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激变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灵山邑事务所辞退了书记职务，原因是收受违规建筑者的贿赂。我不知道那些贿赂对我们家人是否有帮助，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一包烟的程度。也难怪，对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是自学者的他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父亲卖掉了镇上那栋不成样的房子，卖掉了从外婆家继承的五亩田，带着家人来到首尔。搬家之前，父亲在大邱和首尔之间往返了两三次。

我们在东大门外的贫民区卸下行李，然后以月租的方式租到了两间水泥房。没有院子，推开厨房前面的门，直接就是胡同。两个房间的窗户也都是朝向胡同，房子后面是别人家的墙壁。厨房门边挂着两副钥匙，每副分别有两把，一副是大门钥匙，另一副是厕所钥匙。父母、我和弟弟各自使用。路边有个我们家和邻居共用的厕所。每次去厕所，必须拿着挂在墙上的钥匙到外面才行。正在厕所解手的时候，过路人的呼吸声会从模板缝隙间传进来。那时我年纪虽小，进出厕所时遇到行人也会害羞，更何况大人；尤其是母亲，该是多么别扭啊。

父亲的故乡前辈在区政府门前经营代书所，这位前辈是父亲来到首尔后的救命稻草。曾经，他也和父亲一样是乡村的底层公务员。父亲去了代书所，给前辈做助手。这样赚来的钱勉强够父亲自己买酒，和家人吃饭。

来到首尔后，母亲终于发挥出强大的生活能力。她出入东大门市场，也不知道是怎么拉拢的保安，竟然在通道中间占了位置摆起摊，出售内衣、袜子和内裤。我读高一那年，我们家的情况再次变得糟糕。父亲患了脑中风。虽然后来恢复了，可是直到去世，他的左腿都不能正常使用。家境变差，不过除了父亲的事，生计方面倒是可以松口气了。

离开东大门附近的贫民区，我们搬到了达谷。这里的环境比原来更糟糕。有的是以前住在中浪川和清溪川被赶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对面贫民区饱和之后涌过来，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区。公用水管设于胡同外的宽敞空地，很多人家没有厕所，大路边不时出现一两个公厕。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廊台前有个窄长的小院。砖墙外面是底下邻居的屋顶和下面的村庄。我们家的位置算是相当不错了，看得见远处的繁华大街。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家有厕所。这里地势较高，直到我高中毕业才安装自来水。我们家的房子很简陋，没有玻璃窗，只有木板门，母亲果断决定，欠债整租下这套房子。

母亲在大路入口处的达谷市场里得到了露天摊位。她也知道卖内衣、内裤在这种贫民区市场赚不到钱。她说卖吃的反而更好，尤其是最累的鲜鱼店会赚钱。起先母亲从东大门水产市场批发海鲜出售，最多也就是批发几箱青花鱼、秋刀鱼、带鱼、冻明太鱼，摆在小小的摊位上，客人来了就收拾好卖出去。家人还在沉睡的凌晨，母亲早早起床去批货。达谷市场活跃起来之后，商人们平摊费用，购置了卡车，进货更多，受苦也少了。从那以后，父亲正式给母亲当起了帮手。

这辈子都靠笔杆子生活的父亲身体也不方便了，谁都想不到他会帮助母亲做海鲜生意。父亲用母亲卖剩的鱼做起了炸鱼饼。每天从对面豆腐店买来豆腐渣，和着磨碎的鱼肉、淀粉搅拌均匀做成鱼饼，比用面粉做的鱼饼更好吃，营养价值也高。附近贫民区的人们几乎都吃过我们家的鱼饼。父亲研究开发出各种美味的鱼饼，常常因为食材用尽而提前关门。我们家的生意自然而然地从卖鱼转向卖鱼饼。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父亲和母亲就在达谷市场赚钱谋生。出租房变成了我们家自己的房子，还买了像模像样的店铺，我们兄弟也都上了大学。当然，这些加起来还不如中产阶层的一栋房子值钱。

