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那是已经取消的项目。赚不到钱的事，结果都是这样。

我们没再说话，只是怔怔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周围的人们都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尽量少说话。他坐着轮椅回医院去了，围拢的人们纷纷散去，仿佛等待已久。

李永彬问要不要喝杯酒，我借口有事离开了。回到家，我独自喝了几杯威士忌，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给车顺雅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像缺了些什么。醉酒归来的第二天、胃疼醒来的时候、独自吃饭的时候、用洗衣机洗内裤袜子的时候、往晾衣架上挂衣服的时候、重感冒的时候，还有就是像现在这样凄凉如饥饿般汹涌而至的时候。刚刚拨完电话号码，手机里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确认后再拨”。

金基荣前辈在回顾展后一直卧床不起，最后在八月中旬某个酷热的夏日离开了人世。现在已经变成一捧灰，放在骨灰堂了。人们以此为借口聚会，喝得酩酊大醉，耍酒疯，传递迟到的消息，然后分开。

从江华岛春游回来那天和车顺雅通话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金前辈回顾展那天夜里才突然想起，于是打了电话，不料没能联系上她。和她的短暂联络犹如一场梦，不知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很虚妄。不知不觉间，我住的联排住宅墙边的银杏树叶开始变黄。

手机屏幕上提示我收到新邮件。我眼睛花，看不清楚，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那是个陌生的邮件地址，开头却写着“致朴敏宇老师”，看得出是写给我的邮件。

这段时间出了些变故，电话打不通了。

联系上朴老师后，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心里很混乱。早已遗忘的从前突然浮现在眼前，清晰如昨。不，怎么会忘记呢，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岁月。失去丈夫之后，我带着儿子走到今天，只要有空就记录往事。算日记，还是手记？写下这些小小的文字，对我来说既是安慰，又是批评，也是激励。无论如何总算熬过来了，一路过得很好。

几个月前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朴老师突然再次走进我的生活。真奇怪。当我无意中得到消息，知道你在不远的地方演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跑过去呢？我觉得遗憾，不过也很庆幸。从照片上看，你老了很多。在这点上我就很聪明。朴老师没看到我最近的样子，所以记忆中还是二十岁时那个美丽文静的车顺雅。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给朴老师写这样一封信。也许是想向老朋友倾诉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吧，像讲从前的故事。想到几十年的岁月就这样飞快地流逝，我无力埋怨什么，可是我想对了解我的人倾诉，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希望我的记录不会给朴老师添麻烦，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一起讨论名著，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和朴老师相处的日子是我宝贵的回忆，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某个人的回忆，这算贪心吗？如果你不想看附件，可以直接删除。

我打开附件。想象着她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字写下自己的故事，我无可奈何地笑了。正如她说的那样，每次想起她的时候，我想到的都不是现在的车顺雅，而是二十岁的车顺雅。年过六旬的车顺雅，我实在无法想象。她说自己胖了，不好意思到演讲现场，我想她应该和大多数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福了吧。人们常说和初恋见面会后悔，不过彼此都老了，变得不成样子，即使见面，想到自己做过的事，也没有资格失望。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达谷，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成为记忆中的标本。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十五岁。父亲独自去釜山避难的时候是三十五岁，母亲刚刚二十岁。父亲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难民，其实是被抓去做义军，后来成了俘虏，关进巨济岛的收容所。不知道是站对了队，还是站错了队，他被划为反共俘虏，获得释放。有一天，他穿着破烂的军装，出现在外公和外婆居住的影岛压面厂，询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工作。影岛压面厂本来属于日本人，老板离开时转让给了外公。

