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牢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一缕光线加上一阵风，也带进了被挡在石墙外的噪声。罗杰惊醒了，他眨眨眼，思绪茫然，极力镇静下来。他看到典狱长正站在门口。典狱长有一张皮肤松弛的脸庞，留着黄色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看上去总想中伤他人。他正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看着罗杰。假如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发落罗杰的请求，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人了。
“有人探监。”典狱长盯着他，嘟嘟囔囔地说。
罗杰站了起来，搓搓双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时间。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和伦敦塔楼里还能听到半点和整点的钟声，而在这里，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喀里多尼亚路上几座教堂的钟声，连艾斯林唐市场的嘈杂声都进不来。在门口站岗的看守也严格执行不准与他讲话的命令。典狱长给他戴上手铐，让他走在前面。律师会不会带来好消息？内阁开会了没有？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也许典狱长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为他获减刑了？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走廊是红砖砌成的，但已脏得发黑。每间牢房都装着铁门。辨不清颜色的高墙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镶着装铁条的窗子，只从铁条缝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块灰色的天空。怎么这么冷啊？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怎么冷得起鸡皮疙瘩了？没道理。
走进狭小的探视室后，他感到不安。在室内等着他的不是他的律师组组长乔治·加万·达夫，而是其助手，一个金发年轻人，脸色很不好，高颧骨，穿着打扮很时髦。他在审讯的那四个月里见过这个人，那时他正在为辩护律师们传递文件。为什么加万·达夫组长不亲自来而派一个见习生来？
年轻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厌恶。这个白痴怎么了？当我是害虫？罗杰想道。
“有什么消息吗？”
年轻人摇摇头，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还是关于请求赦免的事，”年轻人做了个怪相，脸色更加难看了，干巴巴地低声说道，“还是得等到部长会议召开。”
在狭小的探视室里，典狱长和另一个看守的在场并未使罗杰感到不快。那两个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知道他们正一字不漏、专注地听他们的谈话。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不过，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金发年轻人眨了眨眼，夸张地张合着嘴说道，“现在这事儿更加难办了。”
“在本顿维尔监狱，什么消息都进不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
是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终于决定从爱尔兰海岸进攻大不列颠了？德国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时此刻，德国皇帝是不是用大炮为圣周起义中被英国人枪杀的爱尔兰人报仇来了？如果战争已经转向，那么他们的各种计划不管怎么样都能实现了。
“现在事情难办了，也许根本不可能办成了。”见习生又说了一遍。此人面色苍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慨。罗杰从他那苍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个傻瓜，也感到背后的典狱长正在微笑。
“您在说什么呀？加万·达夫律师对从宽发落的请求是持乐观态度的，难道出了什么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您的那些日记，”年轻人带着憎恶的神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声音压得极低，罗杰听起来很吃力，“是伦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发现的。”
年轻人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罗杰说些什么。但罗杰一言未发。于是，他发泄出自己的愤懑，嘴都气歪了：
“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这么荒唐？”话说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恼怒，“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能把这种事写下来？既然写了，为什么不在图谋反对大不列颠帝国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记毁掉？”
“这么个白痴竟称我是信上帝的人，这对我真是一种侮辱。”罗杰想，真没教养，我起码比这个矫揉造作的小伙子年长一倍吧？
“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日记的片段，”见习生虽然一直保持厌恶的神情，此时却也镇静了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道，“在海军司令部，部长的发言人，海军上尉雷金纳德·霍尔，亲自把日记的复制件发给了几十位记者，全伦敦都知道了。在议会，在上议院，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俱乐部，在报社的编辑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罗杰一动未动，也没有说什么。自从1916年那个冻得令人发僵、阴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爱尔兰南部麦肯纳要塞废墟中被捕以来多次感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攫住了他：人们议论的不是他，干那种事的是别人。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加万·达夫先生的事，更与别人无关，”年轻的见习生极力压低恼怒的声调，“严格说来，我们只管自己专业内的事。加万·达夫先生想让您知晓现下的状况，好有个准备。关于从宽发落的请求，可能受此事连累而遇到困难。今天早晨，有些报纸已经登出了抗议，说您不诚实；还有关于您的日记内容的一些负面言论，支持从宽发落请求的舆论很可能受到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揣测，加万·达夫先生会关注的。您有什么口信要我传达吗？”
囚犯微微摇摇头，几乎看不出，拒绝了。他立即转过身，面对探视室的门。典狱长用胖乎乎的脸向看守作了指示，看守打开沉重的门锁，门开了。罗杰回牢房的路显得特别长，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红砖砌成的发黑的厚墙，他走在其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随时随地可能跌倒在那潮湿的石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走到牢房铁门前的时候，他想起来：被押到本顿维尔监狱的当天，典狱长就对他说，凡是关在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最终都会被送上绞刑架，无一例外。
“我今天能洗个澡吗？”走进牢房前，他问道。
胖墩墩的典狱长摇摇头，以厌憎的眼光看着他，拒绝了。这种厌憎的眼光，罗杰在那见习生的目光中已看到过。
“行刑的当天才能洗澡，”典狱长像是品尝着每一个字般地说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别人不一样，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顿好饭。对埃利斯先生来说，吃饭不是件好事，因为当犯人感觉到绞索的时候，就拉出屎来，把刑场弄得脏兮兮的。告诉你吧，埃利斯先生是刽子手。”
一听到牢房门关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闭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肤发青，起鸡皮疙瘩。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除了死刑犯，犯人每个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这里的条件还是过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里克斯顿牢房的那股脏劲，就不寒而栗：到处都是虱子，床垫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双臂布满了抓痕。他试图回想这些，但那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般的金发见习生那厌憎的神情和可恶的声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上脑海。加万·达夫律师不亲自来告诉他坏消息，却派了这么个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东西来。
2
罗杰，1864年12月1日生于都柏林郊外沙湾区劳孙台地的杜瓦莱村。当然，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虽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爱尔兰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认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对他的教导：他真正的摇篮是位于厄尔斯特中心的安特莱姆郡，而厄尔斯特附属亲英并信奉新教的爱尔兰。父亲曾在龙骑兵第三团驻印度期间出色地服役八年之久，凯斯门特家族从十八世纪就在厄尔斯特定居下来。
罗杰同姐姐艾格尼丝（即妮娜）和两个哥哥——查尔斯和汤姆一样，是作为爱尔兰圣公会教徒而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但是，他自从懂事以来就直觉，在宗教方面，全家人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和谐。作为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他不难看出母亲同居住在苏格兰的姐妹及表兄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行为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进入少年时期，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安妮·杰弗逊为了跟罗杰的父亲结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背着丈夫，她仍然是天主教徒（凯斯门特上尉或许会说她是一个追随教皇、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她去忏悔，做弥撒，领圣餐。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小罗杰满四岁的时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去位于威尔士北方的里尔他们的姨妈和舅舅家度假途中发生的事。
在都柏林的那几年也好，在伦敦的泽西岛度过的那段时间也好，虽然罗杰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也在周日的宗教仪式上做祈祷、唱圣诗，恭恭敬敬地参加宗教仪式，但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上钢琴课，因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极好。常常在家庭聚会中唱几支爱尔兰小调，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那段时间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听故事。父亲情绪好的时候，就为他和兄姐讲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与阿富汗和锡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异国情调的人名和风景，那些在富有宝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军，那些猛兽、害虫、古老的民族、奇异的风俗、野蛮人信奉的神祇，都冲击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他的兄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小罗杰却能几小时、几天地倾听父亲在英帝国边界外遥远的地方所见、所闻的冒险故事。
学会阅读以后，他喜欢沉浸在那些在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伟大航海家、海盗、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中。在这些故事面前，那些讲述海水在一定时间里会沸腾起来、分开两半、形成深渊、在深渊里出现各种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话故事瞬间失去了魅力。尽管如此，在所有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中，罗杰最喜欢听的还是父亲亲口讲述的冒险故事。罗杰上尉的声音令人感到亲切，他以丰富的词汇、生动的语调描述着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布满岩石的开伯尔山口。就在那里，他的龙骑兵队有一次中了一群缠着头巾的狂热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国士兵开枪与之对抗，接着拿起刺刀，最后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败他们，逼退他们。然而让小罗杰着迷并激发其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故事，而是那些旅行：开辟从无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坚忍不拔战胜大自然障碍的英勇事迹，等等。父亲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也很严肃。孩子们，包括妮娜在内的女孩，如果表现不好，他毫不手软，鞭打他们。他在军队里就是这样惩处士兵的。
尽管罗杰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母亲。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人，走路轻如飘云，眼睛明亮，秀发光滑，手如柔荑。每当这双手插进他的卷发或为他洗澡、抚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幸福感。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跑着投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忠于家族清教徒式的传统，不赞成孩子们在宠爱中成长，因为这样会在为生活而斗争时变得软弱无能。在父亲面前，罗杰总是离苍白柔弱的安妮·杰弗逊远远的；但是父亲去俱乐部跟朋友聚会或散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向母亲，母亲抱着他又是亲又是摸。有时连查尔斯、妮娜和汤姆都抗议：“你爱罗杰胜过爱我们。”母亲保证说，不会的，她同样疼爱大家，只是罗杰最小，比兄姐更需要照顾和亲热。
1873年，罗杰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早就学会了游泳，跟同龄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赛时总能赢过他们。妮娜、查尔斯和汤姆为母亲守灵、出殡时哭得如泪人，而罗杰不一样，一声未哭。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罗杰家变成了殡仪馆、教堂，挤满了穿着丧服的人。他们拥抱凯斯门特上尉和四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压低声音向他们致哀。小罗杰好几天都仿佛哑了，说不出话来，只用点头、摇头或手势回答人们的问题。他变得严肃起来，低着头，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间里难以入眠。从此，在他的余生，安妮·杰弗逊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微笑着，张开双臂，仿佛在召唤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怀抱，那尖尖的手指抚摸他的头、背和双颊，使他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仿佛可以抵御世上的一切邪恶。
兄姐很快从悲伤中平静了下来。罗杰也平静了下来，但只是在表面上，虽然开始说话，但他从来不触及这个话题。某个家人向他提起母亲，他就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那人换了话题。在不眠之夜，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安妮·杰弗逊那不幸的面庞凄苦地望着他。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是罗杰·凯斯门特上尉。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罗杰和兄姐从来没看到过他向母亲表示充分的关怀。在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灾难面前，四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讲究穿戴的父亲此时对此却很随意，胡须也不刮，总是皱着眉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仿佛他的丧偶都要怪自己的儿女。安妮去世不久，他决定离开都柏林，便把四个子女送到厄尔斯特的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从此，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负起教育这四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的父亲不愿再管他们了，去离此四十公里的贝利梅纳的阿代·阿尔姆斯旅馆住了下来。据有人无意间对叔祖父约翰说，凯斯门特上尉在那里痛苦孤独得快要疯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灵论的玩意，企图通过灵媒、纸牌和玻璃球与死者沟通。