我上大学后就没再麻烦父母。来到首尔，我就埋头学习。除了学习，也没什么别的事做，同时我心里还有个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和考入名牌大学的几名校友做了家庭教师，后来索性做了住家教师，于是从家里搬了出来。参军回来后，我也住在外面，后来又出国留学。也就是说，我只在高中前属于我们家的一员。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宰明大哥的？应该是刚刚搬家没几个月的高一暑假。从三岔口大道沿着山坡去往我们社区，在中央路口有个市场，那条路两侧有很多胡同。不仅有胡同，偶尔还有双车道水泥路连接而成的十字路。这样的路口很宽敞，公用水管、公厕和小店铺通常设在这里。通往我们家的十字路口下面有一条左右方向的窄巷，宰明大哥的家就在那条路的尽头。虽然是路尽头，却不是死胡同，那边又有向上的窄胡同，还有用山石砌成的台阶。认识宰明家之前，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条胡同。我通常是在市场帮父母忙完之后，沿着中央路经过公用自来水管道和公厕，再走过拐角处的香烟店，拐入我们家的胡同。

傍晚时分，我慢悠悠地走向市场，总是会看到胡同口有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孩子，有的还抽烟。每次走过他们身边，总感觉我的后脑勺像是被什么牵引着似的，忍不住偷偷地回头看。有一次，正在抽烟的孩子说，臭小子，看什么看。还有一次，有个孩子摘掉了我的学生帽。

给我帽子。

你有钱吗？

给我帽子。

哎哟，这兔崽子有眼无珠。

胡同深处的黑暗中有人用沙哑的嗓子说，喂，给我帽子，边说边走上前来。按照那些孩子的说法，他的个子很矮。我低头看去，真的是个很矮很粗壮的孩子。他夺过帽子，递给我，问什么时候跟我单挑。我没有回答，接过帽子戴上，转过身去。他是宰明大哥的弟弟老根。他叫宰根，兄弟中排行老幺，加上个子矮小，就得了老根这个外号。这些孩子都跟在宰明大哥身边擦皮鞋，加起来有十几人。

夏日傍晚的贫民区，所有的人都拥到路边。大人们三三两两地喝酒、下棋，女人们在胡同口盘腿而坐，谈笑风生。孩子们玩抓小偷游戏，或者唱着“木槿花开了”捉迷藏，吵闹不已。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半大孩子分帮结伙地到山下玩，或者到山顶吹风。我们家离山顶近，走到中央路尽头右转，沿着羊肠小路向上走，很快就到了山顶。那里有几棵树，还有郁郁葱葱的草。从上往下看，可以看见对面的贫困区。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灯光，在夜空里闪烁。这里看得见北汉山，山冈那边繁华街道的红色灯光延伸到天边。山顶有几块岩石，岩石下面是空地。

有一天，孩子们聚在那里玩耍，还有几个大人，好像是玩什么斗鸡游戏，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乱糟糟的。我坐在石头上看他们玩游戏。两个孩子戴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拳套，正在比试拳法。