母亲和我一样，也是面馆人家的女儿。她本来有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哥哥，被拉去参军，没有回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舅舅。儿子下落不明，家里正缺人手的时候，我的父亲及时出现，外公内心是欢喜的。外公没有摘掉写有汉字“守山压面厂”的小招牌，一直保留。我在旧照片里也能看到那个招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木板房，即使外公的面条工厂连夜工作，还是生产不出足够的面条。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忙，除了父亲，家里还来了另外两个年轻人。三十五岁的父亲怎么和二十岁的母亲结为夫妻了呢？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个有能力的人，说不定上辈子拯救过地球。无论什么事，父亲接手后绝对不会左顾右盼，只是默默去做。他就是这样死心眼的人，深得外公信任。父亲的性格和外公截然不同。外公把工厂的事情全部交给父亲，自己去外面游荡。父亲和母亲自然而然地走近了。外婆几乎是推着母亲促成了这件事。外公的工厂生意兴隆，还买下了隔壁和后院，生意越做越大。外公开始喝酒，出入有女人的酒吧，后来和外婆分居。生下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后，外公就不再回家了。工厂和房子都卖掉，父亲带着外婆和母亲来到首尔。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来到南边后学会的技术只有压面条，而这门技术发挥了作用。外婆用手中的钱，再加上借债，买了一台面条机。他们没有能力去像样的小区或大市场开店，于是找到了郊外的贫民区，也就是达谷。

直到读了高中，我都是社区里唯一的女学生。我喜欢读书，性格还好。除了我，还有个男生，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社区了。

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拿着书来到晾面条的阁楼，把自己关在那里。那是我摆脱现实，进入自我世界的空间。来到首尔几年之后，外婆去世了，家里的生意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父亲赚的钱刚好够我们一家三口吃饱喝足。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我知道我们社区的男孩子们喜欢我。四五个男孩假装到公用水龙头接水，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底下嬉笑玩耍。主要是宰明哥的兄弟和擦鞋的孩子们。除此之外，我记得还有个叫大块的孩子，也是对我穷追不舍。朴敏宇却不在他们的行列。朴敏宇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小混混，我为自己和他们住一个社区而感到羞耻。

这个社区的情况很糟糕，没有几户人家有玻璃窗。大部分都是木板钉的窗户，令人沉闷。即使是白天，不开窗户的话，屋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看不见外面。我的房间第一次安装玻璃窗那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现在还难以忘记。上中学的某个春日，父亲给我们家安装了玻璃窗。睡觉之前，躺下就可以看见满天繁星，白天耀眼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感觉像是祝福。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我常常呆呆地贴在窗前，凝视窗外。

那天，我也是站在窗前往外看，正好看到不远处鱼饼店家的儿子朴敏宇提着什么东西，朝我们家走来。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似乎有些犹豫。我生怕被他看见，急忙后退了几步。心跳莫名地加速，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他的声音：有人吗？那天他带来一捆鱼饼。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比那更美味的鱼饼。

那之后他偶尔也来我们家，有时买面条，有时送鱼饼。我们常常在公交车站或公交车上相遇。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社区外见面的情景。那天下雨了。他没带雨伞，和我共用一把伞，走了三站地。我撑着伞，他抓着我的手，我急忙抽出手来，他撑着我的雨伞。为了不让我淋到雨，他把雨伞尽量朝我这边倾斜，自己只遮住了头。虽然撑着伞，衣服却湿透了。

我从北部图书馆借的是赫尔曼·黑塞的《克诺尔普》，他借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约好还书的日子再见。我盼着那天快点儿到来。从图书馆回社区的路上有家面食店，我们在那里吃了豆沙包和红豆粥，边吃边讨论我们读过的书。突然间，他谈起了暗淡而茫然的未来。高考临近的高三考生和女生约会，他的心里似乎有些不安和焦虑。我的成绩不错，而且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多，还算从容。他反复说了几次，说他想走出达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只有学习这条路可走。

冬季的贫民区，用手推车送煤炭就成了大事。卖煤的觉得危险，压根儿不想配送。遇到下雪天，地面结冰，那就需要全家人一起搬运，每次用绳子穿起三四块蜂窝煤。父亲死于煤气中毒。每到冬天，附近都有人死于煤气中毒。小学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轻微的煤气中毒，这让我想起母亲让我喝泡菜汤，我就装死让她给我买瓦斯活命水。那时怎么就觉得可乐、雪碧、芬达等碳酸饮料那么好喝啊！瓦斯活命水也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我动不动就装病说肚子疼，想喝瓦斯活命水。有一天我被尿憋醒，天色微亮，我看到放在窗台上的宝佳适饮料，拿起来咕嘟咕嘟就喝。滑溜溜的东西沿着喉咙下去，感觉想吐，我强忍着继续睡觉。第二天，外婆嘟嘟哝哝地说她擦头发的山茶油没了，一滴没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外婆的嘟哝声吵醒，对着尿盆吐了起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随着年龄增长，每次想起那个社区，我都感觉舒适而温暖。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很多，不论白天黑夜，胡同里都充满了孩子们喧闹的笑声。隔着围墙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喊、打骂和咆哮声，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可是到了早晨，红肿着脸的女人还是像往常似的起来为出门干活儿的丈夫准备便当，送丈夫出门。有时我会深深地怀念人们聚在水龙头旁洗衣服、接水的情景。下雨的日子，人们都待在狭窄的房子里，静悄悄的，雨水沿着油毡纸房顶流到屋檐下，伴着雨声入眠，睡得格外香甜。

