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仆人禀报卡纳布拉沃男爵，有怎样一个人前来拜访他，男爵没有像通常那样吩咐转告来人：他既不访客也不会客。他连忙奔下楼梯，穿过沐浴在晨光里的宽敞庭院，一直来到街门看看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原来正是他。男爵向他伸出手，没有说话，让他进来。往事顿时使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竭力忘怀的那件事：卡龙毕的大火、卡努杜斯、埃斯特拉的危机和他从社交界的隐退。
男爵沉默不语，克制着因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和对往事的回顾而产生的惊讶心理，把客人引进往常进行重要会晤的房间：他的书房。虽然天色尚早，可已经热了。远处，阳光掠过果园里的蓖麻、芒果、榕树、番石榴和姚金娘树的枝头，将大海照得像一块巨大的钢板，泛着白光。男爵放下窗帘，房间里于是有了荫凉。
“我知道这次拜访会使您吃惊。”客人说，男爵认出了那用假嗓子说话的喜剧演员式的声音，“我听说您最近从欧洲回来了，才敢……这样冒昧。恕我直言，我是来向您请求工作的。”
“请坐。”男爵说。
听着客人讲话，他仿佛做梦似的。他并不留心对方的言语，而是仔细打量他的身躯，把他和上一次自己所见到的稻草人进行比较。那天早晨，此人是同莫莱拉·西塞上校及其小卫队一同离开卡龙毕的。“既是他又不是他。”男爵想。曾先后为《巴伊亚日报》和《消息日报》撰稿的记者是个小伙子，而这个戴着大眼镜、一坐下来似乎就要散架的人却是个老头子。他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穿一件少纽缺扣的汗衫、一件无袖坎肩（上面布满了陈年污痕和油渍）、一条绽了线的裤子和一双牛皮鞋。
“我想起来了，”男爵说，“有人写信告诉我，说您还活着。我是在欧洲的时候知道的。他们告诉我：‘出现了一个幽灵。’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您已经失踪、死去了。”
“我既没死也没失踪，”来访者说，没有了幽默诙谐和鼻音假嗓的痕迹，“在同一天里听了十次您刚才说的话，我发觉人们对于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绝望了。”
“如果您愿意听我直言相告，说老实话，您的生或死对我无关紧要，”只听男爵用令人吃惊的粗暴语气说道，“或许我更愿意您死掉。我恨一切使我想起卡努杜斯的事物。”
“我早就知道您妻子的事，”近视记者说，男爵预料到他会说出这个难以避免的可恶话题，“听说她失去了理智。这是您生活中极大的不幸。”
男爵看他的眼神使他沉默，使他害怕。记者清清喉咙，眨眨眼，然后摘下眼镜，用汗衫的边缘擦拭着。男爵终于克制住要把他撵出去的冲动，心中对此感到欣慰。
“一切都恢复了，”男爵客气地说，“两个月前，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来信告诉我，您回来了。”
“您跟那个卑鄙的家伙通信？”近视记者那细声细气的鼻音响了起来，“现在你们真的成盟友了。”
“您这样议论巴伊亚州的州长吗？”男爵笑了，“不正是他想恢复您在《消息日报》的职务吗？”
“更确切地说，他提议给我加薪，”近视记者回答，“但是有个条件：我得忘记卡努杜斯。”
记者大笑，像异乡的鸟叫。男爵看到笑声紧接着变成了一连串喷嚏，使得他一再从座位上弹起来。
“要么是卡努杜斯使您变成了真正的记者，”男爵嘲笑着说，“要么是您变了，因为我的盟友埃巴米农达一如既往，丝毫没变。”
他等着记者从口袋里费力地掏出一块蓝色的破布擤鼻涕。
“在那封信中，埃巴米农达说您是跟一个奇怪的人一起出现的。是侏儒或类似的人？”
“是我的朋友，”近视记者表示同意，“我欠他的情。他救了我的命。您想知道他是怎样救我的吗？靠讲述查理大帝、法兰西十二重臣和玛格洛娜公主，靠说唱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
