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蒂松坐在委员们的后面，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在小本子上做着笔记。询问完毕，头几天，他还试图淡化并质疑关于酷刑、杀害和肢解的证词，但三四天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吃饭时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人们跟他讲话，他只用单音词低声回答问题。第五天晚上，饭前饮酒时，他爆发了——眼睛通红地对大家说：“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灵魂发誓，我对这一切绝对感到惊讶。我和诸位一样感到莫大的震惊。听到这一切，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讨好诸位，这些巴巴多斯人的揭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此处确实发生过不可容忍、骇人听闻的罪行，应该揭发、惩处。我向诸位发誓……”
他哽住了，只得找把椅子坐下来，手握酒杯，垂着头低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与他在伊基托斯、马瑙斯或伦敦的合伙人不可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事生疑。他要做第一个要求对这一切加以纠正的人。罗杰对他说的前半部分大为感动，心想此时的蒂松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地天真了，他也是人，也会考虑自己的处境、家族和前途。不管怎样，从那天起，他似乎不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官员，而变成委员会的新成员了。他热情而勤快地与委员会合作，送给他们新的材料，随时提醒他们要小心防范。他警惕着，以怀疑的眼光监视着四周。他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可能有性命之虞，尤其是那位总领事。他处在恐惧之中，担心那些巴巴多斯人会向维克多·马塞多透露已承认的事——如果他们透露了，那家伙不等被送上法庭或交给警察就会给委员们设下陷阱再除掉，事后声称委员们是死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可排除这个可能。
一天早晨，情况急转直下。那天一大早，罗杰·凯斯门特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天还黑着，他去开门，从门缝里看到一个黑影，但并不是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而是唐纳尔·弗朗西斯，那个曾坚称这里一切正常的巴巴多斯人。他胆战心惊地低声说考虑好了，现在愿意把真相说出来。罗杰让他进了房间。二人坐在地上谈了起来，因为唐纳尔担心在阳台上谈话会被人听见。
他对罗杰说，之所以说谎，是因为害怕维克多·马塞多。马塞多曾威胁他说，如果对英国人说出这里发生的事，他就别想回到巴巴多斯。等英国人一走，就先割下他的睾丸，然后把他脱光绑在树上让毒蚂蚁吃掉。罗杰安慰他，说他一定能同另外几个巴巴多斯人一样回到布里奇敦。但他不想私下听他的证词，唐纳尔·弗朗西斯应该在所有委员和蒂松的面前讲出。
当天，他就在开过几次工作会议的饭厅里作了证，一副害怕的样子，眼珠乱转，咬着肥厚的嘴唇，有时说不出话来。他讲了三个小时，证词里最富悲剧色彩的是下面的话：两个月前，两个乌伊托托人因为生病，只能收割到极少量的橡胶，维克多·马塞多便命令他和一个叫华金·彼得拉的“小伙子”把那二人的手脚绑起来，扔在河里死死按住，直至二人被淹死。然后又命几个“理性人”把尸体拖到树林里让野兽吃掉。唐纳尔还提出，可以带委员们到尚能找到那两个乌伊托托人的四肢和骨头的地方去看看。
9月28日，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乘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快艇快速号离开乔雷拉站，向西方站驶去。沿伊加拉巴拉那河上行几个小时，途中在维多利亚和奈美内斯两个橡胶集散地停泊，吃了些东西，晚上睡在快艇里。第二天又航行了三个小时，才在西方站靠岸。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带着助手曼努埃尔·托里柯与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到码头迎接他们。“都是一副暴徒和逃犯的面孔。”罗杰·凯斯门特想道。这些人都带着手枪和温切斯特步枪。肯定因为收到指示，所以对来客显得很殷勤。可胡安·蒂松仍提醒大家要谨慎，千万不要让贝拉尔德及其“小伙子”知晓已经调查出的情况。
西方站的地盘比乔雷拉站的小，用尖如长矛的木桩围起来，“理性人”带着卡宾枪在入口处站岗。
“怎么看守得这么严？”罗杰向胡安·蒂松问道，“是不是提防印第安人进攻？”
“谁知道某天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卡特内雷？但这并不是提防印第安人，绝对不是，而是提防哥伦比亚人，他们一直觊觎这片土地。”
菲德尔·贝拉尔德在西方站里有五百三十个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此时正在树林里收割橡胶。他们每十五天送来一次收割物，然后回到树林里再干两个星期。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留在围栏外岸边的居民点。贝拉尔德说，今晚，印第安人要为“来访的朋友们”开欢迎会。
他把大家带到了住处，那是建在木架上的两层方形房子，门窗都装有防蚊纱布。跟乔雷拉站一样，西方站的空气中也充斥着从仓库里散发出的橡胶气味。罗杰看到这里给他准备的是床而不是吊床，不觉高兴起来。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床，铺上充填着谷物壳的床垫，但起码躺上去可以伸展开来。睡吊床使他浑身肌肉痛，又睡不着。
天刚擦黑，欢迎会就在乌伊托托居民点旁的空地上开始了。一群印第安人为来客搬来了桌椅、盛食物的大锅，还有饮料。他们围成一圈，很严肃地等着客人。晴空万里，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但晴好的天气、贯穿生长着茂密森林的平原及其四周的蜿蜒流淌的伊加拉巴拉那河所展现的景色，都未能让罗杰·凯斯门特高兴起来。他知道，即将看到的景象将是悲惨的、令人沮丧的。三四十个印第安男女——男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女人一般说来倒是相当年轻——有的裸体，有的套着罗杰在伊基托斯看见的许多土著人喜穿的无袖衬衫或长袍，围成一圈，随着曼瓜列的节拍跳起舞来。曼瓜列是用挖空的树干做的鼓，乌伊托托人用顶端包有橡胶的木棒敲击出又闷又长的声音，据说这声音可以传递信息，远距离地互相沟通。舞者的脚踝和手臂上都戴着植物种子做的串铃，随着音乐节奏而跳动时发出响声。与此同时，舞者也哼出单调的、带有痛苦意味的歌声，配合他们那严肃、憎恶、胆怯、漠然的面部表情。
后来，凯斯门特问同伴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多数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于是大家就跳舞的乌伊托托人中百分之多少有鞭笞痕迹的问题讨论起来。罗杰说百分之八十，费尔加尔和福尔克说不到百分之七十。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浑身及脸上都有烧痕的皮包骨小孩，要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去调查一下那些痕迹是事故造成的还是惩罚和酷刑造成的。
大家早就计划好在这个收购站要详详细细地调查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就开始了。在菲德尔·贝拉尔德的亲自陪同下先看橡胶仓库，无意间发现称橡胶的磅秤大有问题——塞莫·贝尔想站上去称一称，因为他总怀疑自己的体重可能减轻了。结果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竟减轻了近十公斤！可自己并没有感觉呀，裤腰没显得松，衬衫也没显得宽。凯斯门特也称了称，并鼓励同伴们和胡安·蒂松也去称一下，结果所有人都比平时的体重轻了好几公斤。午饭时，罗杰问蒂松是否认为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的所有磅秤都跟西方站一样造假，好让印第安人以为他们的收割量很少。蒂松早已失去了掩饰的能力，只是耸耸肩：“我不知道，先生们，我只知道在这里什么事都干得出。”
乔雷拉站的颈手枷藏在仓库里，西方站则不同，就放在周围全是住处和仓库的空地上。罗杰让菲德尔·贝拉尔德的助手把自己关进刑具，想体验一下关在这狭窄的笼子里是什么滋味。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还在犹豫，但胡安·蒂松表示准许，并让凯斯门特缩起身子，用手一推，把他关进了颈手枷，但没法勒紧夹住他手脚的木条，因为他的四肢太粗壮了。但是仅仅扣好颈上的抓柄，不用紧勒，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浑身生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地忍受这样的姿势以及背、腹、胸、腿、脖颈和双臂所承受的压力。罗杰出来后，不能活动，不得不扶着路易斯·巴恩斯的肩膀很久。
“印第安人犯了什么错才被关进颈手枷？”到了晚上，罗杰向西方站的站长问道。
菲德尔·贝拉尔德是梅斯蒂索人，很壮实，留着海豹式的胡子，有一对鼓出的大眼睛。他头戴宽边帽，脚蹬长筒靴，腰间系着子弹带。
“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人一说话就露出牙齿，“如杀死自己的孩子、酒醉后把妻子毁容、偷盗、隐瞒赃物等。这种颈手枷并不常用，只用过几次。一般说来，这里的印第安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他语带讥笑地说这番话时，还轻蔑地逐一把委员们打量了一番，仿佛在告诉他们：“我是不得不这样说，你们不一定要相信。”他的这种态度充分表明他对别人的蔑视。罗杰·凯斯门特想象得出这个腰别手枪、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的恃强凌弱者在印第安人中间造成何等令人腿软的恐惧。不久，西方站那五个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在委员会上作证说，一天晚上，他看见菲德尔·贝拉尔德和当时的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站长阿尔弗雷德·蒙特喝醉了酒，打赌看谁能把关在颈手枷里的一个乌伊托托人的耳朵快速而利落地割下来。贝拉尔德用砍刀只一下，就割下了印第安人的耳朵；而蒙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双手直抖，不但没能割下另一只耳朵，砍刀还砍进了那人的脑壳。听完那次的证词，塞莫·贝尔产生了心理问题，承认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话都说不出来了，红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看的、听的够多了，足以证明这里存在着最残酷的野蛮行径。在这个连残暴都变态化的非人世界里继续调查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他建议结束这次旅行，立刻回英国。
罗杰说他不反对其他人回去，但他本人要按原计划留在普图马约，多访问几个收购站。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要把报告写得详尽，使之更具有文献性。他提醒大家，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犯下的，其领导机构中有着备受尊敬的英国大人物，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靠这里发了财。这种怪事应该结束了，责任者应该受到制裁。为此，他的报告应该是详尽的、无可辩驳的。他的这番道理说服了大家，包括意志消沉的塞莫·贝尔。
为了摆脱菲德尔·贝拉尔德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打赌一事产生的恶劣印象，大家决定休息一天。第二天早晨，大家没有进行访谈和调查，而是去河里洗了个澡，又长时间地用小网捕蝴蝶。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在树林里寻找兰科植物。在这个地区，蝴蝶和兰花跟蚊子和蝙蝠一样多，只不过蚊子和蝙蝠是晚间出来，无声地飞来飞去，叮咬站里的鸡、狗和马，有时还传染狂犬病。人们不得不杀死并烧掉这些动物，以防传染病蔓延。
河边飞舞着的蝴蝶种类多、个头大、颜色美，令凯斯门特及其同伴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蝴蝶五彩斑斓，翅膀扇动起来极为优美。当它们落在枝叶上，连空气都轻柔起来，发出光亮的斑点似乎抚慰了这个充斥着无尽卑劣、贪婪、痛苦，每走一步都会遇见道德丑恶的地方。
沃尔特·福尔克见到挂在大树上那么多散发着奇香、使得四周光艳无比的优美兰花，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摘下来，也不让同伴们摘，用放大镜观赏了很长时间，一面拍照片，一面记笔记。
在西方站，罗杰·凯斯门特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运作方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起初，橡胶商与部落之间或许有某种协定，但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印第安人都不愿进森林去割橡胶了，于是站长和“小伙子”就干起了“打猎”的勾当，不付工资。印第安人一分钱也看不到，他们只从仓库里领取收割的工具：给橡胶树割口子的刀子、接汁液的罐头盒、存放橡胶球的篮子等。此外，还有种子、衣服、油灯和食物等日常用品，价格由公司定，所以印第安人总是负债，不得不劳作一生来抵债。站长们没有薪水，是根据每个收购站收到的橡胶量拿佣金，所以他们要求收割大量的橡胶，不得少交。每个割胶者要进入森林十五天，把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站长和“理性人”随意支配他们干家务活或满足性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许多女孩尚未成年就被交换来交换去，有时出于嫉妒还会动刀动枪。每十五天，收割者都回到站里来交纳橡胶，在做了手脚的磅秤上称重量。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的橡胶，就要受到惩罚：鞭笞、关颈手枷、割耳、割鼻。在极端的情况下，酷刑包括杀掉其妻子儿女甚至收割者本人。尸体不是埋掉，而是拖进树林里让野兽吃掉。每三个月，公司派小船和汽艇来收橡胶，就在当地用烟熏、用水洗、撒滑石粉。有时小船和汽艇会把货物运到普图马约和伊基托斯，有时直接运到马瑙斯，从马瑙斯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罗杰·凯斯门特还看出大部分“理性人”都不参加生产劳动，对印第安人而言，他们纯粹是狱卒、行刑者和剥削者。他们整天躺着，吸烟喝酒，消遣方式是踢球、讲笑话或下命令。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印第安人的身上：建造房屋、修理被雨水冲坏的房顶、修补通向码头的小路、洗洗刷刷、扛货、做饭、运东西，等等，只在那么一小会儿空当才去照顾自己的庄稼，否则就没有吃的。
罗杰完全理解同伴的情绪。他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自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但这里发生的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紧张、焦躁，有时还感到沮丧，那么另外一些人会怎么样呢？那些人都在文明世界度过大部分时光，以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文明，是法制社会，有教会和警察，有禁止把人当牲口使唤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罗杰愿意留在普图马约，确实是为了使写出的报告尽量完整，但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打算：他对一个人感到很好奇，想认识一下。所有的证词都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此人是施暴的典范。他就是马坦萨斯站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自从来到伊基托斯，他就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和评论，凡提到此人的名字总是同邪恶与卑劣联系在一起，其所作所为一直纠缠着他，甚至连从噩梦中惊醒时，他都浑身是汗、心跳不止。他知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关于诺尔曼德的说法有些夸张，在这片土地上，炽热的想象往往能煽起夸张的词语。即便如此，那家伙既然能引起如此神话般的传说，可见是个在野蛮行径上能超过阿维拉多·阿圭罗、阿尔弗雷德·蒙特、菲德尔·贝拉尔德、埃里亚斯·马丁内基等一帮人的厉害货色。
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国籍，说他是秘鲁人、玻利维亚人、英国人，说什么的都有，但他不到三十岁且在英国学习过这一点倒是一致的。胡安·蒂松曾听说他获得过伦敦专科学院的会计证书。
看起来他个子不高，又瘦又丑。据巴巴多斯人乔舒亚·戴亚尔说，人小，不起眼、但散发着“恶魔般的力量”，一靠近他，就会发抖。他的眼光冷漠刺人，犹如毒蛇。戴亚尔说，不仅是印第安人，就连“小伙子”，甚至工头，都觉得在他身边没有安全感，因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在冷漠、蔑视一切的表情下，能随时不动声色地下令或亲自搞出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为。戴亚尔向罗杰和委员会承认，在马坦萨斯站，有一天，诺尔曼德命令他杀掉五个安道克人，只因为他们没交足橡胶定额。戴亚尔先是用子弹击毙了两个人，但站长命他用磨木薯的石盘把接下来两个人的睾丸砸碎，再用棒子击毙。最后一个则用手掐死。在整个过程中，他坐在树干上，吸着烟，就这么看着，红润的面孔上，懒洋洋的神色丝毫不为所动。
另一个曾跟阿曼多·诺尔曼德在马坦萨斯站工作过几个月的巴巴多斯人西弗德·格伦威治说，收购站的“理性人”之间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站长有把捣烂或带皮的蒜头塞进侍妾们生殖器的习惯，以听见她们因炽热感而发出叫声来取乐。据格伦威治说，只有这样，站长才能激动起来，才能睡她们。那巴巴多斯人还说，有一段时间，诺尔曼德不把受罚者关进颈手枷，而是用链子把他们吊在高高的树上，然后手一松，受害人就会摔落在地上，头破血流、粉身碎骨、齿崩舌断。还有一个曾在诺尔曼德手下服务过的工头对委员会说，安道克族的印第安人最害怕的是他那条狗。那是一只獒犬，被他训练得能用牙齿咬住印第安人撕下他们的肉来，直至撕光。
所有这些残暴、丑恶的行为真的发生过吗？罗杰·凯斯门特这样想道。他检查自己的备忘录。在刚果了解到的众多残暴行为都写在里面了，被权力和不受制裁的为所欲为变成魔鬼的人之中还没有谁能与那家伙并驾齐驱。他对了解一下这个人、听听他的谈话、看看他的作为、调查他的出身有一种异常的好奇。要对附在他身上的罪恶行径有个说法嘛。
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们乘快速号从西方站到达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这个站要比前几个小些，但也有着碉堡的外表，围着木栏，不多的住所四周有武装站岗的人。这里的印第安人比乌伊托托人更加原始，性格更加孤僻，半裸着，遮羞布几乎遮不住生殖器。在这里，罗杰第一次见到两个土著人的臀部有公司的印记：ca。这两个人比大多数人要衰老。罗杰想跟他们谈话，但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不懂葡萄牙语，也不懂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的乌伊托托语。后来巡视乌尔蒂莫·列洛蒂站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几个烙有印记的印第安人。从站里的职员口中得知住在这里的土著人起码有三分之一身上都有ca的印记。这种做法在秘鲁亚马孙公司同意委员会去普图马约视察后，即几个星期前，才停止。
从岸边到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要爬一段泥泞的斜坡，雨水淋成的泥泞深及膝盖。罗杰脱下鞋子倒在木床上时，浑身的骨头都在痛。结膜炎又犯了，一只泪水汪汪的眼睛火烧般地疼。上了眼药水包扎好，用湿手巾蒙着一只眼，像海盗一样，就这样忍受了好几天。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消炎，也不能制止流泪。所以从那时起直到旅行结束，只要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很少），他就连白天也跑回去躺在吊床或木床上，把手巾蘸上温水敷在眼睛上来减轻痛苦。在这种时候，还有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为写给外事办的报告打腹稿。大致的思路是清楚的：先描述二十多年前第一批拓荒者来到此地定居、侵占当地部落土地时普图马约的状况。当时，苦于没有劳动力，开始了“打猎”。当时并不担心受到惩处，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他们就是唯一的行政当局。有火器撑腰，什么投石器、长矛、吹箭筒根本不起作用。
还应该清楚地写出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站长们根据收购到的橡胶量取得佣金。在贪婪的驱使下，为了增加收割量，便动用体罚虐待土著人，从割手割脚直至杀害。这种不受惩治的绝对权力在这些人身上演变成为一种施虐狂的倾向，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土著人身上，这种倾向得到了最自由的渲泄。
报告能起作用吗？毫无疑问，秘鲁亚马孙公司起码会受到惩处，英国政府会要求秘鲁政府把罪行责任人送上法庭。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敢这样做吗？胡安·蒂松说，敢，因为同伦敦一样，如果利马知道了这里的事，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公众舆论会要求惩罚责任人。但是罗杰表示怀疑，秘鲁政府在普图马约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它能做些什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却能无耻地吹嘘是它和它的杀人团伙为秘鲁保住了这块土地的主权。
从乌尔蒂莫·列洛蒂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要走水路，也要走陆路。从陆地上走，要在灌木丛中走上一整天。这一想法吸引了罗杰·凯斯门特：亲身接触桀骜不驯的大自然能唤醒他的年轻岁月，回忆起年轻时在非洲大陆上那长长的征途。在原始森林里跋涉的十二个小时里，不时地陷进齐腰深的泥沼中，滑倒在藏有斜坡的荆棘丛中；有些路要乘土著人用长竿撑行的独木舟，在足以遮住阳光的茂密枝叶下的极细“水道”中划行。有时他仍感到往昔的那份激动和快乐，特别是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弱，不仅胳膊、背部和双腿疼痛，还有那不可战胜的疲惫感。他要竭力加以克服，不让同伴们发觉。路易斯·巴恩斯和塞莫·贝尔已经精疲力尽，走了一半，就要从随行的二十个印第安人里挑出四个人来分别用吊床抬着他们走。罗杰注意到那些印第安人双腿很细，骨瘦如柴，背负着行李和食物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行走却很轻快。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蒂松同意了凯斯门特的请求，给了印第安人几个沙丁鱼罐头。
行程中，大家看到了成群的鹦鹉和眼睛明亮的顽皮小猴子，这种猴子也被叫做“凤头麦鸡”。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和眼边总有眼屎的大蜥蜴，这种蜥蜴的粗糙皮肤往往同枝叶和树干难以分辨。此外，王莲那硕大的圆形叶片，犹如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
大家到达恩特雷·里奥斯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只见收购站里乱成一团，原来一个印第安妇女按照当地的习惯单独离开营地到河边去生产，结果被一只美洲豹吃掉了。站长带领一队猎人出发寻找那美洲豹，夜里才回来，也没找到美洲豹。恩特雷·里奥斯站的站长名叫安德列斯·奥当纳尔，年轻英俊。他说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很可能是真的。奥当纳尔的祖父或曾祖父是第一个带家人踏上秘鲁土地的爱尔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竟然在普图马约给阿拉纳当管家，他感到很羞愧，尽管据证词讲，他不像其他站长那样残忍。虽然有人看到过他鞭打印第安人、劫持他们的妻女以充实他的后宫（他跟七个女人和一大群儿女住在一起），但是在罗杰的笔记里没有他亲手杀人或下令杀人的记录。在恩特雷·里奥斯站，很显眼的地方倒是放着一台颈手枷，他所有的“小伙子”和巴巴多斯人也确实腰缠皮鞭（有的把皮鞭当腰带），很多印第安男女的背上、腿上和臀部都有疤痕。
官方的任命要求罗杰只能向在阿拉纳公司里工作的英国公民即巴巴多斯人询问，但是从西方站开始，他也与愿意回答问题的“理性人”谈话了。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这一做法扩展到了整个委员会。在恩特雷·里奥斯站逗留的那些天，除了在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手下当工头的三个巴巴多斯人，站长本人和许多“小伙子”也提供了证词。
和往常一样，一开始，所有人都很勉强，闪烁其词，睁着眼睛说瞎话。但只要无意间一不小心说走了嘴，暴露出隐瞒的真相，他们就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比要求于他们的还要多——作为真实性的证据，他们把自己也招了进去。不过，尽管罗杰作了几次努力，还是未能从印第安人嘴里搜集到直接证词。
1910年10月16日，罗杰及其委员会的同事在胡安·蒂松、三个巴巴多斯人及酋长率领下的二十几个负重的印第安穆伊南人的陪同下穿过森林，沿着一条小径，从恩特雷·里奥斯站朝马坦萨斯站行进。罗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从登上伊基托斯码头就日益具体化的一个想法：“我绝对相信，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摆脱被迫所处的悲惨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反抗他们的主子。像胡安·蒂松那样认为只有当秘鲁的国家机器来到了这里、建立起行政机构，只有执行1854年秘鲁通过的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法律的法官、警察来到之后，情况才能有所改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在伊基托斯，一个家庭出二三十索尔就能从人贩子手里买到被抢来的男孩和女孩，在这样的地方，谁能执行法律？由于秘鲁政府没有钱，或因无耻之徒和官僚截留，那些行政机构、法官和警察只得从阿拉纳的公司领取薪水，他们能执行法律吗？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机器实际上就是剥削机器，是灭绝种族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第安人不应对这样的制度有所期待。要想自由，就得像卡特内雷酋长那样用自己的双臂和勇气去争取自由，但是不应像他那样以情感人，不应白白牺牲，必须斗争到底。”罗杰就这样一面在小道上用砍刀在藤蔓、灌木、树桩和枝叶中开路，一面有节奏地走着，心中仍在执著地想着在日记里写下的这些话。一个黄昏，他想道：“我们爱尔兰人和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穆伊南人一样，如果把获得自由继续寄望于法律、制度和历届英国政府，那就注定永远被殖民化、被剥削。自由，他们是不会拱手相让的。如果没有被不可抵御的压力强迫，把我们殖民化的英帝国为什么要把自由还给我们？这种压力只有来自武器。”爱尔兰人就和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一样，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用斗争去争取。在未来的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里逐渐完善、强化的这一想法，在整个行程的八个小时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甚至使他忘了不久就要见到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本人。
