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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凯斯门特与委员会各成员于1910年从英国到秘鲁亚马孙腹地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后，到达了伊基托斯，此时他的眼睛发炎得更加严重了，关节炎反复发作，整个健康状况糟透了。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坚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称之为塞内加主义者），在行程中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声张。相反，他总是努力鼓舞着同行者，帮助他们抵御那令人痛苦的苦难。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马德拉停泊时返回了英国。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桑比克生活过，对非洲的农业很了解。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橡胶专家，患有神经痛，总是抱怨天太热。塞莫·贝尔害怕脱水，总是手拿水瓶，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费尔加尔一年前曾受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派遣，到过亚马孙地区，他告诉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御伊基托斯那“邪恶的诱惑”。
那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拥有一片宽阔的市区，其中既有泥木结构、棕榈叶铺顶的农村小屋和以贵重木材与铁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也有门面辉煌、有着葡萄牙进口的瓷砖墙面的宽敞大宅院。说来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区，酒吧、小酒馆、妓院和赌场与日俱增，各个种族与肤色的妓女从早到晚毫不知耻地在人行道上展览着自己。伊基托斯位于亚马孙河支流纳奈河的岸边，景象宏伟：植物茂盛，大树参天，树声沙沙，河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着颜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沥青路，而是流淌着满是粪便和垃圾的水沟，满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浓烈，能把人熏得呕吐。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播放的音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到码头去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驻当地领事斯泰尔斯先生让罗杰住在他家。公司为其他委员准备了住所。当晚，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雷伊·拉马为他们举行了晚宴。
中午刚过，罗杰说他不想吃中饭了，只想睡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几块画有几何图案的土布挂在墙上，站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这里，街上的噪声小了些。罗杰没脱上衣也没脱皮鞋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种安宁的感觉浸透了全身，这是一个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过的——在爱尔兰度过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国政府准备发表《关于刚果的报告》的时候，在一阵使得他成为备受自由派报刊与慈善机构夸奖的英雄兼遭受利奥波尔多二世御用文人谩骂的小人的热闹中，在那激动兴奋、忙忙碌碌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梦——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做了四年的领事工作，他才不做梦。外事办认为在“报告事件”之后，比利时帝国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刚果了。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罗杰·凯斯门特前往爱尔兰，寻求淡泊无名的生活。这并不是隐居，但起码从伦敦那没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围中脱身。在爱尔兰的那几个月，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尔兰，完全沉浸在只有通过谈话、想象和阅读才能了解的爱尔兰之中，与儿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与少年时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亲戚生活在一起时所了解的爱尔兰都不同。爱尔兰并不是英帝国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为恢复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斗争。“亲爱的罗杰，你已经成为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了。”他的表妹格开玩笑地对他说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答道。
在那几个月里，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尔郡和戈尔韦郡，为自己被俘的祖国地缘把脉，像恋人那样观察着祖国那人烟稀少而简单朴素的农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里的渔民、同相信命运而坚忍不拔的永恒的人民、同少言寡语的俭朴农民谈话。他结识了许多“那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们与民族自由协会盖尔同盟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海德一样，都在积极推动爱尔兰的文化复兴，恢复原来的地名和村名，唤醒爱尔兰古老的歌舞，复原花呢和亚麻的纺纱法和绣花法。任命他为驻里斯本领事的通知下达后，他借口健康原因，尽量推迟赴任日期，为的是参加在安特莱姆召开的、将近三千人参加的第一届峡谷联欢会。那几天，罗杰听到风笛手演奏、合唱团唱出的欢快旋律时，听到说书人用盖尔语讲述的、只在中世纪夜晚才能听到的浪漫故事和传奇故事时，尽管听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湿了。他甚至还参加了有百年历史的爱尔兰式棒球赛。在比赛中，罗杰认识了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布尔梅尔·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为爱尔兰文化而战斗的女性朋友如艾达·麦克尼尔、玛格丽特·多布斯、爱丽丝·米利甘、艾格尼丝·奥法雷勒以及罗莎·莫德·扬又聚会了一次。
从那时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薪俸捐给各种联合会、皮尔斯兄弟创办的教授盖尔语的学校以及他以笔名为之写稿的民族主义杂志。1904年，当亚瑟·格里菲斯创办《新芬报》时，罗杰就跟他联系上了，提出要与之合作，并订阅了他所有的出版物。这份报纸的思想与罗杰所交的朋友布尔梅尔·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须在与各种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平行的环境下创办爱尔兰自己的基础设施（如学校、企业、银行以及工业等），逐渐取代被英国强加的基础设施。这样，爱尔兰人才会逐渐觉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抵制英国的产品，必须拒绝交税，必须以民族的体育运动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国的体育运动，文学、戏剧也应照此办理。就这样，以和平的方式，爱尔兰会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
除了在爱丽丝的指导下阅读很多关于爱尔兰过去的书籍，罗杰还想重新学习盖尔语。他请了一位女老师，但进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长，自由党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驻桑托斯的领事。虽说不是很愉快，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助于爱尔兰的捐赠已经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积蓄。他在靠借债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挣钱。
也许正因为重启外交生涯的热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种失落感。尽管巴西景色优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对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不习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里跟在刚果不一样：在刚果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有一种打破领事工作的框框干大事的感觉；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动却是跟净闯祸的、醉醺醺的英国水手打交道，还得为他们交罚金，把他们从监狱中保出来，送他们回国。在帕拉，他第一次听说橡胶产区的暴力行径，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贸易活动，他的工作只是为船只登记，为到那里做生意的英国人提供办手续的方便。190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日子是最糟的：气候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又添了因过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决定去离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罗波利斯居住，那里地势较高，不太湿热，晚上也凉快。但是每天乘火车上下班是一场噩梦。
在梦中，他总是记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凯尔特人之梦》，写的是爱尔兰神话中的过去。还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布尔梅尔·霍布森合写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爱尔兰人与英国军队》，反对英国军队在爱尔兰人中征兵。
蚊虫把他咬醒了，把他从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来，送入了亚马孙的黄昏之中。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关节痛也减轻了。在斯泰尔斯先生家里洗澡是件复杂的事：罗杰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仆人用水桶把水倒进喷头盛器里。洗澡水较热，使他想起了刚果。浴后下楼，领事已在门口等他，准备陪他去雷伊·拉马的官邸。
二人要在飞扬的尘土中走过几个街区。罗杰不得不眯着眼睛，在满是骨头、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噪声大了起来，每走过一间酒吧的门前就能听到音乐声、干杯声、吵架声与醉汉的喊声。斯泰尔斯先生上了年纪，鳏居，无子女，在伊基托斯已工作六年，仿佛一个没有幻想、厌倦了生活的人。
“这个城市对委员会是什么态度？”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坦率地说，是怀有敌意的。”领事赶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闻，半个伊基托斯都靠阿拉纳先生过活呢。更确切地说，都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企业过活。人们怀疑委员会意图反对给他们饭吃的那个人。”
“我们能指望当局提供些帮助吗？”
“更确切地说，会制造各种障碍，凯斯门特先生。伊基托斯市的当局也得依赖阿拉纳先生啊。几个月来，行政长官、法官和军人都没能从政府那里领到薪水。没有阿拉纳先生，他们都得饿死。您要知道，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利马离伊基托斯比离纽约和伦敦还要远，最好的情况下，行程也要两个月。”
“看样子，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罗杰评论道。
“您和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谨慎。”领事又说道，此时已降低了声音，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在伊基托斯，而是在普图马约那边。那是很远的地方，什么事都能发生。那是个野蛮的世界，无法无天，也无治安。我想，跟刚果差不多。”
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官邸位于中心广场一块没有花草树木的场地上，领事指给他看一个仿佛玩到一半的组合玩具的奇怪铁制结构，原来正在组装一栋埃菲尔铁塔式的房子（对，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是一个发了财的橡胶商从欧洲买下的，把它拆解后带回了伊基托斯，正在重新组装成该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乐部。
官邸占据了几乎半个街区，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层的大宅院，毫无特色。每个房间都很大，窗上装着铁栏杆。大宅院分为两翼，一翼为办公区，另一翼为长官住所。雷伊·拉马先生个头很高，白发，大胡子，胡尖上还打了蜡。他脚穿长筒靴，身穿马裤，衬衣一直系到领口，外罩一件不宽松的奇特绣花外衣。他能讲一点儿英语，以过分的热情、浮夸的言辞向罗杰·凯斯门特表示了欢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已经到了，还都出着汗穿着晚礼服呢。行政长官向罗杰一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卫戍司令阿尔纳艾斯上校，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乌鲁蒂亚神父，秘鲁亚马孙公司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其他还有四五位如商人、海关署长、《东方日报》社的社长等。客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响起了香槟酒的开瓶声，送上来冒着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温热，但的确是好酒，是法国酒，没错。
在一个以油灯照明的大院子里准备了晚餐。无数的土著仆人光着脚、系着围裙上着小吃，端着盘子送上食物。那晚气候温和，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辰。罗杰很奇怪自己怎么竟能听懂洛雷托人讲的话？这种西班牙语总是吃掉音节，富于音乐性，让人想起巴西口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带有翻译，但自己总算能听懂许多将在未来旅行中听到的话，这对于调查方便了许多。刚刚上了一道油腻的龟肉汤，他不无困难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围的桌子上同时进行着几组谈话，有用英语的，有用西班牙语的，也有用葡萄牙语的。一经翻译，谈话就会中断一会儿。行政长官坐在罗杰的对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两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他要为新到的客人干杯，祝他们在伊基托斯过得愉快，圆满完成任务，尽情享受亚马孙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强调了一句：“是洛雷托，尤其是伊基托斯的慷慨好客。”
他落座后立即与罗杰谈了起来，声音之大，好像要让别人的谈话停下来，让众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谈话。
“尊敬的领事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委员会又是为何来此？您来这儿要调查什么？请不要以为我傲慢无礼，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所有当局人物的愿望是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英国王室派你们来干什么。当然这对亚马孙是个很大的荣幸，为此我们愿意表现得配得上这个荣幸。”
罗杰几乎完全听懂了雷伊·拉马的话，但他仍然耐心地等着翻译把自己听懂的话翻成英语。
“您无疑是知道的，在英国，在欧洲，流行着对当地土著犯下残暴罪行的揭发，”他镇静地解释道，“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区的主要橡胶公司，即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秘鲁亚马孙公司，是在伦敦上市的英国公司，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颠，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容忍一家英国公司违反尊重人道的神圣法律。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查那些指控有几分是真实的。委员会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选派的。我本人则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罗杰·凯斯门特开口讲话时，庭院里一片死寂，街上的噪声也仿佛降低了。很奇怪，大家连动也不动了，刚才还在饮酒、吃东西、谈话、动作频繁、做着各种手势的先生们一下子患了瘫痪症。罗杰的两眼仍然盯着他，一种疑惧、责备的气氛代替了原先热诚的气氛。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准备，”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几乎喊了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去普图马约的船是我们企业最好的船，拥有各种方便设施，诸位可以乘此船去亲眼证实一下，那是无耻的诽谤。”
“非常感谢，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了点头。
这时，一阵无名的冲动使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道主。他相信东道主的反应会对他自己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产生教育效果，于是他以讨论网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问道：
“顺便问一下，先生们，诸位是否知道记者本哈民·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我希望我的发音还算准确——在不在伊基托斯？我能否跟他谈谈？”
