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外交部大楼

1971年3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来临，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我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黄色军用挎包，里面装了一个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当做茶杯用的果酱瓶，外面用五颜六色的透明塑料绳编织成各种图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转组织关系的材料了。我跨进了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来报到的！

对于从大学教师转行到外交部，我丝毫不觉得兴奋。对于我学习、工作，也可以说战斗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十分留恋。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钟情的英、美文学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对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从。当然，我最最浑然不知的是，从我跨进这个大楼的一刻起，命运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此我步入了一个深不可测、荆棘丛生的人生大森林。那里有极为壮丽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景观，有我的爱情绝唱；但也有急流险滩和猛兽陷阱随时准备吞噬我，也最终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甚至深知当时他作的许多政治决定，其实那是误传。我的确有幸多次见过他，但大多数是在他会见外宾的场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点名参加的政治局一级的高层会议上。我和毛泽东主席的个别接触主要还是60年代初，我还是外语学院一名英语教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回想那时我对政治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那时毛泽东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去学英语是一种消遣，而他正在酝酿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却幼稚地与他大谈文学与政治题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比例！

到了70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过不少机会见到他。但那时他的身边环境比60年代似乎复杂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宠，也多有勾心斗角的帮帮派派，我其实都不在其中。70年代我单独见到毛泽东的仅仅两次：一次是1970年6月，那一次他找我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汇报根据他的指示，我在纽约会见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顾维钧的情况。两次会见都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

此时此刻，当我面对青岛妩媚平静的大海动笔追忆这如烟往事时，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上晨雾，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庆幸能劫后余生，闯过了那重重的生死险关，活至今日，能冷静地面对历史。而这历史正是从1971年3月末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开始的。那一年我三十七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我走进外交部大楼，到了位于二层的干部司办理入部手续。干部司里人很多，都很忙碌，有的干部刚从国外使、领馆回来，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唯一新调入部的。最终有一位大概处级干部非常公事公办地为我办完了手续，通知我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叫我拿一张条子到亚洲司刘春司长那里报到。我有点不解。1970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到外交部时曾说：“你这位女同志，能说能写，也敢说。你先去外语学院干校搞外语教改，编写新教材，筹备招新生。办完这些事后你就不要留在学校了，我要调你去外交部。中国需要你这样的女外交官。”他还说我可以当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说实话，那时候我对南亚次大陆一无所知，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更是如同在另一个星球。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东侧，司长是刘春。刘司长曾是军人，听说来部前是少将军衔。他是个非常认真、敬业的领导，我觉得他特严肃。来亚洲司前刘春曾是驻老挝的大使。司里同志曾传说关于刘春的一个故事：

当刘春在军队服务时，他的级别使他拥有秘书、勤务兵及专车的待遇。但到了外交部，一个司长却什么都没有。秘书是司里共用的，代步是一辆旧自行车。一日，刘春的一个老部下荣升，请老首长一聚。刘春骑了他的自行车欣然赴宴。饭后告辞出来，老部下命勤务兵：“把首长的车子开过来！”勤务兵面有难色。刘春急忙解释：“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老部下大为不解，说：“首长到了中央大机关外交部，怎么连专车都没有呢？”刘春说中央司、局级干部都不配专车。老部下于是命令用他的专车送老首长回去。刘春急了，说：“不行，我明早还要骑自行车上班。”老部下想了一下，于是命令勤务兵骑上首长的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送首长回家。

我从未向刘司长询问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过我挺相信的。在那个年代，像刘春这样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胜利后却不计个人名利，服从组织分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干部，今天回想起来，更令人起敬。记得大约是今年初，我在程远行同志撰写的关于王炳南一生的那本书的首发纪念会上又见到了刘春。他已显苍老，却依然朴实。我没有打扰他，没同他打招呼。从感情上，我不想留下任何外交部那一段经历的阴影。多年来，我尽量避免参加外交部的活动、接触外交部的熟人。我真的不想让昔日痛苦的记忆再来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唯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是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悉业务。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眼，镜片至少一千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唯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璃瓶里的糨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工作。”我莫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画好道，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糨糊贴在废纸上，订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

我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官衙门人情淡薄，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级区分。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有时候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报、抄电报，我实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使我倍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当然是最低一档，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时的司办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路秘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