马坦萨斯站位于卡克塔河支流卡维纳里河岸边，为了到达该站，要爬上一片陡峭的斜坡。在他们来到之前，一场大雨把那斜坡变成了泥河，只有穆伊南人能够爬坡而不致滑倒，别人总是滑倒滚下坡，再爬起来，浑身是泥，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了用茅草秆围起来的空地上，来了几个印第安人，用水桶给大家冲淋着洗掉了身上的泥巴。
站长不在，带领一支“打猎”队捉拿逃跑的土著人去了，看样子逃跑者已经越过了距此最近的哥伦比亚边境线。马坦萨斯站有五个巴巴多斯人，这五人对领事先生非常尊敬，对他的到来和使命也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把大家带到了住处，为罗杰·凯斯门特、路易斯·巴恩斯和胡安·蒂松安排了一间很大的木板房，房顶铺着雅里纳树叶，窗子装有栏杆。据他们说，诺尔曼德和他的女人如果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家，但他们经常住在拉契纳，那是上游两公里处的一个小小营地，禁止印第安人靠近。站长就住在那里，有自己的武装“理性人”保卫着，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哥伦比亚人暗杀企图的牺牲品。哥伦比亚人一直指责他不遵守边界规定，经常越境去“打猎”，猎取装卸工，捉拿逃跑者。巴巴多斯人说阿曼多·诺尔曼德总把他的女人带在身边，这个人嫉妒心很重。
马坦萨斯站里有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但是没有乌伊托托人。几乎所有土著人身上都有鞭痕，其中至少十二人的臀部烙有阿拉纳公司的印记。颈手枷就放在空地中央的鲁普那树下，这种树的树身结满树疖，缠满寄生藤，当地所有部落对它既崇敬又惧怕。
在那无疑原本是诺尔曼德本人的房间里，罗杰看见了几张发黄的照片，有生着娃娃脸的诺尔曼德，也有1903年伦敦会计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可见他确实在英国学习过，有着会计师头衔。
天黑时，阿曼多·诺尔曼德回到了马坦萨斯站。透过装有栏杆的窗子，罗杰看到他在提灯的照射下经过。个子不高，瘦小，几乎跟印第安人一样瘦弱。他的身后跟着几个面目凶恶、携带着温切斯特步枪和左轮手枪的“小伙子”，还有八个或十个裹在亚马孙式长袍里的妇女；接着就进入隔壁房间去了。
晚上，罗杰醒了好几次，想到爱尔兰，心里就难过。他怀念祖国。他在祖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与她的命运和苦难越来越贴近了。自从他得以在近处看到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爱尔兰的情况就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他心急如焚地想赶快结束这里的一切，把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赶快写完交给外事办就立即回到爱尔兰，不受干扰地和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理想主义的同胞一起工作。他要夺回失去的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在爱尔兰身上。他要学习，要行动，要写作，要力所能及地说服爱尔兰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
第二天早晨，罗杰下楼去吃早点。阿曼多·诺尔曼德也在，坐在桌旁，桌上放着水果、代替面包的木薯块，还有咖啡。这人确实又小又瘦，娃娃脸已显老，冷酷的蓝眼睛总盯着人看，还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他足蹬长筒靴，身着工装裤、白衬衣，外罩皮马甲，口袋里露出了圆珠笔和记事本，腰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
他的英语讲得很地道，只是有些怪口音，罗杰听不出那口音是哪儿的。他一言未发地向罗杰微微点头致意，轻得几乎看不出来。他不太爱讲话，关于他在伦敦的生活情况也哼哈地用单音节词回答。谈到他的国籍，只说“就算是秘鲁人吧”。
罗杰对他说，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到在英国公司的辖地以非人方式虐待土著人时，都感到很震惊。他带有某种高傲的情绪答道：
“如果你们也生活在这里，就会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干巴巴地评论道，一点也没有心虚，“对待牲口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一条亚古妈妈、一头美洲豹、一只美洲狮，它们不通人性，野蛮人也是如此。我知道，总而言之，我们说服不了路过此地的外来人。”
“我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没变成魔鬼，”凯斯门特说道，“就像您现在这副样子，诺尔曼德先生。在这次旅行中，您的恶名不绝于耳，您在普图马约的残暴行径超乎了想象，您自己知道吗？”
阿曼多·诺尔曼德完全不为所动，毫无表情地用眼白看着他，只是耸了耸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请问，您连男带女一共杀害了多少人？”罗杰出其不意地迸出了一句话。
“凡是犯错误的，我都杀掉。”马坦萨斯站的站长站起来，不动声色地答道，“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罗杰对这个瘦小的人感到很不快，决定不亲自跟他谈话，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委员们。这个杀人犯只会对他撒谎，他只专门听取同意作证的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的陈述。他一天到晚地听取，余下的时间就用来精心整理在谈话中记下的笔记。清晨，他钻到河里洗澡、拍照片，接着不停地工作，直到夜里才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他的睡眠是断断续续、焦躁的。他注意到自己一天天地消瘦。
他感到很疲乏，也很厌倦。在刚果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担心每天都在发现的一桩桩令人发疯的、各式各样的罪行、暴力事件和残暴行径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平衡。他精神上的健康情况能够抵抗每日都在发现的暴行吗？一想到在文明的英国，很少有人相信普图马约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会干出如此极端的野蛮行径，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他也许会被再次指责仗着偏见夸大其词，把不法行为夸张，以使报告更具戏剧性。他的这种情绪不完全是因为看到印第安人被残酷地虐待，还因为，他知道，看到、听到这里发生的事并为之作证后，就再也看不到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活所憧憬的那乐观的远景了。
一队装卸工带着最近三个月收集来的橡胶从马坦萨斯站出发，前往恩特雷·里奥斯站，然后运到秘鲁港装船出口到外国。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便通知要跟这队人一起走的同事，委员会可以在这里待到巡视、谈话完毕。朋友们跟他一样，都已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他们告诉罗杰，他们对阿曼多·诺尔曼德说：领事先生是受英帝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本人的委托，前来调查普图马约的残暴事件，因杀人者和施刑者都在英国公司工作，尤其是这些人有着英国国籍或像他那样力图取得英国国籍，所以很可能被送上英国法庭或交给秘鲁或哥伦比亚政府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时，那个人的傲慢才一下子变了。自从听了这话，诺尔曼德对待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温顺起来，甚至有些奴才相。他否认自己犯了罪，并向委员们保证，从现在起，不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要让土著人吃饱吃好，生病给治，按劳付酬，以人待之。他还命人在空地中央挂了一块牌子，把上述各项都写在上面。真可笑，土著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大多数的“理性人”也是如此。这实际上是给委员们看的。
从马坦萨斯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在八十个扛着阿曼多·诺尔曼德的手下收割来的橡胶的土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的陪同下徒步在森林中穿行，这一路是罗杰·凯斯门特在秘鲁旅行中最可怕的回忆。领队的不是诺尔曼德，而是他的管家之一，内格雷迪。那是一个长得像东方人的梅斯蒂索人，镶着金牙，总是用牙签剔着。他那大声的喊叫使得那生着烂疮、烙着印记、带有疤痕、骨瘦如柴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有的年龄还很小）浑身发抖，因恐惧而扭曲了面孔，跳了起来，加速了步伐。内格雷迪肩挎长枪，腰缠皮鞭，子弹带里插着左轮手枪。出发的那天，罗杰要求允许给他拍张照片，内格雷迪笑着同意了。但那笑意立刻消失了，因为罗杰指着皮鞭提醒他：“如果看到您用它抽打土著人，我就亲自把您交给伊基托斯警察。”
内格雷迪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低声问道：“您在公司里是什么职位？”
“我受英国政府委托来调查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不法行为。您所工作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属于英国，您不会不知道吧？”那人不知所措地躲开了。从此，凯斯门特再也没见他鞭打搬运工，只是催他们快走。当他们不堪重负、走路磕磕绊绊、扛着或顶着的橡胶滑落在地上时，他才大骂几句。
罗杰随身带了三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西利和莱恩，另外九个留给了委员会。凯斯门特嘱咐委员们一步也不要离开这几个证人，他们很可能会被诺尔曼德及其同伙恐吓或收买，让他们翻供；甚至会被杀害。
这次行程中最困苦的还不是那嗡嗡叫的、硕大的绿色牛蝇日日夜夜的叮咬，不是把人淋得精湿，把地面变成布满泥泞、树叶和朽木，一走就滑的小河的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也不是晚上吃完沙丁鱼和肉汤罐头、喝过几口威士忌或茶水后在搭起的不舒服的帐篷里将就地睡一觉。最可怕的是，看到那些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被橡胶棒压得弯腰驼背，在内格雷迪及“小伙子”的吆喝声下被催着快走，中间既很少休息，又吃不上一口东西。这一切都使他受到自责和内疚的折磨。他问内格雷迪为什么不把吃的分给印第安人。那工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听不懂他的话。拜肖普给他解释了一遍，他才厚着脸皮说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人吃的饭，他们有自己的食物。”
但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偶尔送进嘴里的一小把木薯粉和必须卷得紧紧的才能吞下的植物茎叶根本不能算是食物。令罗杰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能几小时、几小时地扛着至少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或更重（他曾扛起来试了试）的橡胶筐呢？出发的第一天，一个波拉人男孩突然被重负压趴下了，低声地呻吟着。罗杰想给他一罐汤喝，安慰他一下，男孩却露出动物般的恐惧目光。他两三次想爬起来，但爬不起来。拜肖普向罗杰解释道：“他太害怕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内格雷迪就会一枪结果了他。这是杀一儆百，告诉其他人别想昏过去。”那男孩实在站不起来了，人们只得把他留在山里。罗杰给了他两罐头食物和一把雨伞。为什么那些骨瘦如柴的人能够扛这么重的东西？他现在理解了：因为如果他们敢昏倒，就会被杀掉。
第二天，一位老妪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橡胶爬坡的时候突然跌倒，一下子死了。内格雷迪确认她没气了，就很不高兴地嘶哑着嗓子匆忙命其他印第安人去扛死者留下的两筐橡胶。
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罗杰洗了个澡，休息了一会儿，赶快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思记在了本子上。一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以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里一直萦绕着他，并开始化作他的行为：“我们不应允许殖民主义像在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中所做的那样，把我们爱尔兰人的精神阉割掉。要有所行动，现在，立即。晚了，我们也会变成木头人。”
在等待委员会期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找了几个人谈话，但主要还是检查商店里的结算清单、账本及行政记录，他想看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预支给印第安人、工头和“小伙子”食物、药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时多加了多少价钱。每种东西加价的比例都不一样，不过所有的卖品经常是两倍、三倍，有时甚至五倍地加价。他买了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一顶帽子和一双短统靴。在伦敦，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这里价钱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连在普图马约执行站长们命令的那些不走运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挨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债，一生被束缚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认为不中用，就不足为奇了。
1893年，首批橡胶商来到普图马约并开始“打猎”时，该地区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还剩下多少人？罗杰对此很难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没有严肃的统计数字，这方面留下来的记录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计的，看样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国探险家兼人类学家尤金·罗比雄（1905年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辖地绘制地图时，在普图马约地区神秘失踪了）。据他的估计，在橡胶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图马约之前，该地区七个部落（乌伊托托、奥凯玛、穆伊南、诺努亚、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应该共有十万人左右。胡安·蒂松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据各方面的分析核对，坚持认为四万这个数字更接近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剩下的幸存者还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橡胶商们强加给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已经消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当然，许多人是死于天花、疟疾、脚气病与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数确实死于剥削、饥饿、肢解、颈手枷和杀害。照这样下去，所有这些部落都将步伊瓜拉西族的后尘：全族灭绝。
两天后，委员会的同事到达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看到阿曼多·诺尔曼德带着他的女人也一起来了，罗杰感到很奇怪。福尔克和巴恩斯说，这位马坦萨斯站的站长一起来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鲁港亲自监督橡胶装船，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巴多斯人对他的指控，他就大肆进行贿赂和威胁，企图让他们翻供。在利维等人的身上也确实得逞了，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肯定是诺尔曼德本人替他们起草的），否认了所有证词，说委员会“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诱供，因此他们要以书面说清楚，秘鲁亚马孙公司从未虐待过印第安人，职工们和谐相处，共同为秘鲁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福尔克和巴恩斯设想，诺尔曼德还要贿赂和威胁拜肖普、西利和莱恩，没准还有凯斯门特本人。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诺尔曼德就来敲门了，建议要与罗杰进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谈话”。这位马坦萨斯站站长已经不像上次对罗杰那样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紧张，讲话时搓着双手，咬着下唇。二人来到了存放橡胶的棚子，那是一块荆棘丛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给空地添了几处满是蛤蟆的水洼，空气中飘散着橡胶的臭味。罗杰脑子里想，那臭味不是来自放在棚子里的橡胶，而是来自那比起他来简直是侏儒的红发矮人。
诺尔曼德的讲话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七年，对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他不愿意他的生活因误解和嫉妒导致的污蔑被卷进法律纠纷之中而中断，从而不能实现他回到英国的愿望。他以人格担保，他的双手没有染上鲜血。他问心无愧。他的确严厉，但公平。为了改善企业的运营，他愿意采纳委员会和领事先生建议的一切措施。
“停止‘打猎’，不要捕捉土著人；”罗杰数着手指，一项一项地慢慢说着，“不许使用颈手枷和皮鞭；不许强迫印第安人进行无偿劳动；站长、工头和“小伙子”不许强奸和抢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体罚；对被杀害者、被烧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脚者的家属给予赔偿；不许用做了手脚的磅秤对土著人进行掠夺；不许在商店中以抬价的方式使土著人终身负债；等等。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鲁亚马孙公司称得上是一家英国公司。”
阿曼多·诺尔曼德脸色发青，不懂地看着他。
“您是不是想让秘鲁亚马孙公司消失，凯斯门特先生？”
“正是，所有的杀人者与施刑者，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到您，都要因你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终身监禁。”
罗杰向前走了一步，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面部扭曲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罗杰立刻悔不该对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有所松懈，他遇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当时可能就有要消灭他的念头。他早就预料到了。诺尔曼德既不傻也不懒，他会为此有所行动。罗杰犯了严重的错误。
不久，胡安·蒂松告诉大家，马坦萨斯站的站长已经要求公司跟他结账，要现金，不是秘鲁索尔，而是英镑。他将乘自由号同委员会一起回伊基托斯，其企图很明显：在朋友和同伙的帮助下淡化对他的责备和指控，并保证他外逃成功——他无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国外，他有一大笔积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胡安·蒂松还告诉大家，五年来他一直收取马坦萨斯站所搜集的橡胶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当年的产量超过前一年，还有每年二十英镑的奖金。
之后的日子里，罗杰干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与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谈话，继续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浑身无力，晚上又发起烧来。他担心疟疾又发作了，于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宁的剂量。由于担心阿曼多·诺尔曼德或其他站长会毁掉写有证词的本子，所以在每个收购站——恩特雷·里奥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乔雷拉站，他都把文件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文件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边放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在乔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准备回伊基托斯时，罗杰看到二十几个来自奈门村的印第安人拉着橡胶来到营地。装卸工中有年纪轻的，也有成年人，还有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很瘦弱，头上顶着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橡胶筐。于是罗杰随着他们去到了磅秤前，维克多·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这个叫做奥马里诺的男孩的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头上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在森林里走这么长的路到达这里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泼愉快的神情，常带笑容。罗杰在商店里买了一个肉汤罐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给他吃，从此奥马里诺就留在他身边，不离左右，罗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维克多·马塞多指着男孩对他说道：
“我看他跟您很亲热，凯斯门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他没有父母，我把他送给您了。”
后来，罗杰思忖着，维克多·马塞多的“我把他送给您了”这句话固然是想讨好自己，却也说出了比其他任何证词更多的内容：这位站长可以把他辖地里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送给别人，也就是说，那些装卸工和收割工跟树木、房屋、枪支和橡胶筐一样都是属于他的。罗杰问蒂松，把奥马里诺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反奴隶制协会会不会保护他，负责让他受到教育？后者并不表示反对。
几天后，安道克部落一个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来了，跟奥马里诺在一起，他是从南方站来到乔雷拉站的。第二天，罗杰在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几个土著人在戏水。少年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很优美，动作灵敏、自然。罗杰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为这个少年创作一座美丽的雕像，作为被橡胶商剥夺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亚马孙男性的象征。他把食物罐头分给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为感谢，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厌恶，也很感动。少年跟着他回到了住处，一面讲话，一面做着激烈的手势。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来，后者翻译道：
“他让您把他也带走，到哪儿都行。他会好好地服侍您的。”
“你告诉他，我不能带他走。我已经答应奥马里诺了。”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罗杰睡觉的茅屋旁站立不动就是在罗杰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他，罗杰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眼光中流露出无声的恳求。罗杰只得去跟委员会和胡安·蒂松商量，问他们除了奥马里诺，把阿雷道米也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两个男孩也许会使他的报告更有份量：两个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当年轻，适于接受教育并加入到非奴隶制度的生活中。
乘自由号出发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长卡洛斯·米兰达带着近百名印第安人来到了乔雷拉，后者都扛着最近三个月收来的橡胶。卡洛斯·米兰达是个胖子，四十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从言谈举止来看，他比其他站长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无疑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从他的个人资历来看，此人在嗜血方面并不比其同事们差到哪儿去。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曾收到关于某个波拉老妪事件的几项证词。几个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妪因绝望或发疯，一时冲动，高喊着要求波拉人起来进行斗争，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这一声喊叫吓得周围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兰达暴跳如雷，抢过一个“小伙子”的砍刀，扑上去就把老妪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起那血淋淋的人头，挥舞着警告印第安人，谁若学老妪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谁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个随时砍下人头的人却显得是个脾气随和、常带微笑、爱说话、不拘小节的人，对待罗杰及其同事和蔼可亲，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话。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乔雷拉码头登上自由号返回伊基托斯时，罗杰·凯斯门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种哪怕在刚果最困难时期都未有过的压抑感。除了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在自由号上，他还带了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及其五个土著人妻子以及约翰·布朗、艾伦·戴维斯、詹姆斯·麦波、乔舒亚·戴亚尔与菲利普·伯特·劳伦斯等人的孩子。