从此，罗杰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再听不到他讲那些关于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了。罗杰·凯斯门特上尉于1876年，即妻子去世三年之后，死于结核病。那时小罗杰刚满十二岁，在贝利梅纳主教管区的学校里学了三年，是个心不在焉的学生，成绩一般，拉丁文、法文和古代史的成绩倒是很突出。他也写些诗歌，好像一直在沉思。他大量阅读关于非洲和远东的游记，也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游泳。周末，他也应同学的邀请去扬家的加尔戈姆城堡游泳，但是罗杰跟罗莎·莫德·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那位同学多。罗莎既美丽，又有教养，也写作。她走遍了安特莱姆的渔村、农舍，搜集盖尔语诗歌、神话和歌曲。从她的嘴里，他第一次听到了爱尔兰神话史诗般的战斗故事。用黑色石块砌成，由塔楼、纹章、烟囱和大教堂正门组成的城堡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科尔维尔的神学家于十二世纪建筑的。走廊中，此人的画像面目已经看不清。据贝利梅纳人讲，此人曾跟魔鬼签过约，其幽灵一直在当地游荡。在有月光的夜晚，罗杰壮着胆子，颤抖着在走廊和空房间里寻找那幽灵，但一无所获。
许多年后，罗杰才学会适应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的生活。那是凯斯门特家族的祖居，以前称丘吉菲尔德，也曾作为卡尔费赫特林地方上圣公会教区神父的住宅。虽说在九岁到十五岁这六年间，他跟叔祖父约翰和叔祖母夏洛特及其他父系亲戚住在一起，但在这个大宅院中，他总感到自己有点儿像外国人。大宅院是用灰色石块建成的，三层楼，天花板很高。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屋顶是哥特式的，窗帘后面好像总躲藏着一些幽灵。每个房间都很大，走廊长长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有些磨损，梯阶咯吱作响，更增加了孤独感。相反，在室外，在抵御着疑似飓风的那些粗壮的榆树、无花果树和桃树之间，伫立在放牧着牛羊的平滑山坡上，他却感到愉快。站在这些山坡上，可以瞭望到巴利堡小镇、大海和拍击着拉斯林岛礁的海浪。在晴朗的天气，还可以模糊地看到苏格兰岛的影子。他常常去邻近的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这两个村落仿佛是上演爱尔兰古老神话的舞台。他也去北爱尔兰那九个峡谷，那些狭窄的谷坡周围都是些顶上盘旋着老鹰的丘陵和小山坡。这一切景象使他感到兴奋、有力。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到那些居住着同当地景色一样古老的农夫的崎岖地带去旅行，这些年迈的农夫讲着古老的爱尔兰语，他的叔祖父约翰和朋友们有时拿这种语言开些残酷的玩笑。查尔斯和汤姆不愿与他共享户外生活的热情，对穿越荒野的旅行和去安特莱姆爬山越岭不觉得快乐。妮娜却对此大感兴趣，所以，尽管她比罗杰大八岁，却受到罗杰的喜爱。二人相处甚笃。罗杰和她一起到莫罗湾去游了几次泳，海湾布满了黑色的岩石。格兰塞斯山脚下的小海湾也砾砾不平。对这小海湾的回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总是提到这个小海湾，说它是“天堂的一个角落”。
不过，比起野外散步，罗杰更喜欢的是暑期可以到利物浦格雷斯姨妈家去度假。在姨妈家，他感受到了被喜爱和欢迎，当然，是受到姨妈的喜爱和欢迎，不过她的丈夫爱德华·巴尼斯特姨父也很喜欢和欢迎他。姨夫曾到过许多地方，也去过非洲做生意。他在往来于大不列颠和西非之间搞货运和客运的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的商船上工作。格雷斯姨妈和爱德华姨夫生的几个孩子，也就是罗杰的姨表兄弟姐妹，成了罗杰最要好的玩伴，比他自己的兄姐还要好，尤其是姨妹格特鲁德·巴尼斯特。罗杰从小就跟格亲，任何不快都未能妨碍这种亲近。二人如此要好，有一次，妮娜跟他俩开玩笑地说：“你俩早晚要结婚的。”格笑了起来，罗杰却羞得满面通红，低着头，嘟囔着说道：“不，不，你怎么净说傻话？”
在利物浦的姨妈家，他有时战胜了羞怯感，向姨夫问起关于非洲的问题。仅仅是提起这个大陆，他的脑海里就充满了森林、野兽、冒险和无畏的人。在爱德华姨夫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听到了大卫·利文斯顿的名字，那是苏格兰的一位医生兼基督教传道士。几年来，这位医生一直在非洲大陆探险，跑遍了像赞比西和希雷这样的河流，为山脉和不为人知的地方命名，给野蛮人部落送去基督教。他是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欧洲人、第一个走遍卡拉哈里沙漠的欧洲人，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罗杰做梦都想着他。他阅读着描写其英雄业绩的小册子，渴望加入他的探险队，与他一起对付各种危险，帮助他把基督教带给那些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异教徒。利文斯顿医生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葬身于非洲林莽中的那一年，罗杰才两岁。1872年，另外一位传奇式冒险家、征服者，曾在纽约一家报社供职的威尔士籍报人亨利·莫顿·斯坦利从林莽里出来，向世界宣布他发现利文斯顿医生还活着时，罗杰还不满十八岁。就这样，这个孩子惊诧地、不无羡慕地生活在小说般的故事中。一年之后，他得知那位从不愿离开非洲大地回到英国的利文斯顿医生去世了，仿佛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家人。长大后，他愿意成为一个像利文斯顿和斯坦利那样的探险家，为西方推进边界线，那才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
罗杰十五岁那年，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劝他放弃学业去找工作，因为叔祖父和他的几个兄弟的收入都不够维持生活。罗杰很乐意地接受了劝告。大家同意并决定让罗杰去利物浦，那里的各种机会要比北爱尔兰多。果然，到了利物浦的巴尼斯特家不久，爱德华姨夫就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给他争取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刚满十五岁不久，罗杰就在船上当了一名学徒，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个子高高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人很瘦，生着一头拳曲的黑发，皮肤白皙，牙齿整齐；他话语不多，为人谨慎，穿戴整洁；待人和气，助人为乐，一口英语带有爱尔兰口音——姨表兄妹常拿这口音开玩笑。
罗杰是个严肃、有毅力、寡言少语的孩子，学历不高，但很努力，在公司里工作认真，善于学习，所以被安排在管理层的会计部工作。一开始，他的任务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送文件，也到港口去办理诸如船只、海关、货仓方面的手续，几位上司都很看重他。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工作的这四年间，由于他不善交际，生活俭朴，不喜纵欢作乐，几乎从不喝酒，到了港口也从不进酒吧和妓院，因而一个劲儿地吸烟。他对非洲有着强烈的感情，而且极力想在公司立功受奖，所以读起书来极为认真。他在办公室里传阅的有关英帝国和西非之间海上贸易的小册子和出版物上写满了批注，然后很有信心地说出从这些文章中汲取到的想法：向非洲出售欧洲产品，然后进口非洲大陆出产的原料，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为停留在史前阶段、仍处在食人状态下买卖奴隶的各民族带去进步的事业；贸易可以带去宗教、伦理、法律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现代的欧洲价值观，这种进步最终可以把那些部落中的不幸者变为我们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在这一事业中，英帝国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作为这个帝国的一分子，应该为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所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等等。办公室里的人交换着嘲讽的目光，仿佛在打听这个年轻的罗杰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滑头、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些蠢话，要么就是说出来想在上司面前邀功。
在利物浦工作的这四年里，罗杰一直住在姨父母爱德华和格雷斯的家中，把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而姨父母对他也像对亲生孩子一样。他同几个姨表兄妹相处甚笃，跟格特鲁德最为要好，二人逢周日和假期，如果天气好，就一同去划船、钓鱼；如下雨，二人就在壁炉前高声朗读些什么。这种关系完全是兄妹之情，没有一点儿歪心思，也没有一点儿调情的意思。第一个读他偷偷写的诗的人，就是格特鲁德。
罗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尽管没有踏上非洲的港口，但谈起贸易活动、各种手续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仿佛在港口的各个办公室里度过了一辈子。
后来他乘包尼号去了非洲三次。这一经历使他热情高涨，于是在去了第三次之后辞掉了工作，并向姨父母、姨表兄妹和亲兄姐宣布：他已决定到非洲去。他激昂地宣布这一决定，姨夫对他说：“你这样做，就好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去解放耶路撒冷。”家人们都到港口为他送行，格特鲁德泪如雨下。此时，罗杰刚满二十岁。
3
典狱长打开牢房的门，轻蔑地瞟了他一眼。此时，他正羞愧地回忆着自己曾主张实施死刑，几年前还把这一主张发表在写给外交部的蓝皮书《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中。在报告中，他疾呼要对普图马约河上的橡胶国王，秘鲁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施以应有的惩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因其暴行而对其处以绞刑，就意味着对印第安土著人那无穷无尽的折磨和地狱般的迫害可以结束了。”可现在他写不出这种话了。以前，他曾记起，每当走进一户人家，并发现其中有一只鸟笼，他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关在笼里的金丝雀、朱顶雀或鹦鹉对他来说，好像无聊的残忍行为的牺牲品。
“有人探监。”典狱长嘟嘟囔囔地说道，看他的神色和口气都充满了鄙视。罗杰站了起来，用手弹了弹囚服。典狱长以讥讽的语气又开了口：“您今天又上报纸了，凯斯门特先生，但不是因为您背叛祖国……”
“我的祖国是爱尔兰。”罗杰打断典狱长说道。
“而是因为您那令人恶心的丑事，”典狱长咋咋舌头，好像要吐口水，“背叛加丑闻，真恶心！要是能看到您在绞刑架上跳舞，那才令人高兴呢，我的前爵士罗杰。”
“内阁拒绝了从宽发落的请求？”
“还没有，”典狱长停了一会儿答道，“不过迟早会拒绝，国王陛下当然会拒绝。”
“那是你们的国王，不是我的国王。我不会向他请求从宽。”
“爱尔兰是英国的，”典狱长低声说道，“都柏林那次圣周起义的阴谋被镇压以后，比起以前，现在更是属于英国的。竟然在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背后捅上一刀！对那些起义的头头，要是我，才不会枪毙他们呢，而是绞死他们。”
到了探视室，典狱长才住了口。
来人不是前来看过他的本顿维尔监狱的天主教祭司卡雷神父，而是格——格特鲁德姨妹。姨妹紧紧地拥抱了他，罗杰感到怀里的姨妹在颤抖。他想，这是一只冻僵了的小鸟。自从他被监禁、审判以来，格老多了。他记起了利物浦那个淘气活泼的女孩，也记起了伦敦那个热爱生活、魅力袭人的女人。她的一条腿有毛病，所以朋友们都亲热地叫她小瘸子。而现在，一反前几年那健康、精力充沛、自信心十足的样子，她变成了弯腰、多病的小老太婆。明亮的眼神熄灭了，脸上、脖上和手上出现了皱纹，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衣服。
“我大概能让全世界的垃圾都染上瘟疫，”罗杰指着自己身上满是毛绒的蓝色囚衣，开玩笑地说道，“他们剥夺了我洗澡的权利，只有在行刑的时候，才把这权利还给我。”
“不会的，部长会议会通过从宽请求的，”格特鲁德点点头，以加重这话的分量，“威尔逊总统会在英国政府面前为你说话，罗杰，他答应发电报来。你会被从宽发落，不会被处死。相信我吧。”
她说话的样子很紧张，语气断断续续。罗杰为她感到痛心，还有所有的朋友，他们同格一样，这几天都在焦躁不安，没有把握。罗杰本想问问典狱长提到的报上对他的攻击，但没说出口。美国总统难道会为他说情？是不是约翰·德沃伊和盖尔集团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交涉也许会有效果，内阁为他减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牢房里没有地方可坐，罗杰和格特鲁德只得背对典狱长和看守站着，站得很近。四个人把小小的探视室变成了一个恐怖、幽闭的地方。
“加万·达夫律师跟我说，他们把你从安妮女王学院赶出来了，”罗杰抱歉地说道，“我知道这都怪我，请千万原谅我，亲爱的格，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不是把我赶出来，他们只是要求我接受终止合同，并给我一笔四十英镑的补偿费。我不在乎这些，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为了救你而处理的交涉中帮她一把了。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罗杰抓起姨妹的手，温柔地紧紧握着。多年来，格一直在卡维尔桑的安妮女王学院附属学院任教，做到了副院长。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写信告诉罗杰。现在却因他这个臭名昭著的亲戚而失了业。她现在靠什么生活？也许有人帮她？
“报上登的针对你的那些无耻谎言，没有人会相信，”格特鲁德生怕旁边那二人听到，把声音压得很低，“许多重要人物为你说话，还签署了宣言。凡是正派的人都很愤怒，政府竟然会采取这种诬蔑的手段来抵消宣言的威力，罗杰。”
她停了下来，好像在抽泣。罗杰又抱了抱她：
“我多么爱你啊，格，我亲爱的格，”他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现在比以前更爱你了。不管情况如何，我要永远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这颗赤诚的心。因此，你的意见虽然只是很少的意见中的一个，但对我很重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爱尔兰，你知道吗？难道不是吗？我是为了一个高尚而高贵的事业，即爱尔兰的事业，不是这样吗，格？”
她低声抽泣起来，把面孔紧贴在罗杰的胸前。
“你们只有十分钟，已经过了五分钟，”典狱长不回头看他们，说道，“只剩下五分钟了。”
“现在我有时间进行思考了，”罗杰在姨妹耳边说道，“我很怀念利物浦的那些岁月，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连生活都向我们微笑，格。”
“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恋人，迟早会结婚，”格低声说道，“我也很怀念那些岁月，罗杰。”
“我们比恋人还亲，格，我们是兄妹、同谋、钱币的两面，紧紧相连。你对我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九岁丧母，从来没有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比跟我的亲兄姐还要好。你信赖我，带给我生活的安全感和欢乐。后来，在非洲的那几年里，你的来信是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唯一的桥梁。你知道我接到你的信时感到多么幸福啊，我读啊，不断地读，亲爱的格。”
他停了下来，不愿让姨妹发现他快要哭出来了。由于清教徒式的教育，从年轻时起，他就讨厌在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是最近几个月来，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柔软了起来。以前，别人的这种软弱会惹得他不高兴。格没有说话，一直拥抱着他，罗杰觉出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呼吸急促起来。
“你是我唯一展示过自己诗歌的人，还记得吗？”
“我记得，诗写得很糟，”格特鲁德说道，“但是，我爱屋及乌，也就夸奖起你来了。我甚至还能背出几首呢。”
“其实我发现你并不喜欢它们。格，幸亏没有发表。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差点儿要发表呢。”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起来。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你，罗杰，”格又严肃了起来，声音也显得苍老了，刚才还是坚定的、带有笑意的，现在显得犹豫、嘶哑起来，“爱你的人有很多，当然，首先是爱丽丝，她上下奔走，写信，拜访政治人物、当局人物、外交家；她解释，她请求，只要有门路，她都上门相求。为了能来看望你，她也在交涉，但是很困难，只有家人才能得到允许。但爱丽丝是名人，很有影响力，她会得到允许来看望你的，真的。你知道吗？都柏林起义时，伦敦警察局曾上上下下搜查了她的家，拿走许多文件。她爱你，她多么敬佩你啊！罗杰。”
“这我都知道。”罗杰想道，他也热爱并敬仰爱丽丝·斯托弗德。她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爱尔兰人，同凯斯门特家族成员一样，出身信奉圣公会的家庭。她的家在伦敦是最热闹的知识沙龙之一，是所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主张自治者举行茶话会的中心。对罗杰来讲，她不仅仅是朋友和政治上的顾问，他还受到她的教导，发现并热爱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悠久历史以及在被强大的邻国吞并之前的灿烂文化。她推荐书给他看，以热情的谈话启发他、鼓励他继续学习爱尔兰语课程，只可惜他并未掌握这门语言。“我到死也不会讲爱尔兰语了。”他想。后来，当他成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时，爱丽丝是伦敦城中第一个叫他外号的人，那外号是赫伯特·沃德给罗杰取的，罗杰本人也觉得那个外号有意思：“凯尔特人”。