对！低头、突进、躲闪。啊，臭小子，伸直胳膊，刺拳，刺拳，上勾拳！对！

一个孩子被击倒在地。身兼裁判和教练的青年终止了他们的比赛。

喂，你过来。

刚刚获胜的孩子对我说道。他就是几天前在胡同里说要跟我单挑的老根。青年跟我搭起了话。

喂，你就是上面胡同新搬来的学生？要不要比一场？

我并不乐意，可也不想临阵逃脱，只好尴尬地朝他们走了过去。青年装出认识我的样子，这让我有点儿得意。我本来不是爱打架的人，不料刚从乡下搬到东大门外的贫民区，经常在学校里遭到各种小混混的欺负。当时小学每年级有二十多个班，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上学。初中少了点儿，不过也有十几个班，每班有七八十个孩子。起先我被他们当成了乡巴佬，这让我懂得如果有人招惹或者试图制服你，那么千万不能退缩。哪怕力不从心，也要抗争，直到对方放弃。没有谁会同情倒下去的人。今天输了，明天就在放学路上等，后天去家门口，一直打到对方放弃。只要那个家伙不放弃，或者不道歉，那就绝对不能停止。回家也没用，嘴唇裂了也好，鼻子歪了也好，父母看都不会看。他们忙着照顾年幼的弟弟，我也没有别人可以求助。那天我没有退缩，而是接受了老根的挑战。因为我知道，如果退缩了，那么将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老根已经尝到了胜利的滋味，戴上拳击手套，双手用力碰拳耍酷。我静静地伸出双手，戴上青年递过来的拳套。我平生第一次戴拳套，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青年拍了拍我们的后背。开——始！话音未落，我只觉得眼冒金星。后来学过我才知道，那是直拳。我也打过几次架，低着头，举起双拳开始移动。对方躲过我的拳，同时发起进攻。我被打中了好几次。生气就意味着失败，我在心里自言自语，同时咬紧牙关。突然间被打了个正着，身体晃了几晃，流出鼻血。对方再次出拳的时候，我弯腰朝上进攻。沉重感通过拳套传给我。那小子摔了个四仰八叉。很快，老根马上站起来，原地跳了几次，再次靠近过来。

哎呀，算了算了。

青年把我们分开。我的鼻血还在流，运动服前襟已经被染红。流了好多血啊，青年小声嘀咕，然后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给我擦脸。馊汗味真的令人作呕。

这才第一回合，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了？

老根喘着粗气问道。

青年说：臭小子，平局。你被击倒，他受伤。

老根似乎觉得我的鼻血让他很有面子，没有继续发牢骚，摘下了拳套。青年说：

回家就说运动时流了鼻血。你以前打过拳击吗？

我回答说这是第一次。

你的勾拳不一般啊！很有天分，你叫什么名字？

朴敏宇。

我叫宰明，叫我大哥就行。宰根呀，他叫敏宇，你和敏宇握个手。

我们难为情地握手。

宰明大哥的处理方式让我深深地感动，既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又很自然地接纳我为同社区的孩子。

高二之前，我深深地迷上了宰明家的兄弟们。当时宰明大哥大概二十岁，是家里的次子。最上面是宰燮大哥，二十二岁左右。宰燮大哥几个月回贫民区的家里一次，住上十天或一个月就走。宰根是老三，比我大一岁。他在兄弟中最小，真正的老幺是他们家的独生女妙顺。妙顺比我小两三岁。

他们的父亲不在了。宰明大哥就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家务活由妈妈和妙顺负责，宰明大哥管理丁字路口旁现代剧场门前、生肉店、万石会馆和后巷，以及故乡茶馆门前擦鞋的地方。他们兄弟几个都只读了几年小学。老根自豪地说他们是国三辍学、国四辍学、国五辍学。我问国五辍学的是谁，他说还是头脑聪明的宰明哥多读了几年。他们的父亲是农民，从全罗道来首尔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就算他活着，也没能力让兄弟三人都读书。

整个暑假，我们每周会有两三次在傍晚时间登上后山的山顶。我决定跟宰明大哥学拳击。他教我前后交叉双脚，交错移动重心、低头，利用双拳和肘部保护下颚、面部、肋下和腹部，直拳、勾拳、摆拳、正蹬等动作。这里不是拳馆，没有沙袋之类的，不过可以通过跳绳和原地跳进行呼吸、爆发力和腰部力量的训练。

宰明大哥退学后，进了钟路的擦鞋铺，从收鞋到擦鞋，什么都干，开始了自我保护运动。他在真正打架的过程中明白，并不是学什么就用什么。为了研习丰富的技术，他在合气道馆学了半年，在柔道馆学习三四个月，又在拳馆练了大约一年。只要动起手来，他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出手习惯。宰明哥常说，什么武术几段，都不能和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高手相提并论。体育馆长看出宰明哥的拳击天分，有时对他进行高强度训练，想把他培养成运动员。

