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误解？不，这不足以解释一切，”卡纳布拉沃男爵喃喃地说，“还有狡诈和凶残。”
亨梯尔·德·卡斯特罗那和蔼的脸庞、红润的面颊和黄色的络腮胡子顿时浮现在他的眼前。当他是皇帝的臣子时，在宫廷节日里曾躬身吻过埃斯特拉的手。他像妇人般纤细，像幼儿般天真。他心地善良，温顺谦恭。除非用愚蠢和邪恶，否则怎么能解释发生在亨梯尔·德·卡斯特罗身上的事情呢？
“我想不仅在卡努杜斯，在整个历史上，那样的事情多的是。”他重复说，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除非相信上帝说的，”近视记者打断了他，沙哑的声音使男爵想起了他的存在，“就像那里的义民。那时一切都清清楚楚：饥馑、轰炸、开膛、饿死。是魔鬼还是圣父？反耶稣还是好耶稣？大事当前，他们立刻知道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是善还是恶。您不羡慕他们吗？只要能区分善恶，一切就都迎刃而解。”
“我一下想起了亨梯尔·德·卡斯特罗，”男爵喃喃地说，“想到当他知道自己的报馆被踏平、住宅被捣毁的原因时会多么惊讶。”
近视记者伸了伸脖子。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两把皮面椅子上，中间隔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一瓶木瓜和香蕉制成的清凉饮料。上午快过去了，照耀果园的已是正午的太阳。叫卖食物和鸟雀、代人祈祷、充当差役的喊声越过围墙传到院中。
“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那个好像折叠着的人讥讽地说，“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生的事情合乎逻辑、顺乎情理。”
“只因一些狂热的教徒在几千公里外打败了一支远征军，一群人就拥上街头捣毁报馆、抢劫民宅，屠杀连卡努杜斯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不出来的人，难道合乎逻辑、顺乎情理？就这么合乎逻辑、顺乎情理吗？”
“他们中了宣传的毒，”近视记者坚称，“您没读报，男爵。”
“我是通过一个直接受害者了解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事情，”后者说，“此人也差一点被他们杀掉。”
男爵曾在里斯本与沃罗·普莱多子爵相遇。他与年迈的帝制派首领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子爵是在第七团战败、莫莱拉·西塞上校丧生的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并在那里度过了可怕的时日后，仓皇地从巴西逃到葡萄牙避难的。这位多疑、糊涂、吓破了胆的尊贵遗老亲眼目睹过在德阿伯朗特斯侯爵大街上的游行，示威者就从瓜纳芭拉男爵夫人的阳台下走过，当时他正在那里做客。游行从军人俱乐部开始，举着标语牌，要求把他的脑袋当作共和国在卡努杜斯失败的祸根加以铲除。片刻后，就有人来报信，说他的家和其他帝制派著名人物的家一样，和《消息日报》及《自由报》一样，遭到了浩劫。
“依布埃拉的英国间谍、”近视记者背诵着，用指关节敲着桌子，“在腹地发现的运往卡努杜斯的步枪、只有英国船只才能运来的甲贡索人使用的克罗帕特切克掷弹筒和炸弹……谎言日夜散布，成了事实。”
“您高估了《消息日报》的作用。”卡纳布拉沃男爵微笑了。
“里约热内卢的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真实姓名是阿雷因多·瓜纳芭拉，他办的日报叫《共和国日报》，”近视记者肯定地说，“从费布罗尼奥少校战败起，《共和国日报》没有一天不公布帝制派与卡努杜斯关系复杂的确凿证据。”
男爵只听到了一半，因为沃罗·普莱多子爵披着被子，说话不利落。子爵告诉他：“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从未认真对待亨梯尔·德·卡斯特罗。在整个帝制时期，他都无足轻重，从未被赐予头衔，从未出人头地，也没担任过公职。他对帝制深有感情，丝毫不受现实的影响。”