“十分钟，”典狱长像判刑似的说，“时间到了。”
他感到表妹在抱着他，想把嘴唇凑到他的耳边，但没能这样做，因为他比表妹要高很多。她只得把声音放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报纸上说的那些可怕的事完全是污蔑、下流的谎言，对不对，罗杰？”
这问题猝不及防，他停了许久才回答：
“我还不知道报纸是怎么说我的，亲爱的格，报纸是送不到这里的，但是，”罗杰小心地斟酌着字眼，“很可能是谎言。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格，那就是你要相信我。当然，我犯过许多错误，但不会觉得羞愧。你，还有我的朋友，没有人会为我羞愧。你相信我，是吧，格？”
“我当然相信你。”姨妹双手捂嘴抽泣道。
回到牢房的时候，罗杰感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竭力不让典狱长发现。他很少有想哭的感觉，据他自己的回忆，自从被捕以来，这几个月他根本没哭过。在受审的时候，在审判法庭上听到被判绞刑的时候，他都没有哭，可为什么现在倒想哭了呢？是因为格特鲁德，是因为格，看到她如此痛苦，并对他心存怀疑，至少说明她很珍惜他的人品和生活。啊，他并不像自己所感觉的那么孤独啊。
4
1903年6月5日，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沿刚果河而上。改变他一生的那次旅行，本应该在一年前开始。他在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尔、马普托的洛伦索·马奎斯和安哥拉的圣保罗·德罗安达工作之后，1900年，便正式作为大不列颠领事在一个畸形的村子博马居住了下来。从此，他一直向外事办建议进行这次考察，理由是：要提交一份关于刚果独立王国土著状况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走出遥远的首都，进入刚果河中上游的丛林和部落。自从来到这块领地，他一直向外事办打报告说在那里可以进行开发。外事办在权衡了国家利益之后，授权领事到各个村庄、收购站、考察团驻地、派出点、驻军营地以及从事开采全世界都在贪婪掠夺的、可以制造轮胎和卡车轿车上的缓冲器及各种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黑金的橡胶商号走一遭。而这个国家利益是：大不列颠是比利时的盟友，不能把盟友推入德国的怀抱。领事尽管理解这个理由，但仍不能不感到恶心。伦敦的保护土著协会、欧洲及美国的某些浸礼会教堂与天主教传教团曾揭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刚果境内对土著所犯下的罪恶行径，自己也应该核查一下是否确实。
罗杰跟往常一样细心而热情地准备了这次旅行，却瞒着比利时官员和博马当地的居民和商人。而现在，他可以根据他所了解的向那些老板表明：忠于正义和公正的英帝国应该领导一场国际运动，来结束那些罪恶行径。然而在当时，即1902年年中，他的疟疾第三次发作了，比前两次还要严重。前两次发作的时候，由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爆发和从事冒险事业的梦想，他在1884年决定离开欧洲，来到非洲，运用贸易、传教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的理念，把非洲人从落后、疾病和无知中解救出来。
这不是空话。他二十岁到这片黑土地时就深信着这一切。他第一次患疟疾是那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刚刚把自己生活中的渴望具体化，即参加以那位在非洲最著名的冒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为首的探险队。在这位探险家麾下服务多好啊：此人从1874年到1877年的将近三年间，在传奇式的旅行中沿着刚果河从其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从东到西穿行了整个非洲。在这位英雄身边服务多好啊：此人发现了失踪的利文斯顿医生。但那时，好像众神都想浇灭罗杰的激情之火：他第一次患疟疾。三年之后的1887年，患了第二次疟疾。特别是1902年的第三次，当他把地图、指南针、铅笔和笔记本装满箱子的时候，在卧室里一睁开眼就觉得冷得浑身发抖。他当时在博马住在离管辖区几步远的居民区里一处既作为住房又作为领事馆办公室的房子的顶楼，掀开蚊帐，透过既无玻璃又无窗帘、只蒙着一层被大雨打得千疮百孔、防小虫子的金属纱窗，看到了那挟着泥沙的河水与河流周围覆满植物的岛屿。他简直站不起来了，双腿像破布一样打着弯，无力挺直。约翰，他的斗牛狗，惊吓得叫了起来。他无力地摔倒在床上，身体在发烧，但浑身觉得冷彻骨髓。他叫唤着睡在底层的查利和刚果厨师马乌库的名字，但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两个人大概在外面遇到了暴风雨，正躲在猴面包树下等着雨势弱下来。疟疾，难道又是疟疾？领事骂了一声，难道正好是在去考察的前夕？也许会拉肚子、拉血，也许身体会弱得让他发寒热，几天、几个星期地卧床不起。
仆人中，查利是第一个回来的，浑身滴着雨水。“快去把萨拉贝特医生请来。”罗杰没用法语而是用林加拉语命令道。博马只有两位医生，萨拉贝特是其中之一。博马以前是贩卖黑奴的港口，当时称作姆博马。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口贩子从圣托梅岛来到此地，向部落头人购买奴隶。这些部落当时属于刚果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消失了，因为被比利时搞成了刚果独立王国的首都。与马塔迪不同，博马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两位弗兰德修女管理的诊疗所。半小时后，医生拄着拐杖、拖着脚步到来了。医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但是残酷的气候，尤其是酗酒的习惯，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着像流浪汉，靴子上没系鞋带，西装背心也没扣好。尽管已经天亮，他的双眼仍是红红的。
“对，我的朋友，没说的，确实是疟疾。你烧得很厉害。办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宁，大量喝水，少吃肉汤、饼干。要盖得暖些，把毒排出去。两个星期内，您别想起床，更别想外出旅行，连街角您都不能去。间日虐会伤害机体，这您是知道的。”
结果他被忽冷忽热打倒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够站起来的第一天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记忆中从没有过这种虚弱感。萨拉贝特医生盯着他的眼睛，瓮声瓮气、调侃地提醒他道：
“在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无疑是去自杀。您的身体垮了，经不住穿越克里斯塔尔群山的劳累，更不用说在野外露营几个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贡扎。快速自杀的方法有好几种：朝嘴里开一枪或打一针士的宁。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帮助过好几个人这样去旅行。”
罗杰·凯斯门特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推迟这次考察，接下来的大雨又使得穿过森林与河流成为不可能，所以对独立王国内地进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没准要等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可以慢慢地从寒热中恢复，力争恢复体力，再次拿起网球拍，去游泳、玩桥牌或下象棋，以此来打发博马的长夜。与此同时，还可以继续那烦人的领事工作，记录进进出出的船舶，记录从安特卫普来的商船上卸下的货物：长枪、弹药、皮鞭、葡萄酒、圣像和运往欧洲的货物——成堆的橡胶、象牙和兽皮。这就是交换，在他年轻的想象中，这交换可以把刚果人从食人的习惯中、从控制奴隶买卖的桑给巴尔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打开文明的大门。
由于疟疾和发烧，他卧床了三个星期，有时还发呓语。他要喝查利和马乌库为他用草药浸制的几滴奎宁，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汤、几块煮鱼和几块鸡肉。有时还会跟最忠实的朋友斗牛犬约翰玩耍一会儿，根本没有情绪专注地看一会儿书。
在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次，罗杰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顿·斯坦利指挥下进行的那次远征。他在丛林中露宿过，访问过无数的土著村落，在周围能听到猴子吱吱叫和野兽吼声的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尽管被蚊虫和其他小虫子咬得浑身是伤，连涂樟脑的酒精都没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紧张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鳄鱼的攻击，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练习游泳。他确信，他，还有那四百个非洲搬运夫、向导、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队的二十几个英国人、德国人、弗拉芒人、瓦隆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这个被欧洲人甩在身后许多世纪、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非洲世界进步的尖兵。
几年后，一想到在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产生的盲目，他就脸红。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发觉由斯坦利率领、由比利时国王资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当时他认为比利时国王同欧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坚决消除奴隶制度和食人习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从束缚他们的异教和残酷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再过一年，西方列强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把拥有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大八十五倍的刚果独立王国拱手送给利奥波尔多二世了。实际上，这位比利时国王早就着手管理这片领土了，西方列强的赠送不过是为了让他对他认为是其居民的二千万刚果人实施救世原则。这位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君主以其捕捉人类弱点的奇妙才能估计到，如果斯坦利对得到的奖赏能够满足，那么他既能建立功勋，也能干出无与伦比的卑劣行径。为此，他雇用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
罗杰小试锋芒，初次作为探险者参与1884年那次考察，表层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刚果河上中下游两岸足足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间的村社，由利奥波尔多二世主持的刚果国际协会一旦得到西方列强的特许，就会派欧洲的商人和官员过来。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员应该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着羽毛的、有时脸上臂上带有木箍、有时在阳具上系有香蒲漏斗的酋长解释欧洲人的善意：欧洲人是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致命的睡眠症灾难中拯救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睁开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孙就能过上体面、正义和自由的生活。
“我没看出来，是因为我并不愿意看出来。”罗杰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给他盖上了，尽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阳照射下，领事还是冷得蜷缩起来，躲在蚊帐里像一张纸片直发抖。比盲目地去做志愿者更坏的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确认的这种欺骗，他居然能找出解释。在1884年那支考察队到达的所有村落里，在分发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后，在通过翻译（很多翻译的话，土著都听不懂）进行了一番习以为常的解释之后，斯坦利让酋长和巫师跟他签了几份用法文拟就的合同，让他们承诺向刚果国际协会的官员、代理人和职员提供劳动力、住所、向导和食物。这些酋长和巫师不吱一声，在不知签的是什么，甚至不懂什么是签字的情况下就画了十字和几道杠杠，乱涂乱画地签了字。他们感兴趣的是项链、手镯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种饰品，还有斯坦利为了庆祝达成协议而跟他们干杯时请他们喝的那几口烧酒。
“土著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我们是知道的。说是为他们好，实际上却是欺骗。”年轻的罗杰·凯斯门特想。不搞欺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土著人对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孙前途的条约一字也不懂，怎么才能使殖民行为合法化？为了与以血和火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办法不同，希望通过说服和对话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利时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种合法形式。难道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吗？自从罗杰·凯斯门特于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进行那次考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杰终于得出了结论：他青少年时代以为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无耻无赖，是西方在非洲大陆拉出的一坨屎。尽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过的人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并且和蔼可亲、大胆，加上冷酷的心计，成就了他的业绩。他在非洲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一方面制造破坏，播种死亡，烧杀掠夺，用河马皮制成的鞭子抽打装卸工的背部，在整个非洲大陆那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另一方面，他开辟了贸易的通道，在野兽遍布、疾病流行的广袤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所以当时罗杰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马史诗》与《圣经》中的巨人。
“有时，为了我们干的这些事，您不觉得内疚吗？不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吗？”
年轻人未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提出了这个问题，再也收不回去了。营地中央篝火熊熊，树枝噼啪作响，大意的昆虫扑火而死。
“内疚？良心受到谴责？”考察队长从未听说过这些字眼，他蹙起鼻头，仿佛在猜测其含义，被太阳烤黑、满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来，“对什么感到内疚？”
“对我们让人家签的合同，”年轻的凯斯门特战胜了心慌，说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刚果国际协会的手里，却没有人明白签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没有人懂法文。”
“即使他们懂法文，也不会明白合同的内容，”探险家坦率而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他最令人觉得可亲的特点，“连我都不明白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个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侏儒；很年轻，一副运动员的样子，炯炯发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总穿长筒靴，腰间别着手枪，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着，他又笑了起来，围在篝火周围同斯坦利和凯斯门特一起喝咖啡、吸着烟的监工们也笑了起来。年轻的凯斯门特却笑不出来。
“尽管合同上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是故意不让他们懂，我却很清楚，”罗杰以尊敬的口吻说道，“一句话，很简单，他们承诺把土地交给刚果国际协会，以换取社会帮助。在开工期间，他们答应支持各项工程：修路、建桥、修建码头，建立商号；答应为营地提供劳动力，维持治安；答应为官员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协会什么也不出，既不付工资，也不给补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来此是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从懂事时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讲出一些道理，好让我继续认为您是在为非洲人做好事。这些合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
