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他醒了，又惊又怕。他每夜都是在思绪混乱中度过的。这一夜，他在梦中竟然回忆起了朋友——现在说来，是前朋友——赫伯特·沃德，使得他大吃一惊，紧张起来。梦中回忆的，不是两个人在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探险队工作结识时的非洲，也不是后来他多次去拜访赫伯特和萨莉塔夫妇时的巴黎，而是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正好在炮火连天、巷战激烈、集体殉难的圣周起义那一天。赫伯特·沃德竟然出现在爱尔兰起义者中间，在爱尔兰志愿军、在爱尔兰人民军之中，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战斗！人的脑子在梦中怎么会有如此荒诞的幻想？
他想起来了，就在几天前，英国内阁开了会，但关于从宽处理的请求未作出任何决议。这是他的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告诉他的。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又要推迟？卡万·达夫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部长之间有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但是，等待就等于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一点一点地死亡。
一想起赫伯特·沃德，他就很难过。他们再也不会是朋友了。他那年轻英俊、身体健康的儿子查理于1916年年初在新沙佩勒前线阵亡，在二人之间隔开了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赫伯特是他在非洲结识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赫伯特是自己的兄长，人品非常高尚，游遍了半个世界——新西兰、澳大利亚、旧金山、婆罗洲等地——文化修养极深，超过罗杰周围，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所有欧洲人。跟他在一起会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同呼吸、共命运。同许多受雇于斯坦利的欧洲人不同——那些欧洲人在为利奥波尔多二世探险的过程中，只会在非洲获取钱财和权力——赫伯特喜欢冒险，为冒险而冒险。他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对艺术又有着极大的热情，是以尊重人的好奇心接近非洲人的。他调查他们的信仰、习惯、宗教及服装、饰品，是从美学与艺术的观点出发对这些事物感兴趣的，也不乏智力和精神上的考虑。于是，在空闲的时候，赫伯特就以非洲为题材画几张画，搞些小型的雕塑。在长途跋涉、工作一天之后，到了晚上，支起帐篷准备野宿时，二人总要畅谈一会。赫伯特对罗杰说，他早晚要放弃这个工作，专门从事雕塑工作，到“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去过艺术家的生活。他对非洲的热爱一刻也没有减弱，相反，距离与岁月反倒增强了这种热爱。罗杰还记起沃德那位于伦敦切斯特广场53号的家，那里摆满了来自非洲的物件，尤其是他在巴黎的那间工作室，墙上挂满长矛、标枪、箭镞、盾牌、面具、划桨和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刀子，地上堆满了各种野兽头部的标本，皮椅上还铺了各种兽皮。就在这些物件中间，他们整夜整夜地回忆着在非洲的旅行。沃德夫妇的女儿弗朗西斯那时还很小，人们都叫她“小蟋蟀”，有时穿起长袍，戴上土著人的项圈及各种饰物跳起巴刚果族的舞蹈。她的父亲拍着手，哼着旋律单一的小曲为她伴奏。
罗杰很少对人坦承对斯坦利、对利奥波尔多二世、对促使自己来到非洲的念头（帝国主义和对外殖民可以为非洲人开辟通往现代化和进步的道路这一说法）的失望，却对赫伯特说了出来：欧洲人来到非洲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帮助非洲人摆脱异教和野蛮习俗的束缚，而是以不法与残忍的手段贪得无厌地剥削他们。他俩看穿了这一点，看法完全一致。
然而当罗杰在谈话中渐渐地表露出民族主义的想法时，赫伯特·沃德并没有当真，只是以他特有的亲切方式揶揄他、提醒他不要搞那种徒有其表的爱国主义——旌旗招展、歌声如潮、步调统一。他说，那种爱国主义早晚要倒退回地方主义，导致精神上目光短浅，乃至对普世价值的扭曲。尽管如此，这位以世界公民自诩的赫伯特在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暴力面前的反应与几百万欧洲人一样，也藏身于爱国主义的名义之下了。在他写给罗杰的断交信中，充满了他自己所讽刺的爱国主义感情，充满了他原先认为是原始的、微不足道的、对旗帜与故乡的热爱。但此时（在梦中），真难以想象，那位巴黎的英国人与亚瑟·格里菲斯的新芬党人——詹姆斯·康诺利的人民军、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志愿军搞在了一起，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为爱尔兰独立而战斗，真是荒唐！尽管如此，罗杰躺在牢房里那狭窄的木床上盼望天亮时想道：不管怎么说，在这不可理解的事物深处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梦中、在他的脑海里试图使他所热爱与梦寐以求的两样事物——朋友与国家——和解。
一大早，典狱长进来通知他有人来探视。罗杰走进探视室，看到室内唯一的矮凳上坐着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立刻感到心脏跳得快起来。看到罗杰，女历史学家站了起来，微笑着走上前拥抱了他。
“爱丽丝，亲爱的爱丽丝，”罗杰说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以为起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再次得到允许还真不容易，”爱丽丝说道，“不过，你瞧，我的顽强态度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你不知道我走了多少门路。”
他的这位老朋友在穿戴上本来很讲究，高雅入时，但这次和上次探视时不一样：穿着退色的旧衣裳，头上随便蒙着一块头巾，露出一绺灰发；脚上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泞。她不仅衣着可怜，神情也显得很疲乏，无精打采。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出了什么事？伦敦警察局是不是找她麻烦了？她仿佛对发生的事并不在乎，只是耸了耸肩，说都不是。爱丽丝既没谈关于从宽申请的事，也没谈起此事推迟到下次部长会议时再议。罗杰猜想她对此事并不知情，也就没提，只是对她讲述了那荒唐的梦境，即他梦见赫伯特·沃德于圣周冲突和战斗中出现在都柏林市中心的爱尔兰起义者之中。
“关于此事件的消息，会渐渐透露出来。”爱丽丝说道。罗杰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悲愤的。他也发现他们身边的典狱长和看守听到他们谈论爱尔兰起义时，表情僵硬地背过身去，却竖起了耳朵听。他担心典狱长会提醒他们不要谈论起义的事，但典狱长并没有禁止。
“你是不是知道点儿什么，爱丽丝？”罗杰问，声音低得像耳语。
历史学家点了点头，罗杰发现她的脸色有些发白。爱丽丝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在犹豫应不应该谈论这个令他痛苦的话题，从而扰乱他的情绪；更好像在这方面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她还是回答了。关于起义的那个星期在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事，她听说，而且不断地听到许多说法——互相矛盾的、掺杂着想象的、幻想的与真实的、夸张的与编造的，等等，当某些事件足以把人民动员起来时，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她最相信的是她刚从伦敦来的侄子、嘉布遣会修士奥斯丁的话，那才是第一手的新闻来源。他当时正好在烽火连天的都柏林作为护士和精神助手奔波于邮政局（那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与詹姆斯·康诺利指挥起义的大本营）、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各个战壕（康斯坦斯·马基维奇手执一把海盗用的手枪，身穿一身无可挑剔的志愿军制服在这里指挥作战）、雅各布饼干工厂附近的街垒及柏兰德磨坊（埃蒙·德·瓦莱拉在英军包围前占领了该地）之间。爱丽丝认为奥斯丁修士的讲述可能接近事实，那才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实。
又是一阵沉默，罗杰却不敢打破。仅仅几天没有见到她，她就好像老了十岁：额头出现了皱纹，脖子和手上有了斑点，本来明亮的眼睛不再闪光。他注意到她很悲伤，他也知道她不会在他面前哭出来。是不是从宽处理的请求被否决而她不敢告诉他？
“我侄子记得最清楚的，”爱丽丝又道，“并不是枪声、炸弹、伤员、鲜血、火焰和使人窒息的烟雾，你知道是什么吗，罗杰？是混乱，一片混乱，整个星期笼罩在一群群革命者中间的极度混乱。”
“混乱？”罗杰重复道，声音很低。他闭上眼睛，仿佛在试图看看、听听并感受一下那片混乱。
“混乱，极度的混乱，”爱丽丝又强调一遍，“他们都准备牺牲了，度过了愉快而兴奋的时刻、难以置信的时刻、自豪的时刻、自由的时刻，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成员——并不清楚他们正在干什么甚至想干什么。这些话都是奥斯丁说的。”
“但他们起码知道期待的武器为什么没有到达吧？”罗杰见爱丽丝又沉浸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低声道。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奇谈怪论都有，没有人戳破谎言，因为没有人知道实际情况如何。谣言满天飞也真有人相信，因为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绝望处境总该有个说法，譬如德国军队正在包围都柏林；几个连、几个营已经在岸边若干地方登陆，正在向首都挺进；譬如在内地的科克、戈尔韦、韦克斯福德、米斯、特拉利各郡，包括厄尔斯特各地，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也都起来了，占领了营房和警察局，从四面八方向都柏林进军，去支援被围困的人。他们饥渴交迫，几乎没有弹药，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幻想。”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罗杰说道，“我没能及时制止这种不理智的行动。现在距离爱尔兰的自由再一次比以前更加遥远了。”
“约恩·麦克尼尔知道后，曾想阻止他们，”爱丽丝说道，“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军事指挥部向他隐瞒了起义计划，因为如果没有德军的支持，他是反对武装行动的。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把自己的人召集了起来，准备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进行军事行动。麦克尼尔得知此事，便下令禁止，说志愿军的各连队没有接到他签字的命令就不许上街。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成百上千的志愿军留在家里，许多人想与皮尔斯、康诺利、克拉克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后来那些服从麦克尼尔命令的人只得眼看着违反命令上街的人被杀害而无能为力，因此现在许多新芬党人和志愿军都恨麦克尼尔，认为他是叛徒。”
爱丽丝又沉默下来，罗杰则走了神。约恩·麦克尼尔是叛徒？真愚蠢！这位盖尔同盟的创始人、《盖尔日报》的编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之一、一生都在为保存爱尔兰语言和文化而斗争的人，居然因阻止那次注定要失败的浪漫起义而被指控背叛自己的弟兄？真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他被关入监狱，一定会成为讽刺的对象，也许会遭到爱尔兰爱国者用来惩罚温和派和胆小者的那种冷冰冰的鄙视目光。这位大学教授温和、有学问，热爱自己国家的语言、习俗和传统。他会感到被曲解，会自我折磨：“我下那道命令难道错了？我不过是想拯救生命，难道这就成了在革命者中间散布混乱、制造分裂、导致起义失败吗？”罗杰觉得在约恩·麦克尼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历史和环境把二人置于同样矛盾的立场之中。如果他当时没有在特拉利被捕，而是得以跟皮尔斯、克拉克及其他军事领导人谈上了话，事情将会怎样？他能不能说服他们？很可能不能。于是，现在也许会有人把他也称作叛徒。
“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也许不该做的事，亲爱的，”爱丽丝强笑道，“只告诉你坏消息、悲观的消息。”
