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7的大旱之年里，饥馑和瘟疫将一半的腹地人口和牲畜的生命夺去了。“劝世者”这时已经不是独自周游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善男信女的追随下云游各地了（他仿佛勉强意识到身后有一股人流在追随着自己的足迹）。人流中，有些人是因为被“劝世者”的道理所打动，有些人则出于好奇，或者纯粹是从众，便舍弃一切随他出走了。一些人陪他走上一段路程就作罢，少数人则似乎准备永远留在他身旁。尽管大旱，他仍然走下去；虽然田野里尸骨遍地，秃鹫横飞，村庄里十室九空，他依然走下去。

1877年全年没有降雨，大小河流都已干涸。在卡汀珈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流民，他们乘着大篷车，或者手提肩扛一点儿可怜的破烂，四处寻找水源和食物。但是在这个可怕的年头里，最可怕的事情也许并不是这些，而是出没于北方腹地的土匪和毒蛇。经常有人钻进大庄园去盗窃牲畜，他们往往同地主的打手们开枪对射，有时则将偏僻的村庄洗劫一空。对此，警察局常常定期派巡逻车前来搜捕。但是，为饥饿所迫，成帮结伙的匪徒像雨后的蘑菇成倍地增加。他们血腥而又残忍，疯狂地扑向已被旱灾吞食的村庄。为了攫取村民最后一点儿食物和衣裳，他们开枪射杀任何敢于抵抗的居民。

但是，匪徒们无论从言论或行动上都没有冒犯过“劝世者”。他们同他经常在荒原的小路上、仙人掌与乱石间、灰蒙蒙的苍穹下相遇；有时则在茂密的卡汀珈相逢，那里的草丛已经枯萎，树干已开始干裂。这些匪帮，一二十人不等，用凡是可以砍、刺、钻、拔的任何工具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看到那位身着蓝袍的瘦人面带惯有的漠然表情，用冰冷而有威慑力量的目光对他们注视片刻，随后依然做他经常做的那几件事：祈祷、思索、踱步、讲道。一看见强人出现，“劝世者”的信徒们立刻吓得面色苍白，马上像雏鸡一样紧紧地围在“劝世者”身旁。那些强盗看到这些人果然一贫如洗，便扬长而去。但是，有时他们认出了那位圣徒，也会停下脚步细听他的讲道，因为有些劝世的预言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听说过。若“劝世者”在祷告，他们就不打断他，而是等待着他那祝福的目光。终于，他起身同他们讲话了。他那低沉的嗓音很善于抓住人们的心。他谈的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或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道理。比如：眼下的天灾毫无疑问是魔鬼降世的先兆之一，也是死人复活和天国审判前的灾难之一。又比如：他们如果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准备迎接魔鬼——很可能就是撒旦亲自来到人世征召信徒，投入像烈火一样席卷腹地时发生的战斗。那些流寇同牧牛人、雇工和奴隶一道，静静地思索着。强盗中有些人，如身体强壮的帕杰乌、大个子彼得劳，甚至那个最为血腥残忍的大盗若安·阿巴德，后来都纷纷悔过，痛改前非，追随“劝世者”。

响尾蛇也像强盗们一样是尊敬“劝世者”的。由于大旱，这些毒蛇成千上万地出现在田野里，真使人目瞪口呆。它们扭动着长长的蛇身，摇晃着三角形的蛇头爬出洞穴，也像人一样要外出逃荒。在路上，它们常常咬死儿童、牛犊和羊羔，并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畏惧地闯入村庄，寻找食物。毒蛇是这样多，简直没有足够的苍鹰能对付得了它们。所以在这人妖颠倒的世道里，看到这样的现象——毒蛇吞食猛禽——便不足为奇了。而在从前，人们看见的是苍鹰嘴里叼着毒蛇展翅飞翔在空中。腹地的居民不得不日夜携带着棍棒和砍刀；有些外逃的难民仅仅在一天之中就打死了一百条响尾蛇。但是“劝世者”过夜时仍旧席地而卧。一天傍晚，他听见他的追随者在谈毒蛇，便告诉他们，这种事并非第一次发生。当以色列的子民们走出埃及返回故里时，他们抱怨沙漠途中的艰难困苦，于是上帝震怒，派出毒蛇去咬他们，以示惩戒。摩西赶忙哀求上帝，上帝命他造一条铜蛇，只需让被咬伤的人看上一眼，便可痊愈。他们也得照此办理吗？不必，因为神的奇迹是不会重复出现的。但他们还是举着一块画有耶稣像的红布，也许上帝对此是会另眼相待的。那块画有耶稣的红布由圣多山一个名叫玛丽亚·瓜德拉多的女人披在肩头的箱子上。画像的人就是那个因为好善乐施而被称为虔诚的小信徒的安东尼，那个本巴尔镇的少年。他们这一举动大概博得了上帝的欢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信徒被毒蛇咬过。