那为什么放弃了？我问。

宰明哥呵呵一笑，说道：

那个时候，蟹蟹哥进了牢房。谁来养家糊口？

蟹蟹哥是老大宰燮的外号。我就这样知道了宰燮大哥坐牢的事。宰燮大哥偷过东西。他隔几个月回一次家，把电唱机、电视等赃物放进兄弟们的小卧室，折腾些时间之后卖掉，然后消失不见。近来公司渐渐安全，收入也高了，他学了技术后加入公司工作。宰燮大哥没有学历，不可能进入普通公司，只是把小偷团伙叫公司罢了，宰明大哥给我解释。

肩膀放松，胳膊也放松，压进去打的时候再发力，听懂了吗？格兰迪教练说什么细乌，动不动就说呃格莱细乌、呃格莱细乌，你学过英语，应该知道吧？

开始我没听懂，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英语单词aggressive，表示“有侵略性的、好斗的”意思的形容词。

第一次跟老根去他家的时候，我有点儿吃惊。他们家和贫民区的其他人家一样，墙砖都是破的，水泥地，不过足足比我们家大两倍。虽然没有院落，贴在路边，也没有厕所，然而从中间打穿两个小房子，合成一家，看起来真是不错。一个大房间，两个小房间，中间是宽敞的客厅。客厅对面的大房间里住着十几个擦皮鞋的孩子，母亲和妙顺住在厨房旁边的房间，宰明和宰根住小卧室。客厅后面看得见后排人家的台基。屋檐遮住阳光，房间里面黑漆漆的，那里放着个大水桶。孩子们轮流去公共水龙头提水，倒进缸里，用来洗脸刷牙，洗手洗脚。

吃饭时间到了，客厅里摆起了木板搭成的长条饭桌。宰明哥坐下之后，孩子们围坐在两侧。我坐在宰明哥对面，老根坐在哥哥旁边。母亲在厨房用大锅煮面片汤，每人盛一碗。妙顺逐一端上饭桌。母亲和妙顺坐在桌角，开始吃饭。所谓面片汤，就是拿勺子舀出稀面糊，再用筷子搅拌、分离，就做成了。吃起来软软乎乎，时间长了就像喝面汤。也许是面粉质量不好的缘故，面片呈黄色，汤也不是鳀鱼高汤，只是清水加酱油，切入几片南瓜，勉强有了面片汤的模样。只有宰明哥面前放着一碗雪白的米饭。母亲、妙顺和老根都只有面片汤，唯独宰明哥可以吃米饭。菜就是鲜嫩得仿佛还在呼吸的绿色白菜叶撒辣椒面做成的生腌咸菜。宰明哥拿起勺子，迟疑片刻，递给我，说：

今天你是客人，我们换着吃怎么样？

话音未落，孩子们锐利的视线就齐刷刷地射向我。我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

不，我喜欢面片汤。我说。

宰明哥舀起一勺米饭，吃了下去。所有人的视线这才回到自己的面片汤碗。米饭是负责全家生计的家长独享的严肃权利。那个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店里炸鱼饼的时候，如果发现因操作失误而导致鱼饼破碎或边角残缺，父亲就用夹子夹起来，扔到操作台的角落。父亲做好了鱼饼面团，两位帮忙的姐姐就在大油锅旁的操作台上用方形模具切成合适的大小和形状，轻轻扔进油锅，动作灵巧而机械。熟透的鱼饼浮在油上面，父亲捞出来，有商品价值的放在左边，破碎的扔到右边。母亲在旁边数数，摆放整齐，或者根据点餐量装入盒子，同时接待顾客。为了冷却刚刚捞出锅的鱼饼，庞大的电风扇从早到晚转个不停，发出刺耳的响声。