“除了刚才讲的，难道还有坏消息？”
“是的，还有。”女历史学家脸红了一下，鼓足勇气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反对那次起义，不过……”
“不过什么，爱丽丝？”
“不过，尽管只是几小时、几天、一星期，但爱尔兰终归做了一回自由的国家，亲爱的，”她说道，罗杰觉得她在激动得发抖，“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有着自己的总统、自己的临时政府。帕特里克·皮尔斯走出邮政局，在广场的台阶上宣读了由七人签署的《独立宣言》，宣布爱尔兰共和国宪法政府成立。那时奥斯丁还没有到达那里，好像人也不多，但凡是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也都有着特殊的感受。不是吗，亲爱的？我跟你说过，我是反对起义的，但当我读了宣言的文本，我哭了，哭出了声，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以上帝的名义，以从其手中继承了爱尔兰民族传统的先辈们的名义，爱尔兰，通过我们的声音，把她的儿女召集到她的旗帜下并宣布自己获得了自由……’你瞧，我都能背下来了。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当时没能跟他们在一起。你懂吗？”
罗杰闭上了眼睛，眼前出现了那一场面，清清楚楚，极为生动。天上布满乌云，大雨就要落下，在邮政局那高高的台阶上，在一百名也许是二百名武装着步枪、左轮、大刀、长矛、木棍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也有不少扎着头巾的妇女）面前，瘦高、略带病态的帕特里克·皮尔斯出现了。他三十六岁，目光坚毅，全身散发着尼采所谓的“权威的意志”，使得他自十七岁加入盖尔同盟以来很快就成为该同盟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一直能战胜各种意外的不幸——病痛、镇压、内讧——并把自己一生的梦想铸成现实：爱尔兰应该为反抗压迫者而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像圣徒那样为人民赎罪而殉道。此时，他激动万分，以赞颂救世主般的声音宣读起来，遣词造句极为讲究，从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被占领与被奴役，宣告了爱尔兰新世纪的到来。人们以神圣、虔诚的心情安静地听着，皮尔斯的话应该传到了都柏林中心那些尚未听到枪声、尚未看到志愿者面孔的、完整无缺的角落里。从起义者占领了的邮政局和萨克维尔大街上建筑物的窗子里，人们都探出身来观赏那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在喧闹声、掌声、万岁声和乌拉声中听着。由七人签署的宣言读完，当皮尔斯本人与其他领袖宣布大会结束、解释说不要浪费时间、应该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执行任务、准备战斗的时候，大街上、窗子里、房顶上的人群以简单热烈的情绪欢呼了皮尔斯的话。罗杰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他也颤抖起来。为了不哭声，他匆忙地说道：“当然，真是太感人了。”
“这是一种象征，历史是由象征写就的。”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同意，“皮尔斯、康诺利、克拉克、普伦凯特及其他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被枪杀并不重要，相反，对象征而言，这种枪杀是一场血的洗礼，为这一象征戴上了英雄主义与烈士的光环。”
“这也正是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要得到的。”罗杰说道，“你说得对，爱丽丝，我也真想当时能在场，跟他们在一起。”
这句话感动了爱丽丝。在邮政局的台阶上，起义者的妇女组织、妇女同盟中的许多妇女也都参加了起义，同样让她大受感动。那幅场面倒是嘉布遣会修士亲眼所见：在起义者的各个群体中，领袖们派给妇女的任务是为战士们做饭。但是后来随着战斗的展开，妇女同盟的成员担负的责任也像扇面般地扩大了，枪声、炸弹声和火光把她们从临时搭建的厨房里拽了出来，干起了护士的工作。她们为伤者包扎、帮助外科医生取出子弹、缝合伤口、为可能坏死的肢体截肢。不过，这些妇女——其中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最重要的任务，也许是通讯。当起义者占据的街垒和据点不断陷于孤立状态时，就不得不向厨娘和护士求助，派她们骑自行车去传递口头的或书面的信件与情报。没有自行车，就靠双腿。传递消息时还得到了指示。如果受伤或被捕，就把文件毁掉、烧掉或吞进肚子。奥斯丁修士对爱丽丝说，在起义的那六天里，在炸弹声和枪声中，房顶、墙壁、阳台轰然倒塌，把都柏林市中心变成了火海中被烧焦了的、染着鲜血的瓦砾堆成的群岛，但他始终能看见那些神色镇静、大无畏的、英勇的、穿着裙子的天使来来往往，像女骑手贴住自己的坐骑那样抓住自行车柄，带着信件和情报拼命地蹬啊蹬，去打破英国军队企图在镇压住起义者之前把他们孤立起来的隔离策略。
“后来，英国军队占领了各个街道，交通断了，她们的通讯任务已不可能进行，于是许多妇女拿起了丈夫、父亲和兄弟的手枪、步枪，也参加了战斗。”爱丽丝说道，“表现出妇女并不是弱者的，并不只有康斯坦斯·马基维奇一个人，许多妇女跟她一样手执武器地战斗、受伤或牺牲。”
“知道她们有多少人吗？”
爱丽丝摇了摇头。
“没有官方数字，有些数字完全是想象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在战斗。英国军队很清楚，是他们逮捕了战斗的妇女，把她们拖进了里士满监狱和凯勒梅堡监狱，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甚至还要枪毙她们。这消息的来源很可靠，来自一位部长。内阁的顾虑不无道理：如果枪毙妇女，整个爱尔兰都会起来暴动，那样事情就可怕了。于是首相阿斯奎斯本人发电报给都柏林的军事首脑约翰·马克斯韦尔，口气坚决地命令他，一名妇女也不许枪毙。因此康斯坦斯·马基维奇保住了性命——军事法庭本来判她死罪，后来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
尽管如此，在那一个星期的战斗里，都柏林的市民并不都是热情洋溢、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的。那位嘉布遣会的修士就亲眼看见萨克维尔大街和市中心一些街道上的店铺和百货商店遭到流氓无赖和来自郊区的穷人的抢劫，这就使得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爱尔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领袖的处境相当尴尬——没预见到起义会派生出犯罪行为。在有的地方，起义者力图阻止旅馆被劫，甚至朝天放枪以驱散洗劫格雷沙姆旅馆的人群；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起义者放任不管，甚至以为那是在为那些卑贱饥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同他们混在一起，疯狂地与该市的豪华商店对抗，让抢劫者洗劫一空。
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与起义者对抗的不光有抢劫者，还有在起义期间遭到武装起义者进攻而受伤或死亡的警察与士兵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有时一群群为数众多的妇女因痛苦、绝望和愤怒而显得异常激动，更无所畏惧。在有的地方，这些妇女甚至扑向起义者的群体，朝战士们一面辱骂一面扔石子、吐唾沫，大骂战士们是杀人犯。对那些自认为拥有正义、善良和真理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很难自洽的。他们发现与之对抗的并不是帝国的走狗、占领军的士兵，而是那些卑微的爱尔兰人——苦难让他们看不清，并不把起义者看作祖国的解放者，而是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者；而被杀者同他们一样，唯一的罪状就是卑微，是跟世上的穷人一样为了谋生而去当兵、当警察。
“黑白不分，亲爱的。”爱丽丝评论道，“即使在如此正义的事业中也是如此，一片灰暗，一塌糊涂。”
罗杰表示同感，朋友的话也可适用在他身上。一个人再慎重，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得再精明，生活也要比一切的估计复杂得多，使人不知所措，计划会被动荡而矛盾的局势取而代之。他本人不就是这种含混不定最生动的例子吗？审问他的两个人——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以为他从德国回来是为了领导起义，起义的领导人却知道他因未获德军的支持而反对起义，直到最后时刻还在向他隐瞒起义计划。事情竟是如此前后矛盾，并不一致。
在民族主义者之中是不是弥漫着灰心丧气的情绪？他们最好的干部都牺牲了，不是被枪杀就是入狱。重启独立运动需要时日。许多爱尔兰人跟他一样信任德国人，德国人却抛弃了他们，几年来为爱尔兰所作的努力与牺牲付之东流。而他，却在这里、在英国的监狱里，等待着从宽处理的申请可能被拒绝的结果。还真不如当时同那些诗人、音乐家一起执枪战斗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那样死去还有其积极的意义，而不是阴错阳差地像个普通罪犯那样被绞死。他们的确是诗人、音乐家，所以选择起义行动中心时不是在军营，不是在都柏林城堡，也不是在象征殖民权力的岗楼，而是在民用建筑物——刚刚改建好的邮政局大楼里——比起打败英国兵，他们更希望争取到民心。在柏林进行争论时，约瑟夫·普伦凯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渴望殉道的诗人和音乐家希望以起义行动来唤醒沉睡的民众，因为这些民众跟约翰·雷蒙德一样相信和平的道路，相信帝国发发善心就能让爱尔兰获得自由。那是天真还是有远见呢？
罗杰叹了一口气，爱丽丝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谈论此事，太令人伤心也太让人激动了，不是吗，亲爱的？”
“是的，爱丽丝，太令人伤心也太让人激动。有时，我对他们干的事很恼火；但有时，我从心底里羡慕他们，无限地敬佩他们。”
“说真的，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在想我到底需要什么，罗杰。”爱丽丝抓住他的胳膊说道，“你的想法、你清醒的头脑帮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有一件事，你知道吗？现在你还不知道。到时候，所有发生的事都会有好的结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
罗杰点头称是，尽管不完全明白女历史学家想说的是什么。
“眼下，约翰·雷蒙德的拥护者的势力在爱尔兰日渐衰落，”女历史学家接着说道，“尽管我们以前是少数，但现在大多数爱尔兰人已经站在我们这一边了。你可能不相信，但我敢对你发誓，事情确实如此。枪杀、军事审判、流放对我们来说反倒变成了好事。”
罗杰发现背对着他们的典狱长动了一下，好像要转过身来命令他们住口，但是这一次他没这样做。看样子爱丽丝现在很乐观，据她说，皮尔斯、普伦凯特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在爱尔兰的大街上、教堂里、各种民间协会和工团里，自发的游行示威日益增多，对烈士、被枪毙者、被判无期徒刑者表示同情，对警察和英国士兵露出了敌意——路上的行人谩骂他们，侮辱他们，以致军政府下令警察和士兵巡逻时要结队而行，不执行任务时要穿便衣，因为人民的敌视会使得保安人员士气低落。
据爱丽丝说，变化最明显的是天主教，其领导层和大部分教士本来一直亲近约翰·雷蒙德及其爱尔兰议会党追随者的渐进式的和平理论，主张爱尔兰自治，远离新芬党、盖尔同盟、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志愿军的激进分裂主张。但是，自从起义以来，天主教改变了。也许是在那战斗的一周，起义者所表现出的宗教行为影响了他们。曾去过街垒、成为起义焦点的建筑物等处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奥斯丁修士）所说的话，斩钉截铁地证明：起义者们做弥撒、做忏悔、领圣餐；许多战士在开枪前还请神父为他们祈福；所有群体中的起义者都严格遵守领袖关于严禁饮酒的命令；在炮火平息的片刻，起义者都会跪下来，手执念珠，高声祈祷；被执行死刑的人，没有一个人面对行刑队时不曾要求得到神职人员的精神帮助，包括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的詹姆斯·康诺利。康诺利在战斗时中了枪，伤口流着血、坐在轮椅上被枪毙前还吻了凯勒梅堡监狱的教堂神父递给他的十字架。自五月以来，爱尔兰到处都在举行感恩祈祷，向在圣周中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敬意。在礼拜天的弥撒中，没有一位神父在布道时不要求其信徒为遭英军枪决、秘密埋掉的爱国者的灵魂进行祈祷。当局的军事首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曾向天主教高层人士提出正式抗议，但主教奥德夫耶尔未予理会，而是为神父们进行了辩解，说那位将军是“军事独裁者”，指责他枪决起义者并拒绝把尸首交还给死者家属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军政府借口说军事法保障交还尸体这一条款已然失效，但秘密掩埋爱国者以避免让他们的坟墓成为共和国的朝圣地这一事实激发了包括曾对激进派缺乏好感的人士的愤慨。