瘟疫也敬重“劝世者”。由于旱灾严重，饥馑遍地，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瘟疫猖獗，严重地威胁着幸存者的生命。孕妇早产，小儿落齿脱发，成年男子则吐痰、便血、生肿瘤、长疥疮——弄得他们像癞皮狗一样在乱石堆上打滚。可是那位瘦得像竹竿的“劝世者”依然在厉鬼与死神的威胁下周游各地。他像一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沉着冷静，镇定自若，顶着狂风暴雨，指挥船舶向预定的港口驶去。

“劝世者”这样不停歇地周游，他将驶向哪一处港湾呢？既没有人这样发问，他也不曾讲过，可能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现在追随他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为献身给圣灵，已经抛弃了人世间的一切。

在大旱的年月里，“劝世者”和他的门徒们不停地掩埋路旁看到的死尸——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急死的；还掩埋掉被野兽甚至是人吃剩下的残骸。他们制作了一些木匣，还为这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们挖掘了墓穴。这些死人构成一个五颜六色的集合体，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大杂烩。其中有给大庄园主赶牲口的贫苦雇工；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曾祖父们曾经过着半裸体、掏食敌人心脏的生活；有马梅卢科人，他们做过工头、黑白铁匠、鞋匠或木匠；有穆拉托人以及逃亡的黑奴，后者是从海岸地区的甘蔗园和牧场逃出来的，那些地方的人发明了许多惩罚奴隶的刑具，如木枷、盐水泡桅杆等。“劝世者”举行庄严的早祷仪式时常常谈到罪孽，谈到魔鬼的卑劣行径和圣母的仁慈善良。听众中最容易激动的便是妇女，年老的、年轻的、健康的、残疾的……概莫能外。正是这些女人常常把枣蒺藜改成针，把棕榈叶制成线，为他缝补那件蓝色的长袍。当这件旧袍被灌木丛撕扯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又是她们为他设法缝制一件新衣；换下他脚上麻鞋的也是她们，这些女人争先恐后地抢夺那换下的旧鞋，为的是将他穿的衣物当作圣品供奉起来。也正是这些妇女，在男人点燃篝火时用大米粉、玉米粉或木薯粉包上西葫芦馅，做成烤馅饼，送给“劝世者”和他的门徒享用。这些有信仰的人一向不为食物操心，因为他们饮食颇有节制，所经之地又都有赠予。穷人见到“劝世者”，常常送来一只母鸡、一口袋玉米或新制成的奶酪；当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露宿于农庄，出于自愿不收分文地将庄园的教堂打扫干净的时候，那些财主便让仆人送去鲜奶和粮食，有时是一只小母羊或小公羊。

“劝世者”在腹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东西南北地走了一遍又一遍，在丘陵、平地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所以人人都认识他，神父们也认识他。这里的神父并不多，仅有的几位仿佛被淹没在广阔的腹地。总而言之，神父的人数远远不能维持那大量的教堂，尽管牧民只在逢年过节才去光顾。一些地方如杜卡诺和贡贝的教区神父允许“劝世者”登上讲坛给信徒们布道，这两个地方的神父同“劝世者”相处得很好。另一些地方，如河谷峪和依达比古鲁的神父则禁止“劝世者”同信徒们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攻击他。其余的地方，为了酬谢“劝世者”在教堂和公墓做的好事，或者因为“劝世者”在腹地居民的心目中影响很大，所以不愿同自己教区的百姓闹僵。神父们便违心地同意“劝世者”在弥撒之后做应答祈祷，并在教堂的前院讲道。

“劝世者”和他那群悔罪的信徒是什么时候才知道1888年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及巴伊亚州的首府萨尔瓦多——这些城市的名字他们听起来都觉得陌生——的王室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这一措施已在巴伊亚州的蔗糖厂引起骚动，这些工厂的奴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跑得一干二净？这道法令颁布了几个月之后，才像别的消息那样——缓慢、走了样、甚至早已过时——传到了巴西帝国的这块穷乡僻壤。政府当局派人在村头广场上口头晓谕居民，同时在村镇公所的大门上张贴了布告。

