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住了，我当然会被抓住。
达顿太太在厨房地板上喊出我的名字，像喊出一个正确答案。我犹豫了一下——对听到自己名字做出的发蒙的、像牛一样迟缓的反应，想到应该帮助摔倒的达顿太太——但苏珊和唐娜已经远远跑在了前头，等我回过神的时候，她们几乎不见了踪影。苏珊回头看了会儿，正好看到达顿太太用颤抖的手钳住我的胳膊。
母亲做出了痛苦的、受挫的声明：我是一个废物。我有病。她把危机的气氛披戴在身上，仿佛穿了一件讨人喜欢的新大衣，怒气的洪流扮演着隐形的陪审团。她想知道是谁和我一起闯进了达顿家。
“朱迪看见和你一起的有两个女孩，”她说，“可能是三个。她们是谁？”
“没有人。”我像个求爱者似的照料着我坚毅的沉默，内心洋溢着崇高感。在苏珊和唐娜消失之前，我试图向苏珊闪去一个信息：我会担起责任，她不必担心。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丢下我。“只有我。”我说。
愤怒让她有些语无伦次：“你不能待在这个房子里还满嘴鬼话。”
我能看出这困窘的新局面弄得她有多慌乱。她的女儿以前从没给她找过麻烦，一直乖乖地顺着自己的路往前走，不曾有半点儿反抗，有条不紊，自给自足，如同那些自己清洁鱼缸的金鱼。她又怎么会需要费心担忧别的情况呢？更别说为这种可能做准备了。
“你告诉我你整个夏天都在康妮家，”母亲几乎是在吼叫了，“你说了那么多次。看着我的脸。然后呢？我打电话给亚瑟。他说你已经几个月没去了。差不多有两个月。”
那会儿母亲看起来几乎像头动物了，面孔因为暴怒而走了样，气喘吁吁，眼泪奔流。“你这个骗子。在那件事上你撒了谎，在这件事上你也撒谎。”她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不断地抬起来，又垂在两边。
“我去见朋友了。”我恶声恶气地说，“除了康妮，我还有别的朋友。”
“别的朋友。那是当然。你出去跟野男友瞎搞，天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这个下流的小骗子。”她几乎不看我，嘴里的话像一个变态狂咕哝着猥亵的脏话一样无法控制又狂热，“可能我得把你送到少管所去。那样你就满意了吧？很明显我再也管不了你了。我会让他们来管你，看能不能把你扳正。”
我挣脱出来，但即使在走廊里，即使已把房门关上，我还是能听见母亲痛苦的泣吟。
弗兰克被叫过来增援。他把我的卧室门从合页上卸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床上看着。他做得小心翼翼的，很安静，尽管这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缓缓地把门从门框里移出来，仿佛那是一扇玻璃，而非不值钱的空心木板。他把门轻轻地靠在墙上，然后在变得空荡荡的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晃着手里的螺丝钉，像玩骰子一样乱响。
“很抱歉这个样子。”他说，似乎在表明自己只是雇来的帮手，是个执行母亲意愿的维修工。
虽然他并不想，但他眼中真实可见的善意还是让我无法不注意，它顷刻间就将我对他的仇恨说辞泻干，再也无法有真正的热度。我第一次可以想象他在墨西哥的样子，微微有些晒伤，胳膊上的毛发变成了铂金色，一边吸柠檬苏打水，一边监管金矿——在我的想象中，金矿应该是一个洞穴，里面布满鹅卵石一般生长的金块。
我一直期待弗兰克告诉母亲我偷钱的事，在我的罪状上再添一笔，但他没有。或许他看出来她已经够生气了。在母亲和父亲的多次通话中，弗兰克像一个沉默的守夜人候在桌边，我从走廊里听着。她尖声的抱怨、她所有的疑问都挤压成一个惊慌失措的登记询问。什么样的人会闯进邻居家里？闯进一个从小就熟识的家庭？
“毫无原因，”她尖声补充道，然后暂停了一下，“你以为我没问过她？你觉得我没试过？”
漫长的沉默。
“噢，当然，对啊，我敢打赌。你想试试吗？”
于是我被送去帕洛阿尔托了。
我在父亲的公寓里待了两个星期。公寓对面是一家丹尼斯餐厅，母亲的房子有多不规则、多密实，这些波托菲诺式公寓就有多方正、多空荡。塔玛和父亲搬进了最大的单元，里面处处都显示出静止的成年生活，显而易见，是她刻意安排成这样的：柜子上一碗打了蜡的水果，小酒车上未开瓶的酒，地毯上有真空吸尘器留下的淡淡的痕迹。
