处出来，在熟睡的人身上施虐，把皮肤叮得火烧火燎，全是红斑。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原来是甲贡索人将泥球状蚁窝带到政府军的兵营，然后将泥球摔裂，让那些贪吃的蚁群在休息的士兵身上制造灾难……那些食人生番派年纪很小的孩子爬着去放蚁窝！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被捉住了。人们告诉年轻的特奥托尼奥，那个甲贡索人在将他俘获的人的臂膀中像野兽那样挣扎，用最肮脏的流氓语言辱骂他们……
撩起老兵的衬衫检查他的胸部时，特奥托尼奥看到昨天的片片青痕已经变成了一片红斑，带有继续恶化的脓包。那些脓包越来越多，使可怜的士兵刺痒钻心。特奥托尼奥已经学会了装假，学会了撒谎，学会了微笑。他保证脓包会好的，但尽量别挠。他叫患者喝了半杯奎宁水，向他担保这种药水会使刺痒减轻。
他继续巡视，想象着那些孩子。缺德鬼们派他们深更半夜去施放蚁窝，野蛮、粗鲁、不文明，只有不通人性的人才会这样教唆天真无邪的孩子。不过年轻医生对卡努杜斯的看法也起了变化。难道他们真的要复辟帝制？他们真的与白金汉宫和主张实行奴隶制的人合谋了？难道那些野蛮人真的成了顽固的大不列颠的工具？尽管听到他们高喊“打倒共和国”的口号，特奥托尼奥对此已不那么确信无疑。他对这一切都困惑了。他原以为在这里会发现英国军官指导甲贡索人，教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而且会发现这些武器是从巴伊亚州沿海走私来的。然而在假装治疗伤员的过程中，他发现有被蚂蚁咬伤的，有被投枪、毒箭和原始弹弓射出的尖石刺伤的！因此，那种所谓受到英国军官支援的帝国军队的说法如今弄得他莫名其妙。“我们面前只有愚蠢的野人，”他想，“然而我们却在吃败仗。这次在山里遇到埋伏时，要不是第二纵队前来增援，我们可能早就完蛋了。”怎么理解如此荒唐的事情？
“是特奥托尼奥吗？”一个声音使他中止了思索。这是一名上尉，从军服的绒穗上能看出他的军阶和服役地点：陆军第九营，萨尔瓦多。从第一纵队到达法维拉山那天起，他就住进了野战医院，那时他是第一旅先头部队的一员。在法维拉山，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愚蠢地派他们向通往卡努杜斯的斜坡上往下冲。甲贡索人从看不见的战壕里给他们造成的伤亡非常可怕，在半山坡可以看到冲在第一线的士兵化做了石雕，进攻就是在那里被扼制的。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脸部被炸伤，举起的双手被炸掉，双目失明。那是第一天，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还能用吗啡给他进行麻醉、锯掉残肢并给面部溃疡消了毒。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幸运的是得到了纱布的保护，防止了尘土和小虫的感染。他是一名模范伤员，特奥托尼奥从没听到他哭泣或埋怨过。每天，当问他感觉如何，总是听他回答：“好。”当问他还需要什么时，他只说：“什么也不要。”夜里，特奥托尼奥经常躺在他身旁的碎石地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望着卡努杜斯天空中总是稠密繁多的星星。由此，他知道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是这场战争中的老兵，是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共和国向甲贡索人发动的四次远征的幸存者。他知道对这位不幸的上尉来说，眼下的悲剧是一系列耻辱和失败的终结。于是他明白了上尉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他为什么能以禁欲主义的毅力来忍受使其他人的精神和尊严崩溃的苦难。对他来说，最大的创伤不是肉体上的。
“是特奥托尼奥吗？”皮雷斯·费雷拉再次问。绷带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但是没遮住嘴和下巴。
“是我。”医科大学生说着，在他的身旁坐下。他用药箱和皮口袋示意两名护士去休息一会儿。两名护士走开了几步，躺在碎石地上。“我来陪你一会儿。需要什么吗？”
“有人听咱们讲话吗？”缠着绷带的人低声问，“这是秘密，特奥托尼奥。”
此时此刻，山的另一侧响起了钟声。年轻的特奥托尼奥看着天空。是的，天黑了，是卡努杜斯敲钟、祈祷的时候了。每天都出奇地准时，从无差池。要是没有枪炮轰鸣，顷刻间，狂热的万福马利亚的祈祷声就会传到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的兵营。这时，在野战医院里笼罩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安宁：一听见钟声，许多伤病员就画十字，嘴唇翕动，和敌人同时祈祷。就连特奥托尼奥，尽管他是个心灰意懒的天主教徒，但每天下午一听到这祈祷的钟声也不禁产生一种奇怪的、难以言表的感觉。即使不是信仰，也是对信仰的怀念。
