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到底有多少人？”这位从前的强盗问道。
“好像五千多人，”神父吞吞吐吐地说，“不过这只是在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方面的，还有从北边塞吉佩来的。”他颤颤悠悠地又读起来：“克拉乌迪奥·德阿马拉尔·萨瓦赫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三个旅：第四、第五、第六旅，由第十二、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营和一个炮兵师，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四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营和另一个炮兵师组成。这差不多又是四千多人。他们从阿拉卡胡登陆，向盖莱莫波开来。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没搞到指挥官的名单。我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吧，若安？”
“当然没关系，华金神父，”若安·阿巴德说，“您从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情报。上帝会报答您。”
“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是主的高尚信徒，”华金神父轻声说，“他坦白地告诉我，做这件事情，他很害怕。我对他说，我比他更怕。”神父强颜欢笑，紧接着说：“他跟我解释说，盖伊马达斯的问题很多，要供养的人太多，运输没有解决。那么庞大的部队没有车辆，没有地图。他说要拖延几个星期才能行动。”
若安·阿巴德表示赞同。谁也不讲话，好像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苍蝇的嗡嗡乱飞和一只黄蜂的杂技表演。它终于落在若安·格兰德的膝盖上。那黑人用手一拍，把它赶走了。若安·阿巴德突然想起了比拉诺瓦兄弟那只多嘴多舌的鹦鹉的叫声。
“我还去了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那里，”华金神父又补充说，“他叫我转告大家，唯一可行的就是在这钳形攻势开始前叫大家解散，各回本村。”他停顿了一下，向七位尊敬地注视着他的好人不安地扫了一眼，“不过尽管如此，你们若迎击讨伐军，他还是愿意效劳的。”
神父垂下了头，似乎疲劳或恐惧不允许他再讲。
“一百支步枪、二十五箱弹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说，“还没开箱呢，是政府军的，在工厂的箱子里。可以从乌亚乌亚那边运过来，那条路还畅通。”他淌着大粒的汗珠，一面用手擦着前额一面说，“要求用毛皮、耕牛和山羊来偿付，可这些在卡努杜斯都没有了。”
“有金银首饰。”若安·阿巴德说，他从商人的眼睛里看出，在自己之前，他大概已经这样说过或想过了。
“那是圣母和圣婴的，”华金神父喃喃地说，声音几乎无法听见，“那不是亵渎神灵吗？”
“‘劝世者’知道，神父，”若安·阿巴德说，“要去问问他。”
“人的恐惧是无止尽的。”近视记者想。这就是那些没有时辰的日子、没有脸庞的形象、被云层遮住的光线给他的极大教育。他一直瞪着眼睛想看透那云层，直到感到火烧火燎，才不得不闭上，到阴暗处去休息片刻。他沉浸在失望中，发现了自己是多么怯懦。他的《消息日报》《巴伊亚日报》和《共和主义杂志》的同事们对此会如何评论？在他们中间，他是以胆大无畏著称的，因为他总是去猎取新鲜的经验：无论坎东布莱斯人的聚会将在哪条秘密小巷或茅屋里举行，他总是第一批前往参加，而在当时，黑人的宗教活动引起了巴伊亚白人的反感和恐惧；他是顽固地坚持经常走访巫师和巫师活动的人；他是第一批吸鸦片烟的人；是他出于冒险精神，自告奋勇地去霍阿塞罗采访皮雷斯·费雷拉中尉指挥的讨伐幸存者的行动；是他亲自向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毛遂自荐，与莫莱拉·西塞同行。“现在我是世界上最胆怯的人。”他想。矮子继续叙述着奥里维罗斯和费拉布拉斯的冒险、不幸和潇洒。那些模糊的人影，他连男女都分不清。他们鸦雀无声，显然听得出了神，将时间的流逝和卡努杜斯都置之度外了。