他这一问引起了炸弹般的效果。与会者面面相觑，既吃惊又恼火，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像是没有人敢于接过这一棘手的话题。
“哎呀，怎么了！”行政长官终于喊了起来，演戏般地故作惊讶道，“那个敲诈者的名字连伦敦都知道了？”
“是的，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头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与沃尔特·哈登堡工程师对普图马约橡胶业的揭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托斯？”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与会者都显得很不自在，最后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说话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说道，他的西班牙语很纯正，与洛雷托人讲的不一样，罗杰更难听懂，“他从伊基托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据说在利马。”
“他要是没逃掉，我们伊基托斯人早就把他处以私刑了。”一个老头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
“伊基托斯是爱国者的土地，”巴勃罗·苏马埃塔叫道，“那家伙编造卑鄙的谎言诋毁秘鲁，推翻为亚马孙带来进步的企业，没人会原谅他。”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敲诈行为没有得逞。没人告诉你们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发表诬蔑之词以前，曾企图从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笔钱。”
“我们拒绝了，他就把关于普图马约的胡说八道发表了，”巴勃罗·苏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诽谤、诬蔑与勒索而被起诉，等待他的是监狱，所以他逃跑了。”
“在这方面，看来是什么也了解不到了。”罗杰·凯斯门特评论道。大家的谈话又变成了一对对的私人谈话。晚餐仍在进行，此时上了一盘亚马孙烤鱼，其中有一种叫做加米塔纳的鱼，凯斯门特觉得肉质细嫩，味道很好，但调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晚餐结束，向行政长官告辞出来后，罗杰跟委员会的朋友们交谈了一会儿。塞莫·贝尔认为突然触及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的问题有些鲁莽了，使得伊基托斯的头面人物很恼火。路易斯·巴恩斯却向罗杰表示庆祝，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这些人在记者问题上为什么有如此怒气冲冲的反应。
“很遗憾我们不能跟他谈，”凯斯门特说道，“我真想认识他。”
双方告别，罗杰和领事沿原路走回了领事的家。一路上，喧闹声、纵酒作乐声、歌声、跳舞声，干杯声、吵架声甚嚣尘上。罗杰感到很惊奇：这么多衣衫褴褛、半裸、光脚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门口，调皮地朝里面偷看。还有许多狗在扒食垃圾。
“您别浪费时间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尔斯先生说道，“最有可能的是，萨尔达尼亚·罗卡已经死了。”
罗杰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他看到一提及记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辞，就怀疑记者已经消失了。
“您认识他吗？”
领事圆顶秃头，脑壳亮晶晶，就像洒满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着泥泞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许是怕踩到一条蛇或蛤蟆。
“我们谈过两三次，”斯泰尔斯先生说道，“他个头矮，有些驼背，这里的人都叫他乔洛，或乔利托，即混血儿。一般说来，乔洛的性格都很温顺、很有礼貌，但是萨尔达尼亚·罗卡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强，总是像狂热的宗教信徒那样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说真的，我总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紧张，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来对殉道者不那么敬仰，凯斯门特先生。对英雄也是如此。这些为真理或正义献身的人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想要制止的损害还要大。”
罗杰没有说话，心里正在塑造着那个记者的形象：个子矮小，有残疾，但内心和意志与埃德蒙·d.莫列尔很像。对，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着记者亲手在钢板上刷墨印刷两份周报：《斥责》与《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里进行编辑的，而这间小印刷厂无疑就是他家的一个角落，这个朴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两份小报的编辑部兼管理部。
“我希望您别在意我刚才的话。”英国领事突然对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感到后悔，道歉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进行揭发，当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纳公司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搞严刑拷打、劫持人质、鞭打土著人等罪行，这几乎等于自杀。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应该很清楚。”
“什么后果？”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斯泰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在莫罗纳大街上的印刷厂被烧毁了，您可能还看得见，都成了一片焦土；还有人朝他的家开黑枪，普洛斯佩罗大街上还能看到弹痕。他不得不把儿子从奥古斯丁派神父办的学校里接出来，因为同学们都欺侮他。他还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的性命简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关闭那两份小报，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登广告，伊基托斯也没有印刷厂敢印他的小报。作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两次枪击，两次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枪，结果成了瘸子。最后见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里推去，一帮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马瓜斯驶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许逃到了利马。但愿如此。也有人说，他被绑住手和脚、伤口流着血就被推到河里喂食人鱼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尸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鱼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说的您没有不知道的。在刚果，您可能看到过同样的事，或更坏的事。”
到了领事的住所，斯泰尔斯先生打开了前厅的灯，给凯斯门特倒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靠近阳台坐下来，点燃香烟。月亮躲进了云端，但天上还能看见星星。大街远处的噪声又加入了昆虫的嗡嗡声，还有河水撞击岸边树枝和舢板时发出的啪啪声。
“可怜的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胆子这么大，有什么用？”领事耸了耸肩，思考道，“毫无用处。家人遭到不幸，没准丧失了生命。我们也失去了两份小报——《斥责》和《制裁》。每星期读一读报里的小道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倒是认为他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凯斯门特轻声纠正，“要不是他，我们不会来到这儿。除非您认为我们的到来也毫无意义。”
“愿上帝并不这样认为。”领事大声说道，“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确实是萨尔达尼亚·罗卡那份揭发所引发的，接着是沃尔特·哈登堡。我刚才说的是蠢话，我希望您的到来能有些用处，把情况改变过来，凯斯门特先生。在亚马孙地区生活得太久了，对进步思想有点儿怀疑了。在伊基托斯，一个人最终对什么进步不进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连对正义将会击退非正义这一点都不相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回到英国，用英国式的乐观主义洗刷自己。我发觉您在巴西为王室工作的这些年并没有把您变成悲观主义者。您真是与众不同，我真羡慕您。”
二人道过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罗杰久不能寐。该不该接受这个任务？几个月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在普图马约犯下的罪行所引发的丑闻已经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没人比您更合适走一趟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也要去，那是秘鲁亚马孙公司自身决定派遣的。虽然您与他们同行，但是我希望您为政府出一份个人报告。您由于在刚果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威望。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您可不要拒绝。”他的第一反应是想找个借口推辞，但是经过思考，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刚果工作过，所以在道义上有义务接受这一任务。不该接受吗？他觉得斯泰尔斯先生的怀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那句“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着。
与领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所作所为对亚马孙、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大有好处。与爱德华爵士谈话后，后者给他四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决定同那个委员会走一趟。他首先在商业、政治和文学小报《制裁》上看到了关于普图马约橡胶生意的事。紧接着，外事办给了他一捆文件，其中有两个曾经到过亚马孙地区的人提供的一手证词：美国工程师沃尔特·哈登堡在伦敦的周报《真理》上发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机构反奴役及保护土著协会翻译成英文。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尽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那位记者是不是把暴行夸大得让人觉得文章并不现实，甚至是一种虐待狂的想象？不过罗杰立即想到，许多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到他和莫列尔发表的关于刚果独立王国的不公正行径时，不是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不可置信——吗？人们排斥那些在贪婪与劣根性的驱使下、在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干出的不堪描述的残暴行为时，不都是这样吗？这种残暴行径既然能在刚果发生，为什么不能在亚马孙地区发生？
他很苦恼，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没有了灯光，但噪声依旧。如果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正如领事所言，这位记者很可能被捆着手脚、流着血、扔进河里去满足食人鱼的胃口了。斯泰尔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满不在乎的口吻让他很恼火，仿佛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存在着残暴者，而是某种类似星球运转、海水涨潮般的恶兆所决定的。有人曾把他称作“狂热分子”，是对正义事业的狂热吗？对，当然是。他是一个冒失鬼，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钱财、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平凡人，一个亚马孙地区的莫列尔。也许是一个信仰者？是的，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社会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这种耻辱。罗杰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在非洲看到的邪恶与苦难淹没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为改善世界的状况而想要有所作为的干劲。他对萨尔达尼亚·罗卡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对他说：“您干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
他是不是去过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经营的普图马约地区？那不是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吗？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明说，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体，这说明萨尔达尼亚·罗卡亲眼见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罗杰曾多次阅读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证词，有时觉得他们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分为若干个收购站，主要有乔雷拉站和埃尔恩坎托站，每个站都有一名站长。“确切地说，一个怪物。”只有他们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维克多·马塞多和米格尔·洛艾萨，这两个人于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奥凯玛人来到乔雷拉站，交纳了数筐在森林里收割的橡胶球。过了秤、归了仓之后，乔雷拉站的副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为他的上司维克多·马塞多（当时埃尔恩坎托站的米格尔·洛艾萨也在那里）指着从八百名奥凯玛人中区分出的二十五个人说，这些人没带来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橡胶或橡胶浆。马塞多和洛艾萨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先指示工头（都是些巴巴多斯黑人）用毛瑟枪控制住其余的奥凯玛人，然后命令“小伙子”把那二十五个人装进浸了石油的麻袋里点上火。这些人号叫着变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火焰，却被烧成了骇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马塞多、洛艾萨和贝拉尔德又朝伤者补了一枪。每当想起这一场景，罗杰就感到眩晕。
据萨尔达尼亚·罗卡说，管理人员干这种事，一方面是作为惩戒，另一方面是娱乐，高兴高兴。折磨别人、比赛谁更残忍，这是长期实施鞭笞、打人等刑罚而染上的一种嗜好。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个借口进行这种血的赌博。据萨尔达尼亚·罗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给一名叫做米格尔·弗洛雷斯的站长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不要把杀掉印第安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而米格尔·弗洛雷斯的回答比这一告诫更坏：“我不同意。最近两个月，我的站里才死了四十几个印第安人。”
萨尔达尼亚·罗卡历数对土著人施加的各种刑罚：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杀掉。还有绞刑、睡翘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里。他肯定地写道，马坦萨斯站的土著人尸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没法估计，但尸骨恐怕与几百也许几千名受害者相符。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叫阿曼多·诺尔曼德，是玻利维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儿，也就二十二三岁。他自称曾在伦敦学习过。他的残忍在乌伊托托人中已经成了“地狱般的神话”，因为他杀死了大批的乌伊托托人。阿比西尼亚站则对阿维拉多·阿圭罗站长及其助手奥古斯托·希门尼斯进行了罚款，因为二人把印第安人当靶子射击，而且明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会浪费对公司有用的劳动力。
尽管两地相距甚远，但罗杰不止一次地觉得，一条脐带把刚果和亚马孙地区连接在了一起：对财富的贪婪、人类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制造着邪恶，因而在两地同样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这还不够吗？魔鬼在这永恒的争斗中是不是取得了胜利？
等着他的明天将是紧张的一天。领事找到了三个英国籍的巴巴多斯黑人，他们在阿拉纳橡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条件是事后把他们送回英国。
罗杰睡得很少，但天一亮就醒了，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洗漱，穿戴完毕，戴上巴拿马草帽，拿起照相机，既没见领事也没见仆人，走出了领事的住所。天空一望无云，阳光照射在街上，开始热起来。到了中午，伊基托斯就会变成一座火炉。街上已经有了行人，绘着红蓝双色的喧闹小电车也在行驶。有点儿像东方人、皮肤呈黄色、脸上臂上涂着几何图案的印第安人流动商贩不时地向他兜售水果、饮料、活的小动物（小猴子、金刚鹦鹉、小蜥蜴等）、箭镞、木槌、吹箭筒等。许多酒吧和饭馆仍在营业，但顾客很少。几个醉汉叉开双腿躺在铺棕榈叶的屋檐下睡觉，几条野狗扒着垃圾。罗杰想道：“这个城市简直是一块邪恶、发臭的空地。”他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散步了很长时间，穿过中心广场，认出了行政长官的官邸，来到了有着石栏杆的堤岸。堤岸的路很漂亮，走在上面可以看见宽阔的河流，河面上的小岛好像在漂浮着。远处，对岸高大的树木沐浴着阳光。
