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罗杰正在卡申登的志愿军集会上讲话，传来了在萨拉热窝的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当时谁也没当回事，但不到几个星期，成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口。罗杰在爱尔兰的最后一次演说是6月30日在卡恩角，嗓子都说哑了。
七天后，罗杰乘卡珊德拉号——这个名字是将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的象征——秘密地从格拉斯哥港向蒙特利尔出发。他用假名乘二等舱，并改变了装束。一般说来他还是衣冠楚楚的，现在却很时髦。从面孔上看，他改变了发式，剃去了胡须。很长时间以来，这次航行算是让他过上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在行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最近几个月动荡不安的日子使他的关节炎忽然不痛了，而且几乎没有再犯过；即使有时再犯，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无法忍受。在从蒙特利尔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他准备了给约翰·德沃伊及盖尔集团其他领导人的一份关于爱尔兰当前局势的报告，其中论述道，由于政局的发展，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爱尔兰志愿军急需经济援助，以购买武器。当然，战争也很可能为爱尔兰独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到了纽约，他在中等档次的、爱尔兰人常去的贝尔蒙旅馆住下来。当天，在炎热夏日的纽约曼哈顿大街上散步时，他遇到了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
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怀疑过那是英国间谍部门策划的、几个月来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他确信自己秘密地从格拉斯哥出走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足够安全的。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一生中遭遇的一连串灾难是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造成的。那年轻人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一个无依无靠、快要饿死的流浪汉，尽管穿得破破烂烂，罗杰却觉得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漂亮、最具魅力的男子汉。他请客，看着那年轻人吃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喝饮料的样子，他感到茫然、羞愧、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是一段时间以来没有过的。他举止庄重，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差一点儿失态，经不住诱惑地去抚摸艾文德那长满金色汗毛的有力臂膀，抱起他的细腰。
当他知道那年轻人无处睡觉，便把他请到了自己的旅馆里，在同一个楼层为他开了一个小房间。尽管旅途劳顿，他还是一夜没合眼。他想象着这位新朋友困得一动不动的健壮身体、乱蓬蓬的金发和生着一对明亮碧眼、线条柔和的面孔，想象着他张着嘴、露出整齐的皓齿偎依在自己臂弯中沉睡的样子，感到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折磨。
认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对他产生强烈印象，以致第二天同约翰·德沃伊第一次见面讨论重要事项的时候，那人的面孔、身影仍不时地出现在罗杰的脑海里，使他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一会——他们就是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顶着酷暑谈话的。
约翰·德沃伊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老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冒险小说，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仍然精力充沛，表情、动作和说话的样子极富感染力。他一边倾听罗杰关于爱尔兰志愿军情况的报告，一边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还不时地舔着铅笔，不打断。罗杰讲完，他才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要求他再讲得精确些。令罗杰敬佩的是，他对发生在爱尔兰的事了如指掌，包括据说最为秘密的事。
约翰·德沃伊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坐牢、地下工作和斗争岁月使他变得冷酷，但给人一种坦率、诚实、有着坚定信仰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人。在那次谈话以及在美国期间跟他的其他谈话中，罗杰注意到自己和德沃伊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约翰也认为，给予爱尔兰自治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爱国者目前唯一的目标是解放。一切谈判，必须以武装行动为后盾。只有当军事行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局面让它觉得只有让爱尔兰独立才是最小的损失时，英国才会同意进行谈判。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德国联手是至关重要的：其后勤支援和政治支持能够提高独立派的效率。约翰·德沃伊向他透露，在美爱尔兰社团在这方面并不一致，约翰·雷蒙德的理论在这里还是有追随者的。不过，盖尔集团的领导层与德沃伊和凯斯门特的意见一致。
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德沃伊把他介绍给盖尔集团纽约组织的领导，约翰·奎因、威廉·博埃尔克·柯克兰等人以及两位帮助爱尔兰事业的、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律师，这二人在美国政府和议会中都有关系。
在约翰·德沃伊的要求下，罗杰开始在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募集基金。他注意到，这样做在各个爱尔兰社团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因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发动为当地土著人伸张正义的运动而闻名，他那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说打动了所有听众。在纽约、费城及东海岸其他城市，在他讲过话的群众大会之后，募捐得来的款项大增。盖尔集团的领导们跟他开玩笑地说，照此下去，他快变成资本家了。爱尔兰长老会也邀请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主要演说，那是罗杰在美国参加的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
在费城，他认识了另外一位流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约翰·德沃伊在盖尔集团的亲密合作者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正当罗杰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传来了支援爱尔兰志愿军的一千五百支步枪和一万发弹药已经秘密地在豪斯成功登陆的消息，引起了爆炸式的欢乐，大家用白兰地庆贺起来。不久，罗杰得知，在那次登陆之后，在学士小道上，爱尔兰人和隶属王室的苏格兰边民团队的士兵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在美国来来往往期间，在盖尔集团开会时，在公众集会上，罗杰总是把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带在身边，向人介绍说是他的助手、亲信。他为克里斯滕森买了一身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向他介绍了有关爱尔兰的问题。对此，那挪威青年表示一无所知。此人没什么文化，但并不傻，学得很快。罗杰与约翰·德沃伊及该组织的成员开会时，他表现得很谨慎，从不多嘴。约翰·德沃伊等人即使对挪威青年的在场心存疑虑，但都放在心里，不因这个陪同人向罗杰提出不适宜的问题。
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就在这时，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约翰·基丁等代表的盖尔集团领导层决定让罗杰到德国去，让他代表独立派去建立战略同盟。同盟的一方，德国皇帝政府，将向爱尔兰志愿军提供政治和军事帮助，而爱尔兰志愿军将发动一次运动，反对把爱尔兰人拉进厄尔斯特统一派和约翰·雷蒙德的追随者所拥护的英国军队。这一计划曾与志愿军的少数领导如帕特里克·皮尔斯、约恩·麦克尼尔等人商量过，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同盖尔集团保持联系的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也促成了此计划。德国武官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来到了纽约，与罗杰会谈了两次，对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热情，他同柏林商量后，表示欢迎罗杰·凯斯门特到德国去。
罗杰和所有人一样，一直等待着战争爆发。战争威胁一旦变成现实，他就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行动中去。他的这种倾向德意志帝国的立场包含着反英的毒招，使得盖尔集团的同伴大为震惊，尽管其中许多人也把赌注下在德国赢。他曾应邀去约翰·奎因的豪宅里住了几天，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肯定地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像英国这样衰落的国家面对一个工业和经济正蓬勃发展、人口激增、冲劲十足的强国，为挽救自身的衰败，出于嫉妒而制定的谋略。德国代表未来，因为它没有殖民前科。而英国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帝国，注定会被消灭。