“比如关于在米纳斯赫莱斯的塞特拉瓜斯的武器和牛群的确凿证据，”近视记者继续说，“难道它们没运往卡努杜斯？帝制派军阀的卡潘伽斯人著名首领曼努埃尔·若安·伯兰达沃没把它们运去？这个家伙没为华金·纳布科和沃罗·普莱多子爵效劳过？阿雷因多给逮捕伯兰达沃的警察起了名字，复制了他们交代一切的供词。伯兰达沃根本不存在，也从未发现那样的运输，这又有何妨？白纸黑字就是事实。依布埃拉间谍案在重演，愈演愈烈。您看到如何合乎逻辑、顺乎情理了吧！对您是不会私刑拷问的，男爵，因为在萨尔瓦多没有雅各宾派。巴伊亚人只热衷于狂欢节，政治与他们毫不相干。”
“看来，现在您能在《巴伊亚日报》工作了，”男爵开玩笑地说，“您已经对我们对手的无耻行为了如指掌。”
“你们也不比他们强，”近视记者低声说，“您忘了埃巴米农达是您的盟友？忘记了内阁成员中您的那些老朋友？”
“政治就是肮脏的东西，您发现得晚了点儿。”男爵说。
“对‘劝世者’来说并非如此，”近视记者说，“对他来说，政治是纯洁的。”
“对可怜的亨梯尔·德·卡斯特罗也同样纯洁。”男爵轻声说。
从欧洲回来后，他在写字台上看到了一封信，是几个月前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亨梯尔·德·卡斯特罗在信中亲笔工整地写道：“卡努杜斯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我亲爱的男爵，在您可爱的北方土地上发生着什么事情？人们把形形色色的阴谋、谎言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却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谁是‘劝世者’安东尼奥？实有其人？激进派硬说我们与塞巴斯蒂安派的强盗有牵连，可他们又是何许人？如蒙指点，不胜感激……”现在那个名叫亨梯尔的老人因武装、资助旨在恢复帝制、让英国奴役巴西的叛乱已长眠地下。几年前，当他开始收到《消息日报》和《自由报》的时候，卡纳布拉沃男爵曾写信给沃罗·普莱多子爵，责问他在举世皆知帝制已被彻底埋葬时竟然还要出版两份缅怀帝国的报纸，这是何等荒唐。“您说怎么办？我亲爱的……这可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若安·阿尔弗雷多的，也不是华金·纳布科的，不是任何一位您在这里的朋友的主意，而是亨梯尔·德·卡斯特罗上校一个人的主意。他决心将自己的钱花在出版这些报纸上，目的是保卫我们这些曾经为皇帝效劳的人，我们这些曾经受过侮辱的人。我们都认为此时此刻重提帝制非常不合时宜，可又如何打消可怜的亨梯尔·德·卡斯特罗的念头？我不知您是否还记得他，一个善良的人，从来不出风头……”
“消息传到首都时，他不在里约热内卢，而是在贝特罗波利斯，”沃罗·普莱多子爵说，“我让儿子阿尔丰索·塞尔索对他说千万别想回来，他的报纸被毁了，家被抄了，在奥维多和圣弗朗西斯科大街上，一群乌合之众要求处死他。单凭这一点，亨梯尔·德·卡斯特罗就决心要回来。”
男爵想象着两颊红润的亨梯尔正在收拾箱子，向车站走去。与此同时，在里约热内卢的军人俱乐部里，二十几名军官正在圆规和三角板组成的共济会的标志前把他们的血混在一起，宣誓要为莫莱拉·西塞报仇，拟定了一份要处决的叛徒的名单，为首的就是亨梯尔·德·卡斯特罗。
“在梅里迪车站，阿尔丰索·塞尔索给他买了报纸，”沃罗·普莱多子爵继续说，“亨梯尔·德·卡斯特罗能读到前一天晚上在联邦首都发生的一切：群众集会，商店和剧院关闭，降半旗，阳台上挂起黑绸子，冲击报馆，还发生了抢劫活动。当然，还有《共和国日报》上蛊惑人心的消息：‘在《消息日报》社和《自由报》社查获的步枪与卡努杜斯人用的是同一个牌号和口径。’您想他对此会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将教父教母打发到阿雷因多·瓜纳芭拉去，”亨梯尔·德·卡斯特罗上校剪着白色的小胡子，喃喃自语，“简直太卑鄙了。”