熠熠闪光的堤岸到了尽头就消失在一片茂盛的树林和栽满树木的斜坡中。斜坡下面是一座码头。他看见几个光脚穿短裤的男孩在钉木桩，他们都戴上了防晒的纸帽子。
男孩不像是印第安人，更像是乔洛。其中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岁，身材很匀称，每捶一下，肌肉就突出一下。犹豫了片刻，罗杰走近他，取出了照相机：
“我能给您照一张相吗？”他用葡萄牙语问道，“我可以付钱。”
男孩看了他一眼，没听懂。
他又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了两遍。男孩笑了，跟另外一个叽咕了几句，罗杰猜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最后男孩转向他，打着响指问道：“给多少？”罗杰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把硬币。男孩看了看，数起来。
在两个新朋友的笑声和玩笑中，罗杰让男孩摘下纸帽，抬起胳膊，露出肌肉，摆出古希腊掷铁饼者的姿势，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为了摆姿势，他触到了男孩的胳膊。他情绪紧张，天又太热，他感到自己的手湿润了。他发现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便停了下来，不再拍。他把钱给了男孩，赶忙回到了领事住所。
看到委员会的朋友们正坐在桌旁同领事一起用早餐，他也加入，解释说他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好好地散步。吃煎木薯、喝甜得要命的水一样的咖啡时，斯泰尔斯先生向大家说明那几个巴巴多斯黑人都是些什么人。他要事先告诉大家，那三个人都在普图马约工作过，但是跟阿拉纳的公司闹了别扭，觉得秘鲁亚马孙公司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的证词中充满了怨气。领事建议不要让三个巴巴多斯人同时出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因为那样他们会感到害怕，不敢开口。于是把委员分成二人或三人一组。
罗杰和塞莫·贝尔一组。正像所预料的那样，与第一个巴巴多斯人的会见刚开始不久，塞莫·贝尔就以极度口渴、感到不舒服为托词走掉了，留下罗杰一个人，单独跟那位阿拉纳公司的前工头谈话。
那巴巴多斯人名叫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他自己也不确定有多大岁数，自认为不超过三十五岁，是黑人，拳曲的头发比较长，已经有些白发。穿着衬衣，敞着怀，肚脐眼都露了出来。一条粗布长裤不到脚踝处，用一段绳子系在腰间。没穿鞋，一双大脚满是石头般的硬皮，指甲很长。他那口语化的英语有时掺杂几个葡萄牙语单词和西班牙语单词，罗杰听起来很吃力。
罗杰用简单的英语向他保证，他的证词是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被自己说的话牵连。罗杰只听，不记录，仅仅要求他所说的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事是真实的。
二人坐在凯斯门特卧室对面的小阳台上。长凳对面的小桌上摆着一罐木瓜汁和两只杯子。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六年前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同另外十八个巴巴多斯人一起被堂胡里奥·阿拉纳的兄弟利萨尔多·阿拉纳雇去，在普图马约一个收购站当工头。去了之后他就知道被骗了，雇他的时候并没告诉他要花大部分时间去“打猎”。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打猎’？”凯斯门特问道。
就是到村落里去猎取印第安人，让他们到公司的领地来收割橡胶。不管是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列希加洛人还是波拉人都行，只要该地区里有。那是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去割取橡胶，所以必须强迫他们。“打猎”要进行长途远征，有时一无所获，你到了，可村子里空了，村民都逃光了。有时幸好还有人，就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别反抗，但他们还是用吹箭筒和木棒进行反抗，于是就动手打了起来。最后把他们的脖子捆起来，把还能走路的男男女女像赶牲口一样赶回来。为了不耽搁行程，就把老人和婴儿丢在那里不管。依波奈姆没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干过无偿的暴行，尽管在此人的领导下，他在马坦萨斯站干了两年之久。诺尔曼德先生是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
“无偿的暴行？”罗杰打断他道，“请举个例子。”
依波奈姆在板凳上很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黑眼珠在眼白里跳动了一下。
“诺尔曼德先生有个怪癖，”依波奈姆躲开了罗杰的目光，低声道，“譬如，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也就是说，不如他的意，他就把这个人的孩子扔进河里淹死，而且是他亲自动手。”
他停了一会儿，又解释道，看到诺尔曼德先生的怪癖，他很紧张。这种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甚至有一天，他异想天开，想把左轮里的子弹打光，就朝离他最近的人开了枪。依波奈姆因此要求换一个站，于是调到了乌尔蒂莫·列蒂洛站，这才睡上了安稳觉。这个站的负责人叫做阿尔弗雷德·蒙特。
“您执行任务时杀死过印第安人吗，托马斯先生？”
罗杰看见了这个巴巴多斯人躲躲闪闪的眼光。
“这也是工头和‘小伙子’工作的一部分，”他耸了耸肩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理性人’。普图马约真是血流成河，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在那里，生活本身就是杀戮和死亡。”
“您能告诉我您杀死过多少人吗？”
“我从来没计算过，”依波奈姆立即答道，“我干必须干的事，总想着：干过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完成得很好，因此我认为公司对我太刻薄了。”
他长时间沉浸在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中，对前雇主很不满。雇主们指控他与把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伊里亚特先生家的橡胶园有牵连，而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一直与伊里亚特先生争夺劳动力。那不是真的，乌伊托托人消失于乌尔蒂莫·列蒂洛站后，据说又出现了，并为哥伦比亚人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实际上，出卖乌伊托托人的正是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蒙特本人，此人既贪婪又吝啬，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就说是依波奈姆、戴顿·克兰敦及辛巴达·道格拉斯三个人所为。完全是污蔑，公司却相信了他，而这三个工头则不得不出逃。历经可怕的苦难来到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的头头们曾下令，要“理性人”只要一遇到这三个人就把他们干掉。现在，依波奈姆和另外两个同伴只能靠乞讨和当临时工谋生。
公司拒绝为他们返回巴巴多斯支付船票钱，还控告他们随便离岗。伊基托斯的法官当然认为阿拉纳公司有理。
罗杰答应他，政府会负责把他和两个同伴送回国，他们毕竟是英国公民。罗杰刚把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送走，就累得马上倒在了床上，不停地出汗，全身疼痛，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从头到脚，一个器官接着一个器官，一点点地折磨着他。先是刚果，现在是亚马孙，人类的苦难难道没有尽头？世界上充满了野蛮行径的飞地到底还有多少？几百、几千、几百万？现在又在普图马约等着他。能不能打败这条七头蛇？在一个地方砍掉它的头，在另一个地方又生出来，更加嗜血，更加可怖。他慢慢地睡着了。
梦中，在盖尔的一面湖边，他看见了母亲。高大的橡树枝叶间洒下了淡淡的阳光。他又激动地颤抖着看见今早在伊基托斯堤岸上为之拍照的那强壮的男孩。他在盖尔湖畔做什么？也许那是位于厄尔斯特的爱尔兰湖泊。安妮·杰弗逊挺拔的倩影消失了。他的忧虑并不是因为人们在普图马约受到奴役所引发的悲哀与同情，而是因为安妮·杰弗逊（其实他并没有看见她）在四周树丛中对他的窥视。尽管如此，恐惧并没有减弱他见到伊基托斯那个男孩时感到的激动。
男孩犹如湖神从水中显露出来，身体淋漓着湖水，每走一步，肌肉就弹动一下，脸上挂着傲慢的笑意，使得他在梦中颤抖起来，呻吟起来。醒来时，他恶心地看到自己射精了。他洗了洗，换了短裤和长裤。他感到羞耻，毫无安全感。
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刚刚接见了巴巴多斯人戴顿·克兰敦和辛巴达·道格拉斯。罗杰发觉委员们被他们的证词搞得都很累。那两个前工头讲的话依然是赤裸裸的，跟依波奈姆对罗杰·凯斯门特讲的话一样。看样子不管是戴顿·克兰敦还是辛巴达·道格拉斯，都特别热衷于否认曾把那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橡胶商。
“鞭打，截肢，杀害……他们对此毫不在意，”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不停地说道，看样子他并不怀疑贪婪会引发恶行，“他们觉得这种残暴行径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辛巴达刚才的话，我简直听不下去，”亨利·费尔加尔承认，“所以不得不出去呕吐。”
“诸位都看到了外事办搜集的文件，”罗杰·凯斯门特提醒大家，“你们认为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二人的指控是编造的吗？”
“编造的，倒不是，”沃尔特·福尔克反驳道，“却是夸大的。”
“这次开胃酒之后，不知我们在普图马约还能碰到什么事。”路易斯·巴恩斯说道。
“他们很可能变得谨慎，”植物学家说道，“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粉饰了的现实。”
领事打断大家的谈话，说午饭准备好了。领事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盘玉米饼裹着的鲱鱼和蛇片沙拉。除了他，委员们几乎一口没吃。大家一直在沉默，沉浸在对刚才会面的回忆之中。
“这次旅行肯定是一次下地狱，”刚刚加入谈话的塞莫·贝尔转身对罗杰·凯斯门特说道，“您都经历过，幸存了下来。”
“但是伤口还没有愈合。”罗杰意味深长地说道。
“没那么严重，先生们，”斯泰尔斯先生吃得高兴，给大家鼓劲道，“睡一个洛雷托式的午觉就好了。跟秘鲁亚马孙公司当局和头头们谈话会比跟黑人谈话顺利些，真的。”
罗杰没睡午觉，他坐在卧室里作为床头柜的桌前，凭记忆把与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的谈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并且把委员们与另外两个巴巴多斯人谈话后得出的证词做了摘要。接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记下了当天下午将向行政长官雷伊·拉马和公司经理总巴勃罗·苏马埃塔提出的问题。斯泰尔斯先生曾批露，巴勃罗·苏马埃塔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姐夫。
行政长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委员会成员，上了啤酒、果汁和咖啡，命人搬来几把椅子，分发了蒲扇，让大家凉快凉快。他仍然穿着那天傍晚穿的马裤和靴子，但没穿绣花背心，而是一件白色亚麻外衣，里面的衬衣像俄罗斯大衬衣般扣着领扣，雪白的鬓角和优雅的动作显得他的气质很高贵。他向大家说，他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欧洲供职数年。他指着墙上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胸前斜挂绶带、个头不高但很潇洒的人的照片说，他是应这位共和国总统奥古斯托·贝纳尔迪诺·莱吉亚的要求就任现职的。
“总统让我向诸位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我们可以不用翻译了，行政长官先生。”
“我的英语很糟，”雷伊·拉马讨好地打断道，“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
“英国政府曾要求莱吉亚总统的政府调查关于在普图马约发生的被揭露事件，但竟无下文，英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司法行动正在展开，凯斯门特先生，”行政长官急忙答道，“我们的政府没等陛下要求就进行了调查。为此我们任命了一位特别法官，此人正在来伊基托斯的路上。那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您是知道的，利马离伊基托斯太远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利马派法官来？”路易斯·巴恩斯插嘴道，“伊基托斯难道没有法官？昨天为我们设的晚宴上，您不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法官吗？”
罗杰·凯斯门特看到雷伊·拉马以慈祥的眼光扫了巴恩斯一眼，只有看待不懂事的孩子或成年白痴时才用这种眼光。
“此次谈话是保密的，对吧，先生们？”罗杰最后问道。
大家都点头同意，只有行政长官犹豫了一会儿回答：
“我们的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进行调查，正是证明其诚意，”行政长官解释，“找一名教学法官去调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极不自在地停了下来。
“明白人不用细说。”他添上了一句。
“您是不是说：在伊基托斯，没有一位法官敢跟阿拉纳先生的公司对抗？”罗杰·凯斯门特轻声问道。
“这里不是文明昌盛的英国，先生们。”行政长官一口喝光手中杯里的水，难过地低声道，“如果说一个人从利马到这里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官、当局者、军人、公务员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或许根本来不了。在等待发薪水的时候，这些人靠什么维持生活？”
“靠秘鲁亚马孙公司慷慨施舍？”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雷伊·拉马抬起手，挺直身子说道，“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以贷款的方式向公务员提前支付薪水，原则上这笔钱是要还的，但利息很低。不是白送，也不是贿赂，是与政府之间达成的诚信的协议。不过，尽管如此，既然法官们靠这笔贷款生活，在对待阿拉纳先生公司的问题上自然就不能大公无私了。诸位懂了，对吗？因此，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就是为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不就是坚持弄清真相的最好证明吗？”
委员们喝着水或啤酒，感到茫然，无话可说。“有几个委员正在为回欧洲寻找借口呢？”罗杰想道。他无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也许只有路易斯·巴恩斯是例外，因为他在非洲生活过，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都像在英国那样行事。
“在那个地区还有什么当权人物要我们去拜访吗？”罗杰问道。
“有几位检察官为了一位主教的死去了那里，此外就没有什么人了。”雷伊·拉马说道，“那个地区很远，几年前还是一片没开发的森林地带，只有野蛮人的部落。政府还能派什么重要人物去呢？去干什么？去让食人族吃掉吗？如果说那里现在有了商业活动和工作机会，并开始了现代化，那要归功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和他的兄弟。要承认这一点，他们是第一批为了秘鲁而征服这片土地的人。如果没有公司，普图马约早就被哥伦比亚占领了。他们一直想攫取这个地区，这一点不容忽视。普图马约不是英格兰，那是一个遥远的、与世隔绝的、生了双胞胎或畸形儿就被淹死在河里的异教徒居住的世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是先驱者，他带去了船只、医药、天主教、衣服，还有西班牙语。当然，暴行应该受到制裁，但是请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激发贪婪的土地。在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中，所有的秘鲁橡胶商都是魔鬼，而哥伦比亚人是同情土著人的天使，诸位不觉得奇怪吗？我读了《真理》上的文章。执意攫取那片土地的哥伦比亚人找到了哈登堡先生这样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只在秘鲁人身上看到了暴力和不法行为，在哥伦比亚人身上却没看到，诸位不觉得奇怪吗？这是偶然的吗？请诸位记住，这个人在来秘鲁前曾在哥伦比亚考卡省的铁路上工作过，会不会是间谍呢？”
雷伊·拉马说累了，喘了口气，喝了口啤酒，挨个看了大家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说：“我赢了一分，对吧？”
“鞭打，肢解，强奸，杀人……”亨利·费尔加尔低声地说道，“您把这些称作把现代化带给普图马约吗，行政长官先生？提出证词的不仅是哈登堡，还有您的同胞萨尔达尼亚·罗卡。我们今晨询问过的三个巴巴多斯工头也都证实了那些残暴行径，他们也承认干过这种坏事。”
“那么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行政长官肯定地说，“普图马约当时要是有法官、警察和行政机关，他们早就受到惩罚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蛮和残暴。我并不为任何人辩护，也不为任何人开脱。诸位还是去吧，去亲眼看看，自己作出判断。我们的政府本可以禁止诸位入境，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事务，但还是干涉了。相反，我得到指示，要给诸位提供一切方便。先生们，莱吉亚总统很敬重英国，他希望秘鲁有一天也会成为跟诸位的国家一样伟大的国家，因此诸位来到了这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随便调查什么。”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光线暗下来。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沉重的噼啪声，屋顶仿佛将要塌下来，水柱将落在大家身上。雷伊·拉马做出忧郁的样子：
“我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很爱他们，”他苦笑道，“我有一年没看见他们了。能不能见到他们，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当莱吉亚总统要求我到这远离世界的角落来为国家服务时，我没有犹豫。我来到此地不是为了保护罪犯，先生们，恰恰相反，我只求诸位理解，在亚马孙腹地工作、搞商业、建工厂跟在英国不同。如果有那么一天，这片原始森林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西欧的水平，都要归功于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这样的人。”
大家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回答了，有时躲躲闪闪，有时则直截了当。罗杰最后没能对此人作出清晰的判断。他有时像在演戏的无耻之徒，有时又像重任在肩、想尽力经受得住考验的好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知道存在着暴行。尽管他并不喜欢，但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弱化它。