我想，苏珊会忘了我的，没有了我，农场也会飞速运转，而我一无所有。我的被迫害感狼吞虎咽，肥胖得远离了这些忧虑。苏珊在我眼里如同士兵的家乡情人，因为距离变得朦胧而完美。但也许有一部分的我松了一口气，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达顿家那件事吓到了我——我在苏珊脸上看到的漠然神色。这些都是些细小的叮咬，微弱的内心移挪和不适，可即便细微，它们还是在那儿。
和父亲还有塔玛住在一起，我还期待什么呢？期待父亲试着侦查出我行为的缘由？期待他会惩罚我，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他似乎觉得惩罚是一项他已放弃的权力，他像一个老去的家长那样待我，谦和有礼。
他第一眼看到我时被吓了一跳——已经有两个月没见了。他似乎想起应该拥抱我，趔趄着朝我走过来。我注意到他耳边多了一束头发，从来没见过他身上的牛仔衬衣。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也变了样，头发变长了，发梢粗乱，和苏珊的一样，身上的农场衣服穿得那么破，套袖子的时候都可以钩住手指。父亲走过来想帮我拿包，但我已抢先一步把它放进后座了。
“还是谢谢你。”我说，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他双手伸在两旁，笑着回应我，像需要再问一遍路的外地人那样，脸上挂着无助的歉意。我的脑袋对于他来说是个神秘的魔术，他的反应只有惊诧，他绝不会费心苦苦思索那隐藏的结构。我们落座后，我感觉到他正集中精神激发出父亲角色的台本。
“我不用把你锁在房间里，是吧？”他说，犹豫地笑着，“不会再闯进别人的房子里吧？”
我点点头，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似乎已清除了某个障碍。
“你现在来得正是时候。”他继续说，好像这全是我自愿的，“现在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塔玛对家具什么的很挑剔。”他发动引擎，已不再提麻烦了，“她一路跑到半月湾的跳蚤市场淘来那辆小酒车。”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越过座位伸手触碰他，在自己和这个称为父亲的男人之间划一条界线，但这一刻过去了。
“你可以选个台听。”他提出，害羞得像一个舞会上的男孩。
最开始的几天，我们三个都很紧张。我很早就起床收拾客房的床，把装饰用的枕头归为原状。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拉绳钱袋和一提包衣服之间，让自己的存在方式尽可能地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像一次野营、一场自力更生的小冒险。第一晚，父亲带回家一纸桶冰激凌，上面缀有条纹状的巧克力。他从里面恣意地大勺大勺舀着，我和塔玛只是在自己的那份里挑挑拣拣，但父亲打定主意再吃一碗。他一直抬眼看，似乎我们能看出他的愉悦。他的女朋友、女儿和他的冰激凌。
塔玛倒是个惊喜。她穿着毛巾布短裤和衬衫，上面的校标是我没听说过的大学的。在浴室里，她用一套复杂的设备给腿脱毛，使整个公寓都弥漫着樟脑的湿气。她还有很多护理药膏和发油，研究自己指甲上的月牙白，看有没有营养不良的征兆。
对于我的出现，她一开始看起来不太开心，给的拥抱很尴尬，像在沮丧地接受做我新母亲的任务。我也很失望，她只是一个女孩，而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个具有非凡魅力的女人——我原先觉得让她独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不过成了拉塞尔所称的“规矩世界活法”的证据。塔玛做了她应该会做的事——为我父亲工作，穿着她的小套装，渴望成为某个人的妻子。
不过她的正式很快就消失了，那层成年人的面纱不过是作为临时的戏服。她任由我翻看她的夹棉化妆袋，里面有她的化妆品和乱糟糟的香水瓶子，带着一个真正的收藏家的骄傲在一边看着。她拿一件喇叭袖、珍珠纽扣的衬衣在我身上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