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罗杰像在他最好的时期里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写文章、写信、参加座谈会、发表演说，固执而狂热地指控英国是导致欧洲灾难的罪魁祸首，劝说爱尔兰人不要听信约翰·雷蒙德意图把他们卷进灾难的花言巧语。英国自由党政府让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限定等战争结束后才能生效。志愿军的分裂不可避免，组织扩大得非常快。雷蒙德和爱尔兰议会党长期处于多数派地位，拥有十五万追随者，而约恩·麦克尼尔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拥护者仅有一万一千人。但这一情况丝毫没有降低罗杰·凯斯门特的亲德热情，他在美国的所有集会上继续把德国说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西方文明的保卫者。“你这样说，不是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对英国的憎恨。”争论时，约翰·奎因对他说。
九月，罗杰·凯斯门特的小册子《爱尔兰、德国与海洋的自由：1914年战争可能的结果》于费城出版。小册子里收录了他赞同德国的散文和论文，后来改名为《针对欧洲的罪行》于柏林再版。
罗杰倾向德国的声明，给在美国工作的帝国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来到纽约，与盖尔集团的三位领导人——约翰·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和约翰·基丁——及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私下会谈，在场的还有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据同伴们回忆，要求德国外交家向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提供五万支步枪及弹药的是罗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从爱尔兰的不同港口把武器秘密运进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能够阻止英军的行动，从而有助于反殖民主义的军事起义；德国海军还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英国海岸的守军。为了加深爱尔兰公众舆论对德国的好感，德国政府应发表一项声明，保证在战胜后必定支持爱尔兰摆脱殖民桎梏的热望。此外，德国政府还应承诺给予爱尔兰被俘士兵以特殊待遇，把他们与英国战俘区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一支纵队，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加入其中）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罗杰将负责组建那支纵队。
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体魄强健，戴着单目眼镜，浆得笔挺的胸衣上挂满勋章。他专注地听罗杰讲话，冯·帕本上尉做记录。大使当然需要与柏林方面商量一下，不过他可以预先说一句：这些建议是合理的。果然，不久，第二次会面时，大使告知，德国政府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凯斯门特就这件事在柏林举行会谈。大使还交给罗杰一封信，信中要求各机关为罗杰爵士前往德国期间提供一切便利。
罗杰立即开始作旅行准备。令德沃伊、麦克加里蒂和基丁感到惊奇的是，他说这次去德国要带上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正如计划的那样，出于安全考虑，他应在纽约先乘船去克里斯蒂安尼亚，那挪威青年在自己的国家里作为翻译对他会有所帮助；在柏林也是如此，因为艾文德也会德语。罗杰没有为助手要求额外补贴，盖尔集团给他的差旅费高达三千美元，足够两个人的开销。
他坚持要带上那名在各次会议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北欧青年去柏林这一点，使得他在纽约的朋友已经看出有点儿异样，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未加评论地同意了。要是没有艾文德，罗杰不可能做那次旅行。跟他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种生命的青春、幻想的青春在涌动，还有——说出来让他脸红——爱情在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以前偶然的街头艳遇中，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是真名而不是绰号的话）他几乎立刻忘掉了，要么只是以想象力、欲望和孤独制造的幻影留在日记中的纸页上。然而，和那“漂亮的北欧人”（他私下里就是这样叫他的）在一起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胜欢娱，是天长地久的感情，能使他摆脱因性倾向而注定的孤独感。这件事他没有对艾文德谈起，他并不是傻瓜。他多次对自己讲，挪威人跟他在一起，很可能，他甚至确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同罗杰在一起，每日有两餐、有衣穿、有床睡，不用露宿。艾文德自己也承认，很久没感到这么安全。但他与那青年日常交往时还是排除了一切戒心。该青年对罗杰既殷勤又亲切，仿佛天生就是来照料罗杰的，连穿的衣服都给他递过来。他举止稳重，办事稳妥，随叫随到，在私下里也总保持着距离，从不放肆地胡说八道。
他们买了从纽约到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奥斯卡二世号二等舱船票，出发日期是十月中旬。罗杰在各种文件上使用詹姆斯·兰迪的假名，剃了光头，把古铜色的脸用雪花膏涂白。轮船在公海被英国海军拦截下来，押到了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港。在那里，英国人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两个人于1914年10月28日晚平安无恙地抵达了克里斯蒂安尼亚。罗杰从来没感到身体像现在这样好过。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他是个幸福的人，虽然有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在那几个小时、几分钟，他觉得鬼火——他自以为是幸福感——缠身的时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也开始了。他后来觉得，那样的失败使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高尚的好事都被抵消了。在抵达挪威首都的当天，艾文德告诉他，自己被几个陌生人劫持到英国领事馆，在那里被审了几个小时，对方询问他那神秘的旅伴是什么人。罗杰太天真了，相信了他，还认为这件事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有机会揭露英国外交部的笨拙手段（企图暗杀他）。实际上，后来经过调查，是艾文德自己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主动出卖了他。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罗杰。他到处奔波，进行无益的交涉和准备，结果浪费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没为爱尔兰的事业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成为英国外事办公室和情报机关的笑料——把他看作一个学习谋反的可悲学徒。
也许是出于对英国的否定，罗杰对德国敬佩起来，把德国看作效率高、守纪律、有文化、现代化的典范。但他什么时候又开始对德国感到失望了呢？不是在到达柏林的头几个星期。在负责他与德国外交部联系的理查德·迈耶的陪同下从克里斯蒂安尼亚到德国首都的旅途中，他还满怀幻想，确信德国会赢得战争，而德国的胜利又对爱尔兰的解放有着决定性意义。秋天的柏林，雾雨交加，阴冷异常，但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负责对外关系的副国务秘书亚瑟·齐墨尔曼与外交部英国司司长乔治·冯·韦代尔都亲切地接待了他，对他关于把爱尔兰战俘组建成纵队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双方都主张由德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爱尔兰独立。果然，1914年11月20日，德意志帝国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宣言的内容也许不像罗杰所期望的那样明确，但是对于证明主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国联盟的人的合理性立场还是足够清楚的。不过，尽管那天的宣言让他热情高涨，那无疑是他的一个成就；尽管负责对外关系的国务秘书通知他，最高军事当局已经命令把爱尔兰战俘集中在同一个营地里，他可以去看他们；但是罗杰开始预感，现实不会如他所愿。相反，他很可能会失败。
事情逆转的第一个兆头是罗杰收到唯一一封来自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信（这封信绕了一个弯子，越过大西洋，先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信封、姓名和地址，才到了他的手里），得知英国报纸已经报道了他出现在柏林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赞成支持德国的决定和反对这一决定的两派民族主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丽丝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断然地讲了出来。她说许多坚定拥护独立的人都跟她的意见一致。她还说，对于欧洲战争，最多只能接受中立的立场，而绝不能与德国一起搞什么共同事业。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正在为大不列颠而战斗着，如果这些爱国者知道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的杰出人物正同炮击他们、向守在比利时战壕里的他们喷射瓦斯的敌人站在一起，会有什么感觉？
爱丽丝的来信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最敬仰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比跟任何其他人都更为一致的人却谴责起了他正在做的事，并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出来，这让他不知所措。从伦敦的角度看事情会不一样，缺乏长远的眼光。但是，不管他多么有理由，思想里总是有一种困惑着他的东西：他政治上的良师益友竟然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她这样做对爱尔兰的事业有害无益。从此，一个疑问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不祥地回响：“如果爱丽丝是正确的，难道是我错了？”
就在十一月，德国当局让他到查尔维尔前线去，同那里的军事领导商谈建立纵队事宜。罗杰心想，如果取得成功，建成了一支军事力量并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军队共同作战，也许就能够打消许多像爱丽丝那样的朋友的疑虑，就会使他们承认政治上的感情用事会成为一种障碍，从而同意爱尔兰的敌人是英国，而敌人的敌人就是爱尔兰的朋友。那次短暂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比利时作战的德国高级军官都对胜利抱有信心并欢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想法。关于战争本身，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只有正在行军的部队、小镇上的医院、武装士兵押送的战俘以及远方的炮声。回到柏林时，等着他的是一个好消息：梵蒂冈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给爱尔兰俘虏集中的营地派来两位神父：一位是奥古斯丁派的奥格尔曼修士，一位是多明我会的托马斯·克罗蒂修士。奥格尔曼只能待两个月，而克罗蒂只要被需要就会待下去。