同样，可能是在第二年（1889年），“劝世者”和他的追随者们方才获悉，他们的祖国已经不是帝制，而是共和制了。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曾知道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在前政府官员中，在前奴隶主中（现在他们依然是甘蔗园和大牛、羊群的主人），在巴伊亚州的公务人员及省府官员中，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巴伊亚州首府的官员们把这个政治变化看作给两百年以来巴西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前首都萨尔瓦多城的残存霸权补上仁慈的一枪；他们还认为，以前属于萨尔瓦多的一切，诸如财产、权力、金钱、劳力、光荣的历史都逐渐南迁了，留下的只是一副令人惆怅的寒酸相。其实就算“劝世者”和他的信徒们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不会理解，更不会认为有什么重要，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事是另外一些问题。再说，除去名称更迭之外，这一切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大地不是依然这样干裂，天空不是依然这样昏灰吗？旱灾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这个地区不是仍旧在医治创伤、哀悼故人、努力重建家园吗？总统代替了皇帝，可是这给多灾多难的北方又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农民不是仍然要为种出玉米、菜豆、马铃薯、红薯和饲养猪、鸡、羊而同贫瘠的土地及缺水现象作斗争吗？村庄里不是仍然有许多人在闲荡吗？大路小道上不是仍然有强盗出没而十分危险吗？东西南北不是到处都有饥民和乞丐的大军吗？他们仿佛是1877年旱灾的纪念品。人们嘴上讲的不还是那些神话寓言吗？尽管“劝世者”努力修整，耶稣的住所不是仍然在坍塌吗？

但是，由于共和国的成立，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给人们带来混乱与不幸的变化就是：政教分离，公墓还俗，即教会不再管理公墓，而由市政当局接收。就在神父们不知如何说明大主教忍气吞声承认的这些变化时，“劝世者”却立即做出解释。对信徒们来说，这些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大逆不道。当他晓得世俗婚礼已经合法化的时候——似乎上帝制定的教会结婚礼还不够用——立刻在讲道时勇敢地大声疾呼（这时神父们还只敢在私下里嘀嘀咕咕）：这一令人气愤的做法是新教派和共济会干的好事。毫无疑问，老百姓后来逐渐听到的其他一些意外的、令人怀疑的措施也是如此，例如：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十进位公制。腹地的居民慌慌张张地跑来问，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劝世者”慢条斯理地解释说：那些人打算了解人们的肤色，以便恢复奴隶制，将黑人归还给奴隶主；他们之所以要了解人们的宗教信仰，是因为当开始追捕天主教徒时可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他的嗓门并不高，号召众人拒绝回答任何调查，拒绝用米和分米代替竹尺和手掌。

1893年的一个上午，“劝世者”及其追随者来到纳杜沃村，听到一阵阵胡蜂炸窝般的嗡嗡声自玛特里兹广场冲上云霄，原来村里的男女老幼正聚集在那里围观或围听刚刚张贴在木板上的法令。要征收赋税了，共和国要人们交纳捐税。许多村民问道，什么是捐税？有人回答说，大概是什一税之类的东西吧，同从前一样，假如一户居民喂养五十只母鸡，就必须交给教会五只；每收获十阿罗瓦粮食，就必须交出一阿罗瓦。法令规定每个公民必须将继承或生产的全部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共和国。居民们必须到政府，现在是自治州政府去申报家中的财产和收入，以便确定应交纳的税金。收税人将没收任何隐瞒不报或少报的财产，将其充公。

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使老百姓懂得，交纳捐税恐怕比旱灾还要可恶，收税人也许比秃鹫和强盗还要凶残。困惑、害怕、激怒的村民们互相高声商量，交换心中的反感与愤慨，嗡嗡的人声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冲上云霄的战争交响乐。这就是“劝世者”及其衣衫褴褛的追随者从锡泊大道踏进纳杜沃时听到的声音。“劝世者”像往常那样迈着大步向圣母教堂（十几年来他亲手修整和粉刷过多次）走去的时候，人们围拢上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要告诉他最新的消息。他呢？神情严肃，凝视着远方，似乎并没有听他们的讲述。

但是，几分钟后，心头的一股怒火从他眼睛里迸射出来，同时拔脚便走，快步穿过让路的人群，向贴有布告的木牌扑去。“劝世者”冲到布告牌前，根本不屑去读，一脚踹倒了木牌，那变了形的脸上露出可以说是概括了众怒的表情。接着，他声音颤抖地提出，烧掉这些该死的文字。于是，村民们当着政府人员的面将布告牌点燃了，像过节般燃放起爆竹，以示庆祝。当火焰把布告烧成烟灰，同时驱散了法令所引起的恐惧心理时，“劝世者”在去圣母教堂祈祷之前向这个偏僻乡村的人宣布了一条坏消息：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叫共和国。

“哨子声，是的，哨子声，特派员先生。”皮雷斯·费雷拉中尉一再反复说。毫无疑问，他现在又一次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惧怕。大概他总是在不断回忆，也一定多次对旁人讲过：“那哨子声在夜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在黎明，听起来响极了。”

野战医院是为了收容伤兵临时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窝棚，地点就在若塞罗的城郊。这座以树命名的城市的街道和房屋就建筑在与圣弗朗西斯科河平行的两岸，透过栅栏和若塞罗树丛，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粉刷在建筑物上的五颜六色。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说：“从这里到乌亚乌亚，我们走了十二天，那里已经是卡努杜斯的大门。这一段行军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我的部下走得筋疲力尽，于是我决定在那里驻扎下来。可是，过了没有几个小时，哨子声就把我们吵醒了。”