大家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篝火的噼啪声、夜间出来觅食的动物不时发出的咕哝声。雨早就停了，但空气仍然很闷，充满了湿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发芽、生长、茂盛起来。十八年后，在被发烧搞得昏沉沉、满脑子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时，罗杰仍然记得亨利·莫顿·斯坦利审视着自己的那种探究、惊讶、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
“非洲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他终于开了口，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我想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们的软弱。美国和英国都没发觉到这一点。在非洲，弱者是不会活下来的，虫咬、发烧、毒箭、舌蝇会把他们消灭。”
他是威尔士人，大概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英语很富于音乐感，使用美式词汇和短语。
“这一切当然是为他们好，”斯坦利朝旁边村落里的一圈尖顶茅屋抬了抬头说道，“传教士要来把他们从异教中解救出来，要教会他们基督徒不应同类相食；医生们要来给他们注射疫苗，抵御瘟疫，治病比妖术有效；各家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工作；学校也教他们讲文明的语言，教他们如何穿衣，教他们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祷，教他们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而不是用猴子讲的那种方言。慢慢地，现代的、有知识的人的各种习惯就会取代野蛮的习惯。要是他们了解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会亲吻我们的双脚。但是他们现在的思想状况与你我不一样，而跟鳄鱼和河马更接近。因此我们作出了适用于他们的决定，让他们签订这些合同。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感谢我们。从现在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像现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样地崇拜利奥波尔多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营地建在刚果河的什么地方？罗杰模糊地记得好像建在伯罗伯和琼毕利之间，那个部落属于巴特克族。不过他并没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如果说多年来那些分散写在本子上或单张纸片上的纷乱笔记也算日记的话。但不管怎么说，那次谈话他还是记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谈后，他躺在破床上，内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极为神圣的以字母“c”打头的三位一体破碎了，直到当时他还认为三位一体，即基督教、教化和贸易可以证明殖民主义是合理的。当他还是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一名卑微的助理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笔代价需要付出：他们一定会进行欺骗。在殖民者中间，不仅有像利文斯顿医生那样的忘我志士，也还有干尽坏事的无赖。但做了一番加加减减之后，给非洲带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给他们造成的损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显示，事实并不像理论那样清楚。跟随亨利·莫顿·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罗杰对他在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灌溉但不为人知的土地上领导探险的无畏精神和指挥能力一直钦佩不已，但他也记住了这位探险家实际上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神秘人物，对他所作所为的议论总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从想象里区分出现实，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罗杰了解到这一点，是听了跟随斯坦利于1871—1872年为寻找利文斯顿医生进行的那次旅行的监工们讲述的事情之后。他们说，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远非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样是为了要让其酋长（治下共450人）签订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鲁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监工关于1871—1872年的考察所讲述的事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绝为探险队员提供食物，拒绝提供脚夫、向导和用砍刀为他们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长就被砍头，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就被枪杀。这些很久以来就跟随斯坦利的人都惧怕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他训斥，盲目地相信他的决定，带着教徒般的崇敬议论着于1874—1877年进行的长达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1885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以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十四国列强，在没有一名刚果人参加的情况下，把刚果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万居民拱手送给了利奥波尔多二世，为的是让刚果开放自己的领土，取消奴隶制度，对异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时，罗杰·凯斯门特刚满二十一岁，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与刚果国际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庆祝了这一事件。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决议，在刚果土地上为比利时国王准备实施的计划打基础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凯斯门特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个头很高，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颜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欢开玩笑，寡言少语，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忧虑令他的同事们茫然不解，这些人里有哪个会认真看待令这个爱尔兰青年着迷的所谓“向非洲传播文明是欧洲人的使命”的说法呢？但他们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很勤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务。他几乎从不喝烈性酒，在营地，当人们喝多了打开话匣子大谈女人的时候，却发现他显得很不自在，想走开。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区，不顾一切地在湖、河里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马面前划动着双臂。他很喜欢狗。同事们记得，一天，一头野猪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纺锤”的狐狗。当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鲜血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神经质的大发作。与探险队中的其他欧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钱财。他来非洲不是想发财，而是受“给野蛮人送去进步”这个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驱动。他把每年八十英镑的工资都花费在同事间的请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整齐，又洗澡，又梳头，仿佛不是在林中空地的营地里或河滩边，而是在伦敦、利物浦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学过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一个部落住下来不久就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非洲人的方言。他总是在学习簿上记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发现他还写诗，为此还开他的玩笑，他臊得连否认都说不清。有一次，他承认小时候曾被父亲鞭打，所以当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从命令时监工们就鞭打他们，感到非常恼火。他总是有着梦幻般的眼神。
每当罗杰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占据了他的心。他正从疟疾中恢复起来。那位威尔士冒险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来建立个人功绩、为个人攫取战利品的机会，但是又怎能否认他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呢？凭借着无所敬畏而蔑视死亡，野心勃勃，看起来已经打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脸上、身上长满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军水壶为被霍乱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没有人能传染他。说真的，这位英帝国的英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罗杰认为这个谜永远解不透，将永远藏在各种传说织成的大网后。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名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商人给他起的，这名商人在其浑浑噩噩的青年时代对他很慷慨，也许把他收为了养子。据说他真正的名字是约翰·罗兰茨，但没人能证明，也没人能证明他是威尔士人，更没人能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中度过。当时，卫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捡来的无父无母的儿童送进这所孤儿院。看样子，他很小的时候就作为一艘货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先是作为南方邦联军的一名士兵作战，后来倒向了北方军。有人认为，他后来又当了记者，写过几篇关于拓荒者向西部挺进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新闻报道。《纽约先驱报》派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顿的时候，这位斯坦利丝毫探险的经验也没有。他是怎么走遍了原始森林并活了下来？他是怎么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大卫·利文斯顿医生？1871年12月10日，在乌希希，他终于找到了。据他后来吹嘘，他在一声问候过后说：“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顿医生吧？”让医生惊愕不已。
罗杰年轻时很钦佩斯坦利的成绩，钦佩他从刚果河的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险活动，但最钦佩的还是他于1878—1881年开辟商旅之路。这条路线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从刚果河到普尔地区的通道。普尔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长，人们就把它称作斯坦利湖了。后来罗杰发现，比利时国王早就设想要实施这一行动，这样就可以逐渐开始1885年的柏林会议答应让比利时开发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而斯坦利正是这一设想的大胆执行者。
罗杰在非洲的那几年，逐渐意识到刚果独立王国的真实面目，他屡次对朋友赫伯特·沃德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小工。”当然也不完全是小工。当他到达非洲的时候，斯坦利为开辟商旅之路已经干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从刚果河上游的维维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布满了沼泽和深谷，树上生满虫子，沼泽散发着臭味，树冠遮住了阳光。1880年，这段路完工了。从那里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小路。刚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对惯于此道的先驱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善于避开旋涡，在雨天涨水的时候又善于在浅滩或洞穴里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时现时隐的湍流卷走。罗杰起初为刚果国际协会（后来于1885年改名为刚果独立王国）工作的时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萨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奥波尔多二世命名的车站，那是1881年。三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到达了那片森林。四年后，刚果独立王国正式成立。当时，一个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时，贸易也成了现实：欧洲的商人可以战胜刚果河下游的湍流和东一个西一个的利文斯顿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碍，从大西洋进入非洲。这都要归功于斯坦利开辟的从博马到维维、直达利奥波德维尔和普尔地区几乎长达五百公里的道路。罗杰到达非洲时，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商人和先头部队正进入刚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兽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胶。这种橡胶出产自生长着某种能流出黑色浆汁树木的区域，而这种浆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在到达非洲的头几年，罗杰·凯斯门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从博马和维维到利奥波德维尔，下游是从利奥波德维尔直达大西洋。在入海口，肮脏的绿色海水变咸了，而正是从这个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驶入了刚果的领土。因此罗杰比任何一个住在博马或马塔迪的欧洲人更了解刚果河下游的情况，比利时殖民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地方深入非洲大陆内地。
罗杰在余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头八年，像棋赛中的小卒般为刚果独立王国卖命，把自己的时间、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进去，还以为这样做是在为一项慈善事业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发烧，他还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有时，他自我辩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险队和1886—1888年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探险队里，在沿商旅之路刚刚建立起的车站和商号里作为监工或小组头目工作时，我如何能察觉在那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不过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运转的一个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制造者及其亲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1900年，罗杰刚被英国外事办任命为驻博马领事时，同比利时国王有过两次谈话。他对此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浑身挂满了各种勋章，长长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鼻梁高高的，有一双预言家的眼睛。当他得知罗杰将去刚果赴任，路经布鲁塞尔，便请他共进晚餐。富丽堂皇的王宫中铺着富有弹性的地毯，挂着水晶制的枝形吊灯，装饰着雕花镜子和东方雕像，这一切看得罗杰眼花缭乱。包括玛丽亚·恩里克塔王后、克莱门蒂娜公主和法国的维克多·拿破仑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个晚上，国王几乎垄断了谈话，他讲起话来像受到神灵启示的布道者。当他描述从桑给巴尔出发去从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们的残暴行径时，那高亢的声音具有神秘而虔诚的色彩：基督教欧洲有责任去结束那种人肉买卖。这一建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利时对文明的贡献：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举止优雅的夫人们听得直打哈欠，拿破仑王子在同邻座的小姐低声调情，乐队在演奏海顿的协奏曲，但没有人在听。