如果罗杰没认识托马斯·克罗蒂神父，他会怎样？1914—1915年那个可怕的冬天，他很可能熬不过去。那年，整个德国，尤其是柏林，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大街堵塞，道路不通，狂风把树木连根拔起，吹跑遮雨棚，吹碎大玻璃窗，气温达到了零下20至零下15c。再加上战争，他好几次都得忍受无照明、无暖气的苦楚。身体的不适更加剧烈起来，胯骨和髂骨的疼痛使得他站不起来，只能蜷缩在座位上。多日来，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瘫痪在德国。痔疮也来折磨他，上厕所好像去受刑。他感到身体日渐虚弱、疲乏，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在此期间，他唯一的救生圈是托马斯·克罗蒂神父。“圣人是存在的，并不是神话。”他对自己说道。克罗蒂神父如果不是圣人，那他又是什么？他从不抱怨，总是微笑着去适应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这说明他脾气好，说明他生来乐观，说明他从心底相信生活中有着相当多的好事物，值得为此而活。
神父个头不高，头发灰白、稀疏，圆圆的脸庞，面色红润，一双眼睛明亮地闪闪发光。他出生于戈尔韦贫穷的农民家庭，在高兴的时候，他会用盖尔语唱小时候听母亲唱过的摇篮曲。当他得知罗杰曾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在亚马孙地区也度过了将近一年，就对罗杰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梦想到遥远的国度去传教，但多明我会替他决定了另一种命运。在军营里，他成了所有战俘的朋友，因为他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地同等尊重所有人。一开始，只有极少数人信服罗杰的理念，但神父严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从不表示支持或反对爱尔兰纵队。“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经受着苦难，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是我们的兄弟，不是吗？”他对罗杰这样说道。罗杰在与克罗蒂神父的多次长谈中很少涉及政治，关于爱尔兰却谈得很多。是的，他谈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英雄、爱尔兰的圣徒和爱尔兰的殉教者。但是在克罗蒂神父口中出现最多的爱尔兰人是那些为了赚得几块硬面包而一天到晚地劳作、受苦受难的无名农夫和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移民到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
反倒是罗杰引着克罗蒂神父谈论宗教问题。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在这方面很谨慎，无疑是因为他想到罗杰是英国圣公会成员，所以宁愿避免冲突。但是后来罗杰对他说出了精神上的困惑，并承认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受到母亲所信仰的天主教的吸引，克罗蒂神父才高兴地同意涉及这个话题，耐心地对他的好奇、疑虑和问题进行解惑。有一次，罗杰斗胆地脱口而出：“您认为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克罗蒂神父？”神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说谎。很简单，我不知道。”
1914年年底，罗杰在两位德国将军——德·格拉夫与埃克斯内尔——的陪同下到林堡营地转了一圈以后，向数百名爱尔兰战俘发表讲话。到此时，罗杰还不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当他以对爱尔兰火一般的热情向战俘们解释为什么要成立爱尔兰纵队、爱尔兰纵队要执行什么样的使命、祖国会感激爱尔兰纵队为此而作出的牺牲等等时，他看到他们突然扭曲的大嘴和困惑、疑惧、敌视的表情。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我太天真、太傻了。”他也想起了那些偶尔发出的、对约翰·雷蒙德的欢呼声，那些嘁嘁喳喳的谴责声，甚至是威胁声，以及他讲话之后的沉默。最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刚讲完，德国看守就把他围了起来，护送着走出了营地。虽然德国人没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但从大多数俘虏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那股情绪会演变成对演说者的一场殴打。
1915年1月5日，他再次回到林堡，第二次跟他们讲话时，发生了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一次，战俘们已不限于给他眼色看、用表情和动作表示不满，而且朝他吹口哨、谩骂：“德国人给你多少钱？”这是听到最多的喊声。喊声震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接着，石子、唾沫、杂物等雨点般地落在了他身上。德国兵赶快把他拖了出来。
他一直没能从那件事中平静下来，回忆就像癌细胞，不停地啃噬他的内心。
“鉴于出现这样普遍的对抗，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件事，克罗蒂神父？”
“您应该去做自己认为对爱尔兰有利的一切事情。您的理想是纯洁的，不被接受并不永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正确与否。”
从此，他将过着令人心碎的两面生活：在德国当局面前要谎称爱尔兰纵队正在组建，加入纵队者确实还很少，但是当俘虏们克服了初期的不信任感并理解了同德国友好合作将对爱尔兰有利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但从内心来讲，他很清楚自己的话并不确实，永远不会有大批人加入纵队，纵队最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一小群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什么不向后转？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等于自杀，而罗杰·凯斯门特不愿自杀，不，决不，不管怎样决不自杀。为此，1915年年初，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在为“芬德雷那件事”而浪费时间的同时，他仍然同德意志帝国当局谈判签订关于爱尔兰纵队的协议。他提出了某些条件，对方的亚瑟·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和鲁道夫·纳多尔尼伯爵三个人很严肃地听着，在本子上记着。下次会谈时，他们通知说，德国政府同意他的要求：纵队可以穿自己的制服，有爱尔兰籍军官，自主选择进入的战场；纵队的费用将由将来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偿还给德国政府。罗杰同对方一样，都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到了1915年，爱尔兰纵队连一个连的志愿者都没招到，当时只招募到了四十多个人，还不能保证他们都遵守诺言。他曾多次问自己：“这场闹剧能持续到何时？”他在写给约恩·麦克尼尔和约翰·德沃伊的信里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虽然慢了些，但成立爱尔兰纵队是可以实现的。志愿者的人数正在慢慢地增加，因此必须给他们派来爱尔兰籍军官进行训练，带领未来的班、排和连。他们答应了，但未能完全兑现，唯一到达的只是那位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说真的，坚强的蒙泰特一个人能值一个营。
严冬过去了，菩提树大街上的树木开始露出新芽。对即将发生的事，罗杰也看出了端倪。一天，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一次例会上突然告知罗杰，德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并不信任他的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为英国情报部门通风报信，所以罗杰应该马上让他离开。这个警告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排除这个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据。他们回答说，德国情报部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的。那几天，艾文德正好想去挪威待几天，看望亲戚。罗杰鼓励他去，给了他一些钱，还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这个北欧美男子难道真是间谍？他思索着，想从二人在一起的最近几个月里找出能够暴露他的某件事、某个态度、某种矛盾或某句话。没有，什么都没找出来。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认为这种谎言是那些有偏见的条顿贵族和怀疑他与挪威人关系不正常、想把他们分开的清教徒利用包括污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策划的阴谋。然而，他仍疑心不退，夜不成寐。当他得知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决定不回德国而是从挪威直接回美国的时候，才高兴起来。
1915年4月20日，年轻的约瑟夫·普伦凯特作为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为了躲避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网，像跳摇滚舞般地周游半个欧洲之后，来到了柏林。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努力呢？他大概还不到二十七岁，骨瘦如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肺结核也在啃噬着他，使他的面庞有时看起来就像个骷髅。他出身望族，父亲乔治·诺布尔·普伦凯特伯爵是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说起英语带有贵族腔。他的衣着很随便：长裤像个大口袋，礼服也大得很，大礼帽压到眉毛处。然而一听他讲话，跟他谈上一会儿，在他那副小丑外表、垮掉了的身体状况和滑稽可笑的服装后面有一种超级的智慧、少见的洞察力、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为了爱尔兰的事业而勇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都柏林，每次同他谈话或在志愿军的会议上，这一切都给罗杰·凯斯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写诗，写神秘主义的诗。跟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他是虔诚的信徒，很熟悉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尤其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后者的诗句，他能用西班牙语背出来。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在志愿军里，他总是和激进派人士站在一边，因此也就跟罗杰接近起来。听着他们的谈话，罗杰多次对自己说，看样子，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寻求的是殉道，他们确信只有像彪炳史册的巨人英雄如库丘林、芬恩、欧文·罗伊及至近代的沃勒福·托恩、罗伯特·埃米特那样大力弘扬英雄主义而藐视死亡，像史前时代的殉道者基督那样勇于自我牺牲，才能把“争取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去战斗”这一思想传播给大众。只有靠爱尔兰儿女的牺牲，才能开创一个没有殖民者、没有剥削者、奉行法制、信奉基督教义和正义、自由的爱尔兰国家。在爱尔兰，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帕特里克·皮尔斯这种疯狂的浪漫主义曾让罗杰感到吃惊。而在柏林的这几个星期，春天为花园带来了花团锦簇，为公园的树木带来了绿意葱葱，在这令人愉悦的日子里听年轻的诗人兼革命者普伦凯特讲话，罗杰很受感动，对这位刚刚到来的朋友的话坚信不疑。