大家向行政长官告别时，雨已经停下来。大街上，各家的房顶滴着水，到处都是水洼，蛤蟆在其中啪啪地跳着，空中飞满了大麻蝇和长脚蚊，刺得大家浑身是泡。大家一言不发，低着头来到秘鲁亚马孙公司。那是一处宽大的宅院，瓦片铺的房顶，花砖砌的门面。就在这处宅院里，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正等着见他们。这是他们当天的最后一场会面。还有几分钟，大家在空荡荡的中心广场溜达了一会儿，好奇地观赏了古斯塔夫·埃菲尔工程师的铁房子。架构已经拆开，展示在露天下，像史前动物的骨骼。周围的酒吧和饭馆已经开门，音乐声和嘈杂声震得伊基托斯的黄昏如此昏昏沉沉。
秘鲁亚马孙公司位于离中心广场不远的秘鲁大街，是伊基托斯最高大、最结实的建筑物，两层楼，水泥和金属板构成，外墙涂成浅蓝色。巴勃罗·苏马埃塔在其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叶片宽大的电扇，但没开，等着来电。尽管天气极热，年近五十岁的苏马埃塔却仍穿着黑色外衣和花里胡哨的背心，系着蝴蝶领结，蹬着亮晶晶的短统靴。他郑重其事地向每个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问一声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托斯招待得是否妥当、是否还需要什么，他对所有人不断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亲自从伦敦发电报来，命令他给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务圆满完成。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明显的歌唱般的亚马孙口音，罗杰·凯斯门特已经能听懂了。每当提到阿拉纳的名字，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都要向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画像鞠个躬。
几个光着脚、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着盛有饮料的盘子走动的时候，凯斯门特趁机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这位主人那严肃的黝黑四方脸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纳头上戴着法式贝雷帽，服装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也许是在伦敦塞维勒路上的裁缝店里制作的。据说这位全能的橡胶国王在日内瓦的比亚里兹区有宫殿式的别墅，在伦敦的肯辛顿街有花园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亚马孙原始森林中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奥哈以卖草帽为生。这一切都真假难辨，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精明和自满。
巴勃罗·苏马埃塔通过翻译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轮船自由号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登船。还为他们配备了在亚马孙各支流航行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最好的船员。尽管如此，这次航行到普图马约可得作出点儿牺牲：根据天气情况，要花八到十天。没等委员中有人提问，他赶忙递给罗杰·凯斯门特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文件。
“关于诸位所关心的事，我提前准备了这些文件，”他解释道，“都是关于收购站管理人员——站长、副站长和工头们——应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规定。”
苏马埃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提高了嗓音并做出各种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展示给大家，一面用广场演说般的声调和姿态一项项地念着：
“严禁对土著人及其妻子儿女亲属进行体罚，不准对上述人等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侮辱；对经证实犯有错误者可予以斥责和警告；根据错误之严重程度可处以不同的罚款；对特别严重者可予以辞退；对具有犯罪性质者可移送最近之有关当局处理。”
他简要地念着规定，不断地重复，旨在拖延到最后念出“要避免针对土著人的不法行为”。中间还停下来解释“职员们也是人”，有时会违反规定；发生不法行为时，公司应予以制裁。
“最重要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里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发生，那也是例外情况，是不遵守我们对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轨员工所为。”
他说得又多又卖力，显然有些累了，便坐下来，用业已潮湿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我们在普图马约能见到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工程师控诉的那几位站长吗？他们是不是逃掉了？”
“我们的职员没有一个逃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发怒道，“为什么要逃？难道只因为两个敲诈者的污蔑就要逃跑？那两个人是由于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才编造出无耻谎言。”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杀掉，被鞭笞，”罗杰·凯斯门特一字一句地说道，“对此种暴行的控诉已经震惊了文明世界。”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感到震惊。”巴勃罗·苏马埃塔愤怒地抗议道，“但此时让我震惊的是，诸位这样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没有事先调查，竟相信这样的谎言。”
“我们会去调查此事。”罗杰·凯斯门特提醒道，“认认真真地调查，请不要怀疑。”
“您以为阿拉纳、我，还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杀害土著人的杀人犯？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橡胶商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吗？对我们来说，每个工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这种杀害是真的，那么普图马约就连一个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吗？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脚、任人杀害的地方。这种控诉只有极端白痴的人才干得出，凯斯门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们就会破产，橡胶工业就会垮掉。这一点，连在那儿工作的职员都清楚，因此他们尽力让那些野蛮人满意。”
他挨个儿看了看每一位委员。前一刻还怒气冲冲，这一刻又发起愁来，作欲哭无泪状：
“对他们好，让他们满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说道，“都是些原始人，这意味着什么，诸位知道吗？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们当然不允许吃人，不对吗？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们加以禁止，他们有时就生气了，就干出野蛮人干的事。我们能让他们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儿溺死吗？当然不，溺婴是不仁慈的，不是吗？总之，诸位会亲眼看到，到时候诸位就会理解英国这样对待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这样对待一家为改变这个国家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罗杰·凯斯门特想，巴勃罗·苏马埃塔简直快要落泪了。但他错了，那位总经理友好地笑了。
“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诸位说说了，”他带有歉意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
委员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向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提问，他的回答拖得很长，有时连翻译都摸不着头脑，让他一字一句地再说一遍。罗杰没有参与提问，他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很明显，苏马埃塔嘴里没有实话，什么都否认，不断重复着阿拉纳公司在伦敦回答记者批评时给的理由——诸如也许偶尔有个别心胸狭窄的员工做得过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说杀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图马约的短工本来就很少，还要吓他们，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干得出；等等。罗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果的时空：同样的恐怖行为，同样地蔑视真相。所不同的是，苏马埃塔讲的是西班牙语，比利时官员们讲的是法语，而睁眼说瞎话这一点则是同样地无所顾忌，因为二者都认为收割橡胶赚钱是基督徒的理想，对那些异教徒干坏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嗜食人肉，杀害亲生子女。
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出来，罗杰把同事们送到他们的住处，自己并没回英国领事的住宅，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伊基托斯溜达了一会儿。他一贯喜欢走路。单独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黄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数小时。但是在伊基托斯没铺沥青、坎坷不平、到处有蛤蟆在里面鼓噪的水洼的大街上，他总是走得磕磕绊绊。街上的噪声很大。酒吧、饭馆、妓院、舞厅和秘密赌场里挤满了喝酒、吃饭、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门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儿童在向里面偷看。他见晚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余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间的微光照射下几乎摸着黑地走。后来他察觉已经来到中心广场（名字倒很响亮）的方形地块，便在周围转了一圈。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葡萄牙语向他问候：“晚安，凯斯门特先生。”原来是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伊基托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他们是在行政长官举行的晚宴上认识的。于是罗杰在长凳上长老的旁边坐了下来。
“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观赏星星，呼吸新鲜空气，只要把耳朵捂起来不去听那地狱般的噪声，倒是很惬意的。”长老用葡萄牙语说道，“有人给您讲解了这铁房子的事吧？那是一个半疯的橡胶商在欧洲买下的，正在那个角落里组装。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示过。据说在这里将成为社交俱乐部。您想想，在伊基托斯这种气候下，一座金属建的房子岂不成了火炉？目前还只是一个蝙蝠穴，上百只蝙蝠吊着一条腿在那里睡觉。”
罗杰·凯斯门特请他讲西班牙语，自己听得懂。但乌鲁蒂亚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奥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过十年，所以宁愿讲葡萄牙语。他来到秘鲁的亚马孙地区还不到一年。
“我知道您从未去过阿拉纳先生的橡胶公司，但您无疑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可以请您谈谈看法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吗？”
神父叹了一口气。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凯斯门特先生。”神父低声道，“我们这儿离普图马约太远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是城市，有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法官、军队和警察，尽管如此，都会出事。何况在那里？那里只有公司职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显得很苦恼。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买卖土著女孩，”他以怜悯的声调说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是没办法。”
“又是一个刚果。到处是刚果。”罗杰想道。
“那有名的‘打猎’，您听说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长老又道，“袭击土著村落去捕猎收割橡胶的人。袭击者不仅劫持男人，还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后带到这里卖掉；有时带到马瑙斯去，在那儿似乎能卖到好价钱——在伊基托斯，买一个女仆最多只花二三十索尔。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甚至五个女仆。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奴隶。她们一天到晚地干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个茬儿就棒打。此外，还要为主人儿子的第一次性行为服务。”
他又叹了一口气，最后喘了起来。
“当局不能管一管吗？”
“原则上，不可能。”乌鲁蒂亚神父说道，“半个多世纪前，秘鲁就禁止奴隶制了。你可以报警，向律师求助，但这些人也都买女仆。此外，女孩即便被赎出来，当局又能拿她们怎么办？当然了，要么留给自己，要么卖掉，但不能再卖给某个家庭，于是卖到妓院去。以后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不能让她们回到原来的部落去吗？”
“原来的部落几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胶公司去了，没地方送她们啊。干吗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赎出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她们留在那个家里。有些人对她们不坏，跟她们熟悉起来，但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这样觉得吗？”
“怪事、怪事。”罗杰·凯斯门特不停地重复道。
“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也都认为。”乌鲁蒂亚神父说道，“我们在传教所几小时、几小时地动脑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毫无办法。我们曾跟罗马交涉，请他们派修女来为这些女孩开办一所学校，至少让她们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们上学吗？很少。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被视为牲口的。”
神父又叹息起来，说话时显得极为沉痛。罗杰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样子，便想赶快回到英国领事的住所去，于是站了起来。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么，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握着他的手，告别道，“在欧洲进行的揭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委员会能来到洛雷托，我看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有人能帮助这些可怜人，那就是你们了。我将为你们能平安无恙地从普图马约回来而祈祷。”
罗杰回住处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对街上酒吧、妓院里的事，对其中发出的噪声、歌声、吉他弹拨声不闻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从部落里抢来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装进麻布包、塞进船舱、带到了伊基托斯，以二三十索尔卖给一个家庭，擦洗房间、下厨做饭、打扫厕所、洗涤脏衣、挨打受骂，有时还要被雇主或雇主儿子奸污。同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9
牢房的门一打开，罗杰·凯斯门特就看见典狱长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门槛旁。他想，有人来探监了，是格，也许是爱丽丝。但是典狱长并没叫他站起来去探视室，而是一言不发，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申请被拒绝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来，肯定会双腿打战，倒在地上。
“你不是总说要洗澡吗？”典狱长冷冷地曼声问道。
“这是满足我最后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刽子手就来了。”
“这可是违反狱规的，”典狱长带有某种感情地低声说道，“不过，今天是我儿子一周年祭日，我想以怜悯他人的行动纪念他。”
“谢谢您。”罗杰说着站了起来。典狱长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客气过？
看到典狱长出现在牢房门口时，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动；此时血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
他走进发黑的走廊，跟随矮胖的典狱长来到了浴室。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面墙上镶有一排便器，对面墙上有一排淋浴头和水泥尚未被磨净的洗脸盆，发锈的水龙头在滴水。罗杰脱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接着钻进了喷头下。典狱长就站在门口等着。水流一冲，罗杰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同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闭上眼睛，感受着滑过全身的冷水。他从挂在墙上的胶木盒中拿出一块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来。他很高兴，也很激动，水流不仅冲去了多日来积在身体上的肮脏，也荡涤了他的担忧、苦恼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冲，洗了很久。典狱长站在远处，不得不拍手让他快点儿。罗杰用衣服擦干了身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把头发抹抹光。