“总而言之，天主教信徒们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这些圣公会的民族主义者却像巴尔扎克小说《驴皮记》中描写的那样缩小了。你和我就差皈依天主教了，罗杰。”爱丽丝开玩笑道。
“实际上，我已经皈依，”罗杰答道，“但不是出于政治原因。”
“我永远也不会皈依，别忘了，我的父亲曾是爱尔兰教会的牧师。”女历史学家说道，“你皈依天主教，我并不感到奇怪。我早就看出来那是早晚的事，还记得在我家茶会上我们跟你开的玩笑吗？”
“那些茶会是难忘的，”罗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告诉你吧，现在我有时间进行思考了，好几天来我都是这样总结的：何时何地我才是幸福的？是每周的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你家的茶会上，亲爱的爱丽丝。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但我知道，那些聚会是天恩在眷顾我；我兴奋，我幸福，我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来。我经常想：‘真遗憾我没有深造过，没有上过大学。’听着你和朋友们的谈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非洲和亚马孙的土著人，离文明那么遥远。”
“我和朋友们也有相似的想法，罗杰。朋友们羡慕你，羡慕你的旅行、你的冒险，羡慕你在那些地方的生活是那么多彩。有一次，我听叶芝说：‘罗杰是我认识的最具世界性的爱尔兰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想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吧？”
二人想起了几年前在巴黎同赫伯特·沃德关于什么是象征的一次争论。后者把他很满意的一件雕塑刚完成的铸件拿给他们看，是一位非洲巫师。确实是一件漂亮的作品，尽管很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在这位巫师身上好像有什么秘密，表现得很神秘，脸上布满了刀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和一副骷髅，仿佛意识到自己拥有森林之神、溪水之神及猛兽之神所赋予的力量。部落中的男男女女盲目地相信这位巫师能把他们从诅咒、疾病和恐惧中解救出来，能让他们与来世沟通。
“我们每个人都有返祖现象，”赫伯特指着铜铸巫师说道，那巫师眯缝着眼，仿佛陶醉于专心致志地研究草药的梦境中，“需要证明物吗？我们敬重地崇拜的象征物就是：盾牌、旗帜、十字等。”
罗杰和爱丽丝跟他争论说，象征物不应被看作人类非理性时代时的事物，相反，譬如一面旗帜就象征着这样一个团体：他们有着共同信仰和习惯、团结一致而又尊重那不仅不会破坏反而能加强共同特点的相互区别与个人分歧。他俩也承认，一看到爱尔兰共和国的旗帜就会激动万分。这句话引得赫伯特与萨莉塔大加嘲笑。
爱丽丝得知，当皮尔斯宣读《独立宣言》时，许多的爱尔兰共和国旗帜在邮政局自由大厅的房顶竖起来。又看到都柏林起义者占领了大都会酒店和帝国旅馆等建筑物、窗外和阳台栏杆上飘扬起共和国旗帜的那些照片时，感到喉咙在哽咽，凡是看到那些场面的人都有无限幸福之感。后来，她得知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里，志愿军战士们在准备土制炸弹、炸药包、手榴弹、长矛和刺刀的时候，女性助手、妇女同盟的成员也在忙着收集药物、绷带和消炎药并赶制那些三色旗帜，使之能于4月24日星期一早晨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各个房顶飘扬。普伦凯特一家位于金玛吉路上的寓所成了最忙碌的武器制造厂和起义地标。
“那真是一次历史性事件。”爱丽丝说道，“我们常常滥用字眼，特别是政治家，什么历史性的，到处乱用，连在蠢事上都用，但是共和国的旗帜飘扬在古老都柏林的上空确实是历史性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会被人们永远热诚地记在心上。世界震动了，亲爱的，美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登了出来。你难道不愿意身临其境吗？”
是的，他很愿意身临其境。据爱丽丝说，岛上越来越多的人不顾禁令，在自己的门前，甚至在亲英的贝尔法斯特和德里，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旗帜。
另一方面，欧陆战争还在持续，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伤亡人数急剧上升，结局如何尚存变数。尽管如此，在英国本土，许多人都准备帮助那些被军事当局从爱尔兰放逐来的人。几百名男男女女被视为颠覆者而被流放到英国偏远地带，永远定居在那里，而其中大部分人连谋生的手段都没有。爱丽丝是给他们送去钱粮和衣服的几家人道主义协会的会员之一，她对罗杰说，在一般群众中募集基金和寻求帮助一点儿困难也没有。天主教会的参与也很重要。
在流放者中有几十位妇女，其中很多人——爱丽丝跟其中一些人进行过个人谈话——一致对起义的指挥者怀恨在心，因为他们净给妇女与起义者的合作制造困难，但几乎所有的指挥者，不管愿意不愿意，最后还是接受了她们到队伍中来并分配了工作。唯一拒绝接受妇女进入柏兰德磨坊据点及其连队控制的附近地区的指挥者是埃蒙·德·瓦莱拉，他那保守主义的理由——妇女们的位子是在家里，不是在街垒；她们天然的武器是纺锤、厨具、鲜花和针线，而不是短枪和长枪；她们的出现会分散战士们的注意力，会为了保护她们而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激怒了妇女同盟的成员。罗杰与这位又高又瘦的数学教授、爱尔兰志愿军的领导人进行过多次谈话，大量地通过信。他后来被快速建立起来、专门审讯起义领导人的秘密军事法庭判了死刑，但在最后一分钟得救了。在他做完忏悔、领了圣餐之后，手执念珠平静地等待着被带到专门枪决犯人的凯勒梅堡监狱去被执行枪决的时候，法庭决定把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据传，埃蒙·德·瓦莱拉领导下的连队尽管没受过军事训练，但表现很出色，很有纪律，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这支连队是最后一支放下武器的队伍。也有人说，当时形势紧张，牺牲严重，以至于他所指挥的据点里的下属看到他指挥失措，有时都以为他快要疯了——这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有些指挥者在枪林弹雨之中不吃不喝不睡，在街垒中不是发了疯就是遭遇了精神危机。
罗杰想象着埃蒙·德·瓦莱拉那瘦长的身影、严肃庄重的言谈，想着想着走了神，后来才注意到爱丽丝正谈到一匹马。她双眼含泪，讲得声情并茂。这位女历史学家喜爱动物不假，但为什么这匹马特别让她难过呢？听着听着，他懂得了，原来是因为她的侄子给她讲的一件事：那是英国长矛骑兵的一匹马，在起义的第一天，这些骑兵就向邮政局发起了进攻，但被打退了，伤亡三人。那匹马多处中弹，倒在了街垒前，伤势很重，痛得发出可怕的哀鸣。它有时奋力站了起来，但由于流血过多，走了几步又倒了下来。街垒后面的人起了争执，有的为了不让它受苦，说不如一枪打死它；有的则反对那样做，认为它可以治愈。最后还是朝它开了枪——用步枪放了两枪，它才在奄奄一息中结束了生命。
“那不是死在大街上的唯一的动物，”爱丽丝难过地说道，“死了很多的马匹、狗和猫，它们都是人类残暴行为的无辜牺牲品。许多个晚上，我都在噩梦中见到了它们。可怜啊！我们人类比动物坏，对吧，罗杰？”
“不能一概而论，亲爱的，有的动物比我们凶狠，譬如蛇。蛇毒能将你在可怕的喘息中一点一点地毒死。亚马孙河里的糠虫从肛门钻进你的体内，造成大量出血，以致最后……”
“我们还是谈点儿别的吧。”爱丽丝说道，“战争啊，战斗啊，受伤啊，死亡啊……够了，不要谈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告诉罗杰，在流放到英国、被关进英国监狱的爱尔兰人中，加入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人与日俱增，真是太感人了，就连温和派的独立人士以及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些激进组织。在爱尔兰出现了大量传单，要求赦免被判刑者。在美国所有的城市里，游行示威不断，抗议起义后的过度镇压。约翰·德沃伊做了一件好事，在要求赦免这件事上，他征得了美国社会精英的签名，从艺术家、企业家到政治家、教授与记者。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以严厉的词句谴责了不经起诉就把放下武器的对手判处死刑的做法。起义尽管失败，但事态并没有恶化，在国际支持方面，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局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探视超时太多了，”典狱长打断爱丽丝，“你们快道别吧。”
“我会再争取得到许可来看你，只要……”爱丽丝说到此，站了起来，脸色极为苍白。
“当然，亲爱的，”罗杰拥抱了她，点头道，“希望你能争取到。我多么需要见到你啊。你能让我平静下来，内心宁静。”
但这次他并没有平静下来。回到牢房时，满脑子都是与圣周起义有关的纷杂形象，仿佛朋友回忆与见证的事把他拉出本顿维尔监狱，投入巷战之中。战斗的炮火声使他非常思念都柏林，思念那里的建筑物，红砖房子、用木栏围起来的小花园以及那喧闹的有轨电车，那人流涌动、现代化岛屿周围由赤脚穷人摇摇欲坠的房子组成的贫民区。在炮火纷飞、火光冲天、房屋倒塌之后，都柏林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起了艾比剧院、大城门、竞技场，也想起了那充满难闻的啤酒味、热乎乎、闹哄哄的酒吧。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吗？
在他并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典狱长打算带他去洗澡。他见典狱长情绪低落，一副漠不关心、心不在焉的样子，便不愿麻烦他了。看到典狱长痛苦的样子，他很难过，想到不能做点儿什么让他振奋起来，又感到很伤心。典狱长不顾规定，曾在晚上两次到牢房来跟他谈话，罗杰每次都因不能给予斯塔西先生所寻求的慰藉而感到不安。第二次跟第一次一样，谈的都是关于他儿子亚历克斯及其在对德作战的洛斯战役中阵亡的事。洛斯是法国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提起它，他就说那是个该诅咒的地方。又一次，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向罗杰承认，因为亚历克斯偷了街角面包房的一块小面包，他曾用鞭子打他。那回他很难过，亚历克斯还是个孩子呢。“他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斯塔西先生说道，“但那次也太严厉了，鞭打才几岁的小孩也太残酷了，简直不可饶恕。”罗杰安慰他说，自己和兄弟，包括姐姐，都挨过父亲凯斯门特上尉的打，但他们仍然爱着父亲。可斯塔西先生在听他说吗？他一直沉默不语，沉重地、深深叹着气，咀嚼着自己的痛苦。
典狱长关上门走了，罗杰在木床上躺了下来。他焦躁不安，一直在叹息，与爱丽丝的谈话并没让他好过些。他不曾身穿志愿军的制服、手握毛瑟枪、不在乎武装行动会不会变成一场大屠杀地去参加那次起义，为此他感到悲伤。也许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还有其他人都是对的：事情不在于成败，而在于竭力进行抵制；如果需要作出牺牲，就会成为英雄时代的基督式殉道者，鲜血就会变为生根发芽的种子，把异教的偶像消灭掉，代之以救世主基督；志愿军洒下的鲜血会结出果实，使盲人睁开眼睛，为爱尔兰赢得自由。有多少新芬党、志愿军、人民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同伴与朋友明明知道那是一种自杀行为，仍然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街垒路障？毫无疑问，有几百、几千。第一个就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他一直认为殉道本身就是一场正义斗争的主要武器，这不正是爱尔兰人的性格、凯尔特人的遗产吗？基督徒淡定地面对苦难的天资就体现在库·丘林身上，体现在爱尔兰神话中的英雄及其伟大业绩上，也体现在爱尔兰圣徒冷静的英雄主义上。他的朋友爱丽丝就曾以极大的智慧热情地研究过这种英雄主义：面临重大事件时表现出的无穷尽的才干。爱尔兰的这种精神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却因无限慷慨地拥抱了最大胆的梦想而得到了补偿。罗杰所梦想的就是正义、平等与幸福。由于皮尔斯、汤姆·克拉克、普伦凯特等人的计划十分荒唐，失败虽然尚不明朗，但在那力量悬殊的六天战斗中已露出端倪，从而赢得了世界对爱尔兰人民不顾被奴役几世纪而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为了正义事业不顾一切的大无畏精神的敬仰。而那些关在林堡军营中的被俘同胞却对他的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是多么不一样的态度啊。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爱尔兰的另一张面孔：被奴役者的面孔。由于几世纪的殖民化，他们已经丧失了把男男女女推向都柏林街垒的那种不可征服的劲头。这是不是他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错误？如果当时奥德号运来的武器能够在4月20日送达特拉利海湾并交到志愿军的手里，事情会是怎样？他想象那时会有几百名爱国者骑着自行车，开着汽车，赶着驴车，在星光下来来往往，向爱尔兰全境分发武器弹药。起义者手里有了那两万支步枪、十万挺机枪、五百万发弹药，事情难道会有所改变？不过战斗起码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那么起义者就可以防卫得更好一些，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更多的损失。带着幸福感，他发觉自己在打哈欠，困意渐渐地抹去了那些形象，减轻了心中不安，身体似乎在往下沉。