普伦凯特从爱尔兰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欧战爆发，爱尔兰各个志愿军出现了分化，据他说，这大大有助于事态的明朗化。的确，多数派仍支持约翰·雷蒙德关于与帝国合作、加入英国军队的主张，但是那些忠于志愿军的少数派则拥有决心战斗到底的数万人支持，那才是一支紧密团结、目标明确、决心为爱尔兰战死疆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现在可以说，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紧密团结起来了。人民军的组成有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斯·拉金、工团主义者如詹姆斯·康诺利等及新芬党人亚瑟·格里菲斯，甚至连激烈抨击过志愿军是“资产阶级爹妈的孩子”的肖恩·奥凯西都表示了对这种合作的支持。由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和托马斯·麦克唐纳等人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正夜以继日地准备起义事宜。事不宜迟，欧战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所以，德国必须提供五万支步枪，爱尔兰军队必须进攻由皇家海军装备起来的爱尔兰港口，这样的联合行动或许将决定德国能否取胜。而最后，爱尔兰将获得独立与自由。
罗杰表示完全同意，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主张的，他正是为此才来到了德国。他坚持主张，临时委员会要确认，德国海军和陆军的进攻行动是起义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德军的入侵，起义肯定会失败，因为后勤力量悬殊太大。
“但是，罗杰爵士，”普伦凯特打断他，“您忽略了一个超越武器和士兵人数的因素，那就是神秘主义。我们有，而英国人没有。”
他们是在一家顾客不多的酒馆里谈话的。二人吸着烟，罗杰喝的是啤酒，普伦凯特则要了冷饮。普伦凯特告诉他，他在都柏林金麦吉区拉科菲尔德大街上的家变成了锻造车间和弹药库，能制造手榴弹、炸弹、刺刀、长枪，还能缝制旗帜。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情绪激动，像神鬼附体。他还说临时委员会决定向约恩·麦克尼尔隐瞒关于起义所达成的一致。罗杰听了，大吃一惊，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现任的领导人加以隐瞒？
“我们都很尊敬他，没人怀疑麦克尼尔教授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普伦凯特解释道，“但是他太软弱了，只相信以理服人，相信和平方式。等他即使想阻止起义也为时已晚的时候再告诉他。到时候，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们一起站在战壕里。”
罗杰同普伦凯特夜以继日地草写了一份长达三十二页、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书，并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作了介绍。计划书说明，驻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只是分散在少数几个据点里，很容易使之屈服。德国的外交家、官员和军方听了，很受感动。这个衣着像小丑的半瘫痪年轻人讲起话来简直判若两人，以数学般的精准，条分缕析地解释了一次配合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革命将会取得很大的优势。懂英语的人听着他讲话，尤其被他那流利、澎湃、鼓舞人心的口才吸引，就连不懂英语的人在等待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惊奇地盯着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密使充满激情、近乎疯狂的表情。
他们一面听，一面把约瑟夫和罗杰提出的要求记下来。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承诺，既没承诺入侵，也没承诺提供五万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只说一切都纳入战争的全局战略中加以研究；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人民的愿望表示赞许，秉持支持爱尔兰人民合法意愿的原则。仅此而已。
约瑟夫·普伦凯特在德国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过着和罗杰一样俭朴的生活，直到1915年6月20日才离开德国，到达瑞士边境，再经意大利和西班牙回爱尔兰。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爱尔兰纵队的士兵如此之少并未注意，也未对纵队表示出好感，这是什么原因？
“为了加入纵队，战俘们将违背忠于英国军队的誓言，”他对罗杰说道，“我一贯反对我们的人加入占领者的队伍里去。一旦这样做了，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就是犯罪，就是丧失信誉。”
克罗蒂神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保持沉默。整个下午，三个人在一起时，他都像斯芬克斯那样一言不发，只是听着诗人讲话。后来，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对罗杰评论道：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不一般，我是从他的智力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中看出来的。有些基督徒为了信仰，可以到罗马竞技场去把自己投喂野兽，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对流血和战争的赞美，像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那样去杀掉遇到的所有不信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包括女人和小孩。罗杰啊，这样的人虽说能彪炳史册，但我对他们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敬佩。”
那几天，罗杰与约瑟夫谈论最多的是在德国军队没有同时入侵英国或炮轰爱尔兰领土上皇家海军据点的情况下有无可能举行起义。普伦凯特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执行起义计划，既然欧战为我们创造了机会，就不要浪费。罗杰则认为那是一种自杀行为，那样一来，革命者不管多么英勇、无畏，还是会被英帝国的机器碾碎；英帝国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场无情的清洗，爱尔兰的解放将会再推迟五十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在没有德国配合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您是不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罗杰爵士？”
“我当然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尽管明知道那是无谓的牺牲。”
年轻的普伦凯特盯着罗杰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罗杰好像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惋惜的表情。
“请允许我坦率地跟您讲，罗杰爵士，”最后，他终于以一种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的严肃语气低声说道，“我觉得有些东西，您还没有弄懂。问题不在于是否胜利。很清楚，我们将会失败。问题在于要坚持，经受住失败，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地坚持，让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流血百倍地激发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直到获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问题在于要让我们每死一个人就会诞生一百个革命者。基督教不就是这样传承的吗？”
罗杰不知该如何回答。普伦凯特走后的几个星期对罗杰来讲是紧张的日子：鉴于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级和表现情况，他不断地要求德国释放爱尔兰战俘。这一行动在爱尔兰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德国当局本来坚决不同意，但后来作了让步。大家拟了一份名单，对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德国最高司令部同意释放了一百名职员、教师、大学生和有信誉的商人。讨论几小时、几天地持续进行，时而激烈，时而松动，搞得罗杰筋疲力竭。另一方面，令他不安的是，爱尔兰志愿军追随着皮尔斯和普伦凯特的理论，在德国尚未决定是否进攻英国的情况下就要发动起义。于是他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施压，要他们回复是否提供五万支步枪，但得到的回答还是模棱两可。直到有一天，他正在与外交部开会时，布里希尔伯爵说了一些令他沮丧的话：
“罗杰爵士，您对轻重缓急没有正确的概念。您客观地看一看地图吧，就会看到爱尔兰在地缘政治上是多么没有价值。不管帝国多么同情爱尔兰的事业，但以德国的利益而言，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得到武器吗，伯爵先生？德国断然排除了入侵英国的可能？”
“这两件事正在研究。换作是我，会把入侵排除。不过这要由专家们决定。您早晚会接到最终的答复。”