男爵笑起来。“那时他想拼命，”他想，“想和里约热内卢的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决斗。当人们正寻找并要处死他的时候，他想的却是穿着深色衣服的教父教母，想的却是宝剑，是对手一受伤就罢手还是一拼到底。”他笑得流出了泪水。近视记者吃惊地看着他。当那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到萨尔瓦多去了。他胆战心惊，的确如此，表面上是由于莫莱拉·西塞的失败，实际上是由于对埃斯特拉的牵挂。他数着还差几小时才能到达葡萄牙医院和医学院，盼望着那里的医生们使他放心，向他担保男爵夫人只是偶染疾病，仍将是一位快乐、高雅、有活力的女性。妻子的事情使他如坠悬崖，失魂落魄。记得他和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多次洽谈，获悉将全国总动员严惩甲贡索人，心情就像梦境一般。那时他获悉要从全国各州派遣整营整营的部队组成志愿军团，要组织公开的义卖和抽彩，太太们可以在那里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捐献出来组建新的连队，以派去保卫共和国。当他察觉那一举动的规模，那些失误、迷途和凶残的错综复杂时，又一次感到如坠悬崖，失魂落魄。
“一到里约热内卢，亨梯尔·德·卡斯特罗和阿尔丰索·塞尔索就悄悄溜进了靠近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车站的一个朋友的家，”沃罗·普莱多子爵补充说，“我去那里与他们偷偷会面。当时我东躲西藏，逃避街上的人群。所有的朋友费了不少唇舌劝亨梯尔，告诉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地逃离里约热内卢和巴西。”
说好在六点半，也就是火车开往贝特罗波利斯前的几秒钟，把子爵和上校乔装改扮送上车。人们为他们逃往国外做准备时，他们将待在附近的庄园里。
“但是运气在凶手们一边，”子爵嘟囔着说，“火车误点半小时。那时，我们这群易了装的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示威的人来了，沿着站台走过，高呼“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和打倒我们的口号。我们刚登上车厢，一群手持自动步枪和匕首的人就包围了我们。火车开动时响了几枪，所有的子弹都射向亨梯尔·德·卡斯特罗。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还活着。”
男爵想象那脸色红润的老人头颅和胸部被打开花，不禁想画十字。也许那死亡并不使上校扫兴。那是君子之死，不是吗？
“也许是吧，”沃罗·普莱多子爵说，“不过我敢肯定，葬礼使他扫兴。”
由于当局的劝告，他是被偷偷埋葬的。阿马罗·卡瓦尔甘迪部长向死者亲属警告，由于街上的骚乱，如举行隆重的葬礼，政府将无法保障亲友的安全。帝制派人物谁都没参加，亨梯尔·德·卡斯特罗的遗体是由一辆普通四轮马车送往墓地的，只有一辆双座四轮马车护送，里面坐着他的花匠和两个侄子。他俩害怕雅各宾派赶来，连悼亡经都没让神父念完。
“我看此人在里约热内卢的死给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近视记者又一次使他从沉思中醒来，“相反，其他人的死对您却无关紧要，因为在卡努杜斯有许多人死。”
他的客人什么时候站起来了？他低着头，弯着腰，站在书架前。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
“想象一个人的死比想象一百人或一千人的死容易，”男爵小声说，“死的人多了，悲痛就抽象了。被抽象的事情感动不容易。”
“若亲眼看见一个人的死引来了十人、百人、千人、万人的死则不然，”近视记者说，“如果亨梯尔·德·卡斯特罗之死是荒唐的，那么在卡努杜斯，许多人的死同样是荒唐的。”
“死了多少人？”男爵低声问道。他知道这是永远也无法弄清的。如同任何历史事件，数字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按照学说的演变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而随意增减的，只不过在这里他不能不问一句罢了。
“我力图搞清楚，”说着，记者向他身边走去，颓唐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明确的数字。”
“三千？五千？”男爵絮絮叨叨地说，寻找着记者的视线。
“两万五千到三万之间。”
“您连伤病员也算上了？”男爵抱怨说。
“我说的不是军方的死亡人数，”记者说，“关于他们的死亡有准确的统计。连死于瘟疫和意外事故的在内，共八百二十三人。”
一阵沉默。男爵垂下了眼帘。他倒了一点清凉饮料，然而几乎没喝，因为饮料已经热了，简直和汤差不多。