“您让我洗澡，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典狱长。”回牢房的途中，他说道，“您把生命和健康还给了我。”
典狱长咕哝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罗杰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但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在了地上。
他想起了罗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国最后六个月里的助手和朋友，是个很出色的人，忠诚、能干、英勇，是他在德国u-19潜艇中的旅伴和难友。此外还有军士丹尼尔·朱利安·拜莱（也叫朱利安·贝伟利），当时他们乘潜艇到达爱尔兰的特拉利海湾，快到岸边时，三个人由于不会划船，差点溺水而亡。不会划船？！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蠢事掺杂在大事里，就会把大事毁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圣周星期五那个浓雾笼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雨，大海波涛汹涌。德国潜艇把他们仨送上不断摇晃的三桨小船后便消失在浓雾中。“祝你们好运！”潜艇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声，表示告别。他又感到那种软弱无力的可怕感觉，于是试图抓牢被海浪打得颠簸不已的小船。三个生手根本无法把船拨到朝向岸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当时处在什么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打转，画出半径变来变去的圆圈。谁都无力应付这种海浪。海浪拍打着船侧，把船撞来撞去，随时可能把船撞翻。实际上，确实翻船了。有几分钟的工夫，三个人差点儿淹没在水中。他们在水中啪啪地划着双臂，咽着发苦的海水，最后才把船拨直，互相帮助着爬上小船。罗杰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国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受伤发炎，但是在黑尔格兰岛上仍努力学习驾驶摩托艇。他们在该岛靠岸，换乘u-19潜艇，因为u-2潜艇在威廉港出了故障。从黑尔格兰岛到特拉利海湾的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伤口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罗杰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晕呕吐得厉害，几乎一口东西没吃，在狭窄的舱房里站不起来。他想着蒙泰特对待红肿伤口的那种禁欲式的忍耐。u-19潜艇上德国船员给他用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伤口仍在化脓。指挥u-19的威斯巴赫船长预言，登陆后如不立即治疗，伤口将患上坏疽。
他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当时，两个旅伴决定让罗杰先藏起来，由他们去向特拉利的志愿者求援。这样决定是因为罗杰有着被英国士兵认出来的危险，他是守卫英帝国的走狗们觊觎的猎物啊。
此外，罗杰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体极为虚弱，疲惫不堪，曾两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续了好几分钟。两个朋友给了他一只左轮手枪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罗杰回忆他看到燕子在周围盘旋，听到燕子的叫声，发现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湾沙地上绽放着野紫罗兰时，心想他终于抵达爱尔兰，双眼充满了泪水。蒙泰特上尉临行时向他行了个军礼。上尉个子不高，强壮、灵活、不知疲倦，是对爱尔兰爱到骨髓里的爱国者。他在林堡营地被战俘们抵制（不是公开仇视），战俘们拒绝登记参加罗杰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共同（不是在德国的命令下）组建的爱尔兰纵队。尽管如此，罗杰在德国与他共事的六个月里，从没听到他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从没发现他在助手面前流露过萎靡不振的迹象。
蒙泰特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那只红肿、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马虎，早已松开。他的样子疲惫不堪。军士丹尼尔·拜莱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着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浓雾中。罗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经到达那里而没被皇家爱尔兰警察捉住？会不会已经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志愿军的人接上头？军士丹尼尔·拜莱被捕一事，他一无所知。罗杰先是在海军司令部受到英国情报局头头们的审问，后在伦敦警察局受审。在长期的审问中，军士的名字从未被提到，却在总检察官指控罗杰叛国的审理法庭上作为证人突然出现了，这让罗杰感到很难过。丹尼尔·拜莱的证词中谎话连篇，但一次没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没有被捕？或许被杀害了？罗杰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时安全无事，躲藏在爱尔兰的某个角落里。也许他参加了圣周起义，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险而斗争时与许多无名的爱尔兰人一起牺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邮政局里同他所敬仰的汤姆·克拉克在一起射击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堪称楷模的生命。
他那次的冒险其实是不明智的。他个人以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理由认为，只要他从德国回到爱尔兰，就可以阻止由爱尔兰志愿军军事委员会的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划而爱尔兰志愿军统帅约恩·麦克尼尔一无所知的圣周起义，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理性说服不了虔诚的信徒和殉道者。”罗杰思忖道。他曾亲自参加过爱尔兰志愿军内部那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的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与德国的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因为德军可以牵制英国强大军队的主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年轻的普伦凯特在柏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策划起义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直到最后仍把计划瞒着他，令他在柏林最后得到消息？但同时他得知德国海军司令部排除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可能。当德国人同意向起义者运送武器时，他坚持亲自把武器运到爱尔兰，盘算着去说服那些领导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进攻的配合，就会酿成无谓的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根据他作出此判断后的那几天里从各方面搜集的消息来看，起义确实是一次英雄行为，但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志愿军最英勇的领导人被屠杀，几百名志愿者被监禁。
镇压还在持续。爱尔兰独立事业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历史！
他尝到了苦果。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对德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记起了在巴黎最后一次见到赫伯特·沃德时的争论。自从在非洲相识，沃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二人都很年轻，都渴望冒险，对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在非洲那片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有教养、感觉敏锐的欧洲人，罗杰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经常交换书籍，交流阅读心得，互相交谈，讨论音乐、绘画、诗歌和政治。赫伯特一心梦想成为艺术家，工作之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以木头和泥土塑造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他们都对殖民主义的暴行和罪行加以严厉批判。罗杰成了公众人物以后，《关于刚果的报告》就成了被攻击的靶子。赫伯特和妻子萨莉塔移居巴黎，丈夫成了出名的雕塑家，主要制作铜像，灵感仍来自非洲。夫妇俩是他的热情辩护者。《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面世，揭露了普图马约橡胶商对土著人所犯下的罪行后，围绕凯斯门特的形象又激起了另一个丑闻。赫伯特夫妇仍热情地为他辩护。起初，赫伯特甚至对罗杰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虽然仍不时地在信里开玩笑地对他说“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是很危险的，并用约翰逊医生的话“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风港”来提醒他。他们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赫伯特一直坚决反对罗杰的乐观看法，反对罗杰美化德国各州的统一者、普鲁士精神的统一者俾斯麦首相。他认为俾斯麦强硬、专制、粗暴，毫无想象力和同情心，倾向于建立兵营式生活和军事专制，对民主和艺术不屑一顾。当他通过英国报纸的揭露得知罗杰·凯斯门特在大战正酣之际去柏林与敌人密谋时，就通过罗杰的姐姐妮娜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还在信中告诉罗杰，他和萨莉塔的长子，一名十九岁的青年，刚刚在前线阵亡。
他失去了多少朋友啊，像赫伯特·沃德夫妇那样的人曾多么看重他、敬佩他，现在却把他看成了叛徒；连他的导师和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也曾反对他去德国，只不过自他被捕以来再也不提那次分歧而已；又有多少人因英国报刊往他身上泼的脏水而对他感到恶心。胃部一阵痉挛，疼得他在床上蜷曲起来。过了很长时间，那种内脏受到捶打的感觉才慢慢消失。
逗留德国的那十八个月里，他多次问自己：是不是错了？不，他没错。事实也验证了他的看法，德国政府发表宣言——其中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表示支持爱尔兰的主权意愿并助力爱尔兰人收回被英帝国攫取的独立地位。但是后来在菩提树大街等待柏林当局接待的漫长日子里，由于德方的承诺没有兑现，加上生病、组建爱尔兰纵队失败，他才开始怀疑起来。
他感到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每次回忆那些风暴卷着雪花的冰冷日子那样。几经交涉，他终于得以同林堡营地那二千二百名爱尔兰战俘说上话。他小心翼翼地重复着几个月来一直排练的腹稿，解释说那并不是“向敌方投降”，根本不是。爱尔兰纵队并不是德军的一部分，它将是一支独立兵团，有自己的指挥官；它将为反对殖民者和压迫者、争取爱尔兰独立而战斗；它将与德国武装力量并肩作战，而不是加入德国军队里面去作战。但是，让他感到痛苦、酸楚的并不是那二千二百名战俘中只有五十几人报名加入，而是对他的建议表现出的敌意。在他们的喊声和叽叽咕咕声中，他清楚地听出了“叛徒”“卑鄙”“出卖自己人”“投机者”等字眼，许多战俘对他表示出极端蔑视。他第三次想开口（每次他刚讲话就被口哨声和辱骂声打断）时，成了吐口水和殴打的目标。德国卫兵把他抢出、逃离营地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屈辱。那场可能发生的殴打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刑拷打。
他以为爱尔兰战俘会报名参加由德国军队装备、穿德国制服（其实是罗杰·凯斯门特亲自设计的）、吃德国食物、以德国军队为顾问的纵队，这简直是幻想，是天真的想法。
因为他们刚刚与德军打过仗，在比利时的战壕里受过德军毒气的毒害，众多战友被德国军队杀害、肢解、击伤，而此时他们则被关在铁丝网里。因此若要他们理解当时的情况，需要有点儿灵活性，要记住这些爱尔兰战俘所受的苦和所失去的一切而不应该仇视他们。但是罗杰·凯斯门特没想到那次与现实的激烈冲撞对他来说如此难以忍受，并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反映出来：他立即发起烧，卧床不起，且持续很久。他几乎失去了希望。
在那几个月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对他忠诚而亲切的照顾是一种慰藉，否则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败并未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他仍然坚信罗杰·凯斯门特策划的爱尔兰纵队最终会成为现实，会把大多数爱尔兰俘虏招募来。德国政府在柏林附近的措森给了他们一小块地方，罗伯特·蒙泰特立即热情地投入到对那五十多名志愿者进行训练的领导工作中。后来又招募了一些人，所有的队员，包括蒙泰特，都穿着罗杰设计的制服住在野营帐篷里，进行演练，练习行军，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使用的是训练用子弹。纪律是严格的，除了练习、实地演练和体育锻炼，蒙泰特还坚持让罗杰·凯斯门特经常给队员们作报告，讲述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以及爱尔兰独立的前景。
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若在审判中看到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指控那一小队爱尔兰战俘（经过战俘交换才获得自由），而证人中就有丹尼尔·拜莱军士，他会说些什么？所有证人回答总检察长的提问时都发誓说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军官的簇拥下向他们显示获得自由之后的前景：获得工资和农场。并以此为钓饵要求他们向敌方投降。所有人又进一步推动那明目张胆的谎言：爱尔兰战俘在罗杰的紧逼下不得不报名参加纵队，并立即得到了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被子和灵活的请假制度。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不会责怪那些人，他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说那都是盲目的爱国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帝国在爱尔兰的卑鄙教育、愚民政策和散布的混乱思想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变成了瞎子，让他们看不见三百年来被占领、被压迫的人民的真实状况。不要丧失信心，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他后来为了给罗杰鼓气，在林堡和柏林多次说，当时以爱德华·卡森爵士为首的厄尔斯特统一派大搞军事化，公开威胁称如果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是不会遵守的。作为对这一情况的回应，1913年11月25日，在都柏林的中央大厅成立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时爱尔兰的青年们——农民、工人、渔民、手工业者和学生——报名参加该组织时是多么热情、多么踊跃啊。前英国军官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曾在南非对布尔人的两次战役中受过伤，此次成第一批志愿军成员，并被委托对入伍者进行军事训练。罗杰也参加了中央大厅里那次激动人心的集会，并被选为基金会的司库，负责购买武器。这一职位只有爱尔兰志愿军领导极为信任的人才会当选。他不记得当时是否认识蒙泰特，而蒙泰特肯定地说，罗杰还握了他的手，称作为一名向世界揭露了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罪行的爱尔兰人而感到骄傲。
他想起了同蒙泰特在林堡周边或在柏林大街上长时间的散步，有时是在苍白冰冷的清晨，有时是在夜幕刚刚降临的黄昏。二人像着了魔似的谈论着爱尔兰，产生了友谊。但他没有办法让蒙泰特像对待朋友那样对他随便些，上尉总是像在机关或军队里对上级那样跟他说话，走路时让他走在右边，为他开门，给他把椅子挪近，握手前后总要脚跟一碰，把手举到贝雷帽的帽沿旁行个军礼。
关于罗杰·凯斯门特意欲组建爱尔兰纵队一事，蒙泰特上尉是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秘密统帅汤姆·克拉克那儿第一次听说的，他当即就提出要为纵队工作。蒙泰特因被发现对志愿军秘密进行军事训练，被英国军队放逐到利默里克。汤姆·克拉克跟其他领导商量后同意了蒙泰特的建议。在德国与罗杰一见面，蒙泰特就详详细细地讲述了险象丛生的经历，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1915年，为了掩盖其旅行的政治意图，他由妻子陪同，于年底从利物浦到了纽约。在纽约，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把他介绍给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一想起这个人，罗杰就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在霍博肯港，这个人把他秘密地藏进了开往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艘船里，他的妻子则留在纽约。克里斯滕森像巡警一样帮他不断地换船舱，长时间地藏在肮脏的底舱，由那挪威人给他送吃送喝。航行中，被皇家海军截获了，一队英国水兵强行登船，检查船员和乘客的证件，寻找间谍。英国水兵在船上一连搜寻了五天，蒙泰特东躲西藏，有时极不舒服地蹲在堆满衣服的衣柜里，有时潜伏在柏油桶里，结果未被发现，终于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秘密地上了岸。穿越瑞（典）丹（麦）边界前往德国时，又经历不少新鲜事。挪威人逼他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其中有女人的面具。最后到达柏林时，他发现自己即将为之服务的领导罗杰·凯斯门特在拜恩生病了。他既不傻也不懒，马上乘火车赶到了巴伐利亚州罗杰养病的旅馆，脚跟一碰，举手敬礼，自我介绍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罗杰爵士。”
凯斯门特还记得与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分歧的那个下午。在措森军营，凯斯门特给爱尔兰纵队成员做完讲座，二人在小卖部里喝茶。不记得为什么罗杰提到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上尉的脸色变了，显露出不快。