罗杰给约翰·德沃伊与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下举行起义。他请求二位利用其在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中的影响，劝说大家不要鲁莽行动。同时，他保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武器。他的结论却是戏剧性的：“我失败了，在这里已毫无用处。请允许我回美国去。”
那几天，他的病痛加重了，任何办法对他的关节痛都没有用。不断地感冒、高烧迫使他不得不经常卧床不起。人消瘦了，还患了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得知《纽约世界报》登出了一则消息，那无疑是英国反间谍机构透露出来的，声称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正在柏林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一大笔钱，让他在爱尔兰鼓动一次暴动。他发出了一封抗议信，题为《我为爱尔兰工作，不是为德国工作》，但是没被刊出。他在纽约的朋友让他放弃起诉，他会败诉的。再说，盖尔同盟不准备把钱浪费在打官司上。
这一年，德国当局同意了罗杰坚持要求的一件事：把参加爱尔兰纵队的志愿者从林堡的战俘中区分开来。1915年5月20日，五十多名纵队队员因受同伴敌视，被转移到柏林附近措森的较小营地去了。大家庆祝了这次转移，由克罗蒂神父做了一次弥撒，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喝了酒，还唱了爱尔兰歌曲。这种气氛鼓舞了罗杰，他向纵队队员宣布，几天后，他们就会拿到由他亲自设计的制服，很快就会有几位爱尔兰军官到来，领导纵队的训练工作。他们将是爱尔兰纵队第一连的成员，将作为英雄事业的先驱而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之后，他立即又给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信，向他讲了措森营地的情况，并对上一封信中流露出的极端悲观情绪表示道歉——那封信是他在意志消沉时写的，但现在他不那么悲观了。约瑟夫·普伦凯特的到来和措森营地的建立对他都是鼓舞。他将继续为爱尔兰纵队工作。纵队虽小，但在欧战的战略框架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915年夏初，罗杰到达慕尼黑，住在巴斯莱尔·霍夫旅店。那是一家俭朴但令人愉快的旅店。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不像柏林那么令人沮丧，虽然生活上要比在首都更加孤独。他的健康状况也继续恶化，关节痛和感冒迫使他不得不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得他的脑筋动得更加紧张起来。他大量地喝咖啡，不停地吸烟，黑色烟草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他不断地给在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联络员写信，每天都同克罗蒂神父保持着精神和宗教上的联系。神父的来信他读了又读，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一天，他想起来要祈祷。很久没祈祷了，起码没有聚精会神地试图向上帝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疑虑、不安、担心犯错误，请求上帝怜悯、指引他将来如何行动。同时，他也写短文，指出独立后的爱尔兰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避免犯错误，防止产生贪腐、剥削、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等现象。他有时也感到沮丧，写下这些短文派什么用呢？爱尔兰的朋友们正在全力应对困难局势之际，用关于未来的短文使他们分心是没有意义的。
夏天过去了，他感到好了些，便去了措森营地。纵队队员穿上了他设计的制服，所有人的帽檐上都闪烁着爱尔兰徽记。营地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行动、总是关在营地里，不免使得这五十多个人士气不高，尽管克罗蒂神父努力地为他们打气，组织体育活动和各种比赛，给他们上课，进行各种问题的辩论。罗杰认为这正是在队员们面前展示行动前景的时刻。
他让队员们围成一圈，向他们解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能够使他们走出措森，还给他们自由。在这种时候，如果无法在爱尔兰参加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在建立纵队的地方开展同样的战斗？世界大战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德国和土耳其正在为把英国从其埃及殖民地赶出去而战斗，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埃及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呢？由于纵队还太弱小，所以必须加入到别的军队中去，但这种加入一定要保持爱尔兰纵队的独立身份。
罗杰把这个建议拿去同德国当局进行讨论。德国接受了，约翰·德沃伊和麦克加里蒂也同意了。土耳其将同意按照罗杰的条件让纵队加入到他们的军队里去，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有三十七名纵队队员宣布准备去埃及参加战斗，其他队员还需要考虑。此时让所有纵队队员担心的一件紧迫事却是，仍关在林堡的俘虏曾经威胁说要向英国当局告发他们，从而导致他们在爱尔兰的家人无法再收到英国军方发放的士兵抚恤金。这样一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就会饿死。在这方面，罗杰有什么办法呢？
很明显，英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报复，而罗杰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看到队员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家人不会没人管，如果抚恤金不发了，那么各个爱国组织会帮助他们。当天，他就给盖尔同盟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个基金会，以补偿遭报复的纵队队员的家属。但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事情是这样的：款项一旦汇给了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集团的金库，就只能用来购买武器，这才是头等大事。他很不安，五十个穷困的爱尔兰家庭将会因他的过错而挨饿，也许到了下一个冬天会因患上肺结核而消亡。克罗蒂神父想安慰他，但这次，他的道理未能让他平静下来。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就跟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遭遇的最困难时刻一样，他觉得思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有时像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他会不会丧失理智？
他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往美国和爱尔兰写信，要求在经济上帮助纵队队员的家庭。为了转移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信件要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中间要换几次信封和地址，所以回信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他的苦恼达到了顶点。这时，罗伯特·蒙泰特到了，他将肩负起纵队的军事工作。这位军官不仅带来了强烈的乐观主义、得体的举止和冒险精神，还带来了关于纵队队员的家庭一旦遭报复就会立即得到爱尔兰革命者帮助的正式承诺。
蒙泰特上尉一到德国就来到慕尼黑与罗杰见面。看到罗杰那病歪歪的样子，他简直不知所措了。他很敬仰罗杰，对他极为尊敬。他说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中，无人知悉他的身体竟如此虚弱。凯斯门特不许他把自己的健康情况报告上去。他们一起回到了柏林。
他把蒙泰特介绍给了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年轻的军官急切地要马上工作，他对纵队的未来表现出罗杰早就流失了的、钢铁般的乐观精神。罗伯特·蒙泰特在德国逗留的六个月，跟克罗蒂神父一样，对罗杰来说是一个福音，阻止了他的消沉意志将他推向发疯的深渊。神父与军人是不同的，但罗杰多次对自己说，他们代表了爱尔兰人的两个典型：圣徒与斗士。在不同的时间跟两个人谈话时，罗杰记起了跟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几次谈话。皮尔斯谈到祭坛与武器的时候说，殉道者、神秘主义者、英雄与斗士的结合，会产生足以打碎束缚爱尔兰枷锁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力量。
二者的确不同，但是都有着天然的、纯洁慷慨的、献身理想的精神。许多次，罗杰看到克罗蒂神父和蒙泰特上尉并不像他那样谈论什么心情变化、沮丧之类的来浪费时间。他对自己的犹豫和摇摆感到无地自容。那两个人给自己设计了一条道路，然后不惧任何障碍、不偏离方向地走下去，因为他们确信，最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胜利：上帝一定会战胜恶魔，爱尔兰一定会战胜压迫者。“向他们学习吧，罗杰，像他们那样做人吧。”他像念祷词般地重复着。
罗伯特·蒙泰特是一个非常亲近汤姆·克拉克的人，对他简直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提起汤姆·克拉克开在大不列颠路和萨克维尔大街转角处的烟草店——实际上是他的地下大本营——就像提到一个“神圣之地”。据上尉讲，这位老人蹲过英国的多所监狱，像狐狸一样活了下来，正是他在地下制定了革命的一切战略，这还不配受到敬佩吗？这位年迈、体弱、一生多难、生活俭朴的瘦小老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为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五年，后来在都柏林市中心一条贫穷街道上开的烟草店里得以建立秘密的军事政治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个组织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而未被英国警察捕获。罗杰问他，那个组织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成功吗？上尉热情洋溢地答道：
“我们有连、排、小队，有自己的军官、自己的武器库、自己的通信员、自己的暗号和自己的口号，”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兴奋地说，“我怀疑在欧洲哪里还有比我们这支队伍更有效率的军队，罗杰爵士，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据上尉讲，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举行起义只缺德国武器。
蒙泰特上尉马上工作了起来，组织训练措森营地的那五十多个应征者，还常常到林堡营地去说服其他的战俘不要抵制纵队。有一两个人被说服了，但大多数仍然表现出敌视的态度。但上尉从不气馁，他在给罗杰（此时已回慕尼黑）的信里仍然是那么热情洋溢，关于那支小小的纵队，他报告的消息也总是令人鼓舞。
几个星期后，他们在柏林见面了，最近一次是在夏洛登堡大街挤满罗马尼亚难民的小饭馆里。上尉为了不让他生气，字斟句酌地鼓起勇气，突然对他说：