近视记者急促地说着，揉搓着手，蜷缩着身体坐在位子上。男爵想起了查莱斯·德阿塞维多教授，几年前他在卡龙毕时，这位学术界的朋友曾去拜访他。教授一连几小时入迷地听着从集市上请来的说唱艺人的演唱，把艺人的唱词和故事一一速记下来。教授断言，这些中世纪的罗曼采谣曲是第一批葡萄牙探险者带到这里并由腹地的传统文学保存下来的。这时，男爵觉察到客人忧郁的表情。
“还能抢救，”男爵听见记者说，看到他用疑惑不定的目光乞求着，“小矮子得了肺结核，但还可以做手术。葡萄牙医院的马伽尔哈埃斯医生救过不少人，我想叫医生给他做手术。正因为这个，我需要工作。但更是为了……糊口。”
近视记者面露愧色，似乎坦白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帮助那个侏儒，”他喃喃地说，“也不知为什么要帮助您。”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近视记者摊开双手，立刻答道，“我不过是下决心来碰碰运气。我原想，会感动您。您从前有过慷慨大方的名声。”
“那是政客的庸俗手段，”男爵说，“现在我不需要名声了，已经退出了政界。”
正在此时，透过果园的窗户，他看到了那只变色龙。他平时极少看见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次他认出了它，因为他总是把它和石头、杂草、灌木或树枝混淆起来，有时差点就踩着它。每天傍晚时分，他总叫埃斯特拉和塞巴斯蒂娜一起去芒果树和榕树下乘凉。变色龙是男爵夫人绝妙的开心丸，她坐在草编的摇椅上一心一意地指出那变化多端的小动物，像从前那样，很容易就把它从杂草和浮土中认出来。男爵和塞巴斯蒂娜看见夫人在微笑，因为当他俩前去验证是否真的是变色龙时，那小动物便溜掉了。此时此刻，那条变色龙就在那儿，在一棵芒果树下，介于绿色与褐色之间，光闪闪的，下巴在颤动，简直无法从杂草中将它认出来。男爵心里说：“亲爱的变色龙，光溜溜的小动物，我的好朋友，我衷心地感谢你使我的妻子有了笑声。”
“除了身上穿的，我一无所有，”近视记者说，“从卡努杜斯回来时，房东太太把我的东西全拍卖了，用来抵偿租金。《消息日报》也不愿负担这笔开销。”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连我的书籍也卖掉了。我偶尔在圣巴巴拉市场上还能认出一本。”
男爵想，书籍的损失会使此人格外伤心。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有一天他会成为巴西的奥斯卡·王尔德。
“好吧，”他说，“您可以回到《巴伊亚日报》。不管怎么说，您不是个坏编辑。”
近视记者摘下了眼镜，点点头，脸色惨白。他无法用其他方式表示谢意。“有什么关系？”男爵想，“难道我是为了他或那个侏儒决定这么做的吗？我是为了那条变色龙。”他望着窗外，寻找那小动物。他大失所望：变色龙不在了。或许它觉察到人们在找它，就伪装得和周围的环境一模一样。
“小矮子是个非常怕死的人，”近视记者重新戴上了眼镜，嘟囔着说，“这倒不是因为热爱生活。您听我说，他的生活一直是卑贱的。从小被卖给吉普赛人，成了马戏团的稀罕物、观众眼里的怪物。可是他对死亡的惧怕是那么大，非比寻常，这竟使他能够死里逃生。他也怕我。”
男爵马上就后悔了，不该给他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就在自己和那个家伙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而他不愿和任何与卡努杜斯有关的人来往。然而他没有让来访者意识到会晤已告结束，而是不假思索地说：
“您一定看到了好多可怕的事。”他咳嗽了一声，对自己屈从于好奇而感到不快，却又补充说：“我指的是您在卡努杜斯的时候。”
“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看到。”这个骷髅式的人物很快回答，弯弯腰，又直起来，“他们打败第七步兵团那天，我的眼镜被打碎了。我在那里的四个月里看到的只是人影、模糊不清的东西和幽灵。”
他的口气是那样带有讽刺意味，使得男爵寻思：他这样说话是有意激怒自己，还是因为自己生硬而令人反感的方式使他意识到自己不想说话？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笑，”他听到记者这样说道，那挑衅的口气更加刺耳了，“每当我说没看见卡努杜斯发生的事是因为眼镜被打破的时候，无论谁听了都会笑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很滑稽的。”