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末日，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听一个绝对不识字的侏儒背诵梅萨冬达的骑士们的风流韵事？这样的书可能是几世纪前某个航海者或科英布拉的中学生放在褡裢里带来的。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感到胃里一阵绞痛，心里琢磨着听众会不会给他们饭吃。在这些富有教益的日子里，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吃饭可以成为一块心病，可以使他时刻感到抬不起头来，可以时刻成为比那半盲人状态更大的苦恼。眼镜被打碎后，他就成了半盲人，到处碰壁，到处撞人。由于和眼前模糊的东西相碰，他浑身都是青斑，而且不得不向人们道歉说“我看不见”“很对不起”，以平息任何可能的恼怒。
矮子停顿了一下——想出乞讨伎俩的是他——说为了继续说书，他的身体需要补充热能。记者的各个器官都活动起来了。他向胡莱玛伸出了右手，并摸到了她。这个动作，他每天要做好多次。只要发生了新的情况，在前途未卜的关键时刻，埋藏在心底的恐惧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王国。这只是瞬间的抚摩，那女人是慰藉他心灵的最后一线希望了，现在的华金神父好像完全不可企及，胡莱玛就是关照和保护他的人。矮子和他都是胡莱玛的累赘。她为什么不抛弃他们自己走？是出于慷慨仗义？不，肯定是由于一时懈怠，由于她所遭遇的凄凉冷漠。不过矮子至少还能靠滑稽相赚几把玉米面或羊肉干使他们糊口，只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那女人迟早会丢下他。
讲了几个并未引人发笑的笑话，矮子书归正传。近视记者感到胡莱玛的手要伸过来了，就张开了手指，接着把一块像是硬面包的东西放进嘴里。他用力地、贪婪地咀嚼着，全部力气都集中在嘴里那块土豆上，艰难而又幸福地往下吞。他想：“要是能幸存，我会恨她。就连与她同名的花，我都会诅咒。”因为胡莱玛对于他胆怯到了什么程度、对于胆怯促使他干出了何等无以复加的荒唐事是一清二楚的。他一边慢慢地、吝啬地、幸福地、受宠若惊地咀嚼着，一边回忆着到达卡努杜斯的第一个夜晚。那时他精疲力竭，两腿发软，模模糊糊，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向“劝世者”欢呼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里嗡嗡直响。突然，他感到自己被强烈的气味、被散发着油腻味的火星、被越来越高的祈祷声抛起来了。突然，又像刚才那样，一下子鸦雀无声。就是他，他就是“劝世者”。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一整天都没有放开的那只手，那女人不得不说：“放开我，放开我。”然后，当那嘶哑的声音停止，人们开始分散，他、胡莱玛和矮子又躺在空场上。一到卡努杜斯，他们就找不到贡贝的神父了，人们将他抢走了。在讲道的过程中，“劝世者”感谢苍天使华金神父回来，使他复活。近视记者猜想，华金神父可能也在那里，在圣徒的身旁，在圣徒讲道时所在的圣堂、平台或钟楼上。总而言之，莫莱拉·西塞说得对：神父是甲贡索人。那时他哭了起来，抽泣着请求那女人帮助他离开卡努杜斯，就连小时候他都没这样哭过。只要别丢下他这个半瞎的、饿得半死的人不管，他答应给她衣服、房子，随便她要什么都行。是的，她很清楚，恐惧把他变成了废物，为了赢得怜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矮子讲完了。他听到一些人的掌声，听众开始解散。他心情紧张，竭力想听出是否有人伸出援手，给点儿什么。但是他伤心地感觉到没有人这样做。
“什么也没给？”当感到只剩下他们时，他喃喃地问。
“什么也没给。”胡莱玛用一向无动于衷的语调说。
近视记者站起身，一看到她——他回忆起那长长的脸蛋、散披着的头发和撕成了碎条的衬衫——开始走，就跟着迈开了脚步。矮子在他身边走着，脑袋才到他的肘部。
“他们的处境比咱们还狼狈，”只听矮子嘟嘟囔囔地说，“胡莱玛，你还记得西坡村的事吗？这里比那儿还要糟。你从没见过这么多断臂的、瞎眼的、瘫痪的、哆嗦的、患白化病的、没耳朵的、少鼻子的、没头发的、有那么多伤疤的人吧？胡莱玛，你大概都没发觉。我可发觉了，因为在这里，我感到自己是正常人。”