“在卡努杜斯，不可能有三万生灵，”他说，“腹地的任何村落都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相对来说，统计方法是简单的，”记者说，“奥斯卡将军让人清点了民宅，您不知道吗？报上公布了：五千七百八十三户。每户几口人？至少五六口吧。也就是说，死了两万五千到三万人。”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后来这沉默被大麻蝇的嗡嗡声打断。
“在卡努杜斯，没有伤员，”记者说，“所谓幸存者，那些由您的朋友雷利斯·比耶达德领导的爱国委员会分配到巴西各地去的妇女和儿童，当时都不在卡努杜斯，都在附近的其他地方。从包围圈逃出来的总共只有七个人。”
“这您也清楚？”男爵抬起了眼睛。
“我就是七人中的一个，”近视记者说，为了避免另一个问题，他连忙补充说，“甲贡索人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多少人死于枪弹？多少人死于白刃？”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一摆头，轰跑了一只小虫。
“当然，这是无法统计的，”记者搓着双手，继续说，“但有人能为我提供线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男爵，他曾加入莫莱拉·西塞上校的第七团，又指挥着南格兰德河的一个连队和第四次远征军归来。他就是马拉纳沃少尉。”
男爵望着他，几乎猜到他要说什么。
“您知道砍头是高乔人的专长吧？阿尔弗雷斯·马拉纳沃和他的部下都是砍头专家。在他身上，技艺和爱好融为一体。他用左手抓住甲贡索人的鼻子，叫他抬起头，接着就是一刀。一下就把颈动脉砍断，砍进两厘米半，人头就像布娃娃的脑袋一样掉下来。”
“您想打动我的心吗？”男爵说。
“如果阿尔弗雷斯·马拉纳沃说明他和部下砍了多少人头，就能知道有多少甲贡索人进了天堂，多少下了地狱。”近视记者打了个喷嚏，“砍头还有另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把灵魂打发到地狱里去。”
晚上，帕杰乌率领三百人——他从未指挥过这么多人——离开卡努杜斯，命令自己不要想那女人。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的重要性，他的伙伴们也知道。这些人是从卡努杜斯最擅长奔走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因为要走许多路。到达法维拉山脚下时，他们停止前进。帕杰乌指着黑暗中几乎看不见、在蟋蟀和蛙声中颤动的山梁告诉部下，就是要把敌人引诱到这里来，引他们上山，然后将他们阻挡住，好让若安·阿巴德、若安·格兰德以及其他没有和彼得劳及比拉诺瓦兄弟一起到盖莱莫波去迎敌的人从附近的山坡和平地上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甲贡索人已经在那些弹药充足的战壕里各就各位了。若安·阿巴德说得对：这样就能给那帮坏蛋以致命的打击，把他们赶到荒山秃岭中去。敌人将无处藏身，射手们既能瞄准他们又不暴露自己。“要么敌人落入陷阱，被我们打垮，”街道司令说，“要么我们自己垮台。如果他们包围了贝罗山，那么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也没有武器能阻止他们进来。小子们，一切全靠你们了。”帕杰乌告诫部下要节省子弹，一定要瞄准那些佩戴臂章或手持马刀骑在马上的恶狗，并且不要暴露自己。他把他们分成四组，约好第二天下午在阿拉卡底附近的朗赫湖会合。他估计昨天从圣多山出发的敌方先头部队届时将抵达那里。倘若碰上敌人的巡逻队，谁也不许交战，要隐蔽起来，放他们过去，最多只派一个人将敌人引开。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把恶狗们引向法维拉山。
留下来和他在一起的小组由八十人组成，继续赶路。他又要去打仗了……从他懂事时起，多少次深夜里这样出来，追捕别人或逃避别人的追捕，这一次他并不比从前更担心。对帕杰乌来说，生活就是这样：明知道现在或将来，在自己身前身后的时间和空间里总会有枪弹和伤亡，要么逃避对手，要么迎上前。