“对，是的，”男爵站起来说，“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这是因为……”
“虽然我没看到，可是我感觉到、听到、摸到、闻到了那里发生的事，”记者说，从镜片后面注视着，“其余的，我猜到了。”
男爵看见他又笑了。记者现在是以一副狡黠的表情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眼睛，于是男爵又坐下了。
“您真的是来向我要求工作、谈论那个侏儒吗？”他说，“那患肺结核的矮子真的还活着？”
“他在吐血，我想帮助他，”客人说，“但是我还有别的事要谈。”
他低下头。男爵看着他那蓬乱、灰白、沾满了头皮屑的长发，同时想象到了那盯着地面的、水汪汪的眼睛。他疑神疑鬼地猜测，来访者可能给他带来了加利雷奥·加尔的口信。
“人们正在忘掉卡努杜斯，”近视记者说道，那声音像是回声，“随着狂欢节的到来，人们对卡努杜斯的记忆将在波利特阿玛大剧院的诗情与乐声中烟消云散。”
“卡努杜斯？”男爵喃喃地说，“埃巴米农达做得对，要大家别提那段往事。最好把它忘掉。那是一段不幸的、不明不白的、不是不非的插曲，毫无用处。历史应当是有教育意义、借鉴作用的。在那场战争中，谁都不光彩，谁都不明白发生的事。人们决定拉下帷幕，这是明智的、有益的。”
“我将不让人们忘记，”记者说，用犹豫不定的目光望着男爵，“这是我许下的诺言。”
男爵笑了。这并不是因为来访者突如其来的肃穆，而是因为在书房和帘子外，在花园晶莹闪光的绿茵上，在疙疙瘩瘩的桃金娘树的树干下，变色龙又出来了。长长的、静止的，满身山峰般的尖形凸起，几乎是透明的，像宝石在闪光。“欢迎你，朋友。”他心里想。
“您打算怎么做？”男爵之所以这样问，是为了不致冷场。
“保存事件的唯一方式是把它写下来。”男爵听见客人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男爵赞同说，“您想当诗人、剧作家。您打算写下没有看见的卡努杜斯的历史吗？”
“埃斯特拉失去了动人的光彩和聪明才智，可这个可怜虫又有什么过错？”他想。
“自从我摆脱那些讨厌的家伙和好奇的人，就每天去历史研究院的阅览室查阅报刊，搜集一切有关卡努杜斯的消息；《消息日报》《巴伊亚日报》《共和主义杂志》，我都看。”近视记者说道，“我阅读了别人写的一切和我自己写的一切。这……很难表达的。太不真实了。您看到了吗？似乎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了的阴谋、一个普遍的全面的误会。”
“我不明白。”男爵已经忘记了变色龙，甚至忘记了埃斯特拉，只是惊奇地观察着这个人：他浑身瑟缩，好像在抽噎，下巴都挨到膝盖上了。
“狂热的乌合之众、血腥而龌龊的腹地、食人生番、退化的种族、可悲的妖怪、人类的垃圾、疯狂的败类、残杀子女的人、灵魂肮脏的人……”来访者一字一板地背诵着，“其中有些形容词是我用过的。我不仅写了，而且相信了。”
“您要作一首卡努杜斯的颂歌吗？”男爵问道，“我总觉得您有点疯狂。但使我难以相信的是，您竟然疯到了如此地步，竟要求我在这方面帮助您。您知道卡努杜斯使我付出的代价吗？您不是知道吗？您知道我失去了一半财产吗？卡努杜斯使我遭到最大的不幸，因为埃斯特拉……”
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在犹豫，不说了。他看看窗户，向那里求援。他找到了：它还待在那里，在阳光明媚的上午，镇静、美丽、古朴、永恒、安详，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
“但那些形容词是大家喜欢用的，至少人们是那样想的。”记者说道，好像没听见他的话，“现在，一句话也甭说了。在智利街的咖啡馆，在市场上，在酒吧间，还有人议论卡努杜斯吗？人们更喜欢谈论被圣丽达·德卡西亚孤儿院院长夺去童贞的幼女，要么就谈论西尔·利玛医生的抗梅毒药丸，或者克拉尔克斯商店最新出售的俄国肥皂或英国皮鞋。”他看看男爵的眼睛，后者在他的近视眼中看到了愤慨和恐怖。“关于卡努杜斯的最新消息刊登在十二天前的日报上。您知道是什么吗？”
