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奉劝您不要把这份广告送到《巴伊亚日报》去，”社长一面补充说，一面把那张纸递过去，“那家报社是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他是卡努杜斯那片土地的主人。弄不好，您会进监狱的。”

穿藏青服的人一句告辞的话也不说，把纸片装进口袋里就转身离去。穿过外间办公室时，他既不张望也不招呼任何人，脚下发出重重的响声。屋内的记者和交广告费的顾客们都斜眼瞧着他那悲凉的身影和金黄的鬈发。他走出门后，那个戴近视眼镜的年轻记者从办公桌那里站起，手里拿着一页发黄的纸片向社长办公室走去。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仍注视着远去的陌生人。

“‘遵照巴伊亚州州长，尊敬的路易斯·比亚纳先生的指令，步兵第九营一个连在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的指挥下，今日从萨尔瓦多出发，其任务是将强占庄园的匪徒从卡努杜斯驱散，并逮捕匪首塞巴斯蒂安派教徒“劝世者”安东尼奥’，”他站在门槛上念罢，问道，“先生，登在第一版还是后面其他几版？”

“登在殡葬和弥撒那一栏下面。”社长回答说。接着他指指大街上那个即将消失的穿藏青衣服的人问道：“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

“他叫加利雷奥·加尔，”近视记者回答说，“是苏格兰人。他整天要巴伊亚的人让他摸脑壳。”

他出生在本巴尔，是鞋匠及其残疾的情妇所生。那个女人虽然残疾，却在他之前生过三个男孩，在他以后又生下一个女孩。这么一个娃娃居然逃过了大旱而活下来。鞋匠及其残疾的情妇给他起名叫安东尼。世界上若是真有逻辑推理学，那么安东尼不会活下来，因为当他刚会满地爬的时候，那场大旱出现了，那真是毁灭整个地区，将庄稼、人和牲畜斩尽杀绝的浩劫。几乎整个本巴尔镇的人都因为干旱而逃向沿海地区去了。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这个鞋匠却逢人便说，他绝不离开家园，因为在他生活的这半个世纪里一步也没离开过这个镇子——家家户户没有人不穿他制作的鞋。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果然同一二十口人在本巴尔留下来。当时甚至连拉萨路教派的神父们都走光了。

一年后，逃出本巴尔的人获悉河水已经重新流进了洼地，田里已经可以播种粮食，便开始返回家园。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连同他那残疾的情妇和三个大孩子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他们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以后，又吃掉一切绿颜色的东西，最后是牙齿可以咀嚼的任何东西。教区神父堂卡西米罗——是他将他们一一安葬的——认为他们并非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愚昧，因为他们吃了鞋铺里的皮革又去喝牛湖的水。那湖水蚊虫孳生，臭气熏天，连羊群都远远躲开。堂卡西米罗收养了安东尼和他的小妹妹，凭借空气和祷词使兄妹俩幸免于难。当镇子里的家家户户又住满了人的时候，教区神父为他俩分别找到了住所。

小女孩的教母把女孩接走了，这位教母后来迁到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一座庄园里干活去了。安东尼呢？当时五岁，本巴尔另外一个人称独眼龙——与人斗殴时弄瞎了一只眼，在迪布尔休·达·穆塔的鞋铺里学了手艺，重返本巴尔后继续接待师父的老主顾——的鞋匠将他收为义子。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经常喝得烂醉，倒卧街头，浑身散发着臭气。他没有女人，使唤起安东尼来就像使唤一头牲口，整天让他扫地、刷碗、拿鞋钉、找剪刀、递楦头、搬皮靴，要么就派他去鞣皮作坊。他让安东尼睡在一张牛皮上，靠近独眼龙不喝酒时同伙计们消磨时光的小桌旁边。

这个孤儿矮小温顺，一身皮包骨，一双怯生生的眼睛使本巴尔的女人们十分怜爱他。这些女人只要有可能就送给他一些食物或者自己孩子不穿的衣服。一天，她们之中有七八个女人——都是认识那残疾女人并同她一道多次参加过命名礼、坚信礼、葬礼、婚礼的同伴——到独眼龙的作坊里，要求他让安东尼去学启蒙教义，以便为第一次领圣餐做准备。她们吓唬他说，假若这孩子不领圣餐，上帝就要跟他算账。结果鞋匠极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安东尼每天下午到天黑以前去参加教会办的教义班。