把巴巴多斯人带上船是经过与胡安·蒂松、维克多·马塞多、委员会成员及巴巴多斯人本人艰苦谈判的结果，谈判充满了让步与修正的复杂过程。所有这些巴巴多斯人在提供证词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证词能把站长们关进监狱，他们将会遭到报复。凯斯门特答应亲自把他们活着带出普图马约。
但是，早在自由号到达乔雷拉的前几天，公司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巴巴多斯籍工头走掉。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维克多·马塞多还宣布，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秘鲁亚马孙公司已决定扣除他们因在商店购买药物、衣服、家庭用具与食物而欠下的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众人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不到二十四小时，巴巴多斯人就通知凯斯门特说不跟他走了，愿意留在站里干活。罗杰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施压和行贿使得这些人没等出发就要收回证词，还要指控是罗杰编造了这些证词，并威胁着强加给他们。罗杰去跟胡安·蒂松谈。蒂松说，对所发生的事，他跟罗杰一样感到难过，也想加以纠正，但他毕竟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层，他不能也不应该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员亨利·费尔加尔，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蒂松的说法：他在伦敦也是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工作的，他愿意对亚马孙地区的工作方式进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对他所服务的企业不利的事。凯斯门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但是，在这充满法国传奇剧般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号到达了乔雷拉，带来了伊基托斯和利马的信件与报纸。秘鲁首都的《商报》在两个月前登了一篇长文，宣称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政府就普图马约橡胶商所犯暴行一事，应英国和美国的请求，已经把秘鲁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以特命全权法官的身份派来亚马孙地区，其任务就是进行调查并立即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有必要，还要派去警察和军人，使罪行责任人难逃法网。
这一报道在阿拉纳公司的雇员中间像爆炸一颗炸弹。胡安·蒂松告诉罗杰，维克多·马塞多很紧张，他召集了各个站的站长，包括最边远地区的站长，来乔雷拉开会。蒂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秘鲁政府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他为自己国家的尊严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一丑闻意味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倒台，因而也会导致他本人的倒运。一天晚上，蒂松喝着温暾的威士忌酒向罗杰坦白，他的全部财产，除了在利马的一所房子，都买了公司的股票。
利马来的消息衍生出的谣言、流言蜚语和恐惧让巴巴多斯人又一次改变主意，这回他们愿意走了。他们还担心当秘鲁籍的站长们大举报复、对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杀害后，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外国黑鬼”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赶快离开秘鲁，回到巴巴多斯。这种不安全感把他们吓得要死。
罗杰·凯斯门特心想，这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如果跟他去伊基托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贿赂他们，让他们收回证词，诬蔑凯斯门特强迫他们作伪证。解决的办法是让巴巴多斯人在到达伊基托斯之前在巴西领土的某个停泊地下船，在那里等着罗杰转乘阿塔瓦尔帕号去接他们，然后乘阿塔瓦尔帕号从伊基托斯向欧洲行驶，在巴巴多斯停靠。罗杰这么想着，但谁也没告诉，只对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了。后者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并提醒罗杰，此计划不到最后时刻，最好对巴巴多斯人也不要讲。
自由号出发时，码头上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站长们一个也没来送行。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决定去巴西或哥伦比亚。胡安·蒂松还要在普图马约待上一个月，他拥抱了罗杰，祝他一路平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在普图马约再待几个星期，主要进行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去码头送行，双方约好在伦敦见面，好在罗杰把报告呈给外事办之前再修改一下。
在河上行驶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圆圆的，发红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阴暗的河水中，迸出银鱼般的点点星辰。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安谧，只是还能闻到橡胶的气味，好像那气味钻到鼻子里就永远不出来。罗杰在船尾甲板上倚栏观赏着那景色，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泪水。上帝啊，安谧是多么美好！
航行的头几天又累又烦，不能检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记录，更无法起草报告。他睡得很少，还做噩梦，经常在夜里起来。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关处的管理人员，罗杰问他，那些巴巴多斯人能不能在某个巴西港口下船，转船到马瑙斯去等他，之后继续同行到巴巴多斯？那位官员说毫无困难。尽管如此，罗杰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出事，使得秘鲁亚马孙公司得以逃脱制裁。自从他亲眼看到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命运之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另一个使他不安的原因是爱尔兰。他相信只有果断的行动——一次暴动——才能把祖国从像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及普图马约所有不幸的人那样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灵魂的缺失”中摆脱出来。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组织一场暴动，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英帝国对自己国家的奴役。
自由号越过秘鲁边界（此时已经航行在雅瓦里河上）进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惧和担忧心情消失了。但是接着又会进入亚马孙河，上行到秘鲁领土，他肯定，在秘鲁领土上，他还会感到揪心，某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让他的使命失败，在普图马约几个月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兰萨港，罗杰让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四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下了船。此前，头天晚上，他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跟他一起去伊基托斯，就会有危险；公司买通了法官和警察，会拘捕他们，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威胁和敲诈，让他们收回控告阿拉纳公司的证词。
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同意了他的计划，在埃斯佩兰萨港下船，转乘另一艘船去马瑙斯。在马瑙斯，他们会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等着罗杰把他们接上布斯航运公司的阿塔瓦尔帕号，这条航线将从伊基托斯经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转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罗杰告别时为他们买来大量的食物，并给他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他们去马瑙斯的船票将由英国政府支付；还给他们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英国驻当地领事馆。
跟随他继续航行到伊基托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还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约翰·布朗及其妻儿、拉里·克拉克和带着两个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这几个巴巴多斯人要在伊基托斯拿些东西，并取出公司给他们开的支票。
航行的最后四天，罗杰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整理文件，为秘鲁当局准备一份备忘录。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托斯下船，英国领事斯泰尔斯先生再次邀请罗杰住在他家，并陪罗杰到附近一家小旅馆为巴巴多斯人、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安排住处。斯泰尔斯先生显得很不安。有消息说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很快就要到来，就英国和美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指控进行调查，整个伊基托斯都紧张起来。为此担心的不仅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雇员，还有普通的伊基托斯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纳的公司。
晚饭后喝例行咖啡的时候，罗杰简单地讲了他在普图马约的所闻所见。斯泰尔斯先生一言不发，严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
“这样说来，难道跟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的刚果一样可怕吗？”
“恐怕是的，也许更糟。”罗杰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窍的人才会为罪行划分等级。”
罗杰离开期间，伊基托斯换了新的行政长官，是来自利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万·萨帕塔。与其前任不一样，此人并不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雇员，上任以来，他一直与巴勃罗·苏马埃塔及公司领导层保持着某种距离。得知罗杰就要回来，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
罗杰与行政长官的会见是在抵达的第二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埃斯特万·萨帕塔很年轻，褐色皮肤，举止很有教养。天气很热，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条紫色大手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尽管如此，也不肯脱下呢料上衣。他专注地听罗杰谈话，不时地表示惊奇，有时打断罗杰，请他说得详细些，还经常惊呼着表示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听，一面不时地递给罗杰一小杯凉水。罗杰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人名、数字、地点，只说事实，不加评论，只在最后作为结束语说了几句：
“总而言之，行政长官先生，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并没有夸大，相反，伦敦《真理》周报上发表的事实虽说看起来不可信，却远没有说尽真相。”
萨帕塔的声调中带有从心底发出的不安，他说为秘鲁感到羞愧，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国家机构没有到达这些远离法治、缺乏各种制度的地区。为此，他才来到这里；为此，很快就要派来巴尔卡塞尔博士这样廉正的法官，莱吉亚总统本人也愿意结束这种应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把秘鲁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陛下政府会证明，罪犯将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将受到保护。他还问罗杰·凯斯门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会不会发表。罗杰回答说，原则上，是给英国政府内部使用的，但无疑会寄给秘鲁政府一份副本；至于发表不发表，要由秘鲁政府自行决定。行政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大声道，“要是闹出去，对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坏。”
罗杰差点儿说出来：损坏秘鲁形象的不是那份报告，而是在秘鲁土地上发生的、写入报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长官想知道来到伊基托斯的那几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布朗和劳伦斯）是否同意再次确认一下他们关于普图马约的证词。罗杰保证道，明天一早就把他们派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
斯泰尔斯先生在谈话中充当翻译，离开时低头不语。罗杰早就注意到领事在用英语说的话里加进去许多内容（有的完全是评论），他插入的话总是倾向于弱化关于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及其所受苦难的严酷。这一切都加剧了罗杰对这位领事的不信任。这位领事在此供职多年，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从未向外事办报告过。原因很简单：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尔斯先生在伊基托斯有生意，因而必须依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毫无疑问，目前他所关心的是这桩丑闻会给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损失。这位领事先生的灵魂是很卑微的，他的价值观已被贪婪征服。
之后的几天里，罗杰想去见乌鲁蒂亚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诉他，这位奥古斯丁教派长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罗杰所乘的自由号曾在该处停靠，当地土著人以植物纤维编织用来遮体的长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
阿塔瓦尔帕号还在伊基托斯卸货，于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几天里，罗杰专心写报告，到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散步。有两次，他进了位于伊基托斯中心广场的阿尔罕布拉电影院看电影，几个月以来，该电影院一直在乐队走调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对罗杰来说，真正的表演不是银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观众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观众都是一些从部落来的印第安人与当地驻军中从山区来的士兵，电影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愕然。
还有一天，他沿着一条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纳，回来时，一场大雨把土路变成了泥塘，不过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黄昏，他带着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不得不躲进灌木丛。暴雨停歇，小路上到处是水洼和泥塘，三个人只得很快回来。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尔帕号起锚向马瑙斯和帕拉驶去。罗杰乘头等舱，奥马里诺、阿雷道米和巴巴多斯人乘普通舱。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早晨，轮船驶离伊基托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渐变小。此时，罗杰又一次觉得危险在消失，胸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险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种感觉：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的人遭受如此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仅仅由于是个白人、是个欧洲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被传染，变成堕落的卑鄙小人。他庆幸自己将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个想法鼓舞了他，把他从不能像当年在非洲那样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时感到的沮丧、困倦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尔帕号在马瑙斯港靠岸，此时罗杰已经摆脱了沮丧情绪，恢复了精力和工作热情。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也到了城里，其中大部分人决定不回巴巴多斯，而接受了马代拉—马莫雷铁路线上的劳动合同，因为那里提供的条件很好。其他人则跟随罗杰继续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罗杰找到了一艘去巴巴多斯的船，把巴巴多斯人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送上船，并把这些人委托给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请他到布里奇敦把他们带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处，替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注册，以便在去伦敦前接受起码的教育，能应付英帝国首都的生活。
接着，他又找到一艘去欧洲的船，那是布斯航运公司的ss安布罗斯号，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于是他利用这几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当领事时经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馆、植物园、港口各处五光十色、混杂的大商场。他并不想念帕拉，因为他在这里并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认，这里的人都显得那么欢快，无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个个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鲁人不一样。秘鲁人跟英国人一样，好像总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在这里，什么都无所谓，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年轻有魅力的人。
12月17日，ss安布罗斯号起航了。这艘船于月底在法国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罗杰决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火车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萨莉塔共度新年。过了年，在车票生效第一天就回伦敦。同这对有文化的朋友共度两天，在他们那摆满雕像、充满非洲回忆的漂亮工作室里谈论美好高尚的事物——艺术、书籍、戏剧、音乐以及这位或许能干出像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干的那种坏事、浑身矛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好作品——那将是净化灵魂的体验。
11
矮胖的典狱长打开牢房门，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坐在了木床边上。罗杰正躺着，并没有感到奇怪。自从典狱长违反规定，允许罗杰洗了一次淋浴，似乎有一种默契使二人之间的距离近了。典狱长也许是不知不觉，也许是并不在乎，已经不恨他了，也不把儿子死于法国战壕一事归罪于他了。
已是黄昏时分，小小的牢房几乎全黑下来。罗杰躺在床上看着典狱长又宽又圆、一动不动的侧影，感觉他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很累。
“他是扁平足，本来是可以不参军的。”罗杰听到他异常激动地说道，仿佛在唱赞歌，“在黑斯廷斯，他去了第一个招募中心，一检查脚就被拒绝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去了第二个中心。他太想参军了。您瞧他不是疯了吗？”
“他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您应该为儿子感到骄傲，典狱长。”
“可他死了，即便成了英雄，对我又有什么用？”典狱长悲声道，“他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现在仿佛我不存在了。有时我想我已经变成了幽灵。”
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好像听见典狱长在呜咽。但也许是假象。罗杰想起了当时留在德国措森那小小军营中的五十三名爱尔兰纵队志愿者。在那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训练他们使用步枪、机关枪；教会他们军事策略，进行操练；在不稳定的局势下竭力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他问过自己成千次的那些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当他跟蒙泰特上尉及拜莱军士不辞而别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会不会成为叛徒？如果把他们送上船让他们去进行无谓的冒险，他们会不会为爱尔兰去进行斗争？如果仍然把他们留在德国人的军营里，围在铁丝网里，忍受着留在林堡的爱尔兰俘虏们的仇恨眼光，将会怎样？那些俘虏一直认为他们是叛徒，背叛了死于弗兰德战壕的同伴。
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一种不间断的矛盾。可怕的惶惑、思想的混乱一次一次地袭击着他。他真实的意图和做法不是由于偶然事件就是由于笨拙，最后的结果总是不被理解、受到歪曲、被曲解为撒谎。那五十三名纯真而富有理想主义的爱国者不顾林堡营地里那二千二百个同伴的反对，勇敢地加入了爱尔兰纵队，去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并入德国军队），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杰·凯斯门特为了阻止把他们同那两万支步枪一起以奥德号运给即将举行圣周起义的志愿军而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展开了何等艰苦的论战。
“我要对这五十三名纵队战士负责，”罗杰对柏林军事当局负责爱尔兰事务的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说道，“是我劝说他们离开英国军队的。以英国法律立场，他们就是叛徒；如果被皇家海军逮捕，他们就会被立即绞死；如果起义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不能让这些爱国者有辱尊严地去送死。所以他们不应跟那两万支步枪一同去爱尔兰。”
谈判很艰难，纳多尔尼上尉和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企图以敲诈的办法使他做出让步。
“那好吧，我们立刻通知都柏林和美国的志愿军，说鉴于罗杰·凯斯门特先生反对起义，德国政府将停止运送那两万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弹药。”
于是罗杰·凯斯门特不得不努力保持平静的心态继续争论、谈判、解释。他并不反对起义，只是反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德国皇帝的潜艇、齐柏林飞艇及别动队尚未去牵制英国军队以防止他们野蛮地镇压起义者的情况下就贸然起义，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爱尔兰才能获得独立。那无疑是自杀。当然，那两万支步枪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亲自带着这些武器到爱尔兰去向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志愿军的其他领导解释他关于起义应该延期举行的理由。
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载着武器的奥德号出发了。随后，罗杰、蒙泰特和拜莱乘着潜艇，也起锚向爱尔兰驶去。但是那53名纵队队员仍留在措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无疑会问：为什么那些说谎者去为爱尔兰战斗却把受过训练的他们不加解释地留在这里、不让他们参加行动？