我想起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那天我们决定到离社区远些的地方看看，就去光化门看了《爱情故事》。奥利弗和珍妮打雪仗的场面，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珍妮患白血病而死的时候，我放声大哭。好像是在那个时候，他拉起了我的手。我就那样被他拉着手，用另一只手擦脸上的泪水。

他报考一流大学后，一直很焦虑。他考上之后，不仅达谷市场的商人，整个社区都因为有喜事而沸腾，我又怎能忘记呢？那年冬天，全世界仿佛都属于朴敏宇。那是假期，我和他隔三岔五就会相约出门。

不久后，我也上了高三。朴敏宇考上了韩国最好的大学，渐渐地，在社区里很难见到他了。许久没有联系，后来我去市场买鱼饼的时候会厚着脸皮问：敏宇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几个月回家一次，也只是在店里待一会儿，急匆匆吃完午饭就走了。听说他住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自己赚学费。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希望自己不比他差。我咬紧牙关，只要再坚持一年，我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车顺雅想跟我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说自己的事？这个故事的最后是什么？疑问接踵而至，段段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正如她回忆的那样，我上大学不久之后，再回达谷就像旅游了。后来我又参军，自然就和那个地方越来越远。退伍复学，我准备就业，毕业后在贤山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年也就回去一两次。我留学的时候，我们家结束租房生涯，搬了家。搬进新家不久，父亲去世。随后十几年里，贫民区成为城市拆迁区，邻居们四散而去。

我幸运地考入名牌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很多东西在贫民区的时候我不知道，然而当我逃离那里，就会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首先，那里的大部分邻居都是全罗道人，庆尚道人有我们家和车顺雅家，仿佛不小心误入黄豆芽屉并且扎了根的黑豆。身在底层似乎没什么不同，可是当我脱离那个狭窄的世界，出身岭南的事实就成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条件。庆尚道出身的将军和政界人士执掌政权，庆尚道的商人也多了起来。进入机关或公司，只要听见方言就会觉得安心。我甚至想，如果我不跟随父母来首尔，而是经过灵山邑到附近城市大邱读高中，也许对我更有利。要是这样的话，我的人际关系会更稳固，困难也会大大减少。眼前的人可能是同学的同学，论起族谱或许是亲戚，同乡的人们具备很多相同的要素。

刚上大学，维新独裁就开始了，时局混乱，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当局甚至下达了停课令。走进学校，经常有同学突然被逮捕，没有出现在教室。我决定再也不回达谷了。我像蒙着眼睛的骡子，默默地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看都不看别的地方。如果有时间，我就去做考试辅导家教，忙碌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倒头大睡。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

我和某个来自外地的家伙合租了自炊房。与人同住很不方便，还要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那就更难了。这家伙还是不伦不类的运动派，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不去工厂和农村寻找民众，而是偷偷藏起印刷品或问题书籍，拉来几个人在我们房间里学习。因为这小子，我放弃了自己租房做饭，开始做住家教师。不过，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得到机会，可以接触崭新的世界。这是凭借曾做过邑事务所书记的父亲的身份很难接近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我不会那样冷静地看世界。我理解那些反抗错误的人，也知道自己应该忍耐。因为有了这样的自制力，我才得以宽恕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习惯性的绝望，我开始习惯于表面上不露声色，冷眼看自己和周围。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摆脱了令人窒息的贫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挫折和绝望变成日常，小小的伤口长出了茧子。如果脚趾上的鸡眼不舒服，无论如何都要拔出来，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偶尔会觉得袜子里有种异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