他做了一个好梦。母亲几次出现又消失。戴着宽边草帽，草帽的带子随风飘动。她微笑着，显得那么美丽、优雅，一把俏皮的小阳伞遮住了她那白皙的面颊。安妮·杰弗逊的眼睛盯着他，他也看着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能打断二人间那无声而温柔的交流。突然，在那风景宜人的地方出现了身穿耀眼龙骑兵制服的骑兵上尉罗杰·凯斯门特，他看着安妮·杰弗森，眼中露出淫邪的目光。这样的粗野伤害了也惊吓了罗杰。他不知如何是好，既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也无力跑掉以摆脱那可怕的预感。他双眼含泪，既怕又怒，发着抖，眼看着上尉悬空抱起了他的母亲。他听到母亲惊叫了一声，接着又讨好般地吃吃笑起来。看到母亲在空中直蹬双脚，露出了纤细的脚踝，被父亲抱进了树丛中。他感到一阵恶心，也嫉妒得发抖。二人消失在了树丛中，吃吃的笑声也越来越轻，现在只能听到风声的呜咽和鸟儿的歌唱。他没有哭。世界是残忍的、不公的，与其这样受苦，还不如死了好。
梦境持续了很久，但等他醒来时，天仍然黑着。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罗杰已经记不起梦的结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让他感到不安；有时是他忘记了。一点点的焦躁、怀疑和忧虑都会让那不晓得是处于白天还是黑夜所产生的极端焦虑使他从内心感到冰冷，感到似乎被赶出时间之外，生活在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的地狱边缘。
自被捕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他觉得好像在铁窗里度过了好几年。在孤立的状态中，他感到每天、每小时都在失掉宽厚的胸怀。这一点，他没对爱丽丝讲。如果说他以前对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处理的请求、把死刑改判为监禁还抱有希望，现在早就不抱希望了。圣周起义使得英国王室特别是军方恼怒至极，极想进行报复。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需要杀一儆百地惩戒那些来自帝国曾经与之在弗兰德斯战场上作战过的敌方——爱尔兰争取解放斗争的同盟者德国——的叛徒。可奇怪的是，内阁对作出决定一再延期，他们在等什么？他曾接受过英国的勋章、英国的封爵，而作为回报，他却与英国的敌人合谋，反对起英国来了。他们是不是想让他为自己忘恩负义的行为付出代价而要故意延长他临死前的痛苦？不会，在政治上不需要感情用事，重要的是利益和利害关系。政府大概在冷静地权衡对他执行死刑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得还是失？会不会起到惩戒的作用？会不会恶化政府与爱尔兰人民的关系？诋毁他声誉的运动是企图让人们不同情无耻之徒、蜕化变质分子，认可只有绞刑架才能使正派的社会摆脱他们。他去美国的时候，让日记随便落在别人手里，真是太愚蠢了。这种粗心大意被英帝国充分地加以利用，在很长时间里使他的生活真相、他的政治作为，至死都染上了污点。
他又睡着了。这一次做的不是好梦，而是噩梦，第二天早晨几乎记不起来了。他梦见了一只小鸟，那是一只歌声清脆的金丝雀，却被关在牢笼中备受折磨。可以看出它绝望地、不停地扇动着金色的翅膀，仿佛用这样的动作就可以加宽栅栏的间隙，得以飞出。它的眼睛在眼眶中不倦地转来转去，好像在乞求怜悯。而罗杰，那时还是个穿短裤的孩子，对母亲说，不应该有鸟笼，也不应该有动物园，动物们应该永远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此同时，一些事正在秘密地发生。危险、看不见的危险正在接近他。他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个圈套、一种背信弃义正在他的身边准备行动。他颤抖了起来，像纸片般簌簌地发抖。
他惊醒了，激动异常，几乎喘不过气来，感到窒息，心脏在胸中怦怦直跳，也许是心肌梗塞的前兆。要不要唤来值勤的看守？不，他立刻放弃这想法，死在此处、死在这木床上不是更好吗？一种自然的死亡，使他免赴刑场。几分钟后，心跳平稳了，呼吸也正常了。
卡雷神父今天会来吗？他很想见到他，跟他进行一次长谈，多谈关于灵魂、宗教、上帝的事，少谈政治。他开始平静下来，并忘掉那刚才的噩梦，但立即就想起了与监狱神父的最近一次谈话，那次他突然紧张起来，心中充满焦虑。那次谈的是他皈依天主教的事。卡雷神父又一次对他说，不应该用“皈依”二字，因为他从小就受过洗礼，从来没离开过天主教，应该说是恢复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所以不需要办什么正式手续。不管怎么说——那会儿，罗杰发觉卡雷神父犹豫了一会儿，在小心地挑选不致冒犯他的字眼——红衣主教布尔内大人认为，如果罗杰觉得时机合适，他可以在一份文件上签字，那是他与教会之间的私人文本，表明他回归的意愿，重申他天主教徒的身份，还可以证明他改正了过去的错误，并对其失足表示悔悟。
卡雷神父掩饰不住自己不自在的感觉。
沉默片刻，罗杰轻轻地说道：
“我不会签任何文件，卡雷神父。我想回归天主教是私事。您只是见证人。”
“是这样。”
又是一阵沉默，紧张的沉默。
“红衣主教布尔内提到关于我的事了？”罗杰问道，“我是说关于诽谤我的那个活动、对我私生活的指控。为了让天主教会重新接受我，我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以示忏悔？”
卡雷神父的呼吸加快了，在回答之前，他又得搜寻字眼。
“红衣主教布尔内是好人，很大度，很富于同情心，”他终于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忘记，罗杰，他肩负着在天主教徒还是少数且有人在煽动对我们的恶意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名声的责任。”
“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卡雷神父，布尔内红衣主教同意接受我回归天主教会的条件是否就是让我在那份文件上签字、对报纸上指控的那些可耻恶习表示忏悔？”
“不是条件，只是建议。”神父说道，“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事情不会有所改变。您是受过洗礼的，已经是天主教徒了，今后仍然是天主教徒。好了，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的确，以后再也没有谈论此事。但是罗杰总是常常回忆起那次的谈话。他扪心自问，回归母亲的教会的愿望是纯洁的还是被处境染上了投机色彩？会不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是不是为了表示对拥护独立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且对主张继续留在帝国内、成为帝国的一部分的少数派的敌意？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而是试图得到一个集体的庇护、成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这样的皈依在上帝的眼里，说到底，能值几文钱？上帝只能把这样的皈依看作溺水者的挥臂击水。
“现在重要的不是红衣主教布尔内，不是我，不是英国的天主教徒，也不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罗杰，”卡雷神父说道，“重要的您自己，您重新与上帝在一起了。上帝会给您力量，给您真理，在经历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应对了这么多的考验之后，您配得上他所赋予您的宁静心境。”
“是的，是的，卡雷神父，”罗杰焦急地同意，“这我知道。不过，正因为如此，我要努力。我发誓，我要努力让他听见我，到他的身边去。有的时候，尽管很少，但我好像做到了，于是我终于有了一点儿宁静的心境、不可思议的安宁。就像有几个夜晚，在非洲，圆月皎洁，天空布满了星辰，没有一丁点的风来吹动树木，只有昆虫的喃喃低语。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安静。我脑子里想的永远是：‘上帝是存在的，照我之所见，怎么能想象他不存在呢？’但是，也有的时候，卡雷神父，我看不见他，他不回答我，不愿听我倾诉。我感到很孤独。在我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很孤独。现在，就在这几天，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但上帝给予的孤独最让人难受。于是，我说：‘上帝不愿听我，以后也永远不想听我，我将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孤独地死去。’这就是日日夜夜折磨着我的思绪，神父。”
“他就在那里，罗杰，他在听着您，他懂得您的感受，他知道您需要他，他不会抛弃您。如果我还能对您保证点儿什么，那就是我绝对敢说，上帝不会抛弃您。”
在黑暗中，仰躺在木床上，罗杰心想，卡雷神父凭空自担了一项跟街垒中的起义者一样，或者说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为那些将在监牢里度过多年或准备上绞刑架、疲惫不堪、绝望的人送去安慰与安宁。这一可怕而又不近人情的任务从开始做到绝望，大概占用了卡雷神父不少时间。但他善于掩饰，永远保持着平静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会露出理解与同情的情绪，这样他会感觉好些。有时，他还跟神父谈论起义的事：
“在起义的那几天，您如果在都柏林，会做些什么？”
“同许多神职人员一样，会向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帮助。”
神父又说，向起义者提供精神支柱，并不一定要与他们关于“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获得爱尔兰的自由”的看法一致。
卡雷神父当然并不相信那种看法，他一直从内心反对暴力行动。但是凡有人要求，他还是要去为他们做忏悔、领圣餐、做祈祷，给护士和医生当助手。就这样，他吸引了许多信教的男男女女。所以教会的领导层支持他——牧师本来就应该与羔羊们在一起，不是吗？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关于上帝的想法装不进那有限的理性范畴；要想把它装进去，必须使用鞋拔子，因为从来没有合适过。这件事，他和赫伯特·沃德讨论了好几次。
“关于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论证。”赫伯特说道，“要是论证，上帝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
罗杰这一生总是半信半疑，即使临近死亡的门口，也没有像死心塌地地信仰自己的母亲或兄弟那样信仰上帝——那样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上帝的存在从来不成为问题，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有了这个事实，世界才会井然有序，一切就能得到解释，有存在的基本理由。毫无疑问，凡是有着那样的信仰的人，都能在死亡面前做到随遇而安。而像他这样曾跟上帝玩过捉迷藏的人是做不到的。罗杰想起来，他有一次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做《与上帝捉迷藏》。赫伯特·沃德说写得太糟了，就把诗扔进了垃圾桶。太可惜了，现在他真想再读几遍，修改修改。
天开始亮了，一缕细细的光线透过高高的窗栏射了进来。很快就会有人来拿走屎尿盆，送来早饭。
他觉得白日的凉爽来得比往常晚。太阳已经高高挂在高空，一缕冰冷的金色光线照亮了他的牢房。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阅读托马斯·肯比斯的格言，那格言说，不相信知识，将会导致人类目空一切；苦苦思考神秘而费解的事物就是浪费时间；对此无知的人，即使在最后审判的那天也不会受到指责。此时，门锁的转动声响了，牢房的门打开了。
“早安，”看守把一块黑面包和一杯咖啡放在地上说道。今天不是茶吗？不知道为什么，早饭不是咖啡就是茶，经常来回变。
“早安。”罗杰站起来去拿脸盆，“今天您比往常来得晚了，还是我搞错了？”