第二天早晨，利奥波尔多二世召见英国领事，想同他单独谈一次。他在私人书房接见了英国领事。书房里装饰着陶制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国王身上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指甲上还涂了指甲油。与头天晚上一样，罗杰几乎插不上话。比利时国王谈论着自己堂吉诃德式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能为心存不满的报人与政治家们所理解的一切。毫无疑问，在非洲，有人犯错误，行事太过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难找到既能干又正派的人愿意冒险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他请求领事如果在新职位上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亲自向他报告。比利时国王给罗杰的印象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自我崇拜者。
两年后，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说，他无疑仍是这样的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善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刚果独立王国甫建立，利奥波尔多二世就于188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开塞与鲁基河之间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王室版图。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探险家们都认为，那片土地富产橡胶树。这样，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让给私人企业，只能由政府开发。而刚果国际协会被刚果独立王国取代，成为合法单位，其唯一的总统兼代理人就是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
比利时国王向国际公共舆论解释说，消灭奴隶买卖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装。所以他向刚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时正规军人，还建立了一支由一万名土著人组成的民兵军，其费用则由刚果居民负担。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时军官领导的，但是在队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领导职位，都被从欧洲的藏污纳垢之所和妓院走出来的无耻之徒、服过役的囚犯、渴望发财的冒险家等品性卑劣的人占据。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殖民地，在分散于广大地区中的数不清的村落里，像被机体中的寄生虫把持的这支治安队还得由非洲人民养活，而后者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猎奴隶者、蝗虫、红蚂蚁和带来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灾难。治安队的士兵和民兵都是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动物、掠夺兽皮和象牙，总之，对于凡是能够抢的、吃的、喝的、卖的、奸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与此同时，对刚果人的剥削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仁慈的国王开始向各个企业发放特许证，以便让他们“通过贸易为非洲的土著居民开辟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于不了解原始森林的情况而死于疟疾，被蛇咬或被野兽吃掉。也有少数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长矛射死或刺死。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于反抗那些如电闪雷鸣般突袭而至的武装部队，是因为商人们说，根据同酋长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必须抛弃耕地、渔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向导、脚夫，去寻找并割取橡胶，而且是白干，没有工资。众多拿到特许证的商人以及比利时国王的朋友和宠臣在很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国王本人。
通过这项特许制度，各个公司在刚果独立王国犹如同心圆的涟漪，深入刚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网状支流的广大地区，在各自的领地上享受着统治权。他们除了受治安队的保护，还有自己的民团，民团的头目往往都是退役军人、狱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蛮行径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没几年，刚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胶出产国。文明世界为了让汽车、火车等各种运输体系和制衣、装潢及灌溉工程运转起来，对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
罗杰在那八年（1884—1892）中对此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此期间，他流汗，患疟疾，烤太阳，浑身是虫咬、搔伤、植物的刺伤和害鸟啄伤留下的疤痕。他坚持工作，支撑着利奥波尔多二世的贸易和政治发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现在无数属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殖民标志：皮鞭。
是谁发明了这种绝妙的、易于使用的、有效的工具，来督促、恐吓、惩罚那些无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肤的双脚动物？这些双脚动物像佃户那样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计和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税款，他们寄望于殖民者的是向每个村落或家庭分发木薯、羚羊或野猪肉和其他食物。据说皮鞭的发明者是治安队的上尉奇科特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时人。此人既务实又有想象力，观察敏锐，比别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马皮制作的鞭子比用马或猫的肠子制作的鞭子更具杀伤力，用河马皮拧成藤状的皮条比别的鞭子更能制造灼热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结疤。此外，这种皮鞭既轻便又结实。把皮条装在木质短柄上，监工、营地值班者、警卫、狱卒和小组头目就可以把皮鞭缠在腰间或搭在肩上。因为这种鞭子很轻，所以带在身上并不觉得累赘。治安人员带着它一出现就会产生恫吓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认出它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发蓝的面孔上闪出受惊的神色，因为稍微犯一点小错、失误或闪失，皮鞭就撕裂着空气，以其特有的嘶嘶声落在他们的脚上、臂上、背上，打得他们呀呀直叫。
第一批拿到刚果独立王国授予的特许权的商人中有一个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奥波尔多二世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后牵线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强把刚果让给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关键人物。这个美国人于1886年组建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在刚果河上游从事象牙、口香糖、橡胶、棕榈油、铜矿等贸易。像罗杰·凯斯门特这种在刚果国际协会工作的外国人都转入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罗杰为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工资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镑。
他是作为驻马塔迪的仓储和运输代理于1886年开始工作的。马塔迪在基刚果语中意为“石头”。罗杰来到的时候，那个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运输站不过是在刚果河岸边用砍刀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四个世纪前，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曾到达过这里，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块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见。一家德国建筑工程公司用从欧洲进口的松木（松木竟然进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码头和仓库。罗杰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随着地震般的巨响，一群大象拥进空地，差点毁掉刚建起来的居民点，工程中断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罗杰眼看着为桑福德考察远征公司存放商品、他们亲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渐扩建，甚至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冈。用木头为殖民者盖的两层楼的尖顶房屋增多了，这些房屋都带有花园和长长的小径，窗子都装有金属网。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来。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达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圣母院教堂。此处还有一座浸礼会传教所、一家药店、一所由两位医生和几名修女护士管理的医院、一家邮局、一座漂亮的火车站、一间警察局、一所法院、几个海关仓库、一座结实的码头，还有出售衣物、食品、罐头，草帽、鞋子和农具的商店。在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满是五颜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刚果族人居住的贫民区。罗杰有时对自己说，马塔迪比首府博马更像文明、现代的基督教欧洲。在马塔迪，从传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冈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刚果河两岸，在那山冈上有一块埋葬着欧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区和码头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证的土著仆人和装卸工才能走动，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这个规定，除了被处以罚款和被鞭打一顿，还会被永远赶出马塔迪。在1902年，总督尚能夸大其词地说，在博马和马塔迪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凶杀或强奸案。
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的两年里，罗杰正好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有两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是佛罗里达号从刚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纳纳沿着商旅之路直达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几个月的运输；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佛罗里达号是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运往博马的一艘巨轮，用来在刚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尔山脉的另一侧运输货物。把博马—马塔迪与利奥波德维尔切断的利文斯顿瀑布垂落下来，形成了若干个旋涡汇合处，这个汇合处被称作“魔鬼大锅”。从此处往东的数千公里的刚果河是可以作航运的，但是往西有几千英尺的落差，这长长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运了。这样，佛罗里达号就得被拆成几百个部件，分类装箱，从陆地运往斯坦利湖。
土著装卸工得扛着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罗杰·凯斯门特负责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体。他什么都干，从监督制造能装下轮船主体的大型车到招募上百名装卸工和砍刀手，让他们一面用砍刀开路，一面在克里斯塔尔山的山谷中拉着那庞然大物拖行。他还负责修建路堤和防护栏、建立营地、治疗病人和事故受伤者、平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安排值班、组织分发食物和渔猎。那是担惊受怕的三个月，是感受到在为进步事业出力的令人振奋的三个月，也是与可怖的大自然进行卓有成效的战斗的三个月。这些事，罗杰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干了许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许监工们滥用皮鞭。这些监工们有个外号，叫“桑给巴尔人”，取自奴隶买卖的重要地点——桑给巴尔，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像奴隶贩子那样残暴。
佛罗里达号重新组装好，开始在斯坦利湖宽阔的湖面上航行时，罗杰乘这艘船在刚果河上中游进行了一次旅行检查，检查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在各个点上的仓库和商品是否安全。几年后，他在1902年赴地狱的行程中重经这几个点，它们是：伯罗伯、鲁科雷拉、伊雷布地区，最后是被命名为科基拉维尔的赤道转运站。
说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罗杰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皮鞭，而且肆无忌惮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发生在从赤道线返回时从博马上行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无名小村中。当时弗朗基中尉带领治安队的八名土著士兵，为了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工问题刚刚完成了惩罚性的胜利。为了装卸来往于博马—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之间的货物，小工总是不够用，各个部落拒绝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干那种累死人的活。治安队，有时是拿到特许权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时地侵入顽强抵抗的村落，把有体力的男人串绑在一起带走。还焚烧茅屋，没收兽皮、象牙和各种家畜，鞭打酋长，要他们以后必须履行承诺。
罗杰在四名装卸工和一个“桑给巴尔人”的陪同下走进一座村落的时候，三四间茅屋已经化为灰烬，居民已逃光，只有一个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在几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说来，军官不必亲自动手打人，而是由士兵执行。可这次，中尉无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进行报复。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声，看到罗杰及其小队出现，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点点头回答来人的问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觉，背部和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罗杰记得一个细节：他弱小的身体旁爬着一队蚂蚁。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弗朗基中尉，”罗杰用法语说道，“够了！”
矮小的军官垂下鞭子，转身朝那留着胡子的长长身影看去。来人没带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败叶拨开；一条小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中尉吃了一惊，修剪着整齐胡子的圆脸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红，还不停眨着眼。
“您在说什么？”中尉喊道。罗杰看见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间，使劲打开枪套露出了左轮枪柄。罗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很可能会使他开枪，便灵活地做出反应，没等他掏出手枪，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夺过他刚抓起的左轮。中尉极力想从捏住他后颈的手中挣脱出来，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治安队的八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抽着烟，观赏着这一惩罚。罗杰却认为他们是被刚发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长枪等他们的长官一声令下才行动。