医院里有十六个伤员，他们并排躺在吊床上，一个个绑着绷带，头部和四肢还挂着血迹。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光着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衣或军裤。一位新来的医生身穿雪白的大褂正在查房，他身后跟着一名肩背药箱的护士。医生清洁、整齐的外观同士兵们蓬头垢面的狼狈模样形成强烈对照。窝棚深处，一个痛苦的声音在喊着要忏悔。

“中尉，您没有派出岗哨吗？难道您没想到他们会突然袭击吗？”

“特派员先生，周围有四个哨兵，”皮雷斯·费雷拉伸出四根有力的手指回答道，“他们并没有袭击我们。一听到哨子声，我们全连就已经起床准备战斗了。”他稍稍降低声音说：“可是我们看见的不是敌人，而是一支宗教游行队伍。”

拐过窝棚医院，就在河岸上（河面正漂过运西瓜的木船）扎下了一个小小的军营。这支队伍的其余人马都在这里停歇，士兵们个个躺在树荫下，步枪每四支一组架立在地上，旁边是一排排帐篷。一群鹦鹉叽叽喳喳地从空中飞过。

“中尉，你说是宗教游行？”一个突如其来、带有鼻音的细嗓门儿问道。

中尉对那个发问的人瞥了一眼，点点头说：“他们是从卡努杜斯方向来的，”他对特派员解释说，“有五六百人，也许一千来人。”

特派员摆摆手，他的助手摇摇头，同样表示怀疑。显而易见，他们是城里人。那天上午，他们乘萨尔瓦多的列车来到若塞罗。由于一路摇晃颠簸，他们现在仍精神恍惚，浑身酸痛呢，那宽袖上装、窄腿长裤和又脏又热的皮靴都使他们感到极不舒服。来到这里，处于伤兵和病人的包围之中，还要调查出失利的原因，大概叫他们感到很不快。他们几个人一边同皮雷斯·费雷拉中尉谈话，一边沿着吊床走过去。特派员是个严肃的人，偶尔也弯腰拍拍伤员。中尉讲话时，他只是静听，他的助手在记录。同样，那个刚进来的人，就是那个说话带着伤风鼻音、爱打喷嚏的人也在做记录。

“五六百人？一千人？”特派员用讽刺的口吻问道，“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控告信已经送到我的办公室，中尉，我已经读过了。卡努杜斯的那群暴民，连女人和娃娃在内，也就两百人。男爵当然很清楚，因为他是那座庄园的主人。”

“有一千人，也许一千多人。”距离最近的吊床上的伤兵说。他是一个肤色发白、头发拳曲的穆拉托人，肩膀上缠着绷带。“先生，我可以发誓。”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猛然一挥手，打断了伤兵的话。由于他用力太过，手掌擦到了身后伤兵的大腿，使得那人痛苦地叫起来。中尉很年轻，身材较矮，留着短髭，是萨尔瓦多城里饮茶时聚在智利大道的茶点铺里的时髦青年追求的样式。可是如今，身体劳累、军事失利和精神紧张弄得他面色苍白，眼圈黑红，法国式的小胡子周围显出一副怪相。他没有修面，头发蓬乱，军服撕扯得一条条的，右胳膊吊在三角绷带上。窝棚深处，那个不连贯的声音仍在喊着要忏悔，要施涂油礼。

皮雷斯·费雷拉转身对特派员低声说：

“我从小就生活在庄园里，学会了用目测的方法计算羊群的数目。我并不夸张，有五六百人，也许一千来人。”

“他们还扛着一个特大的木制十字架，手里举着圣灵、圣父和圣心旗。”有个人从远处的吊床上补充道。

中尉还没来得及打断这一位，其他人就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来：他们拿着圣徒画像，数着念珠，许多人吹着口琴和哨子，高声唱着“主矜怜我等”的调子，时而高呼“圣约翰·保迪斯塔万岁”“圣母马利亚万岁”“好耶稣万岁”和“劝世者万岁”。伤员们纷纷从床上坐起，争先恐后地说话，直到中尉下令安静方才住口。

在寂静中，中尉继续说：

“他们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本来看上去他们是那么老实，就像圣诞节游行一样，我怎么能下令开火呢！可他们突然之间就高喊‘打倒’什么什么，接着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开了枪。当时我们一个人要对付八九个。”

“他们喊‘打倒’什么？”

“喊‘打倒共和国’，”皮雷斯·费雷拉说，“‘打倒反基督的人’。”他再次转向特派员，“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的部下都打得很漂亮。先生，我们抵抗了四个多小时，直至弹尽我才下令撤退。您知道我们手里这曼利夏枪的毛病。幸亏士兵们守纪律，我们只用了十天就回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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