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不是我的风格了。”她耸耸肩，拣着一根松线头，“但你穿上一定很漂亮，我知道。伊丽莎白一世风格的。”
我穿上确实挺好看。塔玛很懂这些。她知道大部分食物的卡路里含量，她经常用讽刺的语调背诵这些数字，似乎在打趣自己那点儿知识。她煮蔬菜咖喱肉，一锅锅扁豆上面淋着黄色酱汁，使扁豆散发出异样的光亮。父亲拿起一卷粉末状的抗酸剂，像吃糖果一样吞咽。塔玛伸过脸去让父亲吻她，父亲想拉住她的手时却被拍掉了。
“你浑身都是汗。”她说。父亲发现我注意到了，就微笑一下，但看起来有些尴尬。
父亲被我们的串通逗乐了。但有时串通会被引爆，我们就一起嘲笑他。有一次塔玛和我聊起“斯班奇和我们的帮”，父亲插了句嘴，说就像《小淘气》一样。塔玛与我对视了一眼。
“这是支乐队，”她说，“你知道的，是那种年轻人喜欢的摇滚乐队。”父亲困惑、孤儿一般的表情又触发了我们的串通。
他们有一台时髦的唱机，塔玛出于不同的音效或美观上的考虑，经常说要把它移到另一个角落或者另一个房间里。她总是提到未来的计划：橡木地板、天花板饰条，甚至不同样式的洗碗布，尽管这些计划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满足。她放的音乐要比农场里那些吵闹的音乐更浮华。是简·柏金和她上了岁数的法国佬丈夫赛日的。
“她很漂亮。”我端详着唱片封面说。她的确很漂亮，皮肤晒成坚果一般的棕褐色，面容精致，长着一对小兔牙。赛日让人厌恶，他那些关于睡美人的歌里，一个女孩眼睛永远闭着的时候看起来最让人渴望。简为什么会爱赛日呢？塔玛爱我父亲，女孩们爱拉塞尔。这些男人，与别人告诉我我会喜欢的那些男孩没有一丁点儿相像，男孩们胸口没有毛发，面容多愁善感，沿着肩膀长了多如牛毛的斑点。我不愿想起米奇，因为这会让我想起苏珊——那一晚发生在别的某个地方，在蒂伯龙的一座小玩具屋里，带了个小小的泳池，还有个小小的绿草坪。我可以从上面看这座玩具屋，掀开屋顶看到像心脏腔室一样分隔开的房间，床是火柴盒的大小。
塔玛和苏珊的不同之处在于塔玛更随和。她不复杂。她不会那样密切地跟踪我的注意力，也不会提示我支持她的宣告。她要是想让我腾个位子，就会直接说出来。我放松下来了，这种感觉是陌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念苏珊——苏珊，我想起她，如同想起那些打开一扇久已遗忘的房门的梦。塔玛亲切友善，但她在其中转悠的这个世界像一台电视机：有界限、直接、世俗，带着常态的符号和结构。早餐、午餐和晚餐。在她所过的生活和她怎么看待这种生活之间并无令人惊骇的鸿沟。我在苏珊身上常常感觉到一个漆黑的峡谷，也许自己身上也有。我们两个都不能完全地参与进一天天的日子，尽管后来她以一种无可挽回的方式参与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太相信摆在面前的就够了，而塔玛似乎怡然自得地接受了这个世界，仿佛那就是终点了。她的计划实际上完全不是要做什么改变——她只是把已知的定量重新排列组合，拼出新的秩序，仿佛生活是一张延长的座次表。
我们等父亲回家的时候，塔玛做了晚餐。她比平时看起来更年轻一些——据她说，她用的洗面奶里面含有真正的牛奶蛋白，能够预防皱纹。她头发湿湿的，把身上那件大t恤的肩膀处颜色浸深了，下身是一条蕾丝棉短裤。她属于某个宿舍，吃着爆米花，喝着啤酒。
“可以递给我一个碗吗？”
我照做了，塔玛留出一份鲜扁豆。“不加作料。”她翻了个白眼，“为‘温柔心’的肠胃留的。”
我心里酸楚地闪过母亲为父亲做的那些事情：轻柔的抚慰，微小的调整，让整个世界都成了父亲需求的映像。为他买十双同样的袜子，这样他就不会搭配错了。
“有时候他简直就是个孩子，你知道吗？”塔玛捏出一定量的姜黄粉，说道，“我离开他一个周末，回来时他只剩下牛肉干和一个洋葱可以吃了。要让他照顾自己他会死的。”她看着我，“但我大概不应该告诉你这些，对吧？”