“我叫罗杰·凯斯门特，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您很了解我，弗朗基中尉，我们不是在马塔迪玩过扑克牌吗？”罗杰松开他，弯腰捡起左轮，客气地还给了中尉，说道：“不管这孩子有什么过错，这么恶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为治安队的长官，您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您无疑是懂得刚果独立王国的法律的。如果这个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担一项罪行。”
“我既然来到刚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国内的准备。”军官说道，他面带讥讽，像是在问自己：凯斯门特会不会是小丑？要么就是疯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劲头过去了：“幸亏您手快，我差点儿就给了您一枪。杀了一个英国人，我可就陷入一场外交纠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像刚才那样多管闲事，也别多管治安队的事，我的同事们的脾气都很坏，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您。”
暴怒平息后，他看上去又垂头丧气起来，嘴里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风报信说他们要来，所以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马塔迪。凯斯门特命令手下给男孩松绑，把男孩放到床上，用两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马走去。他什么话都没说。
到博马两天后，尽管伤势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着。罗杰把他放在卫生站，然后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滥用权势。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被传唤了两次。从法官那长长的、愚蠢的提问中，罗杰明白了：他的指控将被束之高阁，而弗朗基中尉连警告的处分都没有。
因缺乏证据，那男孩又不愿进一步作证，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指控。为此，罗杰·凯斯门特向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辞职，再次回到亨利·莫顿·斯坦利麾下。那时，当地的基刚果族土著人给斯坦利起了个外号叫“碎石机”，罗杰便在已经开工的铁路上工作了。这条铁路从博马—马塔迪直达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与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来，跟罗杰一起干活，从此成了他的仆从、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于他从来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凯斯门特就给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罗杰·凯斯门特离开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出于与公司一位上司之间发生的争执。跟随斯坦利在铁路上工作虽然很费体力，但他并不抱怨，因为他初来非洲时抱有的幻想复苏了。开辟森林、爆破高山、铺设枕木铁轨，是他梦想中的先驱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时，被炙热的太阳烤，暴雨时又淋得他浑身湿透。他领导着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给巴尔人”发号施令，监督小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条，让他们好好干活。在铺设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欧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对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以为你不过是个冒险家，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罗杰不太喜欢翻过山到村落里为铁路与雇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谈判。随着刚果独立王国的成立，劳动力匮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签订了“合同”，但酋长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强硬起来，不肯让村民们去开辟道路，修建车站、仓库，收割橡胶。罗杰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为了平息这种抵抗，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还是说服企业给劳工发一点儿工资，一般说来都是现金支付。别的公司也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不易雇到劳工。酋长们说，为了吃饭，必须干农活、打猎、捕鱼，都离不开抢手的男劳力。
有时，看到招募者来了，正值干活年龄的男人就躲进草丛，于是惩罚性的武力招募开始了。他们还把女人们关进所谓的“人质之家”，迫使丈夫们不敢逃跑。
在斯坦利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罗杰多次负责与当地村社谈判，让他们交出土著人。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才能，能够用基刚果语和林加拉语——后来还能用斯瓦西里语进行沟通，尽管也有译员从旁协助。土著人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本地话，不信任感就减弱了。罗杰和气、耐心的举止和尊敬的态度，外加他带去的礼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欢的玻璃珠，使得对话容易起来，因而他常常能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劳力带回营地，让他们清除山上的枯枝败叶，干些装卸的活。罗杰也以“黑人的朋友”闻名。对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治安队的一些军官却表示轻蔑。
去土著部落做这样的公事，罗杰心里很不舒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起初，他很乐意做这种公事，因为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解一些土著风俗、习惯、语言、衣饰、食物、歌舞、宗教仪式等。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滞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当的，但夹杂着残忍的习俗，譬如：在某些部落里，把孪生子女杀掉用来祭祀；杀死无数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为主人殉葬；还有，某些部落间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对这些部落既害怕，又厌憎。谈判过后，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觉得是在对另一时代的人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竭力想搞懂这种感觉，却毫无办法。因此，尽管他小心翼翼地设法减少合同中的过分规定，却总觉得那是违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则的无良行为。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铁路上工作尚不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到恩贡贝·鲁特特的本特利传教士夫妇领导的浸礼会传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谈话之后突然决定的。在马塔迪殖民者居住区的一间屋子里，那次谈话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谈话的对象是路过该地的一个叫西奥多·霍尔特的人，此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军官。他离开英国海军，专程来刚果做了浸礼会传教士。自从利文斯顿医生来到非洲大陆进行考察，传播福音的时代就到来了。他们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贡贝·鲁特特建立了传教所，此时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灵顿建立了。西奥多·霍尔特作为这几间传教所的巡视员，总是在几间传教所之间旅行，帮助牧师们考察如何开办新的传教所。那次谈话留给罗杰·凯斯门特的印象，他终生记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疟疾的康复期，连细节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听西奥多·霍尔特讲话，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职业军官，曾经作为海员参加过英国海军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他不太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岁，外貌文雅，举止很有教养。在马塔迪谈话的那个静谧晚上，没有下雨，无云的天空点缀着繁星，河面上反射出点点星光，不时吹过的暖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凯斯门特和霍尔特躺在两张老旧的吊床上，开始了饭后闲聊。起初，罗杰以为吃完晚饭只要聊上几分钟，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后就会睡去。然而，聊天开始不久，有些事让他心跳不止，比平时快很多。霍尔特牧师那柔和而火热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诱导他谈起了从未跟同事，更不用说跟上司们提及的，只是偶尔同赫伯特·沃德才说过的话题：忧虑、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这些感受作为不祥的预兆埋藏于内心。那一切有什么意义？欧洲人在非洲的冒险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所写、所认为的那样吗？真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传播福音给非洲送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吗？在讨伐性的远征中，治安队那些抢光一切的野兽难道可以被称作传播文明的人吗？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员和冒险家）中，有几个尊重过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类？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吗？真相是，在非洲的这几年里，他只遇到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没有灵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无内疚地加以欺骗、剥削、鞭打甚至杀死的动物。
西奥多·霍尔特静静地听年轻的凯斯门特痛苦的宣泄。在罗杰讲话的时候，霍尔特对听到的似乎并不觉得惊奇，相反，他承认，几年来他也被同样的疑惑折磨过。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文明”确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残酷吗？他们的卫生水平、迷信、关于健康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使得他们像苍蝇那样死去吗？那苟延残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种悲剧吗？为了让他们走出原始状态，为了让他们摒弃某些野蛮的习俗（如许多村社把儿童和病人当作牺牲品、互相残杀，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为），欧洲有许多东西可以带给他们。此外，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确实也拥来了许多坏人，也许是欧洲最坏的坏人。难道没有办法制止吗？旧大陆必须给他们送来好事物，但不是灵魂肮脏的商人们的贪婪，而是科学、法律、教育、人类天赋的权利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能再落后下去了，不是吗？无须再问殖民地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无须再问如果没有欧洲人，刚果人的命运是不是更好些。当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候，再浪费时间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纳入正规，把走弯的路纠正，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导吗？
天亮时，罗杰·凯斯门特提问：像他这样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礼会教堂位于刚果河中下游的某间传教所找个工作？西奥多·霍尔特嘻嘻笑了：
“这可真是上帝设下的计谋，”他大声说道，“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的本特利夫妇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帮我们搞搞会计。您现在竟然问我了，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这是上帝为了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要绝望而设下的计谋。”
罗杰在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工作只限于次年的一月至三月，虽然短暂，但很紧张，并使他从一段时间以来的疑惑中走出来。他每月只挣十镑工资，只够吃饭，但看到威廉·霍尔曼·本特利夫妇在传教所里从早到晚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传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医疗站、接种牛痘处、学校、商店、消遣和咨询中心，他又觉得殖民冒险不是那么残酷了，而是合理的并能传播文明的。当他看到在这对夫妇周围出现了一个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村社的衣着、每日在礼拜仪式上练习的合唱曲、他们的扫盲班及教义课，似乎逐渐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后面，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管管传教所的收支账目，这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什么都干，从为传教所周围那一小块空地清扫落叶、拔除杂草（这是为了争夺和保持空地而与生长着的杂草所做的斗争）到出去猎杀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钱豹。他负责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运输，把病人、各种日用品和工人运出运进。他也监督传教所商店的运转，在这些商店周围的土著人可以买卖商品，主要是进行物物交换，比利时法郎和英镑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妇总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和大手大脚，因为罗杰认为价格太高，总想降价，哪怕削减了传教所那刚够预算的微薄收入。
尽管对本特利夫妇怀有好感，也知道他们愿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罗杰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贡贝·鲁特特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工作是体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拥有那份激励着西奥多·霍尔特和本特利夫妇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时，工作才有意义。尽管如此，他参加讲评《圣经》、上教义课、举行周日仪式时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的。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有点儿模糊，不否认上帝这个首要的存在，却不为所动。在教会里，他孤身一人时没法感到舒适，与其他信教者和谐相处也不过是作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马塔迪与西奥多·霍尔特的那次谈话中，他曾试图解释清楚，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前海军军官安慰他说：“罗杰，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骤的，先是忧虑、不安，然后推动你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里。你等着吧，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他没有这种体会。此时，1902年，即三年后，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烧退了，体重轻了许多。虽然由于体虚，不时地有些眩晕，但已经重新开始驻博马领事的工作。他拜访总督和其他当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桥牌。正值雨季，雨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结束了同威廉·霍尔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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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是到这儿来。”爱丽丝向他伸出手表示问候，说：“我还以为永远来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这儿了？”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着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从不外露。但是罗杰很了解，她是极易受感动的。他可以听出她掩饰不住的、轻微发颤的声音，鼻翼的快速翕动总好像在表明她在担心着什么。她已近七十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脸上的皱纹并没有盖住她那长有雀斑的红润面色，也没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锐利光芒。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穿着浅色外套、薄衬衣和高跟皮靴，显得既优雅，又俭朴。