“儿子出生后，他的母亲抛下我们爷俩走掉了，”罗杰听到典狱长突然说出的话，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去向不明，于是我不得不又做母亲又做父亲。她叫奥登希娅，是个半疯女人。”
牢房里已经完全黑了，典狱长的侧影看不见了，但是他的声音似乎很近，像动物在哀号，而不是人在说话。
“头两年，我的全部薪水都付给一个养育他的奶妈。”典狱长继续说道，“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用在他身上。他是个可爱的、听话的孩子，不像别的男孩又盗窃又酗酒，把父母气疯了。他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很受店主人器重。他本可以在那儿学下去，却异想天开地要去参军，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扁平足。”
罗杰·凯斯门特不知说什么好。典狱长的苦楚让他难过，本想安慰几句，但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可怜人动物般的痛苦呢？想问问他和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跟他们更接近些，但又不敢打断他。
“我曾接到过他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受训期间，他说很喜欢军营里的生活，说等战争结束了，也许会留在军队里。第二封就不一样了，许多段落被检查人员用黑墨水划掉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只是从信中的口气看得出有些苦恼，甚至害怕。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最后，来了一封唁函，通知我他阵亡了，在洛斯战役中英勇地结束了生命。我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我去查地图，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
罗杰又听到了呜咽声，好像鸟儿的咕咕声，感觉典狱长的侧影在颤抖。
现在，那五十三名爱国者怎样了？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会不会遵守诺言，允许那小小的纵队留在措森营地里保持团结、独立？罗杰没有把握。在柏林与鲁道夫·纳多尔尼争论时，罗杰看出德军很看不起这五十几个人的可笑队伍，这跟对方一开始的态度大不相同。当时他们被凯斯门特的热情说服，支持了他的创见，即设想把林堡营地里所有的爱尔兰人集中起来，只要他对他们讲话，就会有几百人加入爱尔兰纵队。一次失败！令人沮丧！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一次陷他于可笑境地、使他的爱国梦破碎的失败！他错在什么地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认为，他的错误在于同那二千二百个俘虏同时谈话，而不是分小组地个别谈话。同二十或三十人谈，就有可能进行对话、回答问题、澄清他们混乱的想法。面对因失败而感到痛苦、为被俘而感到屈辱的这么一大群人，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只能认为你罗杰要他们跟昨日的敌人结成同盟，所以有那种充满敌意的反应。无疑，他们的敌意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抹去他们受到辱骂、被那些他们为之牺牲了时间、尊严及未来的爱国者称为叛徒、低能儿、蟑螂、卖身投靠者而感到的痛苦。罗杰记起了赫伯特·沃德开的玩笑，当时沃德拿他的国籍开玩笑，要他回到现实中来，从“凯尔特人之梦”这个樊笼中走出来。
1916年4月11日，离开德国的前夕，罗杰给德国外长西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关于自己与德国政府就爱尔兰纵队问题所签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根据达成的协议，纵队队员只能去为爱尔兰而战，绝不能被单纯当作德国军队的援军使用在其他战场上。条款还规定，战争结束时，如德国未取胜，爱尔兰纵队的战士们应该被送往美国或愿意接收他们的某一中立国，绝不能被遣返回英国，否则他们就会被不经审判地处死。德国人履行了承诺吗？自从被捕以来，这个疑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罗杰的脑海里。蒙泰特、拜莱和他离开德国后，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会不会把爱尔兰纵队解散并把队员们送回林堡营地？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被其他爱尔兰战俘辱骂、歧视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处以私刑的危险。
“我希望他们把儿子的尸体还给我，我好为他在黑斯廷斯举行像我、我父亲、我祖父那样的宗教葬礼。但他们拒绝了，说在战时不可能把尸体运回来。什么是战时，您懂吗？”
罗杰没有回答，他知道典狱长并不是在跟自己讲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我倒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典狱长接着说道，“那就是我可怜的儿子已经尸骨不存，一颗手榴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把他化为了灰烬。就在那可恶的地方，洛斯。要么就是他们把尸体同别的死亡士兵一起被扔进了集体埋坑。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连时不时地放上几束鲜花做个祈祷，都不可能了。”
“重要的不是坟墓，而是纪念，典狱长，”罗杰说道，“这才是真的。不管您的儿子埋在何处，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知道您在衷心地怀念他。这就是一切。”
听了罗杰的话，典狱长的侧影做了个惊奇的动作，也许忘记了自己是在牢房里，是在犯人的身边。
“我要是知道他妈妈在什么地方，我肯定会去看她，把消息告诉她，让她跟我一道哭儿子。”典狱长说道，“奥登希娅抛弃了我，但我并不恨她。我现在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从来不打听被她抛弃的孩子。她并不坏，只是有些半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罗杰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自从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巴纳·斯特兰德海滩以来，那些日日夜夜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他听到燕子的叫声，在海滩附近看到初开的野紫罗兰，为什么没有一艘爱尔兰的船或领航员在等待为志愿军运来步枪、机关枪和弹药的奥德号和乘潜艇而来的他、蒙泰特和拜莱？出了什么事？他亲眼见过约翰·德沃伊写给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的那封信（后者又转给了德国外长），信中明确无误地通知他，起义将于圣周星期五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的某一天举行，因此步枪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海湾的菲奈特·皮尔处，有经验的领航员和几艘载有志愿军的小船将等在那里准备卸下武器。上述内容已由约瑟夫·普伦凯特向德国驻伯尔尼的代办以紧急方式于4月5日加以确认，后者也将此信息转给了柏林外交部和军方。武器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湾，不得提前，也不得延后，这就是奥德号和u-19潜艇到达约定地点的确切日子。见了什么鬼？怎么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他们？结果大难临头，他被关进了监狱，起义失败。据审问他的巴兹尔·汤姆森和雷金纳德·霍尔透露给他的情报，奥德号在约定卸船的日子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在英国海域被皇家海军撞上。原来它一直在那里傻等志愿军，这不是在冒险吗？于是奥德号的船长只得破釜沉舟，把两万支步枪、十挺机关枪以及五百万发弹药沉入海底，这些武器本来可以成救被英国人野蛮镇压下去的起义。
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罗杰·凯斯门特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一些愚蠢的细节、疏忽和前后矛盾的命令，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少数几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是所有人，在约定奥德号驶抵特拉利海湾的时间上改变了主意，而送出改变主意的信息时又没考虑到将无法送达，也许是在货船和潜艇已经离岸很远的时候，那几天的可怕气候使得他们与德国的联系中断了。反正不外乎这几种原因。小小的紊乱、估计上的失误、某件傻事，结果导致第一流的武器没有送达志愿军的手里，以致在都柏林巷战的那个星期里牺牲了不少志愿军。
他认为没有德军配合而举行武装起义是一个错误，这样想并没有错，但也不能因而感到高兴。他倒宁可是自己想错了。他宁可跟曾在4月24日一度占领了萨科维尔大街邮政局的上百名不理智的志愿者在一起，要么跟着另一些人去袭击都柏林城堡或炸毁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他宁愿像那些人一样手握武器地死去——那是英勇、高尚、浪漫的死亡——死一千次，也不愿像杀人犯和强奸犯那样毫无尊严地死在刑场上。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及人民军的意图尽管没能实现，但是听一听帕特里克·皮尔斯朗读共和国成立宣言也是美妙的、激动人心的——在场的所有人无疑都流下了眼泪，感到心在激烈地跳动。只差七天，“凯尔特人之梦”也许就实现了，爱尔兰就能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不喜欢我的职业，”典狱长难过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让区里的邻居和裁缝店的人知道他的父亲在监狱工作，他感到羞耻。人们总以为我们这些看守一天到晚都在跟犯人打交道，肯定会被传染，变成不法分子。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好像任何人都不应该干这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我给他举了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的例子，此人在老家罗奇代尔镇上还是理发师呢。在那里，没人说他的坏话；相反，邻居们都很看重他，在他的店前排长龙等着让他理发。我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允许人们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知道，他不仅尊敬我，还很爱我。”
罗杰又一次听到了那低低的呜咽声，感到典狱长颤抖得连木床都在晃动。这样发泄对他好吗？会不会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其实他这样自言自语等于用一把刀在剜自己的伤口。罗杰不知对他该采取什么态度：跟他谈话？想法安慰他？默默地倾听？
“我每次过生日，他都送我礼物，从未间断过。”典狱长接着道，“他从裁缝店领到的第一笔薪水就全都交给了我。我当时真应该坚持让他把钱自己留下。现在的孩子有这样孝敬父亲的吗？”
典狱长又沉默下来，不动了。关于起义的事，罗杰知道的并不多：只知起义军占领了邮政局，但袭击都柏林城堡和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失败了；第一批主要领导人未经审判地被枪决了，其中有他的朋友肖恩·麦克德莫特，那是首批用盖尔语写作散文和诗歌的爱尔兰当代作家之一。还有多少人被枪决？是不是在凯勒梅堡监狱的地牢里被处决的？还是把他们押送到里士满军营去了？爱丽丝曾对他说过，伟大的同业公会组织者詹姆斯·康诺利受了重伤，站不起来，就被人用椅子抬到了行刑队的面前。太野蛮了！罗杰从审问者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以及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姐姐妮娜、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透露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得知，那次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爆炸、火烧、枪声与流血的混乱局面。战斗还在都柏林的街巷中进行、英国军队还在消灭最后的起义者的时候，审问他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把从伦敦传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都是些一闪即逝的轶事、不连贯的句子、试图用想象和直觉串起来的一个个孤立事件。从汤姆森和霍尔在几次审问所提的问题中，他发现英国政府怀疑他去德国是为了领导起义。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其实他回来是为了阻止起义，却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起义的领袖。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认为他在主张独立的人中间很有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许正说明英国报刊为什么要大肆诬蔑他。那时他正好在德国，于是他们指责他把自己出卖给德国皇帝，不仅当了叛徒，还做了德国的雇佣军。就在那几天，伦敦的报纸仍向他身上泼脏水。居然把一个从来不是也不想成为最高领袖的人陷入如此不光彩的境地！这就是历史，一门把胡编乱造说成真实的学科。
“有一次他发烧，诊所的医生说他活不成了，”典狱长又拾起了独白，“但我和他的奶妈库比特太太照顾他，给他盖得暖暖的，亲切而耐心地把他救活了。我几夜没合眼，用樟脑酒精擦抹他的全身，他才舒服些。看到他这么小，冷得浑身发抖，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希望他没吃苦。我是说，在那儿、在战壕里、在洛斯那个地方没有吃苦，让死亡不知不觉地来得快些。愿上帝不要太残忍，不要让他一滴一滴地流血或被芥子气毒得喘不过气来，延长他垂死挣扎的时间。他一直都参加星期天的圣事，履行一名基督徒的义务。”
“您的儿子叫什么，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问道。他好像觉得典狱长在黑暗中挺了挺身子，仿佛刚刚发现他在身边。
“他叫亚历克斯·斯塔西。”典狱长终于说了出来，“跟我的父亲和我同名。”
“我很高兴知道他的名字。”罗杰·凯斯门特说道，“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想象他的为人。尽管不认识他，但是能感觉他。亚历克斯·斯塔西是个好听的名字，可以想象是个好人。”
“有教养，也很勤快。”典狱长低声说道，“也许还有点儿腼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这一点，我从他小时候就看出来了。跟男人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说起话来也流利，但是在女人面前就胆怯，不敢直视女人。假使有女人主动跟他讲话，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
典狱长又沉默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沉浸自己的思绪之中，可怜的孩子啊！他父亲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到死都不了解女人的体温为何物，包括母亲的体温、妻子的体温、情人的体温。而罗杰是了解的，那是他那美丽、温柔、柔弱的母亲给他的幸福。他叹了一口气。他有一段时间没想起母亲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如果彼岸真的存在，如果死者的灵魂能在永恒之中看到生者的短暂一生，安妮·杰弗逊一定会随时随地一直关注着他，为他在德国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感到窝囊和苦恼，分担他的沮丧、遇到的障碍以及错误地把德国皇帝和德国人理想化而产生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感受。他曾经以为他们能把爱尔兰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成为他独立梦想的忠实而热情的同盟者。赫伯特·沃德就曾嘲笑过他那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是的，在那难以言表的五天里，母亲肯定会分担他的病痛：在把他、蒙泰特和拜莱从德国黑尔格兰港送到爱尔兰凯里海岸的u-19号潜艇里，他不停地呕吐、晕船、肠绞痛。他一生中从没感到过如此痛苦，身体上的和情绪上的。除了几小口热咖啡和面包，胃里容不下任何食物。u-19号潜艇的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上尉劝他喝一小口烧酒，但他仍然晕船，又呕吐胆汁。当潜艇浮出水面，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行驶时，潜艇晃动得更厉害，头晕也就更严重了。当潜艇沉入水中，晃动得不那么厉害时，速度又慢了。毯子也好，大衣也好，都不能缓解那渗入骨髓的冰冷感觉，还有挥之不去的对幽闭的恐惧感，似乎后来落入布里克斯顿监狱、伦敦塔楼和本顿维尔监狱里的感受提前领教了。
乘u-19号潜艇的行程中，晕船和可怕的病痛使他忘记口袋里还有一张从德国柏林到威廉港的火车票。在麦肯纳要塞被捕时，特拉利警察局的警察搜出了那张火车票。检察官在审讯中也出示了火车票，作为他在德国时就把爱尔兰出卖给敌国德国的证据。但更糟的是，爱尔兰皇家保安队在他另一个口袋里发现了德国海军司令部为了他在紧急情况下与德国皇帝军事当局联系而给他的密码。他怎么没在离开u-19号潜艇、跳上去海滩的小船前把危及自身的证据毁掉呢？这个问题像一个发炎的伤口在他的意识中化脓。罗杰记得很清楚，向u-19号潜艇的船长和船员告别之前，在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的坚持下，他和丹尼尔·拜莱军士为了毁掉任何能证明他们身份和来自何处的物件，最后一次检查了每个口袋。他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程度，把车票和密码纸忽略了呢？他又记起检察官在审讯中出示密码纸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情报落到了英国情报当局手里，会给德国造成怎样的损失？
这一严重的粗心大意无疑归因于他那可怜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晕船；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健康的恶化损坏了他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几次政治事件（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失败到得知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配合就决定在圣周举行军事起义）影响了他头脑的清醒和心理的平衡，使他失掉了聚精会神、镇静自如地进行思考的能力。这是不是要发疯的前兆？以前在刚果、亚马孙地区，看到土著人手脚被砍、橡胶商施加无数酷刑和暴行时，这种情况就发生过。有那么三四次，他觉得很虚弱，看到自己周围那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在到处都存在的、压倒一切的残暴无耻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要想抗争并试图消灭它们简直是幻想。凡是有着深深的沮丧情绪的人，都会犯下同样严重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这种辩解能减轻些压力，但也只能是一小会儿，接着他就否定了这种辩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糟糕的犯罪感和内疚感。
“我曾想过自杀，”典狱长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亚历克斯是我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再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朋友，几乎没有熟人。儿子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他，我干吗要活下去？”
“我也有同感，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低声道，“但是，尽管如此，生活中也有美丽的东西，您会找到另外一种吸引力。您还年轻。”
“虽说显得老，但我才四十七岁。”典狱长答道，“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由于宗教。宗教不允许我自杀，但也不排除我可以自杀。如果我没能战胜悲哀，那么这种空虚感会战胜它。当然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个男子汉要是觉得活着是值得的，就应该活下去，否则就别活着。”
他说话时并不带有戏剧色彩，而是平静而自信。他又安静下来，不说话了。罗杰还在听，他似乎听到从外面的某处传来一个声音，使他想起一首歌曲，大概是合唱曲。那声音是压低的，很远，听不出歌词和曲调。
起义的领导们为什么不愿让他回到爱尔兰，还要求德国当局把他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大使的可笑头衔留在柏林？他看到了信里关于他的那些话，而且读了又读。据蒙泰特上尉说，那是因为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知道罗杰反对在德军的进攻未能摧毁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情况下就举行起义。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本人说？也许是不信任他。难道他们信不过他吗？难道他们相信了英国政府说他是英国间谍而散布的笨拙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吗？对这些诬蔑，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一直认为朋友们和同伴们会懂得，那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为了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制造怀疑和分裂而耍的毒化舆论的把戏。也许同伴中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上了殖民者这一把戏的当。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坚信罗杰·凯斯门特仍然是忠于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忠诚斗士。怀疑他的忠诚的人是不是那些在凯勒梅堡监狱里被枪决的人？死者曾这样怀疑他，那么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觉察典狱长站了起来，向牢房门走去，也听到了他那轻轻的、懒洋洋的、仿佛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他走到门前时说：
“我现在这样做很不好，是违反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跟您说话，尤其是我这个当典狱长的。我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到这儿来。要是不跟人说说，我的脑袋就要爆炸，心就要破碎。”
“我很高兴您到我这儿来，典狱长。”凯斯门特低声道，“在我这种处境下，跟人谈谈也是一种放松。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就您儿子的去世安慰您几句。”
典狱长嘟囔了几句，似乎在告别。他打开牢房门走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牢房又完全黑下来。罗杰侧过身，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但他知道这晚也是睡不着的。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漫长的，是一种无尽的等待。
他想起了典狱长的话：“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可怜的孩子，十九、二十岁了还不知男女欢娱，不知那火热的昏厥、那周围的一切都悬浮起来、那只在射精瞬间感觉的永恒为何物；但那又是多么强烈、深刻，以至于能打动你的心弦，抵达你灵魂的每个缝隙，使之躁动起来。如果他二十岁时不去非洲，而是留在利物浦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运公司工作，也许到死也是个处男。他在女人面前的那种腼腆与扁平足的亚历克斯·斯塔西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起了姨表兄妹们，尤其是格特鲁德，亲爱的格，为了逗他脸红而跟他开玩笑，只要一谈起女人，譬如：“你知道多萝西是怎样看你吗？”“你没有发现玛丽娜在游泳池里总是想方设法地坐在你身旁吗？”“你也喜欢她吗？”这种玩笑总让他感到不自在，说不出话来，开始结结巴巴、嘟嘟囔囔地净说傻话，把格及其朋友逗得笑得要死，于是安慰他道：“别这样，开个玩笑嘛。”
尽管如此，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种审美观，善于欣赏人体美和面孔美，赏心悦目地欣赏一个匀称的侧影、生动而调皮的眼睛、纤细的蛮腰、像肉食动物不经意展现出的强壮的肌肉。但能够使他激动、掺有不安和警觉、留下反常印象的美，并不是女孩，而是男孩。他是什么时候发觉这一点的？是在非洲。踏上非洲大陆之前，他那清教徒式的教育、父系和母系亲戚严格的传统和保守的习惯已经把他那点激动的苗头在萌芽中压制了下去。在那种气氛中，只要对同性间的性吸引有一点点怀疑，就被认为是可憎的心理失常，要作为罪行和恶习受到法律和宗教的谴责，而且不容辩解、不容调和。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在安特莱姆，在叔祖父约翰家，在利物浦姨父母和姨表兄妹的家里，他只能在借口看照片时用眼睛和意念享受着男性那匀称美丽的身体，感受着他们的吸引力，自欺欺人地说那是美学上的吸引力。
非洲，那残酷却极端美丽的非洲，大苦大难的非洲，也是自由的非洲，那里的人遭受着不公平的虐待，同时却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幻想、欲望、本能和梦想。不像在英国，偏见窒息了欢娱。罗杰想起在博马的一个下午，太阳灰蒙蒙的，闷热得令人窒息。那时的博马连村子都称不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定居点。那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觉得浑身都在冒火，于是到外面一条小溪里去洗澡。当时刚果河的水还没有满，只是在岩石间形成了一面小湖，溪水潺潺流过，周围都是高大的芒果树、可可树、猴面包树和巨大的蕨类植物。两个巴刚果族青年跟他一样脱得光光的，也在洗澡，他们不会讲英语，只是以微笑回答他的问候。二人好像在玩耍，但片刻之后，罗杰发现他们正在用赤裸的手抓鱼，滑溜溜的鱼总是从手指间滑掉，很难抓牢，把得他们激动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很漂亮，高高的、黑得发蓝的身体很匀称，深深的眼睛闪着活泼的光芒，在水中犹如一条鱼，其动作时隐时现，双臂、脊背和大腿皮肤上的水珠闪闪发亮，黝黑的、文着几何图案的脸上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露着白白的牙齿，最后终于喧闹着抓到了一条鱼。另一个男孩从水中走了出来，上了岸，罗杰看到他好像在开始切鱼、洗鱼，并准备点燃一堆火。仍在水中的那个盯着罗杰，对他微笑。罗杰感到发热，便微笑着向他游去，但是到了他的身旁又不知怎样才好了。他感到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同时感到一种无边的幸福。