“这就是说，敲钟人还活着，”他喃喃自语道，没有回答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还没能叫他倒下。”
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常跟他谈起敲钟人。有两次，他看见敲钟人爬上圣堂塔顶的钟楼，另一次是在祈祷厅的小钟楼。他说那是一个毫不起眼、沉默寡言的老头儿，摇摆着钟锤，对政府军用来回应钟声的枪击置之不理。伽马医生说，轰倒那挑衅性的钟楼、使那令人恼怒的老头儿不再做声，是马里奥山顶所有炮手梦寐以求的愿望，一到祈祷时间，大家都将步枪瞄准敲钟人。还没把他打死吗？或是换了新的敲钟人？
“我对你要求的，不是绝望的结果，”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不是什么失去了理智的人的要求。”
他的声音平静而又坚定。他躺在铺在碎石地上的被子上一动不动，脑袋枕在用干草做的枕头上，裹着纱布的残肢放在肚子上。
“不要失望，”特奥托尼奥说，“你将是第一批撤出去的人。援军一到，运输队一回来，马上就会用救护车把你送到圣多山，送到盖伊马达斯，送到你的家。奥斯卡将军来救护站时已经答应了。别灰心，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我对你说，是因为在世界上我最尊敬你，”他温和而坚定地说，“为了上帝，为了你的父亲，为了你的使命，我才要求你。为了那位你为她赋诗的未婚妻，我才要求你，特奥托尼奥。”
“你想怎么样呢，曼努埃尔·达·希尔瓦？”年轻的圣保罗人喃喃地说，目光离开了伤员，心情沮丧。他完全清楚将听到什么。
“在太阳穴上给我一枪，”那温和坚定的声音又说，“我从灵魂深处请求你这样做。”
这显然不是第一个要求他这样做的人，而且他知道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他是第一个如此安详、毫不做作地求他这样做的人。
“我没有手，没法自己做，”缠纱布的人解释说，“替我来一下。”
“勇敢一点，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说，发现自己的声音因激动而局促不安，“别要求我做违背原则、违背职责的事。”
“那么就让你的助手来干吧，”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把我的皮包送给他，里面大概有五万瑞斯。还有我的皮靴，还没穿破。”
“死亡会比你想象的坏。”特奥托尼奥说，“你会被撤走的，会痊愈，会恢复对生活的热爱。”
“没有眼睛和双手吗？”皮雷斯·费雷拉温和地反问。特奥托尼奥有点羞愧。上尉半张着嘴说：“那还不是最糟的，特奥托尼奥。最糟糕的是苍蝇。我一向恨它们，特别恶心它们。现在，我对它们无可奈何。它们在我的脸上爬，往我的嘴里钻，钻进纱布，一直爬到伤口上。”
他沉默了，特奥托尼奥见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听这位模范伤员如此一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上尉口渴时连水袋都不向护士们要。
“在匪徒和我之间产生了个人纠葛，”皮雷斯·费雷拉说，“我不愿叫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特奥托尼奥，我不允许他们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能当一个无用的怪物。从乌亚乌亚时起，我就知道有某种悲惨的东西挡住了我的去路。一种诅咒，一种妖术。”
“你要水吗？”特奥托尼奥轻声说。
“没有双手，没有双眼，很难自杀，”皮雷斯·费雷拉继续说，“我想往岩石上撞，不行；在地上舔，也不行，因为没有能吞得下去的石头和……”
“别说了，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将手放在他的肩上，然而安慰一个似乎是世间最平静的人使他觉得虚伪，这个人说话不慌不忙，声调也不抬高，说自己的事就像在说旁人。
“你能帮我的忙吗？我以友谊的名义请求你。在这里产生的友谊是神圣的。你帮我的忙吗？”
“好吧，”特奥托尼奥低声说，“我帮你的忙，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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