“罗杰爵士，请不要认为我是多管闲事、不知好歹，但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您对爱尔兰、对我们的事业太重要了。您已经为理想做了很多，我以理想的名义央求您，去看医生吧。您的神经有问题了，这并不奇怪，都是责任心和过于操心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您需要帮助。”
罗杰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不得要领，改变了话题。不过上尉的建议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他精神上的不平衡那么明显，以致这位恭敬有礼、为人谨慎的军官敢于对他提这种事？他听从了蒙泰特上尉的建议，经过几番咨询，去拜访了奥本海姆医生。医生住在市郊有树木、有溪水的格鲁内瓦尔德镇，是一位让人信任的老人，看样子很有经验，也很有把握。罗杰去了两次，跟他谈了自己的病史、问题、失眠情况及所担心的事。他必须做记忆试验，接受详细的询问。最后，奥本海姆医生说，他需要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如果不去，他的脑子就会继续混乱下去。医生亲自往慕尼黑打了一个电话，为他约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
罗杰并没有住进冯·霍埃斯林医生的诊疗所，只是每星期看两次门诊，治了几个月。治疗很有效。
“您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看到的事情，还有您正在做的事情，使得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心理学家对他说道，“幸好您还没有发狂，也没有自杀。”
医生很年轻，爱好音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反对这次战争，也反对所有的战争，梦想有一天会实现世界大同，即“康德式的和平”。他说，没有国界，四海之内皆兄弟。每次从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的门诊回来，罗杰都感到心情平静许多，情绪也好多了，但他不敢肯定病是不是好了。每次遇到一个健康的、理想主义的好人，他都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他去了措森几次。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罗伯特·蒙泰特赢得了纵队所有队员的好感。由于他巨大的努力，纵队又增加了十名志愿者。行军及其他训练也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德国士兵和军官仍然像对待俘虏那样对待纵队队员，有时还侮辱他们。蒙泰特上尉去与海军司令部交涉，要他们兑现对罗杰的承诺，给纵队队员一些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不时地到镇上酒馆去喝杯啤酒。他们不是同盟者吗？为什么还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们？但交涉至今没见任何效果。
罗杰提出了一项抗议，同措森守备司令施耐德将军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对方说不能再让不守纪律的人更自由了，他们总想打架斗殴，甚至在营地里行窃、搞诈骗。据蒙泰特讲，这些指责都是虚构的。只出过一次事件，那是由德国卫兵辱骂纵队队员引起的。
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不断地跟当局争论。离开柏林前，受骗的感觉与日俱增。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的解放并不感兴趣，从来没想过要与爱尔兰的革命者搞什么联合行动，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让他相信了他们并不想做的事。爱尔兰纵队与土耳其军队联合起来在埃及与英国作战的计划，细节都研究好了，似乎就要实施了，却没有任何解释地搁浅了。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纳多尔尼上尉及所有制订计划的军官都耍起滑头，说话躲躲闪闪，用不重要的借口拒绝接见他；即使谈上了话，他们也说很忙，只能给他几分钟，说什么埃及的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罗杰对此无可奈何，他把纵队训练成爱尔兰反对殖民主义的一支小小的、象征性的力量的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于是，他一改过去对德国的强烈敬佩，开始对这个国家感到不满，并逐渐变成了与对英国一样甚至更大的仇恨。他在给纽约的约翰·奎因律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就这样，我恨死了德国人。与其死在这里，我宁可死在英国的绞刑架下。”
愤恨的心情加上身体的不适，迫使他回到了慕尼黑。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劝他住进巴伐利亚的一家疗养院，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您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边缘，如果不去休息、不忘掉别的一切，是永远也痊愈不了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会失去理智，心理崩溃，您余生就成了废人。”
罗杰听从了他的劝告。几天之内，他的生活进入了宁静，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摆脱世俗的人。催眠术让他能睡上十到十二个小时，然后在附近山上的枫树林和白蜡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冬天不肯离去，山上仍然冷飕飕的。医生要他禁烟禁酒、节制饮食并吃素。他既不想看书，也没心思写东西，大脑数小时地处于空白状态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
191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的早晨，蒙泰特突然把他从懒散的状态里拽了出来。
由于事态严重，上尉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特地来看他。这时上尉仍然惊意未退，心急火燎地说：
“一支卫队把我从措森营地带到了柏林海军司令部。一群军官，其中有两个将军，在等着我。他们通知我：‘爱尔兰临时委员会已经决定于4月23日举行起义。’也就是说，只剩一个半月了！”
罗杰从床上跳起来，倦意一下子消失了，心脏像打鼓一样怦怦地猛烈跳动起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要求赶快把步枪、枪手、炮手、机关枪和弹药运去，”蒙泰特激动异常、昏头昏脑地说道，“他们还要求运武器的船必须由潜艇护航，武器必须运到凯里郡特拉利海湾的菲尼特，要在复活节星期天的半夜。”
“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等德国的武装行动了。”罗杰终于说出话来，想到了一场浩劫，满脑子都是利菲河被血染红了的河水。
“消息还带来了给您的指示，罗杰爵士，您应该作为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大使继续留在德国。”
罗杰一下子跌倒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伴在通知德国政府之前并没有把计划事先告知他，还命令他留在德国，而他们却在帕特里克·皮尔斯和约瑟夫·普伦凯特喜欢的疯狂行动中去自杀。难道他们不信任他？没有别的解释。他们很清楚，罗杰反对在没有德国入侵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如果他在爱尔兰，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宁可让他留在这里，作为这次起义、这次浴血奋战之后只能推迟成立甚至不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荒唐大使，留在德国袖手旁观。
蒙泰特等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们马上去柏林，上尉，”罗杰坐起来说道，“我去穿衣服，整理箱子。我们乘第一趟火车走。”
二人就这样出发了，罗杰只来得及匆匆地给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留下表示感谢的便条。在长途旅行中，他的脑子不停地活动着，只有时与蒙泰特交换一下意见。到了柏林，要如何行动，他已做到胸有成竹了。个人意见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用智慧倾全力去争取到同伴们所要求的一切：步枪、弹药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军官。其次，他要亲自押送载有武器的货船去爱尔兰，到了爱尔兰，他就可以说服朋友们再等一等，一段时间之后，欧战就会出现有利于起义的局面。第三，他要阻止那五十三名纵队应征者去爱尔兰，如果被皇家海军捉到，英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作“叛徒”处死。至于蒙泰特愿意怎么做，完全由他本人自由地自行决定。他很了解蒙泰特，会为了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与同伴们死在一起。
在柏林，跟往常一样，他下榻在亚当旅馆。第二天，与当局的谈判开始了，开会地点就在海军司令部那又大又旧的建筑物里。纳多尔尼上尉在门口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大厅。在那里，总是有那么几个外交部的人与若干军人，其中有熟人，也有新面孔。谈判一开始，他们就通知说，德国政府断然拒绝派军官去爱尔兰为革命者做顾问。
不过，他们同意提供武器和弹药。他们用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工夫进行评估、研究，以期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把武器和弹药安全地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最后决定，货物由被扣押的英国轮船奥德号改装后涂上挪威印记来运送。但罗杰、蒙泰特、纵队队员，一个也不能同行。这就引起了争论，但德国政府绝不让步：如果有爱尔兰人在船上，就会被发现那不是一艘挪威船，谎言一旦被揭穿，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罗杰和蒙泰特要求他们提供人与武器同时到达但分开走的途径。这样一来，又反反复复地提出了各种建议。其间，罗杰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去爱尔兰，就能说服朋友们等到战争对德国有利之际再行动，因为到那时再起义就可以得到德国海军陆战队的配合。最后，海军司令部同意让凯斯门特和蒙泰特也去爱尔兰，但要乘潜艇去，还可以带上一名纵队代表。
可是罗杰拒绝让爱尔兰纵队掺合到起义里来，这一决定又激发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他不想让纵队队员不经审判地被处死。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4月7日，最高司令部通知罗杰，他们乘的潜艇已经准备好了。蒙泰特挑选了丹尼尔·朱利安·拜莱军士作为纵队代表，并给他提供了假证件，上面写的名字是朱利安·贝韦利。最高司令部又说，尽管革命者要求五万支步枪，但只能给他们两万支来复枪，另加十挺机关枪和五百万发弹药。货物将于指定日期的晚上十点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因尼斯图斯科特岛，应有一名引水员乘小船或舢板等在那里，以两下绿光为暗号。