“真高兴，亲爱的爱丽丝，真高兴见到你，”罗杰·凯斯门特抓住她的双手，不停地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一些糖果和几件衣服，但是被门卫没收了，”爱丽丝无可奈何地说道，“真遗憾。你还好吗？”
“好，好，”罗杰急切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做得太多了，还没有消息吗？”
“内阁星期四才开会，”她说道，“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你的案子将被列入首项议程，罗杰。从宽的请愿书已经有近五十人签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政治家。约翰·德沃伊向我们保证，美国总统给英国政府的电报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我是说，抵制报纸上的卑鄙宣传。你知道了吗？”
“不太知道，”凯斯门特的脸色很难看，说道，“外面的消息传不到这里，狱卒也受命不准跟我说话，除了典狱长，但那只是为了侮辱我。你认为还有可能吗，爱丽丝？”
“我当然认为有可能！”爱丽丝大声、肯定地说道，但凯斯门特认为这只是怜悯的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对我说，内阁会对此作出一致决定。只要有一位部长反对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样子，你的外事办老上司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反对的。罗杰，不要灰心。”
这次，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没待在探视室里，只有一名年轻谨慎的看守背对着他们，透过门栏看向走廊，装作对罗杰和历史学家的谈话不感兴趣。“要是本顿维尔监狱的狱卒都像今天这样照顾人，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罗杰想道。他想起自己还没问爱丽丝关于都柏林的事。
“据我所知，圣周起义的时候，伦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罗杰说道，“可怜的爱丽丝，他们对你很坏吗？”
“还可以，罗杰。他们拿走了很多文件、个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们能还给我，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嘛，”爱丽丝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与爱尔兰那边的人所遭的罪比起来，我这点儿事不算什么。”
无情的镇压还在继续？罗杰竭力不去想象那些处决、那些死亡的景象与发生在那个星期的悲剧事件。但爱丽丝大概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了解起义的情况。
“看样子，处决已经中止了，”她对看守的背部扫了一眼，低声说道，“有大约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关押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关押在遍及英国的监狱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妇女。有几个协会在帮助我们，好几位律师提出愿意免费代理你的案件。”
某些问题一下子涌上罗杰的脑海：在死伤者和被捕者中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干吗要打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呢？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苦恼。
“爱丽丝，有件事你知道吗？我希望减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给我减刑，那么我尚未学会爱尔兰语就死了；如果给我减刑，我就会埋头学习。我答应你，在这间探视室里，我们很快能用盖尔语交谈了。”
她点点头，想笑但没笑出来。
“盖尔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说道，“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学会。亲爱的，你的生活已经够动荡了。不过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爱尔兰人像你这样为爱尔兰出力。”
“亲爱的爱丽丝，这还得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谊、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养。每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聚会，和杰出的人在一起，气氛是那么令人愉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对你说，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热爱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师，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罗杰终于说出了想说而又因腼腆未能说出的感受。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就敬仰并热爱这位历史学家兼作家，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关于爱尔兰和盖尔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书籍与文章帮助凯斯门特获得了“凯尔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极大的毅力追求这种自豪感，有时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为刚果改革协会向爱丽丝求助而结识她的，那个协会是他与埃德蒙·d.莫列尔创办的。那时，这些火气很旺的朋友已经开始向利奥波尔多二世及其诡计多端的设计——刚果独立王国展开公开的斗争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在揭发其对刚果的残暴行为方面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动员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这一阵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爱丽丝成了罗杰精神上的庇护者和导师，他只要在伦敦，每个星期都要去参加爱丽丝家的沙龙。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有教授、报人、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一般说来，这些人跟她一样，都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都主张爱尔兰自治，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位于格罗夫纳路寓所的高雅沙龙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爱丽丝一直保存着亡夫——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图书。在那里，罗杰认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亚瑟·柯南·道尔爵士、萧伯纳、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约翰·高尔斯华绥、肯尼斯·格雷厄姆和许多别的受欢迎的作家。
“我有个问题，昨天就想问格特鲁德，但没敢问，”罗杰说道，“康拉德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吗？我的律师和格特鲁德都没提起他的名字。”
爱丽丝摇了摇头。
“我亲自给他写过信，请他签名，”她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滑来滑去。也许因为刚被承认为英国公民，自认为还不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波兰人，他既恨德国也恨俄国，这两个国家让他的国家消亡了几个世纪。谁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却是个假正经的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凯斯门特点头同意。他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事最好不知道。没有这个人的签名让他很难过，上次从加万·达夫律师处得知埃德蒙·d.莫列尔不愿意在减刑请愿书上签名令他感到同样的难过。竟然是他的朋友、斗牛犬一样的兄弟、为刚果土著利益而斗争的战友拒绝签名，还说在战争期间要对祖国忠诚。
“康拉德不签名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历史学家说道，“他对阿斯奎斯政府的政治影响等于零。”
“当然，那当然。”罗杰同意道。
他的签名也许对请愿的成败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内心来讲，罗杰很在乎。在监狱里，在因绝望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中，如果一个有威望的人、一个这么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难时刻支持他，签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谊的信，送达了他的手里，那是多么好啊。
“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吗？”爱丽丝问道，像在猜测他在想什么。
“确切地说，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刚果认识的，”罗杰答道，“那时他还不是作家，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没错，那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他送了我一本，还签了名。我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没发表过什么了。他是海员，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英语，他的波兰口音很重。”
“现在也没人能听懂，”爱丽丝笑了，“还是用他那吓人的口音讲英语，像是在‘嚼卵石’，这是萧伯纳说的。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文笔确实很精彩。”
这番回忆使罗杰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湿热的夏天开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着专叮外国人皮肤的苍蝇的骚扰。一艘英国商船的年轻船长来到了马塔迪，船长三十岁左右，宽额，黑须，体格健壮，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波兰人，加入英国籍没几年，因受雇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为一艘小轮船的船长来到此地。这艘轮船负责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与遥远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线之间运送商品和商人。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充满了幻想与计算。他来到刚果，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话。利奥波尔多二世正是利用这些神话把自己包装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刚果人从奴隶制度、异教束缚和其他野蛮习惯中解救出来的仁慈君主。这个波兰人尽管有着在亚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丰富经验，但他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短板赋予他某种天真无邪的气息，这立刻吸引了罗杰。好感是相互的，从结识的那一天起，直到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带领三十个装卸工沿着商旅之路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出发赴任比利时国王号船长一职前的三个星期里，他们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他们在马塔迪周边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维维，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连瓦砾都不剩一块。他们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据传四个世纪前，利文斯顿瀑布和“魔鬼大锅”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前进。在吕福迪平原，罗杰向年轻的波兰人介绍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后来在一次火灾中毁掉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二人进行了长谈，谈及很多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康拉德刚刚踏上而罗杰已经待了六年的新生刚果独立王国里的事情。与罗杰交好数天后，这位波兰海员产生了一个与刚来此地工作时不一样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发前往克里斯塔尔山脉，临行时对罗杰说道：“我失去了童贞。”他就是这么说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断然说道：“凯斯门特，在利奥波尔多二世身上，在刚果独立王国问题上，甚至在生活问题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贞。”他又说了一遍，夸大地说：“我失去了童贞。”
后来，在罗杰去伦敦的旅途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通了几封信。1903年，相识十三年后的那年六月，当时在英国的凯斯门特接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时他已叫这个名字，并且成了一位有声望的作家）的请帖，邀请他到肯特郡本特农庄的西塞别墅度周末。在那里，作家和妻儿过着俭朴而和谐的生活。罗杰保留着与作家一起度过的那两天的温馨回忆。那时作家已有了几丝银发，胡子浓密，人发胖了，言谈之间也有了知识分子那股傲慢劲。不过他对待罗杰还是热情洋溢的。罗杰刚读完他的那部描写刚果的小说《黑暗的心》，那是对发生在刚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写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贺，康拉德用手势打断了他：
“凯斯门特，您应该是那部书的合作者，”康拉德拍着他的肩说道，“没有您的帮助，我根本写不出来。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刚果独立王国，也看清了人类的残暴。”
饭后，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俩单独聊起来。作家在波尔多葡萄酒饮过二巡后对罗杰说，他为刚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称作“英国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这一夸奖把罗杰搞得满脸通红。对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对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尔进行的反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帮助如此之大的这个人，怎么会拒绝在只是请求免死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什么事情会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关系？