他笑了，兴致勃勃。有好一阵儿，近视记者听见他吹着欢乐的口哨。
“今天还给我们玉米面吗？”他突然焦躁地问。不过他又想着别的事，痛苦地补充说：“如果华金神父真的离开这里，就没人帮咱们了。他为什么那样对待咱们？为什么丢下咱们不管？”
“他为什么不丢下咱们？”矮子说，“难道我们和他有什么关系吗？他原先认识咱们吗？多亏了他，咱们才有这房子住。”
的确，神父给他们帮了忙，多亏了他，他们才有房子住。他们曾露天冻了一夜，浑身酸疼。要不是华金神父，第二天怎么会来了一位体魄健壮、满脸胡须的人呢？这个人用与形象相称的洪亮声音对他们说：
“来吧，住到仓库来吧，但不能离开圣多山。”
他们被囚禁了吗？他、胡莱玛和矮子，谁也没向那位善于发号施令的人问一声。他只用简单一句话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切。他也没多说一句话，就把他们带到近视记者影影绰绰看见的一个巨大、阴暗、炎热且堆满了东西的地方。在他离开前——既没问他们是什么人也没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想要干什么——再一次告诉他们不能离开卡努杜斯，要小心武器。矮子和胡莱玛告诉他，周围全是步枪、火药、迫击炮和子弹箱。他知道这是从第七团缴获的。睡在那堆战利品中间不荒唐吗？不，生活已经失去了逻辑，因此任何事都不荒唐。这就是生活：要么依从，要么自杀。
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听“劝世者”讲话，看见他置身在人群中。人们一听到他那深邃、高亢、平和的声音，就像花岗岩那样纹丝不动；那寂静简直能摸着。从那以后，他想：这里是由一种不同于理智的东西支配着人、事、物、时间和死亡。说它狂热，是不公道的；说它是信仰、迷信，又太笼统。听到“劝世者”的言语和气势磅礴的声调之前，记者就已经被人们听他讲话时的安详肃穆打击、窒息，感到头脑发昏。他就像……就像……他绝望地搜索着储存在记忆深处的、恰当的字眼，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头脑里一闪现什么念头就能明确地表达出来。是的，坎东布莱斯就是这样。在萨尔瓦多黑人的简陋茅屋里或卡尔萨达车站后面的小巷中，他曾去参加人们用失传的语言唱歌狂热宗教派别的仪式，他曾体验过生活的某种结构，人、事、时间、空间和完全脱离了逻辑，脱离了常人感情，脱离了理智的人类经验。在这个匆匆而逝的夜晚，在那些四散而去的人的身上，他又有了同样的体验。“劝世者”的声音安抚着他们，给他们信念，给他们力量。那声音深邃、低沉，使人心碎，对人类的物质需求如此轻蔑，如此骄傲地集中在精神上，集中在一切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的东西上，集中在思想、激情、感情和品德上。一听到那声音，近视记者就自以为理解了卡努杜斯，理解了卡努杜斯的不轨行为为什么这么持久。但是那声音一停，人们的狂热一冷，他又和从前一样糊涂了。
“这是一点面粉，”他听出是安东尼奥或奥诺里奥的妻子的声音，她俩的声音完全一样，“还有牛奶。”
他不想了，不胡思乱想了。他只是个贪吃的人，只会用指尖把玉米面一小撮一小撮地送到嘴里，品着滋味，让它长时间地留在硬腭和舌头之间，然后咽下去。他只是吮吸羊奶时感到舒适、感恩戴德的人体各种器官的总和。
他们吃完了，矮子打着饱嗝儿，近视记者听见他兴冲冲地笑了。“吃饱就高兴，否则就伤心。”他想。他也一样：他的幸福与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肚皮，这是普遍发生在卡努杜斯的基本事实。然而能说这些人追求物质生活吗？因为连日来，另一个难以驱散的念头恰恰是：通过漆黑的途径，甚至是错误和挫折，这个社会终于摆脱了肉体的、经济的、眼前生活的忧虑，摆脱了一切所谓世上头等大事的羁绊。这个高尚而又贫困的肮脏天堂将是他的坟墓吗？初到卡努杜斯的那几天，他还幻想着贡贝的神父会惦记着他，给他雇几名向导和一匹马，幻想着能回到萨尔瓦多。然而华金神父没来看望他们，现在又听说他出远门了。每天下午，他已不在施工的圣堂看台上露面，早上也不主持弥撒了。他从未能穿过武装起来、用蓝色破布遮身、围在“劝世者”及其随从周围的密集男女去接近华金神父，现在谁也不晓得他是否还回来。如果他能跟神父交谈一下，自己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吗？跟他说什么呢？难道跟他说“华金神父，我害怕待在甲贡索人中间，救救我吧，把我送到政府军和警察能为我提供安全的地方去”吗？他似乎听到了神父的回答：“记者先生，政府军和警察又能为我提供什么安全？难道您忘了我能躲过‘砍头队’的杀害纯粹是奇迹吗？您想我能回到有政府军和警察的地方去吗？”他不禁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听到自己的笑声，他吃了一惊，心想这笑声会惹恼此地不明事理的人。由于受到感染，矮子也哈哈大笑起来。记者想象着他那瘦小、驼背、缩成一团的样子。使他生气的是，胡莱玛依然很严肃。