从4月7日到出发的那天，罗杰一直没合眼。他写了一份简短的遗嘱，要求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信件和其他文件交给埃德蒙·d.莫列尔，那是“一位不可多得、富于正义感、高尚的人”，请他用这些文件编成一本“在我升天之后能够挽救我名誉的回忆录”。蒙泰特跟罗杰一样，虽然直觉起义会被英国军队镇压，但仍然急切地盼望早日出发。博埃赫姆上尉把他们索要的以备万一被捕时所需的毒药交给他们时解释说，那是印第安人浸制毒箭用的马钱子，立竿见影。“马钱子是我的老相识了，”罗杰微笑着说道，“在普图马约河，我就看到过印第安人用浸过这种毒药的弩箭使飞鸟在空中中了毒。”那天，罗杰和蒙泰特上尉去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在那里倾谈了两个小时。
“我想，您跟我一样，对没能跟纵队队员们告别而感到难过。”罗杰说道。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蒙泰特同意，“不过，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起义的事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偷偷地进去。”
“您认为我有可能阻止起义吗？”
上尉摇了摇头。
“我不这样认为，罗杰爵士，但您在那边是受尊重的，也许您的主张会占上风。不管怎么说，您必须了解一下在爱尔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几年——岂止好几年？更确切地说，是好几个世纪。我们这个被俘的民族还要被束缚到何时？整个二十世纪吗？另外，毫无疑问，由于战争，此时正是英国势力在爱尔兰衰弱的时刻。”
“您不怕死？”
蒙泰特耸了耸肩。
“我好几次离死亡不远。在南非对布尔人战争中，我离死亡就很近。我想，每个人都害怕死亡，罗杰爵士，但为祖国而战死与为家人而战死、为信仰而战死是同样崇高的。”
“是的，是崇高的，”凯斯门特同意道，“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是战死而不是服毒而死。这种亚马孙毒药可不好消化呢。”
出发前，罗杰花了几个小时到措森去看望克罗蒂神父。他没有进入营地，而是托人把神父叫了出来。二人在树林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树林中的枞树和白桦树已经抽芽发绿。克罗蒂神父听了罗杰的私密话，变了脸色，但一次也没打断他。等罗杰讲完，神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但仍然不发一言，就这样沉默了好久。
“认为起义注定会失败，是自杀行为，于是您要去爱尔兰。”神父说道，仿佛在用高声思索。
“我是去阻止他们的，神父。我要去同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去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我要让他们明白，作无谓的牺牲是没道理的，不仅不能促成独立，反而会推迟独立。而且……”
他感到自己在哽咽，便停了下来。
“您怎么了，罗杰？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您，您可以信任我。”
“我有一种幻觉，怎么都无法从脑海里驱散，克罗蒂神父。那些理想主义者、爱国者不但自己将粉身碎骨，还将使家庭破裂、陷入贫困并遭到可怕的报复，而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可是您知道我一直在想念谁吗？”
他向神父讲了一件事：1910年，他到都柏林郊区拉什法恩汉的修道院里帕特里克·皮尔斯办的圣恩达双语学校去做讲座。讲完，他赠给学生们一件礼物，从亚马孙地区带回来的乌伊托托人的吹箭筒，作为最后一学年盖尔语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那几十个青年关于爱尔兰的想法和他们回忆起爱尔兰历史及其英雄、圣徒、文化时那战斗般的热爱，还有他们唱古老的凯尔特歌曲时那宗教般陶醉的样子，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那同火热的爱国热情一起笼罩在学校里的、深切的天主教精神：皮尔斯做到了使二者融合在一起并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他和弟弟威利及妹妹玛格丽特，乃至圣恩达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这些青年会拿起他们还不会使用的步枪和手枪去送死，去当炮灰，克罗蒂神父。像他们那样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要去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大炮、机枪、军官和士兵却什么也得不到，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当然可怕，罗杰，”神父同意道，“但不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神父慢慢地、痛苦而激动地讲了起来：
“爱尔兰是一个深信基督教教义的国家，这您是知道的。也许正由于是被占领国家这一特殊情况，爱尔兰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传递的信息；或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传教士和圣帕特里克这样极具说服力的使徒，所以对基督的信仰比其他地方要深切得多。我们信仰的首先是造福受苦受难者的宗教，是造福卑贱者、食不果腹者、被打败者的宗教，正是这一信仰使得我们面对压迫我们的势力时，国家没有四分五裂。殉道、牺牲、献身是我们这个宗教的中心思想，基督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降世为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背叛、刑罚、十字架上的死亡。难道他什么也没得到吗，罗杰？”
罗杰想起了皮尔斯，想起了普伦凯特，也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确信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为了信仰，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
“我懂得您想说什么，克罗蒂神父，我明白皮尔斯、普伦凯特，包括汤姆·克拉克这样的人，虽然都是出了名的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但他们知道起义其实就是一场牺牲，他们确信牺牲会成为一个象征，用来动员爱尔兰人的一切力量。我了解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他们有权把那些同他们有着不同经历且没有同样清醒头脑的人、那些并不知道去屠宰场只是为了当楷模的年轻人都卷进去吗？”
“我跟您说过了，罗杰，我并不钦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克罗蒂神父低声说道，“殉道是基督徒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并不是他们寻求的目标。然而，历史不正是用这样的行为和牺牲使人类得以进步的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您。您要是被捕了，就没机会再战斗了。您会被判以最高级别的叛国罪。”
“我已经卷进去了，克罗蒂神父。我的责任就是一以贯之，走到底。我欠您的太多，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我能请您为我祝福吗？”
罗杰跪下来，克罗蒂神父为他祝福。二人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
15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走进牢房的时候，罗杰已经收到了他所要求的纸、笔和墨水。他以坚定的笔法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写了两封短信，一封给姨妹格特鲁德，另一封给朋友们。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在给格的信里，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多么爱她，对她怀着美好的记忆。他说：“明天，圣斯蒂芬日，我将死去。这是我自找的。我希望上帝能原谅我的错误，接受我的请求。”在给朋友们的信里，他以同样悲剧般的嘲讽口吻写道：“我给诸位的祝词是弥撒里的一句话：‘让思想高尚起来吧。’我为夺去我生命的人，也为竭力拯救我的人，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兄弟。”
总是穿黑色衣服的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在助手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助手是一个自称罗伯特·巴克斯特的年轻人，显得既紧张又害怕。刽子手给罗杰量了身高、体重和脖子的尺寸，很自然地解释说是为了确定绞架的高度和绳子的结实程度。他一面用尺子量、在本子上记，一面跟他讲话，说除了刽子手这份职业，他还在罗奇代尔街为人理发，他的顾客总是试图探听他另一份工作的秘密，而他对凡是涉及这个话题的，一概守口如瓶。等刽子手走后，罗杰才感到愉快些。
不久，一名看守给他送来经审查机关检查过的最后一批信件和电报，都是他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有的祝他好运，有的骂他是叛徒。他几乎不愿拆阅，但是一封长长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橡胶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从马瑙斯寄来的，信中的西班牙文连罗杰都能看出有大量的错误。阿拉纳要求罗杰“公正地为自己在普图马约的所作所为在人间法庭承认罪责，因为了解他的罪责的只有上天的法律”。他指责罗杰“伪造事实，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他们证明明知并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头衔和财富”。他最后这样写道：“我可以原谅您，但您必须讲公道。现在就彻底而诚实地宣布只有您才真正了解的事实真相。”罗杰想：“这封电文不是由他的律师代写，而是他自己写的。”
他感到平静了许多。几天、几个星期前因恐惧而突然导致的寒热、背冷，此时完全消失了。他确信自己能够像帕特里克·皮尔斯、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詹姆斯·康诺利及所有在四月圣周为了爱尔兰的自由而在都柏林献身的勇士一样平静地走向死亡。他觉得自己摆脱了各种问题和苦恼，准备去和上帝一起安排事情了。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神情严肃地到了，跟他亲切地握了握手。麦克卡罗尔神父来看过他三四次，但没谈多少。神父是苏格兰人，鼻子总是微微地抽搐一下，使板着的面孔带有一丝滑稽的意味。他对卡雷神父更信任，把那本托马斯·德·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还给了卡雷神父。
“我不知拿它怎么办，您把它送人吧。那是本顿维尔监狱允许我看的唯一的一本书。我并不埋怨监狱，这本书成了我的好伙伴。如果有一天您和克罗蒂神父谈起来，请告诉他，他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言，托马斯·德·肯比斯是一位圣徒，是一个平易而有智慧的人。”