“看得出，您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不太好，”罗杰开玩笑地说道，“他逼得您像巡警那样从纽约到了挪威，您记仇呢？”
蒙泰特没笑，而是严肃起来。
“不是，先生，”他咬着牙咕哝道，“不是为了那件事。”
“那又是为了什么？”
蒙泰特犹豫了，显得很不自在。
“我总觉得那个挪威人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罗杰记得那句话像是朝自己胸口打了一拳。
“您有证据吗？”
“没有，先生，完全是直觉。”
凯斯门特责备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上尉结结巴巴地道了歉。此时，罗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见蒙泰特一面，哪怕一小会儿，请求他原谅自己对他的斥责：“亲爱的朋友，您完全有道理。您的直觉很准确。艾文德比间谍还坏，他是真正的魔鬼。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简直是个白痴。”
艾文德是他后半生犯的又一个大错误。正像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赫伯特·沃德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像他这样“孩子气”，都会怀疑那个魔鬼的化身进入了他的生活。罗杰没怀疑。他相信了那次偶然的时机、偶然的相遇。
事情发生在1914年。那一年的七月，他到达纽约，目的是在纽约的爱尔兰社团中发展爱尔兰志愿军，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美国分部即盖尔集团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经验丰富的斗士约翰·德沃伊和约瑟夫·麦克加里蒂那里获得支持和武器，并争取与之会见。到达的当天，他经不住美国夏天旅馆里的湿热，走到曼哈顿去散步。这时，一个仿佛北欧神祇那样英俊的金发青年走近他，此人和蔼可亲，魅力十足，讲话坦然，立即吸引了他。这个名叫艾文德的青年个头很高，有运动员的身材，走路轻盈如猫，碧眼深邃，笑起来既像天使又像无赖。他带着滑稽的表情把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过来，告诉罗杰他身无分文。罗杰请他去喝啤酒，吃点儿东西，并相信了这个挪威人的话：现年二十四岁的他，十二岁时就从挪威的家里逃出来，像巡警一样千方百计地到了格拉斯哥，从此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船上当了一名锅炉工，游遍了全世界的海洋。现在轮船在纽约搁浅，他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
罗杰竟然相信了他！胃部又是一阵痉挛，痛得他暂停呼吸，躺在狭窄的木床上把身子蜷曲起来。精神一紧张，病就发作。想哭出来，但抑制住了。每当他感到需要怜悯自己或感到极度羞愧的时候，眼里就会充满了泪水，接着意志消沉，厌恶自己。他从不是一个易动感情、外露情绪的人，他一直善于在非常镇静的外表下掩饰沸腾的激情。但是自从那年十月底在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的陪伴下到了柏林，他的性格起了变化。是不是与生病、身体虚弱、精神崩溃有关？尤其是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竭力想激发他的热情，但当他知道爱尔兰纵队计划已然失败，觉察德国政府并不信任他（也许认为他是英国间谍），得知他揭发英国驻挪威领事芬德雷密谋杀害他一事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响，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发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伙伴一直瞒着他，计划在爱尔兰举行圣周起义（“为了安全，必须慎重行事。”罗伯特·蒙泰特这样安慰他）时，他更是觉得像背后被人踢了一脚。不，他们并不担心他的健康，他们怀疑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与德军进攻相配合，他就反对武装行动。
他和蒙泰特登上德国潜艇是违反民族主义领袖的命令的。
不过，在所有的失败中，最大的失败是他盲目而愚蠢地相信了魔鬼艾文德。他到费城去见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是由艾文德陪同；在纽约，他在约翰·奎因组织的集会上向爱尔兰古老教团的听众发表演说时，艾文德就在他身边；1914年8月2日，在费城爱尔兰志愿军的千人游行中，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鼓动性演讲时，艾文德也在他身边。
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克里斯滕森在美国的民族主义领袖中引起了怀疑。但是他很坚决地向他们保证，应该像相信他那样，相信艾文德的谨慎与忠诚。最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盖尔集团的领袖们同意让那挪威人在罗杰于美国的所有公开活动（除了秘密的政治会议）中在场，也同意让艾文德作为他的助手陪他去柏林。
最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滕森怪异的举动竟没引起罗杰的怀疑。去德国的途中需经挪威首都，就在到达的当天，艾文德单独出去散步——据他本人后来讲——被两个陌生人截住，于是被强行劫持到德拉门路79号的英国领事馆。领事本人，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先生审问了他，给他钱让他说出同行者的身份以及来挪威的目的。艾文德向罗杰发誓说他什么也没透露，他答应领事，关于那位先生，领事需要知道什么，他就去调查一下，尽管他对那位先生一无所知；他只不过是陪伴他在陌生城市、陌生国家旅游的一名向导。
罗杰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的谎言，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陷阱的受害者！就这样，他像个弱智的小孩，掉了进去！
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那时是不是已经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了？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和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自从把被捕的罗杰调到伦敦，就跟他进行了数次诚恳的长谈，但是在挪威人的问题上，说法各不相同。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现在他完全相信了艾文德在克里斯蒂安尼亚街上被劫持并被强行带到具有显赫姓氏的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面前一事绝对是虚构的。那两位审问者（罗杰证实这二人都是细心的心理学家）向他指出，英国驻挪威首都领事在给其外事办上司的报告里写道，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是突然来到德拉门路79号的领事馆主动要求领事本人亲自跟他谈话的。这无疑是为了让罗杰丧失勇气和信心。英国领事同意接见他，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陪一个拿着假护照、使用詹姆斯·兰迪这个假名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到德国去的。他要用这个情报换点钱。领事当场就给了他二十五克朗。艾文德提出，只要英国政府的酬金高，他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个无名氏的私人秘密材料。
另一方面，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告诉罗杰，他在德国的一切行动，包括在威廉斯特拉斯的外交部同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军官及部长们的会谈，以及在林堡同爱尔兰战俘的见面，都被英国情报部门详细而准确地记录在案。就这样，艾文德一面伪装成罗杰的同谋，一面继续向英国政府报告罗杰在德国期间所言、所行、所写的一切，包括会见了何人、拜访了何人，以此来帮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设下陷阱。“我真是一个白痴，也是命该如此。”罗杰不止一次地说。
这时，牢房的门打开了，午饭送来了。已经是中午了？罗杰沉浸在回忆里，整个上午过去了，他都没意识到。要是每天都这样该多好啊。午饭有无味肉汤、炒卷心菜加几块鱼，他没吃几口。狱卒来收盘子时，他请求出去清理马桶。每天一次，他可以去厕所倒马桶、洗马桶。回到牢房，便又倒在了木床上。魔鬼艾文德那调皮孩子般笑眯眯的漂亮脸蛋又在他的回忆中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沮丧和伤痛。他仿佛听到艾文德在他耳边说“我爱你”；他似乎抱住了他，紧紧地搂着他，听到了他的喘气声。
他走过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的阅历，结识过各色人物，在两个大洲调查过对当地原始居民与土著村社施行的各种残暴罪行，怎么竟被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样的一个人厚颜无耻的两面手法搞得愚蠢起来？这个人满嘴谎言，有条不紊地欺骗了他，同时殷勤体贴，总是笑眯眯地像一条忠犬陪伴着他，为他服务，关心他的健康，为他买药、请医生、量体温，却想方设法地从他口袋里捞钱。这个人后来又谎称要到挪威去看望母亲和妹妹，实际上是去领事馆报告关于其上级兼情人的政治军事密谋活动，以取得报酬。而他，却还以为掌握了敌人的阴谋呢！据挪威人讲，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要把罗杰干掉。罗杰便指示艾文德顺着领事说话，以便取得证据，证明英国官员有加害他的罪恶企图。这件事，艾文德也向领事作了报告，为此他得到了多少克朗或英镑？罗杰还以为拿到了证据就能发动对英国政府的一次毁灭性宣传战呢，也就是说，可以公开指控英国政府侵犯第三国的主权，密谋杀害自己的政敌！但他的指控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公开信以及向各国驻德代表处发去的副本，没有收到一家使馆给他的回执。
罗杰又感到胃部痉挛在发作。更糟的事接踵而至：伦敦警察局对他的问讯完毕，他以为魔鬼艾文德再也不会出现在谈话中了，然而最后的打击突然而至：罗杰·凯斯门特的名字出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报纸上，说被王室授予爵位和勋章的英国外交官将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到处都在流传着诉讼程序即将启动的消息。这时，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出现在英国驻费城领事馆，向领事提出只要英国政府支付差旅费并付给他可以接受的报酬，他愿意去英国证明凯斯门特有罪。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给他看英国驻费城领事的报告时，他再也不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幸亏在那四天的诉讼中，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红润的脸庞最终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否则罗杰看到他，岂能克制住愤怒？非把他的脖子拧下来不可！
难道这就是原罪的面孔、思想、毒蛇般扭曲的人性？在与埃德蒙·d.莫列尔的一次谈话中，二人都解释不了：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文化的文明人怎么能干尽坏事，成为他俩在刚果记录下来的骇人听闻罪行的同谋？罗杰说：“斗牛犬啊，当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解释都已用尽，剩下的黑暗空间是很大的，足以探究人类的劣根性。想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路：不要进行理性思考，要向宗教求援。这才是原罪。”“你的这个解释不说明任何问题，老虎。”二人争论了许久也没得出任何结论。莫列尔认为：“如果干坏事的最终动机是原罪，那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灵魂里浸满了恶，为什么还要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寻解决之道而斗争？”
斗牛犬说得对，不要陷入悲观主义，不是所有人都是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另外一些人，他们品格高尚，乐善好施，有理想主义。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和莫列尔本人就是这样的人。令罗杰伤心的是，斗牛犬没有在对自己从宽发落的申请书上签字，以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应该跟赫伯特·沃德一样，称为前朋友）站在了德国一边。尽管罗杰曾因反对战争、参加和平运动而被调查，但莫列尔无疑是因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而不肯原谅他的，也许像康拉德那样把他看作叛徒了。
罗杰叹了一口气。他失去了许多跟那两个人一样可亲、可敬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对他别过脸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他没搞错。他仍然认为，如果在这场冲突中，德国战胜了，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近了；而如果英国取得了胜利，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远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德国，而是为了爱尔兰。约瑟夫·康拉德和莫列尔这样明智聪慧的人为何不理解他？
爱国主义蒙蔽了清醒的头脑。罗杰永远怀念在格罗夫纳路爱丽丝家举行的那些聚会，其中有一次，爱丽丝在热烈的争论中说过这样的话——那位女历史学家确切的原话是怎样说的？“我们不应该让爱国主义冲动夺去清醒的头脑、理性和才智。”大概如此。不过，他记得当时乔治·萧伯纳对在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说过刺耳的讥讽话：“这二者是不相容的，爱丽丝，您别自欺欺人了。爱国主义是一种宗教，与清醒的头脑互不相容，纯粹是愚昧主义，是宗教行为。”他的讥讽口气往往让对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直觉这位剧作家看似宽厚的话语后面往往包含着毁灭性的意图。“宗教行为”在这位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者嘴里意味着“迷信、弄虚作假”或更坏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位什么都不相信又出言不逊的人却是伟大的作家，在爱尔兰文坛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有威望。但是，一个不是爱国者的人，对祖先的土地感觉不到深沉的血缘关系，不热爱其肩负的古老世系，也不为之感动，又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此，若在两个伟大的作家中进行选择，罗杰私下里宁愿选择叶芝，而不是萧伯纳。叶芝是爱国者，他用改写、革新的爱尔兰、凯尔特传说丰富了诗歌与剧作，赋予这些传说新的生命，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此想法感到后悔了，怎么能对乔治·萧伯纳忘恩负义呢？尽管他怀疑一切，写过反对民族主义的时评，但在伦敦知识界的大人物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剧作家更明确而勇敢地为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辩护。他曾劝告律师在辩护词上加上这一条，但不幸的是，那贪婪的废物、可怜的瑟詹特·沙利文没有接受。判决后，乔治·萧伯纳又写文章请求改判，并在请求改判的声明上签字。并不一定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如此慷慨、勇敢。
只要一想起瑟詹特·沙利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他就感到沮丧。1916年，在那一年的四月末那黑暗的四天里，被判叛国罪的庭审情形浮现在他眼前。聘到一位同意为他在高等法院进行辩护的诉讼律师并不那么容易，乔治·卡万·达夫及其家人、朋友在都柏林，在伦敦联系的所有律师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的人进行辩护。最后，爱尔兰人瑟詹特·沙利文同意了，那是因为他从未在伦敦法庭上为人辩护过。不过他索要一大笔酬金。罗杰的姨妹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不得不在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同情者中进行募捐。罗杰只愿作为起义者和斗士承担责任，想利用审判作为讲坛，来宣讲爱尔兰拥有争取主权的权利。但沙利文律师硬要进行常规的法律辩护，避免涉及政治，并强调据以审讯凯斯门特的爱德华三世法规只许涉及在本土而不涉及在国外所犯的叛国行为，归咎于被告的那些行为发生在德国，因此凯斯门特不应被看作背叛帝国。罗杰从不认为这一辩护策略会成功。更有甚者，在提交辩护词的当天，瑟詹特·沙利文上演了一幅可怜的场面：开始辩护不久，他就显得坐立不安，全身抽搐，面色灰白，高喊：“法官先生们，我不行了！”说着便倒在了法庭上，昏过去，由他的一名助手念完辩护词。所幸在助手念辩护词时，罗杰还能进行自我辩护。他宣称自己是起义者，为争取祖国独立的圣周起义进行辩护，为服务于祖国的独立运动感到骄傲。此刻，他仍为自己的这一辩护词感到骄傲。他想，在后代面前，这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词。
几点了？他还是不习惯不知道时间的生活。本顿维尔监狱的墙壁太厚了，再怎么努力也听不见街上的声音：钟声、摩托声、叫喊声、口哨声、艾斯林唐商场的嘈杂声，他是真听见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种奇怪的安静，坟墓般的安静。此时此刻的安静好像时间停滞，生活也停止。唯一能渗进牢房的杂音来自监狱内部：隔壁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铁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典狱长向狱卒带有鼻音的下令声。现在，就连本顿维尔监狱内部的杂音也没有了。这种安静使他痛苦，让他不能思考。他想重新拿起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读，但仍然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回了地上。他想祈祷，但祈祷太机械，继续不下去。很长时间，他僵硬着，一动不动，心中充满忧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盯着屋顶上的一个湿点，仿佛等着水滴落下来。他慢慢地睡着了。
他睡得很安宁，被梦境带进了亚马孙的原始森林。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阳光直射，微风吹拂着船上的指挥台，降低了热度。没有蚊虫，他感到很适意。本来眼睛发炎，任何滴眼液和眼科清洗术都不管用，可最近折磨他的眼病不那么疼了；关节炎引起的肌肉疼痛、仿佛炙热的铁棒插入造成的火烧般的痔疮痛都消失了；双脚也消肿了。所有不舒服、病痛、小毛小病，二十年来在非洲患病的后遗症都没有了。他又感到年轻起来，很想在这里，在宽阔的、望不到对岸的亚马孙河上，像若干次在非洲那样再发一次疯：脱下衣服，从船栏处跳进漂满羊草和泡沫的绿色河水。他会感觉到全身都被那温和浓稠的河水冲击着，在钻出水面、露出头开始划动双臂、带着幸福感以海豚般的优美姿势游向船舷的同时，感到一种被净化了的舒适。船长与几名乘客站在甲板上向他做着夸张的手势，叫他游回来上船，否则会淹死，要么会被亚古妈妈吞掉。亚古妈妈是一种水蛇，有的长达十米，能把整个人囫囵吞下。