于是，某种重要的事在这孩子的生活里发生了。由于拉萨路教派宣讲的教义在他身上引起了变化，不久，他就被人称为虔诚的小信徒。学完教义，他的目光不再注视尘世的一切，仿佛他已经超凡净化。据独眼龙说，他多次发现安东尼夜里跪在暗处为基督的苦难而痛哭流涕。这孩子是那样忘情，以至于来回摇晃他好几次，他才重返人世间。还有些夜里，独眼龙听到他在说梦话，那口气很激动，说的是犹大的背叛行为、玛格达莱娜的忏悔和荆棘冠冕。一天夜里，独眼龙听到安东尼在发誓，他要像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那样，满十一岁就终身出家，侍奉上帝。

安东尼找到了一个可以侍奉上帝的办法。他仍然顺从地完成独眼龙的各项吩咐，但是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半闭着眼睛，翕动着嘴唇。人们终于明白了，不管他在扫地时或是到皮匠那里去或拉住独眼龙正在敲打的鞋底皮时，实际上都在祷告。这孩子的神态使他的养父感到不知所措，心里十分害怕。虔诚的小信徒在自己睡觉的角落里逐渐搭起一座供神用的祭坛。神像是教会送给他的，十字架则是他自己用契克—契克树雕刻、油绘而成的。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他都要面对祭坛，点燃蜡烛祈祷一番。他跪在那里，双手合拢，满脸忧伤地耗去全部空闲时光，绝不像本巴尔镇上别的孩子那样跑到牧马场上骑上一匹光背野马到处追捕野鸽，或者去看大人阉割公牛。

自从第一次领过圣餐，他就当上了堂卡西米罗的侍童。堂卡西米罗死后，他继续帮助拉萨路教派的教士们做弥撒，尽管要这样做，他每天必须往返走上五公里半的路。在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他管焚香，并且帮忙装饰圣母和基督准备在街头休息的木架和祭坛。这位小信徒不仅信仰十分虔诚，而且心地极其忠厚善良。本巴尔镇上的居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安东尼给瞎子阿代尔夫当领路人，时常陪伴瞎子去费雷依拉上校的牧场，因为阿代尔夫从前在那里工作，患了白内障才被辞退出来，现在一想起牧场就很伤心。安东尼拉着他的胳臂穿过田野，用另一只手拿着木棍，一路上打探着地面，以防毒蛇的袭击，一面耐心地听瞎子讲家史。安东尼还为身患麻风病的西梅翁募集食物和衣服，因为自从居民们禁止这位病人走近本巴尔以来，他活得简直像头野兽。虔诚的小信徒每星期给西梅翁送一包面包屑、腊肉和其他食物，这是安东尼为他乞讨来的。街坊邻里经常看到安东尼出没在西梅翁住的山洞附近的岩石中间，看见他领着那个赤着脚、头发蓬乱、只披着一张黄色牛皮的老人向水井走去。

虔诚的小信徒第一次见到“劝世者”的时候，已十四岁。在那之前几周里，他曾经极度悲观，因为拉萨路教派的神父莫拉埃斯告诉他，由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当神父。这等于迎头泼了他一瓢冷水。为了安慰他，莫拉埃斯神父解释说，不领圣职同样可以侍奉上帝；同时答应他到一家卡普青教派的修道院去商量一下，也许那里可以让他作为世俗兄弟接纳入院。当天夜里，虔诚的小信徒号啕不已，哭得那样动情，使得独眼龙大为生气，多年以来第一次将安东尼痛打了一顿。自那以后又过了二十天，在本巴尔镇的街道上，顶着正午炎热的阳光，走着一个身材瘦长、皮肤黝黑的人。他披着黑发，长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身穿深蓝色长袍。他身后跟着六七个衣着像乞丐但喜气洋洋的人。他们簇拥着“劝世者”穿过村镇，向破旧的砖瓦教堂走去。自从堂卡西米罗去世后，这座教堂荒废得连雀鸟都飞到神像上筑巢了。像本巴尔镇上的许多居民一样，虔诚的小信徒也来看“劝世者”祷告，后者同他的追随者们匍匐在地，大声祈祷。那天黄昏，安东尼听了“劝世者”的讲道，听了他关于拯救灵魂的话，听了他对不敬神现象的批评，听了他对未来的预言。

那天夜里，虔诚的小信徒没有回鞋铺睡觉，他同那群流浪者一起围在那位圣徒身旁，就在本巴尔镇的广场上席地而卧。次日的上下午以及“劝世者”随后在镇上停留的时间里，安东尼同那位圣徒及其追随者们一道参加劳动。他们修好教堂的桌椅板凳，填平地面，筑起一道将公墓单独隔开的石头围墙——这片墓地是伸入水洼的长条陆地，站在村头便可隐约看到。每天晚上，安东尼都蹲在“劝世者”身旁，听他宣讲世上的真谛。