“可惜你听不懂我的话，”他低声说道，“我真想给你照张相，跟你谈谈，交个朋友。”
这时他感到那小伙子划动起手脚，缩短与他的距离。此时二人离近了，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罗杰感到他的手在探索自己的肚子，摆弄自己那早已挺起的生殖器。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喘起气来，充满了欲望和苦恼。他闭上眼睛，竭力回想着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惊愕、无可名状、不能减轻疑惧的激动。他用身体贴着那男孩的身子，感到后者正用那玩意摩擦他的大腿和肚皮。
那是他第一次做爱，如果只是激动并在水中把精液射在男孩身上就是做爱的话。其实那男孩只是为他手淫，他也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射精而已，尽管他自己并未发觉。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那两个巴刚果人请他吃几口在小溪深水岸旁点起的火堆上烤好的鱼。
事后，他感到羞耻难堪。整整一天他都昏昏沉沉，深深陷入混杂着幸福火花的悔恨之中，同时意识到，他已冲出樊笼的限制，获得了梦寐以求但又不敢追求的自由。他很后悔。打算改正吗？是的，是的，有此打算。他答应自己，以自己的名誉起誓，以对母亲的怀念起誓，以自己的宗教信仰起誓，以后永远不会再犯。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是骗人的，既然尝到了禁果，感到整个人都变成了不能自制的一团火，就很难不重蹈覆辙。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不管怎么说，极少几次中的一次，不花钱的享乐。为他那些临时情人的几分钟、几小时的服务付钱这一事实就能把他从艳遇之后追悔莫及的良心谴责中解脱出来吗？也许这就像商业交易：你给我嘴唇、鸡巴，我给你舌头、屁股，再加上几块英镑。在公园，在黑暗的街角，在公共浴室，在车站，在肮脏的小客栈，甚至像狗一样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不懂英语、只能以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脱下道德外衣的男人，就进行那赤裸裸的交易，平常得像买一支冰棒、一包香烟。那是欢娱，不是爱情。他学到的是享乐，不是爱，也不是对爱的回应。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伦敦，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在都柏林，有时在一次火热的相会之后，除了风流，他又有了某种感觉，对自己说：“我真的爱上了。”但那是假的，他从来没有爱过。那种感觉并没有持续下去，就连对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也是如此。他对此人生出了感情，但并不是情人间的感情，也许是兄弟间的感情、父子间的感情。不幸的人啊，在这方面，他一败涂地。他有过许多临时情人（几十个，也许几百个），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爱人，纯粹是性关系，匆匆忙忙的、动物间的性关系。
因此，给自己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作总结的时候，罗杰总说它们是晚来的、禁欲式的。有，却零星，总是匆匆忙忙地风流一下，一闪即逝，也无后果，就像那次在刚果河下游一处叫博马——当时只是营地——的附近小溪水流深处发生的事。
偷偷摸摸的艳遇总是伴随着深深的忧伤，一般说来总像第一次那样，经常在露天发生，同成年人、年轻人，而且总是同外国人，不知其姓氏，问过即忘掉。那暂短的欢娱根本无法跟稳定的长期关系相比。稳定的长期关系在长年累月中除了欢娱，还有理解、共事、友谊、交流和互助。他很羡慕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感到的另一种极大空虚与思念。
似乎在牢房的门缝中，他注意到，出现了一缕光线。
12
“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倒霉的旅行中了。”罗杰想道。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对他说，由于来自秘鲁的消息破绽百出，英国政府若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凯斯门特本人回到伊基托斯，去看看秘鲁政府有没有为结束普图马约的暴行而有所作为，还是因不愿或不能对付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而采取了拖延战术。
罗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从伊基托斯回来后，岁末在巴黎与沃德共度了几日，关节炎发作了，疟疾也来折磨他。痔疮虽没像以前那样出血，但仍然让他难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伦敦就去看医生。他去咨询的两位医生都说他的情况是在亚马孙地区过于劳累、精神过于紧张的结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静的假期。
但是他还不能休假，他要写出英国政府急着要的报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种会议，报告在亚马孙地区的所见所闻，拜访反奴隶制协会……这一切都占用了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要会见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领导层和秘鲁领导层。这些高层在第一次会议上用将近两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普图马约的印象，之后都像石头般呆住了，拉长着脸，半张着嘴，露出又惊又疑的目光，仿佛脚下的地板开裂，屋顶塌落，不知说什么好，一个问题也没提就告辞了。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参加了。罗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听说过他，各种人谈论他，有的像对待宗教圣人或政治领袖（从不是对企业家）那样神化他，有的则把残暴行径和可怕的（无所顾忌的虐待、贪婪、吝啬、不诚实、讹诈及无与伦比的欺诈）的罪行归于他。罗杰盯着他观察，像昆虫学家观察一个尚未被列入物种目录的神秘小虫子。
据说他懂英语，但由于胆怯或虚荣，从来不说。他身边有个翻译，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把听到的一切翻给他听。此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有着梅斯蒂索人的特征，斜视的眼睛有些亚洲人的味道，前额很宽，梳得服服帖帖的直发中分，胡子也是刚刚梳理过的，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关于他有洁癖、穿着讲究的传说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无可挑剔，细呢西装大概是在萨维尔街的裁缝店手工定制的。其他高层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对，此时他们讲话了，他们向罗杰·凯斯门特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阿拉纳的律师替他们准备的，想陷他于矛盾之中并暗示他搞错、夸大、多心及多疑——一个文明的欧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会这样不冷静。
回答他们的时候，罗杰引用的证词和精确的细节加重了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分量。他说话时一直用眼睛扫着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后者像偶像那样安详，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这让罗杰想起普图马约橡胶公司收购站站长们那种灵魂空虚的神色，那种失去了（如果有时还有的话）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这样说来，这个衣冠楚楚、微微发胖的小个子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体量的帝国的主人、几万人生命和财产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亚马孙地区穷苦人的世界里聚敛了可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大量财富。一开始，他是出生在秘鲁森林深处一个大概叫做里奥哈的村子里的穷孩子，挨户叫卖自家编的草帽，只上了几年小学，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资和绝对的寡廉少耻补偿了学历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爬去，从走街串巷在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叫卖草帽到在森林中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有能力向橡胶商们提供各种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宾枪、渔网、小刀、盛橡胶液的铁罐、食物罐头、木薯粉、家用器具，来换取橡胶商们得来的部分橡胶，然后在伊基托斯和马瑙斯卖给出口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最终从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产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伦比亚橡胶商合伙经营，但这些人不如他聪明、勤快，也不如他无耻，最后把自己的土地、库房、土著人小工都廉价卖给了他，还得为他工作。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兄弟、内兄弟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企业尽管规模很大，而且从1908年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注册，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传说无疑夸大了实际数字，不过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栋昂贵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大楼；在肯辛顿大街拥有一处宅邸，比起周围的王子和银行家的宫殿毫不逊色；在日内瓦的住宅和比亚里兹的避暑山庄是由时髦的设计师布置的，到处是名画和贵重的摆设。但是据说他本人的生活很节俭，不酗酒，不赌博，没有情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从小就爱上了她——她也是里奥哈人——但很多年以后，埃利奥诺拉·苏马埃塔才答应他的求婚，那时他已经有钱有势，而她则是出生的小村子里的学校老师。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通过翻译作出保证，普图马约的各站点上的缺点、管理上的不足之处都要立即加以纠正，因为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范围内与利他道德规范内活动一直是其企业的政策。阿拉纳向领事告别时只点了点头，没有伸手。
他花了一个半月写出《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在外事办的一个房间里开始写，有打字员帮助他。后来他宁愿在伯爵区爱滩公园附近的寓所里工作。寓所在美丽的圣库斯伯特和圣马提亚教堂旁边，他有时钻进去听美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伦敦流传着《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就像他关于刚果的报告那样，颇具有毁灭性，给各种小报和八卦场合提供了种种推测、闲言碎语的口实，因此政治家、慈善机构、反奴隶制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些报人都来打断他的工作。于是他要求外事办同意他去爱尔兰。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尔斯旅馆里。这一年，他于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着，上司和同事的祝贺立即像雪片般地飞来，爱德华·格雷爵士亲自在办公室里召见他，赞扬他的报告，并建议他作些小小的修改。报告文本马上送到了美国政府，以便伦敦和华盛顿一起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秘鲁政府施压，要求他以文明社会的名义结束奴隶制度，废弃酷刑，禁止拐骗妇女儿童，禁止灭绝土著人社会，并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然而罗杰还不能按医嘱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还要跟政府、议会和反奴隶制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开会，研究公众和私人机构如何更有实效地行动起来，改善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状况。在他的建议下，首先在普图马约资助成立一间传教所——这是阿拉纳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现在他答应提供方便。
他终于去爱尔兰休假了。他一到达爱尔兰，就接到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长通知他，由于外长本人的推荐，乔治五世陛下决定赐予他贵族称号，以表彰他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为联合王国作出的贡献。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为他祝贺。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罗杰爵士时，满腹犹豫地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如何接受一个他从心底里认为是敌对的、把他的祖国变为殖民地的政权授予的爵位呢？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是正作为外交人员在为这位国王和这个政权服务吗？他从来不曾像那几天那样感到自己几年来一直生活在隐蔽的双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纪律，高效率地为大英帝国服务；另一方面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但并不与约翰·雷蒙德领导的温和派一起去为爱尔兰争取自治，而是跟激进派如由汤姆·克拉克秘密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联系上了，目标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罗杰犹豫了很久，心神不宁，最后决定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对授予自己的荣誉恳切地表示感谢。消息在报刊传开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英美两国政府要求秘鲁政府把报告中提到的主犯——菲德尔·贝拉尔德、阿尔弗雷德·蒙特、奥古斯特·希门尼斯、阿曼多·诺尔曼德、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阿维拉多·阿圭罗、埃里亚斯·马丁内基和奥雷略·罗德里格斯——加以逮捕和审判。起初，这一交涉似乎有了成果。联合王国驻利马代办卢西恩·杰洛米先生电告外事办说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那些雇员已经被辞退。利马派来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一到伊基托斯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普图马约的各个站点进行调查，但他没能与委员会同行，因为突然病倒了，必须立即去美国动手术。委员会由一位坚强有力、备受尊敬的人，《东方日报》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带领，他带着由一位医生、两名翻译及九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到了普图马约。委员会考察了秘鲁亚马孙公司所有的橡胶收购站，刚刚回到伊基托斯，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就已经康复，回到了伊基托斯。秘鲁政府早先就答应了杰洛米先生，说一接到帕雷德斯和巴尔卡塞尔的报告就立即采取行动。
然而，不久，杰洛米又报告说，莱吉亚的政府不安地通知他说通缉犯中的大部分已逃到巴西，另外几个也许躲藏在森林里，要么潜入了哥伦比亚境内。美英两国曾要求巴西政府把逃犯引渡给秘鲁政府交付审判，但是巴西外长里奥·布兰科男爵回答说秘鲁和巴西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那些犯人不能被引渡，否则会在国际上引起微妙的司法纠纷。
几天后，英国代办又报告说，在与秘鲁外长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该外长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承认，莱吉亚总统的处境很尴尬。尽管哥伦比亚早已在边境增加了驻军，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及其安保队在普图马约的存在仍构成了对哥伦比亚唯一的屏障，阻止了它对该地区的侵略，因而英美两国的要求有些不着调：关闭并追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等于把哥伦比亚觊觎的一大片秘鲁领土拱手让出，不管是莱吉亚还是任何一位秘鲁省长都不会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自杀。秘鲁缺乏资源，不可能在普图马约这一边远地区装备一支足以保卫国家主权的驻军。卢西恩·杰洛米还说，因此，不要期待秘鲁政府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它只能做一些毫无实质行动的声明与姿态。
为此，外事办决定，在陛下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并要求国际社会对秘鲁进行制裁之前，派罗杰·凯斯门特再次去亚马孙地区亲眼证实对方是否进行了某些改革、是否启动了司法程序、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是否真的采取了法律行动。尽管罗杰在此后数月中多次说出了心中曾经暗自说的话：“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次倒霉的旅行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还是坚持己见，于是罗杰不得不接受了任务。
罗杰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到达了伦敦。在巴巴多斯，他们在史密斯神父的保护下度过了五个月。其间，神父给他们上英语课，教他们读写，教会他们习惯穿西式服装。然而罗杰看到，尽管有吃有穿，不受虐待，但西方的文明使得这两个孩子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看样子他们总是害怕围观者上下打量他们，触摸他们，好像他们很脏，给他们擦擦皮肤，向他们提些听不懂、答不出的问题，没完没了地审视着他们，从而加害他们。罗杰带他们游动物园，去海德公园吃冰激凌，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妮娜、姨妹格特鲁德，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参加晚会。大家对他们都很亲热，但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们，尤其当他们脱下衬衣，把背部和臀部的疤痕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惊慌失措。有时，罗杰发现他们总是眼含泪水。罗杰打算送他们去爱尔兰受教育，他的熟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在都柏林郊外办了一所圣恩达双语学校，于是他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告知这两个孩子来自何处。罗杰曾在圣恩达做过一次关于非洲的演说，以资助的方式支持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盖尔同盟及其出版物，支持这所双语学校普及古老的爱尔兰语。皮尔斯是诗人、作家、天主教徒、教育家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表示接收这两个孩子，并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然而当接到答复时，罗杰却决定同意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的请求——他们每天都请求他把他们送回亚马孙地区。这两个孩子在英国感到很不幸，觉得自己变成了怪人，成了让人觉得惊奇、开心、感动及用来吓唬一些以正常人对待他们的人的展览品。总之，他们永远是异国情调的外来人。
在返回伊基托斯的旅途中，对现实给他的这个教训，罗杰·凯斯门特想得很多：人的灵魂深处是如此矛盾百出、不可捉摸。两个孩子曾想逃出虐待他们、逼他们像牲口一样干活而不让他们吃饱的地狱般的亚马孙地区；他也作出了努力，用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存款中的大部分为他们购买了去欧洲的船票，抚养了他们七个月，期待能让他们得救，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然而，在这里，不管什么原因，他们远未能感到幸福，或者至少像在普图马约那样过上可以忍受的生活。尽管没人打他们，甚至对他们很亲热，但他们总感到孤独、格格不入，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融入这个世界。
罗杰出发去亚马孙之前，外事办接受他的建议，重新任命了一位驻普图马约领事：乔治·马歇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选，罗杰在刚果时就认识了他，他在揭露利奥波尔多二世政权罪行的运动中极为热情地工作，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与凯斯门特的立场一致，届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付阿拉纳的公司。罗杰跟他有过两次长谈，计划着要紧密合作。
1911年8月16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马格达莱纳号从南安普顿港出发，目的地是巴巴多斯。十二天后到达该岛。自从轮船驶入加勒比海的银蓝色水域，罗杰感到最近几个月因病痛、担心和体力、脑力劳动而沉睡了的性欲苏醒了，脑子里全是幻想和欲望。在日记里，他把自己的情绪简要地用五个字写出：“我又燃烧了。”
一下船，罗杰就去感谢史密斯神父对那两个小孩的照顾。看到在伦敦不善表达感情的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与神父又是拥抱又是拍打的亲热劲儿，罗杰甚为感动。史密斯神父带他们去访问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安静的走廊里种着角豆树和开着紫色花朵的叶子花，街上的噪声传不到这里，时间似乎停止。罗杰离开了其他人，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观察着一队正在运送树叶的蚂蚁仿佛巴西宗教游行中抬着圣母架的脚夫。此时他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七岁了！不能说老，许多男人和女人此时在体力和心理方面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充满着希望和理想。但他觉得自己老了，有一种走到生命尽头的倒霉感。在非洲，他偶尔和赫伯特·沃德一道想象最后的岁月。雕塑家想在晚年时在地中海的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找一处农舍住下，有一间宽大的工作室，养养鸡鸭猫狗，星期天自己做几样法式炖鱼之类香喷喷的菜肴请亲戚们来品尝。罗杰却跳起来以肯定的语气说：“我不会老，肯定不会老。”他有过这种预感。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这种预感。此时他又感觉：我确实不会老。
史密斯神父同意他们在布里奇敦停留的八天里为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提供住宿。第二天，罗杰去了以前路过该岛时常去的公共浴室。正如预期的那样，他看到了年轻健壮的男人。跟巴西一样，这里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这里的男男女女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并且毫不在乎地展示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小伙子让他感到心慌意乱。与一切黑白混血儿一样，那小伙子面色苍白，皮肤平滑、发亮，大大的碧眼流露出大胆的眼神，贴身游泳裤下露出富于弹性的无毛大腿，使得罗杰一看就觉得眩晕。如果一个小伙子懂得他需要什么，而且打算满足他或者起码可以谈谈条件，那么经验会给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很快能看出别人不易察觉的苗头——一丝微笑、一闪的眼神、招引人的手势或身体语言。怀着内心的痛苦，他感到那漂亮年轻人用眼神传递给自己的瞬间信息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前跟他谈了一会儿。那青年是巴巴多斯一位牧师的儿子，希望成为一名会计师，正在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不久将趁假期陪同父亲去牙买加。罗杰请他吃冰激凌，他拒绝了。
罗杰回到旅馆，激动异常，用写自己的隐私时才使用的粗俗、电报式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公共浴室，牧师之子，漂亮，家伙粗长，很柔软，在我手中勃起。我用嘴吸吮，两分钟的幸福。”接着又自慰了一次才去洗澡。他一面细心地擦着肥皂，一面力图驱除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袭来的悲伤和孤独。
第二天中午，他在布里奇敦港口一家饭馆的露天茶座吃饭时，看到安德列斯·奥当纳尔从身旁走过。他叫了他一声。阿拉纳的前工头、恩特雷·里奥斯站站长立刻认出了他，接着用疑惧、害怕的目光看了他几秒钟，最后还是跟他握了握手，接受邀请坐下来。二人便谈了起来。喝了一口白兰地，要了一杯咖啡。他承认罗杰在普图马约的出现对橡胶商来说就像乌伊托托巫师的诅咒——他刚走，就流传警察和法官很快会带着逮捕令到来，所有橡胶收购站的站长、工头和管家都会吃官司；说由于阿拉纳的公司是英国公司，他们将被押解到英国受审。因此许多人像奥当纳尔一样，宁愿逃到巴西、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他之所以来巴西，是因为有人答应在甘蔗种植园给他一份工作，但直到今日他都没有得到，所以打算到美国去，在美国有机会在铁路上工作。奥当纳尔穿的不是长筒靴，没了手枪，没了皮鞭，套着旧工装裤，上身穿破衬衣，坐在茶座里，简直就是一个为前途发愁的倒霉鬼。
“您还不知道吧？但是我救了您一条命，凯斯门特先生。”告别时，他对罗杰说道，“当然，您是不会相信的。”
“不管怎样，您总得跟我讲讲。”
“阿曼多·诺尔曼德确信，如果您活着离开那里，收购站所有的站长都得进监狱，最好把您淹死在河里或被豹子、鳄鱼吃掉，您知道，就像那位法国探险家尤金·罗比雄，因为那个法国人提的问题叫人精神紧张，就让他失踪了。”
“为什么没把我干掉？你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不是很容易吗？”