快到马瑙斯了吗？塔巴廷加近了吗？普图马约呢？快到伊基托斯了吗？沿河而上还是沿河而下？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感到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轮船在发绿的河面上慢慢地行驶，马达的隆隆声陪伴着他的思绪。他已经放弃了外交生涯，获得了完全自由，此时又一次思忖起将来怎么办。也许把伦敦埃伯里街的寓所售出，住到爱尔兰去，分别在都柏林和厄尔斯特两地住，不再全身心地搞政治。要每天一小时、每周一天、每月一周用于学习。要重新拾起爱尔兰语的学习，某天用流利的盖尔语讲起话来，会让爱丽丝大吃一惊。用于政治上的每小时、每天、每周要集中在大问题上、与优先考虑的中心目的——争取爱尔兰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有关的大问题上。不要把时间浪费于搞阴谋、搞竞争、争高低，这些都是贪婪的政客们在党内、支部内、小队里争权夺利干的事，为此忘记了甚至破坏了首要任务也在所不惜。要在爱尔兰多走走，多看看，要去多尼格尔郡的安特莱姆峡谷、厄尔斯特、戈尔韦，也要去康内玛拉、托里岛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那里的渔民不懂英语，只讲盖尔语。要与农民、手工业者、渔民交朋友，他们朴素、勤劳、有毅力，抵制住了蜂拥而至的殖民者，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要倾听他们，向他们学习。要写出文章和诗歌，歌颂这些卑微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创造的英雄业绩。多亏了他们，爱尔兰才没有消亡，保持住自身仍是一个国家。
铁门的响声把他从美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狱卒进来递给他一碗面糊和一块面包，那是他每天的晚饭。他想问一下时间，但知道对方不会回答，便克制住了。他把面包掰成小块，掺在面糊里，一勺一勺地喝起来。又一天过去了，也许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
10
乘自由号前往普图马约的前一天，罗杰·凯斯门特决定坦率地和斯泰尔斯先生谈一谈。在伊基托斯逗留的十三天里，他与英国领事有过多次谈话，但从不敢涉及这个话题。他很清楚他这次的任务招来了许多敌人，不仅在伊基托斯，还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同橡胶商打交道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跟这位能帮大忙的同事沟通，岂不荒唐？这种棘手的事不谈也罢。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小客厅里，他与领事一面听雨点落在锌皮房顶和瓢泼雨水打在阳台玻璃与栏杆上发出的声音，一面跟往常一样喝着葡萄酒。罗杰顾不得谨慎不谨慎了。
“斯泰尔斯先生，您对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有什么看法？”
“您指的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吗？我很少跟他打交道，总的来说是个好人。这几天您常见他？”
领事是不是看出了二人正在进入地震地区？他那突出的眼睛闪烁出一丝不安的光芒，光秃秃的脑袋在房间中央桌上噼啪作响的油灯照射下闪闪发亮，右手摇动着的扇子也停了下来。
“是这样的，乌鲁蒂亚神父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从来没离开过伊基托斯，”凯斯门特说道，“所以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地发生的事，他也知道得不多。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领事尝了一口葡萄酒，又摇起了扇子。罗杰感觉他的圆脸有些发红。外面的暴雨伴随着长长的、震耳欲聋的雷声，怒吼般地下着，闪电不时地照亮黑暗的树林。
“我指的是从部落抢小孩的事，”罗杰接着说道，“小孩被带到这里，以二三十索尔的价钱卖给家庭。”
斯泰尔斯先生沉默着，拼命摇着扇子。
“据乌鲁蒂亚神父说，伊基托斯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卖到这里的。”凯斯门特盯着领事的眼睛问，“是这样吗？”
斯泰尔斯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摇椅里摇动起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苦恼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您明天就要去普图马约了，您不知我对此有多么高兴。但愿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凯斯门特先生。”
“在刚果就没有这种事吗？”领事答道，想避开这个话题。
“有，不过不像这里这么普遍。请原谅我的不礼貌，请问您的四个仆人是雇来还是买来的？”
“是我继承下来的。”英国领事干巴巴地答道，“我的前任凯奇斯领事回国前连同房子一起留给我的。不能说是雇的，在伊基托斯不时兴这个。这四个仆人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在合同上签名。在我家，他们有吃、有穿、有地方睡。此外，我还给他们零花钱。我敢说，在这种地方是不常见的。这四个人想走就可以走。您可以跟他们谈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别处去找工作。您会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凯斯门特先生。”
罗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葡萄酒。
“我并不想冒犯您，”罗杰道歉道，“我只想弄懂我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伊基托斯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您把我看作审判官。”
此时，领事流露出了敌视的表情，摇扇的手慢下来，眼光中除了敌意，又多了些疑惧不安。
“不是审判官，而是主持正义者。”领事露出不快的样子，纠正道，“要不就是，您如果愿意，一位英雄。我跟您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请不要把我的坦率当作恶意。再说了，您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这里发生的事是您改变不了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也改变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我指的是伺候人，是他们的运气。相比起来，在部落里成长要糟糕千倍。在部落里，他们吃的是虱子，不满十岁就死于间日热或任何一种传染病，或在橡胶公司里像牲口那样劳作。可在这儿，他们生活得很好。我知道，对我的这种实用主义，您很反感。”
罗杰没说话，也不知道需要知道什么。也许从现在起，英国领事可能会成为他要小心对付的另一个敌人。
“我来到这里是执行领事任务，为我的国家服务。”斯泰尔斯先生看着地上的棕榈席，接着说道，“我向您保证，我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里的英国公民并不多，我都认识。我要保护他们，他们有任何需要，我都要为他们服务。我要尽力促进亚马孙地区与英帝国之间的贸易，向我的政府通报这里的贸易活动、来往船只的情况及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在我应尽的责任中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对亚马孙印第安人干的不法行为这一项。”
“对不起，我惹您生气了，斯泰尔斯先生。我们不谈这事了。”
罗杰站起来，向房子的主人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暴雨雨势减弱，但仍然下着。与卧室邻近的阳台已被淋湿，植物散发出的气味和湿泥土味很浓。夜色很黑，昆虫的嗡嗡声密集了起来，仿佛不光是从树林里发出来的，房间里也有。跟随暴雨而来的是另一种雨点：一种叫做吸血猎蜻的黑色甲虫。第二天，这些甲虫的尸体就会铺满了阳台，像地毯一样；要是踩一下，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地上就会出现黑色的血迹。罗杰脱下衣服，换上睡衣，躺倒在蚊帐里的床上。
他太不慎重了，怎么能冒犯领事呢？那是一个可怜的好人，他也许只是不想卷入麻烦地熬到退休，回到英国，隐姓埋名地在自己靠积蓄分期付款在萨里郡买下的小屋的花园里种种花，养养草。这才是他应该做的，心不烦，也没病。
罗杰又记起了在秘鲁与巴西交界处从塔巴廷加到伊基托斯的瓜伊娜号上同橡胶商维克多·以色列的激烈争论。维克多·以色列是马耳他的犹太人，在亚马孙地区居住多年，罗杰与他在甲板上有过很有意思的长谈。此人喜穿奇装异服，总像戴着假面具，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他喜欢喝白兰地，一面喝酒玩牌一面讲述自己的冒险生活，讲得很生动，仿佛是从流浪汉小说里抄下来的。他有着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用老式手枪朝轮船上空盘旋的红羽苍鹭射击，幸亏很少击中。直到有一天，罗杰记不清几月几号了，维克多·以色列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大加赞扬，说他把亚马孙从野蛮的原始时代拯救了出来，使之融入了现代世界。他还为“打猎”行径辩解，说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才有了割胶的劳动力，因为森林里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去割取这种造物主赐予该地区、造福秘鲁人的贵重物质。由于野蛮人懒惰、愚蠢，不肯劳动，这种“天赐之物”正在被浪费掉，橡胶商们才不得不到部落里强行拉夫。其实这一做法对企业来说也有时间和钱财上的损失。
“哼，您这话不过是一种看法，”罗杰·凯斯门特不紧不慢地打断他，“还有另一种看法。”
维克多·以色列是瘦高个儿，长长的披肩直发已有一缕白发，瘦脸庞上的胡子几天未刮，一双小小的、靡菲斯特式的三角眼困惑不解地望着罗杰·凯斯门特。他穿着红背心，这还不算，肩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巾似的背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关于您所谓的野蛮人的观点。”凯斯门特用平静的语调解释道，仿佛在谈论天气或蚊子，“请您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在那里，在他们的部落里，生活了若干年、若干世纪。有一天，来了几个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带着长枪和左轮手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耕地、房子，到几十、几百公里外的地方，为了外来人的利益去收割橡胶，而这些外来人唯一的道理就是手中的武力。那么，您会高高兴兴地去收割那著名的橡胶吗，维克多先生？”
“可我并不是那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也不会把自己天生兔唇的子女扔到河里去喂亚古妈妈。”橡胶商爆发出一阵带有讥讽意味的大笑，很不满地反驳道，“您是不是把那些食人的野蛮人跟我们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来把森林地区改造成为文明土地的先驱者、企业家和商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了？”
“也许您和我对所谓文明有着不同的概念，我的朋友。”罗杰凯斯门特一直用淡定的声调讲话，使得维克多·以色列很恼火。
在那扑克牌桌上还有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另外几名委员会成员都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休息了。那是一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圆圆的月亮照在亚马孙河上，闪着粼粼的银光。
“我倒想知道您对文明是什么看法。”维克多·以色列说道，声音和眼睛都在冒火。那暴躁的反应让罗杰以为他会从枪套里掏出老掉牙的左轮朝自己开枪呢。
“我对文明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一句话，尊重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罗杰很镇静地解释道，却全神贯注地警惕着维克多·以色列会否对他动手，“譬如，英国法律禁止殖民者占据各殖民地土著人的土地，也禁止对拒绝在矿山和田里干活的当地土著人使用武力。您不认为这就是文明吗？还是我错了？”
维克多·以色列那瘦小的胸部一上一下地掀动着身上的衬衣和五颜六色的背心，那衬衣很奇特，装着灯笼袖，扣子一直扣到脖颈。他把双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带里，一双三角眼布满血丝，一张嘴就露出了一排被尼古丁熏得参差不齐的黑牙。
“照您这么说，”他语带讽刺地说道，“秘鲁人就应该让亚马孙世世代代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为了不惹恼那些异教的野蛮人，不应该去占据那些好逸恶劳的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土地，浪费能够提高秘鲁人的生活水平、使秘鲁成为现代国家的资源。难道英国王室想让秘鲁成为这样的国家吗，凯斯门特先生？”
“亚马孙地区无疑是宝库，”凯斯门特不动声色地同意，“秘鲁要加以利用是对的。但不要虐待当地土著人，不要像猎取动物那样猎取他们，也不要迫使他们像奴隶那样干活，最好通过办学、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等方式来使他们融入文明社会。”
维克多·以色列哈哈大笑，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不停地抖动。
“您活在哪个世界，领事先生？”他演戏般地把一双骷髅长手高高举起，大声说道，“看得出，您从没见过一个吃人的生番。您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被吃掉吗？知道有多少白人和乔洛被他们的毒矛毒镖射死吗？知道他们像沙普拉人那样给多少人施行过缩头术吗？我看还是等您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有一点儿体验时，咱们再谈吧。”
“我在非洲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种事多少知道些，以色列先生。”凯斯门特肯定地说道，“顺便说一下，我在非洲认识了许多跟您一样想法的白种人。”
为了避免争论越来越激烈，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引入了不那么棘手的话题。
在伊基托斯的十天里，罗杰访问了各种身份的人，记录下从各处的官员、法官、军人、餐馆老板、渔民、皮条客、流浪汉、妓女、妓院与酒吧侍者口中搜集到的各种意见。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罗杰·凯斯门特思索着，伊基托斯的绝大多数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秘鲁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跟维克多·以色列的想法一样。在他们的眼里，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根本不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微不足道、比起人更接近动物的低等存在，因此剥削他们、鞭打他们、把他们劫持到橡胶公司去都是合法的。如有反抗，就像杀掉患狂犬病的狗一样杀掉。这就是对印第安土著人的普遍看法。正如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所说，伊基托斯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后以相当于一两个英镑的价钱卖到洛雷托省各个家庭的儿童，因而对此也就没有人会感到惊奇了。这种忧虑使得他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没出城，就看到并了解到这些事，那么在普图马约又会有什么看不到呢？
1910年9月14日，不到中午，委员会的成员们就从伊基托斯出发了。罗杰雇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的人当翻译，那是他曾见过的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此人会讲西班牙语，也能使用在橡胶公司中通用的两种土著语言——波拉语和乌伊托托语——进行沟通。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十五艘船中最大的自由号保养得很好，拥有若干双人间小客舱，船头和船尾都装有吊床，供愿意露宿的客人睡觉。拜肖普害怕回到普图马约，所以要求罗杰·凯斯门特以书面形式保证他在旅行期间受到委员会的保护，事后要由英国政府把他遣返回巴巴多斯。
纳坡河与卡克塔河之间那片广阔土地的省会叫做乔雷拉，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就设在那里。从伊基托斯到乔雷拉的航行持续了八天，那是燥热难耐、蚊虫如云、乏味无聊、景色一律、噪声单调的八天。轮船沿亚马孙河下行，从伊基托斯开始，河面越来越宽，直至两岸互相望不到。在塔巴廷加穿过巴西边界，继续沿雅瓦里河下行，接着沿伊加拉巴拉那河回到了秘鲁。这段河道的两岸略微接近，有时，两岸的攀藤植物和高大树木的枝叶笼罩在甲板之上，能听到、看到成群的鹦鹉在树木之间叽叽喳喳地盘旋飞舞，慢条斯理的红羽苍鹭耍平衡似的用一条腿站在小岛上晒太阳，灰色的龟壳从苍白的水面中露出；有时还能看到在岸边泥泞中打瞌睡的鳄鱼那带刺的脊背，这时从船上就会发出猎枪或左轮枪的射击声。
行程中，罗杰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在伊基托斯记下的笔记，为即将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领地度过的几个月安排工作计划。根据外事办的指示，他只能跟在收购站工作的巴巴多斯人谈话，因为他们是英国公民；为了不让秘鲁政府多心，不能打扰秘鲁和其他国家的雇员。但罗杰不想被这项指示限制，如果不同时搜集各收购站站长及其手下的“小伙子”或“理性人”的情况，他的调查就会缺胳膊少腿，还瞎了眼。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其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中如何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早在伊基托斯时，巴勃罗·苏马埃塔就通知委员会的成员，说根据阿拉纳的指示，为了接待委员们、安排好他们的交通和工作，公司事先已向普图马约派了一位主要负责人，胡安·蒂松。委员们猜想蒂松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掩盖不法行径的痕迹，向他们展示遮盖现实情况的假象。
委员们于1910年9月22日到达乔雷拉。这个地方的得名是因为河道突然变窄而激发的湍流和瀑布。水花泡沫、水流哗哗声、湿滑的岩石和深深的旋涡构成一幅雄伟的景象，打破了其支流伊加拉巴拉那河单调的水文。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此地设立了总部。从码头到达乔雷拉站的办公处和住所，必须爬上一片荆棘丛生、陡峭泥泞的斜坡。客船在泥地里搁浅时，乘客们有时必须由印第安装卸工搀扶着保持平衡才不致摔倒。罗杰与前来接他们的人寒暄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看到岸上或扛着货包、或好奇地盯着他们看的半裸土著人为了轰走蚊虫，正张着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臂膀，这些人里每三个或四个就有一个的背部、臀部和大腿上有着结痂，那只能是鞭笞留下的痕迹。刚果，对，到处都是刚果！