麦克卡罗尔神父告诉他，典狱长正在整理他平时穿的衣服，很快就会拿来。衣服放在监狱的仓库里，弄得又皱又脏，斯塔西先生亲自负责洗干净、熨平整。
“典狱长是好人啊，”罗杰说道，“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痛苦得快要死了。他也想死去。”
停了一会儿，罗杰请求两位神父为自己举行皈依仪式。
“是重归，不是皈依。”卡雷神父再次提醒他，“您一直是天主教徒，罗杰，这是您热爱着的、马上就要见到的母亲的决定。”
狭小的牢房里待了三个人，显得更加狭窄了，连跪下的空间都没有。三个人祷告了二三十分钟，一开始是默祷，后来声音大起来，念主祷文、万福玛利亚。二位神父起头，罗杰念结尾。
后来，麦克卡罗尔神父走了出去，让卡雷神父聆听罗杰·凯斯门特的忏悔。神父坐在床沿，罗杰跪着，开始一件一件地历数自己确实犯过和推测犯下的罪过。尽管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但还是哭出了声。神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继续完成这最后的仪式。罗杰讲着、解释着、回忆着、询问着，果然觉得自己离母亲越来越近了。有时他甚至有一种一闪即逝的印象：安妮·杰弗逊那苗条的身影在牢房的红色砖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在记忆中，他从来没哭过，但现在他哭了好几次。他已经不想忍住泪水了，因为泪水能够使他摆脱紧张和痛苦，感到宽慰，不仅在情绪上，甚至连体力上都觉得轻松多了。卡雷神父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让他尽量讲，有时向他提问，指点一下，做简短的、安慰性的评论。卡雷神父肯定了他的忏悔，宣告他无罪，之后拥抱了他：“再次欢迎您回到本来就是您自己的家，罗杰。”
过了一会儿，牢房的门又打开了，麦克卡罗尔神父回来了，后面跟着典狱长。斯塔西先生臂上搭着罗杰的黑色衣服、硬领白衬衣、领带和背心，麦克卡罗尔神父则拿着他的靴子和袜子。这身行头是罗杰在老城法庭被判处绞刑那天穿的，每一件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鞋子刚刚上过油，擦得乌亮油光。
“您太客气了，典狱长，多谢了。”
斯塔西先生点点头，那张胖胖的面孔和往常一样，一副苦相。此时他总是避免和罗杰对视。
“穿这身衣服之前，我可以洗一个澡吗，典狱长？我现在这令人恶心的身子把衣服弄脏就太可惜了。”
斯塔西先生同意了，还露出了一丝坏笑，接着走出了牢房。
三个人挤了挤，在木床上坐了下来。就这样，他们一会儿沉默不语，一会儿祷告，一会儿交谈。罗杰向神父们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在都柏林和泽西岛度过的那几年，讲述与兄姐在苏格兰的姨夫家度过的假期。麦克卡罗尔神父听他说起在苏格兰度假对童年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在天堂过的日子，也就是说，是纯洁而幸福的日子时，显得很高兴。他还用半低音为两位神父唱了母亲和叔伯教他的童谣，回忆了他也曾梦想干出龙骑兵在印度实现的那些业绩，那些业绩都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在脾气好的时候对罗杰及其兄姐讲述的。
过了一会儿，他要他们也谈谈，请他们讲讲他们是怎样成为神职人员的。他们进入神学院是出于志向还是环境所迫，如饥饿、贫穷或像许多爱尔兰宗教人士那样想受教育？麦克卡罗尔神父自没记事起就成了孤儿，几个年长的亲戚收养了他，为他在一所教区学校注了册。教区神父很喜欢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天赋在于宗教方面。
“不相信又能怎样？”麦克卡罗尔神父想了想，说道，“说真的，进入神学院并不是出于信仰，受到上帝感召是后来上了高年级之后的事，那时我才对神学感兴趣。我本来想从事研究和教学，不过我们大家都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卡雷神父的情况则不一样，他出生于利默里克郡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是口头上的，不是行动上的，所以他并不是在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尽管如此，他年轻时就受到上帝的感召，有一件事或许成了决定性标志：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在一次感恩大会上听了传教士阿罗伊苏斯神父的讲话，讲述虔诚的男女教徒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森林里工作的情形，这位神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那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听得我都着迷了，”卡雷神父说道，“后来我再也没看到过他，也不知他的去向。但我一直记得他的声音、他的激情、他的口才和他那长长的胡须，还有他的名字：阿罗伊苏斯神父。”
牢房的门打开了，给他送来了和往常一样简单的晚饭：肉汤、沙拉和面包。罗杰这才发觉三个人已经交谈了几个小时，而他将在黎明时分、在夜晚过去之后、在小窗栏杆出现一缕光的时候死去。他把晚饭退了回去，只留下那一小瓶水。
这时他想起了第一次去非洲探险，也就是到黑色大陆的第一年，他在一个小村落里过夜（村落的名字忘记了，是不是叫班吉？）。在翻译的帮助下，他同几个当地人谈话，发现当地村社的老人感到快要死了的时候，就把少得可怜的家什捆在一起，不跟任何人告别，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钻进森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面湖泊或一条河流的滩涂上、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或一座布满岩石的小山丘上躺下来，等待死亡，从不麻烦任何人。这种离开人世的方式是多么英明而高雅啊。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想同罗杰度过这一夜，但他不同意。他保证说自己感觉很好，三个月以来，他感到此时最平静。他宁愿一个人单独待一会，休息休息。这倒是真的，二位神父看到他镇静的样子，便同意，离开了。
神父们出去了，罗杰盯着典狱长拿来的几件衣服看了很久。出于一个奇怪的理由，他确信监狱一定会把他被捕时穿的衣服还给他。他是在1916年4月21日那个凄凉的清晨在被称作麦肯纳要塞的凯尔特人圆形碉堡里被捕的。筑成要塞的岩石已经被腐蚀，上面湿漉漉的，盖满枯枝烂叶和羊齿草，周围的树上有鸟儿在歌唱。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但他觉得好像过去了几个世纪。这几件衣服会是什么下场？会不会和他的案卷一起存档？几个小时后，他就要穿着斯塔西先生熨好的这身衣服死去，这还是卡万·达夫律师为了让他出现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时像点样子而给他买来的呢。为了不把衣服弄皱，他把衣服抻平放在床垫下，便躺了下去。他想，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令他惊奇的是，不久他却睡着了。他大概睡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当他睁开眼睛时小小地吃了一惊，牢房虽然仍在黑暗之中，但他发现窗栏杆外的天已经亮了。他想起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她面容愁苦，还是孩子的他劝慰她：“别伤心，我们不久还会见面的。”他的心情很平静，没有恐惧，只希望一下子结束这一切。
过了不久——对，不久，他已经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牢房的门开了。典狱长——面容疲惫，眼泡发肿，仿佛一夜没合眼——在门框里对他说：
“您要是想洗澡，现在就去吧。”
罗杰点了点头。在砌着发黑砖墙的长长走廊里朝浴室走去的时候，斯塔西先生问他是否休息了一会儿，罗杰回答说睡了好几个小时。典狱长低声道：“我真为您高兴。”当罗杰想象着往身上淋冷水那种愉快的感觉时，斯塔西先生对他说，许多人，其中还有几位神父和牧师，举着十字架和反对死刑的标语牌拥在监狱门口，整夜都在祈祷。罗杰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仿佛他已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替代了他。他在冷水下洗了很长时间，细心地擦了肥皂，冲去肥皂沫，用双手在身上搓了又搓。当他回到牢房时，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已经到了，对他说，拥在本顿维尔监狱门口挥舞标语牌进行祈祷的人自前一天晚上起又增加了，许多人都是爱尔兰家庭常去的圣三位一体教堂的爱德华·墨尔瑙神父带来的教区教民。但是也有一群人支持处死“叛国贼”。罗杰听了这些消息，无动于衷。两位神父在门口等着他换衣服。他看到自己瘦成这个样子，感到惊讶——衣服和鞋子穿在身上仿佛在跳舞。
在两位神父的护送下，后面跟着典狱长和一名持枪卫兵，罗杰来到了本顿维尔监狱的小教堂。他从没来过，里面又小又暗，但是椭圆形屋顶下的这一小块地方有着宁静怡人的气氛。卡雷神父主持了弥撒，麦克卡罗尔神父充当了侍童。不知是由于当时的环境还是由于这次领圣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随着仪式的进行，表现得很动情。“这将是我第一次领圣餐，也是我的临终仪式。”他想道。领完圣餐，他想对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一直沉默着，只想祷告一番。
回到牢房时，早餐已经放在他的床边了，但是他什么都不想吃。他问几点了，这次倒是有人回答：早晨八点四十分。“我还有二十分钟。”他想。几乎就在同时，监狱总监和典狱长带着三个穿便衣的人走进来，其中一人无疑是医生，也是王室官员，来见证他的死亡。另外两位是刽子手埃利斯先生及其助手。埃利斯先生个子不高，体形粗壮，跟别人一样，也穿一身黑衣服；为了工作起来方便，外衣袖子卷起了，手臂上卷着一条绳子，用嘶哑的嗓音礼貌地请罗杰把双手背过去，让他绑起来。埃利斯先生一面绑一面问他：“您疼吗？”他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只摇了摇头。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开始高声念起祈祷文，各居他身体一侧，一面祷告着一面陪着他在监狱中一段一段地走着他不认识的道路：有楼梯，有过道，有一座空无一人的小庭院。罗杰几乎看不见自己走过的地方。他祷告着回应神父们的祈祷文。他对自己很满意：步履坚定，没有抽泣，也没有流泪。他不时闭上眼睛，请求上帝宽恕，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安妮·杰弗逊的面孔。
最后，几个人来到了一块洒满阳光的空地上。一队持枪卫兵在等着他们。卫兵们站在一个带有八级或十级小梯子的方形木架周围。总监念了几句话，无疑是宣判书，罗杰根本没注意。接着，总监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罗杰摇了摇头，但咬着牙低声道：“爱尔兰。”随后向两位神父转过身去。两位神父拥抱了他，卡雷神父向他道了祝福。
这时，埃利斯先生走上前，让他低下头，好把他的眼睛蒙上，因为对他来说，罗杰太高大了。罗杰低下了头。刽子手蒙上布条使他陷入黑暗的时候，他感到埃利斯先生的手指不像绑他的双手时那样有力而自信了。刽子手架起他的胳膊，扶他登上台阶，走到了平台上。为免绊倒，他们走得很慢。
罗杰听到了一些动作声和神父的祈祷声。最后，埃利斯先生再次弯了弯腰，低声要求他低下头：“请低下头，爵士。”罗杰低下了头，感到刽子手把一条绳索放在了他的脖子上，此时，他仍能听到埃利斯先生最后的低语：“您如果憋住气，就会结束得更快，爵士。”他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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