“是我让他们考虑可能招致的后果，”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有些自得地说道，“维克多·马塞多也支持我。您是英国人，堂胡里奥的公司是英国公司。根据英国法律，杀了您，我们将在英国受审，被处以绞刑。”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纠正道，“事情也许不像您想的那样。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您。对了，您还是尽快走掉，别告诉我您去哪儿。我必须把我见到您一事向上级报告。英国政府很快会下令逮捕您。”
当天午后，他又去了公共浴室。这回比上次运气好，一个他曾在健身房看到在练习举重的皮肤黝黑、面带笑容的年轻人朝他微微一笑，搀起他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冰激凌店。二人喝着菠萝汁和香蕉汁，他告诉罗杰自己叫斯坦利·威克斯。他们靠得很近，他的腿蹭着罗杰的腿。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挽起罗杰走进了一间密室，并立即插上了门销，互相吻了起来，互相咬着耳朵和脖颈，同时脱下裤子。斯坦利那黑黑的东西红红的龟头已经湿润，在罗杰的盯视下粗大起来。罗杰透不过气来了。“两英镑，你先给我吸吮，”罗杰听见他说，“然后我从后面给你插进去。”罗杰同意并跪了下来。事后，罗杰回到旅馆房间里，在日记本上写道：“公共浴室，斯坦利·威克斯，年轻力壮，二十七岁，又大又硬，至少九英寸长。接吻，啃咬，插入时还叫喊。两英镑。”
9月5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博尼费斯号从巴巴多斯出发向帕拉驶去。这艘船很不舒适，又小又挤，但是在去帕拉的一路上，罗杰受益匪浅，因为和赫伯特·斯宾塞·迪克医生在一起。那是一位美国人，曾在阿拉纳公司的埃尔恩坎托收购站工作过，除了进一步证实罗杰所了解到的暴行，他还就自己在普图马约的经历讲了许多故事，有的很残忍，有的则很滑稽。看起来此人很具冒险精神，走遍了半个世界，易动感情，知识丰富。在甲板上，坐在他身旁吸着烟，无节制地喝着威士忌，一面欣赏夜幕降临，一面听他充满智慧的讲话，确实很惬意。迪克医生很赞成英美两国为解决亚马孙地区的残暴行为而进行的奔走交涉，但他又是宿命论者，对此抱怀疑态度：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事情都不会有所改变。
“人性本恶，我的朋友，”医生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不易摆脱，只不过在欧洲各国和我的国家掩饰得很好而已，只有在发生战争、革命、骚乱的时候，才露骨地表现出来。需要有个借口，它才能公开地以集体的名义表现出来。但是在亚马孙地区正相反，它无需以爱国主义或宗教的借口即施以最残酷的暴行，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只需贪婪和强力。毒害我们的恶，只要有人就无处不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发完这番阴郁的议论，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讲了一个貌似否定上述议论的故事。
罗杰很喜欢跟迪克医生谈话，只是有时感到有些丧气。博尼费斯号于9月10日中午抵达帕拉。他在此地任领事期间曾一直感到失望与憋闷，但在到达这个港口前的那几天，回想起宫殿广场，他又渴望回到那里。那时他经常在晚上去那里撩拨一个寻找客人、在树下穿着紧身裤、只露出屁股和睾丸寻欢作乐的年轻人。
罗杰住的是商务旅馆，漫步宫殿广场时，他感到火热的感觉复苏（也许是他臆想出来的）了。他回想着艳遇中的几个名字，一般说来，最后会去附近的一家简陋的小旅店或在广场某个黑暗角落的草地上交欢。回想起那些匆忙而慌乱的交欢，他感到心快跳出来了。但是今晚运气不好，马科、奥林比斯、婴孩（他是这样叫的吗？）都没有出现，又差点儿遭两个衣衫褴褛、孩子样流氓的抢劫，其中一个向他打听地址，另一个企图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去摸钱夹。他用手一推，把一个推倒在地，躲开了。二人见他态度强硬，就撒腿跑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旅馆，平静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宫殿广场，又粗又硬，喘不过气来，短裤上有血迹，快感的疼痛。”
第二天早晨，他拜访了英国领事和他以前在帕拉认识的几个欧洲人及巴西人。调查很有成效，至少发现了普图马约的两个逃犯。英国领事和当地警察对他说，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曾在雅瓦里河边的种植园度过一段时间，现在到了马瑙斯，阿拉纳公司在港口给他们找了份海关检查员的工作。罗杰马上发电报给外事办，让他们要求巴西当局下令逮捕那两个罪犯。三天后，巴西外长回复说，彼得罗波利斯同意该请求，马上派马瑙斯警察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不会引渡他们，而是在巴西审讯。
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都比第一天有收获。第二天，天黑下来的时候，罗杰问一个卖花的光脚男孩手中的花多少钱一束，欲加试探，男孩暗示愿意。他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在暗影中，罗杰听到了一对对的喘气声。这种街头艳遇总是充满了危险，让他产生一种矛盾感：激动又厌恶。卖花人有一股腋臭，但是他浓重的气息、身体的热度和有力的拥抱把他燃烧了，很快达到了高潮。回到旅馆时，裤子上都是泥土，接待员不解地看着他。“我被抢劫了。”他解释道。
下一个晚上，在宫殿广场又有一次艳遇，这次是一个年轻的乞丐。罗杰请他一起散步，在街角小店里喝了杯朗姆酒。约翰把他带进贫民区一间内铺地席、铁皮搭的房间。他们脱下衣服，摸着黑，一面听着犬吠声一面在地上的棕榈席上做爱。罗杰确信自己脑袋上随时可能挨一刀或一棒，所以他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从不带很多的钱，也不拿出手表和银质圆珠笔，只准备一点点钞票和硬币让强盗抢去了事。但这次并没有出事，约翰陪他走到旅馆附近，大笑一声，咬了他的嘴唇就告辞走掉了。第二天，罗杰发现约翰或卖花人把阴虱传染给了自己，于是他到药店去买甘汞。这也算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药剂师——要是女性就更糟了——直盯着他看，搞得他很不好意思；有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搞得他不知所措，甚至很生气。
在帕拉逗留的十二天里，最惬意也最糟心的事，是去拜访达·马塔夫妇。
那是他在帕拉任职期间结交的最好朋友，胡里奥是道路工程师，他的太太伊雷内是水彩画家。夫妇俩都很年轻漂亮、直爽随和、性格快活，散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叫玛丽娅，生着一双总带着笑意的眼睛。罗杰是在社交场合，也许是在官方活动中认识他们的，因为胡里奥在当地政府的公共工程局工作。他与这对夫妇经常见面，一起在河边散步，去看电影、看戏。这次，夫妇俩张开双臂欢迎老朋友到来，请他去饭店吃辣味十足的巴伊亚式菜肴。五岁的小玛丽娅又唱又跳，对他做鬼脸。
那晚，躺在商务旅馆的床上，罗杰又陷入了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纠缠了他一生，特别是有街头艳遇或某次尽欢之后。他很清楚自己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像达·马塔夫妇那样的家，自己的生活将随着日益衰老而愈发孤独。念及此，他不觉伤感起来。他为这种买来的片刻欢娱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到死也品尝不到热烈的亲密无间，不会有一位妻子同他一起谈论日常生活并计划未来如旅行、度假、谈论梦想；更不会生儿育女延续他的姓氏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想念他；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到老，他将成为丧家犬，穷困潦倒，因为自从当了外交官，尽管薪酬可观，却因大量捐助为反对奴隶制、争取人民生存权及拥有原始文化的权利而斗争的人道主义组织而未能有所积蓄，现在还要资助那些保卫盖尔语和爱尔兰传统的组织。
然而，更有甚者，他想到自己到死也不曾有过像胡尼奥与伊雷内之间那样真正的爱情。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那样地默契；温柔地手牵手，看着小玛丽娅调皮的样子相视而笑。这时他就备感痛苦。同往常遭遇心理危机时一样，他几个小时地睡不着觉，最后有了困意时，又预感在黑暗的房间里会出现出母亲那愁苦的身影。
9月22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三个人乘布斯航运公司的希尔达号汽艇从帕拉出发朝着马瑙斯驶去。汽艇很破旧，简直糟糕透顶。船舱狭小，到处都很脏，饭食极坏，蚊子从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叮咬着。对罗杰而言，那七天的航程简直是酷刑。
在马瑙斯一登岸，罗杰就去捉拿普图马约的逃犯。他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前去拜访省长多斯·雷耶斯，后者证实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确实下令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警察为什么还没有逮捕他们？省长说等他到了之后再说。他觉得这个解释很愚蠢，也许仅仅是借口。现在不可以立刻动手？否则两只鸟儿要飞掉了。今天就去办。
领事和凯斯门特手持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的逮捕令，不得不在省政府和警察局之间往返两次。最后，警察局长才派了两名警察去港口海关捉拿蒙特和丰塞卡。
第二天早上，英国领事愁眉苦脸地通知罗杰，试图逮捕的结果非常可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是警察局长刚刚告诉他的，并且连连道歉说要加以改正。派去捉拿蒙特和丰塞卡的两名警察认识这两个人，把他们押往警察局之前先一道去喝啤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罪犯利用这当儿逃跑了。由于不能排除两名警察收受了贿赂，放跑了犯人，当事人已经被关起来。如他们的贪腐被证实，将会严惩。“我很抱歉，罗杰爵士，”领事对他说，“但是我没对您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您在巴西当过外交官，很清楚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
罗杰感到很不舒服，恼怒又加剧了体力的消耗。等待有船去伊基托斯期间，他发烧、肌肉酸痛，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天午后，在挣扎于困扰着他的阳痿感觉中，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幻想：“一晚三个情人，其中两个水手，干了六次。回旅馆时得像临产的妇女那样两腿分开走。”在情绪极坏的情况下，他写下的那些荒唐文字把自己逗得放声大笑。他很有教养，在人们面前一向用词讲究，但是在私下里写日记时，总感到有一种使用脏字的欲求。不知为什么，使用秽亵的言辞时，他感到身体好些。
10月3日，希尔达号继续航行。一路上，事故层出不穷，又是瓢泼大雨，又是不断碰到水中漂浮着的木头，于10月6日清晨抵达伊基托斯。斯泰尔斯先生手拿草帽在港口等他，说继任者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很快就到，领事正在为他们找房子。这次罗杰不住他的寓所，而是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亚马孙饭店。斯泰尔斯先生则暂时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带去住。两个孩子决定不回普图马约，而是留在这个城市当用人，斯泰尔斯先生答应为他们找一个愿意雇用他们、待遇好的人家。
由于在巴西出了那件事，罗杰担心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罗慕洛·帕雷德斯考察普图马约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接到后，下令拘留了阿拉纳公司那份长长的头目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名嫌疑人。其中有多少已被逮捕，斯泰尔斯先生不知道，又不能调查，因为整个伊基托斯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沉默之中，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也不知所踪，此人早在几个星期前就不见了。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也在那份名单上，但表面上也躲藏了起来。斯泰尔斯先生敢说他的躲藏实为一场闹剧，因为阿拉纳的这位内弟和太太彼得罗妮拉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当地的饭店和晚会上，没人敢去打扰他们。
后来，罗杰回忆，在伊基托斯的那八天就像一次海上遇险，不知不觉地慢慢沉没在阴谋、谣言、若明若暗的谎言、各种矛盾说法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个没有人说真话的世界，因为说真话就会树敌、会出问题、会麻烦不断，因为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真与假不分、实在与骗局不分的制度里。在刚果的那几年，罗杰已经熟悉了这种深陷流沙与沼泽地时逐渐被吞没的绝望情绪，越用力就陷得越深，最终被吞噬。啊，应该尽早离开此地！
抵达的第二天，他去拜访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位新任命的，名叫阿道夫·加马拉，胡须硬直，大腹便便，极端自负，一双汗渍渍的手流露出神经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罗杰，又是拥抱又是祝贺：“多亏您，”他像演戏一样张开臂膀拍打着罗杰，“才能在亚马孙的心脏地带发现一桩骇人听闻的社会不公事件。秘鲁政府和人民感谢您，凯斯门特先生。”
他紧接着说，为了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秘鲁政府委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所写的调查报告是“出色的”“具有摧毁性的”，将近三千页，证实了英国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转达的一切指控。
但是，当罗杰问他能否得到报告的副本时，行政长官回答说，这是国家文件，批准给外国人看不是他的管辖范围，领事先生可以通过外交部向利马向最高政府提出申请，无疑会得到允许。罗杰问他怎样才能与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见一面，此时行政长官板起了面孔，背书般地答道：“我也不知道巴尔卡塞尔法官的行程。他已完成使命，我想他已经出国了。”
罗杰困惑不解地离开行政长官府邸。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家伙怎么满嘴谎言？当天下午，他去了《东方日报》报社，去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谈话，在报社碰到了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黢黑，满头大汗，只穿着衬衫，已有几绺白发，犹犹豫豫，一副害怕的样子。罗杰刚开口，他就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别说话，好像在告诉他“小心，隔墙有耳”。接着抓起他的胳膊，把他带进街角一家名叫“小鱿鱼”的小酒吧，让他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坐下。
“请您原谅，领事先生，”他带着疑惧的神色向四周观察了一阵才开口，“我不能也不该对您说什么。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若被人看见我跟您在一起，我就更加危险了。”
他脸色发白，声音发抖，开始咬起自己的手指甲。他要了一小杯烧酒，一口喝了下去，静静地听罗杰叙述与行政长官谈话的经过。
“那是一个既霸道又善于伪装的人，”喝酒壮胆后，他说道，“加马拉手里就有我交的一份报告，报告证实了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所有指控。我是在七月份交给他的，三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没寄给利马。您知道他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吗？众所周知，因为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跟半个伊基托斯一样，是阿拉纳的雇员。”
至于巴尔卡塞尔法官，加马拉说他出国了，但不知身在何处。当然，如果还在伊基托斯，可能早就变成了一具僵尸。说罢，他站起身来，突然说道：
“我也随时有可能变成一具尸体，领事先生。”他一边说一边擦汗。罗杰心想，他快要哭出声来了。“然而，不幸的是，我走不掉。我有老婆孩子。我唯一的活路就是这份报纸了。”
他没说声再见就走了。罗杰怒气冲天地又去找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先生向他承认，说帕雷德斯社长写的报告的确没能寄给利马，那是由于“后勤出了问题，幸好已经解决了”。无论如何，这个星期一定发出去。“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是我亲自寄出的，莱吉亚总统本人要得很急。”
事情就是这样。罗杰感到被旋涡卷来卷去，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令人昏昏欲睡，而这又都是由一只居心叵测但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的交涉、承诺、资料都已变质、化为乌有、言不符实。所作所言都被搁置在一边，言词否认了事实，事实又揭穿了言词中的谎话。一切都在普遍存在的骗局中运转，所有人都在言行不一的状态下活动。
在这一个星期里，罗杰多方调查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下落，就像当年调查那位令人尊敬、热爱、敬佩的好心肠萨尔达尼亚·罗卡。所有人都答应帮助他，向他提供情况，给他传信，去找人，支使他去这儿去那儿，但没有一个人正经地向他说明法官的情况。来到伊基托斯七天之后，多亏了英国人f.j.哈丁先生，他才终于走出了那令人发疯的蛛网。哈丁先生是约翰·莉莉公司常驻伊基托斯的经理，高大笔挺，单身，头发几乎脱光，是伊基托斯少数几个不随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节拍跳舞的商人之一。
“没有人会也永远不会有人告诉您发生在巴尔卡塞尔法官身上的事，因为人们都怕卷进这纠纷中去，罗杰爵士。”在位于防波堤附近哈丁先生那栋墙上挂有苏格兰城堡版画的不大的房子里，二人喝着可可汁谈了起来。
“阿拉纳运用其在利马的影响，达到了把巴尔卡塞尔免职的目的，理由是玩忽职守及其他欲加之罪。那可怜人如果还活着，应该会后悔自己犯了一生中最糟糕的错误，不该接受这个任务，代价就是把自己送进了狼口。看样子他在利马很受尊敬，现在却遭到肮脏的中伤。谁也不知道他在何处，但愿他已经走掉。在伊基托斯，谈论他是一种禁忌。”
果然，这位来到伊基托斯调查“普图马约惊人事件”、正直却鲁莽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故事是非常悲惨的。罗杰在几个星期就像玩七巧板一样重新拼凑起他的故事。当法官壮起胆子下令拘捕那二百三十七名犯罪嫌疑人时，几乎所有人都与秘鲁亚马孙公司有关联，于是整个亚马孙地区像发了寒热，颤抖起来；不仅在秘鲁，也在哥伦比亚和巴西的亚马孙地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的机器立即察觉出这次打击，开始了反击。二百三十七名罪犯中，警察只找到了九个人，在这九个人中，只有普图马约的一个部门头头奥雷略·罗德里格斯才算是真正重要的人，此人有着一长串拐骗、强奸、肢解、劫持和谋杀的犯罪记录。但是这九个人，包括罗德里格斯，都在辩护时向伊基托斯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权。结果法院同意在研究此案期间先行予以假释。
“不幸得很，”行政长官作苦恼状，眼睛不眨一下地说道，“这些卑劣的公民利用假释期逃跑了。您不是不知道，等最高法院批准了逮捕令，在这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就很难找到他们了。”
可法院根本不着急。罗杰·凯斯门特去问法官们何时能看到案卷，他们解释说“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看到。“在您感兴趣的卷宗前面，有着厚厚一沓在排队等着呢。”法院的一名实习生以嘲讽的口吻接着说道，“在这儿，司法是有保证的，但很慢，办这些手续需要好几年，领事先生。”
巴勃罗·苏马埃塔从假模假式的躲藏之地组织了针对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司法反击：假借他人名义控告法官玩忽职守、挪用公款、造假等多种罪名。一天早晨，一名波拉妇女及其年纪不大的女儿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伊基托斯警察局，控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强暴未成年女孩”。巴尔卡塞尔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对其编造的诬蔑进行反驳、发表声明、四处奔波、书写公文，没有时间到森林地带去调查了。整个世界都倒塌了。他住宿的尤林马瓜斯小旅馆把他赶了出来，城里没有一家客栈敢留宿他。他不得不在郊外纳奈区租了一个小房间，那个区里到处是垃圾、臭水坑。到了晚上，吊床下的老鼠跑来跑去，一走路能踩到几个蟑螂。
所有这一切，罗杰·凯斯门特是一点一点地知悉的，有些细节是这里听到几句私语、那里听到几句嘀咕而获知的。与此同时，他越发敬仰那位法官，恨不得紧握他的手，祝贺他的正直和勇气。但他到底怎样了？他唯一能确切地（在伊基托斯这块土地上，“确切”二字根本没有结实的根基）知晓的就是，在利马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的解职令送到的时候，他早已消失了。从此，在伊基托斯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是不是被杀害了？记者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故事重演了。他遭到的敌视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逃跑。与斯泰尔斯先生第二次在其住所见面时，《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对罗杰说：
“罗杰爵士，我本人曾劝过巴尔卡塞尔法官赶快走，否则会被害。有许多迹象，我曾提醒过他多次。”
什么样的迹象？
挑衅：当巴尔卡塞尔法官走进一家饭馆或酒吧吃东西、喝啤酒，突然，一个醉汉上前侮辱他，挥舞着刀子向他挑战干一架。如果法官向警察局或行政长官官邸告状，他们就会让他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详细叙述事情的细节，之后才保证说会去“调查他的诉讼”。
罗杰立刻体会到，巴尔卡塞尔法官从伊基托斯逃跑或被阿拉纳雇的杀人犯干掉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走到哪儿都会被骗，成了由秘鲁亚马孙公司提线操纵的傀儡社会中的一个笑料，而整个伊基托斯只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这家公司。
如果说在城里，阿拉纳的公司得以不受制裁也不实行其所宣布的改革，那么显然，在普图马约的橡胶种植点，一切也都原样未动。至于土著人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更糟。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再到普图马约走一趟。罗慕洛·帕雷德斯、斯泰尔斯先生，还有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都劝他赶快放弃这次旅行。
“您不会活着出来。您将死得很不值得，”《东方日报》社社长肯定地对他说道，“凯斯门特先生，我很抱歉对您说这话，可您确实是普图马约最憎恨的人，连萨尔达尼亚·罗卡、美国佬哈登堡和巴尔卡塞尔都不像您这样遭人恨。我能活着离开普图马约是个奇迹，但如果您去那里让人钉上十字架，这个奇迹不会再次出现。此外，最荒唐的是，他们会用波拉人和乌伊托托人涂了毒药的箭头射杀您，而您是要保护这些人的。还是不要去吧，明智些，不要去自杀吧。”
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得知他要去普图马约，惊恐万状地到亚马孙旅馆去找他，把他带到一家演奏巴西音乐的酒吧喝咖啡。这是罗杰唯一一次感到这位官员在跟他坦率地讲话。
“我恳求您放弃这发疯的行动，凯斯门特先生，”他盯着罗杰的眼睛说道，“我没法保护您的安全。我很抱歉跟您说这话，但这是实情。我不愿在我的工作记录上写有您的尸首，那我的官运就结束了。我是把心捧在手上跟您说这番话的。您到不了普图马约，在这里，我会尽力不让任何人碰您一下，我是能够做到的。并不容易啊，我发誓。我可以央求甚至威胁那些有权势的人，但我的权力一旦出了这个城市就没用了。不要去普图马约，为了您，也为了我。不管怎样，我求您不要毁掉我的前程。我是作为朋友跟您谈话的，真的。”
不过最后使他放弃这次旅行的，还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深夜突然来访。他已经躺下，正要睡着，亚马孙旅馆的接待员来敲门，说一位先生有紧急的事情来找他。罗杰穿衣下楼，见到了胡安·蒂松。上次在普图马约见到他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那次，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级雇员诚心诚意地同委员会合作过。罗杰印象里那个很有自信心的人的影子没有了。他老了，疲惫不堪，情绪低落。
二人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谈，但找不到，伊基托斯的夜晚充满了噪声，到处是醉汉、赌场和性交易。不得已去了一家兼做跳舞厅的酒吧，把缠着他们跳舞的两个巴西混血女郎赶走，坐下来，要了两杯啤酒。
罗杰记得胡安·蒂松有着绅士风度，举止优雅，跟他讲话时一直是绝对坦诚的。
“莱吉亚总统提出要求之后，公司一条承诺也没兑现，尽管我们在高层会议上提醒过。我也提出了报告。所有人，包括巴勃罗·苏马埃塔、阿拉纳的兄弟和内兄弟都跟我一致，都同意要在各个站点进行根本的改善，既出于道德和宗教上的理由，也可避免产生法律上的问题。都是空话，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想做。”
他还说，公司指示普图马约的雇员采取慎重措施，抹掉以前所干暴行的痕迹——譬如毁掉尸体。此外，为伦敦提交给秘鲁政府的报告上所列的主犯提供方便，让他们逃掉。强迫土著人割取橡胶的制度仍和以前一样。
“我一回到伊基托斯就感觉什么都没变，”罗杰说道，“您说呢，堂胡安？”
“我下星期就回利马，我想不会再回来了。我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处境是难以维持了，与其被他们辞退，不如我主动辞职，否则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买走我的股份。在利马，我可以干别的事。尽管我为阿拉纳公司工作浪费了人生的十年，但我并不感到遗憾。虽然要从零开始，但我感觉很好。看到普图马约发生的那一切之后还在公司里工作，我感到自己很肮脏，是罪人。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她支持我。”
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胡安·蒂松坚持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罗杰都不该再回普图马约：除了被杀害，什么也不会得到。或许对方会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残忍地拿他泄愤，他上次巡视各个站点时已经看到了。
罗杰决定给外事办再写一份报告，说明这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也没有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罪犯加以制裁，更不要期待在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但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也难辞其咎。在伊基托斯，秘鲁政府不过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代理人。阿拉纳权势之大，足以让该地的政权、警察和司法机构积极地为他工作，允许他不担风险地继续剥削土著人，因为所有官员都从他那里拿钱，都害怕他进行报复。