“自从脱离了政界，我就不读报了，”男爵说，“连我自己的报纸也不读。”
“关于首都招魂术中心派遣的招魂团回到里约热内卢的事，这个中心想依靠巫术的魔力帮助政府军灭绝甲贡索人。好了，他们已经乘坐‘里约维尔梅奥号’回到了里约市，带着三条腿的桌子、玻璃球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从那以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结束还不到三个月。”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男爵说，“我说过了，卡努杜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话题。”
“可我需要了解您所知道的事，”记者迅速地以知情者的语气打断了他，“您知道许多事，还曾经给他们运去了几车面粉，送过牛群。您曾经同他们有接触，还和帕杰乌谈过话。”
是讹诈吗？记者是来敲竹杠吗？男爵扫兴了，他觉得解释那么神秘的事情、费那么多的唇舌有点俗不可耐。
“你真的托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我捎了口信？”若安·阿巴德说，他从卡塔利娜纤瘦的手指引发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她正把手指伸进他的头发缝里捉虱子。
“我不知道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你传了什么口信。”卡塔利娜回答，一面不停地在他的头上搜索。
“她挺高兴。”若安·阿巴德想。他对妻子相当了解，能够从她语气的细微变化和褐色眼睛的闪光中体会到她的喜怒哀乐。他知道人们在议论她的满面愁容，谁也没见她笑过，连听到过她说话的人都寥寥无几。何必去纠正他们的误解？他，真的看到过她微笑、说话，尽管她总是偷偷地这样做。
“他说，如果我在折磨自己，你也在折磨自己。”他喃喃地说。
就像每当在他的头发缝里找到了窝藏着的虱子并用指甲将它挤死时那样，女人的手指停下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又开始工作了。若安再次陶醉在宠爱的温柔中。他光着脚，赤裸着身子，狭小的房子是用木板和圣婴街上的泥土盖起来的，简陋的床铺是用木棍支起来的，女人跪在他身后给他捉虱子。他对人们的胡说八道感到恼火。无需说明，他们夫妻间互相倾诉的事比卡努杜斯最爱嚼舌头的女人说的都多。日上三竿，阳光透过门板缝和蓝色粗布帘上的小洞照耀着这间孤零零的草房。外面，人声嘈杂，小孩在跑动，人们在忙碌，这里似乎是唯一的和平世界，好像不久前在卡努杜斯不曾死那么多人。其实他们整整忙了一个星期才把死者掩埋，才把士兵的尸体拖到野外给兀鹫会餐。
“对了，”卡塔利娜在他耳边说，呼出的热气使他直发痒，“我叫他转告你：如果要下地狱，我愿和你一起去。”
若安伸长了胳臂，搂着卡塔利娜的腰肢，叫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他的动作体贴入微，或是因为她极度瘦弱，或是由于心中的内疚，只要一碰到她就想马上放开，总是忧心忡忡地感到会伤害她，就连拉拉她的胳膊都会遇到这种内心的抵制。他知道肉体关系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并学会为了尊重她而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他爱她。尽管他们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可是很少有过性爱，至少很少有过完全的性爱。但是今天早晨，当他出其不意地搂着她的腰肢时，卡塔利娜没有拒绝，相反，她蜷缩在他的膝盖上。他感到了她瘦弱的身躯、突出的肋骨、几乎没有乳房的胸脯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
“在救护站，我为你担惊受怕，”卡塔利娜说，“当我们照料伤员时，当我们看到士兵们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扔掉火把从身旁经过时，我为你……担惊受怕。”