遵守不与犯人说话的规定，看守没有回答。他感到看守在避免直视自己的眼睛。他闪开门口，让罗杰过去。罗杰拿着脸盆来到了满是烟垢、长长的走廊上，看守离他两步远地跟着。夏日的阳光反射在厚厚的墙壁和地砖上，产生某种类似火花的亮点。看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好了一些。他想起了蛇类展览馆和海德公园里高大的香蕉树、杨树和栗子树。如果这时能在那里走上一会儿，混在骑马或骑自行车的运动员中间，混在趁天气好带着孩子来到户外休闲的家庭中间走上一会儿，该有多么好啊。在空无一人的浴室里——大概有指示，给他规定一个与其他犯人不一样的固定时间去洗浴——他把脸盆倒空，洗了洗，然后坐在马桶上，但拉不出来。便秘是困扰他一生的难题。
最后还是脱掉蓝色囚衣去洗澡。他使劲地搓着身子和面孔，然后用挂在插销上的半湿毛巾擦干。他拿着干净的脸盆往回朝自己的牢房走，走得很慢，充分享受着从高墙上镶有铁栏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和从外面传进来的噪声——辨别不出的人声、喇叭声、脚步声、摩托车声、吱吱呀呀的轮车声——这给他一种又进入了时间之流的印象。但当看守把牢房的门锁上，这印象就消失了。
饮料是茶，或是咖啡，都淡而无味，但他并不在乎。液体沿胸腔往下流，直达胃部，对他来说是好事，可以把每天早晨困扰他的胃酸中和掉。他把小面包留起来，以备晚些时候饿了再吃。
他躺在床上，又读起了《仿效耶稣基督》。有时他觉得很幼稚，但有时一翻页就读到某种令他不安的思想，促使他合上书本，思考起来。这位修士作者说，人经常遭受些苦难、不顺遂，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以提醒他他是什么身份：是“被流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抱有任何希望，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确如此，这位帝国的修士早在五百年前，在位于阿格内登堡的修道院里，就说到点子上了，说出了罗杰亲身体验到的一个真理。更确切地说，从小，由于母亲的故去，他就陷入了再也无法摆脱的孤儿的境地，这是描写他的感受的最恰当字眼。在爱尔兰、在英国、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普图马约，都是如此，他都是一个流放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有着足以自夸的世界公民身份。据爱丽丝说，叶芝很敬佩他，说：他不是某国人，他是各国人。很久以来，他都对自己说，这个特权赋予他种种那些死死地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所没有的自由。然而，还是托马斯·肯比斯说得对，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哪国人，因为这才是人类的本性：被流放到受苦受难的世界——这个过渡性地点——直到男男女女带着死亡、带着来世回到羊圈，回到养活他们的源泉并永远生活在那里。
然而，托马斯·肯比斯为抵抗诱惑所开的药方也太单纯了。这位虔诚的修士在孤独的修道院里也会遇到诱惑吗？如果遇到过，对他来讲，抵抗并战胜那“从不睡觉、一直在搜寻着要吞噬人的魔鬼”不是易事。托马斯·肯比斯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以致没遇到过诱惑。人不可能摆脱一切诱惑之源的色欲。
他很脆弱，曾多次陷入色欲，但是不像日记本和笔记里写得那么严重，虽说写下并不曾经历过的事、写下想经历的事，无疑也是一种经历的方式——胆小而怯弱的方式——因此也是向诱惑投降的方式。不曾真的享受过，而是以模糊、抓不住的方式在幻想中享受过，难道就要付出代价吗？要为仅仅只是想过、写过而不曾干过的事付出代价吗？上帝会加以区别的。比起实际犯下的错误，对以文字表达出的错误会从轻惩罚的。
不管怎么说，写下不曾经历的事，以幻想为真事，不言自喻，他日记中那些虚假的游戏总是以失败、失望而告终的感觉（当然，真实的经历也会有这种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是现在，那些毫无责任的游戏却把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交到了敌人的手里，用来贬低他的名誉和他的报告。
另外，若想知道托马斯·肯比斯所说的诱惑是什么，也不那么容易。诱惑可以带着假面具，掩饰得很好，以审美的热情混进善良的事物中。罗杰还记得，在遥远的少年时代看到青少年们线条优美的身体、有力的肌肉、苗条的身材时，第一次感到了激动，但他认为那不是邪恶、色欲的感情，而是一种敏感的表现、审美热情的表现。他这样相信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一艺术爱好促使他学习摄影，好把优美的身体捕捉在相纸上。到了非洲，他却发觉这种欣赏爱好有时并不完全健康，而是健康与病态兼而有之，因为那些肌肉发达、没有一丝肥肉赘肉、汗淋淋的匀称身体像猫一样给人以切实的感官享受。除了令人心醉神迷、赞赏不已，还产生一种贪婪欲望以及要去抚摸的疯狂意念。就这样，诱惑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扰乱了他，使他满怀秘密、不安与恐惧，但也有欢娱的激动时刻。当然也有内疚、痛苦的时刻。在最终时刻，上帝会不会也做些加加减减的算法？是原谅他还是惩罚他？他并不害怕，而是好奇，仿佛与他无关，而是一项智力游戏或谜语。
正想着，粗大的钥匙在锁孔中又响起来，牢房的门开了。一缕火苗般的光线射进来，火辣辣的太阳好像立即点燃了伦敦八月的早晨，照得他眼前发花，只感觉到牢房里进来了三个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他站起来，牢房的门关上了，他这才看清离他最近、几乎挨着他的是本顿维尔监狱的总监。他只见过此人两次，是一个上了年纪、满脸皱纹的瘦弱老人，穿着黑色衣服，神态庄重。他的身后跟着典狱长，脸色像纸一样白。还有一名看守，低垂着头。罗杰觉得这沉默好像持续了几个世纪。
总监看着他的眼睛，终于开口。起初，声音还有些犹豫，后来越讲越坚定起来：
“本人奉命通知您，国王陛下政府部长会议于今日1916年8月2日早晨召开会议，研究了您的律师提出的关于从宽处理的申请。出席会议的部长一致投票通过，拒绝该项申请。为此，审讯您的法院关于您犯有叛国罪的判决将于1916年8月3日上午九时在本顿维尔监狱的庭院中执行。根据规定，执行时，犯人不得身穿囚衣，可以穿上入狱时被没收的便装。同时，本人奉命通知您，本监狱的教堂神职人员，天主教的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将准备为您提供精神帮助，如果您有此愿望。他们将是您仅能见面的两个人。如果您有什么嘱咐，想写信给家人，本监狱会向您提供笔墨。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可以提出。”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那两位神父？”罗杰问道，觉得自己冰冷的声音有些嘶哑。
总监转向典狱长轻声交谈几句，典狱长回答：
“他们午后能到。”
“谢谢。”
三个人又犹豫了一会儿，离开牢房。罗杰听到了看守的锁门声。
14
罗杰陷入爱尔兰问题的人生阶段是从1913年年初去加那利群岛旅行时开始的。随着轮船驶入大西洋，他慢慢地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也慢慢地摆脱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园、马瑙斯、巴巴多斯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外事办公室的阴谋等形象。他想，现在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国家的事情中来了。为了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他尽力了。阿拉纳，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再也抬不起头了，已经是个信誉扫地、破了产的人，在牢狱里终其一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他应该关注另一些土著人了，那就是爱尔兰的土著人，他们也需要摆脱剥削他们的“阿拉纳”，尽管比起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橡胶商，这些“阿拉纳”的武器更精良，表现得更虚伪。
随着远离伦敦，在旅行中，包括在拉斯帕尔马斯的那一个月里，他都有着一种解脱感。尽管如此，病情的加重却一直使他感到扫兴。白天、晚上，随时都感到关节炎引起的头疼和背疼，止痛药也不像以前那样管用，他只能出着冷汗，几小时地躺在旅馆的床上或阳台的大椅子上，要么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走——因担心在路上瘫倒，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田野或山脚长时间地散步了。他对1913年初那几个星期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因阅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作品《爱尔兰的古老世界》而沉浸于爱尔兰的过去之中。在那本书里，爱尔兰的历史、神话、传说和传统交织成一幅富于冒险与幻想、冲突与创造力的社会图景；在那本书里，一个英勇而高尚的民族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逐渐成长，以自己的歌曲、舞蹈、冒险游戏、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炫示着大无畏精神与创造精神。这些都是英国占领者企图斩断、消灭而未能得逞的祖先遗产。
在拉斯帕尔马斯待了三天之后，吃完晚饭，他出门到港口附近去散步。那是一个满是酒馆、酒吧、卖淫旅店的港口区。在拉斯坎特拉斯海滩旁的圣卡塔利娜公园，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便走向两个水手模样的年轻人，向他们借火，同他们谈了一会儿。他那夹杂着葡萄牙语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但还是引得两个小伙子直发笑。他建议去喝一杯，但其中一人有约会，于是他同另外一个叫米格尔的去了。此人更年轻，刚刚走出少年时期，拳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两个人走进一家叫做“海军上将哥伦布”的狭小酒吧，酒吧内烟雾缭绕，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在吉他伴奏下演唱。酒过二巡，罗杰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把手放在了米格尔的大腿上，后者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罗杰鼓起勇气，迅速把手伸进年轻人的前裆，一股欲望从脚到头涌透了他的全身。几个月来——“几个？”他想，“三个还是六个？”——他成了无性人，既无性欲也无性幻想。兴奋之余，他觉得青春与对生活的热爱又回到了他的血管里。“我们去找家旅店，好吗？”他问。米格尔笑了笑，既没同意，也没拒绝。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是又要了一杯刚才那种很辣的烈酒。女歌手唱完，罗杰要来账单，付了账，二人走出了酒吧。“去找家旅店，好吗？”走在街上，罗杰急切地再次问道。小伙子好像在犹豫不决，或许是故意拿糖，迟迟不回答，好抬高他服务的价码。正在这时，罗杰感到胯部一阵刀刺般的疼痛，疼弯了腰，不得不扶住橱窗的栏杆。这次疼痛不是一点一点地来，而是一下子就来了，比以前更剧烈，是的，刀刺般的疼痛。他只得弯腰坐在地上。米格尔吓坏了，也不问一声怎么了就不辞而别地快步离去。罗杰弓着身子，闭着眼睛，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等待着吞噬他背部的火烫疼痛有所减轻；后来能够站立起来了，便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几个街区，直到遇见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回了旅馆。直到天亮，疼痛轻了些，他才睡着。在睡梦中，他焦躁不安，噩梦不断，在差点儿滚下去的悬崖边时而感到痛苦，时而感到欢欣。
第二天早晨，他一面吃早点，一面打开日记本，用小字慢慢地写下与米格尔做爱，做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圣卡塔利娜公园的暗处，听着大海的低语声；随后又在简陋旅店气味难闻的房间里，听着轮船汽笛的吱吱声，那黝黑的小伙子骑在他身上，嘲笑他：“你是个老头，老头就是你，老掉牙的老头。”还一面拍打他的屁股。他呻吟着，也许是由于疼痛，也许是由于欢欣。
