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凡走过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总难免会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假如”。有时与当年外语学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们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于是我常常会感叹：“我如果不离开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导’了吧！那该多清高，多潇洒啊！”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当然会是‘博导’，不过就成不了名人了！教书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虽然我们是终生好友，但他们大概视我早已是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报之一笑。

前几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亲当年没有把我带去见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即使见了我也没有叫我去帮他学英文；假如1970年毛泽东没有调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与乔冠华没有相恋”……任何一个“假如”都会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运多舛，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历经磨难！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待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虽然是个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这个“假如”当然也是最不现实的，因为我在亚洲司默无声息地只待了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

当时，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激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的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了整个接待工作。

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楼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是空荡荡的。我只见到一位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他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点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这个接待组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冠华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谈判。10月，冠华已出院，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来到了接待组。看得出，外交部的干部对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又是极不相同！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他认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真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2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代？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要害。中美对峙二十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在位总统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尼克松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时的激动。如今，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我觉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个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这一次我被指派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译，可以说，从这次任务开始，我才被接受为外交部的主要翻译之一。

黑格与基辛格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和办事的作风。黑格不善于外交辞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显然对当时的中国很不了解，以致后来他的访问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波。

美方先遣队阵容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现在回想，难以置信当年美国的总统访华能够接受那么多我们设定的限制。特别是我们坚持尼克松在我国境内必须乘坐我们的飞机以及我们提供的防弹红旗车。谈判一开始，美方坚持总统全程乘坐“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以及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美方还要求我们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他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韩叙是个很策略的谈判家。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又很和蔼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他们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我们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唯一的妥协是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愿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的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我们还没有喷气式飞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仅是苏制伊尔十八型号的螺旋桨飞机。我想美方保安人员肯定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但是，作为中国，我们赢得了主权、尊严。最后，美方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你提出的并要坚持的，你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韩叙在礼宾、后勤方面的会谈总的还算顺利，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致。此时，黑格准将的另一个任务是与中方对公报进一步交换意见。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黑格，就尼克松访华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他说了一句话，被周总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说：“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语vibility这个词，当时被译成“生存能力”。周总理的浓眉顿时皱了起来，要求再译一遍。这次谈话主要是听美方意见，第三天再继续会谈。黑格离开大会堂后，周总理立即叫我们去把权威的英英大辞典找来，他说要查一查vibility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会见时回答黑格。周总理说如果这个词确实是“生存能力”，他要驳斥黑格。我们搬来了牛津大辞典、威伯斯特大辞典等权威性的英英辞典，证实了vibility这个词的意思。1月6日，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严厉地告诉他，我们不接受美方的这种提法；中国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紧张，他在回答周总理时虽想辩解，但却很无力。我当时觉得这位将军也许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不见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显然不是周总理的对手。后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1月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会见黑格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毅元帅逝世了！会谈完，我们随周总理往外走时，我见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视总理，我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乘总理去洗手间时，我们问出了什么事，才知道总理在与黑格谈话时，接到通知陈老总去世了。他们说：“今晚实在不想告诉总理了。他这两天因为应付黑格访问，已经太累了。如果告诉他，今晚就一点都不能休息了。”顿时周围人全都肃静无言。一位中国革命的不朽功臣，一颗明亮的星辰陨落了，他曾身经百战，历尽磨难，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年又遭迫害，生命结束于郁闷之中！

就在黑格在北京谈判的那几天中，有一天大约凌晨三点，我在民族饭店的房间里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黑格会谈的情况。我赶紧迷迷糊糊赶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见王海容、唐闻生已在那里。其他就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和张玉凤。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发里，惊异地看到主席健康情况显然很不好。自从1970年6月我见到他，他调我到外交部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腿肿得厉害，需要放在一个脚凳子上，神情也比较缓慢。他半躺在那张大单人沙发中，行动很不便。我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主席老了！主席说不要惊动总理了，你们讲讲就可以了。于是我们把黑格及其先遣队那几天的会谈情况详细汇报，主席听得很高兴。毛主席知道我将全程陪同黑格去上海、杭州，特别关照我要让这些美国人多看看，多了解中国。

黑格北京之行结束后，计划沿着尼克松一个半月后即将走的路线走一遍，为访问做准备。因此，我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没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点造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障碍。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时，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这个人本是个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当时已是上海的主要领导。当天晚上，他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气氛很低调，显出与北京对尼克松访华在态度上的细微不同。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我当时是黑格的翻译，我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双方意见不一致。

第二天，按计划，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我在陪同黑格参观时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态度冷淡，且交头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情。果然，参观到一半时，上海外办的一位领导找我到一边说“参考资料”登载美国发表声明将卖给台湾武器，他们要向美方表示抗议。我说这似乎欠妥，黑格是来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体细节影响大局。中央没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采取行动。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十分狂妄，根本听不进去。他们随即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黑格似乎并不明白华盛顿究竟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显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后一半的参观气氛自然更为冷淡，只能草草结束。我们北京陪同人员中的年轻人对上海领导的擅自行为很气愤，要求带队的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当时上海的权力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已调到北京任要职，带队的部长级领导与我们这些普通年轻干部不同，他们顾虑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影响，不敢轻易得罪这些造反派。我们与黑格一行就这样在当天中午带着阴沉的心情离开上海赴杭州。到达杭州时我记得已近下午二时。1月份的杭州气候阴冷、潮湿。飞机降落后，打开机舱门，我陪黑格首先下飞机。杭州方面来了一些领导，在飞机前站成一排。但他们每个人都表情极为严肃，毫无笑容。他们不像是在欢迎客人，倒像是在参加葬礼。在所有人下机后，杭州方面说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务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走的路线，并作出最后的选择，其中就有乘船游览西湖。

虽然我们一路劳顿，尚未用午餐，但为了尊重当地领导的决定，还是放下行装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风彻骨，船舱内没有暖气装置，所有人都紧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尔说一下西湖景点。船舱内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见的中国人好客表现的糖果、点心、水果毫无踪影。不用说黑格和美方人员，就是我们中方陪同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饥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时此刻一点不显得妩媚动人，唯一的感觉是冷。

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舱口问一位杭州接待处的处长，为什么对客人这样不客气、这样冷淡。他们明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餐，为什么船内连一点水果、点心都不备。那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来的安排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船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说黑格一行对中国极不友好，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接待‘降温’。我们不得不连夜撤走船上的东西。”

当天晚上，我们北京来的陪同人员开会至深夜，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认为上海方面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毛主席、中央的对美工作方针。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经上海机场转乘美方专机回美，如果不设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负面影响，必将不利于我们对尼克松访问的既定方针。北京来的领导开始时有些顾虑，但最后，同意打电话回外交部报告这两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