访问伦敦期间，他记得与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时，他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威灵顿俱乐部跟外事办的同事聚会，与康拉德不期而遇。当他向同事告别时，作家坚持请他留下来跟他喝杯白兰地。二人回忆起康拉德路过马塔迪六个月后回来时那副颓废的样子。罗杰那时仍在当地工作，负责仓储和运输，而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则一反半年前罗杰认识他时的样子，热情而又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的影子一点儿都不见了。他好像老了许多，显得心烦意乱，寄生虫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泻，体重轻了好几公斤。他痛苦、悲观，一心想尽早回到伦敦，找个真正的医生看看。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对您并不仁慈。别紧张，疟疾就是这样，哪怕烧退了，这病还是好不了。”
谈话是在罗杰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里进行的，仍然是在饭后。马塔迪的夜晚既无月光也无星光，但并没有下雨。昆虫的嗡嗡声催人欲睡，他们一面吸烟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几口。
“最糟还不只是原始森林，气候也有损健康。发烧烧得我将近两个星期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波兰人抱怨道，“连那可怕的疟疾搞得我拉血也不过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凯斯门特，真正糟糕的是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倒霉的国家里每日发生的可怕事情，随时随地都看得见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干的可怕行径。”
康拉德乘他所指挥的公司轮船比利时国王号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和斯坦利瀑布之间往来过一次。去基桑加尼的路上，前半程很不顺利，在金沙萨附近，毫无航行经验的独木舟划手被困在旋涡之中，康拉德差点儿溺水而亡。疟疾害得他躺在破床上不时地发烧，无力站起。就在那里，他得知前任比利时船长因与村落的一个土著人发生争执而被箭射死，另一位任职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官员因不明疾病死在旅途中——是康拉德送他到收割橡胶、猎取象牙的偏僻村落去的。但是，叫波兰人发怒的并不是惹他发疯的肉体上的不幸。
“是道德败坏，是这个国家渗入到各个方面的灵魂的堕落。”他好像被某种隐晦的幻觉吓呆了，以空洞而阴森的声音说道。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曾想让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凯斯门特回忆道，“但很遗憾，对您在刚果河上游将要遇到的一切，我没能明确地提醒。”
是什么对他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发现了某些村社里还在盛行食人的原始习性？在部落和贸易点还流行着用几个法郎就可以把奴隶买来买去的陋习？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对刚果人使用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手段？他不忍看见土著人的背部那累累的鞭痕？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白人鞭打一个黑人，直至全身都是纵横交织的伤痕？罗杰没有要他讲具体的事例，但毫无疑问，比利时国王号的船长在合同三年期满之后想辞职尽早回英国之前确实亲眼见证了那些可怖的事情。他还对罗杰讲了一件事：从斯坦利瀑布回到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时，他跟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个经理名叫卡米勒·德尔孔米讷，但他把他叫做“穿马甲戴帽子的野蛮人”。康拉德现在回到文明中去了，对他来说，也就是回到英国了。
“你读过《黑暗的心》吗？”罗杰问爱丽丝，“你认为他对人类的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想不怎么正确，”历史学家答道，“这本书出版时，我们在某个星期二争论了很久。说非洲把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人，不过是隐喻。你的那篇《关于刚果的报告》指出的刚好相反，是我们这些欧洲人把最坏的野蛮行为带去了那里。另外，你在非洲待了二十年，并没有变成野蛮人，甚至比以前更加文明。你离开英国时还相信殖民主义和帝国具有高尚的美德呢。”
“康拉德说，人类的道德败坏是在刚果浮出表面的，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黑暗的心》多次使我夜不成寐，我觉得他描写的不是刚果，不是现实，也不是历史，而是地狱。刚果不过是某些悲观的天主教徒表达残酷看法的借口。”
“对不起，打断你们，”看守转身对他们说道，“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而探视时间只允许十分钟，你们该告别了。”
罗杰向爱丽丝伸出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她竟张开了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使你得救，罗杰。”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罗杰心想：“爱丽丝如此控制不住感情，大概是因为她确信请愿肯定会被拒绝。”
回牢房的一路上，他都很伤心，还能再次看到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吗？对他来说，爱丽丝意味着许多东西，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怀有对爱尔兰的热爱：不容改变的热爱、最强烈的热爱、最固执的热爱、能使她憔悴的热爱、会为之牺牲的热爱。“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不停地说道。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给爱尔兰造成了多少痛苦和不公平啊！所以，为此高尚的事业去牺牲是值得的，但无疑是失败了。为了加速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把自身斗争与德国人联系起来，使得德国陆海军的进攻行为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起义配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功。他想阻止那次起义，却无能为力。现在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埃蒙·圣安特、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很多人都被枪决了。只有上帝知道那几百个同伴在监狱里会被关上多少年，也许一直关到腐烂。至少他是一个范例，放荡不羁的约瑟夫·普伦凯特曾在都柏林狠心地这样说。在刚果与利奥波尔多二世斗，在亚马孙地区与普图马约河畔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及橡胶商们斗，为这样的事业而斗争，他是献身的范例、爱国的范例、牺牲的范例。这是正义的事业，是孤身一人反对强者与霸者暴行的事业。诬蔑他是叛徒，是蜕化变质分子，就能抹杀这一切吗？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这要由上帝决定，很久以来就同情他的上帝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他闭着眼，仰躺在破床上，又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如果这位前船长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自己会不会感觉好受一些呢？也许好，也许不好。那天晚上，在肯特郡的别墅里，他说：“在来刚果以前，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动物。”这话是什么意思？尽管罗杰并不完全明白，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那些所为、那些无为、在人类问题方面、在原罪问题上、在邪恶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至关重要的忧虑。罗杰很了解这一点，其实是刚果把他变得有人性了。如果有人性意味着能看清贪婪、吝啬、偏见、残暴所能达到的极致，那的确是道德败坏——对，这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是人类专有的。刚果向他展示了这些东西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使他睁开了眼，也使他跟那波兰人一样“失去了童贞”。于是他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岁到达非洲时也是个“童男”。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说，报纸上指控他在人类中是一个渣滓，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为了打消这与日俱增的消沉，他只有想象抱着另一个裸露的身体在放满水的澡盆里用肥皂美美地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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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于1903年6月5日从斯坦利修建、他本人年轻时也参与修建过的铁路坐车离开了马塔迪。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前那漫长的两天里，年轻时体育锻炼方面的一件事一直纠缠着他：他是第一个在恩基希河游泳的白人。恩基希河是商旅之路上曼延加与斯坦利湖之间最长的一条河。他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刚果河中下游的几条最小的河流如科威罗河、鲁贡谷河、姆波索河与伦萨迪河里游泳过，这些河里虽有鳄鱼，但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恩基希河很宽，将近百米，河水更是湍急，靠近瀑布处净是旋涡。当地的土著人提醒过他，在那里游泳太莽撞了，会被水流卷走，撞在石头上。果然，他胳膊划了不久就感到双腿被急流拽向旋涡中心。他竭力蹬腿，使劲划臂，但没能避免喝了几口水。他已筋疲力尽了，此时却被一个浪头卷向了岸边。他竭力抓住了几块岩石。爬上斜坡时，他已被撞得浑身都是伤痕，心都要跳出来了。
这趟行程持续了三个月零十天。后来他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性格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刚果，对非洲，对人类，对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以及对生活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清醒、更加现实了。但那些经历也把他变成了一个习惯不幸的人。在他的余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好几次对自己说，还不如不到刚果河中上游去核实伦敦的某些教会和那位叫埃德蒙·d.莫列尔的记者对橡胶产区土著人遭受的不公平行为的指控。那位记者似乎要终其一生地批判利奥波尔多二世和刚果独立王国。
从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第一段行程，罗杰看到的破败景象使他大吃一惊。他曾经夜宿过的村落如通巴以及散布在恩塞勒和恩多拉山谷的一些村落，以前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则差不多变成了沙漠。幽灵般的老人拖着双脚在飞扬的沙尘中踽踽而行，也有人蹲在树干旁闭着眼睛像是死去，要么昏昏欲睡。
在那三个月零十天里，荒无人烟的景象——失去血色的人以及罗杰在十五六年前曾经到过、夜宿过或搞过贸易的村落与落脚点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在做噩梦。当年在这些地区，刚果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或是在内地，在隘口处，罗杰在传教士、官员、治安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土著人中搜集证词。他可以用林加拉语、基刚果语和斯瓦西里语或者通过翻译用当地的语言向土著人提问，可现在人们去哪儿了？记忆是不会欺骗他的。以前那些打量他、触摸他，然后围上来的兴奋的人，一群群的儿童、女人和男人仿佛就在眼前。男人都文着身，磨尖的牙齿都戴着小圆环，有时手持长矛，戴面具。这几年怎么一下子蒸发了？有些村落消失了，有的则只剩下一半人、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有些地方，罗杰还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就拿鲁科雷拉来说，1884年他第一次访问这个人口众多的村社时，有五千居民，而现在不到三百五十二人。大多数的村落因居民年老、生病而处于颓败的境地。因而，凯斯门特巡视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八十二个幸存者还有劳动能力。鲁科雷拉怎么会一下子就消失了四千多居民？
政府的代理人、橡胶收购公司的职员和治安队的军官们的解释永远是一样的：营养不良损坏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所以黑人因睡眠症、天花、黄热病、感冒、肺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像苍蝇般地死去。流行病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尤其是睡眠症。据几年前的发现，那是由舌蝇造成的。舌蝇进攻血液和脑子，在病人四肢产生一种寄生虫，造成了嗜眠症，永远也治不好。旅程至此，罗杰·凯斯门特依然对刚果人口为何骤减有所疑问，但他不是在寻求答案，而是想确认一下他所听到的谎言是不是所有人不断重复的口号。他很清楚答案：使刚果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刚果人蒸发掉的灾难，是贪婪、残暴、橡胶、无人性的制度和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无情的剥削。
在利奥波德维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调查不被当局破坏，他决定不使用官方提供的任何交通工具，而是在外事办的同意下，向美国浸礼会联合会租用了亨利·里德号及其全体船员。谈判进程缓慢，因为旅行需要贮藏木材和食物，他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逗留期就得延长，从6月6日延长到7月2日才起锚。沿河上行，乘自己的船旅行自由多了，想深入到何处就深入到何处，想在哪儿停泊就在哪儿停泊。这就使得他能够调查到在殖民体制下永远发现不了的事情。过去，他从来没有同当地非洲人有过这么多次的谈话，以前，非洲人只在确定他没和军人及比利时行政当局在一起之后，才敢向他凑近。
自六七年前罗杰上一次去利奥波德维尔以来，这个城市成长了许多。满城都是房屋、仓库、传教所、办公室、法院、海关，到处是视察员、法官、会计师、军官和士兵，也到处是神父和牧师。这新兴的城市一开始就让他感到讨厌，不是因为接待不周，相反，从总督到警察局，从他前去拜访的法官和视察员到他去访问的新教牧师和天主教传教士，都热诚地接待了他。所有人都主动向他提供他需要的报告，但正如他几个星期后所证实的那样，这些报告都是模棱两可、公然假造的。他感到某种敌对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弥漫在城市上空。相反，河对岸，与之相邻的法属刚果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却没有那么令人窒息，甚至令人感到愉快。他曾经去过两次，街道开阔而规整，人们心情开朗。在那里，没有利奥波德维尔那种暗中仇恨人民的气氛。在利奥波德维尔谈判、租用亨利·里德号的四个星期中，他倒是得到了许多报告，但是没有人愿意谈得深入，连好心人都对他藏着掖着，就连对自己也不愿多说，因为他们惧怕直面那恐怖的事实真相。
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后来对他说，那一切纯属偏见。是他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的所见所闻、他对利奥波德维尔的回忆搞乱了他的思维。另外，他的回忆不仅仅保留着对亨利·莫顿·斯坦利于1881年建立的这个城市的坏印象。一天早晨，他趁空气新鲜，走了很长一段路去码头，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黢黑的半裸小伙子身上，他们正一面唱着歌一面从驳船上卸货。二人看样子很年轻，身上的遮羞布掩藏不住臀部的轮廓。二人都很瘦，但富有弹性，以富有节奏的动作把一包包的货物卸下来，给人留下健康、和谐的美感。他欣赏了很久，很想把他们拍下来，以便将来回忆起来可以说初生的利奥波德维尔并不全都是丑恶肮脏的。可惜他当时没带照相机。
1903年，亨利·里德号于当年七月起锚。穿过斯坦利湖那广阔而平静的湖面时，他感动了：在法属刚果的对岸，瞭望几处沙质的陡崖，使他想起了多佛那些露出水面的白色礁石；长翅鹮鸟在阳光的照射下优雅而高傲地在湖面上飞翔。这美丽的景象持续了大半天而无改变。翻译、装卸工和砍刀手激动得不时地指点着泥泞里大象、河马、水牛和羚羊的足迹。他的斗牛犬约翰也因这次旅行而兴奋起来，在船上跑来跑去，还突然吠上几声。但是到了琼毕利，去捡柴时，约翰突然变了脾气，发起怒来，不知怎么搞的，几秒钟内就咬伤了一头猪猡、一只山羊以及浸礼教会联合会牧师的菜园看守人。罗杰只得送些礼物作为赔偿。
旅程的第二天，看到载着一筐筐橡胶的小轮船和驳船沿着刚果河下行到利奥波德维尔。整个旅程都是这幅景象，不时能远眺两岸枝叶间露出的电报杆和村落的屋顶。村民一见他们走近就逃进了森林。后来，罗杰想向某个镇子上的土著人提些问题，就先派一个翻译向村民说明，英国领事是一个人来的，没带比利时军官，想调查村民面临的问题和需求。
旅程的第三天，在建有浸礼会联合会办的传教所的伯罗伯镇，他预先得知了一个期待中的消息。在一群浸礼会传教士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莉莉·德·艾勒医生，她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和蔼可亲。她的个子高高的，不知疲倦，生活俭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在刚果待了十四年，能讲好几种土著语言，还有效地领导着一家为土著人开设的医院。医院里挤满了病人，罗杰在躺着病人的吊床、木床和席子中间走着，特意向艾勒小姐询问为什么病人都伤在臀部、腿部和背部，后者宽容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他们是某种灾害的受难者，领事先生，这种灾害叫奇科特，是一种比狮子和眼镜蛇更嗜血的猛兽。博马和马塔迪没有奇科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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