那女人的脸庞又一次——纠缠不休而又突如其来——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位卡波克洛人努力驱散那张苍白的脸、那双温柔的眼睛、那散披在背上的平直的头发，并贪婪地寻求着自己思慕的奇事。塔拉梅拉走在他旁边，身材小巧，精力充沛，心中不住地思索，因跟随着帕杰乌而感到幸福，就像当年投身绿林时那样。帕杰乌焦急地问他带没带蛋黄膏，那是医治响尾蛇咬伤的灵丹妙药。塔拉梅拉提醒他说，和另外几组人分手时，他亲手将膏药分给了华金·马坎比拉、马内·瓜德拉多和费利西奥。“不错。”帕杰乌说。塔拉梅拉不说话了。看着他，帕杰乌想了解另外几组的泥制小灯是否齐备，有了这些小灯，他们就能在深夜里既保持距离又彼此保持联系。塔拉梅拉又笑着提醒他说，他亲自在比拉诺瓦兄弟的库房里检查了小灯的分配情况。帕杰乌叹息着如此健忘说明自己已经老了。“或者因为在恋爱。”塔拉梅拉开玩笑说。帕杰乌的脸有点发烧，好容易赶走了那女人的脸庞，现在又回来了。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心想：“我还不知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她是哪里人。”等回到贝罗山，要去问问她。
八十个甲贡索人跟在他和塔拉梅拉的身后，有的不声不响，有的窃窃私语，声音非常低，连小石子滚动以及凉鞋、草鞋有节奏的行走声都听得见。他们当中有的人自绿林时期就曾和他在一起，也有的是若安·阿巴德或彼得劳与敌人周旋时的伙伴，有的是巡警的脚夫，甚至是农村宪兵或陆军中开小差的士兵。誓不两立的仇敌走到了一起，这是天上的圣父和地上的“劝世者”的功劳，他们创造了这个奇迹，让仇人变成了弟兄，让笼罩着腹地的仇恨变成了手足之情。
帕杰乌加快了速度，通宵保持充满活力的步伐。拂晓时，他们到达了卡克萨曼果山，在契克—契克和曼达卡鲁斯树栅栏的掩护下停步吃饭。这时，大家都累得抽筋了。
四小时后，塔拉梅拉唤醒了帕杰乌。来了两名年轻的侦察员，他们疲惫不堪，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其中一个还揉着肿胀的双脚。他们告诉帕杰乌，他俩从圣多山就一直跟踪政府军。果然不出所料，来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敌人共分九路，由于武器、车辆和帐篷的拖累而行程缓慢，特别是由于大炮拖住了他们的手脚，走一步陷一步，使他们不得不加宽小路。至少有四十头耕牛拉着大炮，一天最多走二十五公里。帕杰乌打断了他们。他关心的不是来了多少人，而是他们前进的方向。揉脚的小伙子回答说，敌人在里约贝克诺停下来，在卡尔德拉沃·格兰德过夜；然后取道基第拉纳，在那里又停下来；最后几经周折，到了胡阿，在那里住了一夜。
恶狗们的方向使帕杰乌大吃一惊。和前几次讨伐的方向完全不同，他们不从本登戈、康巴奥或卡纳布拉沃来，而要从罗萨里奥来？倘若这样，一切更容易了，只要甲贡索人给他们几次打击，略施小计，就能从那条路把他们引到法维拉山。
他派遣一名侦察员去贝罗山，将刚才所听到的一切向若安·阿巴德汇报，然后继续赶路。他们在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的地带走到黄昏。到达朗赫湖时，马内·瓜德拉多、马坎比拉和费利西奥的小组已经在那里等候。第一组曾与敌人的一支骑兵巡逻队相遇，他们是去侦察从阿拉卡底到胡埃特的情况。甲贡索人当时就蹲在一堵仙人棍的篱笆后面看着敌人过去，两小时后又回来。这就毫无疑问了：既然往胡埃特方向派了巡逻队，就表明他们选择了罗萨里奥那条路。年迈的马坎比拉搔着脑袋：他们为什么选一条最远的路？为什么要多走七八十公里绕个大圈子？
“因为路比较平坦，”塔拉梅拉说，“从那里来几乎没有上下坡，比较方便大炮和车辆通过。”
他们同意这可能是最大的理由。当其他人休息时，帕杰乌、塔拉梅拉、马内·瓜德拉多和费利西奥在一起交换意见。因为几乎可以断定敌军是从罗萨里奥来，便决定由马内·瓜德拉多和华金·马坎比拉去那里埋伏。帕杰乌和费利西奥从阿拉卡底山监视敌人。
天一亮。马坎比拉和马内·瓜德拉多带领一半人手出发了。帕杰乌让费利西奥带着七十个甲贡索人到阿拉卡底山去，把这些人分散在两公里多长的路上，认真监视敌军的动静。他自己原地不动。