在加纳利群岛度过的那个月的余下几天里、在去南非的旅行中、在开普敦和德班以及在与哥哥汤姆和嫂子凯茜度过的那几个星期里，他都没去猎艳，因为担心再次出现在拉斯帕尔马斯圣卡塔利娜公园里那般可笑的局面而导致与那个加纳利水手的艳遇类似的失败。就像多次在非洲和在巴西干的那样，他不时地以在日记本上乱写的方式进行自慰。字迹潦草，显得很神经质；句式简短，有时还很粗野、淫秽，就像最后等着拿钱的那些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情人经常说的那样。这种模拟做爱搞得他十分虚弱，总是昏昏欲睡，于是尽量做到每隔一段时间才进行这种模拟，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处于孤独的、偷偷摸摸的状态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状态将陪伴他到死。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关于古爱尔兰的书引发了他的热情，他便要求她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阅读材料。1913年2月6日，他正乘格兰特利堡号去南非的时候，爱丽丝给他寄的书和小册子到了。在行程中，他日以继夜地读着，到了南非还在读。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是那几个星期，他又觉得自己离爱尔兰更近了——现在的爱尔兰、昨天的爱尔兰和遥远的爱尔兰——爱丽丝为他挑选的这些文本让他觉得爱尔兰的过去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觉得背部和胯部的疼痛有所减轻。
与哥哥汤姆多年之后的重逢是令人痛心的。在他决定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本以为这次旅行会把他与哥哥的距离拉近，建立起从来未曾真正有过的感情纽带，却证明了二人实为陌路人，除了血缘关系，毫无共同之处。这几年，通常还有信件来往，那时汤姆与其澳大利亚籍的首任妻子布兰奇·巴哈利在经济上有困难，希望罗杰能帮助他们。他也一直在帮助他们，除非兄嫂借得太多，超出了他的预算。后来汤姆娶了南非籍的第二任妻子凯西·阿克曼，夫妇俩在德班做起了旅游生意，但也不是很顺利。哥哥看样子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而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南非人，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露天生活，晒得出油，举止随便，甚至有些粗野，以致连讲英语的样子也像南非人而不是爱尔兰人。他对发生在爱尔兰、大不列颠和欧洲的事并不关心。他热衷的话题是他与凯茜在德班开的那家小旅馆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他们本以为那个地方很美，会吸引很多旅游者和打猎者，结果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维持旅馆的费用也比预计的多。他们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现在这个行情，卖掉小旅馆又怕卖不出好价钱。嫂子比哥哥的情绪好，也很有趣，爱好艺术，有幽默感。但如此长途跋涉来看兄嫂，罗杰真的感到后悔了。
四月中旬，他回到伦敦，那时他觉得有了精神。南非的气候宜人，他的关节痛大为减轻，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不能再迟迟不作决定了，再休假就没有薪水了。要么按上司的要求到里约热内卢去做领事，要么放弃外交生涯。他从未喜欢过里约这个城市，尽管它周围的风景很美，他却总感到那里对他有些敌意，因此，回到里约对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不仅如此，主要是他不愿再去过那种双重生活：为自己在感情上和原则上都进行谴责的帝国去做外交工作。在返回英国的行程中，他估计了一下：存款不多，但俭朴的生活还是能对付的；再加上这几年作为公务员积累的补助金，生活还是能安排好的。到了伦敦，他的决心已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交部递交辞呈，并解释说请辞是出于健康的原因。
他在伦敦逗留的日子不多，主要是办理离开外事办的手续和去爱尔兰的准备事项。做这些事时，他很愉快，但也预感到有些怀念，好像此去就不会重返英国了。他去看望了爱丽丝两次，也去看望了姐姐妮娜，为了不让她担心，就把汤姆在南非经济拮据的情况隐瞒了。他还想去看望埃德蒙·d.莫列尔，但奇怪的是，三个月里他写了数封信，莫列尔一封也没有回。后来这位外号叫斗牛犬的老朋友说不能见他是因为在外旅行，有别的事。显然，这都是借口。他所崇敬、热爱的战友怎么了？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听到了什么闲话或污蔑而与他有了隔阂？不久，赫伯特·沃德在巴黎告诉他，莫列尔知道了罗杰在爱尔兰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英国，所以避免同他见面，以免让他知道自己对此持反对态度。
“问题是，”赫伯特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他说，“你自己还没发觉你已经变成极端主义者了。”
在都柏林，罗杰在劳威·巴格特大街55号租了一所陈旧的小房子，房子带有一座种着天竺葵和绣球花的小花园，他每天一大早就出来剪枝、浇水。那是一个住着店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街区，每到星期天，各家都去做弥撒，太太们精心打扮得像是去参加晚会，男人们西装革履，戴上帽子。在一位女店主开的、角落里布满蜘蛛网的小酒馆里，罗杰经常跟街区里的菜贩、裁缝和鞋匠一起喝黑啤酒，讨论局势，唱古老的歌谣。由于在英国发起了反对发生在刚果和亚马孙的罪行的运动，他的名声已经传遍爱尔兰。尽管他希望过一种不为人知的俭朴生活，但是自从到了都柏林，他就收到了各色人等——政治家、知识分子、记者、各种俱乐部和文化团体——的请求，去做报告、写文章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还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萨拉·普赛尔摆姿势。在她创作的画里，罗杰显得很年轻，一副胜利者的自信派头，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他重新学习起了古爱尔兰语。他的老师坦普尔太太拄着拐杖，戴着眼镜，头上顶着带面纱的小帽，每周上三次课，教他盖尔语；还给他留作业，用红笔批改，打的分数一般很低。他想，自己是凯尔特人中的一员，但为什么学习凯尔特人的语言这么困难呢？他学习语言还是有天赋的，学过法语、葡萄牙语和起码三种非洲语言，说起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人家也能听懂，但为什么总是抓不住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本国语言？每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到了一点儿东西，几天之后，有时几个小时之后，就忘掉了。于是他开始问自己，像大学教授约恩·麦克尼尔、诗人兼教育家帕特里克·皮尔斯这些人的梦想是现实的吗？会不会是空想？他们总以为能够把因殖民者迫害而转入地下、成为小众而日渐消失的语言恢复，重新成为爱尔兰人的母语。但是这一疑问，他没对任何人讲；在政治性争论中、在原则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时，他更不会讲出来。在未来的爱尔兰，英语有可能退出吗？在学校里、在牧师们讲道时、在政治家们的演说中会不会被凯尔特人的语言取而代之？在公开场合，罗杰说会的，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爱尔兰才能恢复自己真正的特性。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当盖尔语重新成为国语，爱尔兰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爱尔兰。然而，当他独自坐在劳威·巴格特大街住所里的书桌前，面对坦普尔太太留下的、用盖尔语写作文的作业时，他又说这是一种无益的努力。现实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改变方向。英语已经成为大多数爱尔兰人交流、谈话的工具和生活、感知的方式。想要抛弃它，是政治上的奇思妙想，只能导致语言上的混乱，是把亲爱的爱尔兰变成与世隔绝的、考古意义上的文化古玩，那值得吗？
1913年年中，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与《爱尔兰独立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而突然中断了。那位记者向他谈起了康内玛拉渔民贫困与原始的生活。他一时冲动，便决定到戈尔韦郡以西的那个地方去一趟。据说在那里，最传统的爱尔兰原封未动地保留着，居民仍然是古爱尔兰人的样子。在康内玛拉，他并没看到多少历史遗风，而是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比：一面是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群山、沐浴在云端的山坡、岸边转悠着的当地特有的矮脚马和尚未开垦的沼泽地，另一面则是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的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更有甚者，刚刚还出现了斑疹伤寒病例，这种传染病很可能蔓延成一场浩劫。勇于行动的人可以偃旗息鼓，但绝不会死心，这就是罗杰·凯斯门特。他立刻行动起来，在《爱尔兰独立报》发表了题为《爱尔兰的普图马约》的文章，并成立了救助基金会。他第一个签字支持并捐了钱。他还坚持让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及各种慈善机构也参与到公众行动中来，鼓励医生、护士作为志愿者到康内玛拉各个村庄去支援那少得可怜的官方医疗机构。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获得了成功，许多捐赠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罗杰也去当地进行了三次旅行，把医药、衣服和食品给受灾的家庭送去。此外，他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康内玛拉配备医疗所、建小学。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两个月里，他同牧师、政治家、当局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多次开会，搞得筋疲力竭。人们都对他很尊敬，包括反对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他为此感到惊奇。
七月，他回到了伦敦，为了请医生证明他是真的因健康问题而请辞外交工作。虽然为康内玛拉传染病的事奔波劳累，但他的身体还不错，所以他以为身体检查算是白做了。然而医生的报告却出乎他意料地写得很严重：脊柱、髂骨和膝盖关节都有炎症，而且已经很严重了，要经过严格的治疗，才能有所减轻，但无法治愈；如果再加重，不排除瘫痪的可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辞呈，鉴于他的情况，还给了他一份高昂的补贴金。
回爱尔兰之前，他接受了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的邀请，决定先去巴黎一趟。他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与他们一起享受他们巴黎住所里那非洲一角的亲切气氛。整个住所满溢着工作室的氛围，赫伯特把自己积累的非洲男女雕像和一些动物雕像拿出来给他看。这些是他最近三年的得意之作，有青铜的，也有木头的，准备参加巴黎秋季展览。赫伯特一面指给他看，一面就作品草图和微型样品讲一些轶事给他听。此时，罗杰记起了他与赫伯特一起在亨利·莫顿·斯坦利探险队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公司工作时的种种印象，那时听赫伯特讲述走遍半个世界的冒险、在澳大利亚游荡时认识的各色有趣人物及阅读的大量书籍，令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赫伯特的头脑既聪明又敏锐，永远朝气蓬勃，一副乐天派。他的妻子萨莉塔是美国人，富有家庭的继承人。他们的性情相近，同样爱好冒险，爱好四处游荡，相互理解，配合默契，曾相伴着在法国和意大利徒步旅游。他们以世界主义精神、进取心和求知欲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两个男孩在英国寄宿学校学习，女孩小蟋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沃德夫妇请他到埃菲尔铁塔上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在餐厅里可以看到塞纳河上的桥梁和巴黎街区；还请他去法国大剧院观看莫里哀的《无病呻吟》。
过去同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有友谊、理解和亲切，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并未使友谊冷淡下来，相反，分歧反而加深了友谊。但这次不一样了，某天晚上，二人争论得很激烈，以致萨莉塔不得不加以干涉，强迫他们改变话题。
赫伯特对待罗杰的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宽容的态度，一笑置之。但是那天晚上，他指责他的朋友在民族主义上持有的激烈态度不太理性，近乎狂热。