“好吧，世界不大，后会有期。”传来一个粗犷的男人的声音，近视记者发现几条黑影向他们走来。其中最矮的一个拿着一块红色的东西，大概是头巾，站在胡莱玛面前：“我以为狗崽子在山上将您杀死了呢。”
“他们没有杀我。”胡莱玛回答。
“我很高兴，”那男人说，“否则就太遗憾了。”
“他爱上了她，要把她带走了。”近视记者很快想到。他两手捏了一把汗。他要是将胡莱玛带走，矮子就会跟他们去。他哆嗦起来：想象自己孤独一人，半瞎着眼，半死不活，磕磕碰碰，提心吊胆地挣扎。
“除了小个子，您还带来了另一位伙伴，”他听那男人说道，像称赞，又像嘲讽，“好吧，再见了。好耶稣保佑。”
胡莱玛没有回答。近视记者缩在那里，小心地等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踢他一脚、打他一拳或啐他一口。
“这不是全部，”一个与刚才不同的声音说，一秒钟后，他听出了这是若安·阿巴德，“皮革仓库里还有呢。”
“真够多的。”第一个讲话的人又说，现在语调中性了。
“不多，”若安·阿巴德说，“如果他们真的来八九千，那就不多。再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多。”
“那倒不假。”第一个说。
近视记者觉得他们在活动，在围着他们三人转圈。他猜想他们在动那些步枪，拿起来，抚摩着，端到眼前，看看缺口和准星是否在同一条线上，弹仓是否干净。八九千？来了八九千政府军士兵？
“并不是都能用，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说，“看见了吗？有的枪管弯了，有的扳机折了，有的枪托掉了。”
帕杰乌？在那里活动、说话的那个人，跟胡莱玛说过话的那个人原来是帕杰乌。他们在谈什么关于圣母的首饰，点着什么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的名，声音随着脚步移动时远时近。腹地的强盗都跑到这里来了，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谁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从他面前走过，近视记者能看到触手可及的那两条腿。
“您现在想听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听见矮子说，“我会说，我说过千百遍。要我给您说吗，先生？”
“现在不行，”若安·阿巴德说，“改天可以。你为什么管我叫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知道，”矮子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
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近视记者曾经想过：“他是个割耳朵、削鼻子的人，是个将对手阉割并给他们文身的人，是个将全村人杀光以体验做魔鬼滋味的人。而帕杰乌呢？是刽子手、杀人犯、偷牲畜的强盗、伪君子。”可他们刚才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他感到迷惑不解，非常想动笔。
“看到他怎样和你说话、怎样看你了吗？”他听见矮子说，“胡莱玛，你真有福气。他会把你带走的。你和他一起生活，就有吃有住了，因为帕杰乌在这里是指挥官。”
而自己会怎么样呢？