但是，到了“劝世者”在本巴尔镇停留的倒数第二夜，当虔诚的小信徒安东尼请求那位圣徒允许自己陪伴他周游世界的时候，那位圣徒先是用目光——锐利而又严峻——随后用嘴唇吐出一句“不行”。安东尼跪在“劝世者”面前，伤心地痛哭起来。这时夜已经深了，本巴尔镇已进入梦乡，那群衣衫褴褛的人互相依偎蜷缩着，也沉沉地睡去了。篝火已经熄灭，只有满天的星斗在头顶闪烁，远远近近传来一阵阵蝉的鸣唱。“劝世者”任凭安东尼去哭，去亲吻袍角。安东尼再次恳求他同意自己永远跟随他，因为他的心声在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侍基督。“劝世者”依然不动声色。那少年紧抱着“劝世者”的脚踝，亲吻着那些饱经风寒的脚趾。等到安东尼哭得精疲力竭，“劝世者”用双手捧住那少年的面颊，命令他注视自己的眼睛。他凑近安东尼的面孔，极为庄严地问他是否为了热爱上帝而甘愿忍受痛苦。虔诚的小信徒连连点头。“劝世者”于是撩起长袍，那少年借助微弱的晨曦看到“劝世者”的腰部缠绕着一圈铁丝，它深深地勒进皮肉。“现在你把这个系上！”安东尼听到这样的声音。那圣徒亲手帮虔诚的小信徒解开衣裤，贴着皮肤勒紧那条苦行带，并帮他打好结。

七个月后，当“劝世者”及其追随者（人员有变化，数量有增加，其中有个魁梧高大、半裸上身的黑人；他们依然穿得破烂不堪，但脸上仍旧喜气洋洋）再度回到本巴尔镇的时候，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虔诚的小信徒腰间仍然系着那条苦行带。现在那圈铁丝已变成绛紫色，勒住的皮肉已经变成一道深沟，上面是一层棕褐色的硬痂。他一天也没解掉，过一段时间，他就将松动的苦行带勒紧一些。莫拉埃斯神父曾经劝他不要再系下去了，并且向他解释说，一定限度的自讨苦吃会使上帝高兴，但是超过了限度的自我牺牲就可能变成得到魔鬼鼓励的病态消遣了；而他正处于随时会超越这个限度的危险之中。

但是安东尼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劝世者”及其追随者回到本巴尔镇那一天，小信徒正待在印第安人翁贝托·萨鲁斯底诺的商店里。他看见“劝世者”在信徒们的簇拥下，后面跟着几十个男女村民，像上次那样径直向教堂拥去，心脏就像那吸入鼻孔的空气一样停滞不动了。他跟在人群后面，加入那喧闹和激动的人流中，随后便混杂在人群里，同“劝世者”稍稍保持一段距离，跪下来祷告。这时他觉得全身的热血在沸腾。那天夜里，在篝火的照耀下，他站在挤满人群的广场上，静听“劝世者”布道。这时他仍然不敢过分靠前。这一次，本巴尔全镇的人都来听“劝世者”讲道。

村民们做完祷告，唱过赞美诗，有人把生病的子女抱给“劝世者”请他求神医治；有人讲述了自己的痛苦，询问前途如何。之后，天已经快亮了。村民们走了，“劝世者”的追随者像往常那样互相依偎着睡了。这时，小信徒安东尼怀着领圣餐时那种极为虔诚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向那个瘦长的身影走去。后者这时正一手支着那头发蓬乱的脑袋坐在地上休息。篝火在发出最后一点光和热。听见脚步声，“劝世者”睁开了眼睛。小信徒后来总是对那些听他讲自己经历的人说，他当时立刻从“劝世者”的眼神里看出，那位圣人一直在等候着他。安东尼一言未发——也许难以开口——地掀起粗呢外衣，让“劝世者”看他腰间系着的铁丝。

“劝世者”目不转睛地察看了一阵，微微点头，一抹淡淡的微笑浮现在脸上。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小信徒千万次地对人们说，“劝世者”的这一抹笑就是同意他献身给上帝的隆重仪式。“劝世者”随即指指身旁的一小块空地，仿佛那是有意在人堆中为他留出的。少年和衣而卧，无须多说他便明白，“劝世者”已认为他有资格同他一道周游世界，去和魔鬼作战了。本巴尔镇看门守夜的狗群和习惯早起的村民都曾听到小信徒那一夜哭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想到，那哭声是由幸福而引起的。