朗赫湖实际上并不是湖——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而是一片潮湿的洼地，可以种植玉米、木薯和豆类。帕杰乌对此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多次在那些小房子里过夜。现在那些小房子已全被烧掉了，只剩下一间还有完整的墙壁和屋顶。一个印第安人小伙子指着房子说，那些瓦可以用来为好耶稣建圣堂。现在贝罗山已经不烧瓦了，因为所有的火炉都用来铸造枪弹了。帕杰乌表示同意，吩咐去拆房瓦。他将部下布置在周围，正叮嘱派往卡努杜斯的侦察员时，忽然听见马蹄声和一声嘶鸣。他扑倒在地，藏在碎石堆中。隐蔽后，他看到自己的人在敌军巡逻队出现前都藏好了，只有拆瓦的人没来得及。只见十几名骑兵追逐着三个甲贡索人，后者拐着弯向不同的方向逃跑。三个人在乱石堆中消失了，看来安然无恙。可是第四个没能从屋顶上跳下来。帕杰乌竭力想认出他是谁：不行，太远了。敌人举枪向他瞄准，他看了一下，然后把手举到头顶，做出投降的姿势。突然，他向一名骑兵扑去。他想夺马飞驰而去吗？没成功，因为那名骑兵将他拖到地上。甲贡索人左右开弓乱打起来，直到骑兵小队长近距离向他开了枪。可以看出敌人不愿开枪，大概想为上司抓个俘虏。隐蔽起来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巡逻队撤退。帕杰乌满意地想：自己的人到底克制住了干掉这一小撮恶狗的念头。
他让塔拉梅拉留下掩埋死者，自己转移到去阿拉卡底途经的高地。他不许部下在一起行动，而是分成若干小股，并且在路上要拉开距离。他刚到大石堆——很好的制高点——敌军先遣队就出现了。帕杰乌觉得脸上的伤疤一阵火烧火燎，好像要裂开。每逢危机时刻，每逢有特殊的事情发生，他都有这样的感觉。用尖镐、铁铲、砍刀和刀锯装备起来的士兵在前面开路，他们平整路面，砍掉树木，搬走石块。在怪石嶙峋、崎岖坎坷的阿拉卡底山上，他们有活可干。他们赤裸着上身，将衬衫系在腰上，三人一排，由骑马的军官率领。单是给他们开路的就有二百多人，狗子兵肯定不少。帕杰乌还望见费利西奥的一个侦察员也紧紧尾随着敌人的工兵。
当他们与九支敌军中的第一支相遇时，天刚过午；等最后一支敌军过去，照耀着腹地的一轮柔和的金黄色圆月周围已是满天星斗。敌军有时合在一处，有时相隔数公里，他们穿着颜色和款式各不相同的军装——浅绿的、蓝底红道的、灰色的、金色纽扣的、有武装带的、戴法国军帽的、打裹腿的、穿皮鞋的、穿草鞋的——有的徒步行走，有的骑在马上。帕杰乌——脸上的伤疤始终火烧火燎——数着武器和辎重：七辆木轮大车，每辆由好几头牛拉着；四十三辆驴车；两百多个背驮肩挑的脚夫，其中许多是甲贡索人。他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全是枪弹，当他想估算一下贝罗山的每个居民分到几发子弹时，脑海中出现了一座数字的迷宫。
他的人纹丝不动，大家都屏住呼吸，瞪着眼睛，谁也不开口。他们鸦雀无声，毫无动静，和遮掩他们的石头、仙人掌、灌木丛融为一体，听着号兵把命令从一个营传到另一个营，看着警卫部队的旗帜随风飘摆，听着运送大炮部件的人大喊大叫，连公牛、骡马和毛驴都披上了蓝色。每一支队伍都分成三路，两翼在前，中路在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使他们耽搁时间、既像进又像退的行动？帕杰乌明白，这是为了避免从两翼受到突袭，避免重蹈“砍头队”的覆辙，他们曾在两翼受到甲贡索人的攻击。当他观察那声音嘈杂、色彩缤纷的场面时，慢慢地脱了鞋，光了脚，反复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他们究竟从哪条路来？难道要成扇形从十个不同的地方同时攻进卡努杜斯？
等先遣队的卫队过去，他吃了一口炒面和干粮，往回退了十一公里，在胡埃特等候敌军主力到来。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在路上，帕杰乌觉得人们在嘟嘟囔囔地评论着那门大炮的体积，管它叫“杀人魔王”。他让大家安静，的确，那门炮真够大，一炮准能轰掉几座房屋，也许连正在兴建的圣堂的石壁都能穿透。要把“杀人魔王”的情况事先通知若安·阿巴德。
不出他所料，政府军果然在朗赫湖安营扎寨。帕杰乌和部下紧贴着他们的帐篷走过，甚至能听见哨兵对当天事情的议论。午夜前，他与塔拉梅拉在胡埃特会合。他们在那里见到了马内·瓜德拉多和马坎比拉的通信兵：他俩都已到达罗萨里奥。他们在路上看到了敌人的骑兵巡逻队。借着月光，人们在胡埃特的小水塘里喝水，洗脸。这里从前是本乡的牧羊人放牧羊群的地方。帕杰乌派一名侦察员去给若安·阿巴德报信，然后躺在塔拉梅拉和一位老人中间睡了。老人还在谈论着“杀人魔王”。要是让敌人抓住一个甲贡索人，而后者告诉他们通往贝罗山的所有路口都被封锁，只有法维拉山不设防，就好了。入睡前，帕杰乌一直在盘算着这个主意。梦中，那女人拜访了他。