像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在那几天里，伊基托斯最高法院重新考虑那九个被捕人的要求之后，突然作出了判决。那判决简直是典型的无耻之作：在巴尔卡塞尔法官开出的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人未能全部被捕以前中止一切司法行为；在这一小撮被捕人身上进行调查将是不完整、非法的。这就是法官们念的宣判词。如此说来，那九个人就永远获释了，而这个被中止的案件，只有当警察把那二百三十七个嫌疑人全部交付法院时才能重新开审，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不久，在伊基托斯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罗杰·凯斯门特承受惊愕的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验。一天，他从旅馆去斯泰尔斯先生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两处像是国家机构的地方，因为门面上都挂着秘鲁的国徽和国旗。出什么事了？
“城市在搞选举，”斯泰尔斯先生解释道，声音中流露出无精打采、毫不动容的意味，“这种选举很特别，因为根据秘鲁选举法，只有拥有财产、能读会写者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就把选民人数限制在很少的几百人之内了。而实际上，这种选举是在阿拉纳公司的办公室里内定的，当选者的名单和所得的选票数都是由他们决定的。”
事情就是这样。当天晚上，在中央广场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会，有乐队演奏，还分发了烧酒。这一切，罗杰都从远处看到了。巴勃罗·苏马埃塔当选为伊基托斯市的新市长！被英国与哥伦比亚合谋诬蔑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内弟，现在由伊基托斯人民给予补偿——这是他在感谢辞里说的话——从“躲藏之处”走出来，决心为了反对秘鲁的敌人，为了亚马孙的进步而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分发烈性饮料之后，还召开了群众集会，放了焰火，吉他声、鼓声不断，一直闹到第二天清晨。罗杰则躲在旅馆里，以防被处以私刑。
1911年10月30日，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终于乘由马瑙斯开来的轮船到达了伊基托斯，而罗杰正整装出发。在这位新任领事到来之前，斯泰尔斯先生和凯斯门特本人拼命地多方奔走，为那对夫妇找房子。“英国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都要怪您，罗杰爵士，”卸任的领事对他说道，“尽管我出了最高的价钱，但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米歇尔夫妇，大家都怕惹恼阿拉纳，都拒绝出租。”罗杰去找罗慕洛·帕雷德斯帮忙，这位《东方日报》社社长帮他解决了难题：由他本人租下一处房子，然后转租给领事。
那是一所又旧又脏的住宅，为了迎接新主人，必须快速重新装修，再随便摆几件家具。米歇尔太太是个很随意的娇小女人，总是笑眯眯的，罗杰只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在港口的轮船舷梯上见过她一面。对新居的状况，甚至对第一次踏上的这个地方，她并未感到不快，看样子她难得感到沮丧。还没打开行李，她就马上快活地奋力打扫起来。
罗杰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客厅里跟老朋友兼同事乔治·米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他作了说明，对他在新的职位上即将面临的困难毫不隐瞒。米歇尔四十多岁，胖胖的，充满了活力，从手势和动作上看，跟他的太太一样精力充沛。他边听边在本子上记，有时停下来要求再讲清楚。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或对于在伊基托斯等着他的前景有所不满，只是大笑一声说道：“我都明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战斗。”
在伊基托斯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不可抗拒地又被性这个魔鬼缠住了。上次来到伊基托斯时，他还很慎重，而现在，尽管知道许多与橡胶生意有关系的人对他充满了敌意，会给他设陷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晚上到河边的堤岸上去，那里总会有寻找顾客的女人和男人。就这样，他认识了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如果说这是个男人的话。他把此人带到了亚马孙旅馆，给夜间看门人递上了小费，后者才让那人进去。阿西维亚德斯同意为罗杰摆出他要求的与古典雕像同样的各种姿势，几经讨价还价，他才开始脱衣。阿西维亚德斯是个乔洛，即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罗杰在日记中写道，种族混血的男性有一种人体美，甚至比巴西移民还要美，这种男性具有一种异国情调，既有印第安人的温顺与甜美，也有西班牙后裔那种男性的粗野。他与阿西维亚德斯接吻、抚摸，但并未做爱。不光是那天，第二天他再到亚马孙旅馆来时，也未做爱，那是在早晨，所以罗杰得以给他拍了几张不同姿势的裸体照。他离开后，罗杰在日记中写道：“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乔洛，舞者的动作，小，但长，勃起时呈弯状，似弯弓。插进时好像戴手套的手。”在这几天里，《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在街上遇袭。他从报社的印刷厂出来时，三个醉醺醺的凶相汉子攻击了他。事情发生后，他马上来到亚马孙旅馆看望罗杰，对罗杰说，要不是自己带着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吓跑了那三个侵犯者，他早就被揍死了。他还随身带着一只箱子。堂罗慕洛因此事而心情很不平静，所以没同意罗杰的建议：到街上去喝点儿什么。他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怨恨与恼怒已达到极限。
“我曾经很尽心地跟阿拉纳的公司合作，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社长抱怨道。二人在床角边上坐下来，油灯几乎照不到房间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谈话。“那时我还是个法官，办了那份《东方日报》。我从没拒绝过他们的请求，虽然那些请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个讲究现实的人，领事先生，我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是赢不了的。所以，这个任务，即巴尔卡塞尔法官委托我去普图马约的任务，我一直不愿接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会把我卷进一场纠纷。但是他们强迫我去，巴勃罗·苏马埃塔也亲自要求我去。我去，仅仅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的报告在交给行政长官前先给苏马埃塔看了，他未加评论即退给了我，也许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这才交给了行政长官。结果他们反倒向我开战，想干掉我。这次的袭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逼我离开伊基托斯。我能到哪儿去呢？我有老婆，有五个孩子、两个女仆，凯斯门特先生。您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也劝您尽快离开这里，您有生命危险，罗杰爵士。到现在为止，您还没出事，那是因为杀害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外交官，会引起国际纠纷。不过，您也别大意，他们很可能大醉一场就不管不顾了。听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轻声地纠正道。
罗慕洛·帕雷德斯把带来的箱子交给他说道：“这里是我在普图马约搜集的所有文件，也是我工作的基础。幸亏我当时没交给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否则会遭到跟我的报告同样的命运：放在行政长官官邸生虫子。您把它带走吧，会对您有用的。对不起，又给您加重了负担。”
四天后，向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告别后，罗杰出发了。斯泰尔斯先生把这两个孩子安排进了纳奈的一间木匠铺，除了为主人干家务活，也在铺里当学徒。在斯泰尔斯和米歇尔为他送行的港口，罗杰得知最近两个月的橡胶出口量超过了去年的纪录。这就是情况毫无改变且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无情压榨的最好证明。
到达马瑙斯前的五天里，他几乎没走出自己的船舱。情绪低落，病痛难忍，对自己感到恶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狭窄的船舱里酷热难忍的时候才到甲板上来。亚马孙河往下行，河面渐渐宽阔起来，看不见河岸了，此时他心想，再也不到这森林地带来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刚果河航行时，他也多次这样想过——红嘴草鹭和尖叫着的鹦鹉时而从船的上方掠过，小鱼跳跃着，翻滚着尾随船体留下的涟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这雄伟的景象又驱散了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那些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处给他造成的眩晕的、痛苦的经历。回想起在伦敦那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上阿拉纳那不动声色的脸，他又发誓要竭尽全力战斗到让那些精于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种惩罚，因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使压榨人的机器不担风险地运转，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现在谁还敢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对普图马约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导演了一出戏欺骗全世界，主要是欺骗秘鲁政府和英国政府，以期从森林里继续割取橡胶，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样受虐待。
十二月中旬，到达马瑙斯时，罗杰才感觉好一些。在等待开往帕拉和巴巴多斯的轮船期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工作，为报告补充评论和细节。一天午后，他同英国领事在一起，后者告诉他，尽管多次呼吁，但巴西当局并没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蒙特、阿圭罗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处都在流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的几个前站长正在马代拉—马莫雷的铁路工程上工作。
在马瑙斯逗留的那一周，罗杰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晚上并不出去寻乐，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时候就读几个小时的书，那是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推荐给他关于爱尔兰古代史的书。热衷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就会把普图马约的形象与他在伊基托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贪腐政治中的各种阴谋、谎言和暴行从脑子里赶走。但是集中考虑爱尔兰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得记住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必须一到伦敦就了结。
12月17日，轮船起锚开往帕拉，他终于在帕拉看到了外事办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发自伊基托斯的电报，已得知秘鲁政府不顾所作诺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纠正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不法行为，而是允许被告们逃走。
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丹尼斯号前往巴巴多斯。轮船很舒适，旅客很少，一路安静地到达了布里奇敦。外事办在那里给他订了ss特伦斯号开往纽约的船票。英国当局决定对普图马约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英国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并希望美国予以配合，共同抗议秘鲁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消极态度。
在巴巴多斯首都等待轮船期间，罗杰同在马瑙斯一样过着纯洁的生活，既没去公共浴室，也没夜出寻欢，又一次进入了禁欲期。这禁欲期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其间，占据他脑海的都是宗教问题。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访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约》做了几次长谈。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随身带着《新约》，不时地读一读，与爱尔兰诗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轮换着读——这位诗人的诗作，有几首他都能背下来。他还去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做弥撒，像以前一样，他感到了想领受圣餐的愿望。他把这感受对史密斯神父说了，史密斯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如果罗杰想皈依天主教，他愿意帮他走出第一步。罗杰曾想过走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须向史密斯神父这位好朋友忏悔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就后悔了。
12月31日，开往纽约的ss特伦斯号出发了。到了纽约，他马上乘火车去了华盛顿，连去看看摩天大楼的时间都没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通知他，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要接见他，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总统及其顾问想从罗杰的口中直接了解橡胶种植情况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各家教会、人道主义组织和报刊上所反对的剥削奴隶的活动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像各橡胶企业与秘鲁政府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夸大其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罗杰亲身经历过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国政府信任的人。
罗杰在布莱斯大使的寓所里被殷勤地招待，到处都听见人们称他罗杰爵士。凯斯门特去理发馆理发、修面，还修了指甲，在华盛顿一家高级服装店里换了新行头。在这几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一个住简陋旅店、受死亡威胁的可怜虫，而现在的他，一个梦想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却成为英国王室的特派官员，来说服美国总统与英国一致要求秘鲁政府采取措施，了结发生在亚马孙地区的不光彩事件。这种生活不是有点儿荒唐吗？一场演出突然变成一场闹剧。
在华盛顿度过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晕，他每天都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召开工作会议，还与美国国务卿有一次个人长谈。第三天，塔夫脱总统在几名顾问和国务卿的陪同下在白宫接见了他。就普图马约事件作阐述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产生了一个幻觉：坐在那里的不是英国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刚刚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国家的临时政府派到美国，为大多数爱尔兰人要求举行公投、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宣布独立而进行辩护；新的爱尔兰共和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两国都拥护民主政治，美国又有着众多的爱尔兰裔移民。
罗杰·凯斯门特完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接见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又接见了三次。塔夫脱总统本人极为专注地听取了关于普图马约土著人境遇的报告，然后仔细地询问，并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鲁政府了结橡胶公司的罪行征求了他的意见。罗杰建议美国在伊基托斯开设领事馆，同英国领事馆共同工作，揭发暴行。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将于一个星期后派职业外交官斯图亚特·j.富勒出任驻伊基托斯领事。
不光是语言上的承诺，塔夫脱总统及其同僚听取讲述时表现出来的惊愕与愤怒也让罗杰确信，美国从现在起将坚定地与英国合作，一同应对亚马孙地区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回到伦敦，由于劳累，加上老毛病发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决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给外事办的新报告，说明秘鲁当局并未进行所承诺的改革，秘鲁亚马孙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议，让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无法待下去，还把堂罗慕洛·帕雷德斯的报告截留在行政长官官邸，并因他公正地写出了四个月（3月15日至7月15日）里在阿拉纳公司各站点的亲眼所见而差点加害他。接下来，罗杰又把《东方日报》社社长在伊基托斯交给他的各种证词、谈话记录与文件精选出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这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报告。
他都是在晚间做这些事，因为白天忙着参加外事办的各种会议，从外长到众多委员会都请他去作报告，就英国政府该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各种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家英国公司在亚马孙地区干下了残暴行径，成了反奴隶制协会和《真理》周报发起的有力抗议活动的目标。此时，自由派报刊和许多宗教组织及人道主义组织也都起来表示支持。
罗杰主张立即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对英国政府试图对莱吉亚总统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一些行政部门还是坚持，但爱德华·格雷爵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内阁也通过了，报告名为《蓝皮书》。罗杰花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停地吸烟，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为这份报告作最后的修改。
最终的文本终于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担心单独一个人会出事，便躲到了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家里。“您简直变成了一副骷髅。”女历史学家抓住他的胳膊，带他走进客厅。罗杰拖着脚步，茫然地觉得自己随时会失去知觉。他感到腰酸背痛，于是爱丽丝加了几个枕头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他马上睡着了，或许是昏了过去。当他再次张开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爱丽丝微笑着坐在他身边。
“我们还以为您醒不过来了呢。”他听见其中一人说道。
他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爱丽丝唤来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罗杰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觉。他记不起来是否做了梦。他试图站立起来，但双腿发软，又跌倒在沙发上。“刚果没害死我，亚马孙却要害死我了。”罗杰心想。
罗杰吃了些点心之后，能站起来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个澡，头脑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虚弱，便又躺了下来。
外事办给了他十天的假，强迫他休息，但他拒绝在《蓝皮书》出版前离开伦敦。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妮娜向教书的学校请了假，陪他到康沃尔郡休息了一个星期。他太疲乏了，连看书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荡时的形象总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于生活平静、饮食健康，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享受温暖的气候。康沃尔温馨、文明的景色与亚马孙地区完全不一样。然而尽管在这里可以看着农夫们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详的牛群，听着马厩里那些不受野兽、毒蛇和蚊虫威胁的马匹的嘶叫声，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着人类、受人类教化、经历了几个世纪惠及人类农事劳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动荡不安、难以驯服、未被驯化的亚马孙地带，已经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论者所称的灵魂。在那片蛮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与死亡。那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险象迭生，动荡不已。那里的人感到从现代被拽出来，扔进了遥远的过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类诞生的曙光时代。他发觉自己竟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而不顾其中包藏着恐怖，不觉大吃一惊。
关于普图马约的《蓝皮书》于当年七月问世。发布首日就引发震撼，以伦敦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涟漪形式扩展到整个欧洲、美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泰晤士报》用数版的篇幅登载此事，还发表了社论，对罗杰·凯斯门特大加赞扬，说他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与伦比的才干，同时呼吁对那家利用奴隶劳动、施用酷刑、靠灭绝土著居民而发家致富的英国公司及其股东立即采取措施。
然而最让罗杰感动的赞扬却是他的朋友、反对比利时皇帝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时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尔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对《蓝皮书》的评论中，谈到罗杰时说“他从未见过像罗杰那样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不习惯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罗杰对这次新的声望的浪潮根本不感兴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躲避，然而很难避开。《蓝皮书》揭露的丑闻促使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几十家报刊都想来采访他。他接受学术机构、政治性俱乐部、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的邀请去做报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题目举办了一次特别圣事，赫伯特·亨森牧师做了训诫演说，严厉抨击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东们利用奴隶劳动，以杀害、肢解等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英国驻秘鲁代办德斯·格雷斯报告说，《蓝皮书》在利马引发混乱。秘鲁政府担心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经济禁运，便宣布立即实行改革，并向普图马约派去军队和警察。
但德斯·格雷斯又说，这一宣布也很有可能毫无成效，因为政府里有些部门提出，《蓝皮书》指出的事实是英帝国的一个阴谋，以利于哥伦比亚染指普图马约。
《蓝皮书》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同情和支持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氛围使得在普图马约建立一间传教所的计划得到多方面的经济支持。英国圣公会起初有所保留：在一个天主教已经生根的国家里建立新教传教所会引起猜疑，秘鲁亚马孙公司会加以诋毁，把新教传教所诬蔑为英国王室殖民企图的一把尖刀。但罗杰在无数次的会谈、约见、通信、对话中用道理说服了他们。罗杰在爱尔兰和英国跟耶稣会和方济各会都开过会，他对这两个教团一贯有好感。自从到了刚果，他通过阅读得知，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组织土著人，向他们传授教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持集体劳动的传统，并练习基督教基本仪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这样，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摆脱了被剥削、被灭绝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捣毁了耶稣会所有的传教所，并阴谋策划让西班牙和梵蒂冈相信那些耶稣会已经变成了国中之国，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西班牙帝国的主权构成了危险。这一次，耶稣会于对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传教所一事反应冷淡，相反，方济各会则热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了解到都柏林贫民区方济各会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去工厂和车间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罗杰同他们谈话，看到他们在完成使命时是多么虔诚，看到他们怎样地同那些出卖劳动力者同甘苦、共命运。罗杰心想，没有人比这些宗教人士更适于去应对在乔雷拉与埃尔恩坎托建立传教所这项挑战。