“如果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愿意从大不列颠分裂出去，那才要谢天谢地呢！”赫伯特对他说，“我并不认为爱尔兰如果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和一位共和国总统会好多少，更不会因此而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我觉得爱尔兰最好采取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那种自治体制，他们不也是爱尔兰人吗？在你们这些主张分裂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大多数。说来说去，我对这一切都不担心，真的。但看到你这副容不得他人的样子，我倒是很担心。以前，你还能讲讲道理，罗杰，可现在只是怀着对一个国家、也是你自己的国家、你父母兄弟的国家的仇恨大喊大叫。这几年你不是还卓有成效地为这个国家服务过吗？这个国家不是很感谢你吗？封你为贵族，把最重要的勋章赐给你。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为了表示感谢，我难道应该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吗？”凯斯门特打断他，“他们在刚果的所作所为，你我都反对过，而在爱尔兰就应该同意吗？”
“我认为刚果与爱尔兰不可一概而论。在康内玛拉半岛，英国人难道也用割手、鞭笞等手段对付当地人吗？”
“欧洲殖民主义的手段更狡猾，也更残忍，赫伯特。”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罗杰避免谈论有关爱尔兰的话题，不愿伤害与赫伯特的友谊。他很痛苦。他想，将来，他卷入政治斗争越来越深，和赫伯特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甚至损及二人间的友谊，这可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人啊。“我真的变成狂热分子了吗？”从那时起，他经常警惕地问自己。
夏末，他回到了都柏林，但已经不能再学习盖尔语了。政局动荡不安，他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由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支持的、规定在爱尔兰成立议会、给予爱尔兰广泛的行政和经济自由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于1912年年底在下议院通过，但两个月后被上议院否决了。1913年年初，在厄尔斯特，由当地拥护统一的亲英派和新教徒控制的要塞，也就是以爱德华·亨利·卡森为首的自治派的敌人，发动了恶毒攻势，建立了一支由四万人参加的厄尔斯特志愿军。那是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支军事力量，如果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就准备武装进攻爱尔兰自治派。这时，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仍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着。《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下议院再次通过，而在上议院再次被否决。1913年9月23日，统一派的委员会自立为厄尔斯特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自治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从爱尔兰分裂出去。
这时，罗杰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厄尔斯特统一派。他揭露厄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对少数天主教徒横行霸道，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常被工厂辞退，信仰天主教的区政府在预算和赋税上被歧视。“看到发生在厄尔斯特的这一切，”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新教徒。”在各个方面，极端分子的态度都是要把爱尔兰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对此感到痛心，这将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斥责了英国圣公会的神父，因为他们在针对天主教团体的不公行为方面保持沉默。
在政治性的谈话中，他对爱尔兰自治是否有助于爱尔兰的解放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在文章里，他还是流露出了一线希望：如果法案不作实质性修改而得以通过，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能够选举自己的权力机构，管理自己的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跨入了拥有主权的门槛。如果这样做能够带来和平，那么即使爱尔兰的国防和外交仍掌握在英国王室手中，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那些日子里，他与两位爱尔兰人加深了友谊，那就是毕生致力于保护、研究和普及凯尔特人语言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罗杰对皮尔斯这位捍卫盖尔语和爱尔兰独立的激进、不妥协的保卫者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皮尔斯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盖尔同盟，后来又致力于文学、报业和教育，还创办并领导了两所双语学校：圣恩达男子学校和圣伊塔女子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优先把盖尔语列入国语教学。他写诗，写剧本，也写文章和小册子，宣传自己的理论：如果不把凯尔特语恢复为国语，独立就没有用处，在文化上仍然是殖民地。在这方面，他是绝对偏执的。他在年轻时，甚至因威廉·巴特勒·叶芝用英文写作而称之为“叛徒”，当然后来又毫无保留地成为他的崇拜者。皮尔斯是个腼腆的单身汉，高大强壮，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眼睛有些小毛病，演说起来情绪激昂，很有魅力。在不涉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解放事业的时候，在知己朋友之间，帕特里克·皮尔斯是个充满幽默感、和蔼可亲的人，性格外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还假扮乞丐老太婆在都柏林市中心乞讨，要么打扮成泼辣的妓女，厚颜无耻地在小酒馆门前游逛——这都让朋友们大为吃惊。同时，他的生活像僧侣般俭朴，同母亲、兄弟们住在一起，烟酒不沾，也不谈情说爱。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兄弟，圣恩达学校的老师、雕塑家威利。学校周围都是绿意葱葱的拉斯法恩汉小山丘。在入口的门楣上，皮尔斯刻上了据爱尔兰传说是传奇英雄库丘林的一句话：“只要我的业绩永垂不朽，何惧只活一日一夜？”据说英雄的生活很纯朴，像军人遵守纪律那样信仰着天主教，以致经常斋戒，身穿苦行者的粗布衣裳。当时处于奔波忙碌、激烈争论、对付阴谋诡计的政治生活中的罗杰曾多次对自己说，他对帕特里克·皮尔斯坚定不移地崇敬，是由于皮尔斯是他所认识的极少数几位未被政治夺去幽默感的政治家之一，是由于皮尔斯在日常行动中是无私的、原则性极强的，看重思想而鄙视权力。不过皮尔斯热衷于把爱尔兰的爱国者培育成原始殉道者的现代翻版，这使得罗杰很不安。“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的种子。同样，爱国者的血也应该成为我们自由的种子。”皮尔斯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罗杰想，这是一句很美的话，但会不会包含着不祥的预兆？
政治引起了罗杰的矛盾感受，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极度紧张，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爱尔兰的事业之中，但他感到恼火的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穷无尽的事前争论上，有时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无法协同。阴谋诡计、虚荣浮夸、鼠肚鸡肠与理想混在一起，而理想又同日常杂事混在一起。他曾经听说过，也阅读过，说政治有时能展现人类光明的一面，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慷慨豪爽；也会展现其阴暗的一面，如残忍、嫉妒、怨恨、专横。他见证了确实如此。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野心，也不受权力的诱惑，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反对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对土著居民暴行的国际战士，他获得了极大的威望，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没有任何敌人。他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有些人对他是表示尊敬的。1913年秋，他初次登上了政治演说家的讲台。
八月底，他来到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待过的厄尔斯特，意图把爱尔兰反对极端亲英派的新教徒聚集起来。爱德华·卡森及其追随者等极端亲英派在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同时，在当局的明显支持下，正在训练军事力量。在罗杰的帮助下组织起来、名为巴利马尼的委员会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召集了一次大会，有人记得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外还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杰克·怀特上尉、亚历克斯·威尔逊及一名姓丁斯莫尔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生平第一次的政治性演说于1913年10月24日一个雨天的下午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对着五百名听众发表。当时他很紧张。前一天晚上，他把演说内容写下来，而且背了下来。登上讲台时，他感到已经无法回头了；从现在起，在已经踏上的征途上就不能后退了。他将把余生献给一个任务。鉴于当前的形势，这个任务也许与他在非洲和南美曾面临的任务同样危险。
他整个的演说论述的是：爱尔兰人不应在宗教和政治上（自治派的天主教徒与统一派的新教徒）分裂，号召一切爱尔兰人不分信仰、不分理想地团结起来。这次演说受到了极大欢迎。会后，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面拥抱他一面在他耳边低声道：“让我预言：你将来肯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罗杰的印象中，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只是在跟讲台打交道，上上下下地发表演说，起初还照本宣科，后来只有简单的提纲就即兴发挥了。他走遍了爱尔兰的各个角落参加会议，与人会见，进行讨论，举行圆桌会议；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持续几小时地争论、说理、提建议、驳斥，为此还经常放弃吃饭和睡觉。他完全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有时热情高涨，有时却深深地感到心灰意冷。每到颓唐的时候，胯部和背部的疼痛就来打扰他。
在1913年年底到191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爱尔兰政治局势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厄尔斯特统一派与自治派同独立派的分裂日益加剧，简直到了即将爆发内战的程度。1913年年底，为了与爱德华·卡森成立的厄尔斯特志愿军对抗，爱尔兰人民军成立了，主要发起者是工会领导人、工人领袖詹姆斯·康诺利。那是一个军事组织，成立的公开动机是保卫工人不受老板和当局的侵犯。第一任司令杰克·怀特上尉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之前，曾在英国陆军卓有成效地服役过。在成立仪式上宣读了罗杰加入该组织的声明。那几天，他政治上的朋友正好派他到伦敦去为民族主义运动募捐。