天刚亮，费利西奥的人就到了。他曾与跟随敌人纵队护送牛羊辎重的巡逻兵遭遇。他们化整为零，没有伤亡，只是耽搁了不少时间才会合，而且有三人下落不明。听到朗赫湖的情况后，一个不满十三岁的孩子失声痛哭，这个小通讯员就是那个上房拆瓦时被恶狗们抓住并杀害的甲贡索人的儿子。
向罗萨里奥进发时，他们分成更小的小组。帕杰乌走近那小孩的身边。小孩竭力忍住泪水，可有时还是不禁抽泣。他开门见山地问那孩子是不是愿意为“劝世者”效劳、为他父亲报仇。孩子坚毅地看着他，已经不需要回答了。他向孩子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甲贡索人围成一圈，听他讲话，时而望着他，时而又望着那稚气的小孩。
“问题要不仅是让他们把你抓住，”帕杰乌说，“还要让他们相信你是不得已才被抓住的。问题不是你自己开口，而是要让他们相信你是被逼不过才开口的。也就是说，要让他们打你，甚至砍你；要让他们相信你被吓坏了。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相信你说的话。你能做到吗？”
那孩子有一双严肃的眼睛和一副成人的表情，似乎在五分钟内长了五岁。
“我能做到，帕杰乌。”
他们在罗萨里奥外围与马内·瓜德拉多和马坎比拉会合了，那座庄园的前厅和正房已是颓垣断壁。在一个山口，帕杰乌将部下布置在小路的右侧，传令说，只有当敌人能看见他们向本登戈方向溃逃时才可交战。那小鬼就在他身边，两只手放在几乎和个头一样高的火枪上。工兵过去了，没有发现他们；稍后便是第一营。枪声大作，烟尘四起。帕杰乌等着，待硝烟散开些再射击。他镇定自若，瞄准敌人，把曼利夏枪的六发子弹一枚枚地射出去，中间间隔几秒钟。这杆枪从乌亚乌亚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听着嘈杂的口哨声、军号声、呐喊声，看着敌军乱作一团。混乱有所好转后，由于长官督战，士兵们开始跪在地上还击。响起了疯狂的军号声，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连敌军官命令部下深入卡汀珈追击突袭者的声音他都听得见。
那时，他推上子弹，站起身，走到路中间。其他甲贡索人都跟在他后面。他面对着相距五十米的敌军，瞄准了，扫过去。他的人都在周围，像他一样地射击。又有新的甲贡索人在灌木丛中出现。敌军终于过来了。那小鬼从未离开帕杰乌，他将火枪对准脚下，眼睛一闭，向自己开了一枪。霰弹使他浸在血泊里。
“把我的枪带走，帕杰乌，”小鬼说着，把火枪递给他，“给我保存好。我要逃回来，我要回贝罗山。”
他倒在地上，捂着脸，开始哀叫。帕杰乌跑起来——子弹从四面八方嗖嗖掠过——甲贡索人都跟着他，在卡汀珈丛中消失了。一连敌军向他们冲过来，他们让敌人追了好一阵，把敌人引入契克—契克和曼达卡鲁斯树形成的灌木丛，直到敌人的背后受到马坎比拉弟兄的攻击，只有退却。帕杰乌转回头，像往常那样将弟兄们分成四组，命令他们回去，赶到敌军前方，在距罗萨里奥五公里的百克萨斯等候他们。途中，大家都谈论着那小鬼的勇敢刚强。敌人会相信是他们把他打伤的吗？会审讯他吗？要是因中了埋伏而恼羞成怒地把他乱刀砍死呢？
几小时后，他们休息、吃饭、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另有十一人负伤。帕杰乌和塔拉梅拉看见敌人的先遣队从百克萨斯灌木丛生的开阔地上开过来，那小鬼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骑马的人在旁边用一根皮绳牵着他，周围是一群步兵簇拥着他。他头上裹着绷带，垂着头走路。“他们相信他，”帕杰乌想，“既然让他走在前头，就是当上向导了。”小鬼使他感到非常难过。
塔拉梅拉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小声告诉他狗子兵的番号和在罗萨里奥时的不一样。果然，前卫队的旗帜是红金两色，而不是红蓝两色了，而且大炮——包括“杀人魔王”在内——都走在了前面。为了保护大炮，有些连队在收拾卡汀珈。照这样走下去，有的连队会突然与他们遭遇。帕杰乌指示马坎比拉和费利西奥向比加里奥庄园前进，政府军肯定会在那里宿营。老人和费利西奥匍匐前进，一点声音都没发出，丝毫没有打破树枝的安静。他们渐渐远去，消失。突然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他们了？