弟弟和我放学回来，就拿稍微破碎被扔到角落的热乎鱼饼充饥。填饱肚子，我们互相指着油乎乎的嘴巴，叽叽喳喳。母亲收集起当天的碎鱼饼，我和弟弟负责捆成捆，分给平时欠人情或者以后要好好相处的人家。帮我们家和市场的人接水、收辛苦费的爷爷，以及清洁工休息室、监督岗也是需要关照的。偶尔也会送给宰明哥他们家。对于擦皮鞋的孩子们来说，那天就像过节。因此，我们兄弟俩没多久就在附近占据了有利地位。大人们主动问我们去哪里，放学了没有。准备晚饭的时候，如果我们兄弟中的某个人出现在谁家门前，那家的女主人就会眉开眼笑地说，多亏了我们，不用操心晚饭了。

父亲有空就帮周围的商人们写官方文件，或者帮助闻讯找来的人写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邻居们称呼我们家的时候不是叫“鱼饼家”，而是“学生家”。我们这里只有两名高中生。除了我，还有个女高中生，也就是面馆家的女儿车顺雅。

那时好像因为水稻不足，政府鼓励人们吃杂粮和面食。每到午餐时间，学校都会检查学生的便当，带白米饭的孩子会被打手心。美国援助的面粉叫“握手牌”，最初由洞事务所发放，后来流入市场。家家户户的午饭都是面片汤或刀削面，尤其是机器压得很细的面条，没嚼几下就滑入喉咙了。不论是汤煮，还是调料拌，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如果再加上鳀鱼高汤，切上几块鱼饼，那就是孩子们的节日了。我们兄弟俩有点儿吃腻了，不过鱼饼毕竟是炸好的鱼肉，完全可以代替其他肉类。鱼饼和面条是贫民区的人们最喜欢的食物。中央路第三个十字路口有一条通往我们家的胡同，下面是进入宰明哥家的胡同，正下方是公用水龙头所在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左侧拐角处就是顺雅家的面馆。

我们卖鱼饼后没多久，大概是高二那年的秋天，母亲用报纸包起许多零碎的鱼饼，让我送到面馆。我莫名地心跳加速。我认识顺雅，上学路上遇到过几次。我们附近十来岁的孩子，如果不认识她，要么是新搬来的，要么是脑子有问题。她是面馆家的女儿，住在大家提水的公用水龙头前的房子。每天早晨，她都穿着白衣领熨烫整齐的校服，梳着两条羊角辫，走过达谷市场大道去公交车站。看起来真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她是那种远看就很显眼的美女。高鼻梁、大眼睛、白皙的皮肤，神情总是冷冰冰。虽说笑容最美，不过女人稍显淡漠和冰冷，让人感觉凛然不可侵犯，那才更令男人动容。这是老根的看法，也是宰明哥的见解。我的感觉也差不多。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各自心里都喜欢顺雅。

带着包好的鱼饼，我有点儿兴奋，快步走向公用水龙头的方向。我的脚步却又越来越慢。不知为什么，报纸里的鱼饼让我感到惭愧。总觉得水管边有人发现了报纸上渗出的油迹。难道就送点儿零碎的鱼饼吗？我沉浸在自卑之中喃喃自语。终于到了她家门前，上面挂着方形招牌，写着“面条”，带有玻璃窗的格子门上面贴着一张纸，端端正正地写着“卖面条”。我想这些字肯定出自她的手笔。

打开玻璃门，两个打通的房间里摆放着面条机，每个轮子都连着传动带转动。大路旁的院子里，高如围墙的干燥台上总是摆满了面条，像晾衣服似的。有时我从公用水龙头旁经过，看见他们家人抬着面条往干燥台上摆放。开门之后，我立刻看见右边案板上堆着用纸包好的干面条。我也买过几次这样的面条。

我开门进去，却没见到人。有人吗？我问。她从里面的房间探出头来。看见是我，她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她朝我走过来，站在旁边，拿起那捆面条。我似乎闻到了清香的味道。

不，我不是来买面条的……这个给你。

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递过的报纸里包着什么东西。

啊，肯定很好吃！

她冲我笑，露出整齐的牙齿。她的笑让我又心痛又郁闷，仿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谢谢。

我没有回答，急忙转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