胡安·蒂松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色衣服，举止彬彬有礼，像个贵族，一口英语足以和罗杰沟通。他大概五十岁，从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细长的双手和穿着打扮来看，他显然不适合这里的森林生活，而是坐办公室、参加沙龙聚会的城市人。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示了欢迎，并把他的陪同人员向大家作了介绍。一听这个人的名字，罗杰就感到厌恶：维克多·马塞多，乔雷拉站的站长，此人至少还没有逃掉。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在伦敦的《真理》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他称作阿拉纳在普图马约最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
罗杰一面爬坡，一面观察着维克多·马塞多。他看不出年纪，很强壮，个头不很高，是个肤色较白的乔洛，但仍保持着印第安人的特点；扁鼻，厚唇，一张嘴就露出三四颗金牙；表情僵硬，那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与罗杰不同，爬陡坡显得很轻松。他还有些斜视，仿佛在躲避阳光的照射而看往别处，也许是因为害怕与人直视。蒂松没带武器，维克多·马塞多的裤带上却露出了左轮手枪。
在宽敞的空地上，有几栋建在桩子（很粗的树干或混凝土浇铸的柱子）上的房子，第二层都装有栏杆。其中较大房子的房顶铺的是锌皮，较小的铺的是编织好的棕榈叶。蒂松指指点点地作着说明：“那里是办公室。”“这里是橡胶仓库。”“诸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但罗杰几乎没听，只是观察着那一群群或淡漠地看着他们、或移开目光的半裸、全裸的印第安人：瘦弱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脸上和胸上画着图案。他们的双腿瘦得像芦苇秆，肤色黄里透着苍白，嘴唇和耳朵上都有切口，吊着挂件。这使他想起了非洲的土著人，只是这里没有黑人。他从远处看到几个穆拉托和褐色皮肤的人，这些人都穿着长裤和靴子，无疑是一队巴巴多斯人。他数了数，只有四个。至于“小伙子”或“理性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些人虽然也是印第安人，也光着脚，却剪了头发，留着和基督徒一样的发式，穿着长裤和衬衫，腰间挂着木棒和皮鞭。
在住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两人住一间。罗杰·凯斯门特则享有住单间的特权。那是一个小房间，没有床，只有吊床，一件家具既作为箱子又作为桌子，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只洗脸盆、一只水罐和一面镜子；房门口有一口腐水井和一个淋浴喷头。罗杰放下行李，刚安顿好就对胡安·蒂松说，当晚要开始跟乔雷拉站的巴巴多斯人见面、谈话。
当时，他闻到一股类似腐烂植物枝叶的刺鼻油腻味儿钻进鼻子。这股味道充斥了乔雷拉的各个角落。早晨、午间和晚上，在普图马约三个月的行程中一直跟随着他。这种不适的气味使他呕吐、反胃。这种气味仿佛来自空气、土地、各种器物，甚至人体。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流出的橡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加剧着一方的劣行和另一方的苦难，从此，对罗杰而言，这气味就成了劣行与苦难的象征。“很奇怪，”到达的那天，他对胡安·蒂松说道，“在刚果，我多次到过橡胶公司和橡胶仓库，但我不记得刚果的橡胶有这么浓烈的难闻味道。”“品种不一样。”蒂松解释道，“这里的气味难闻，但是比非洲的耐用。为了减轻臭味，在每个运往欧洲的橡胶包里都撒了滑石粉。”
整个普图马约地区，巴巴多斯人的数目是一百九十六人，在乔雷拉却只有六人。尽管罗杰通过拜肖普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证词是保密的，无论怎样也不会因所说的话而被起诉；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为阿拉纳的公司工作，罗杰本人将负责把他们遣返巴巴多斯。但其中仍有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跟罗杰谈话。
同意提供证词的那四个人在普图马约工作了近六年，曾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几个收购站里作为工头服务过，那是介乎站长和“小伙子”或“理性人”之间的职务。第一个跟他谈话的叫唐纳尔·弗朗西斯，是个又高又壮的黑人，有点儿瘸，眼睛患有白翳症。当时他很紧张，对罗杰不很信任，罗杰立即感到从此人嘴里不会得到什么。他只用单个词回答问题，并拒绝控诉。据他讲，在乔雷拉，站长、雇员，甚至野蛮人都相处甚笃，从没发生过问题，更不用说使用暴力了。在委员会面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是经过训练的。
罗杰大汗淋漓，不断地喝水。之后与普图马约的巴巴多斯人的谈话会不会跟这个人同样无用？不是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战胜了起初的疑惧，接受了罗杰代表英国政府作出的帮他们回到巴巴多斯的承诺，并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还激烈地，有时发疯似的进行自责，迫不及待地想卸下良心上的负担。斯坦利·西利的证词讲得有声有色，很详尽，例子很多。尽管对人类的残暴见识了很多，但罗杰听了有时还是感到眩晕，难过得喘不过气来。那巴巴多斯人讲完，已到了晚上。夜间昆虫的嗡嗡声震耳欲聋，仿佛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他们的周围飞来飞去。他们坐在连接罗杰卧室的阳台上的一张木凳上，吸完了一包香烟。在越来越阴暗的夜色中，罗杰看不清斯坦利·西利这个矮小的穆拉托有什么特征，只看得清他的头部轮廓和肌肉发达的臂膀。他在乔雷拉的时间不长，在阿比西尼亚收购站工作过两年，是阿维拉多·阿圭罗和奥古斯托·希门尼斯两位站长的左右手。在那以前曾在马坦萨斯站的阿曼多·诺尔曼德手下干过。他们都不说话了，罗杰感到蚊子在叮咬他的面孔、脖子和胳膊，但他没心思轰走蚊子。
他忽然发觉西利在哭。西利用手捂着脸在轻轻地抽泣，胸部一鼓一鼓地叹着气。罗杰看见了他眼睛里晶莹的泪水。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你有信仰吗？”
“我想我小时候信过上帝。”那个穆拉托嘶哑着嗓子抽泣道，“在我老家圣帕特里克镇，我的教母每星期天都带我去教堂。现在我不知道信不信了。”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跟上帝谈谈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我指的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跟上帝谈话。你可以努力试试，要以跟我谈话时的坦率态度跟上帝谈谈。向上帝谈谈你的感受，谈谈你为什么哭。不管怎样，上帝比我更能帮助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你一样茫然，西利。”
跟菲利普·伯特·劳伦斯与西弗德·格伦威治一样，只要凯斯门特同他们一起经伊基托斯回到巴巴多斯，斯坦利·西利也准备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甚至在胡安·蒂松先生面前，把自己的证词重复一次。
罗杰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油灯，脱下衬衫，用脸盆里的水洗了洗前胸、两肋和面孔。他很想洗个淋浴，但那必须下楼在露天里洗，那样一来，整个身子就会被蚊虫吃掉。夜间的蚊虫成倍增加，咬起人来更凶狠。
他来到底层，去一间也是用油灯照明的饭厅里用餐。胡安·蒂松先生和委员们在喝温吞水般无味的威士忌，正站在那儿谈话。半裸的印第安仆人一道一道地上着煎鱼、烤鱼、煮木薯、白薯和撒在食物上的玉米粉——巴西人也是用这种玉米粉撒在食物上。另外几个印第安人在用麦秸编的扇子轰蚊子。
“您和巴巴多斯人谈得怎么样？”胡安·蒂松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问道。“比预期的要好，蒂松先生，我本来担心他们不肯谈，但刚好相反，其中三个人谈得非常坦率。”
“我希望诸位听到的抱怨跟我听到的一样。”蒂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有需要，公司是愿意纠正、加以改善的。这一直是阿拉纳先生的政策。好了，我想诸位饿了，请入席吧，先生们！”
大家坐了下来，开始盛盘子里的菜肴。委员会的成员们整个下午都在巡视乔雷拉的各种设施，在拜肖普的帮助下同管理部门和仓库的职员们谈话，显得很疲乏，懒得说话——罗杰的第一天谈话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令人沮丧？
胡安·蒂松为大家倒上葡萄酒，事先告诉大家，由于运输和气候原因，法国葡萄酒到了这里有点儿发酸。于是大家宁愿喝威士忌。
吃到一半，罗杰看了服侍大家的印第安人一眼，评论道：
“我看到许多男女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譬如这个女孩。当他们挨打时，一般打多少下鞭子？”
一阵沉默。油灯的噼啪声和小虫子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大家严肃地看着胡安·蒂松。
“这些疤痕大多数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胡安·蒂松很不自在地答道，“诸位知道，他们的部落里有一种野蛮的启蒙仪式，譬如在脸上、嘴上、耳朵上、鼻子上钻孔，为了装进环、牙齿和各种挂件。我不否认有些工头违反公司的规定，鞭打这些人，从而结出疤痕，但我们的章程严格禁止体罚。”
“我的问题跟这没有关系，蒂松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是说，在这么多的疤痕中，怎么没看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上烙有公司的印记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蒂松放下叉子。
凯斯门特说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告诉我，说许多印第安人的身上都烙有公司名称首字母的印记“ca”，即“阿拉纳记”，就像猪、牛、马那样，为了不让他们逃跑，也不让哥伦比亚的橡胶商把他们抢走。那些巴巴多斯人给许多人打过印记，有时用火烙，有时用刀刻。但是我没看到过一个人有这种记号。他们到哪儿去了，先生？”
胡安丢开了端庄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突然满面通红，气得发抖。
“我不允许您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他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喊道，“我是来为你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不是来听你们的讽刺！”
罗杰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我向您道歉，我并不想冒犯您，”他镇静地说道，“虽然我曾在刚果见识过各种难以启齿的残暴行径，但还没见过用火或刀在人的身上烙刻下印记这种事。我相信您不是这种暴行的责任人。”
“我当然不对任何暴行负责。”蒂松鼻眼乱动地又喊起来，眼珠乱转，愤怒至极，“如果有这种事，那也不能怪公司。您没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凯斯门特先生？这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什么人都没有。在这儿工作的站长、工头、助手都不是有教养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些文盲、冒险家、粗人——被原始森林磨炼出的硬汉。有时他们会干出一些不法行为，这就吓坏了文明人。我都知道，请相信我，我们尽了力。阿拉纳先生跟诸位的看法一样，凡是干坏事的都将被辞退。我并不是非法行径的同谋，凯斯门特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我的姓氏是很受尊敬的，我的家族也是举足轻重的。我是个遵守教规的基督徒。”
罗杰心想，胡安·蒂松也许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是个好人。在伊基托斯、马瑙斯、利马或伦敦，他并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他应该诅咒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异想天开地在这个时候派他到这个世界以外的角落来执行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应付各种麻烦事，过着难熬的日子。
“我们应该一起工作，互相合作，”蒂松平复了些，挥动着双手说道，“有不对的地方就纠正，干了坏事的雇员将受到制裁，我说话算话！我对诸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看作朋友，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人。”
过了一会儿，胡安·蒂松说有点儿不舒服，想退席。他道过晚安就走了。
饭桌边只有委员会的成员了。
“像给牲口那样给人烙印记？”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半信半疑，低声问道，“这是真的吗？”
“我今天询问的四个巴巴多斯人中有三个都这么肯定地对我说过。”凯斯门特点头道，“斯坦利·西利说他本人在阿比西尼亚站站长阿维拉多·阿圭罗的命令下这么干过。不过，我觉得印记的事还不是最糟的，今天下午我还听到更可怕的事。”
几个人这么谈着，没吃东西，只把桌上的威士忌喝光。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土著人背上的疤痕，还有在乔雷拉存放橡胶的仓库里发现的颈手枷和刑椅。当着刚刚度过不愉快时光的蒂松先生的面，拜肖普向他们解释了那个用木条和绳索制作的架子的用法：把蜷缩身子跪着的印第安人装进去，让他手脚都动弹不得，然后勒紧木条上刑或是把他吊在半空。拜肖普还说，颈手枷本来一直放在站里的空地上。委员们问仓库里的一个“理性人”是什么时候把刑具藏到仓库去的，那人回答说是在委员们到达的前一天。
大家决定第二天听取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的证词。塞莫·贝尔建议胡安·蒂松也在场，但有人持不同意见，特别是沃尔特·福尔克，他担心在头头面前，巴巴多斯人会收回证言。
那晚，罗杰·凯斯门特彻夜未眠，一直在把与巴巴多斯人的谈话记下来，直到耗完灯油、灯熄为止；倒在吊床上也不能合眼，全身的骨头、肌肉都在疼痛，睡了一会儿，马上又醒了，无法摆脱支配着他的不安情绪。
秘鲁亚马孙公司确实是一家英国公司！有诸如约翰·莱斯特凯爵士、索萨·迪罗男爵、约翰·罗素·久宾斯和亨利·m.里德等在商界和全城备受尊敬的人物。呈给政府的报告里说，以他们的名字和资金注册的企业正在实行奴隶制度：利用带枪的流氓，以“打猎”的手段把印第安男女与儿童捉到橡胶公司里进行残酷剥削，还把他们用刑架吊起来，用火烙刀刻留下印记；如果他们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橡胶的最低份额，就用皮鞭抽打他们直到出血。当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些合伙人看到以上内容时会说些什么？罗杰·凯斯门特曾去过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索尔斯伯里大楼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壮观的地方，墙上挂着庚斯博罗的画作，有身穿制服的女秘书、铺着地毯的办公室、客人专用的皮沙发，办事员都穿着条纹长裤、大礼服、雪白的硬领衬衣，系着别有饰品的领带，手拿账本，来来往往收发电报，拿着发货单与欧洲的工业城市交易那撒有滑石粉、散发气味的橡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普图马约，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安道克人、列希加洛人和波拉人正在逐渐灭绝，没有人肯动一动手指去改变那里的状况。
“这些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试图反抗？”晚饭中间，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道。随后又说：“他们确实没有火器，但他们人很多呀，完全可以起身反抗。虽然可能会死一些人，但相对那些刽子手而言，他们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
罗杰回答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没有反抗，跟在非洲一样。刚果人也没有反抗，只有个别例外的自发事件：个别人或个别集体的自杀事件。当剥削制度发展到了极端，它首先摧毁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肉体。害死人的暴行会毁掉人的反抗意志。偷生的本能把因困惑和恐惧而麻木不仁的印第安人变成了木头人。许多印第安人都不懂得他们的不幸是特殊的、具体的人的劣根性造成的，还以为是神秘的灾害、神的诅咒、上天惩罚的后果——是根本逃脱不掉的。
罗杰在参考文件中发现，普图马约的阿比西尼亚收购站的波拉人曾试图暴动，但是这个话题谁也不愿意提，巴巴多斯人也避谈。当地一位叫做卡特内雷的波拉人的年轻酋长，一天晚上在其部落几个人的帮助下偷走了站长和“理性人”的来复枪，杀死了巴托洛梅·苏马埃塔（巴勃罗·苏马埃塔的亲戚），因为这个人喝醉酒强奸了卡特内雷的妻子。事后，卡特内雷便消失在森林里。公司悬赏要他的人头，还出动几支分队去找他，但两年过去了，也没捉住他。后来，一帮猎人在印第安告密者的带领下，包围了卡特内雷及其妻子藏身的茅屋。酋长逃掉了，他的妻子却被捉了去。站长巴斯克斯当众强奸了她，把她绑在木架上，不给吃不给喝，绑了好几天，还不时地鞭打她。最后，酋长出现了，他无疑是躲在密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受刑。他穿过空地，扔下枪，在木架前温顺地跪下来。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也许已死掉。巴斯克斯叫喊着命令“理性人”不要开枪，他要亲自用粗铁丝挖下酋长的眼珠，在围成一圈的印第安妇女面前，连同酋长的妻子一道活活烧死。事件的结局是浪漫的，罗杰想，也许是经过窜改的，好让这个事件更符合盛行在这片火热土地上爱好恐怖的胃口。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起码留下了一种象征、一个范例：一个起而反抗、惩罚施暴者并像英雄那样死去的土著人。
天刚破晓，罗杰就离开住所，下坡到了河边，在能挡住水流的深水处裸身洗了个澡，冷水使他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穿好衣服，他感到很凉爽，恢复了体力。回到乔雷拉时，他拐了个弯，想去乌伊托托人居住的茅屋区走一走。茅屋分散搭建在木薯、玉米和香蕉种植地中间，呈圆形，屋壁用桃榈木围成，外面用藤条捆好，屋顶垂及地面，铺着编织好的雅里纳树叶。他只看见几个骨瘦如柴、背着婴儿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候；一个男人也没见到。他从茅屋区回来时，看见一个印第安妇女正在把他到达那天换洗的衣服放在他的卧室里。他问要付多少钱，但那妇女（很年轻，脸上画着蓝绿色条纹）不懂地看了他一眼。于是他让弗雷德里克·拜肖普问她应付多少钱。拜肖普用乌伊托托语问了，但那女人好像还不懂。
“不用付钱，”拜肖普说道，“这里不流通货币。再说了，她是乔雷拉站长维克多·马塞多的几个女人中的一个。”
“站长有几个女人？”
“现在有五个。”巴巴多斯人答道，“我刚来工作时起码有七个，她们都被换掉了。这里所有人都这么干。”
拜肖普笑了，还开了个玩笑：“在这种气候下，女人都老得很快，要经常换新的，像换衣服那样。”但罗杰·凯斯门特没笑。
罗杰·凯斯门特后来回想，委员会的成员们去西方站之前，在乔雷拉站逗留的这两个星期是行程中最忙、最紧张的日子。他的休闲方式只是在河里、浅水塘或瀑布不太湍急的地方洗澡，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散步，拍大量的照片，或者在夜里跟同伴们玩玩桥牌。实际上，他白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记笔记、向当地人咨询或者跟同伴们交换所得的印象。
与委员们所担心的相反，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与斯坦利·西利在有胡安·蒂松在场的全体委员会面前全无怯意，不仅确认了对罗杰·凯斯门特所说的话，还揭发了新的血腥暴行，从而扩充了证词。在询问的过程中，罗杰几次看到好几位委员脸色发白，像是要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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