罗杰兴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爱尔兰方济各会的会员将去秘鲁的亚马孙地区。爱丽丝预言：“您敢肯定您还是圣公会的成员吗，罗杰？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踏上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不归路了。”
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的家中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举办的茶会的常客中有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罗杰从未发现他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没有过争论。经爱丽丝提醒，那几天里他常问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选择民族主义的承诺，因为大多数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为了逃避因写出《蓝皮书》而受到的纠缠，他向部里又请了几天假，去德国度假。柏林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凡的印象，在他看来，德国皇帝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范。这次访问虽然短暂，却使得一段时间以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想法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最高理想：为了争取自由，爱尔兰不能依靠英帝国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国的仁慈。就在这几天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英国议会可能重新讨论给予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尽管罗杰及其朋友都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很不彻底的、形式上的让步，却在英国遭到从保守党到自由派、进步人士乃至工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激烈、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反对。而在爱尔兰，享有行政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的前景把厄尔斯特统一派动员起来，热情高涨，又是开大会，又是组织志愿军，又是募捐买武器。几万人签署了盟约的北爱尔兰宣布：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将不予尊重，并用武器和生命捍卫爱尔兰留在帝国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罗杰觉得爱尔兰独立派应该寻求德国的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德国明显是英国的对手，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大不列颠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会成为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机遇。一句民族主义的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欢乐。”在那几天里，这句话被罗杰重复了好几遍。
然而，当他把得出的这个政治结论告诉在去爱尔兰的途中或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结识的民族主义者朋友时，英国却正为他所做的一切表达敬佩与亲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在此期间，秘鲁亚马孙公司仍在负隅顽抗，但很显然，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家企业已处于危险境地。《先导晨报》的记者贺拉斯·索罗古德去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采访公司董事时，其中一位叫阿维尔·拉尔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亲戚，递给他一只信封。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拉尔科回答说，公司对待朋友一贯慷慨。记者大怒，退还了这笔企图贿赂他的钱款并在报上揭发。秘鲁亚马孙公司不得不公开道歉，说什么这是误解，将把企图进行贿赂的责任人开除。这件丑闻之后，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企业的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开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锡兰——新兴橡胶与亚马孙橡胶展开的竞争（英国科学家兼冒险家亨利·亚历山大·维克汉姆毫无顾忌地把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种起来），但《蓝皮书》发表之后，秘鲁亚马孙公司在公众舆论及金融界的负面形象才是它垮台的关键。英国劳合社切断了对它的信贷，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银行也跟从。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发起的抵制秘鲁亚马孙公司橡胶的运动夺去了公司的众多客户及合伙人。
给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残暴事件上的责任。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构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议员查理·罗伯茨。足足开了十五个月的会。在第三十六次的会议上，公开问询了二十七个证人，旁听席挤满了记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协会的会员，其中就有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报纸杂志详细报道了历次会议的情况，登载了众多文章、漫画、小道消息和笑话加以评论。
令人翘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证人就是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于11月13日和12月11日两次与会作证，把在各个站点的亲眼所见准确而简明地描述了出来：颈手枷、空地上的各种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购站的工头和负责维持秩序并在“打猎”时负责攻打部落及维护奴役规章的“小伙子”或“理性人”随身携带的皮鞭、温切斯特步枪，还有土著人遭受的过度剥削和饥饿。接着，他总结说，巴巴多斯人证词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承认自己施行过酷刑并杀人。在委员们的要求下，罗杰还解释了那普遍实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长不领取薪水，而是根据收到的橡胶数量收取佣金，这就促使他们要求割胶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胶，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他第二次与会时，上演了一幕戏：在出席者惊奇的目光下，罗杰从两个办事员带来的大袋子里一件件地掏出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开设在普图马约的商店里搞来的物件，用这些物件向大家证明印第安工人受着怎样的宰割。公司为了让这些印第安人永远负债，以高出伦敦数倍的价格赊给他们物品，如劳动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装饰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单筒猎枪，在乔雷拉站的价格是四十五先令。为了能支付这个价钱，一个乌伊托托人或波拉人就得干两年的活，也就是说，让他们付出伊基托斯一名清洁工的全年收入。接着他又拿出了粗布衬衣、粗斜纹布长裤、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药盒、龙舌兰编的腰带、陀螺、油灯、粗制草帽、治虫咬的软膏，同时高声报出这些在伦敦都能买到的东西在普图马约商店里的价钱。议员们睁大了眼睛，既愤怒又吃惊。还有更坏的，那就是罗杰爵士把他在埃尔恩坎托站、乔雷拉站和普图马约其他收购站所拍摄的数十张照片也在查理·罗伯茨主席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展示出来，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结痂的“阿拉纳记”字样的烙印、草丛中被兽咬鹰啄腐烂了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头顶盛有固体橡胶篓子的瘦弱儿童、因感染寄生虫而肚皮鼓胀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婴儿等。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那些吃不饱、遭受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那些贪心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胶，为此让整个种族灭亡也在所不惜。会上，一个感人的场面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董事的质问，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尔的资深议员、既好斗又精明的爱尔兰人斯威夫特·麦克尼尔。这位议员毫不含糊地证明，生意场中的杰出人物如亨利·m.里德、约翰·罗素·久宾斯以及伦敦的明星人物、贵族及金融专家如约翰·李斯特尔·凯和索萨·迪罗男爵等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开开董事会、签签文件、领取巨额红利。当《真理》周报开始发表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揭发文章时，他们甚至对调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确有其事都不关心。他们仅仅满足于阿维尔·拉尔科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本人的辩解——他们辩解说揭发者企图以威胁手段从公司得到一笔钱，因未得逞而进行讹诈。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核查一下这家因他们的名字而获得声望的企业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检查一下文件、账目、报告和往来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为肯定会在此类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来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阿维尔·拉尔科和其他高层直到丑闻爆发仍表现得很自信，说在各种文件账目中从未掩盖过暴行，如不给土著工人发工资，用巨额金钱购买皮鞭、手枪和步枪等。
戏剧性的一刻突然出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委员会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过期，因为他的妻子埃利奥诺拉在日内瓦患了神经病，原因是已经登上社会顶峰地位的家庭现在却急转直下地垮下来，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极为焦躁不安。阿拉纳走进众议院，穿戴依然讲究，面色苍白得仿佛患了亚马孙疟疾。他在众多助手和顾问的簇拥之下而来，但议会只允许他带律师。起初他还显得很镇静、潇洒，但随着查理·罗伯茨和斯威夫特·麦克尼尔等人的追问围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他的翻译尽量为之掩饰，但无济于事。委员会主席问他：“普图马约的各收购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温切斯特步枪？是不是为了‘打猎’？也就是说，为了冲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胶种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为了防范该地区众多的老虎。”这一回答引起了听众的哈哈大笑。他什么都想否认，但是突然承认说，对，他确实听说过一位土著妇女被活活烧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说干过什么不法行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阿拉纳还想诋毁沃尔特·哈登堡，指控这个美国人在马瑙斯伪造了一张汇票。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插嘴问他是否敢于传唤伪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为哈登堡当时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传他吧。”麦克尼尔说道。哈登堡一出现在席上就引起了极大震撼，也让这位橡胶商甚为惊慌失措。在律师的劝说下，阿拉纳收回了对哈登堡的指控，说他刚才讲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马瑙斯银行汇票上改动了一个字母的“某个人”，其结果等于造假。哈登堡证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诋毁他而利用一个有前科、叫做胡里奥·穆列达斯的家伙所设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诈骗已在帕拉被捕。
从这一刻起，阿拉纳垮了下来，回答问题时犹豫不决、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话里明显的虚假成分。
委员会正在议会中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落在了那位企业家的头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温芬·艾迪在一群股东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商业活动。法官宣布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获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残暴的手段收取橡胶”，“如果阿拉纳先生确不知情，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严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绝对有义务知晓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跟一纸墓志铭差不了多少，结论如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同其合伙人一样，对于在普图马约的代理人和雇员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完全知情，因此必须负主要责任。”
委员会公布这个结论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名声一落千丈，将里奥哈一名卑微的居民变成当代权贵的企业帝国也随之加速了破产。此时，罗杰·凯斯门特早已把亚马孙和普图马约抛在脑后了，爱尔兰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暂的休假之后，外事办建议他重返巴西，去做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他原则上同意了，但总是推迟行期。借口是各式各样的，有应付部里的，也有给自己找的。实际上，他在内心已经决定不再作为外交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去为英国王室服务。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倾尽智慧与精力，从现在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因此，他只是无动于衷地从远处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及其拥有者的最终命运。据总经理亨利·莱克斯·吉尔古德本人的供词，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根本没有普图马约的土地开发证，他开发该地区仅仅凭借“占领权”。在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这一情况也被摸清楚了。于是各家银行和债权人对阿拉纳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支付各种款项，履行悬而未决的承诺（光是亏欠伦敦商业界各机构的债务就高达二十五万英镑）。查封其财产、拍卖其产业的威胁如雪片般飞来。阿拉纳宣布，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将付出最后一分钱。为此，在伦敦，阿拉纳卖掉了位于肯辛顿大街的宅邸、比亚里兹的别墅与日内瓦的住宅。但是变卖房产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债权人的怒火，于是债权人请求法院冻结他在英国的存款和银行账户。随着个人财产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亚洲橡胶的竞争压力下，亚马孙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进口商决定：在独立的国际委员会证实奴隶劳动确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为确已被禁止、各收购站确已为收割橡胶的土著工人发放工资并遵守英国和美国的现行劳动法之前，不再购买秘鲁橡胶。
没等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诸实施，普图马约的各主要工头和收购站站长因害怕被监禁，早就逃之夭夭，结果整个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土著人，甚至整个村社都趁此机会逃掉了，橡胶的割取量锐减，很快就完全停产。逃跑者临走时掠劫了仓库和办公室，抢走了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武器与粮食。后来有消息说，是阿拉纳的公司为逃亡的杀人犯提供了大笔钱财，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逃跑。然而当公司得知这些逃犯在未来可能的审讯中将变成指控公司的证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罗杰·凯斯门特通过与老朋友、英国领事乔治·米歇尔的通信，注视着伊基托斯的衰落。后者向他讲述旅馆、饭店及过去出售从巴黎、纽约进口的物品的商店都关门了，过去毫不在乎地打开的香槟、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酒馆、妓院里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烧酒，有些饮料来源可疑，所谓的春药往往不仅不能增加性欲，不小心的人喝了还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
和马瑙斯当年的情况一样，阿拉纳的公司及橡胶产业在伊基托斯的垮台触发了普遍危机，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荣起来时一样。首批离开该城的都是些外国人——商人、开发商、各种商贩、酒馆老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妓女、无赖和拉皮条的——他们要么回国，要么去寻找比这个已陷入毁灭与孤立的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卖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称“法国女郎”；波兰籍、弗兰德籍、土耳其籍、意大利籍女人被乔洛女人与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乔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还是少女，她们原本是做女佣的，后来主人去别处发财或因经济危机无法养活她们，就失掉了工作。英国领事在一封信中对那些如小丑般浓妆艳抹、在伊基托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岁印第安女孩有过令人伤心的描写。各种报刊停刊，甚至连预告船只进出时间的小报也不见了，因为原本繁忙的水上运输已经大大减少，以致停运。伊基托斯十五年前曾与广阔的世界繁荣地贸易，又因布斯航运公司逐渐减少货运和客运而与这个广阔世界断绝了来往，从而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航运完全停止，伊基托斯联系世界的脐带被割断。洛雷托的省城日复一日地衰落了。几年后，变成了被遗忘在亚马孙莽原深处的小村子。
一天，在都柏林，罗杰·凯斯门特因关节痛去看医生。穿过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湿润草坪时，看到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来是那四位前去普图马约建立传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员。二人在靠近有鸭子和天鹅遨游的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谈起来。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经历非常艰苦。由于有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帮助，听命于阿拉纳公司的伊基托斯当局的敌视态度并没吓倒他们；刚到普图马约时，考验他们牺牲精神的疟疾病与蚊叮虫咬也没吓倒他们。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终于在埃尔恩坎托站周围盖起类似乌伊托托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脚。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从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惧到后来变得和睦甚至热情起来。四位方济各会神父开始学习乌伊托托语和波拉语，建了一间简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讲经台上方用棕榈叶遮盖一下。后来，突然发生了大逃亡，各种人如站长、雇员、手工业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种魔法或瘟疫的驱赶，惊恐万状地四处逃散，只剩下这四位方济各会的神父。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其中一位叫麦克·凯的还患了脚气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那个仿佛遭天谴的地方。
这四位方济各会神父的返国行程颇具荷马史诗般的特点，是耶稣殉难般的路程。橡胶出口锐减，收购站已无一人，混乱无章，因此离开普图马约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鲁亚马孙公司所属的船只，尤其是自由号，一夜之间停运了，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四位传教士等于被搁浅在荒无人烟之地，与世隔绝，还带着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最后，麦克·凯神父去世了，同伴们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冈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用四种语言写成：盖尔语、英语、乌伊托托语和西班牙语。余下的三位只得听天由命。有几个土著人用独木舟帮助他们沿普图马约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长的行程中，独木舟曾两次遇险，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随身带着的东西也都丧失殆尽。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们带到马瑙斯，条件是不给他们舱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传教士中年纪最大的奥内蒂神父患了肺炎。两个星期后，终于在马瑙斯找到了一间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们。但是，尽管有同伴们照顾，奥内蒂神父还是去世了。人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里。余下的两个幸存者在这灾难性的曲折历程之后休养了一阵子，被送回爱尔兰，现在重新在都柏林的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
罗杰在圣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树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当收购站消失，当地土著人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雇员、看守及杀人犯都跑掉之后，普图马约那广大的地区是什么样子。他闭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会长满了矮树、藤蔓、灌木丛和杂草，遮盖了所有场地和空地。森林复苏，各种动物又回来筑巢。整个地区又听到各类鸟儿的歌唱及鹦鹉、猴子、蟒蛇、水豚、鹑鸡、美洲豹的嘶鸣、尖叫和咕噜声。雨水接连不断，悬崖峭壁塌陷，没几年工夫，就把那见证了人类的贪婪与残暴，制造了无数苦难、肢解与死亡的空地掩盖得不留痕迹。建筑用的木料因雨水的冲蚀而逐渐腐烂，房屋因木料遭白蚁啃噬而倒塌。瓦砾之下，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挖洞筑巢。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片森林地带将被完全抹去。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公羊的节日》《酒吧长谈》《艰辛时刻》《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