他的真名实姓并不是加利雷奥·加尔，但他的确是一名自由战士，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革命者和颅相学家。他闯荡世界期间，两次被判决死刑；他已度过的四十六年岁月，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的。本世纪中叶，他出生在苏格兰南部的一座村庄里，他父亲在那里行医。这位医生曾力图成立一个主张绝对自由的协会，从而宣传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思想，但是没有成功。像别的孩子听神话故事那样，他经常听的是财产是社会上的万恶之源，穷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打破剥削和蒙昧的锁链。

他父亲是弗朗斯·约瑟夫·卡尔的弟子。这位弟子认为自己的导师——解剖学家、物理学家、颅相学的创立者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学者之一。颅相学对于卡尔的其他门徒而言，仅在于确认智力、本能和情感是可以在大脑皮层中定位的器官，是可以测量和触摸到的。对于加利雷奥的父亲而言，这门学问则意味着宗教的灭亡，唯物主义确立并证实了精神并非像巫术师们所坚称的那样无法估量和触摸，而是像感官那样是身体的组成部分，精神如同感官一样是可以在临床上研究和治疗的。自从儿子懂事，这位苏格兰人便反复灌输下面这样一条简单的信条：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加利雷奥早已决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终身。

父亲的危险思想使他们难以在苏格兰生活下去，便迁居到法国南部。1868年，加利雷奥的父亲由于援助布尔德纺织厂的罢工工人而被捕，被押送到戛纳，随即死于狱中。第二年，加利雷奥也身陷囹圄，罪名是教堂纵火犯同谋——继军人和银行家之后，神父是他仇恨的第三个目标。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月，他便越狱逃走了。以后他同父亲的老友，一位巴黎外科医生一道工作。这时，由于他的真名已为警方所熟知，他便改名叫加利雷奥·加尔，并且开始在里昂的一家报纸（《反叛的火花》）上发表政治小品和科普文章。

他一生中颇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曾于1871年3月至5月同巴黎公社社员一道参加了为人类解放的战斗，也目击了梯也尔政府的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三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屠刀之下。他本人又一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处决前夕，他杀死了看守所中的军曹，穿上其军服，越狱逃走了。他跑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学了几年医，同玛利阿诺·古比一道从事颅相学的研究。古比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认为只要他用手在某人的脑壳上摸一遍，便可以测出此人的禀性、爱好和最隐秘的个性。据说加利雷奥·加尔将要取得医生的头衔时，他对自由和进步的热爱，或者说他那冒险的天性，又一次将他置于动荡的生活中。一天夜里，加尔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去攻打蒙奇约军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掀起一场动摇西班牙政权基础的风暴。但是有人事先告密，结果迎接他们的是大兵们暴风雨般的枪弹。加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们一个个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他本人也多处受伤，最后被士兵们抓住。他被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对病囚不准行刑，所以在处决他之前必须将他的伤医治好。在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帮助下，他逃离了医院，并携带假证件登上了一艘货轮。

加尔虽然周游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但始终忠于少年时期的思想。他抚摩过各种各样长着金黄、漆黑、火红和银白色头发的脑袋，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时而进行政治活动，时而从事科学研究；其间，伴随着种种历险：监狱生活、秘密行动、地下会议、逃亡和失败。他写下了一本本实证笔记，从而丰富了他的导师蒲鲁东、卡尔、巴枯宁、斯布赫谢姆、古比和他父亲教授他的例证。由于扰乱社会治安和攻击宗教思想，加尔曾经在土耳其、埃及和美国被捕，可是因为福星高照又不畏艰险，他从来没有在铁窗中待过很长时间。

1894年，加尔在一艘德国轮船上当医生。该船在巴伊亚的海上遇险失事，搁浅在圣彼得要塞的对面。那时巴西废除奴隶制仅仅六年，从帝制改为共和也只有五年。这个国家的混血人种与文化、沸腾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欧洲与非洲融合于一体的特色，还有某种他尚不了解的什么，都使他十分着迷。他决定留居此地。他不能开诊所，因为没有医生头衔，于是只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靠教外语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加尔虽然也曾浪迹巴西内地，但终究又回到萨尔瓦多来住。他经常出入卡底丽那书店，经常待在米拉多尔大街的棕榈树下或者下城区水手常去的酒馆里。他常常向过往行人解释：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他还说：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虽然有行人听他宣讲，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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