“不是每人十只苍蝇，而是上千只，”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想，“它们知道自己是打不垮的。”因此当天真的人驱赶它们时，它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苍蝇：当人们在相距几毫米的地方轰它们时，它们竟然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倒霉的人，向他挑衅。这个人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拍死它们，可他又能从这圬秽的举动中得到什么？在它们被拍扁的地方，马上会出来十只、二十只。最好还是听之任之，像腹地居民那样任它们在自己的饭菜和衣服上爬来爬去，任它们将自己的房屋和食物弄得污黑，任它们在初生婴儿的身体上安营扎寨，只有当它们落在马上要吃的点心上时才把它们赶走，只有当它们钻进嘴里时才把它们吐出来。它们的个头比萨尔瓦多的苍蝇大，它们是这里唯一肥胖的，这里的人和其他活物的体形都小到不能再小。
在大陆旅馆，他赤条条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从窗户看车站和站牌：盖伊马达斯、圣安东尼奥、比拉贝拉。苍蝇和盖伊马达斯，他更恨谁？他预感自己将在这里忧劳成疾，终日思考着关于苍蝇的哲学，绝望地度过有生之年。在这样的时刻，苦恼使他忘了自己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因为在成千上万的官兵垂涎的大陆旅馆，他有自己小小的单人客房，而其他人要么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地挤在军队租用或征调的民房里，要么——绝大多数是如此——住在依达比古鲁河两岸的窝棚里。因为他资格老，才有幸在大陆旅馆占用一个单间。自从第七团从盖伊马达斯开拔，莫莱拉·西塞上校把他留在后方从事收容病号的不光彩工作，他就待在这里了。从这扇窗户，他看到了最近三个月来使腹地、巴伊亚和整个巴西震惊的事件，他看到了莫莱拉·西塞向圣多山进军，看到了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匆匆返回，看到了惊恐和痴呆的眼睛，后来看到了火车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军队、警察部队和志愿军团倾泻到这个苍蝇为所欲为的村镇上，为死去的爱国者报仇，拯救被凌辱的国家，重振共和国的权威。然而从这座大陆饭店，皮雷斯·费雷拉上尉也看到了这些热情地渴望着行动的连队如何被捆住了手脚，失去了生气，动弹不得，陷入了与鼓舞他们前来的、慷慨无私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重重忧虑：事故、抢劫、露宿、缺粮、交通阻塞、敌人和女人。前一天晚上，上尉参加了第三步兵营的军官会议，这是为了一件极大的丑闻——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和二十五箱弹药不翼而飞——而召开的，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宣读了一项命令，警告肇事者：如不立即交回，将被处决。然后告诉他们那个老大难的问题——将远征军的大量辎重运往卡努杜斯——尚未解决，因此何时出发毫无准信。
有人敲门，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声“进来”。传令兵来提醒他对士兵克鲁斯的处罚。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着呵欠，极力想回忆起那士兵的面孔。他确信在一星期或一个月前，他或许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责打过他。什么错误？他非常清楚：偷团里或尚未离开盖伊马达斯的人家的东西，与其他部队的士兵斗殴或企图开小差。连队的长官时常委托他来处罚士兵，借以维护因厌恶和疾苦而日益遭到破坏的纪律。用军棍责打士兵并不是使上尉开心的事。不过现在也并不使他扫兴，而是变成了盖伊马达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饮食起居、教士兵分解枪支、组成攻防阵容和思考苍蝇问题。
出了大陆旅馆，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走上依达比古鲁大街，这是直通上方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布满石子的斜坡。从用绿色、白色或蓝色油漆刷过的小房子的屋顶上方，他观察着盖伊马达斯周围长满了干枯灌木的小山。可怜的步兵连队正在烤焦了的山坡上展开全面训练，让新兵成百次地往山里钻。他看到他们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失去知觉。特别是从寒冷地区来的志愿兵，在沙地里背着背包，扛着步枪，没走几步就像小鸡那样累倒了。