几乎就在爱尔兰人民军成立的同时，出现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是在罗杰·凯斯门特所拥护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的倡议下成立的。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秘密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支持，这个兄弟会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由民族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汤姆·克拉克以一家小小的烟草专卖店作为掩护而领导着。汤姆·克拉克曾被指控以爆破手段进行恐怖活动，在英国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来流亡到美国，从美国被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分支）派到都柏林，运用其组织才能去建立地下工作网。他已径五十二岁，但身体健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严于律己，真正的身份也未被英国间谍发觉。尽管不太容易，但两个组织合作得还是很密切，许多拥护者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盖尔同盟的成员、在亚瑟·格里菲斯领导下走出了第一步的新芬党人、爱尔兰古老教团的成员及成千上万的独立派人士都参加了爱尔兰志愿军。
罗杰·凯斯门特同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共同起草了志愿军成立宣言。1913年11月20日，在都柏林圆形大厅举行的该组织第一次公开集会上，罗杰在与会群众中激动得浑身发抖。一开始，根据麦克尼尔和罗杰的建议，志愿军是个军事活动组织，成员在爱尔兰全境以班、连、团组织武装行动。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局势，武装行动看起来已迫在眉睫。
罗杰全身心地投入志愿军的工作之中。就这样，他接触到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很多是诗人和作家，如托马斯·麦克唐纳，既写剧本又在大学里任教；又如青年约瑟夫·普伦凯特，有肺病，有残疾，尽管有着身体上的缺陷，但精力过人，和皮尔斯一样是天主教徒、虔诚的读经师，也是大教堂剧院的创建者之一。罗杰为了志愿军而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都在诸如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科克、伦敦、德里、戈尔韦和利默里克等大城市或小镇、村庄的集会上讲话，听众有时几百人，有时几个人。他在演说中，一开始还很平静（如“我是来自厄尔斯特郡为捍卫爱尔兰主权、为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桎梏而奋斗的一名新教徒……”），但是后来越讲越激动，到最后竟如醉如痴地像英雄一般激烈起来，几乎总能赢得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志愿军战略计划的制订。他是领导人中最坚定地坚持独立运动要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他确信这样才能把争取主权的斗争从政治计划最终有效地转变为军事行动。武装起来需要钱，这就必须说服热爱自由的爱尔兰人慷慨地资助志愿军。
于是就有了派罗杰·凯斯门特去美国的想法。美国的爱尔兰社团具有经济能力，可以通过公众舆论增加援助资金，还有谁能比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尔兰人更能推动一场公众舆论运动呢？志愿军决定先把这一想法同盖尔集团在美国的领袖约翰·德沃伊商量一下。盖尔集团在北美团结了众多民族主义的爱尔兰人社团。德沃伊生于基尔代尔郡的基尔乡，年轻时就是地下工作积极分子，曾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不过只坐了五年的牢；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参加了外国军团；1903年在美国创办了报纸《美国的盖尔人》，与各种机构中的美国人建立了紧密联系，因此很有政治影响力。
在约翰·德沃伊研究那项建议的同时，罗杰继续推进爱尔兰志愿军武装化。他成了志愿军的总督察莫里斯·摩尔上校的好朋友，曾陪上校巡视全岛，检查训练成果、武器藏得是否安全。应摩尔上校的请求，他参加了志愿军参谋部的工作。
他多次被派往伦敦，那里有由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主持的一个地下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募集资金，还在英国和欧洲若干国家秘密购买步枪、手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弹药并秘密运入爱尔兰。在伦敦同爱丽丝及其朋友们开会时，罗杰发觉，一场欧洲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即将成为事实：所有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家中茶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问战争是否会发生，只要问何时会发生。
罗杰已经搬到都柏林北岸的马拉黑德镇去住了，由于政治性的来来往往，他很少在住所过夜。搬过去不久，志愿军就通知他，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已经为他立案，并秘密跟踪他。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他到美国去：在美国总比留在爱尔兰等着坐牢对民族主义运动更有用吧？约翰·德沃伊已经通知说盖尔集团欢迎他的到来。大家都认为他去美国会加速资金的募集。
他同意了去美国，但迟迟不肯出发。他希望能制订一个计划，在1914年4月23日庆祝克朗塔夫战役九百周年，在那场战役中，爱尔兰人在布莱恩·博鲁的指挥下打败了英国人。麦克尼尔和皮尔斯支持他，但其他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浪费时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考古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没有时间分散精力。罗杰的计划没有实现。他还有一个倡议没有实现，即派一队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罗杰一面为去美国作准备，一面几乎总是同麦克尼尔与皮尔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有时同托马斯·麦克唐纳一起去。他去演说的地方有科克、戈尔韦、基尔肯尼等地。在圣帕特里西奥日那天，他还登上了利默里克的讲台，那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集会。局势日益严峻，武装到牙齿的厄尔斯特统一派肆无忌惮地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军事演习，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摆摆样子，向北爱尔兰派去更多的士兵。那时在卡勒发生了兵变，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罗杰的政治思想。当英国政府充分动员英国士兵去制止厄尔斯特极端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行动时，驻爱尔兰总司令亚瑟·佩吉特爵士告知英国政府，说驻卡勒的军队里为数众多的英国军官对他说，如果他下令攻打爱德华·卡森领导的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就要求他辞职。英国政府在此讹诈面前做了让步，那些军官没有一位受到惩处。
这一事件支持了罗杰的信念：爱尔兰自治永远无法实现，因为英国政府的保守党主政也好，自由党主政也好，不管做了多少承诺，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约翰·雷蒙德和相信自治的爱尔兰人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对于爱尔兰，自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问题，而独立又不是能够轻易取得的，应该像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说的那样，通过政治与军事行动，付出重大的牺牲与英雄主义的代价去夺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是这样争取到解放的。
1914年，德国记者奥斯卡·施威林想写一篇关于康内玛拉穷人的新闻报道而来到了爱尔兰。罗杰在斑疹伤寒流行时曾积极地帮助过当地居民，那位德国记者便找到了他。他们一起去了当地，走访了渔村和刚开始运转的学校和诊疗所。后来罗杰把施威林的文章翻译过来，刊登在《爱尔兰独立报》上。这位德国记者是赞成民族主义理论的，在与他的谈话中，罗杰坚定了去德国旅行时产生的想法：在德国与大不列颠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把爱尔兰的解放斗争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同这个强大的国家结盟，爱尔兰更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获得以自身劣势——矮子与巨人对抗——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志愿军欣然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而是被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重新唤醒。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爱德华·卡森的志愿军已经把二百一十六吨武器通过拉尔尼港秘密地运进了厄尔斯特，加上原有的，统一派的军事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民族主义志愿军。这样一来，罗杰就得赶快到美国去。
但是去美国之前，他还得陪约恩·麦克尼尔到伦敦去与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约翰·雷蒙德会谈。尽管历经挫折，约翰·雷蒙德仍然相信爱尔兰的自治法案最终会得以通过。他还在罗杰与麦克尼尔的面前为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善意进行辩解。那是一个粗壮、好动的人，讲起话来跟机关枪一样快，那种绝对自信的样子增加了罗杰·凯斯门特对他的反感。但他在爱尔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他那关于爱尔兰自治必须在英国的合作与支持下才能获得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拥护。不过，罗杰确信，群众对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的这种信任将随着公众舆论日益看清爱尔兰自治不过是海市蜃楼——英国政府用来欺骗、分裂和离间爱尔兰人的手段——而渐渐消失。
会谈中，最让罗杰感到恼火的是雷蒙德坚持说，如果与德国爆发了战争，爱尔兰人应该与英国共同作战，这既是原则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如此便可以赢得英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信任，爱尔兰未来的自治也从而有了保证。雷蒙德还要求，在志愿军执行委员会中，他的党派要占二十五名代表。为了维持团结，爱尔兰志愿军不得不表示同意。即便做了这样的让步，也没能改变雷蒙德对罗杰·凯斯门特的看法，不时地斥责罗杰是“激进的革命者”。尽管如此，在爱尔兰逗留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还是给雷蒙德写了两封信，客客气气地要求他舍弃偶尔的分歧，多做有利于爱尔兰人团结的事，并向他保证，如果爱尔兰自治成为事实，他将是第一个支持自治的人；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迫于厄尔斯特极端派的压力而未能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民族主义者就应该有另外一种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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