她说这番话时，并没有激情满怀，而是无动于衷，就像在说别人。可若安·阿巴德感到非常激动，这激动很快就变成了欲望。他将手伸进了卡塔利娜的上衣，抚摩着她的脊背、两肋和小小的乳头，同时用没有牙齿的嘴吻她的脖子和面颊，寻找她的双唇。卡塔利娜让他吻着，但是抿着自己的嘴唇。当若安要她躺在小床上时，她挺直了身子。若安立刻放开了她，喘着气，闭上眼睛。卡塔利娜站起身，整好上衣，将掉在地上的蓝头巾戴好。茅屋的顶棚是那么低，她连腰都直不起来。角落里放着的口粮时常短缺：腊肉、面粉、豆类、甜食。若安看着她做饭，盘算着他们有多少天——或多少周——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忘掉战争和敌基督的存在了。
过了片刻，卡塔利娜端着一木盆儿豇豆糊来了，在床上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木勺儿。两个人合用这把勺儿，他吃两三口，她吃一口。
“米兰德拉的印第安人真的从‘砍头队’的屠刀下拯救了贝罗山？”卡塔利娜细声细气地问，“这是华金·马坎比拉说的。”
“也要感谢莫坎波的黑人和其他人，”若安·阿巴德说，“不过，他们确实勇猛，米兰德拉的印第安人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步枪。”
由于任性、迷信、怀疑或者其他原因，那些印第安人不愿意要枪支。他、比拉诺瓦兄弟、彼得劳、若安·格兰德、马坎比拉一家人三番五次地想送给他们枪支、弹药和炸药包。酋长使劲地摇头，摊开双手，做出一副恶心的表情。他本人就曾自告奋勇教他们如何安装、擦拭、使用猎枪、火炮和步枪，他们拒不接受。若安·阿巴德曾断言卡里里人这次不会参战，他们不愿在乌亚乌亚与狗子兵对垒。当远征军从康巴奥山进来时，他们连草房都不出，好像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贝罗山没在那方面设防，”若安·阿巴德曾说，“我们请求好耶稣不叫他们从那里入侵。”可是他们从那里来了。“那里是唯一没有设防的地方。”若安·阿巴德寻思。就是那些褐色皮肤、零零散散、不可思议的小子们只用弓箭、长矛和大刀就把“砍头队”挡住了。这难道是奇迹？若安寻找着妻子的眼睛，问道：
“你还记得咱们和‘劝世者’第一次进入米兰德拉时的情景吗？”
卡塔利娜点点头。吃罢饭，她将木盆和勺子放在炉子角上。然后，若安见妻子向自己走来——瘦弱、严肃，赤着脚，脑袋擦着满是烟尘的顶棚——上床躺在自己的身边。他小心翼翼地将胳膊从她的脊背下伸过去，使她感到舒适。他们很平静，听着卡努杜斯附近的及遥远的声音。他们能这样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这也许是他们共同生活中最美满的时刻。
“那时候我那么恨您，就像您恨古斯多加。”卡塔利娜喃喃地说。
十八世纪，马萨卡拉教区的圣弗朗西斯科教派传教士将印第安人聚集起来，建立了米兰德拉村。这是卡努杜斯腹地奇异的飞来村，与本巴尔相隔二十二公里，其间全是沙地和茂密的、带刺的卡汀珈。有的地方是无法进去的，炎热的天气使人嘴唇开裂、皮肤发干。卡里里人的村庄屹立在一座高山上，周围环境异常险峻，多年来那里都是血腥争夺的战场，印第安人和巴里的白人往往为了抢占最好的土地而互相残杀。印第安人聚集在村子里，住在“阿森西翁的上帝”教堂及其空旷的土广场周围的零散茅屋里。教堂是两世纪前的石结构古建筑，草盖的屋顶，蓝色的门窗，广场上只有寥寥几棵椰子树和一个木十字架。白人住在村子周围的庄园里，邻居之间并非和睦相处，而是穷兵黩武，无休止地互相侵犯、抢掠和残杀。米兰德拉的几百个印第安人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说当地的土话，唾沫星子是语言的装饰品。他们用投枪和毒箭狩猎，是有着褐色皮肤的穷苦人群，一向盘踞在用伊科叶子盖起来的小草房和玉米地的范围内，穷得连强盗和散兵游勇都不去抢劫。后来他们成了异教徒。几年前，圣弗朗西斯科教派和圣彼森特教派的神父们打算举行一次“圣会”，但没有成功，因为附近几乎没来过传教士。印第安人带着妻儿都藏到卡汀珈树林里去了，致使那些苦苦修行的人只能专向白人传道。若安·阿巴德不记得“劝世者”是什么时候决定去米兰德拉的。对他来说，传教的时间不是直线延伸，而是螺旋形的，是日期和相应事件错综复杂的重复。