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把东西都塞进提包里时，客房看起来就像从没人待过似的——我的离开被迅速吸收掉了，也许这正是这类房间的意义。我以为塔玛和父亲已经上班去了，但我一走进客厅，父亲就在沙发上咕哝起来。
“塔玛买橙汁还是什么鬼东西去了。”他说。
我们一起坐着看电视。塔玛去了很久。父亲不停地摩挲着他刚刮过胡子的下巴，脸色半生不熟的样子。广告里那种过分自信的感觉让我感到尴尬，似乎在嘲笑我们的安静。父亲紧张地估量着这沉默。要是在一个月前，我会怎样因为期待而绷紧了神经啊，我会在我的生活经历里采捞出一些珠宝呈现给他。但现在我再也提不起那个劲儿了。父亲于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可知，也更像一个陌生人——他只是一个常人，对辛辣食物很敏感，一直估测他的国外市场，坚持不懈地学法语。
一听到塔玛的钥匙在门口乱响，他就立刻站起来。
“我们三十分钟前就该出发了。”他说。
塔玛瞥了我一眼，用肩膀把钱包往里耸了耸。“抱歉。”给了他一个勉强的笑。
“你知道我们几点得走。”他说。
“我说了我很抱歉。”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她是真心感到抱歉。但接着她的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还开着的电视机，尽管她想要收回注意力。我知道父亲察觉到了。
“你根本就没买橙汁。”他说，因受伤而声音有些颤抖。
最先捎带我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头发是黄油色的，衬衣在腰上打了个结，她一直回头冲我笑，从袋子里拿开心果给我吃。她亲吻男孩时，我能看见她伸出来的舌头。
在这之前我没搭过车，没有真正搭过。陌生人会从一个长发女孩那儿期待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得做到，这让我感到紧张——我不知道该对战争表露多大的愤怒，不知道如何谈论学生朝警察扔砖头，或控制客机要求去古巴。我从来都在那些事情之外，似乎是在观看一部本该是自己生活的电影。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要去往农场。
我不断想象着塔玛和父亲下班回家后会意识到我真的走了。他们会慢慢明白，塔玛可能比父亲更早得出这个结论。公寓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丝我的痕迹。也许父亲会给母亲打电话，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会给我下达什么样的惩罚？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我超出了他们的视界。连他们的担忧都自有让人兴奋的地方：会有一刻他们不得不去想我为什么离开，些许阴沉的内疚感会浮出水面，他们不得不感受到它全部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秒。
这对情侣把我带到伍德赛德。我在卡尔玛超市的停车场等着，直到搭上下一辆车——一个男人开的吱吱嘎嘎响的雪佛兰，他带着一个摩托车部件要开到伯克利去卸下。每当驶过路面上的凹坑，用布基胶带粘上的手套箱就要咔嗒咔嗒响一阵。乱蓬蓬的树木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洒满了阳光，紫色的海湾在眼前延伸。我把钱包拿在腿上。他叫克劳德，这个名字与他的外形实在不搭调，他看起来对此有些羞愧。“我母亲喜欢那个法国演员。”他咕哝着说。
克劳德郑重地翻开钱包，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她是个胖乎乎的女孩，粉红色的鼻梁，发型是过时的欧式宫廷鬈发。克劳德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同情，突然抽回了钱包。
“你们女孩子都不该这么做。”他说。
他摇摇头，脸上出于对我的担忧而微微动了一下，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是多么勇敢的一种承认。尽管我本该明白，当一个男人警告你要小心时，通常他是在警告你他脑海中正在上演的黑暗电影。某些暴力的白日梦激发出他们罪恶的劝诫，让你“安全回家”。
“你看，我真希望自己像你一样，”克劳德说，“轻松自由，到处游玩。我总是有工作要做。”
他的眼神从我身上滑过，然后转回到路上。这是第一次让人不舒服的刺痛感——我已变得很会识别特定的男性欲望的表现。清嗓子，凝视里估测的叮咬。
“你们这些人都不工作的，是吧？”他说。
他可能是在取笑我，但我说不准。他的语调中有种尖酸，有真正的愤恨的刺蜇。也许我应该畏惧他。这个年长的男人看见我孤身一人，觉得我欠他点儿什么，而这是那种男人能有的感觉里最糟糕的情况了。但我并不害怕，我是受保护的，整个人被一种欣喜若狂、不可触及的晕眩所占据。我就要回到农场了，我能见到苏珊了。在我看来克劳德几乎是不真实的，一个纸扎的小丑，无害而可笑。
“这里行吗？”克劳德说。
他把车停在伯克利校区附近，钟楼和阶梯式房子厚密了身后的群山。他关掉引擎。我感受到了外面的炎热，贴近的人来车往的缓流。
“多谢。”我拿起自己的钱包和大提包说。
“别急，”我正要打开车门时听到他说，“就跟我坐一小会儿，嗯？”
我叹了口气，但还是坐回位置上。我能看见伯克利上部干燥的山丘，惊讶地记起冬天有那么一阵子，这些山丘翠绿、饱满、湿润。那时我还不认识苏珊。我能感觉到克劳德正向我这边看过来。
“听着。”克劳德挠了挠脖子，“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我不需要钱。”我没有害怕，耸耸肩算是简短的告别，然后打开车门，“再次感谢，”我说，“谢谢你载我一程。”
“等等。”他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