此时此刻，盖伊马达斯的街道不再像前一段时期的晚上，不再像蚁穴那样盘踞着军队，不再像是巴西本地乡音的样品展览——那时官兵们都拥上街头聊天，弹吉他，听听家乡的音乐，品尝千方百计花高价买来的烧酒。现在到处都有一组组敞衣露怀的士兵，可在去玛特里兹广场的路上，一个居民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广场上婀娜多姿的棕榈树上永远沸腾不息的鸟雀。市民几乎走光了。只有个别牧牛人，老迈多病或孤独无依，在大概已被不速之客闯入的家门口用毫不掩饰的仇恨目光看着。其他人都不见了。
在“仁慈的圣母”旅馆——门面上写着：不穿衬衣者禁止入内——的拐角，迎面走来了一位青年军官，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皮雷斯·费雷拉认出了他是自己所在营的平托·索萨上尉。他刚到一个星期，还保持着初来者的热烈劲儿。他们已经成了朋友，晚上常一起散步。
“我拜读了你关于乌亚乌亚的报告，”索萨上尉说着，便和皮雷斯·费雷拉一起朝营房走去，“真可怕。”
皮雷斯·费雷拉用手遮着阳光，看着他：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那里的人，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对可怜的安东尼奥·阿尔维斯·德·桑托斯医生来说，尤其如此，”他说，“不过要和费布罗尼奥少校及莫莱拉·西塞上校的遭遇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我不是指死亡的人，而是你报告上说的关于军装和武器的事。”平托·索萨纠正他说。
“噢，是这个呀……”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喃喃地说。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惊叫道，“上级为什么毫无作为。”
“第二次、第三次远征也和我们一样，”皮雷斯·费雷拉说，“不用甲贡索人，炎热、荆棘和风沙就把他们打垮了。”
他耸了耸肩膀。上次失败后，他一回到霍阿塞罗就眼含着泪水起草了那份报告，希望他的经验对战友们有所裨益。他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暴晒、雨淋和风沙如何使军装变得破破烂烂，法兰绒上装和麻呢长裤都变得令人恶心，被卡汀珈的枝条刮得支离破碎。他指出，士兵们的鞋和帽子都丢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走路。然而他特别详细、认真、反复阐明的是武器问题：“虽然准确性十分出色，但曼利夏步枪很容易出故障——只要弹仓里进去几粒沙子，枪机就失灵了。另外，如果连续射击，高温使枪膛膨胀，弹仓就发紧，六发一排的弹夹就卡不进去了。由于过热，子弹会卡壳，只好用手把弹壳取出来。最后，枪托那么脆，一碰就断裂。”他不仅写下来，而且向一切询问过他的机构说明，在数十次私人谈话中一再重复。有什么用？
“起初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他说，“以为他们会认为我这样写是为自己开脱。现在我明白上级为什么不予理睬了。”
“为什么？”平托·索萨上尉问道。
“他们会给巴西所有的军队通通换装吗？大家穿的不都是法兰绒和麻呢吗？他们会把军鞋全扔到垃圾堆里去吗？会把我们用的曼利夏步枪扔到大海里去吗？不管是否适用，都只能用下去。”
他们来到了设在依达比古鲁河右岸空地、第三步兵营的营地。这片营地就在村边，其他营地都在河流的上游，离盖伊马达斯较远。草棚排成了一条线，对面是红土和巨石杂间的山坡，脚下是墨绿色的河流。连队的士兵都在等着他。处罚士兵时，总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因为这是营里为数极少的消遣活动之一。士兵克鲁斯早准备好了，光着脊背站在与他开玩笑的士兵中间，笑着回答他们的问话。两位军官一到，大家顿时严肃起来。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在那个即将受处罚的士兵眼里看到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尽管那士兵极力装出满不在乎、不肯服输的表情。