然而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却记忆犹新。本巴尔的小教堂重建后，一天清晨，“劝世者”沿着连绵不断的陡峭山峦向北走去。山峦直通印第安人的堡垒米兰德拉，一个白人家庭在那里刚被杀掉。谁也没跟他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询问他的抉择，但是许多人都像若安·阿巴德一样，以为在那阳光简直要晒裂脑门的炎热日子里，接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山村就是一阵箭雨。
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劝世者”和朝圣者们上了山，排着队唱着对圣母马利亚的赞歌进了村子。印第安人既无恐惧，也无敌意，而是以一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接待了他们：看着他们安顿在自己茅屋对面的空场上，点起了火堆并聚集在它的周围；看着他们进入“阿森西翁的上帝”教堂。做了卡尔瓦里奥祈祷。再往后，那些脸上有着伤痕和白色绿色道道的人就在自己的小屋里、圈栏中或耕地上聆听“劝世者”的布道。他们听他讲“圣灵”即马利亚的自由和苦难，听他颂扬节俭、清贫和牺牲精神等美德，听他解释今生为上帝受的苦都会变成来世的报偿。后来他们又听了“好耶稣”的朝圣者们向圣母马利亚做的一连串祈祷。第二天上午，他们仍然不靠近“劝世者”，不作任何欢笑或友好的表示，看着他们到墓地去并在那里停下来祭扫坟墓，剪锄杂草。
“‘劝世者’那次去米兰德拉是上帝的启示，”若安·阿巴德说，“在那里撒下了一粒种子，这种子就生根开花了。”
卡塔利娜沉默着。可若安知道她像自己一样，在回想着那一百多个印第安人意外地出现在贝罗山的情景。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老年人躺在担架上，从本登戈方面来到此地。多少年过去了，可是谁也不怀疑这些半裸着身体、浑身画得花花绿绿的人的到来是“劝世者”传道的结果。卡里里人是由米兰德拉的一位白人——烟火匠安东尼奥——领到卡努杜斯来的，他们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在邻近莫坎波的旷野上安营扎寨，那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搭起了草棚，并在房舍间开荒种地。他们去听“劝世者”宣讲。为了和其他人打交道，他们在言语中掺进了足够的葡萄牙语，组成了另一个世界。“劝世者”时常去看望他们——他们跺着脚，以特殊的舞蹈方式接待他。比拉诺瓦弟兄也常去，卡里里人用自己的产出和他们做买卖。若安·阿巴德一向把他们看作外乡人，可是现在改变了看法。因为在“砍头队”进犯那天，他亲眼看见他们狙击了敌人的三次进攻，两次从瓦沙—巴里斯方面，一次从盖莱莫波方面，正好都在他们的居住区。当他率领二十人的天主卫队赶去增援时，在茅屋间，讨伐军的数目和印第安人的骁勇都使他大吃一惊。卡里里人在房顶上抵抗，手握石斧、投石器和木柄长矛向敌人扑去。他们缠住侵略者进行战斗，他们的妻子也扑到敌人身上，连咬带抓，抢夺步枪和刺刀，还吼叫着，肯定是在咒骂对方。战斗结束时，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阵亡。
一阵敲门声使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卡塔利娜挪开用铁丝固定的门板，在烟、噪音和白色的光线中，奥诺里奥·比拉诺瓦的一个孩子探头进来：
“我伯伯安东尼奥想见街道司令。”他说。
“告诉他，我就去。”若安·阿巴德回答。