帕杰乌没动弹，从荆棘的缝隙中看到五米开外有一队骑马的共济会成员，手持金属枪头的劣等木柄长矛。听到枪声，敌军士兵加快了步伐，马蹄声和军号声响成一片。枪声持续不停，越来越激烈。帕杰乌不看塔拉梅拉，也不看任何一个卧倒在地、缩成一团的甲贡索人。他知道，那一百五六十人都和自己一样，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想着马坎比拉和费利西奥可能会被消灭……一声巨响使他浑身战栗，然而比那炮声更使他吃惊的是爆炸声使他身后的一个甲贡索人发出一声尖叫。他没有转过身斥责，由于人喊马叫，敌人可能没听见。炮响之后，枪声停止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伤疤火烧火燎，一阵阵地燃烧着他的神经中枢。他选错了地方。巡逻队两次从他背后经过，带着当地的砍刀手将灌木丛砍光。敌人眼看就要踩着他手下的人，却居然没有发现，这是奇迹吗？还是那些砍刀手是好耶稣挑选的？敌人一旦发现他们，那就都跑不掉了，因为成千上万的士兵很容易将他们包围起来。他担心的是部下未完成使命就大量伤亡，这使他脸上的伤疤像被揭了皮。然而此时此刻，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一动不动。
当天色暗下来，他数了：过去了二十二辆驴车；还有一半队伍没过去呢。他看到走过了五个小时的士兵、大炮和牲畜。他从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多士兵。红色的火球很快地坠落，半小时后，天就黑了。他命令塔拉梅拉带领一半人马去比加里奥牧场，约好在藏有武器的山洞会合。他紧紧拉住战友的手臂，小声说：“多加小心。”甲贡索人出发了，三四个人一组，弯着腰，胸脯几乎碰到了膝盖。
帕杰乌留在原地，直到天上缀满星星。又过去了十辆车，毫无疑问：敌军显然全部从此经过。他将木哨放到嘴边，短短地吹了一声。他太长时间没活动，浑身酸疼。动身前，他用力揉了揉腿肚子。当他摸草帽时，发现已经没了。他想起来丢在了罗萨里奥：一枚子弹把它打飞了。子弹飞过时，他甚至感到了热度。
从百克萨斯到罗萨里奥有十一公里，他们疲倦地缓缓行进，在道路附近鱼贯而行，不时停下脚步，像一条蚯蚓在旷野上爬行。到了后半夜，才到达目的地。帕杰乌没有走进传教士的住宅——此地因这所住宅而得名——而是拐弯向西，去寻找那多石的峡谷，两侧的山头有岩洞，那里是会合点。不仅华金·马坎比拉和费利西奥——和敌军遭遇时只损失了三人——在等他，若安·阿巴德也在那里。
山洞里，人们围着一盏小油灯席地而坐，帕杰乌一边喝着皮囊里略带咸味的水——这味道他非常熟悉——吃着带有新鲜油香的芸豆，一边向若安·阿巴德讲述自从离开卡努杜斯后所看到、做过、担心和怀疑的一切。阿巴德听他讲着，不打断他，而是等他喝水或咀嚼的间隙向他提问。周围是塔拉梅拉、马内·瓜德拉多和年迈的马坎比拉，老人也插进来讲那吓人的“杀人魔王”。外面，甲贡索人都躺在地上睡着了。夜色明朗，听得见蟋蟀的叫声。若安·阿巴德说，从塞吉佩、盖莱莫波开来的部队只是这支庞大敌军的一半，不过两千多人。彼得劳和比拉诺瓦兄弟在科罗罗波等候他们。“那里是向他们发动进攻的最佳地方，”他说，“再过去就是平地了。”倘若彼得劳和比拉诺瓦兄弟不能在科罗罗波把政府军挡住，整个贝罗山三天前就在原来有栅栏的地方挖好战壕备战。他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敌军主力已经到了比加里奥牧场，明天就将通过安西科山，因为如果不从那里走，他们还得向西再走五十五公里才能找到大炮通过的道路。
“过了安西科山，就危险了。”帕杰乌嘟囔着说。
像以往那样，若安·阿巴德用他那把刀的刀尖在地上画地图：
“如果他们拐弯向塔博莱里诺，我们就全完了。咱们的人都在法维拉山一带等着他们呢。”
帕杰乌想象着石棱遍布的安西科山后的山坡分成了两岔。如果不从庇冬巴斯走就到不了法维拉山。但敌人为什么一定要走庇冬巴斯？他们很可能走另一条路，那条路直通康巴奥和塔博莱里诺。
“除非他们在这里碰到铜墙铁壁，”若安·阿巴德解释说，用小灯照亮了画着图的地面，“从这里过不去，他们就非走庇冬巴斯和翁布拉纳斯不可了。”
“那么我们就到安西科山口去等他们，”帕杰乌说，“我们从右侧叫他们一路上尽吃子弹，他们就会认为道路被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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