“三十军棍，”上尉读当天的记事簿，“够多的，谁下的处罚？”
“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长官。”克鲁斯吞吞吐吐地说。
“你干了什么坏事？”皮雷斯·费雷拉问道。为了不在手上磨出泡，他戴上了皮手套。克鲁斯眨着眼睛，很不自在，用眼角的余光环视着左右。有人在轻轻发笑，有人在窃窃私语。
“什么也没做，长官。”他支吾搪塞。
皮雷斯·费雷拉用眼神询问围成一圈的上百名士兵。
“他企图强奸第五团的一个小号兵，”平托·索萨上尉没好气地说，“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小孩子。上校亲自抓住的。克鲁斯，你这败类。”
“不是那么回事，长官，不是那么回事，”士兵摇着头说，“上校误解了我的意图。我们是在河里很正常地洗澡。我发誓。”
“那么小号兵为什么呼救？”平托·索萨说，“别不害臊。”
“因为小号兵也误解了我的意图，长官。”士兵一本正经地说。可是由于爆发了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早动手早完事。”皮雷斯·费雷拉说着，抄起了第一根军棍，传令兵在他手头预备了好几根，他在空中试了一下，棍子一抖，发出了蜂群飞舞似的嗡嗡哨音。周围的士兵直向后退。“是把你捆起来，还是像条汉子那样忍着？”
“像条汉子那样，长官。”克鲁斯说，脸色苍白。
“像条搞小号兵的汉子那样。”有人解释说，又是一阵大笑。
“转过身去。好吧，护住你的要害。”皮雷斯·费雷拉命令说。
前几棍，他用力打，当士兵的脊背被打红的时候，他看到克鲁斯快挺不住了。由于用力，他也直冒汗，就轻轻地打。士兵们合唱着《军棍谣》。还不到二十棍，克鲁斯背上的紫泡就出血了。打到最后一棍，士兵跪下，但又原地站起，摇摇晃晃地转向上尉：
“多谢，长官。”他喃喃地说，两眼红肿，脸上全是汗。
“想想我和你一样疲惫不堪，你就感到安慰了，”皮雷斯·费雷拉喘着气说，“到卫生所去，叫他们给你上点消炎药。别再惹小号兵了。”
那一圈士兵散开了。有人给克鲁斯披了一条毛巾，跟他一起走了；另一些人下了陡峭的土坡，到依达比古鲁河里凉快去了。皮雷斯·费雷拉在传令兵提来的一桶水里洗了脸，在报告上签了字，表明处罚已经执行。他还回答着平托·索萨上尉的问题，后者仍然在纠缠着他关于乌亚乌亚的汇报。那些步枪是旧的还是新买的？
“不是新的，”皮雷斯·费雷拉说，“1894年在圣保罗和巴拉那战争中使用过。但陈旧不是产生那些缺陷的原因，问题在于曼利夏步枪的构造。它是在欧洲生产的，那里的环境和气候与这里很不一样，那里的军队保护武器的能力是我们的战士所没有的。”
所有军营的司号员同时吹起的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全体集合！”平托·索萨说，“出人意料。”
“可能是关于盗窃那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的事吧，司令部气疯了，”皮雷斯·费雷拉说，“说不定抓到盗窃者了，要执行枪决。”
“也许是作战部长来了，”平托·索萨说，“宣布过他要来。”
他们向第三营的集合地点走去，在那里被告知他们要和第七、第十四营，也就是整个第一旅的军官一起集合。他们向设在制革厂的司令部跑去，在依达比古鲁河上游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沿途，他们发现各个军营的举动都不同寻常，军号吹得越来越响，令人很难琢磨出是什么意思。制革厂里已经聚集了几十名军官，有的是午睡时被惊醒的，还在往裤子里塞衬衣的衣襟或扣上装的纽扣。第一旅的旅长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站在板凳上做着手势，正在高声讲话。不过皮雷斯·费雷拉和平托·索萨没听清他说什么，因为周围有人大喊大叫，为巴西欢呼，为共和国喝彩。有些军官将自己的法国军帽抛向空中，表达兴奋的心情。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平托·索萨上尉问。
“两小时后开往卡努杜斯！”一位炮兵连长兴冲冲地向他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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