好景不常，他心里想。从妻子的脸上，他知道卡塔利娜也这样想。他穿上有皮带的粗布裤子、衬衫和草鞋出去了。正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像往常一样，小孩、妇女以及坐在家门口的老人都和他打招呼，他和他们连连说再见。他从妇女和男人们中间穿过。妇女们围成圆圈，在磨盘上碾玉米；男人们则一边扯着嗓子聊天，一边搭着脚手架，将泥堆在上面，修补剥落的墙。在某一处，他还听到了弹吉他的声音。不用看他就知道，此时此刻，在瓦沙—巴里斯河两岸，在盖莱莫波村口，有几百人蹲在那里平整土地，打扫果园和圈栏。街上几乎没有瓦砾了，被烧毁的茅屋重新盖起来。他想：“这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的功劳。”在贝罗山，庆祝打败共和国倒行逆施者的胜利活动还没结束，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就领着志愿者小队和天主卫队去掩埋死者，清除瓦砾，重建茅屋和车间，找回吓跑的绵羊、山羊和羊羔。“是他们共同的功劳，”若安·阿巴德又想，“他们是克己奉公的人，是英雄。”现在他们就在眼前，安安静静地和他打招呼，对他微笑，黄昏后去好耶稣圣堂听“劝世者”布道，好像家里没有人在战争中阵亡或受伤，好像在那些挤在救护站、权当诊疗所的圣安东尼奥教堂里呻吟的人当中没有他们的亲属。
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促使他停住了脚步。他闭上眼睛，听着。没有搞错，这不是梦。那声音单调、尖细、还在背诵着。从他记忆的深处涌出了高涨的瀑布，汇成了河流，形成了动人心弦的故事，变成了刀光剑影、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富丽豪华的卧室。“这是奥利维罗斯骑士与费拉布拉斯之战。”他想。这是《法兰西十二重臣》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很久没听过关于这场决斗的故事了。说书人的声音来自大广场与神圣小巷的交界处，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他走过去。人们认出他，都为他让路。吟唱奥利维罗斯被囚并与费拉布拉斯决斗的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侏儒。他瘦小枯干，唱得就像弹吉他一样，还做着动作，表演长枪相碰、骑士奔驰、宫女向查理大帝请安的场面。地上坐着一个长发女人，两腿中间有一个罐头盒，身旁有一个皮包骨的瘦子，蜷着身子，满身泥泞，像瞎子那样看着。他认出了他们：跟华金神父一起来的三个人，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让他们住在库房里。他伸出手，拍了一下正在沉默的小矮子：
“你会说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问道。
小矮子犹疑了一下，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我想听你说一回。”街道司令使他安心，说完跑了起来，以弥补耽误的时间。大广场上到处都是弹坑，古老高大的房屋墙壁上嵌着弹洞。
“好耶稣保佑。”若安·阿巴德坐在帕杰乌旁边的一只桶上小声说。那卡波克洛人的表情难以捉摸，可是他看到安东尼奥、奥诺里奥·比拉诺瓦、年长的马坎比拉、若安·格兰德和彼得劳都紧锁双眉。华金神父站在他们当中，从头到脚被蓬乱的头发和长起来的胡须遮盖着。
“神父，在霍阿塞罗打听到什么消息？”他问，“政府军又增加了？”
“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来了消息从盖伊马达斯给我带来了清单。”华金神父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面读着，一面喘气，“第一旅：陆军第七、第十四和第三营，由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斯上校指挥。第二旅：陆军第十六、二十五和第二十七营，由伊格纳西奥·马里亚·果维阿上校指挥。第三旅：第五炮兵团、第五和第九步兵营，由奥林庇奥·德西尔维拉上校指挥。师长：胡安·德西尔瓦·巴尔波萨将军。远征军司令官：阿瑟·奥斯卡将军。”
他停止了宣读并看着疲惫发呆的若安·阿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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