塔玛不是有意刻薄，但还是让我心里一惊——她轻轻松松就消解了父亲的形象。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没真正想过，他可以是一个让人取乐的角色，是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或者行为举止像个小孩，又或者在世界上无助地跌跌撞撞，需要他人指明方向。
我和父亲之间没发生过什么糟糕的冲突。往回看，我找不出一个那样的时刻，没有大吵，没有摔门。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逐渐渗透一切直到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他路过门口时会迅速瞟一眼镜子，他仍在坚持听磁带自学法语，我听过他重复默读单词。他的肚子比我记忆中的要大，有时会从衬衫的中缝里露出来，现出一格格皮肤，如新生儿一般的粉红色。
“我爱你的父亲。”塔玛说。她措辞小心翼翼，似乎每句话都会被存档：“我确实爱他。我答应和他吃晚餐之前他已经邀请了六回，但他态度一直那么好，似乎他比我更早知道我会答应。”
她似乎发觉自己讲错话而突然住了嘴——我们两个都意识到了。父亲曾经住在家里，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塔玛畏缩了，明显在等我说我会说的话，但我聚集不起一点儿怒气。这才是奇怪的地方——我不恨父亲。他想要某种东西，就像我想要苏珊，母亲想要弗兰克。你想要一些东西，自己也无法控制，因为你醒来的时候，只有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要面对，你又怎么能告诉自己，你想要的是错的？
塔玛和我躺在地毯上，膝盖弯着，头朝唱机的方向斜着。我嘴里还有橙汁的酸味留下的麻乱，那是之前我们走了四个街区在一个摊位上买来的。我凉鞋的木后跟在人行道上啪嗒着，塔玛在夏日温暖的薄暮中愉快地聊天。
父亲走进来微笑了一下，但我察觉到他被这音乐惹恼了——那种故意轻快的节奏：“你能把音量调小一点儿吗？”
“得了吧，”塔玛说，“声音根本没那么大。”
“是啊。”我附和道，为不熟悉的联盟感到激动。
“看见了吗？”塔玛说，“听你女儿的。”她没有挪眼，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父亲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分钟后回来把唱针抬了起来，房间陡然寂静了。
“嘿！”塔玛坐起来说，但他早就昂首大步走开了，然后浴室响起了淋浴的水声。“去你妈的。”塔玛咕哝道。她站起来，腿肚上印着地毯的痕迹，她瞥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说：“抱歉。”
我听见她在厨房里低声说话。她是在打电话。我看见她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穿过电话线圈，紧紧捂住听筒掩嘴笑起来。我确定她是在嘲笑我父亲，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明白塔玛会离开他的。不是马上离开，但会很快。她的脑子已经在别处了，在为自己书写着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父亲和我只是一桩逸事中的布景，一场更广阔、更正确的旅途中绕的弯路，装饰了她自己的故事。到那时父亲会拥有谁呢？他为谁挣钱，为谁带甜点回家？我想象着他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回到家，打开空荡荡的公寓大门。那些在他离开后完全没受到另一个人的生活打扰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呢？沙发孤独的边沿，垫子上还留着他睡觉时的身形印迹，也许会有那么一瞬，在他开灯之前，他会想象着在黑暗中揭开另一种生活。
