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电话，会议还在继续，凌晨两点多，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他向带队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领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在黑格离华前挽回不良影响。毛主席已亲自指示当时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领导王洪文连夜飞到上海，在虹桥机场黑格转机时欢送黑格。毛主席并指示，听说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团成员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我们大家欣喜万分，两天来的沉重心情此时总算松弛下来。早餐时，杭州方面的领导突然全部来到宾馆，一改昨日的严肃，竟是一片阳光灿烂，欢声笑语。而我看到黑格却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这政治气候的“阴转晴”是怎么回事。

最为戏剧性的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当我们走进专用候机厅时，见到里面一片节日气氛，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满彩带。本来只是准备稍事休息，用一点简单午餐就转飞机的，而此时厅内已摆满了筵席，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酒宴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频频举杯与黑格干杯，祝他完成任务，一路顺风。我想黑格此时实在对中国人的这种变幻莫测无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终于忍不住问我这个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译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犹豫了一刻，但还是决定告诉他。我说，“其实是一桩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没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领导认为你傲慢，对他们不礼貌。他们也告诉了杭州方面。后来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们，叫他们的主要领导从北京赶来欢送你，希望你忘记前两天的不愉快。我们还是要一起把尼克松总统来访的准备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虽然我想他并不理解，但他对我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忘记祝酒。他说欢迎宴会时，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后来，他数次问我何时回敬祝酒最适宜。这顿午宴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在美方登机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每个人赠礼。连夜赶制的糖果盒是一个用粉红色的锦缎裱糊在硬纸上的八角形礼盒。盒中分为八格，中间再有一圆格，共放九种不同糖果。当时的工艺很简单，均是工人人工制作，因为是连夜赶制的，所以送给美方时，糨糊未干，每个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谢，但因为他们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飞机，而且这个装十斤糖果的土制锦盒硕大无比，当时又没有现在那些精致的包装可以携带，所以他们只能用双手捧着这些大盒子上飞机。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墙后望着这一长队的美国人手捧毛泽东主席亲自关照赠送的粉红色大糖果盒登上他们的空军专机，当时十分感慨。一个伟人可以扭转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历史倒退！

至于毛泽东说美国人喜欢中国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时，他们一行住在钓鱼台五号楼。接待组在每个房间里摆了糖果。当时的国宾馆服务员因为严格要求政治条件，多数是来自外地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他们从未见过美国人，对这个任务觉得很光荣，也很紧张，因此事事都来汇报。一日，服务员很困惑地汇报说美国人特爱吃糖，他们连糖纸一起吃掉，因为房内做清洁时未发现糖纸，可是盘中的糖全吃完了。我们大笑，告诉他们美国人一定是把糖带回美国作为从中国带回去的礼品了。这个笑话在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告诉了他，他很高兴，说只要盆中的糖没有了就马上放满。美国人爱吃中国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泽东脑子里。

送走黑格之后，我们也准备回京。此时接到北京传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体接待组人员返回北京后，一律不准解散回家，全体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们立即意识到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上海发生的事情。

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部长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花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性。”

当时最艰苦的会谈是就公报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会谈。这个谈判在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进行。他们二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厨房……但我刚刚轻松了两三天，在尼克松答谢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妇乘车时，尼克松总统突然对我说他已向周总理提了个请求，要求在他答谢宴会致辞时由我给他翻译，而不是欢迎宴会时为他翻译的冀朝铸。他的理由是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的翻译是位女士（唐闻生），而他的翻译却是一位与他一样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总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译来换冀朝铸。当时，我说冀的英语比我强，还是他更合适。当晚，我对小冀说我无论如何不能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不仅宴会厅的主宾有上千人，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来了近四百人，这是当时十分闭塞的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我说我经验不足，一定怯场。小冀一再鼓励我，我还是不敢。最后同小冀达成协议，北京的答谢宴会仍由他上，离开北京后，在杭州、上海由我上。当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么多美国媒体面前为美国的总统翻译时，不知怎么，突然一点都不感到胆怯了，只觉得十分兴奋，而且特别有信心能够翻好。这常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认输的一面。

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总理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毛主席指示，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可以有改动余地。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总理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杭州之后的2月27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刘庄的国务院罗杰斯一行无人去打扰他们，我想他们大概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场。

凌晨四点，双方终于达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泽东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当我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去机场时，我见到他们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我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我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我去了机场。

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7日下午四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抔黄土掩埋。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在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父亲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此外，他还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给尼克松。当晚，气氛轻松热情，尽欢而散。

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启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十点，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我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但这是周总理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我父亲的著作。我看来是必须找到《柳文》才能交代。但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于我们那时缺少经验，因此有些事被美国的媒体看出其刻意的安排。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他在高处窗户观察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结果发现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来回走这段并不长的路，两小时后换成另一批人。我们猜那是上海当地的安全措施。还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76精神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往往要掩盖一些真实的现象，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尼克松访华期间，当时任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曾对我说要我离开亚洲司，调去美大司，因为今后美国的事务会很多，他急需充实业务干部。我自然很愿意继续做中美关系方面的工作。章文晋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应属世交。他的外祖父朱启钤（朱桂莘）曾任袁世凯时代内务大臣，在京城是名门望族。朱家的几位小姐都赫赫有名，其中六小姐的丈夫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卿。章文晋的母亲是朱家的大小姐。我父亲与朱桂老是好友，他曾做过朱桂老长子的老师。父亲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应朱桂老邀请暂住他在东四八条54号家的后院。没有想到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周总理来看父亲才发现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朋友家中，立即下令为父亲寻找单独住所，这样我们才搬进了史家胡同24号。我们在东四八条居住时，与朱家关系很好，来往很密。章文晋那时去探望外公，见到我时，随辈分曾叫我“小姑姑”。我到了外交部当然他就不再这样称呼我了，但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姓“章”，又听说我们早已认识，因此部里不少人误以为我们真是有亲戚关系。

我以为司长点了名要人，我又已经参加了中美关系的工作，调去美大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尼克松离华后，章文晋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调我，有人不同意。美大司的事他也做不了主。此事就作罢了，我又回到亚洲司四处。有一段时间，生活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整天处理一些琐事，下班回家看书。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毛主席身边的两位人物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又一次想回到外语学院去，我找了曾在外语学院共事过的浦寿昌同志诉说我想回学校。可惜当时，我已身不由己，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