很多年轻人都出走了。那阵子你这样做可以仅仅是因为觉得无聊了，根本不需要有一出悲剧。决定回农场并不难。我的另一个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有可能母亲会把我拖去警察局，这多荒唐。父亲的家里有什么呢？有塔玛，她坚持和我结成年轻的同盟。还有晚餐之后的巧克力布丁，带着冰箱里的冷气，像日常分配的快乐额度。
也许在去农场之前，那种生活是足够的。
但农场的存在证明了你可以过另一种罕见的生活。你可以从琐碎的人性弱点中脱身而出，进入更广阔的爱中。我的这种爱，我以青少年的方式相信它的绝对正确和优越。我自己的感觉形成了它的定义。那种类型的爱是父亲甚至塔玛永远无法理解的，我当然得离开。
我在父亲公寓炎热憋闷的阴暗中整天看电视的时候，农场的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尽管到后来我才知道糟到了什么地步。问题是那桩唱片交易——交易不会发生，而这是拉塞尔不能接受的事情。米奇告诉拉塞尔，他也爱莫能助，他没办法强迫唱片公司改变主意。米奇是一个成功的音乐人，一个颇有天赋的吉他手，但他确实没有那样的权力。
这是真的——我和米奇的那个夜晚因为这个原因而显得可怜，是车轮转动中无依无凭的嗖嗖风声。但是拉塞尔不相信米奇，或者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他觉得全世界都是令人恶心的，而米奇是这种恶心就近的宿主。拉塞尔的斥责在频率和时长上不断升级，他把这全怪到米奇头上——那个喂得太饱的犹大。22口径手枪被拿去换了班特林长管手枪，拉塞尔把被背叛的狂怒渗进其他人的心。他甚至懒得再去隐藏自己的愤怒。盖伊分发兴奋剂，和苏珊跑去水泵房，回来时眼睛像浆果一样黑亮。他们把树当靶子进行练习。虽说农场从来都不属于那个更大的世界，但它现在越来越孤立了。那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拉塞尔开始谢绝访客，每次跑垃圾都把盖伊和女孩们派出去。这个地方长了渐渐变硬的外壳。
我能想象到，在那些早晨苏珊醒来，对过去的日子毫无知觉。食物供应情况变得岌岌可危，一切都染上了轻微的衰败色调。他们吃不到多少蛋白质，大脑只靠碳水化合物和偶尔出现的花生酱三明治维持运转。兴奋剂抹掉了苏珊的感觉——她从自身麻木的电流网中移动，一定如在深海中潜行。
农场里相关的人在那种情形下还能待下去，这在之后所有人看来都难以置信。但苏珊没有别的，她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拉塞尔，那时它成了拉塞尔股掌之中的东西，他可以随意翻转，估摸分量。苏珊和别的女孩已没有能力做出确定的判断，她们的“自我”肌肉没有锻炼，变得松弛而无力。长久以来，她们的世界里不再有以任何真实方式存在的对与错。不管曾拥有怎样的直觉——良心上微弱的刺痛，担忧的啮咬——即使这些直觉曾被发现过，现在她们也听不见了。
她们离坠落并不遥远——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身为女孩，就会妨碍你相信自己。感觉似乎是完全不可靠的，如同占卜板上擦掉的充满谬误的胡言乱语。小时候去看家庭医生总让我压力很大，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会轻声问我一些问题：我感觉如何？怎样描述那种痛苦？是尖锐一些还是分散一些？我只是绝望地看着他。我需要的是被告知，这就是看医生的全部意义——接受检查，让射线精确扫描我的身体内部，然后被告知真相是什么。
那些女孩当然没有离开农场，她们能忍受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九岁的时候，从秋千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腕。令人惊厥的碎裂，眼前一黑的痛楚。但即使在那时，即使我的手腕肿胀，袖口沾了凝血，我还是坚持说自己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父母立刻相信了我，直到医生把x光片给他们看，骨头断得干干净净。